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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往事：新疆最后一个王公200年的家族记忆 作者：许福芦
辽远而神秘的中国西部，200年尘封着一个血腥的故事。当清军的马蹄声惊醒了准噶尔大地那些飘荡的幽灵，一场人间悲剧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序幕。为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与生存空间，维族人、汉人、哈萨克、回族人彼此争战，和卓、伯克、阿匍、官员依次登场；大小和卓包藏祸心的投顺与背叛，乾隆皇帝一波三折的怀柔与征讨，古老的家族、古老的宗教、古老的恩怨，在天山南北的血火交迸中熔铸成一首凄婉的木卡姆悲歌。西域王族与大清帝国之间的战争珍闻，通过新疆最后一个王公达吾提·买合苏提先生的娓娓口述，化为一幅幅带有历史传奇和浪漫血腥气息的壮阔画卷，徐徐展开……
我这一辈子
王位与王府(1)
我这一辈子，怎么跟你说呢？经历了很多曲折。风光也好，受罪也好，都跟继承王位有点关系。那我就从这里开始谈吧。
汉族同志有句话是这样讲的，生活是命运。啥叫命运？我也说不好，恐怕不光是自己的努力，有时候，一些事是很难改变的，比如说我继承王位这档子事儿。
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后来承袭了这个“库车王”，就一直很麻烦。要问是谁改变了我，我看是盛世才。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王位，是盛世才封的。他是当时的新疆督办。
那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我记得很清楚，是秋天，我们库车开了个会，全县大会，各界的代表人士都参加了，300多人呢。在这个会上，县长宣布说，盛世才封我为“库车王”。那就是个命令，很简短，很有力。那年我才14岁，还是个小孩子，所以，人家都叫我“巴郎子王”。
我继承的王位，是买合甫孜王爷传下来的。买王爷是被盛世才下令杀掉的，那是1942年4月份的事。他的许多事，后面我还要讲。过了不久，大概就几个月吧，盛世才对库车县的县长韩云程说：买王没有了，我们再推荐一个吧，可以从买合甫孜王爷的亲生儿子当中选一个。结果一调查，买王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3岁的女儿，还有我。那时候，我是买合甫孜王爷的养子。
买合甫孜王爷和我亲生父亲是兄弟，买王是老大，我父亲是老三。买王50岁的时候，有一天，对我父亲说：“我没儿子，将来这个王位怎么办呢？把你那个大儿子给我吧，让他以后接我的王位。”我父亲当然愿意，就把我过继到了买王这边。这样，我就被库车县的韩县长，推荐到盛世才那里，成了亲王。
我虽然当了“王”，也是贫寒人家出身。所以，过去人家说我历史如何如何，那真是冤枉。我不是富家的少爷，小时候，生活条件很不好。我是民国十六年，也就是1927年出生的。几月份？记不得了。好像是8月份的样子，树上结果子了嘛。我的亲生父母，也就是一般的群众，有好几个子女，尽管也在王府边上，可谈不上富有。我小的时候，读了一点经，可能是因为要继承王位，家里故意培养我吧。具体读的啥，也记不大清了，后来进了县立第一小学。学习成绩嘛，马马虎虎还不错。
我继承王位之后，文化知识就显得不够了，幸运的是，来了林基路县长。这个林基路，对我们库车贡献可大了。教育方面，也做了不少事。他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份，当我们库车县长的，是受盛世才的邀请，从陕北延安过来的，是共产党员。盛世才当时是新疆督办，开始很革命的。向共产党要人才，要来一大批共产党员，建设新疆嘛，样子做得很好。后来不行了，本质就不行的。来的共产党员，有很多又被他杀害了。
林基路到了库车，兴修水利，兴办教育，为民作主，很受群众的敬重和喜爱。在他的提议下，库车城内修建了中心小学，两层的教学楼，很气派的。那一年，这个学校办了个国语学习班，是利用暑假办的。我报名参加了，学了三个多月。我的汉语基础，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后来，县政府又发来通知，据说是盛世才安排的，要我到迪化（乌鲁木齐）去学习。因为当时县上财政困难，我自己经济状况也不好，政府还是从县文工队的演出收入里面，为我凑齐了路费。我拿着县政府给新疆省教育厅开的介绍信，坐了沙雅一个商人的畜力车，在路上跑了27天，才跑到乌鲁木齐。第二天，教育厅的徐厅长、新疆督办盛世才，分别接见我，说了一些大道理。根据盛世才的安排，我公费进了省立第一高中，学习了三年。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7月份，我高中毕业回库车时，盛世才已调离新疆，继任省长是吴忠信。拜见吴省长时，我向他反映了一些情况。中心意思就是，请求归还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盛世才没收的我们的家族财产。吴忠信听了以后，归还了我们家族的房子，还有土地，又给新疆省第四监狱下指示，归还了买王的一些遗物，包括一件呢袄，一套棉衣，一件无领衫，一条裤子以及一张放大的买合普孜亲王照片。接着，第二年，县里又对王府进行了部分修缮，花了些钱。这时候，我除了“库车王”的头衔外，没有任何实权，也没啥职务。
王位与王府(2)
修缮后的王府，面貌有了变化，但总的格局还是一样的。门前有条大路，很宽，可以赛马。路那边不远，就是汉城，汉族人住的，城墙到现在还很完整。进了大门，左边就是清真寺，是我们做乃玛孜的地方。清真寺后面的地方，过去是买王兄弟们住的，其他的亲属也都在附近。再往旁边嘛，就是马厩，圆形的，比地面矮一些，中间有一排马桩，还有马槽。马厩过来，是一片树林，还有草地什么的。
我住的地方在大门的右边，很大一片房子，又有一个小的门楼。从大门正对过去，是条很宽阔的路，笔直的，把左右两边隔开来。我住的这边，靠最前面的一排，是小平房，给佣人住的。平房很长，不太高，一头靠大门，另一头就是锅炉房。锅炉房也是新建起来的，过去没有。
和门楼前后位置平齐，有两个大建筑。门楼这边的，是汉族风格的一个大建筑，比较高大，很大的屋顶，门前有台阶，很漂亮，专门会客用。再过去的是另一个建筑，矮一点点，也窄一点点，是穆斯林风格的建筑，屋顶是平的。因为窄一些，所以这个房子门前也空一些。前面有民族风格的很长的过道，花格子的玻璃，是我们自己住的地方。这两栋房子前面，都有很漂亮的台阶。台阶下面，有花圃和灌木，还有几棵榆树，很高很大的。树下面有一条小路，是石子砌的。
再往中间一些，排着三个大的建筑。最右边的一个房子，是接待客人的寝室，汉族风格，很大，门前有很大的喷水池。正中间的一个建筑，有点特别，是一座高台，我们维语叫“热瓦”，汉语的意思大概是叫“望月亭”吧。旁边靠后面这个方向，砌了台阶，上面建了一个很大的亭子。整个台子是四方形的。上面小一些，下面大一些，四面都是斜坡，看起来很雄壮的。上面的亭子上，画了很多漂亮的花纹。在“热瓦”的左边，略微靠前一点点，是一个小院子。院子周围高一些的地方，栽着葡萄。葡萄架子中间矮一点的地方，是块空地。后面一排厨房。
在这几座房子的前面，有条很长的葡萄架，拐了弯的，像是一条林荫路。人可以在两边坐下来，也可以走在中间，很漂亮。葡萄架的前面，有个半圆的舞台，再往前，是草地、树木。所有建筑的右面，从前到后都有一条矮墙围着。矮墙的那边，有一大片树林。最外边是城墙。这个城墙不太高，可是年代很久远了，据说是汉朝遗留下来的。尽管它又矮又残破，但那时在我眼中它是很大的。文物嘛，要是破坏了，就没有了。
在三区民族革命中（上）(1)
我高中毕业回到王府到王府修缮完工的这段时间里，库车发生了很多事。很多都是我当时看不明白的。库车王的这个身份，让我在这段复杂的历史中经历了很多别人不曾经历的浮沉，包括第一次被软禁、第一次在“主麻日”发表政治演讲和被迫在国民党安排召开的集会上发表退出进步组织“青年委员会”等。
那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我刚回到库车不久。具体时间嘛，好像是8月份吧，中旬的时候，三区民族革命军消灭了驻在拜城的国民党部队。解放拜城后，队伍又开到阿克苏。当时，驻在库车的国民党部队，有个项师长，为了抵抗三区民族革命军，继续维护他们在库车的统治，采取了许多措施。这其中就包括将部分开明人士、社会上的达官显贵，召集在县政府大院里面，不叫他们出去，进行软禁。我是库车王，虽然年纪小，可也是被软禁的对象。那时候库车的局势十分紧张。国民党在周围的战略要地修筑堡垒，组建国民兵团，组织军、警、民三方面的人，在城里城外，还有山区，日夜巡逻，严加盘问外来者，尤其来自伊犁的人，甚至戴红帽子的人，都要监控；又把城外的汉人迁到城里面来，封锁城内外主要道口，在城墙、炮台上，安放重型武器，通过维吾尔文化促进会，通过集市长，还有商会什么的，加强反动宣传，说什么“共产党人不信教；他们目的是消灭宗教、拆除清真寺、杀害富人”等等，四处造谣，蛊惑人心，弄得人心惶惶。一个多月后，三区民族革命军撤出了拜城和阿克苏后，我们才被允许离开政府大院。
这年（1945年）年底，社会上流传一些说法，说三区民族革命军要和新疆省政府签订和平协议，去伊犁的路已经通了，三区方面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已经带着代表团，抵达乌鲁木齐，正在和中央政府代表张治中和谈，等等。库车部分开明人士中间，也有“新疆局势很快就会好转”，“政治、文化方面都会有新的变化”的传言，挺振奋人心的。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5月份，三区革命胜利的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库车青年。在这种局势下，一批先进青年以艾则孜·玉素甫为首，发起革命运动，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当时的库车县长丁立楠、警察局长张靖平、驻库车的国民党军队长官刘承绪、副团长唐树荣，都坐立不安的，想方设法解散青年组织、消除影响。但大局又不允许他们对运动直接干涉，只好利用政府文化、教育方面的人，拉拢意志薄弱、立场不坚定的校长和教师，拉拢效忠国民党的部分人员，叫嚷“要自己搞青年运动”，要另起炉灶，企图用这样的办法，分化瓦解运动。他们表面上串门作客，实际上在秘密开会、互相勾结，拼凑了所谓“二十条”，诬蔑革命青年运动，最终达到消除影响的目的。
早在这个事情前，我对国民党的腐朽本质就有所认识。对三区民族革命军，我也不满意。这样，我对这两股政治势力都不感兴趣。当时库车局势不太好，我在乌鲁木齐呆了几天，看到大街上三五成群的民族军战士，来来往往，有很多事，自己也想不明白。有一天，我听说民族军上校阿布都热依木从伊宁那边过来了，到达乌鲁木齐，便打听到他住的那个客店，前去拜访了他。阿布都热依木身穿标准的民族军制服，很热情，和我握了手，问了好，又问起库车的情况，我向他简要介绍了自己和库车的情况，还有我此行的目的。他告诉我，三区民族革命军很快就要与中央政府代表团签署十一条和平协议，组建新疆省联合政府。新疆政治社会局势，很快就会好转，并会日趋稳定，新疆各族人民很快就能安居乐业。他还要求我向群众进行宣传。我一下子好像明白了很多事，表示坚决支持三区革命政府。
后来有一天，我接到阿合买提江的请帖，邀请我参加在南花园设的茶宴，我就去了。客人到齐后，我一看，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赛福鼎·艾则孜、阿布都克力木·阿巴索夫等人全来了。客人都是南疆人，大家来到乌鲁木齐的主要目的是拜访三区革命领导，并且了解一些情况。宴会一开始，由阿合买提江致欢迎词。他指出三区革命的目的，绝不是将新疆从祖国怀抱里分割出去，而是配合全国人民，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同时，他还告诉大家：就要签署十一条和平协议了，三区要和国民党政府一起，组建联合政府，制定并且实施《施政纲要》，全面推行民主选举，人民的民主权力、自由权力，都将得到保障。
在三区民族革命中（上）(2)
过了没多久，我和一个叫阿木提·艾则孜的青年，结伴返回库车。这个人具有进步思想，家在拜城。一路上，这个阿木提·艾则孜又向我灌输了很多新的东西。回到库车，我没有立即去见政府官员，而是先拜访了艾则孜·玉素甫等人，向他们通报了乌鲁木齐的所见所闻，还转达了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领导的希望，艾则孜·玉素甫也向我介绍了库车的斗争情况，最后，我们就进一步加强青年革命运动，广泛宣传十一条协议等达成一致，决定利用“主麻日”礼拜时间，进行宣传。没过多久，一个“主麻日”，我到哈尼卡清真寺，向依玛木穆安津礼拜宣礼员通知，礼拜后，我要向群众发表重要讲话，要求群众礼拜之后，暂时不要离开。礼拜后，我激动地走上领拜台，向三四千名群众介绍了三区革命的胜利、三区革命和国民党当局的和谈情况，联合政府的组建和十一条和平协议，还有《施政纲要》等等。我说，按照《施政纲要》精神讲，我们即将全面进行民主选举，全疆各地，将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权机构。我们将要取消压在人民头上的非法苛捐杂税，将对贪污腐败、贿赂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消除剥削和压迫！人民将享有发言权、出版权和聚会权。最后我要求，群众回去后，在农牧区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我的话刚结束，全场立刻沸腾起来。群众感到非常高兴，很激动。这是我头一次在这样大的场合发表政治演讲，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接下来发生的却是出乎我意料的，那一次的被迫发言，也是我一生的一件憾事。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1月15日的傍晚，我在花帽巴扎的王府，也就是今天库车的古力巴格街时，一个叫李清贵的人，独自来找我。这个人的维语名字叫达吾提卡日，也是库车人，是维汉混血儿。我和他是1939年认识的。那时，他在盛世才的省立警察局担任翻译，精通维汉两种文字，我当时学汉语的劲头儿很大，愿望很强烈，就结识了他。当时他大约只有36岁。
李清贵在我家喝着茶，“关心”地对我说：“我在库车有40多个耳目。每天发生的事情，不同的传言，我都随时了解。”他说的“耳目”，实际上指的就是“密探”，也就是今天说的“特务”。我这时才明白，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一起没聊一会儿，李清贵果然就劝我，要特别注意一些事。第二天晚上，李清贵又来找我，大讲特讲新疆局势，特别是库车局势，并且威吓说：“库车部分青年，老是抓住十一条协议不放，发表反政府言论，从事反政府活动，甚至成立反政府组织、刊印《曙光》周报、开展宣传”等等。还说我在“主麻日”那个演讲，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政府认为我是主谋，虽然年纪小，但社会影响大。希望我立即悬崖勒马，站到政府这边来，说这对我很有好处，政府不会怪罪我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很不赞同李清贵的话，回答得也很不客气。当时，我弟弟马木提也在场，我们兄弟俩就围绕这个议论一番。我弟弟在乌鲁木齐读书，毕业于省立师范学校，学识比我多得多。第二天晚上，我和弟弟在家中闲聊，李清贵又来了，见面就问：昨天我说的事，你考虑了吗？到底准备走哪条路？希望得到明确表态。我郑重申明了自己的态度。李清贵很严肃地说：“目前，美国在世界上最强大，是无敌的国家。美国在支持我们，苏联能和美国对抗吗？现在国民党部队装备精良，新疆边防巩固。三区政权根基非常不牢，我忠告你……我们已经掌握你的全部材料，你目前的处境很危险。当今世界，可不是你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如果你仍顽固坚持立场，可能会死在暗枪之下……”他缠着要求我表明态度，我愤怒地回答道：“我没从事什么反政府活动，只是宣传联合政府十一条和平协议，你爱怎样就怎样吧！”
李清贵突然掏出手枪，对我吼起来：“你不想活了是不是？”说完，气呼呼地扭头就走了，当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第二天，我闷在家里，整整考虑了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准备睡觉时，听到有人叩门。在这样的局势下，晚上听到敲门声，让人感到很害怕。我自己去打开大门，一看是政府的两个人。他们说县长叫我去一趟，有急事，正等着我。我说现在该睡觉了，明天一早去吧。他们不干，说县长要我马上去！无奈之下，我跟家人告别了一下，就和他们一起去了县政府。
在三区民族革命中（上）(3)
警察局长张靖平先开口，说：“你知道最近你在库车，都做了些什么事吗？”我答道：“我没做任何坏事！”他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什么时间去了乌鲁木齐，与谁见了面，做了些什么，回库车后，又从事了哪些反政府的活动，这些我们都清楚。你不要顽固了，老实交待吧！”我还是重复刚才的话。张靖平非常生气，冷冷地敌视着我。这时，丁立楠拿起一份电报，让李清贵翻译给我听。李清贵就把电报译成维语，我记得大意是：据西北军政公署所掌握的情报，最近南疆库车县，以达吾提王为首的部分青年，依仗所谓三区革命，拼凑15人的青年运动委员会，从事反政府活动。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恶劣。尔等接此电后，务必立即召达吾提王面谈。如其有悔改之意，可考虑观察一段时间，予以从宽处置。如其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则镣铐侍候，立即派一个排士兵，押到西北军政公署。
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个电报是假的。李清贵译完电报后，县长丁立楠问：“上级电报的内容，你明白了吗？”又指着一边的镣铐问，“你都看到了吧！”我想起不久前发生在阿克苏的一个惨案，况且他们又逼着我立即表态。这种情况下，我无奈，表示退出革命青年运动，今后不再参与活动，支持民国政府。他们听后，才缓和了口气，对我说，这个态度还不错，但不能这么就算了。他们要求我再做两件事：第一，明天上午，把库车头面人物、达官显贵请到家里设宴，当着大家的面，宣布退出15人青年委员会，今后支持国民党政府；第二，在即将召开的全城民众大会上，做重点发言，发言稿由政府来准备。否则，就按“上级”指示办，那就是坐牢呗！我提出没钱请客，府中也没厨师。他们马上答复，客人只是以我的名义请，费用由县政府开支……当晚又熬到12点左右，才允许我回家。
这时，李清贵执意要送我。他当时穿着警服，腰里别着盒子枪。我走到县政府大院，看到左边约十几米远的财务室那边，站着艾则孜·玉素甫和阿木提·艾则孜。这时，夜空晴朗，月明星稀，我没法和艾则孜·玉素甫他们打招呼。后来我才知道，他俩听说县政府把我抓走了，都很担心，所以来县政府大院，想了解一下情况。我进屋时，家里人都没睡。第二天一大早，县政府的人就来我家，张罗宴请的事。不一会儿，被请的人陆续到了我家，一共大约三四十人，区长、乡长、商会会长、维吾尔协会会长、镇长、县政府教育科长、宗教人士，县政府这边的头头丁立楠、张靖平、胡克强、李清贵等等，都来了。这次宴请是县政府以我的名义筹备的。宴中，我按要求宣布退出青年委员会。一阵沉默后，县政府方面有人问，还有谁要退出？这时，被请来的人当中，一个年纪稍小的问，不是已经有人退出了嘛。青年运动组织到底做错了什么？只不过向群众宣传了联合政府双方签署的十一条和平协议，这有什么错……那个青年没说完，县政府方面就有人打断他，宣布散席。散席前，丁立楠通知第二天召开全县民众大会。
第二天的大会地点，是在库车老城河西北面十多亩地的大会场——乌伦巴格。会场北边的正中央，用木料临时搭建了主席台；南边入口，是砖石砌成的大门。我到会场时，许多人已按指定位置就座。会场西边，有全副武装的士兵，主席台两旁还站着几十名军警。主席台前面摆着一排椅子，坐着库车的头面人物：阿訇、文教工作者代表、部分科局负责人、区长、乡长、镇长，也有十来个革命青年代表。会议的议程用维汉两种文字写着，挂在主席台的前方。第三项议程，就是我的表态。无奈之下，我只好按他们提供的稿子发了言。宣布自己正式退出15人组成的青年委员会，同时表示拥护政府。我读的稿子里，有很多歌颂国民党政府的话，也有很多谴责、诬蔑青年运动的内容。当我念这些内容时，会场上的一些人，公开对我表示抗议，大声喊口号：“达吾提王滚下去！”“我们不听达吾提王讲话！”“坚决执行和平协议！”“实现人民民主权力和自由权力！”我立即停了下来。这时，骑兵团副团长唐秀荣站起来说，你们不能这样，达吾提王必须讲话。如果你们有意见，可按照大会议程，轮到你们发言时再讲。许多青年人高喊，如果一定要有人讲话，可让县长、局长们讲嘛，我们不听达吾提王讲！他们也不许宗教人士代表讲话，强烈要求青年代表上台讲。这样，会议没法继续开下去，警察局长张靖平很生气，借口宣读省政府《施政纲要》，上台讲话，威胁参加会议的青年。这时候，青年组织的成员艾则孜·巴拉提把事先印好的报纸和传单，从会场大门向主席台方向扔过去。他身后紧跟着一大群年轻人，全都对张靖平的话表示抗议，大声要求他立即停下来。骑兵团的副团长唐秀荣再次登上主席台，愤怒地向青年们吼叫：“今天会场上有反动分子故意破坏大会秩序，企图引起骚乱。我要坚决镇压，你们都小心点！”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一片枪响，会场四面的军警，同时向群众开火，会场南边的国民党运输连据点炮台上，也响起了嗒嗒嗒嗒的机枪声。国民党军警就这样开始屠杀了。到处都是枪声啊！人们四散逃命，部分群众趴在地上，主席台上的人也就地卧倒。唐秀荣在主席台挥着手，命令军警停止开枪，枪声才慢慢停下来。我走出会场时，看到艾则孜·玉素甫在清点伤亡人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次主要是想枪杀艾则孜·玉素甫，有意策划了这次屠杀事件。艾则孜·玉素甫幸免于难。混乱中，吾甫尔那瓦依等三名群众，无辜遇难，另外还有几个人受了伤，也都是老百姓。
在三区民族革命中（上）(4)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11月20日，在驻扎库车的国民党骑兵团操场，召开了一个大会，县长丁立楠、骑兵团指挥官刘承绪，参加了大会。县政府各科的科长、各局的局长、国民党库车党部的负责人、还有区（乡、镇）长、阿訇，以及部分的民众，都参加了会议。县长丁立楠主持的这个会，李清贵当翻译。会上，会议前一天，也就是11月19日那场流血事件的主要责任，被归到革命青年组织身上，国民党当局把自己的罪行，推脱得干干净净。当天晚上，警察局的几个人就堂而皇之地出动了，把艾则孜·玉素甫、阿木提·艾则孜、艾则孜·巴拉提（麦森托夫）等好几个革命青年，统统逮捕了。有的被关进军队的监牢，有的被关进警察局的监狱，总之，一个也没有放过。
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育很大。什么十一条和平协议啊、民主选举啊，彻底失败了，都是骗人的鬼把戏。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就像过去毛主席说的那样，他们坚持独裁和内战政策，就是不让人民享有任何利益和实权。就在他们抓人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1日，根据县政府的安排，副县长阿不都克由木·麦合苏木、维吾尔协会主席斯地克·铁木尔、商会会长司马义、吾守尔阿吉、宗教领导人物哈斯木艾来木阿訇、沙依木·穆夫提阿吉等人，还有我，乘坐两辆马车，到“11·19”屠杀中遇难者的家属那里去“慰问”。这血腥的事件，库车各族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在三区民族革命中（下）(1)
王府修缮完毕后，我们住了进去。
那一年，也就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库车的革命青年运动发展很快，整个新疆的革命运动也发展很快。十一条协议很快就签订了，紧接着，联合政府就成立了，《施政纲要》也制定实施了，张治中出任省主席，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包尔汗任副主席。新疆恢复了相对和平，双方被押人员统统被释放了。当时新疆联合政府还向全疆发表了题为《共同努力，争取永久和平》的宣言，给新疆人民带来了希望。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人大失所望，从而也暴露了国民党的真面目。根据十一条协议，也根据《施政纲要》的规定，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底，南疆各县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县参议会参议员，还有政府的县长、副县长。国民党就在这上头动起了歪脑筋，要借机搞安插，把自己的人塞进政权机构。民主选举面临严重局面。省联合政府没办法，只好向各地下派选举指导委员。
就在这一年，也就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记得是11月份，我被推荐担任了一个很麻烦的职务——库车县选举委员会主任。这事，我这里可以说一说，过去也写过材料的。国民党的这个选举，给我的印象很不好。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4月份吧，新疆省参议会，为了组建省联合政府，民主选举省政府领导，将各地的省参议会参议员，统统召集到乌鲁木齐开会。阿克苏专区这边，有19个参议员，库车只有色依提·阿合麦德和我两个人。
那时候，阿克苏专区的国民党军队叫65旅，是胡胜总指挥的。除了军权以外，这个人还掌握着阿克苏的行政大权。他通过成立所谓的“保安队”、“清剿异己分子小组”等，形成特务组织网络，监督三区革命骨干；又通过选举，把一批反动分子、保守分子选进了省参议会；为了拉拢喀什的参议员，在参议员途经阿克苏时，他以请客的名义，举行宴会，席上暗示和威胁参议员，一定选谁谁谁，给自己的人拉选票。这个人啊，很坏的。
参议员们到了库车，库车的国民党势力用威吓、欺骗等手段，要参议员们投他们指定的人选的票。他们还让阿克苏的参议员一路为他们做工作，就这样一路拉拢，一直拉到焉耆。焉耆的国民党势力也同阿克苏的参议员串通一气，企图拉拢参议员当中的阿訇，拉拢头面人物。这样，焉耆就成了第三关，成了为喀什参议员设下的第三个圈套。焉耆的纳斯尔大毛拉等人，还公开出面，手持《古兰经》发誓，用这个手段拉拢人心，玷污三区临时革命政府，搞反动宣传，使阿克苏和库车的一些宗教人士、头面人物的立场慢慢动摇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喀什的参议员不干了，决定离开阿克苏和焉耆的参议员，独自启程。他们到乌鲁木齐后，通过阿合麦提江·哈斯木，住进了三区参议员住的旅店。这时，绝大部分参议员希望按照和平协议的精神进行民主选举，选出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民主人士担任省政府主席和其他人员。可是，国民党政府拉拢其他各地来的参议员，将他们安顿在预先准备好的旅店，对他们进行宣传，目的就是得到他们青睐，对付三区参议员。
我们阿克苏参议员，被安排在城墙附近的一所旅店。这些代表，统一由阿克苏专员公署专员色依提·艾合买提霍加、副专员余俊聂负责。这个余俊聂是国民党65旅的政工人员，他的立场当然很清楚了。第二天在旅店开会，会上大家议论到拉拢喀什参议员没能得逞的事。负责人谴责了喀什参议员，并警告我们，不要站在三区革命政府的立场，不要单独外出，不要跟三区和喀什来的参议员会面，思想坚决不能动摇，严厉要求我们当中的个别人员，要特别注意。这里所讲的“个别人员”，主要是针对我的。
当时，除来自国民党势力范围的喀什，还有其他六个专区的参议员。这些人的立场有三种：一种是拥护国民党政府，反对三区革命力量；另一种是见风使舵，两面派；第三种就是拥护“十一条协定”和“施政纲要”，愿意伸张正义，弘扬正气，反对国民党的谬论。毫无疑问，我是属于第三种观点的参议员。到了乌鲁木齐，我逐步了解了复杂的政治局势。这时国民党搞得很厉害，金钱诱惑，人情拉拢，什么卑鄙手段都用上了。部分意志薄弱的人，思想动摇的人，都被拉过去了。他们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
在三区民族革命中（下）(2)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艾沙伯克。他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义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真正目的无非还是拉拢省参议员。这个宴会上，作为东道主的艾沙·阿力普特肯，居然公开谴责苏联政府，给三区革命力量泼污水，制造参议员内部矛盾，赤裸裸地利用各种手段拉拢参议员。但是，因为坚持正义的参议员毕竟还是占据优势，艾沙伯克没有办法，感到选举中不能胜出，又企图拖延选举时间。双方争来斗去，持续了半个月左右。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亲自召集省参议员开会，宣布南京政府的任命，让麦斯武德·沙比尔为新疆自治区主席。这个决定，引起思想先进的参议员，乃至全新疆人民的强烈不满。麦斯武德·沙比尔这种没有得到民众拥护的人被任命为省政府主席，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国民党的和平协议全是假的，他们自己公开把它撕毁了。此后，新疆各地相继爆发了游行，反对麦斯武德担任省主席，搞得政治局势更加严峻。于是，当局就大开杀戒。在乌鲁木齐和其他地区，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活动很猖獗。这样，国民党政府为了扼杀三区革命而进行“和平谈判”的真面目，全都暴露出来了。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年七月，因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搞得很可怕，没法保证参议员的生命安全，三区来的参议员、喀什的参议员、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三区革命领导人，相继一个个返回伊宁。这时，麦斯武德·沙比尔担任省政府主席不久，考虑到新疆的全局和今后的出路，我以省参议会参议员和亲王的身份，特意去张治中将军府上直接与他会了一次面。我向张主席反映民意，说麦斯武德担任新疆省主席，不符合人民的意愿，希望张将军能考虑新疆当前的局势，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张治中回答说：感谢人民对我的信任，这是‘蒋委员长’亲自决定的，我无法改变。但是我还会指导新疆工作，请大家放心。我与张治中辞别后，把以上交谈情况带回来，如实传达给了大家。我后来听说，麦斯武德·沙比尔是经过张治中推荐，经蒋介石批准，才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
解放后的日子(1)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和包尔汉两人代表新疆的军政两界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起义。到29日，我的家乡库车就解放了。我们新疆是和平解放的。解放不久，我就被任命为库车县银行副行长。那时候，库车银行副行长位置很重要，我也从心里感觉到政府对我的信任。我亲手把五星红旗升到了银行大楼上。可是，驻扎在库车的国民党残部，到处抢东西，到处放火。库车银行肯定不能幸免，最后被他们洗劫一空，放了一把大火，那真是叫人欲哭无泪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疆从此发生了大变化。11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宣传队进入库车。接着，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军的五师十三团浩浩荡荡进驻了库车。中共库车中心县委是1950年3月29日成立的，负责指导库车、沙雅、新三县的工作。五师十三团政委贺劲南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后来，他又被调到阿克苏专区任党委书记。1950年4月1日的时候，库车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了，成立了库车县人民政府，辖7区、21乡、155个行政村，废保甲制，建立乡村人民政权。从这个时候起，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部分反革命分子被镇压，为在农村广泛开展“减租反霸”运动及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创造了好的条件。运动后期，经中心县委批准，以各乡为单位召开了公审大会，21名罪大恶极、群众痛恨的地痞、恶霸被处以死刑。
我们库车有一个很有名的恶霸，叫阿不都克然木·日西提。这个人真是罪大恶极。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早在1943年，他带着队伍驻守铁列买提达坂的时候，就曾逼迫一个车夫哈德尔把帕力汗等三个暗娼，从县城送到达坂。哈德尔把人给他送到了，他不但不给车费，还活活把人家打死了。第二年，他逼着农民挖水渠。一个身体很弱的小巴郎子，因为累得气喘，稍微歇了一口气，就被他一鞭子要了性命。被这个人活活打死的村民很多，他甚至举着枪，拿路上干活的农民当活靶子打，一枪一个，一连打死好几个，根本不当一回事。1948年，他和一个保长为了催缴粮草的事发生了一点小矛盾，开枪就把那个保长打死了。这种人被处决了，群众很高兴。还有一些情节轻一点的，也被处以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总的说来，废除了农村的封建特权。
我的情况，解放前有这么个身份，那种形势下，少不了要受到影响。1951年4月8日，库车全县召开公审大会，在问题还没彻底查清的情况下，我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0年。这年的5月，我就被关押到阿克苏监狱。1953年的秋天，上级政策要求，对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犯要从宽处理，对运动中过激行为造成的错案，要进行复查纠正，给予平反。阿克苏专区中级人民法院，通过调查取证，认为两年前对我的判决不妥，就把20年改判为7年。当时担任阿克苏专区党委书记的贺劲南同志，后来有一个回忆材料，说：“达吾提·麦合苏提为起义投诚人员，当时原不应逮捕判决，然仍被错判，此事我有责任。”就这么两句话，好像就是一个结论。20年，我本来有些绝望了，改判7年，又让我看到一点曙光。那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不能简单地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1958年4月，我在坐了7年牢后，刑满获释，回到库车县，也没有地方可去，只好到我亲生父亲那里去。他在今天库车县的哈尼喀塔木乡，我就去那里务农，接受改造。在监狱的7年时间里，我学了一些劳动的本领，在建筑方面有些手艺。有一天，区里的党委书记告诉我，说是区里准备办个农具加工厂，需要搞技术的，也要搞管理的，我就被安排到那里，当了厂长兼技术员。上任后，头一个任务，就是要把七区的办公楼翻修重建。书记说：“库车县的法院很漂亮，你就照那个样子，把我们的办公楼修起来。”我拿到楼房的图纸，找了80多个民工、20多个木匠和铁匠就干起来了。那时候，我根本就看不懂图纸，白天干活，晚上再钻研图纸，学习汉语，压力真是大啊！不下功夫不行，干不好不行，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就这样，我苦干了两年，把楼盖起来了。全区评比时，35个公社的领导，都向我翘起了大拇指。书记不让我走了，把我留在哈尼喀塔木乡，转为正式国家干部，做乡党委、乡政府翻译。从1960年的6月，到1966年的4月，我都在那儿工作，还是比较愉快的。
解放后的日子(2)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成了“反革命分子”，被免了职，离开生活了9年的七区，调到离库车县城近一点的乌恰镇，在那里参加生产劳动，当然也是改造。那个罪是受得不轻，牛马病了，都要让它休息休息，可我病得都要死了的时候，还被强迫去劳动。那时，我是连牛马都不如了。1974年，队里让我上山劳动，一去就是半个多月，不许回来。家里半袋子玉米还没晒干，那是父亲给我送来的，是我好几个月的口粮呢！那时候吃饭是个大事。上屋顶晒玉米的时候，我不小心摔了下来，当时就昏了过去。醒来后，手脚都麻木了，不能动，也没有知觉，还是过路的人把我抬到屋里。因为伤势太重，我被送到乌鲁木齐，治了一个多月。回来的时候，吊着胳膊，拄着拐杖。就这样，队里还命令我干活。我用吊着的胳膊扯粪袋子，另一只手拿铲子，这样子去捡粪，每天最少要捡一袋子。一捡就是四年。没有办法，也就这样熬过来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报纸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一切冤案，一切错案，都要重新调查，都要平反。我看着报纸，一边看一边流泪，我终于熬到头了！第二年，我52岁的时候，12月份，我找到县公安局局长。我说，自己这顶“反革命”帽子，都戴了23年了。我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拿掉帽子。结果，费了很多周折，总算拿到了文件。帽子去掉了！那天，我的泪水……满脸都是泪水啊！我这大半辈子，老老实实地生活，没做什么坏事，可就是这顶帽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个苦，跟谁去说？没法去说。光是“文化大革命”，我在乌恰，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批斗、遭严管，1966年到1979年，受罪13年。那是39岁到52岁啊，身体也好，精神也好，可以做许多事，成了“反革命”，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1980年起，县里恢复了我的干部职务，安排我到文管所工作，在林基路纪念馆的文物保护所担任翻译。4年之后的1984年，经过选举，我担任了库车县政协副主席、政协阿克苏地区工委委员。1997年，又担任了自治区的政协委员。
其实，现在我看来，当不当什么都无所谓了。过去几十年我一直在要求入党，曾经找过组织上。我说，自己的条件不够，可以创造条件嘛。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我怎么就不能参加。有一次我找到领导，说：“你们不让我入党，是不是不相信我？”领导说：“政协工作当中，若论廉洁你是出名的。论工作的勤奋、工作成绩，你也都很出色，你不能入党，谁能入党？我们当然相信你！但是，以你的身份，留在党外做工作比入党到党内做工作更为有利！”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向领导提入党的事了。入不入党，我都照样做工作，一点也不会受影响。
我到了政协以后，一直是很忙的。找我的人很多。人家说我好说话、态度好、又懂汉语，民族方面的事嘛，大小有个矛盾什么的，找我解决一下，很方便嘛。我很愿意在民族团结方面做一点事，群众来访，我都亲自接待，跟他们交谈、讲道理，让他们口服心服地出这个大门。信访嘛，我要亲自看，一封信都不马虎，都要提出解决的意见，有的要亲自回信。这个工作我要一直做下去，就是不让我在政协工作了，我也还是要做下去。我这一辈子，吃了不少苦；但是，各族人民是一家，祖国统一，边疆安定，我们维吾尔族就兴旺发达，这个信念我是始终坚持、不会改变的。这个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坏人的差别，穆斯林和异教徒，都是人，都要讲团结。
市场经济搞起来之后，的确有一些人，想自己的小利益多了。社会嘛，大局是好的，主流是好的，问题也存在。有的干部退下来之前，把自己的娃娃安排到好的工作单位，拼命往好的工作岗位上塞。有的人使用干部，到了自己的部属那里，政策也不灵了，也不讲原则了，搞人情交易。还有的人，见了公家的便宜，就要想方设法去占一点儿。这些东西，哪个朝代都有，哪个民族都有，跟民族有什么关系？各个民族搞腐败的人，都有嘛。我们的中央，现在抓得很紧啊。电视里面，总是提“小康”，“小康”是个什么？大家都过好日子嘛。现在新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多，我感到自己一天不学习，就跟不上形势了，所以每天都要看电视、看报纸，不然就被时代丢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