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梁成海的问题又有了新的情况。他的单位来函说，梁成海回所后，一直没很好交待问题。据反映，农场的同学中还有跟这事件有关的人。连里的干部接到这个函件，马上开会研究。
负责陪梁成海回京的金副排长说：“民兵在火车站旁边抓到他的时候，他背着军用水壶，还有一个没吃的馍。”
连长听了，马上说：“问题就在这里了。他两分钟之内就逃得无影无踪，哪有时间拿这些东西。肯定有人暗中帮他逃跑！”
通讯员说：“连长说得对，我也想起一件事儿。我们送他回北京，在火车上看见他带着军用水壶。回到连部一看，这里还有一个他被抓回来时身上背的水壶。我当时只是脑子一闪念，也没细想。现在细细琢磨，里头肯定有文章。”
连长叫他把那个水壶找出来，转脸对指导员说：“看来要在这个水壶上找到突破口。”
第二天上午，三排的三个班长：七班长雷永宁、八班长董成广和九班长林平山都被叫到连部来。连长拿出那个军用水壶，叫他们认一下是谁的。雷永宁和林平山都认不出来，董成广看到绿背带上有个英文字母“Z”，马上就说：“是郑品吾的。”
连长舒了一口气，问他们：“郑品吾在学校表现怎样？”
雷永宁说：“郑品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什么特别的表现，只是在造反兵团发生分裂之后，才活跃起来。”
指导员说：“你们清华大学太复杂了。一会儿联合，一会儿分裂，这派那派的，叫人越听越糊涂。我看这样，就从刚才说的兵团分裂开始，你们谈谈当时自己都干些什么，看见郑品吾在干什么。谈的面儿可以稍宽些，大伙儿听听，对今后工作有好处。”
董成广说：“林平山，你跟郑品吾同班过。你先谈吧！”
林平山马上说：“分专业以后，我就跟他不在一个班了。”
看林平山这么回答，董成广就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保校党委的，我看不惯那帮造反派。”接着，他谈了自己在这段时间的情况。
“我们的红卫兵组织被冲垮后，我开始很消沉。后来井冈山兵团扩大了，我也随大家加入了兵团。不久有人提出，对以前的工作要分析，不能全面否定。我很同意这种观点，就积极参加这些人的活动。我想，前段时间稀里糊涂的，现在该把问题闹清楚了，觉得又有了一股子劲儿。后来，我们当中郑品吾渐露头角，他说话有号召力，辩论善于抓住对方要害，很快就在我们中间建立起威信。
“跟郑品吾接触，感觉他的干劲儿很足，经常准备辩论稿子加班到下半夜，接连几天没日没夜工作，累得病倒了，吃过药又坚持来参加会议，我们都很感动。
“我们的队伍正式宣布与原总部脱离，总部的人就从物质条件上卡我们，我们搞静坐斗争。郑品吾当时正在生病发烧，可他照样跟大家伙儿一块儿坚持，领大家念毛主席语录。”
雷永宁听了董成广的话，露出不屑的神气：“郑品吾是个政治投机分子。运动前期，瞻前顾后，结果啥也没捞上。兵团内部发生分裂，他觉着机会来了，就可劲儿往里钻。这人最讨厌是赖皮，跟人辩论，明明说过的话儿，转眼儿就不认账了，让你气得直跺脚。
“我那时在总部办公室。各派大联合好歹成了，大伙儿挺高兴，心想学校复课的日子不远了。闹腾了一年多，没完没了的争斗让人够烦的，真想有个平静的校园。那会儿学校的许多机构都瘫了，我一心琢磨把行政工作闹好，给大伙儿做些个实实在在的事儿。
“兵团出现分裂，郑品吾就来找我们分财物，我们不同意。他就想办法在我们办公室发展他的人。没多久，我们办公室也分成了两派。这人尽耍阴谋手腕儿！”
三个班长走后，指导员和连长分析了一下，尽管大家对郑品吾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有一点是共同的：郑品吾不是安分人。梁成海的活动很有可能跟他有关。
后来跟郑品吾谈话时，连首长还是先让他谈谈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
郑品吾说，自个儿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抱着在游泳中学游泳的态度，以积极的姿态参加的。运动初期，觉得一些人别有用心，就采取静观动向的方式。后来，觉得那些人闹得实在太不像话了，决定支持学校里一些同学提出的新观点。当时自个儿对情况了解得不是很多，主要还是随大流，喊喊口号。现在看来，自己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缺乏认识，走了弯路。
连长看他在耍花活，就从抽屉里拿出那个水壶来，问：“这是你的吧？”
郑品吾看到那个水壶，脸马上变了颜色。昨天他已经看见连里找过三位班长，只好点头说：“是我的。”
连长说：“你就谈谈怎样帮助梁成海逃跑的吧！”
在物证面前，郑品吾只好谈出梁成海逃跑那天晚上的情况：
连长叫大家分头搜索梁成海时，他沿大堤走没多远就回来了。这时大伙儿还没回来，他独自走到营地北边苞米秸垛前，忽然听到黑影里有人轻声叫他。他往黑影里仔细看去，从苞米秸堆中露出了一个脑袋。认出来是梁成海，他吓了一跳，才明白梁成海根本就没离开营地。梁成海要他帮忙。他想，老梁神通大，轻易得罪不得。不如交个朋友，说不定将来用得着，就从厨房给他拿了几个馒头灌了一壶水。然后，他到大路边张望，看见来了一辆老乡的大车，就招呼老梁搭上大车，乘夜色离开了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