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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一起的日子：巨星闪耀 作者：郭宏军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逝世以来，有关这三位伟人的图书浩如烟海。本书是三位伟人逝世30周年纪念集，独辟蹊径，首次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联系在一起，从一个崭新的视角，重温了他们之间那段举世罕见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交往与合作。一幅幅清晰真切，亲切感人的照片，再次把读者带回那段可歌可泣的巨人时代，那段巨星闪耀的日子。

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

一、母亲

毛泽东深爱的女性

文七妹、钟氏、万冬儿，这几位连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的东方妇女，却哺育了三位改变历史的巨人。虽然她们是那样地普通与平凡，却正是她们摇动摇篮的手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

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当我们来到世上，第一次睁开双眼，好奇地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人便是母亲。躺在母亲的怀里，吮吸着母亲的乳汁，承受着母亲的爱抚，聆听着母亲的呼吸，接受着母亲的哺育和熏陶。母爱的光辉使母亲成为孩子心理、性格与思想形成的总设计师。教育学家说，“一个瞽母胜过一打特级教师”！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三位伟人的母亲，其经历是那样地不同，但她们却又是那样地一致，了解了她们，我们才能真正走入领袖们的内心世界。

文七妹，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1867年，她出生于湖南湘乡县唐家坨（现名棠佳阁）的一个富裕农家，18岁的时候，她嫁到了仅一山之隔的韶山冲，成为农民毛贻昌的妻子，也成了这个家庭中最忙碌、最辛苦的人。1893年始，她相继生下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

文七妹没念过书，但佛教思想对她的影响极深，忍耐、慈悲、布施、平等，这些思想在她的身上有鲜活的反映。文七妹心地善良，对贫苦人富有同情心，经常瞒着丈夫接济贫苦乡亲。饥荒年，穷人乞讨，她更是多加布施。而丈夫是不赞成施舍的，家里为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争吵。毛泽东回忆往事的时候，曾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毛泽东有个堂叔生活非常困难，父亲毛贻昌想“乘人之危”买下他的水田，这遭到了文七妹的坚决反对，她常带着毛泽东偷偷地去接济这位穷本家。母亲的美德对毛泽东影响极深，耳濡目染，无声无息地渗入他幼小的心灵，使毛泽东从小就对弱者极具同情心，并与母亲一样经常帮助别人。

毛泽东六七岁时开始到私塾读书。一天，他向母亲提出要带着午饭到学校里去吃。文七妹以为儿子是为了利用往返时间多读点书，于是便同意了儿子的要求。可是在这以后的连续几天内，文七妹发现儿子带的午餐一次比一次量多，但是晚上放学回家后却依旧显得很饥饿。她担心儿子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便细细盘问。当她得知儿子带饭是为了和穷苦的同学黑皮伢子一起吃的时候，文七妹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感到非常欣慰。

为了求学，为了实现人生理想，毛泽东早早地便离开了母亲，只是在1919年春，毛泽东把患病的母亲接到长沙医院治病，母子才得以短聚。其间，毛泽东和毛泽民、毛泽覃搀扶着老母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团聚，也是世上仅有的一张他们与母亲的合影。

回到老家的文氏病情一天重似一天。1919年10月5日，这位操劳一生、勤俭一世的贤良女人，躺在病榻上，眼中充满了思儿的泪水，在一声声“石三伢子”的呼唤声中告别了人世。

毛泽东接到二弟毛泽民从韶山寄来的母亲病危的特急家信后，便带着在长沙读书的小弟弟毛泽覃，连夜赶路，直奔韶山。然而，天不遂人愿，当他们赶到家时，母亲却已经入棺两天了。母亲才52岁，不想一场小病竟夺走了她的生命。守在母亲的灵前，对母亲的思念最终化为一篇摧人泪下的《祭母文》：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后来，毛泽东在给好友邹蕴真写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世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已的，利己不损人的，损己利人的。我的母亲该属最后一种人。”

从毛泽东写的《祭母文》和信件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母亲的眷恋和爱戴。正是文七妹那种忠厚贤慧、善良慷慨、勤劳简朴的高尚品德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性格，“给了他一副眷爱天下穷苦人的心肠”，母亲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引路人。中国解放后，毛泽东多次寄钱给生活困难的父老乡亲和师友，邀请他们到北京叙旧，设宴款待，赠送礼物。而他自己则吃穿都很普通，生活相当俭朴。母亲的高尚情操让毛泽东受益终生。

周恩来早逝的温情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周恩来有三位“母亲”：生母、嗣母和乳母。

生母和嗣母皆出身于书香门第，因此周恩来从小就沐浴在温馨仁慈的母爱之中，并且深受江浙文化气息的熏陶，从而形成了温、良、恭、俭、让的人格风采。尼克松说：“正是这种复杂而精明的性格，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何以如此漫长并且丰富多彩。”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绍兴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的大家族。1938年10月，在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曾说：“在血统上，我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

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早年因为当师爷，来到淮安，晚年短期做过淮安知县。到周恩来父辈时，家境衰败，算是一个没落的封建仕宦家庭。

1898年，周恩来生于淮安。淮安在历史上商贾云集，书院林立，人文荟萃，与苏州、杭州、扬州齐名。从秦汉到明清，这里出过许多有名的文臣武将。淮安的人文历史对少年周恩来影响极深。

周恩来生母姓万，1872年冬天出生，故取名冬儿，冬儿在家排行十二，所以又被称为十二姑。其父万青选是晚清淮阴知县。冬儿美丽善良，读过五六年家塾，受过良好的教育，受家庭熏陶，她性格开朗，精明果断，乐于助人，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冬儿曾是周万两个大家庭的管家，不管多么艰难困苦，她尽力支撑着局面。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的一切对年少的周恩来影响深远。1907年春，万冬儿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年仅35岁。万冬儿去世后，按照习俗要给她画像。但万冬儿生前没有照片，因周恩来长得很像母亲，于是便照着周恩来给母亲万冬儿画了一张像。

1946年9月，周恩来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曾深情地回忆母亲：“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孩子……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陈氏抚养……”

陈氏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读书人家，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好的修养。22岁便守寡的陈氏，从不外出，她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周恩来的抚养和教育上。周恩来4岁时，陈氏就教他识字，5岁时送他进私塾读书。她对周恩来要求很严，每天黎明就把他叫起来读书，闲暇时教他背诵唐诗宋词，给他讲《天雨花》、《再生缘》等故事。直到陈氏去世前，周恩来几乎一天也没离开过她。陈氏的教育以及她身上体现出的中国知识妇女贤淑文静的品格对周恩来的影响是异常深刻的。

在万冬儿和陈氏相继去世后，年少的周恩来就肩负起支撑门户、照顾两个弟弟的重担，这使他具备了一种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的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12岁那年，伯父带他到遥远的东北奉天府（今沈阳）上学，周恩来第一次离开了故乡。

这次离家远行对周恩来的一生至关重要。他后来说：“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朱德未能尽孝之憾

1944 年4 月l0 日下午2 时，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聚集了1000 多位来自各界的代表。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追悼大会。悼堂庄严肃穆，灵前烟雾缭绕，灵幕上“精神不朽”几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这里悼念的是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但她同时还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的母亲——朱德的母亲钟氏。

钟氏，1858年生于四川仪陇一个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的流浪艺人家庭。19岁时嫁到朱家，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就在生朱德的前一分钟，钟氏还在灶前煮饭，等到婴儿落地之后，她便起身又回到灶间，接着把饭做完。晚年的钟氏虽知儿子已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却仍愿自食其力，不辍劳作。她唯一所求就是在有生之年能见朱德一面。但因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朱德身负重任，钟氏在望眼欲穿的思念中于1944年2月15日离开人世，夙愿未偿。

杨家岭的这次追悼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仅有的一次为领导人的母亲举行的公祭。毛泽东为钟氏亲笔撰写挽联：

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朱德曾深情地回忆说，“母亲可怜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朱德在那篇不知感动了多少人的《回忆我的母亲》中这样说道。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这位叱咤风云的八路军总司令，这位铮铮铁骨的硬汉，写作这篇文章，不知泪掬几许。当几十年后，一名外国记者问朱德：“您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朱德陷入深深的回忆，许久说出：“在母亲去世前连杯水我都没来得及给她倒。”

“母亲”二字在朱德的心中该有多重的分量！

1937年，他在给川中好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与龄老弟……昨邓辉林、许朋扬、刘万方等……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来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两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

读这封信，真令人百感交集。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日夜操劳军中要事，却无暇顾及至亲至爱的母亲。历史不选择这样的领袖还选择什么样的领袖？！胜利不属于这样的军队又属于什么样的军队？！

朱德热爱母亲，敬重母亲，把母亲当作做人的楷模。他跟着母亲养成了勤劳和俭朴的好习惯，学到了同困难作斗争的经验和敢于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是母亲赋予了他朴实、谦恭、淡泊、胸怀宽广、坚韧不拔的个性。

二、大任

盛世辉煌与桑榆晚景

“当西方人还在荒野中迷失，

灿烂东方已是田园衣锦；

当十字架还是小树苗的时候，

东方的巨木已落成辉煌殿堂……”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曾经承载过多少的辉煌与荣耀！

自秦朝民族大一统，至西汉文景和唐代贞观、开元盛世，汉唐成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之后，中华民族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至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的盛世——康乾盛世。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个数字：“十八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全欧洲也才23%。”直至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为世界其它地区望尘莫及，国势盛极一时。

“然而，正是在同一个时间，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明——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一场伟大的革命——最终改造了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一个新的运动——冲决中世纪封建神学桎梏束缚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蓬勃发展。”

从1662年到1796年这135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经文艺复兴之后持续二三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最终促成了如火如荼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科技飞速发展，经济以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速度跃进。面对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的历史性大发展、大进步，康、雍、乾三朝却在盛世光环的笼罩下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甚至进一步闭关锁国，使中国社会更加趋向于封闭愚昧。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大清朝，在自我陶醉的“盛世”荣华之中，不知不觉地成了世界潮流的落伍者，所谓的康乾盛世最终沦为“落日的辉煌”！

屈辱与抗争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敲响了大清帝国的第一声丧钟。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列强像贪婪的野兽，不停地撕咬着中华民族孱弱的身躯。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使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惨祸。

苦难的民族呼唤着拯救命运的巨手。曾经创造璀璨文明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甘忍受压迫和奴役的民族，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为了救国，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苦苦探索，绵延不绝。林则徐、魏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一串串闪光的名字，一颗颗救国丹心，表达了国人的自强不息，但他们更发出了“无力回天”的英雄悲叹！

中华民族的出路到底在何方？

光荣与梦想(1)

中法战争结束的第二年（1886年），朱德出生于四川仪陇县李家湾一户佃农之家；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893年），毛泽东诞生；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1898年），周恩来诞生。紧接着，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不久，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1906年秋，也就是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第二年，朱德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学习。在这里，他接受了曾留学日本、具有强烈民主革命思想的校长张澜和教师刘寿川等有关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革命军》、《天演论》等书籍在他的内心深处激起了层层波澜，他开始逐渐向革命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

次年春，朱德如愿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不仅认清了清政府专制腐败，还认识到要“推翻清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只靠读书救国和强身救国是不行的，他决定投笔从戎以便更加直接地拯救国家。1909年，朱德远涉云南，考入坐落在昆明市承华圃清政府为培养军事人才扩建新军而建立的陆军讲武堂，从此开始了他血与火的漫长军旅生涯。行前，他提笔写下了《赠诸友》：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这一年，他还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由于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讲武堂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1910年7月，朱德被选送到特别班学习。次年8月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被分配到蔡锷麾下，开始了直接追随蔡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戎马生涯。

在以后的8年间，朱德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以及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之中。“誓拼热血铸中华”，“倾心为国志无违”，战功显赫，威震滇川，成为一位爱国名将。

正当朱德吟咏着“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的时候，比朱德小8岁的毛泽东恰恰辍学在家。白天毛泽东同成人一起在田间劳动，晚上帮助父亲记账。但是就在这时，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书深深地影响了他。这本同毛泽东同一年诞生的《盛世危言》刊出后，曾重印二十余次，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种书。1895年光绪皇帝看到此书，命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被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曾对“戊戍变法”起了先导作用。

后来，毛泽东在陕北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起他的青少年时代曾说：“《盛世危言》在我脑子里鼓舞起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在田地上的工作。自然我父亲反对这件事。关于这件事我们常常口角，最后我从家里跑开了。”

1910年，毛泽东离家去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行前他还改写了一首诗示父，表达了志在四方的决心：“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当时和毛泽东同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萧三曾借给毛泽东一本《世界豪杰英雄传》，毛泽东读得津津有味，并对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华盛顿、林肯等人物十分崇拜。他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他在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对国家前途充满忧患意识，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11年，朱德在云南参加起义响应辛亥革命。与此同时，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和奉天的周恩来不约而同地剪掉了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发出了革命的宣言。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之后，还和一些积极分子强行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给剪掉了，并且身体力行，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中当了一名列兵。也是在这一年，13岁的周恩来在回答老师“为什么读书”的提问时，发出了他那句“为中华之崛起”的豪言壮语。

1915年，为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湖南一师学生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侵略中国的一本资料，并命名为《明耻篇》，又回到学校的毛泽东读后不能自已，慨然在其封面上题词：

“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而在天津南开中学，周恩来对袁世凯“忍耻受辱”承认“二十一条”也是痛心疾首，他在文章中疾呼：“事急矣，时逼矣；非常之势，多难之秋，至斯亦云极矣”，“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一大批知识精英和激进青年投身其中。这批人随后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中坚力量。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南一北，均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毛泽东在湖南创立的新民学会以及所主持的《湘江评论》与周恩来在天津创立的觉悟社以及社刊《觉悟》，都是当时国内有名的社团和刊物。尽管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还没有一面之交，但他们志同道合，彼此仰慕，则是可以肯定的。

1921年7月，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13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代表着他们的五十多名同志，悄悄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光荣与梦想(2)

毛泽东便是这13人中之一。周恩来也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1922年11月，在德国柏林，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便是周恩来。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三位巨星之间世纪合作的第一页由此揭开。中国革命的面貌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三、初聚

柏林相识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朱德踏上了一条漫漫的求索之路。在中国上海，朱德要入党，陈独秀说还不够格；在德国柏林，朱德与周恩来一见如故，周恩来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朱德在泸州时曾与一些知名文人成立东华诗社，在戎事之余“唱酬寄兴”，以“泄腹内牢骚，忧国忧民，舒心中锦绣，讽人讽事”，“联翰墨之因缘，咏吟哦之乐事。惟求良友，无负河山。”

可见，朱德早期的军旅生涯虽然一路青云，却始终有一种壮志难酬之感。

失意的朱德精神陷于迷茫之中，一度消沉，开始吸食鸦片。此时，一位朋友的到来，象一道闪电划破了漆黑的夜幕。

这位对朱德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朋友就是孙炳文。孙炳文是四川人，辛亥革命前参加了同盟会，之后因为反对袁世凯复辟遭通缉。1916年，两人在护国运动中相识，一见如故，经常一起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杂志，讨论新文化运动传播的新思潮，并商定出国去寻求新的救国出路。之后，孙炳文离开四川到北京一家报馆任职。

在孙炳文的引导下，朱德决定彻底脱离军阀队伍，寻找一条全新的革命之路。

很快，朱德来到上海戒烟。这段时间里，他大量阅读了朋友送来的进步书刊，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这让彷徨的朱德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经过一番周折以后，朱德找到了上海渔阳里，这里既是陈独秀的住所，又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当时四十多岁的陈独秀，面色黝黑，但精力充沛，行事果断。他没有太多表情地听完了朱德的介绍，仔细地打量着这位滇军名将，然后便是长时间的沉默。

此时，共产党诞生才一年多的时间，党员已经由最初的五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九十多人，但在各种反动势力的绞杀面前仍显得非常脆弱。在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个国民党党员，曾为西南秘密社团哥老会成员的旧式军官，他怎么会轻易接收朱德加入共产党呢？

当然，陈独秀说得也很委婉：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他从书架上抽出了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交给朱德，要他好好学，学通弄懂。对于像朱德这样的旧军人来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听后非常失望，“那些日子非常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里，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他本以为共产党这扇门对他已经是关上了。

但无论如何，朱德不会再回到旧军队里去了。

挫折并没有阻挡住朱德对共产主义事业追求的脚步。

1922年8月，他与孙炳文登上了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开始了探寻之旅。在巴黎，朱德和孙炳文从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那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法国已经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只可惜，他刚刚去柏林。朱德兴奋极了，他和孙炳文一道又赶往柏林去见周恩来。

1922年11月，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的一幢寓所前，朱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了周恩来的门。周恩来和朱德一见如故，他仔细倾听了朱德的谈话后，经过考察，批准了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两位年纪相差12岁的人在德国相识，因为有着共同的信念和奋斗目标，他们一见如故，走到了一起，并且相互配合了半个多世纪之久。

广州初会(1)

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热血青年在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每每擦肩而过，错过见面交流的机会。但就像两支从不同方向射向同一靶心的箭，终有会合的时候，这个会合点就是1926年的广州——当时中国的革命中心、孙中山的大本营。

1923年6月和1924年1月，毛泽东先后到广州参加了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国民党一大，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并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会候补委员。之后，毛泽东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底，毛泽东因身体原因，从上海返回湖南，一边养病，一边深入农村调查，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一直到1925年9月，毛泽东为躲避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通缉，才再次来到广州，10月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并参加了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而周恩来在旅欧的4年期间，负责旅欧学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并筹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不仅积累了斗争经验，而且对中共初期的建党、建团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24年9月，周恩来回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并应其入党介绍人张申府的推荐，出任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11月21日，周恩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惠（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下属25个县的行政工作。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地区行政的主要领导职务。

其实，毛泽东和周恩来本来应该有更早的见面机会。

1919年，蔡和森和其它一些来自长沙的朋友启锚远航赴法留学，但本来打算一起去的毛泽东却决定留下来。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讲，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而此时，在天津的周恩来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启程赴欧洲留学。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巴黎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接到通知，准备派人参加。但由于路途遥远，最终未能成行。否则，上海也许会成为毛泽东、周恩来二人的第一次握手之地。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召开。已经从法国返回中国的周恩来参加了会议，但此前一个月，毛泽东却因为身体原因回湖南休养，两人又错过了第二次可能见面的机会。

没有人知道在两人见面之前，是不是就相互了解。但可以推断的是：两人应该对彼此都有耳闻。

同样，目前也没有资料准确地记载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唯一有资料可查的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都参加了1926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他们都曾同陈独秀商议，要求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但这个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之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工作原因，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合作开始逐渐密切起来。

毛泽东当时除了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还兼任《政治周报》主编。在《政治周报》第三期刊登的《东征纪略》上，记述了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及其在追悼攻克惠州牺牲将士大会上的演说。

投桃报李，周恩来派人接管汕头《平报》并改名为《岭东民国日报》后，在该报副刊《革命》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

当时，很多人对形势变化感到意外，但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却显示出了近乎一致的高度的预见性和政治敏锐性。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信号。周恩来闻讯后则立即来到广州造币厂，向蒋介石提出质问，反被蒋软禁了一天。

之后，两人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同大家讨论对策。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主张却没有被采纳，陈独秀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不退的要交出名单。

中山舰事件算得上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在重大事件上的第一次合作。两人对时局的判断准确一致，显示出政治家的敏锐头脑。不同的是，周恩来在这个事件上更为灵活，尽管他不赞同与蒋介石言和，但对于下一步的打算，他认为“究竟怎么处理，要由党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周恩来后来半个世纪的合作中，这一风格贯穿始终。

所幸的是，中山舰事件后，毛泽东成了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在农讲所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课程，并邀请周恩来、肖楚女、彭湃等同志到农讲所授课。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合作关系继续延续下来。

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与两广区委共同研究，从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中选调了几十名干部，到农讲所经过短期培训，派往广东各县担任领导农民武装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转到以农村为基础组织工农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1月份，第六届农讲所结束后，毛泽东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而周恩来也因为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中的突出表现，被调到上海，进入中央工作。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周恩来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因此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周恩来由此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成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中第一个进入政治局的人。

广州初会(2)

从毛泽东和周恩来1926年1月第一次共同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不到一年的合作，由于大革命形势发生逆转，两人又各在自己的领域为党的建设发挥着作用，直到再次握手。

在此期间，八一南昌起义爆发了。

南昌暴动

南昌起义是朱德和周恩来之间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朱德和周恩来也许没有想到，在他们分别后的第二次相会，将开创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正因为有了南昌起义，才会有后来的朱毛会师。

在德国加入共产党后，1925年朱德又转赴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天回到国内，利用旧关系到川军中动员杨森部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秘密进行共产党的工作。

1927年7月27日，在南昌花园角2号寓所，朱德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来人将带来在南昌发起行动的部署方案，这个人就是5年前介绍他入党的周恩来。

这是朱德一年内第二次进出南昌了。

早在1月份，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朱德率原第二十军军官考察团的多名成员来到南昌，转到第三军开展工作。由于驻守南昌的国民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三军军长王均等人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好友，朱德被任命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第五方面军总参议、南昌公安局局长、警备卫戍司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朱德辞去公安局局长、警备卫戍司令等职，于6月中旬离开南昌。

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中共中央做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决定。21日，朱德重返南昌花园角2号，进行暴动前的准备工作。

朱德利用各种关系，很快弄清了南昌及附近的兵力部署以及设防与火力配备情况，并秘密绘制了敌军分布图，详细地标出了街道、地名和兵力、番号、碉堡、火力配备等。对朱德而言，这是他作为共产党员第一次参与军事活动，兴奋与激动在所难免。

周恩来是从5月下旬起开始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他曾在4月份，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强调趁蒋介石东南政权没有稳固之际，“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6月17日和20日，又先后两次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因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反对，计划没能实行。

7月27日晚，周恩来到达朱德的寓所。老友相见，分外亲热。朱德详细地向周恩来汇报了南昌军队的情况。看到朱德绘制的兵力图，周恩来满意地说：“这份兵要图绘得好极了。你为南昌暴动立了头功！”

次日，朱德出面租下了位于南昌市中山路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作为起义的总指挥部。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1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并详细研讨了起义事项。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确定起义方案后，周恩来亲自到第二十军军部拜访贺龙，向他阐明整个行动计划。

然而，当起义准备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张国焘却于7月29日接连发来两封密电，提出等他到达南昌后再决定是否起义。7月30日，抵达南昌的张国焘在前委紧急会议上要求推迟起义，遭到周恩来的严辞拒绝，周恩来甚至提出“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的话，我只好辞职！”在大多数人的坚持下，起义得以按计划举行。周恩来签发了绝密的作战命令：

“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之目的，决定于明早晨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

朱德领受的却是一项特殊任务：设法拖住驻扎在南昌的第三军两个团的团长。

31日晚，朱德邀请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和第二十四团团长萧日文等人到城西街口的嘉宾楼参加宴会。凭借朱德在滇军的威望，两个团长不仅亲自出席，还带上了副官。宴会在觥筹交错中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又摊开了牌局。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贺龙部的一个营长突然跑来告密，两名团长即离席告辞。朱德立即将消息报告了周恩来，起义提前举行。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打响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黎明时分战斗结束。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百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

当天上午，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这也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名字第一次同时出现在一个委员会的名单之中。

之后，蒋介石以重兵进攻南昌，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

到达广东三河坝后，周恩来决定起义军主力进击沿海的潮汕地区，以获得共产国际海运的援助，留第二十五师坚守三河坝，由朱德指挥。但起义军遭粤军和蒋介石中央军夹击，大败于汤坑。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等主要负责人离队，或去香港，或去上海。朱德在三河坝得知南下部队失败后，遂率部向江西、广东交界处运动，经大庾整顿，开始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此时部队仅七八百人。后朱德得知滇军故交范石生部驻扎韶关，遂投奔范部。不久实情被敌军侦知，朱德部又移师湘南。1928年1月，朱德举行湘南起义，4月率部上井冈山，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会师，建立红四军。

南昌起义是朱德和周恩来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也正是因为此次合作，才有了后来的朱毛会师。

井冈山会师(1)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组织起义，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担任起义总指挥。毛泽东为了准备和组织秋收起义，奔走于萍乡、醴陵、浏阳、铜鼓之间，一路风餐露宿，穿山越溪，倍受艰辛。一次，他从安源去铜鼓的途中，在浏阳遇到民团盘查被扣留，那些民团奉命把他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毛泽东贿赂民团不成，便设计逃跑，到离民团总部只有200米的地方，毛泽东不顾一切挣脱出来，拼命往田野里跑。最后跳到一个长满了嵩草的水塘中，一直躲到太阳落山，才算逃脱，当时那可是凶险至极。10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昏暗的油灯下，用不紧不慢的湘音向埃德加·斯诺讲述着这段经历，口气悠闲得如同掸掉一截烟灰。

这年9月9日，在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震撼湘赣的秋收起义爆发了，在“攻打长沙”口号的鼓动下，斗志昂扬的三路大军利剑直指长沙。但是，当时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敌强我弱，起义军大都又缺乏实战经验，应变措施不当，各路起义军相继失利。

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一块草坪上，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上，大家围绕着部队何去何从的问题争吵不休。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这个穿着布衫、留着长发，身材瘦长的书生，率领一千多人马离开文家市，经萍乡向湘南转移。

谁都不会料到，这一去，便成就了一位天才的军事家。

与此同时，朱德正率南昌起义余部与国民党军队顽强抵抗。当他率2000人退出三河坝开往潮汕方向，行至饶平时，一个沉痛的消息传来：起义军主力在潮汕附近的乌石山全军覆没。

能脱离险境，保存力量就是最大的胜利。朱德咬紧牙关，率部稍事整顿，便经平和、永定、上杭一路急行军，向江西方向的山区开去。

此时，朱德的想法是先找一块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再图发展。这和一个月前秋收起义失利的毛泽东不谋而合。共同的选择使千里之外的两颗心在渐渐地靠近。

毛泽东率领队伍离开文家市后，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9月29日，队伍来到了位于湘赣边界九陇山区的永新三湾。这里四周环抱着郁郁葱葱的山峦，是一个清秀、幽静的小山村。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对部队进行改编。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之后，毛泽东率部进抵宁冈古城，巍巍井冈尽在眼前了。毛泽东风趣地对他的战友说，《水浒》上有个梁山泊，皇帝老子的千军万马拿他们也没法子。你们晓得不，前面的这座大山里，就有两个绿林朋友：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反动派就是奈何不了他们哪！井冈山地势险峻，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关了南面打北面，敌人奈何我们不得。在这儿，我们可以居高临下，看得清、打得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