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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毛泽东亲自会见袁文才，并以100条枪作为见面礼，袁文才十分高兴，当即送600银元给工农革命军解决给养问题。不久王佐也同意工农革命军进山。

10月底，在连绵的秋雨中，毛泽东率领队伍进驻井冈山，驻扎在茨坪。此时的毛泽东把井冈山作为了革命的新起点。

这个时候，朱德率部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也仅剩下1500人的兵力。10月下旬，朱德率领队伍沿着赣南山路往西疾进。到达信丰境内时，部队只剩下八九百人。就在这里，朱德听到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几个月来，这支辗转征战的孤军第一次听到自己军队的新消息传来，朱德非常兴奋。

11月初，朱德到达崇义上堡，与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秋收起义时分散的第三营会合。几天之后，当时正在朱德部队中的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便肩负着朱德的重托，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去了。

朱德并不知道，毛泽东早在一个月前便派出何长工经长沙下广州，四处打探朱德队伍的下落。

尽管如此，此时的朱德并没有像有人所说的一听说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活动，便立即心向往之。为保存南昌起义的火种，也为中国革命，朱德没有轻率地盲从，他在苦苦地探索，为这支队伍非常慎重地选择最佳的落脚点。

朱德正在为部队生计一筹莫展之时，他在云南讲武堂时的老同学范石生出现了。范石生就在汝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

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期同班同学。他们曾结拜为兄弟，一起秘密参加同盟会，一起参加昆明的“重九起义”，又一起在蔡锷的领导下参加护国讨袁战争。后来，范石生成为滇军的高级将领，他同粤系、桂系、湘系军阀都有矛盾，而同蒋介石的矛盾更为尖锐。

朱德同陈毅商量后，便写信给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希望同他们合作。

朱德给范石生的信发出去后约半个月，范派人送来了复信。

11月22日，朱德在汝城会见范石生。最终，朱德部以第四十七师第一四○团的番号编入第十六军，朱德用王楷化名，任第一四○团团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奇巧。

毛泽东派出的“特使”何长工10月上旬出发，费尽经周折赶到广州，一路寻寻觅觅又到了韶关，离开井冈山已两月有余，却一无所获。正绝望之际，在进澡塘洗澡时，从范石生部队军官的聊天中轻易地获得了他为之踏破铁鞋的消息。

井冈山会师(2)

很快，何长工见到了朱德和陈毅。何长工向朱德详细介绍了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的情况。直到此时，朱德才真正有了上井冈山的决心。

此时先期派出的毛泽覃已到达井冈山。两军会师、合力征战，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日夜期盼的大事。毛泽东满怀期待与朱德的会师。

1928年１月，朱德率领部队到达湖南南部，同湘南特委一道发动湘南暴动，起义风暴迅速刮遍湘南。蒋介石和当地军阀对朱德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3月下旬，湘南起义部队遭到广东、湖南国民党“协剿”军的南北夹击，朱德在湘南难以立足，决定向井冈山进军，同毛泽东会师。

毛泽东也已经率领部队分兵两路赶往湘南，接应和掩护朱德部队撤退。

4月20日，朱德率领湘南起义的主力部队进驻酃县沔渡。4月21日，袁文才、何长工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陈毅率领的湘南农军，在酃县沔渡同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主力部队会合。次日，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按毛泽东指示，先期回宁冈砻市，筹备两军会师事宜。4月24日，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一部分直属部队从沔渡到达宁冈砻市。而此时，毛泽东也率领部队从湘南的桂东、汝城返回了砻市。

何长工后来回忆道：“毛泽东一到砻市，得知朱德、陈毅住在龙江书院，顾不上一路征尘，立即向龙江书院走去。朱德听说毛泽东来了，赶忙与陈毅、王尔琢等主要领导干部出门迎接。我们远远看见他们，就报告毛泽东说：‘站在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朱德同志身后的那位是王尔琢同志。’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快走近书院时，朱德抢先几步迎上去，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大手，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又是那么深情。毛泽东同朱德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28年5月4日，朱德、毛泽东两军会师庆祝大会在宁冈砻市隆重举行，会议上部队改编为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之所以被称为第四军，这个番号缘于叶挺在北伐时为第四军创下铁军的威名。不久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名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然而，当时的“红四军”并没有被叫响，倒是“朱毛军”风靡天下了。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大患。国民党叫嚣要“杀猪去毛”，屡次对井冈山进剿、会剿。朱德和毛泽东运用“十六字诀”游击战术，两打永新，四次粉碎敌人的进剿，威震井冈山。

史沫特莱称朱毛会师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朱毛时代，从此，“朱毛”便成为根植于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史深处的伟大称号。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和朱德开始了历时半个世纪的交往。直到晚年，毛泽东仍时常提起“朱毛”的称呼，对朱老总说，你是“猪”，我是“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四、共事

解密“朱毛之争”(1)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会越来越客观公正。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朱毛之争”，许多人“为尊者讳”而很少言及。然而，追溯这段史实，透过“朱毛之争” 却恰恰可以看出他们的伟大之处。当时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绝非狭隘的“权力之争”及个人的荣辱进退，在他们心中悬着的，永远是“党的最高利益”。

井冈山会师后诞生的红四军虽然一时间威震四方，但她毕竟是一支由各种成分的人员组成的部队，要想把这只部队煅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绝非一日之功，它必须要经历一段痛苦的、曲折的磨合过程。

“朱毛之争”发生在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期间。虽说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和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的到来是其直接诱因，但其根本还在于当时“朱毛军”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建立革命军队的艰苦探索中出现的一些争论。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根据前委随军行动，又无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领导，及前委、军委机构“叠床架屋”的情况以及尖锐复杂的敌情，经讨论，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兼任，也就是说毛泽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这便为争论埋下了一个隐患——朱德等军事首长乃至许多干部对这种集权的安排当然是有意见有想法的。这也是正常的，尽管朱德是公认的比较淡泊名利权位的人，但因为这是带兵打仗，谁不希望能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行使自己正常的职权，以贯彻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呢？

在建军问题上，这个时期的领导人包括朱德、陈毅和红五军的彭德怀（兼红四军副军长）都做过不懈的努力与探索。但相较而言，毛泽东的眼光远大，因而贡献也大，他是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来探索和实践的，是以在制度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认识来推动和运作的。

从总体上来说，当时朱德对毛泽东的主张，并无根本抵触，但在具体措施上则不尽一致。比如，“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诸如此类等等。陈毅当时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毛泽东，因此他被称为“中间派”。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离开长汀到达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时，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发出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在农村割据中红四军的前程较为悲观不说，并要求红四军在大敌当前时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而对毛泽东和朱德的去向，中央则指令要求“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 毛泽东气呼呼地说，“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毛泽东还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作为下级党组织如此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见的。朱德虽然对二月来信也不满意，但他对毛泽东对待中央来信这种态度也很不满意。这体现了两人性格的不同。

1929年5月初，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携带了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红四军，并接替了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一职。

在刘安恭和朱德的提议下，红四军又成立了临时军委。5月底，在湖雷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接下来，在6月8日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一度提出辞呈。陈毅被大家推举代理前委书记，并负责筹备红四军“七大”。

6月22日，龙岩城内，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了。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经过一天多的争论，大会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七大”决议案。

这份决议案或许是出于停止争论、加强团结的愿望，“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至于朱、毛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作决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员。”

大会最后改选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这是陈毅所未料到的结果，也是毛泽东未曾想到的。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虽仍为前委委员，但落选了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作为红四军的缔造者和最高指挥者，因为探索真理，一时不被人理解而失去了对它的指挥权，这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解密“朱毛之争”(2)

会后，时在病中的毛泽东带着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7月中旬，陈毅也奉命离开红四军，经厦门、香港辗转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

“七大”结束了，但红四军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反而更加严峻了。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红四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时任前委代书记的朱德极力想解决问题统一思想，于9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想借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但“八大”只是“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对一切问题仍“毫无结果”。

此时，朱德和许多同志一样，已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的的确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就在会议期间，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并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

然而，毛泽东却回信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并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大”了。

在前委坚持下，毛泽东抱病坐担架赶来参加“八大”。不过当他到达时，会议已结束了。此后，朱德为毛泽东找到了上杭最好的住所──上杭临江楼，让他安心养病。经过贺子珍的仔细照料和当地名医吴修山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病情明显好转。

1929年，对于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之间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周恩来31岁。他们正处于人生智慧的高度喷发期，在艰难的革命探索与重大的抉择中，他们的关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磨合。对于“朱毛之争”的尖锐化，周恩来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但另一方面，周恩来出色的调解能力在这场攸关中国革命前途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化解作用。这对于三人此后几十年的关系都有重大的影响。

周恩来于6月收到毛泽东对“二月来信”的复信后，不仅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毛泽东是在与中央对着干，相反他认为毛泽东的批评不无道理。作为当时中共党内最高军事首脑，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民主作风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6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他表示，“二月来信”中分散红军等说法“是有些毛病的”，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央“六大”分散红军的主张，是不知道中国的条件，中央应坚决改变分散红军的原则。

8月下旬陈毅辗转到达上海，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忠实的汇报。最后，周恩来委托陈毅代中央执笔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中对朱德、毛泽东二人都作了恰当的批评，同时决定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在和陈毅面谈中，周恩来又谆谆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做出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陈毅对周恩来心悦诚服。多年后，陈毅还对这件往事记忆犹新，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上海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当他怀揣“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口头指示回到红四军后，看到毛泽东给红四军“八大”写的“打倒陈毅主义”的信时没有半点委屈，而且还诚恳地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朱德也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泽东）回来。”并和陈毅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正式表达了他的诚意。

毛泽东这一次对周恩来也非常佩服。在接到陈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后，顿时尽释前嫌。尚未痊愈的毛泽东于11月26日心情舒畅地来到前委所在地汀州。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位革命巨人重新握手言欢了。11月28日，毛泽东欣然给中央写报告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完全遵照中央和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有一个文字决议”的意见，于12月28日和29日在上杭古田举行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做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形成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经过大会选举，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在解决“朱毛之争”的过程中，周恩来充分显示了调解矛盾的能力。他在处理“朱毛分歧”时，不是改组，也不是改换领导人，而是一再强调要加强前委的领导，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威信；尽管周恩来作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当时与朱德的个人关系无疑更亲近一些，但对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纠纷，他不偏袒任何一方。

重修旧好的朱毛红军再次焕发了新的战斗活力，重新开始了“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辉煌征程，连续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围剿”。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1930年10月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读“相忍为党”(1)

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与交往之中，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的楷模。但在早期对中国革命艰苦的探索过程中，他们之间出现一些不同的认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931年1月7日，是中共党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天。

这一天，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主持下，他的学生王明一步登天，不仅成为中央委员，还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会后不久，又补为政治局常委，从而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王明上台后，把党内早已存在的教条主义推到了极致，并由此开始了对全党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统治。

9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临时政治局，年仅24岁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博古被王明钦定为总负责人，成为王明在国内的代言人。年轻气盛的博古，细高的个子，戴一副黑边近视眼镜，无论写文章还是做报告，言必称马列，颇有一副傲视群雄的“理论家”派头。他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教条主义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他一上台，就提出一条“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进攻路线”，强令苏区党和红军执行。

此时，毛泽东和朱德正在率领红军全力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写信，要求苏区必须迅速扩大根据地，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两个大的城市。

在如何贯彻中央的指示方面，毛泽东和中央派来的代表团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央代表团认为，苏区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扩大根据地，乘胜夺取中心城市，如赣州、抚州、吉安，然后扩大战果，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则坚持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脑后”，或者说“比脑后还要后，叫做放在屁股后”。毛泽东态度极其坚决，毫无妥协之意。后来毛泽东谈到过这段历史，他说：那些老爷们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把国民党打光，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双方意见不一致，1931年11月初，苏区中央局召开了赣南会议。

赣南会议为毛泽东扣了“三顶帽子”：一是“狭隘经验论”；二是“富农路线”；三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新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仅仅是个委员，同时取消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此后，毛泽东改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于在军事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毛泽东，不让他指挥部队打仗，却让他在后方做政府工作。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正式履行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周恩来一到瑞金，就去看望了毛泽东，并和他促膝长谈。毛泽东深知敌我双方的力量悬殊，告知进攻中心城市势必失败。周恩来觉得毛泽东言之有理，便复电临时中央。临时中央仍坚持至少在抚州、吉安、赣州三城之中择一而攻。

毛泽东不赞成打赣州，并根据以往攻打赣州的经验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但是，多数与会者包括周恩来在内执行临时中央指示，主张攻打赣州。尤其是从前线回来的主要指挥员彭德怀提出：“保证二十天打下赣州”。于是，中央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并任命彭德怀为攻赣前敌总指挥。

无奈的毛泽东向中央请了病假，到瑞金郊外东华山休养去了。临行前，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毛泽东说，“照顾全局，相忍为党”。

这次打赣州，红军虽打得很英勇，但仍然久攻不下，反而被敌人援军团团围住造成严重危机。周恩来遂命项英赴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火速赴前线决策。毛泽东顾全大局，停止休养，带病冒雨下山，日夜兼程，赴前线决策解围。同时致电前线，建议大胆起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当毛泽东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时，朱德告诉他：按照你在瑞金复电的意见，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杀向敌军，红三军团被围困的师已经解围脱险。

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江口会议上，针对仍有人主张继续强攻赣州，毛泽东发话了：“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背去吧！”这时再没人主张打赣州了。

1932年6月中旬，周恩来召开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7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建议取消政府主席一职，改设总政委，由毛泽东担任。但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不同意这一建议，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致函中共苏区中央局，说明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周恩来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经过周恩来的再三坚持，8月份，终于恢复了毛泽东在赣南会议之前的军内要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时，苏区“军事最高会议”在前方建立，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组成，周恩来为主席。

解读“相忍为党”(2)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较早认识毛泽东军事才略的人之一，当他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随军活动后，更加深了对毛泽东军事才干的认识。

毛泽东的复职，引起了前方和后方领导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后方首脑认为，毛泽东复职，等于“右倾机会主义”上台，叫你打南昌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倾”是什么？

矛盾终于爆发。

一次以批判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为主题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终于在宁都召开。

后方中央局成员翻出了毛泽东一贯右倾的老账，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作战指挥的总责。

在会上，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左右为难。不得已，周恩来只好提出在下列两种办法中选择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负全责，毛泽东仍留下来作助理；二是由毛泽东负责作战指挥，而由他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当然不能接受第二种办法。在能否执行临时中央行动方针的问题上，他们更信任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可不是逆来顺受之辈，既然不能取得后方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泽东就索性甩手不干，回后方去“养病”，也决不委曲求全。临行前，周恩来依然留下了那句话，“照顾大局，相忍为党”，毛泽东则对周恩来说，“前方何时来电召便何时来”。

宁都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红一方面军发布命令时，周恩来总是先署上“总政委毛泽东”，自己以“代总政委周恩来”的签署放在毛泽东名字后面。在10月份制定的“绝密”的《红一方面军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书上，他亲笔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他还亲自告诉机要秘书：以后军事计划、命令等，都要送给毛主席看，这一切充分表明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信任与推崇。

五、砥柱

共拥毛泽东(1)

遵义会议前后，在中共中央和红军内部发生了一场决定红军和中国命运的斗争，结果就是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可以说居功至伟。有人说，“如若周恩来当时有意站出来与毛一争的话，中国的现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写了”，这确非夸张之言。

1933年1月，受王明遥控，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困难，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此时，周恩来和朱德正在前方全力指挥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而毛泽东则在闽西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博古等人一到根据地，便成立了以博古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恩来原有的地位，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一到苏区，博古便放了两把火——批“罗明路线”、反“邓、毛、谢、古”。这两把火使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各项工作中得以全面推行。

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10月10日下午，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博古和李德决定撤出苏区开始转移时，最初打算将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让他们随军出征。幸亏周恩来、朱德等人坚决反对，何况毛泽东还挂着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最终这事没有成为现实，不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将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到1934年12月1日，红军一路血战，连续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兵员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7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军中怨声四起，群起而攻之。博古方寸已乱，深感责任重大，在一筹莫展中一度到了欲引咎自戕的地步，被闻讯赶来的周恩来等人劝阻。

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

如何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挽救红军，挽救革命？

此时的周恩来、朱德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毛泽东。

在毛泽东亲手建立的中央苏区如火如荼发展的时刻，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离开中国国情的李立三在党内实行了“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实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则屡遭打击排斥。在此期间，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领袖不得不几次退隐于苏家坡、东华山和云石山间的莽林古刹中。毛泽东当时所遭受的不公的确令人不平。

虽身处逆境，但毛泽东却无时不在关注着苏区和红军的命运。

为了与博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斗争，能够将自己的正确思想付诸实施，毛泽东开始争取两位“国际派”大将、王明与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与王稼祥。

张闻天是有名的红色教授，1931年2月从苏联回国。当年，张闻天出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张闻天随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并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可见，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张闻天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信条就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毛泽东曾评价称：“洛甫（张闻天）这个人是不争权的。”在苏区，张闻天曾与毛泽东相邻而居，随着他同毛泽东接触的增多，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同时对博古、李德的专横作风和战场上的瞎指挥越来越不满，对推行“左”倾主张发生动摇。

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他曾一度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长征途中，三人经常谈古论今，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军队的前途问题上认识趋于一致，这样便形成了另一个“编外三人团”。他们的结合，构成政治局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这是自宁都会议以后两年多来毛泽东第一次参与军事指挥。

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进军。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对于周恩来而言，黎平会议是他一生所面临的最大的抉择之一，他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而与李德和博古彻底决裂。

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对此回忆说：“黎平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召开的，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了起来，灯也熄灭了。我们马上去把灯点上。开会解决什么问题，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晓得，争论的焦点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对于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后来事态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他是当时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中的成员，他的倒戈，着实给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击。

在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之后，博古和李德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有关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实际上自然而然地落到周恩来的手中。此时，蒋介石已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设置重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因此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则坚持按照原定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双方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而情势危急，需要尽快做出决定。这样整个红军的命运便取决于周恩来的态度，由他来最后拍板定夺。

共拥毛泽东(2)

正因为如此，对于周恩来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所起的作用，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这一次，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和他的军事思想作了最系统的阐述，他的发言很吸引人，大家一直在倾听，也是三年来唯一一次没有被打断和结束后遭受批评的一次。 最后，周恩来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周恩来的态度最终使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解体。

之后，党内负总责的为洛甫（张闻天）。在军事指挥上，由周恩来取代了李德。毛泽东作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党的领导核心，并根据常委分工，他作为周恩来的副手参与军事指挥。由此可见，毛泽东并未如通常所说的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其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关于这一点，陈云会后起草的传达提纲说得很清楚：“扩大会完毕后中央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格局又恢复到了宁都会议以前的状况，党权与军权分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最后仍要由周恩来拍板定夺。

1935年3月4日，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朱德智斗张国焘(1)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会见他的一位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当毛泽东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与斯诺谈着他“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之后不久，在香港拥挤的贫民住宅区的一间小屋里，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他就是张国焘。长征途中在草地和毛泽东的斗争，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从10万红军的领袖变成了被中国革命抛弃的叛徒。他心酸地回忆着过去的往事，关于过草地这一章的标题他沉重地写下两个大字——“分裂”。16 毫无疑问，长征中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无论是在毛泽东还是张国焘的内心深处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采用“兜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迂回穿插，指挥红军在运动战中声东击西，以走制胜。其中先后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逐渐为党内所共识。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为了商定会师后全军的行动计划，中央于20日致电远在茂县的张国焘，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张国焘当时可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第六届政治局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论资历，他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下，而对当时居中央政治局高位的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等人就更加不屑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所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拥兵10万。

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刘伯承等冒着瓢泼大雨来到两河口等待张国焘的到来。下午5时，张国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三十余名警卫员的护卫下，疾驰而至。张国焘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非常高兴，立即下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一握手拥抱。

当时的张国焘可谓满面红光，气宇轩昂，警卫队伍也是威风凛凛，井然有序。反观他面前这些刚刚从巍巍雪山上走下来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一头蓬乱长发，朱德满脸皱纹，周恩来胡子拉茬……

看到这种情形，张国焘骄傲写在脸上，就连李德也觉得，张国焘像主人一样对待红一方面军的人。这使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不快。

欢迎晚宴结束后，张国焘问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

周恩来非常机智地反问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现在有多少人马？”

张国焘自得地说：“我们有10万。”

周恩来说：“那我们只有3万。”其实，到达懋功的一方面军也仅止1万人左右。

在第二天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开始向中央发难，双方就红军今后的前进方向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博古和张国焘甚至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最终，张国焘还是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也赞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区。但后来他却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以达成向中央要权的目的。

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的配合，尽快实现北上建立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不得不对其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经芦花会议、沙窝会议，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在红军指挥机构中占了明显优势，张国焘本人不仅当上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而且成为红军总政委。

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曾认真讨论对张国焘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才合适的问题。张闻天主张把自己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但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毛泽东认为，宁可让出红军的指挥权，不能让出中央的领导权。他分析认为，张国焘要抓大权，把总书记一职让给他，他可能不会满意，但如果真让他当总书记，会留下很大的祸患。毛泽东的意思是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但又不能让他独揽军权，因此在同周恩来商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所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

沙窝会议后，党中央为了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迅速北上，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红九军、三十一军和一方面军的红五、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组成，朱德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刘伯承任参谋长，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红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红四、三十军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经班佑北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朱德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暂时分别。毛泽东嘱咐朱德对张国焘须小心警惕。

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以种种借口拖延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当时右路军过了草地，已到巴西地区。他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在陈昌浩身边的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意识到关系重大，于9月9日立即设法将这件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朱德智斗张国焘(2)

为此，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以部队南下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为借口，带领张闻天、博古离开前敌指挥部来到彭德怀的红三军驻地，与在那儿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和彭德怀率红三军秘密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

徐向前和陈昌浩第二天才发现中共中央和红三军已经北上，马上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骑兵去追赶，当李特追上中央机关的时候，毛泽东冷静地对李特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李特怒气冲冲地带回了四方面军的人。一年后，毛泽东的预言被证实。南下碰壁的张国焘无奈之下只得带着历尽磨难的红四方面军，重新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与此同时，身在左路军的朱德也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艰苦的斗争。张国焘策划召开了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围攻斗争朱德，迫他表态、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和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在这个会上，朱德坦然自若，坚定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看书。等到他们斗完、骂完，他才义正辞严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他还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最后表示，“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张国焘又威胁朱德：“你既然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我是党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朱德心里明白，倘若离队，一方面很可能遭暗害，另一方面也失去了继续做红四方面军工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