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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清晨，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把天安门前的华表、金水桥以及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城楼镀上了一层眩目的金光。城楼上8盏大红宫灯垂着金黄色的流苏在微风中摆动，高高的楼檐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会标，天安门广场上千百面彩旗迎风飘扬。

3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广场顿时变成了沸腾的海洋。在《义勇军进行曲》雄壮旋律中，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全场肃立，无数人眼中闪烁的泪光见证着这激动人心的时刻。紧接着，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

是啊，28年艰苦战斗，28年峥嵘岁月！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望着广场上欢声雷动的群众，面对着这沸腾的场面，他们的心中同样不能平静，在几十年的烽火硝烟中，他们时刻紧密地同人民站在一起，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从而才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伟大的动力。

九、图强

天翻地覆慨而慷

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曾被西方预言家预言“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

确实，8年的抗日战争和3年的解放战争，使本来就极其落后的旧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当时，全国粮食总产量仅１亿吨，甚至连一块优质钢材、一枚建筑铁钉都得依赖进口。对此，一些资本家甚至妄言“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在这种情况下，把生产恢复起来，使自己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跟，成为新中国的当务之急。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策略。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提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全党要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把握主攻方向，“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对此，朱德在建国初也提出过“对资本家的剥削暂时还要忍一忍”的要求。

以七届三中全会的方针策略为指导，新中国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保证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到1952年底，经过3年的发展，国内工农业生产的总产值和主要的产量均已达到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提出全国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经济恢复工作已经胜利完成，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目标已经达到，并确定1953年起开始进行“一五”计划，明确了向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前进的目标。

至1956年，新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尽管由于时间较短，存在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等问题，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与此同时，至1957年，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顺利完成。

五年间，新中国新增固定资产491.4亿元，建立起了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制造、发电设备、冶金设备和矿山设备制造等过去没有的重要工业部门。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农副业比1952年增长24.7％。而在此基础上，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全国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提高22.9％，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30.3％，农民的收入增长20％左右。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开始改变了中国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面貌，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打造中国盾牌

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捍卫国家的尊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十分关心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国防部队。

在毛泽东的统揽下，朱德、周恩来亲自抓了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

1949年7月31日，朱德在中南海接见了受命组建空军、即将去苏联学习的刘亚楼等人，并提出了殷切希望，要求刘亚楼等人在与苏联谈判组建空军过程中人员培训速度要快，不能误了中央解放台湾的战略步骤，并且飞行员的作战能力要以能压倒国民党空军为目标。同日下午，毛泽东也接见了刘亚楼一行，提出了空军的建军方针。谈完工作后，毛泽东又特别请刘亚楼等人到小饭厅吃饭，并提议为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干杯。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至1953年底，空军已建立了20多个师及其它勤务部队。由于训练有素、作战勇敢，很快就在朝鲜战场上初试锋芒。以至于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在海军组建方面，朱德多次给毛泽东写信，就海军在国防中的地位和作用、海军的主要任务、海军建设的标准、海军管理干部的来源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设性意见。1950年4月，海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

1951年夏，周恩来视察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大连海校，他对副校长张学思动情地说：“我国是一个濒海的大陆国家，海岸线北从鸭绿江口起，南到北仑河口止，绵长得很，因此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条‘海上长城’。”这也正是毛泽东和朱德的心声。

在装甲兵建设方面，1950年8月14日，朱德就建立和训练坦克部队的问题致函毛泽东：坦克兵的领导机关即将成立，并拟定了训练计划。建议制造坦克和发展汽油工业，并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样，在建国初期短短的两三年之内，新中国不仅建立了人民空军，而且，海军、炮兵、铁道兵、装甲兵、防空部队也建立起来了，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转变。

1955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空军的装备已初具规模，陆军特种兵装备得到迅速改善，步兵旧杂式武器装备大部分淘汰，全军武器装备水平比新中国成立时提高了一大步。

“两弹一星”：发射的前前后后

然而，仅仅发展常规武器是不够的，新中国必须拥有有效的防卫武器，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

毛泽东是不信邪的，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之后，毛泽东曾严厉地批评了对原子弹威力进行过分渲染的博古。在接受国际友人采访时，毛泽东风趣地指出“原子弹是纸老虎”。

但是，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核讹诈，新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要想不受别人欺负，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又是铁老虎，要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

在一穷二白、科技落后的情况下，要想研制原子弹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向苏联“老大哥”请教似乎是一条捷径。

1949年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曾提出参观原子能有关设施，被斯大林拒绝了。到1954年9月，苏联才邀请中国军事代表团去苏联参观核爆炸试验。去参观的代表团规格相当高，除了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外，还有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总参谋长粟裕、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总参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海军参谋长周希汉等人。

演习时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吹掉了彭德怀的帽子，也坚定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研制原子弹的决心。

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一宣告，揭开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序幕。

1956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答应向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然而，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次年7月16 日，又公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华的苏联专家。到8月23 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这一手，完全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安排，尤其在原子能工业方面，留下了一大批半截工程。临走还扔下一句话，你们收拾这一堆破铜烂铁吧，没有我们，你们15年也干不出来。赫鲁晓夫说得更绝，没有苏联帮助，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而此时，整个国民经济也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导弹、核武器要不要继续搞下去？争议相当激烈。

大家的眼光此时集中到了主管国家经济大权的周恩来身上。在经济困难时期，堂堂的共和国总理餐桌上也一样缺肉少油水，但周恩来的眼光却放得更远。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了集中力量争取3至5年突破国防尖端的战略构想，原子弹要继续搞下去。这一些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支持，要自己动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把原子弹搞出来。年事已高的朱德，也十分关注原子弹的建设，之前他曾亲自到核试验基地看望官兵。这个时候，他也毫不犹豫地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决策。

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在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历史竟是如此巧合，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第三天，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研制出来的原子弹竟然试爆成功了！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这样说：“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当天晚上11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举世震惊。

随后，震惊就象波涛，一浪又一浪地继续涌来。

1967年6月17 日晨，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而中国只用了两年8个月，创造了核武器研制史上的奇迹。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西昌卫星城发射成功。尽管这是继苏、美、法、日本之后发射，但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重量上却超过了苏、美、法、日四国卫星的总和。在研制速度上，从成功爆炸原子弹到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花了12年半，苏联花了8年，中国仅用了5年半的时间。

十、考验

“冒进”之争(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这是对三人多年以来合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建国后三人工作的一个安排。

毛泽东、周恩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但在建国后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对一些事关经济建设方面的具体问题，两人在思路和方法上的差异开始显露。

1953年新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急于求成思想倾向的影响下，财政盘子定得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导致这一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六千多万猛增到七千八百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两个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

担任总理的周恩来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他指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随后，周恩来指导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到1955年，随着中国经济形势好转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一些人的头脑又开始发热，认为经济建设速度可以大大加快，“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在这年底，毛泽东提出了“加大速度，反对保守主义，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更大成绩”的要求，并表示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

面对毛泽东为“八大”确定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速度”的主题，周恩来最初是同意的。他表示“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

然而，在落实毛泽东主持起草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过程中，周恩来和陈云发现如果按照各部门提出的高指标安排工作，很多产品都将短缺，其中钢铁最为严重。在觉察到“盲目冒进”苗头时，周恩来开始着手防止。

毛泽东对于当时的发展速度仍感觉“慢了一点”，并做了相应的指示，国家计委也按要求提出了高指标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

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的年度计划指标虽然被压缩了，但并没有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到4月份，冒进的后果开始出现了，财政紧张、生产物资短缺。

令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4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追加基础建设预算20个亿。提议受到了大多数与会人员的反对，一向尊重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当场表示反对，认为此举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周恩来专门就此事找到毛泽东进行解释，并说，“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泽东决定下来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但面对周恩来发自内心的话语，他没有反驳。很快，毛泽东离开了北京。

这样，在周恩来等人的坚持下，1957年中国的经济建设全面发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

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大会。当时的苏联由于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赫鲁晓夫说话很硬气，表示“今后15年不仅赶上，而且超过美国”。富于挑战精神的毛泽东当即表示“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就是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审阅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回国后，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对周恩来发了脾气，对两年的经济工作表示不满，并且要求召开再大一些范围的会议解决反冒进问题。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了工作会议。与会人员都接到了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在会议上，毛泽东单刀直入，表示“反冒进”这个词是政治问题，并指出“有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毛泽东批评1956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毛泽东的一席话让周恩来感到了形势的严重。

尽管心里不理解，但周恩来性格中组织性强的特点还是让他开始进行检讨。在检讨中，他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是周恩来一向的作风。

之后，在3月9日成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周恩来，3月25日周恩来再次做了检讨。为了把成都会议讨论的问题用中央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进行检讨，大会还将这份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代表。

关于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争论似乎到此结束了。不过，周恩来在经济方面的发言权减少了，毛泽东开始更多地过问和主管经济工作。

所幸的是，经过“大跃进”的阵痛，毛泽东开始亲自出来“解铃”。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的讲话中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他还说，错误看来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圣人呢？

“冒进”之争(2)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也是固有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朱德看庐山风云

1959年的庐山会议早已云散雾开，今天再来回忆这场会议，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苍凉、悲壮与沉重。

7月的庐山，万木葱茏，气候宜人，古迹胜景，神话传奇，给人平添许多雅兴。

庐山会议开始定的基调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分组讨论中不少与会者强调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还有不少与会者则认为纠左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在会议上发言以后，感到言犹未尽，也对不少同志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希望和毛泽东本人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以利于会议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在这种情况下向毛泽东呈送了一封信。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参考。于是，围绕彭德怀的《意见书》，会议争论逐渐热烈，大致形成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信中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张闻天在表示支持彭德怀观点的同时，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分析。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措辞尖锐的讲话，以示反击。此后会议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成了“一边倒”地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批判会。连原先对彭信内容有同感或发表过类似观点的人，也纷纷收回自己的话，以示“划清界限”。“人们怀着保卫毛泽东威信便是保卫党的路线的信念，同时也是对自己立场的考验的心情，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黄克诚、周小舟先是支持彭德怀，后来又没有顺风转向，便被划为彭张联盟成员，成了批判对象。在一边倒的批判声讨中，彭、黄、张、周被迫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批判斗争进一步加码。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将彭、黄、张、周的问题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反党集团”。彭德怀等人悲惨的晚年政治命运从此开始。

在庐山会议及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中，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人翻出许多历史旧帐，固然有其阴险的政治目的，而其他包括周恩来在内绝大部分参加会议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或是违心被动地、或是自觉主动地、或是半被动半主动地，但都是不约而同一边倒地参与了这场是非颠倒的党内斗争，却不能不让人扼腕而叹！

在庐山会议之前，应该说，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对前一段工作的基本评价及庐山会议要解决的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会议开始后，周恩来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全力以赴地解决各种问题。后来，毛泽东把彭德怀的那封信印发传阅，周恩来看了彭德怀的信后，认为“彭总的信没什么问题”，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他在许多观点上与彭德怀是一致的。

正在周恩来等人极力纠“左”的时候，毛泽东的想法却发生了逆转。反“反冒进”的阴影再次笼罩在周恩来的心头。既要反右，又要务实的矛盾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

7月26日上午，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开座谈会，在政治上顾全大局的思想下，周恩来也说了一些“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之类的话。

在庐山会议上，朱德虽然在表面上与中央保持了一致，但在内心深处他是始终和彭德怀站在一起的。在8月2日的常委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虽然不再明显地袒护彭德怀，但批判也是泛泛而论。毛泽东对朱德在庐山会议的态度一直不满意，此次又见朱德的批评无关痛痒，认为朱德有避重就轻、掩护彭德怀过关的嫌疑，便抬起脚来，用手在鞋面上比画了几下，说了一句“隔靴搔痒”。

朱德知道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但他可以不改变自己为人的原则。他在会议后期基本保持缄默，用无言表达他的满腹意见。在会议最紧张的时候，朱德还找毛泽东谈过一次话，他对毛泽东直言指出会议的不足之处：“我觉得这次会议发言民主风气不够。”毛泽东听了先是一愣，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对一半儿，我对一半儿。”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可谓门庭冷落，但朱德却常常去看望这位与他并肩战斗时间最长的战友。1974年，彭德怀去世时，临终想见朱德，一次一次地向看押的看守请求，可谁也不告诉朱德。直到彭德怀死后，朱德才知道彭德怀临终的心愿。他顿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声叫嚷：“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要死的人，还能做啥子，还有啥子可怕的。”

庐山会议不仅将个人崇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而且也把党内斗争的消极因素推向了一个高峰。而毫无疑问，这并不是毛泽东一人之过，是整个领导群体共同铸成的。庐山会议以后，随着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地位的上升，主导“文化大革命”的党内格局逐步形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党和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大悲剧开始了。

晚年岁月

1966年的春夏之交，一场来势异常凶猛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当时，谁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竟会把中国拖入一场历时10年之久的浩劫之中。谁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人生最后的10年将在这种天下大乱，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度过。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三人的关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文革”伊始，朱德也开始遭受到一定的冲击。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军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很多人感到非常气愤。1967年2月10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政治局和军委领导人在怀仁堂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其中，徐向前在大闹怀仁堂时怒吼：“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党，连一个八十多岁老人都容不下，可悲呀！”

从此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议不再召开，而被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朱德的各种行动受到限制，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也被调离。

朱德并没有把自己的处境放在心上，他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在得知中央文革小组在全国范围内煽动大规模武斗后，朱德感到这种方式行不通，于是想找主席和总理谈谈。但令他失望的是，他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没有时间。之后，他在秘书的陪同下走到周恩来门前，犹豫了一段时间，最终没有进去。

随着“文革”的继续进行，朱德越发孤单，但他却坚持说真话，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怀疑三人经过战争考验的关系，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攻击和诬陷面前，他始终很坦然，认为主席、总理最了解他，只要他们在，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与朱德相比，周恩来的处境更为艰难。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有两种选择，一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与主席决裂，然后被打倒。二是通过实际工作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作为一个明白自己对国家、民族担负责任的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选择了后者。

十一、纵横

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新中国成立伊始，内忧外患仍未彻底消除，急于让中国得到外界承认的毛泽东亲赴苏联。在苏联，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把总理叫来。斯大林大惑不解，但后来终于明白为什么叫来了周恩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毛唱周随的外交模式的魅力。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有一个相当大的担忧，那就是不知道世界会对共产党中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1949年10月2日21时45分，苏联第一个承认了新中国。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把周恩来等人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正式商谈出访苏联、会晤斯大林的事宜。年12月6日，北京大雪纷飞，在北京站，毛泽东与前来送行的周恩来握手道别：“我在莫斯科等你！”随即，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北京，驶向苏联莫斯科。

16日，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

下午6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会见毛泽东。他委婉地问毛泽东：“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当然希望如此：“这个东西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泽东按出国前商量的计划提出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一趟。

此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和苏联签订一个政治性文件，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并认为应由两国元首来签这个文件。毛泽东认为既是两国之约，由两国外长签更为合适，“你是部长会议主席，但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条约，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着手组织代表团。

1月10日，周恩来一行由北京坐火车前往莫斯科。火车上，周恩来即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毛泽东讲了自己在苏联的活动、对中苏签约的想法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要旨，并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一行于1月20日到达莫斯科。

1月22日，克里姆林宫灯火辉煌，中苏开始正式会谈。从1月23日起，在毛泽东指导下，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具体会谈。

在商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方拟定的草案却没有按中方的意见作相应调整。周恩来看过不满意，当即找来王稼祥和陈伯达商量，同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我们自己重搞一个。”这样一直到2月8日凌晨3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一起研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稿。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于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代表中苏双方签字的分别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仪式结束后，中方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庆祝酒会，斯大林亲自出席。毛泽东和周恩来站在门口，向五百多来宾尤其是难得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斯大林表示欢迎。宴会开始后周恩来致祝酒词，他没有看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但发言竟与长达两千字的原稿一字不差。在座的知情人皆叹服。接着，周恩来挨个向客人敬酒，最后他特意走到毛泽东面前：“主席，我也敬你一杯。”毛泽东欣然举杯，脸上充满微笑。“叮”，两支酒杯轻碰，掩映出两位伟人快慰的笑容，像美酒一样香醇……

打破中美坚冰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开创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时代。毛泽东和周恩来一个定下对美战略，一个具体实施对美接触；一个先放试探气球，一个巧妙地拿到了敲门砖；一个海阔天空，一个细致入微。毛泽东和周恩来再度联手，实现了中美外交史上“改变世界的一周”。

新中国建立以后，美国一直实行仇视和反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但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美国当权者越来越认识到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特别是美国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和专家等有识之士，对美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而真正将美对华政策带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则是1969年初出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尼克松在1月20日发表就职演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从尼克松上台后，中国对美方的每一个姿态都作了认真研究，中国以另一种方式向美国发出了信号。1970年国庆期间，美国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夫妇访华，由周恩来具体安排。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斯诺，两人的合影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并与报纸右上角毛泽东的一条语录相映衬：“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说：“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1971年3月末至4月初，中国队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赛后，中国代表团邀请加拿大等五国乒乓球队访华。美国队也表达了希望访华的愿望。４月６日，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周恩来马上给中国代表团发去了紧急指示。并说：“从今天起，我们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中国乒乓球队开始。”

消息传到美国白宫。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认为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杰作，但他忽略了这场“乒乓外交”的幕后总导演——毛泽东。

然而，体育毕竟是体育，政治才是解决两国问题的途径，中美关系长达二十多年的坚冰最终还得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周恩来与之进行了详细会谈。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再次访华，提出了起草尼克松访华公报的问题。毛泽东说，要搞，就搞个好公报。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终于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总统。美军“空军一号”总统专机抵达北京机场，尼克松走下舷梯，与前来迎接的周恩来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握手，时间长达一分多钟。此后，基辛格、罗杰斯等随从人员才陆续走下舷梯。据说，这是尼克松的精心导演，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在机场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正式发表了第一个举世瞩目的联合公报。

尼克松在归国前的告别宴会上高举斟满茅台酒的酒杯说：“我们在这里逗留了一周，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毛泽东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晚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以他们的政治智慧再次书写了中国外交史上新的篇章。

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2月21日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消息，如同一股旋风，迅速刮向全球，震惊了全世界。而美国的这一举动更是给日本朝野带来了一场政治大地震。在日本，一时间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1972年7月，日本成立了以田中角荣为首的新内阁。田中在就职当天就发表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周恩来表示欢迎。在中日关系出现转机的时刻，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田中首相一行应邀于当年9月下旬访华，两国领导人就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认真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取得重要成果。

9月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毛泽东对田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双方谈话气氛轻松而活跃。

1972年9月29日10时2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中日联合声明》指出，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以关闭。从这一天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关系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中美关系缓和的趋向不仅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地位，而且在世界上引起了连锁反应，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国际社会承认、接纳中国的进程。中国外交也由此获得新的活力和宝贵的回旋余地。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著名的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与欧洲、北美、大洋洲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同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个建交高潮。此外，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建交增多，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改善。

十二、国殇

最后的握手

进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已到迟暮之年，疾病缠绕着他们。

1971年9月13日，曾一度被定为接班人的林彪策动政变计划败露，于出逃过程中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九·一三事件”是中国政治舞台上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它无论是给毛泽东还是周恩来在精神上均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打击，在繁重的国家大事和种种的困局当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更加心力交瘁，健康每况愈下。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78周岁。他的个性很倔强。平时有什么病痛都不说，更不愿找医生看，总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够顶过去。但毕竟年事日高，身体受到老年疾病的折磨，精神又遭此刺激，尽管他的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以支撑。1971年入冬时，毛泽东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到心脏。

1972年1月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不久，毛泽东再次病倒。病情来势凶猛，他休克了。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才苏醒过来。

而此时的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病情越来越严重。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经京、津、沪三地的著名专家确诊为膀胱癌。

进入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严重恶化，癌症转移，身体已十分虚弱。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他却成了中国睡眠最少的人。根据有关记录统计，周恩来在1974年的头5个月共计139天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周恩来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它会议和谈话57次。

1974年5月28日，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应邀访华。29日，在身体极度虚弱、医护人员随时准备抢救的情况下，为了揭开中马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周恩来仍坚持按原计划同拉扎克就中马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会谈。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与外国首脑举行正式会谈。

30日，摄影师拍下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巨人一生中“最后的握手”。

这一天，周恩来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泽东。周恩来一边看着相知近半个世纪的毛泽东，一边慢慢地伸出手，毛泽东也慢慢地把手伸了过去。

1975年6月以后，周总理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30.5公斤。但是他依然顽强地工作着，顽强地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抗争。

9月20日，在住院后实施第4次手术前，周恩来要来了1972年6月他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手术中，剧烈的疼痛常使他浑身颤抖。术后在镇痛药也不能减轻疼痛的时候，他问医生张良佐 “我很疼，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啊？”

医生流着眼泪对他说：总理，您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但毫无结果。7日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旁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到：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总理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十里长街，寒风凛冽，成千上万的市民哭泣着，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送行。按照总理的嘱托，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他融进了风里，融进了雨里，融进了土里，融进了水里，融进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里。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颖超逝世。那个曾经盛过周恩来骨灰的盒子，盛着她的骨灰，又一次来到了他们夫妻携手人生的起点——天津。

最后的军礼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大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准备在首都体育馆搞一个批斗朱德的万人大会。毛泽东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说道：“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猪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