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

风云突变(1)

在扎西，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与会者举手通过遵义会议决议时，标志着遵义会议最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对失败的反思是进步的杠杆。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使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转机，迎来了一缕曙光。

然而，奇怪的是，这次会议决定张闻天为党的总负责，后来人们对此知之甚少，而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又成为后来人们不愿相信的事实。

毛泽东任政府主席时的副手、现在正领导着目前力量最强大的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遵义会议在推举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他被“遗忘”了，而中央红军目前的行动方向就是奔他而去。一旦会面，又将如何？

中央红军前途未卜。

作出决定，是为了打破和超越决定本身。

当扎西会议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时候，人们也有理由相信，充满自信和责任感的毛泽东，他绝不会把自己的天才般的谋略和军事指挥艺术，锁在自己的脑子里不用。

其他人又将怎样对待他呢？

闪电般的罢官与复职

作为高明战略家的毛泽东，他走出遵义城后的首战失利，绝不是他天才般的谋略出现了问题。出问题的恰恰是人们对这次失利原因的错误判断。

毕竟毛泽东的谋略要高人一筹，别人抓不住的东西，他能抓住，别人想不出的智谋，他能想得出，别人看不透的迷雾，他能看得透。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在事实上成为党和红军的主帅。

当然，这是后来人的普遍看法。其实，在当时还有一些人并不这么看待毛泽东，甚至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许多人对他的谋略存有疑虑。

193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负责人会议，研究红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与会者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没有取得一致看法，甚至发生了激烈争论。

“现在，红军应该回兵黔北，因为黔军易打，且黔北空虚。”毛泽东最后发言，提出了眼下红军的行动方针，立刻被大家所接受。

于是，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8个团，红军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这一仗，总共歼敌2个师又8个团，成为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

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一起，追赶落日，登上娄山关。举目远眺，那天边的晚霞正红，红得似火，红得似血，把整个娄山关的一半抛入金色的海洋，另一半抛入暮色之中。

这里静极了，山间没有了一点儿声响，也许是刚才激烈的枪声、炮声、厮杀声夺走了这里的一切声音。

“好一座铁关啊，终于被我们敲开了。”半晌，周恩来兴奋的声音才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这样的雄关隘口，能攻下来，不容易!不容易!”朱德顾盼四周险峻的峰峦，以军事家的口吻叹道。

毛泽东面对此情此景，心潮涌动，百感交集，诗兴大发，吟出《忆秦娥·娄山关》新词一首：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此次大胜，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1935年3月4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这，无疑正式恢复了宁都会议所撤销的毛泽东的军职。

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第二天，司令部所发电报，就开始在末尾署“朱毛”或“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了。

然而，毛泽东刚刚戴上的“政治委员”这顶“乌纱帽”，没过几天就被摘了下来。

这是后来人们很难想象的事实。

事情发生在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后的第六天，也就是3月10日。这天凌晨1时许，一军团给在贵州苟坝的前敌司令部发来一份急电：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15里)。11日此一、三军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仍旧。

林聂

10日1时

这封电报，显然是林彪的意见。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这封电报的抬头只写着“朱主席”，因为朱德是军委主席，他为什么不写“朱司令”？这并不像我们今天有些人为讨好领导，在称呼副职上司时把“副”字去掉那样，往高的叫，而是另有用意，那就是要避开毛泽东。如果在这封电报的抬头写“朱司令”，就必然要写上“毛政委”，否则，让毛泽东看了会有想法，而称“朱主席”，“毛政委”就自然不必写上了。这封电报也只有朱德先收到，他收到这封电报，无疑要先有个意见，朱德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林彪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也预料朱德会同意他的建议。

风云突变(2)

那么，他的用意是不是就这些？不是。

自遵义会议后，在红军中还没有出现军事指挥上的权威人物，虽然后来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了一个胜仗，但也有土城的失败。更何况眼下的红军仍处在重围之中，处境很不妙，北有强硬的川军堵截，长江天堑无翅难飞；南面省会贵阳驻有蒋介石的嫡系军薛岳纵队，乌江天险，又挡住去路；东面是突围的来路，有湘军紧随，唯有向西才有一线生机。现在，虽然红军第二次走出遵义城，正在向西开拔，但究竟如何向西开进，走哪条路西进，还没有明确，处在盲目西进的途中。

如果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话，眼下就是表现惊人之举的时候了。林彪看准了这个时机，他要脱颖而出。因此，他站在中央红军总指挥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果他的这一建议被采纳，并取得胜利，那么，他就有可能与毛泽东抗衡，最终获取指挥整个中央红军的权力。

林彪的预料是准的，朱德接到电报后，觉得林彪的建议可行。但朱德办事向来稳重，立即将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看。

张闻天看完电报后，搞不清林彪的建议是对还是错。不过，在他的心目中，林彪是一个常胜将军，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的一军团的军团长，所提建议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他鉴于过去博古搞独断专行的沉痛教训，就采取了另一种简单的做法，无论大事小事，事事都要找一堆人开会讨论，并依据多数人的意见行事。于是，他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对林彪的建议进行讨论。此时，张闻天还没有意识到，他这种做法，也同样会出问题。

在讨论会上，朱德首先发言，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果然，朱德的意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觉得林彪的建议可行，同意进攻打鼓新场。

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

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林彪的这封电报只发给朱德而没有同时发给他而感到不快。毛泽东认为，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进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是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有迅速被敌人消灭的危险。

虽然毛泽东再三陈述自己的意见，无奈众人未被说服。在这种情况下，不懂军事的张闻天，就简单地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是否采纳林彪的建议。

毛泽东深知，打鼓新场不是可打可不打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红军的存亡。他急了，抛出了“杀手锏”：“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

张闻天一见此情，就采取了表决的办法。经过表决，众人不仅采纳了林彪的建议，拟出了给林彪的电报，还作出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

张闻天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宣布了这一决定。这是他自接过博古那个挑子以来，作出的一个最重大的决定。

毛泽东从来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当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时候。回到住处，毛泽东辗转反侧，烦躁难眠，他索性起身向周恩来住处走去，他要再次动员周恩来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毛泽东刚推开门，周恩来就急着迎上来说：“泽东同志，你来得正好，刚才一局送来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

“果然不出我所料，打鼓新场是个陷阱。立即发电通知各军团停止西进，转头向南猛扑贵阳。”毛泽东因势制变，又献上一计。

“好，明早就开会，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周恩来果断地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是这样说的：

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在3月11日一早的会议上“把大家说服了”，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并陈述了理由：

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引者注：指黔军犹国才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滇军鲁旅(引者注：指鲁道源旅)已到黔西，12号可到打鼓新场，安龚两旅(引者注：指安恩溥、龚顺壁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打鼓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打鼓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引者注：指周浑元的第二纵队及川军)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

……

一早的会议在采纳毛泽东的建议的同时，也恢复了毛泽东的原职。

这次毛泽东从被撤销职务到恢复原职，仅几个小时，这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撤职又复职间隔时间最短的了。

林彪建议引起的风波，虽然平息了，但毛泽东由此悟出了一句名言：“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同时，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建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二十来人讨论来讨论去。毛泽东认为，批判李德、博古，不能把“三人团”也否定掉。“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还是需要的。过去的毛病在于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错误，不是“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错了。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风云突变(3)

张闻天也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理，因为这些天的讨论会把他折腾得疲惫不堪。他想，往后天天要打仗，天天这么讨论，怎么行呢？于是，他决定把毛泽东的这一建议提交给大家讨论。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建议被一致通过。

于是，新的“三人团”就这样诞生了。其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新的“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

新的“三人团”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角色变换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地位仍然是脆弱的，复杂尖锐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林彪向毛泽东发难

5月8日，红军到达四川的会理城下。攻城未克，在城郊进行休整、扩军、筹款。

谁料，在这期间风波又起。

前一时期，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的过程中，红军声东击西，大踏步进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埋怨情绪开始漫延起来。

到达会理后，这种情绪就以爆炸的方式喷发出来。

“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手持电话，表情极为严肃地向对方讲道。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至于我，则更不适当。”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

林彪放下电话，苦笑着对聂荣臻、左权和朱瑞说：“彭德怀真倔。”

坐在一旁的聂荣臻，他对林彪刚才给彭德怀打电话所表露出来的那种不满，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在行军途中，林彪就流露过对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快到会理时，林彪当着聂荣臻的面抱怨道：“尽走弓背，不会走弓弦吗？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以为他是走路走得多了，不耐烦了，就以开导的语气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如何出得去？”

此时，聂荣臻却又感到非常惊讶，他没有想到林彪胆子这么大，竟擅自煽动撤换中央领导。他禁不住站起身来，质问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

林彪站在那里，望着聂荣臻，摆了摆手坐下了，那意思是不关你的事。

“你不要乱来。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聂荣臻提高嗓门，警告这位年轻的军团长。

林彪并没有擅自下令部队行动的打算，他认为聂荣臻误解了他的意图，所以就没有把聂荣臻的话当一回事儿。之后的事态发展，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林彪不肯听我的话。他又写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还要求我在信上签名，被我严词拒绝了。我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了。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要反对你签字上送。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最后，他单独签字送上了。

5月12日，“三人团”随军委纵队到达会理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就收到了林彪的这封信，信中写道：

……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行军太多，而且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部队弄得精疲力竭，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一个人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个军委负责人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

毛泽东震惊了。他是第二次接到令他震惊的林彪的信。第一次是在“古田会议”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提出了道路怎么走，是走州打府，还是打游击的问题。毛泽东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文章。

其实，这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后来为什么改了呢？说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那是后来的1948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准备出版《毛泽东选集》，这封信也将编入其中，就给当时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的林彪去信征询意见，他很快回信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在这篇文章中再不要公开他的名字，并说这样可以“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避免国外“种种无端的推测”。

中共中央宣传部接到林彪的信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考虑到林彪的面子和顾及党内团结，同意将信的前面几段和最后一段删去，并将《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此，在《毛泽东选集》里再也看不到毛泽东写长信批评林彪的内容。直到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问世时，此文的题注才再次真实地写道：此文是毛泽东当年写给林彪的一封信。

风云突变(4)

毛泽东这封回信的第一部分写得很长：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有些事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贡献给你呢？

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着。现在我想到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行动问题。我以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的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得来，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相互争夺的殖民地一件事认识清楚。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林彪振作起来，丢掉悲观情绪，迎接革命事业对他的选择，不辜负他本人对林彪的厚望。毛泽东写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一次，毛泽东没有这种激情了，而只有激怒。他决定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然而，毛泽东又一次宽恕林彪的同时，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断定这封信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认为林彪是在比他年长八岁的彭德怀煽动下写成这封信的。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中央“不满”的错误。

彭德怀对这飞来之祸采取了不抗辩、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因为他考虑到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不宜计较个人得失，遂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在困难中有过牢骚，由于鲁班场、习水两次战斗没有打好，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意见，这是不对的。”

接着，彭德怀又说：“我们应当坚决拥护新领导，继续北上，与四方面军靠近。”

彭德怀的话是真诚的，他想用真诚的心去换取毛泽东对他的真诚理解和信任。可他当时没有想到，毛泽东对此事却耿耿于怀，在以后的24年中讲了4次，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成了彭德怀的罪状之一。

那么，毛泽东当时为什么对彭德怀产生这种疑心？这也是事出有因。

在这之前，当时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共同署名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反映了彭德怀同刘少奇谈到的关于部队指战员因连续作战而产生的一些思想负担和过度疲劳的情况，以及不同意进行鲁班场和习水战斗的意见。

毛泽东看过这封电报后，并没有引起他的不快，认为提建议反映问题是每个人尤其是每一个指挥员应有的权利，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到了会理接到林彪的信，他就感到事情的复杂性了，认为林彪的信不是孤立的，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个挑战者不是林彪，而是彭德怀。

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曾经给他过难堪。

读者也许没有忘记，在1932年红军准备攻打赣州，毛泽东极力反对红军去硬碰硬，但没有说服大家，在无奈的情况下，就建议让在前线的彭德怀回来介绍情况，他希望彭德怀通过介绍情况来证明他不能打赣州的主张是正确的。结果，彭德怀也主张打赣州，当时使毛泽东十分难堪，他也因此在后来宁都会议上遭到了批判，并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改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从此陷入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这件事，毛泽东恐怕不会忘记，也许从此对彭德怀有了疑心。不然，他为什么如此断定是彭德怀煽动林彪写了这封信呢？

林彪明知不是那么回事，对此却缄口不语，俨然是一个受害者，这就更使毛泽东坚信不疑了。

其实，毛泽东当时不仅怀疑彭德怀，还怀疑张闻天到三军团去与彭德怀勾结反他。这种怀疑是毛泽东听了个别人的猜测和判断而引起的。也正因为如此，在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批评张闻天。但这种误解埋在毛泽东的心里，直到延安整风时才挑明。在1941年6、7月间的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批评张闻天的缺点，特别提到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说张闻天“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指挥”等。对此，张闻天当场表示“保留”。

风云突变(5)

张闻天后来回忆说：“当晚回家后，关于这件事情曾写了一封申明信给毛，但后来没有发出，想事情没有旁证，说也无用。”

到了1943年9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此事，张闻天这回才认真对待。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做了调查取证工作，在随后写的“整风笔记”中作了澄清：“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某同志的造谣!(林、彭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至此，这一误解才算消除。

当时，毛泽东找到了问题的根子，因而批评林彪时，毛泽东的语气变得柔和多了，他说：“这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不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了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计划渡江北上了吗？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做，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圈，事情又办成了。总之，遵义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从毛泽东这番话中可以看出，他没有忘记他曾经给林彪写过的那封信，依然是语重心长。

林彪闷坐在条凳上，斜视了毛泽东一眼，解释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没等林彪继续讲下去，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毛泽东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说林彪不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

其实，毛泽东说错了，林彪虽然年轻，但对政治斗争也颇有研究了。

其实，毛泽东不是说给林彪听的，而是说给彭德怀听的，那意思是说你彭德怀不要利用林彪的无知来对付我。

这场风波，以毛泽东那句“你是个娃娃”的话平息了。

中央红军继续朝着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标前进。

毛泽东与张国焘握手在即。

暗渡陈仓(1)

从会理出发，中央红军过彝族区，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已抵达夹金山脚下，过了夹金山，便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四方面军也早已渡过了嘉陵江，并派李先念率领三十军及九军各一部，正西进小金山地区，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终于快要到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官兵都在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这两大红军的主帅毛泽东、张国焘都在加紧思考着会师后的一切。他们两人都是中共的元老，经历了不平凡的岁月，如今，兴许各自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相会后，他们能接受彼此的改变吗？

两颗心照不宣的心

毛泽东与张国焘是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相识的。作为地主的儿子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注册学生，而毛泽东则是一个无着落的兼做图书馆助理员的旁听生。他们的风格和背景相距甚远。张国焘瞧不起毛泽东，说他脱不了湖南的土气，而毛泽东看不惯张国焘的目中无人、自以为高明的那种绅士派头。久而久之，彼此之间就产生了一些互不信任的情绪。不过，后来他们也有合作的时候。那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党要重视农民运动问题，张国焘对此是持赞成态度的，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他(引者注：指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当然，这已成为历史。在时隔多年之后再次相会，他们之间会是合作多于分歧，还是分歧多于合作？现实实难预料。不过，到眼下为止，两人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是明摆着的：

当毛泽东得知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以“肃反”的名义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干部时，毛泽东认为他是一个血腥味极浓的人物。

当张国焘了解到毛泽东的战法时，就认为他是陷入了“游击主义”的泥坑。

当毛泽东得知张国焘在北川、茂县、理县一带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成立了“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时，毛泽东说：“这又是张国焘的创造发明。”

当张国焘得知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时，他认为遵义会议不合法，决定应该修改。

……

尽管如此，命运又将要把他们拉到一起。

毛泽东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张国焘自认为自己应该是共产党的领袖。的确，张国焘属于党内的元老派，他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还是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

1931年3月中旬，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身份，来到鄂豫皖苏区，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沈泽民与陈昌浩。从此，张国焘开始了他的五年游击生涯。

红四方面军在蒋介石第四次大规模进攻面前，最终撤出这片血肉相濡的土地，不得不作开发川北新苏区的千里之行。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辗转来到巴山蜀水，一切又得从头做起。终于又开辟出一片新的苏区。

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入川之后不久，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红四方面军采取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在长达10个月的艰苦战斗中，红四方面军以付出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换取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使川陕苏区空前扩大。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至营山、渠县，北迄陕南的镇巴、西乡、宁强，总面积达42万余平方公里，建立了23个县和1个市的苏维埃政权。此时，红四方面军已从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余人发展到4个军、8万余人，成为红军中一支强大的劲旅。

张国焘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撤出瑞金的消息，他就开始意识到中央红军处境不利，后来他听说中央红军北上四川西北部，估计到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定会被拖得精疲力竭，而他的部队却养精蓄锐，兵强马壮。因而，他在动员一切力量，迎接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到来。同时，他也在想，你中央直接领导下的红军失败了往外逃，肯定是中央的路线错了。而我的部队却越来越强大，证明我的路线是对的，现在到了我挽救红军的时候了。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张国焘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便挥师西渡嘉陵江。

在渡江准备过程中，他就对陈昌浩说：“其实，策应一方面军，可以说是一个战略行动。”这言外之意便是他要乘此机会来挽救一方面军。这在他看来确实是一个战略行动。

作为中共元老的张国焘，当他意识到中央红军是因为失败而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的时候，产生“挽救”中央红军的想法是必然的。然而，挽救党和红军的使命已经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担负起来了，并结束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党和红军的命运已经开始出现转机。一旦会面，张国焘将如何面对这一切？此时，张国焘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想到了要实现自己的“挽救”使命。

暗渡陈仓(2)

毛泽东呢？

毛泽东也是中共的元老，参与了党的创建工作，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他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张国焘，虽然他没有到过莫斯科，更没有见过列宁，但他摸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只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挤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他的主张无法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如果他一直领导着中央红军，也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但历史没有“如果”，毛泽东只能受命于危难之中。目前他率领的这支军队，是他从生死线上拉出来的，已经是“骨瘦如柴”。

毛泽东举目远眺，那夹金山顶上的千年积雪，使他心里不免有些惆怅，他意识到，红军不仅面临着蒋介石的追剿，也面临着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因为红军就要翻越这座雪山。他默默地摇了摇头。是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也是不得已而选择了这条北上的路。

想到北上，想到两军会师在即，毛泽东心头萦绕着一个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会如何？一个是久经休整，兵强马壮；一个是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张国焘将如何面对这种反差？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所辖红一军团要主动搞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团结。他亲自为一军团拟定了三条标语，供两军会师后用：

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欢迎张主席!

这三条标语，向我们透出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第一条标语“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本来中国工农红军就是一家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这不会有什么误解，从目前两军官兵的情绪看，都在盼望着会师那一刻的到来，因为他们都知道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看来，毛泽东拟定这条标语是要告诉张国焘，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哪一个人的军队。那么，毛泽东拟定的最后一条标语，为什么只“欢迎张主席”？这同样在告诉张国焘，我们对你是尊重的。

毛泽东没有管过这么细小的事，这次他亲自拟定这三条标语，看来其用意是深远的。

但标语只能提供一个信息，其作用取决于人对它的领悟。如果不被领悟又该怎么办呢？

因此，毛泽东电令林彪、彭德怀统领的一、三军团所部向不同的方向前进。

显然，这是一种防范措施。那就是不能把部队过于集中在一起，以防不测。

毛泽东、张国焘都期待着两军的会师，但又都担心会师后意见不能统一，产生矛盾冲突。

毛泽东想的是如何团结四方面军。

张国焘想的是如何帮助中央纠正政治路线上的错误。

毛泽东郁闷地想到与张国焘会面时可能发生的一切，焦虑再一次成为生病的前兆。

张国焘激动地想到与毛泽东会面时跃升中共首脑的机会可能降临，“挽救”中央的热血再一次沸腾起来。

这两颗心，隔着夹金山，就这样跳动起来了。

短暂的拥抱

夹金山，以其险峻和高大，滞留了冬来的雪，凝固了夏来的雨，却没有挡住北上的红军。

毛泽东站在雪山之巅，举目四顾，环宇白茫茫，好像自己的整个身子也被白雪所溶化。当年他戏水湘江，观赏百舸争流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在自己的一生中，竟然有机会踏上这刺破青天的雪峰，与这千年积雪接吻。

这雪山也绝不会想到此时站立在它头上的却将是影响人类半个世纪的伟大人物。在人类的历史上，也不曾有过他这样伟大的人物能像探险家一样，出现在这人类不曾涉足的雪山。

毛泽东尽管喘着粗气，但有一种情愫却在他胸中涌动，这涌动的是血是泪。当他望着山上艰难爬行的红军队伍时，眼眶湿润了，他与他的战友们之所以选择走雪山这条险路，也是为了尽快与兄弟部队会合，减少一点敌人的拦截，争取少流一滴血，少一点牺牲。但他不曾估计到会有那么多病弱的同志长眠在雪山之上，他为之难过。

在下雪山的路上，毛泽东边下坡边考虑两军会师后的行动方针，因为在他身后有一两万人的命运，在他的前面，有红军的命运，有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有中国的命运。红军下山后，向何处发展最为有利？到底应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边走边在寻思，那些青年战士为了下坡省劲，坐在雪坡上往下滑落时不断经过他的身边，他扬起手和他们打招呼，并不停地告诫他们：“小心点，别滑到峡谷里去了。”

“报告，前卫团在山下碰见了四方面军部队。”总部的罗参谋急急跑来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吃了一惊，喜出望外地说：“啊！会师啦!是哪个部队？”

“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

“好啊，走!我们赶快走!”毛泽东边说边朝山下迈去。

6月初，李先念率领的迎接一方面军的四方面军部队，攻占懋功，歼敌川军近千人，继占达维。一方面军翻过夹金山，前卫部队已来到达维。

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达维，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同志的热烈欢迎。一时间，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响彻了达维，大家都热泪盈眶地拥抱在一起，尽管他们都不曾相识，但都像久别重逢的兄弟，那种场面绝非能用语言表达的。

暗渡陈仓(3)

在实现了一、四方面军直接会合的战略目的以后，中央根据新的情况，改变了建立川西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6月16日2时，中央发出了《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全文如下：

张、徐、陈各同志：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丁)我野战军于12号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18号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两河口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戊)弟等意见如此，兄意如何，乞复为盼!

〖JY〗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

〖JY〗16日2时

张国焘于17日即复电，主张应向川西北，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打。为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先向南进攻。

初次切磋，分歧就出现了。电报频传，羽书交驰，不得而决，张国焘不同意中央的战略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联名给张国焘发电报，电报最后一句说：“弟等已至达维，候兄速来一见。”

张国焘接到电报，阅罢电文，心情既兴奋又复杂。各种思绪，纷至沓来。是啊，对于这些老战友，算起来有的已经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最短的也有三四个年头。毛泽东，他还是1923年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时见过面，以后就各奔东西。张闻天是他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于1931年在临时中央匆匆一晤后，他便奔往鄂豫皖苏区去了。他想着他们这些中共要员，经过数年血与火的苦斗，想不到今天竟在这荒僻西陲相会，患难相逢，也属难得，值得庆幸。而眼下，两军相会，成为一家人了，究竟谁来当头，今后的路究竟怎么走，得有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