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 .2

张国焘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也正是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踏上去懋功的路。

张国焘此行虽然辛苦，但却也领略了沿途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这里面也夹杂着一种政治眼光。这一带多系藏族区域，每到一地张国焘都要到藏民家里看一看，藏族人民的善良和对喇嘛教的虔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他也看到了藏民家里堆满的青稞、牛酪和衣物，感觉着这里适合于红军的生存。他想到前些日子，他与中央在两军会师后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已经在来往的电报中进行过数次商讨，但中央没有同意他的西进主张，正因为如此，中央才电令他到懋功进行商议。现在通过实地考察，他意识到红军不能继续向西走，但也不能向北走。

究竟往哪儿走，他一时还没有拿定主意。反正会晤在即，见面再议。

当中央红军得知张国焘已由茂县出发至懋功途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感到由衷的高兴。为表示对张国焘的敬意，实际上也是对四方面军的敬意，毛泽东等人决定离开抚边驻地三里多远的地方去迎接。连在下雪山时感受风寒正在病中的周恩来也去了。他们还带去总部、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40余人一同前往迎接。毛泽东想：张国焘是中共的元老人物，四方面军的统帅，加之他这几天与三十军指战员的接触中，感到这支兄弟部队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兵强马壮，装备也好，精神状态不错，比之中央红军要强。他深深感到张国焘、徐向前等一批四方面军将领，领导这支部队是颇有成绩的。今后两军合作，共同战斗，实现中央未来的战略方针，开创新的局面，一定大有希望。为今后前途计，为今后更好合作，也应该远出驻地迎接，以表示尊敬与友好。

抚边这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镇子，从来不曾有过今天这样的景象，墙上用石灰水刷出大幅的欢迎标语：“欢庆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街上也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有的房屋前还挂着红旗，红旗上用白字写上欢迎口号。村与村之间还装上了电话，以便随时保持联系。镇中央的草地上，搭起了一个讲台，讲台四周用苍松翠柏镶起一个绿边，缀上一束束鲜花，虽然比不上今天人民大会堂主席台那般的气派，但在这荒凉的小镇上，也算头一回有这般的架势。

当毛泽东等人从抚边驻地步行三里多路来到一个小山村，这是张国焘到抚边的必经之地，不料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雨来。开始淅淅沥沥，继而点点滴滴起来，不一会儿，便滂沱如注，倾盆而来。随行人员不得不赶快在路边撑起油布帐篷，毛泽东等人踅在其中，焦急而喜悦地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

暗渡陈仓(4)

不一会儿，雨停了。远处响起马蹄声，渐渐地这声音越来越近。

“来啦!来啦!”有人在喊。

毛泽东闻声定睛一瞧，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张国焘。

“国焘兄!”毛泽东赶快叫了一声。

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了。

张国焘在他的《我的回忆》一书中写到了这一刻：

6月的一天下午5时左右，在离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在预先而置好的一张桌子旁，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央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

我和毛泽东等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

其实，张国焘记错了，欢迎会是在抚边开的，而不是在迎接他的地方，也许他当时只顾观察毛泽东等人的面容了，因为他们的面容实在对不起张国焘那双小眼睛了。毛泽东脸颊黄瘦，头发很长，棉衣的袖口破损，露出的棉花已经不是白色，变得污浊不堪。周恩来一副病容，胡须快要垂到胸前了，俨然是一个老者的样子。老实厚道的朱德依然和南昌起义时差不多，身子虽然结实，但显得苍老。学者模样的张闻天很瘦，面色青白，像一个教书的穷先生。博古却由于脸庞瘦削，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显得特别大，好像眼珠子快要滚出来似的。

张国焘深感诧异，难道说一方面军真的打了败仗，眼前的这几位大员，好像都经过大劫大难的那副模样。

于是，张国焘边走边向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说了一番问候的话语，便把话题转向毛泽东，关心地说：“润之兄，近来身体欠佳吧，看你有些消瘦。”

毛泽东立刻意识到这话里有话，便莞尔一笑：“自从你我上次见面后，就一直是这样。”毛泽东下意识地转过头来，瞧了一眼张国焘，这时他才发现他面前的这个头不高的张国焘，脸庞白净肥胖，穿戴整洁，精神也好。比当年在广州见面时，身体还要强健。便接着说：“国焘兄，看你这副模样，混得不错哩!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多年不见，不胜抖擞!”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一片笑声。

“唉，上海一大那时候参加会的人，脱党的脱党，叛变的叛变，牺牲的牺牲，剩下继续干的人，已经不多了，眼下还属润之兄是党内中坚。”张国焘斜视了一眼毛泽东说道。

“国焘兄不要夸奖。这些年，老蒋总是与我们过不去，非要把我们置于死地，国焘兄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带出这么一支精锐之师，不容易啊!”毛泽东这番深情的话，说得张国焘的心里热乎乎，他想到自己到鄂豫皖后这几年的奋斗，东拼西闯，南征北斗，最后拉扯起这支七八万人马的队伍，我张国焘也确实不容易啊，还是润之能理解我。

“中央红军如果有些减员，需要补充，我可以拨一点部队，武器装备也可给一点。”张国焘以动情而慷慨的语调说道。

“两支部队会合了，就是一家人，好说好商量。”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语气带有一点儿不在乎的味道。

他们就这样你来我往地边交谈边挪动着步子，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抚边。

当毛泽东、张国焘等走进事先布置的欢迎会场，数千红军立刻欢呼起来。毛泽东、张国焘、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并肩走上主席台，不断向欢呼的红军招手致意。毛泽东首先致欢迎词：

“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

中央红军突围西征，半年多来，击退无数次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自然界数不清的艰难险阻，为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不惜牺牲，艰苦奋斗，初步取得了战略转移的重大胜利。大渡河边，蒋介石希望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英勇的红军，没有让敌人的阴谋得逞，终于闯过了大渡河，翻过了大雪山，和英雄的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为了迎接中央红军，作了许多艰苦的努力，为中央红军准备了大量物资，热情支援兄弟部队。我谨代表中央红军全体同志，衷心感谢四方面军，感谢张国焘同志。两军终于会师了。今后，一、四方面军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并肩战斗，团结前进。我们一定会成功!我们一定会胜利！胜利永远属于兄弟的一、四方面军……”

毛泽东讲话完毕，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随即，毛泽东请张国焘讲话。

“总书记讲讲。”张国焘谦虚地对身边的张闻天说。

“我不讲了，泽东讲的代表我们几个。”张闻天谦和地说。

“那好，我讲讲。”张国焘微笑着用一口江西话讲开了：

“我们今天在这里胜利大会师，是两军广大干部、战士英勇西征的结果，我们欢庆我们的成功!我们欢庆我们的胜利！我代表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四方面军，过去一直远离中央，现在好啦，中央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对艰苦奋斗的一方面军，我表示深切的慰问。胜利属于一方面军！胜利属于四方面军!胜利属于一、四方面军大会师!”

暗渡陈仓(5)

台下又是一阵掌声。

开完了欢迎会，已是黄昏。毛泽东等将张国焘送到住处，并向他介绍了自己和各机关的住处。

一切安排妥当，毛泽东和张国焘有说有笑地并肩来到了抚边镇尾的喇嘛庙，张国焘在这里设宴款待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人。

按照中国的传统，款待客人是否真诚，一看宴席便知。今天，张国焘摆的宴席是丰盛的，大殿的地上东一堆西一堆地摆着丰盛的菜肴，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大殿神龛一侧的一张长方桌上，大碗大碗的牛羊肉、炖鸡、烧肉、辣椒拌酸菜，还有大瓦钵盛的米豆汤。毛泽东、张国焘等人来到桌边坐下。

“今天国焘兄准备这么多美肴，我等真要大饱口福啦。”毛泽东喜滋滋地对张国焘说。

“一方面军的同志辛苦了，加几个菜以示慰劳。”张国焘说着从桌上的大罐里倒出一杯白酒，他开始向毛泽东敬酒。

直到此时，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拥抱，已进入无话不谈的阶段，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多少杯酒都是挡不住的，自然话也就如冲出闸门的水，收不住了。

然而，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拥抱恰就到此为止。其间自有原因。

张国焘探虚实

席间，相互敬酒，流觞交错，笑声不断。

欢宴固然显得有些轻松，但张国焘感到有些奇怪，毛泽东等人不说当前的战略方针，不告诉他一方面军的有关情况，不说遵义会议的有关细节，也不盛赞四方面军的成就。他感到不快，感到沉闷，感到困惑。正像他在《我的回忆》中写的那样：

在当晚的聚餐中，要人们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毛泽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笑谈的资料，大发其吃辣椒者即革命的妙论。秦邦宪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也有人讥为诡辩，我在悠闲谈笑中则颇感沉闷。

其实，张国焘感到沉闷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探听到红一方面军究竟有多少人。

“恩来兄，中央红军现有多少？”张国焘想了想，探过身子，眨巴着眼睛试探着问周恩来。

“四方面军呢？”周恩来也想了想，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

张国焘寻思，周恩来不作回答，是否有隐衷？恩来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难道还不知道部队的人数？现在却反问起四方面军来，是什么意思？难以揣摩。于是随便答道：

“人马10万!”

张国焘回答的这个数字有点夸张，有意显示一下四方面军的实力。其实，四方面军是8万多人。

“嗬，不错嘛。国焘兄领导有方。一方面军西征以来，几经征战，有些损失，现在还剩下3万多人，但保存了一大批干部。”周恩来高兴地说道。

周恩来回答的这个数字也有些夸张，实际上，这时的一方面军由开始出发时的8万多人，减少到只剩下2万多人了。那么，是周恩来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就自己作了这个估计，还是有意不告诉张国焘这个实际的数字，以免他产生轻视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思想，今后不好打交道？也许这两种可能兼而有之。

从遵义出发，红一方面军一路激战不断，并且翻越雪山刚到这里，究竟还有多少人马，在那样的条件下，恐怕一时也很难有准确的统计。

其实，两军会师，不在于谁兵多兵少，只要会师了，就是很了不起的胜利。但张国焘却很关心红一方面军人马的多与少，因为他要依此作为采取何种政治策略的基本根据。

尽管周恩来把一方面军的人数夸大了一些，但张国焘的脸色一下变了，顿生疑窦。心想一方面军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什么减员如此程度？不及四方面军人数的一半，他为之不安，同时也感到自身很有力量。在那必须以武力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年代里，张国焘作为拥有比一方面军多几倍的四方面军统帅人物，感觉到自身的力量也是自然的。不过，这种对自我力量的感觉，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膨胀为断送事业的野心，另一种结果是凝聚成事业发展的动力。眼下，张国焘对自我力量的感觉，究竟会演化成哪种结果？历史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方面军既然有那么多的干部，今后可调一些到四方面军中来，我们正缺干部哩!”张国焘心口不一地说。

“不成问题。”周恩来不假思索地满口答应。毕竟，红军是一家人。席间的气氛是热烈的，欢宴也在这种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欢宴过后，张国焘便拉着朱德来到他的住处。

张国焘住在抚边北端的一所店铺内，门是敞开的，远远就能看见里面放着的柜台，他的随从人员住在柜台外，柜台内则是他临时办公的地方。张国焘热情地将朱德迎进柜台内，两人相对而坐。

虽然毛泽东与张国焘相识很早，但张国焘对朱德的了解要比对毛泽东的了解深一些，尤其在南昌起义前后的一段时间，他经常和朱德在一起。那时张国焘是带着中央的决定，由汉口往九江到南昌，因张国焘“假传圣旨”，阻止南昌暴动而受到开除中央委员的处分。这次相见自然有很多话要说。

暗渡陈仓(6)

朱德在向张国焘介绍红一方面军一路过关夺隘、死里还生的历险经历之后，说道：“八年前南昌暴动我们在三河坝分手后，我带着的那班人马，在敌军的压力之下，逃亡甚多。最惨的时候只剩下28个人。后来逐渐好转，经过多年奋斗，才造成一方面军的局面，现在又与当年不相上下。但这次却保存了大部分的干部。现在是干部多士兵少，干部甚至降两级使用。因而一方面军虽只剩下一副骨架，却是极可珍贵。”

听了朱德这番掏心窝的介绍，张国焘突然问道：“玉阶兄，一方面军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究竟是何原因造成的？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还是苏维埃运动失去了前途？”

“中央的政治路线，遵义会议已经有了个说法，我的看法也在那个说法里面。眼下最要紧的是军事问题，也就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应采取何种军事行动。这次有劳你远道而来，就是专门商量军事方面的事情。”朱德看出了张国焘的用意，便把他提出的话题撇开了。

“我不知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装备状况如何，但就四方面军的情况而言，要谋个立足之地，还是不成问题的。”张国焘话中套话，两眼盯着朱德。

朱德见张国焘想了解一方面军的兵力和装备情况，也就一五一十地向他作了介绍。朱德这样做，也是出于一种维护团结的愿望，如果不把红一方面军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一旦他自己了解到以后，反而使他产生疑心，不利于团结，更何况张国焘毕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现在会师了，要在一起共事，应该让他清楚一方面军的情况，不然怎么研究军事问题呢？

但张国焘从朱德口中得知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后，他却走向朱德良好愿望的反面。

张国焘从朱德口中得到的并不多，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就那样，一旦明了他反而觉得没什么价值。现在他最想了解的是中央存在什么分歧，这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因而他四处打听，找这个谈话找那个谈话，其中就有一些人向他谈了一些不该谈的话。聂荣臻回忆道：

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一些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

当然，张国焘不仅了解到这些，尤其了解到了会理会议的情况，了解到那时林彪要毛泽东下台和彭德怀在会上受到毛泽东批评的详细情况，他由此断定一方面军内部不团结，并寻思着“挽救”中央的策略。

焦点时刻开始到来

在中国，一些政治问题、政治争论、政治斗争，都与地缘有一定的关系。这也许是地域广阔，拥有太多选择的缘故。从长征开始引起的争论，是红军向何地去的问题，到遵义会议的争论，也是红军向何地去的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引起的争论依然是红军向何地去的问题。

这也不奇怪，因为地理环境是人类能否生存的基本条件，红军目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到何地去才能生存下来，只有生存下来，才有可能谈其发展问题。

建立根据地，是红军生存的一种有效方式，在何处建立根据地才更有利于红军生存，这是一个亟待决定的问题。

张国焘来懋功与毛泽东会晤之前，中央就感觉到张国焘对军委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因而才通知张国焘赴懋功开会解决。

6月26日，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共商大计。

在这一带地方，举行大型活动，离不开喇嘛庙，前些天张国焘设宴款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是在喇嘛庙，这次开会的地方又是一所两进院落的喇嘛庙。这座庙的四周有高高的围墙，第一道院落的大门外，有一道影壁。整个院落的房屋，均系木柱木板装嵌，开间很大。警卫部队驻第一进院落，会议则在第二进院落后面的屋子里举行。西征以来，中央已多次举行了类似的会议，坐在一起的都是熟悉的面孔。而今天则不同，虽然彼此都曾经相识，但因张国焘的参加，使与会者都感受到了几分陌生，因而整个会场的气氛就显得有些严肃而沉闷。

“同志们，”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主持这次会议，并拿着一份讲话提纲，“野战军同四方面军的会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这一会合，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大大加强了我们同敌人作战的力量，便于我们更大规模地消灭敌人。由于我们的会合，大大地提高了全体红军指战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战斗情绪、胜利的信心；使两大主力在过去长期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得到了相互的交换与总结；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的两主力，现在完全放到了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

讲到此处，张闻天虽然有些激动，但他的目光仍然紧紧盯住那讲话提纲。看来，他对今天的会有着特殊的感受。不过，他并没有一丝的紧张，有板有眼地继续讲道：“这一会合虽是在松潘等县，地形不利于作战，物质给养上非常困难，但正是这一地区，使我们能够利用地形，箝制追击与进攻我们的敌人，使蒋介石刘湘一切阻止我们会合的企图归于失败，使野战军得到整理休息的机会，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就有可能实现这一战略方针。这就大大地缩短了我们野战军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转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间。

暗渡陈仓(7)

“红军主力不利于长久地停留在这一地区，在这一地区建立苏区根据地，显然也是不利的。因为这种不良的地形，使我们不能以大踏步的进退，去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这种地形，是便利于我们箝制敌人，但同时也便利于敌人封锁我们。给养的困难，在这一地区内是不容易解决的，并且在我们的西北与西南，则是广袤无际的青海草原与西康，很难成为我们后退的依托。

“现在，敌人正在使用全力，力图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杨森、邓锡侯的部队，正在从南面建筑工事，逐步推进。东南，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队，正在完全封锁岷江以及威州到川北以南的地区。胡宗南指挥27个团的兵力，盘踞在平武松潘一线，而蒋介石的主力，也正在川军的后面集结待机。在我们的西面的西康与丹巴一线，刘文辉、李抱冰也集中了约15个团的兵力，防止我们向西康发展。综合起来判断，蒋介石封锁我们在这一地区内的企图，是十分明显不过的。”

张国焘听着张闻天的讲话，心想，过去一直认为张闻天是个书生，肚内马列主义的东西倒装了不少，但军事方面的事，知之甚少。今天，当着大家，竟大谈起军事战略方面的问题了，不简单!说明人都在变化。但他隐隐感到不快的是，张闻天明显不同意他对目前战略方针的看法，还影射了数日前他给中央电报里提出的问题。

张闻天并不知道张国焘此时此刻的感受，他只想立即结束自己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不能长久地停留在这一地区。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目前的战略方针，朝有利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的发展来考虑。下面，请总政委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然后大家再讨论，发表意见。”

张闻天的这个开场白，是有所准备的。他在开会前两天，就认真分析研究了当前敌我双方的态势，为了解决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曾写下《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印发向部队宣传。这个开场白，基本上是那篇文章的前半部分。

张闻天讲完之后，周恩来开始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代表中央与军委回顾了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来，战略方针几度变化之后，话锋一转，“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再转到西康，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两个方面军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应在什么地方建立苏区呢？这是当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周恩来一下端出来一个“怎么办”的问题。

在一个政治集团内部，一旦提出“怎么办”的问题，无论涉及什么，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都已成为严肃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是在为着“怎么办”而产生和形成；所有的政治分歧也都在为着“怎么办”而发生和消除。

列宁，为着解决俄国革命“怎么办”的问题，就有了那篇著名的《怎么办》的论著。

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就面临着关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怎么办”的问题，于是就有了不同的主张，也就有了分歧。周恩来在此不仅提出“怎么办”的问题，而且他还要回答“怎么办”，因此，他的语气变得越来越严肃：“建立苏区的条件，中央和军委认为应该是：第一，便于我们作战，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了，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应该比较大，以便于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然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我们，使我们不易反攻。敌人正企图在这些地方逼死我们。第二，群众条件，要人口较多，有利于红军本身的发展，便于我们做好扩红的工作。但是，松潘、理番、懋功、汶川、抚边一带，据我们初步调查，人口只有20万左右，其中少数民族还占多数。第三，经济条件，应是能解决军队供给的地方。而这一带粮食奇缺，牛羊有限，解决我们的穿衣都成问题，军事上的补充更困难。因此，在岷江两岸的懋、松、理地区，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长久陷在这里，没有前途。我们新的战略方针应是集中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接着，周恩来进行了战略部署：“至于谈到战略行动问题，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发展不利，向东过岷江对我亦不利，因敌在东岸有130多个团；向西北是广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争取这一地域。这里道路比较多，人口多，山少。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开展运动战消灭敌人。可向陕西还击敌人，再向北行动，背向西发展，南可以以青海南部作依靠。四川方面，现有地区可以成为游击区。得到的地方，是否再扩大，到时再决定。我们现在反攻，是无后方的运动战，我们要勇猛果敢，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消灭蒋介石的主力，是我们的任务。现在，我们战略转移的具体要求是：第一，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战，向松北转移，行动要迅速。第二，要高度机动。现在敌人已先我部署，因此我们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让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我们不要被敌牵制，不要因此妨碍我们的机动。第三，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的统一指挥，如遇困难，也要统一意志来克服。”

讲到这里，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说：“关于战争指挥问题，我想简单讲三点：一是应集中统一，指挥权要集中军委。二是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三是要实现战略计划，须有政治的保证，当前的一些困难，须从政治工作的加强来克服。”

暗渡陈仓(8)

周恩来的报告鲜明地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共同主张，通过周恩来的口亮了出来。

那么，张国焘呢？他将怎样回答这个“怎么办”的问题？与会者都在等待张国焘讲些什么。张国焘也看出了这一点，因而周恩来的报告结束后，第一个发言的便是张国焘。他介绍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以来的情况后，讲道：“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恩来同志刚才已经谈得很多，本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但是，目前接近我们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与刘湘，其他都是配角。如果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向成都方向进攻，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发展，我们要受地势所限制；向西边发展，要越过茫茫草地，一片泽国。如果过冬没有帐篷，部队无法生存。现在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清楚，估计胡宗南至少有15个到20个团的兵力牵制我们，我们也要集中20个团在松潘地区对付胡宗南，不然会吃亏。如果我们要向甘南发展，一定要打下胡宗南的几个团，才能站稳。两大主力红军会合以后，力量增强了，指挥统一了，经验增加了，但另一方面，敌人也不会让我们很容易占领大的区域。”

张国焘这番讲话，细细琢磨起来，也是很有味道的。他首先表示同意政治局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但同时对两种战略方针进行了比较分析，表露了自己坚持的向南的战略方针。看来，他从茂县到懋功这段路没有白走，因为他发现这一带适合红军的生存，由此产生了南下的意图，并认为红军南下才是出路。

当然，从张国焘的语气来看，一切都好像还有商量的余地。

博古发言，赞同周恩来的报告，也就是赞成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是在博古发言后开腔的，他听出了张国焘的意图，因而他如此说道：“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那就是要用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使张国焘放弃南下的意图。

“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国焘当即发问。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中央红军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10月之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

“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下去，“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古与宁夏之间那片广大沙漠的阻隔了。”

“为什么我们要到宁夏去？”毛泽东自己问自己，接着自己答复说，“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现在蒋介石得意，我们倒霉。他耀武扬威地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诡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地跑到宁夏，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同志不肯老老实实的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张国焘对毛泽东讲话中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的发音轻重，他都在品味，那味道如何，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无论怎样，这次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内称：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这样，政治局从党的组织原则上，否定了张国焘的主张，正式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

张国焘表示同意这一决定。但他心里很不得劲儿，本来他是雄心勃勃地要按照自己的思路来挽救红军，没曾想中央完全否定了他的思路，因而散会的时候，他沉默不语地走出了会场。

看来，张国焘是口服心不服。

6月29日，周恩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区、兵力尚未集中、碉堡尚未构筑完成的时机，消灭胡宗南部，控制作为北上通道的松潘地区。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一方面军立即自懋功一带北上。

那么，张国焘此后的心思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暗渡陈仓(9)

凯丰激怒了张国焘

当一个人心里窝着一股火没处发的时候，一切都将变成导火索。

开完会，张国焘无精打采地回到住处，在与秘书长黄超共进午餐的时候，黄超不言不语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红星报》递给他看。张国焘莫名其妙地接过报纸，看到登有一篇《列宁论联邦政府》的文章，署名是凯丰。他立刻意识到这篇文章与自己有关，指着文章问黄超：“你看过没有？说些啥子？”

“张主席，你看看再说。”黄超不动声色地说。

张国焘略为浏览了一遍，顿时脸红筋胀起来，内心窝着的那股火便喷射出来。

“嗬!我一到懋功，中央就唆使人写文章反对我，看来是有预谋的哟。”张国焘咬着牙大声说道。

“张主席，把饭吃完了再说，中央的同志怎么能随意批评我们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哩，不像话。”黄超见张国焘生气了，就劝慰着。

“中央的留俄人物，就会生硬地拿着列宁的教条来打人。我的西北联邦政府，有哪一点违反列宁主义？……居然无中生有说我搞西北联邦政府，是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张国焘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大声叫喊着。

生性多疑的张国焘，认为这不是一件平常的小事，一定是中央在他未到抚边之前，就策划好的一场“反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凯丰，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个马前卒而已。这篇文章也不过是在两军会师表面欢乐融洽的空气里升起的一颗信号弹，他仿佛闻到了一点火药味。他气得只吃了一碗饭，便急匆匆离开用餐的地方。

“张主席，这张报纸是一方面军的一个干部私自交给我的。中共中央在两天前就印发了，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黄超跟在张国焘后面，火上浇油。

“噢!还有这等事!怎么将一、四方面军分别对待？这是小组织活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中央越搞越不像话了。”张国焘更是怒气冲天。

回到下榻处，张国焘坐卧不安，他决意要找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问个究竟。就在这时，张闻天出现在他的面前。

张国焘将这份刊物递给张闻天，并问道：“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关于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辩，反对这种不顾实况生硬地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张闻天被问得哑口无言。

张国焘又问张闻天：“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什么不等我到了抚边，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什么我已到了此地20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抚边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个问题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登载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张国焘当着张闻天的面，质问了一通，指责了一通，多少感到一些快意。

张闻天面对张国焘的一番质问和指责，仍然保持平静的心。他想，一、四方面军刚刚会师，目前的形势还相当严峻，两军应加强团结，一致行动。此时不宜讨论这些容易引起争执的问题。眼下，必须把张国焘心中的不快扫出去。于是，便用一种劝慰的口气对张国焘说：“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事迹，很值得中央红军学习，这次又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师。国焘兄领导四方面军有方，成绩斐然。我一看见四方面军，就感到是一支强壮的部队，非常高兴。中央哪里会随便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呢？凯丰同志的文章，是他个人的意见，今后还可以探讨嘛。”

张国焘一听，张闻天称赞他和四方面军，倾斜的心态仿佛平衡了许多。但他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正像他在《我的回忆》中所写的那样：

他(引者注：指张闻天)口头上称许我和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但又不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褒扬四方面军。

在张国焘看来，只有中共中央把他捧为英雄，才算是对他的真诚，否则就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张国焘本身就是政治局委员，何以对中共中央的评价看得那么重？看来他需要一种对他有利的声势，而毛泽东看出了他的心思，对他本人没有作过多的褒扬。也许正因为如此，张国焘才感觉到张闻天为什么不愿意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他进行褒扬的原因。

虽然张闻天的话只是代表自己对他的一种安慰，但也令张国焘无话可说了。不过张国焘心里仍感到这件事一定有什么背景，不然，他凯丰何以无缘无故地写这么一篇文章？张国焘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同张闻天进行一次深谈，从侧面了解凯丰这篇文章的用意。

就在张国焘欲要开口的时候，周恩来走了进来，张闻天便随即向张国焘告辞。

周恩来的到来，为张闻天提供了脱身之机。不然，后来的谈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实难预料。

张国焘没有同周恩来谈起凯丰那篇文章，倒不是张国焘不想在周恩来面前提起此事，而是周恩来带来了一封电报，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张国焘同志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所有军队概归军委会指挥。周恩来还说明这个决定在张国焘未到抚边之前业已作出，现在是通令全军知照。张国焘见自己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喜形于色，脸上露出笑容。虽然这个命令事先没有向他通气，但他并不认为中央是独断专行，相反他感到中央并没有小看他；也尽管他对这一职务并不那么满意，但他觉得这毕竟向前跨进了一步。于是便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两军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

暗渡陈仓(10)

刚才还为凯丰那篇文章的事窝着满肚子气，现在却烟消雾散了。

这场风波，纯系凯丰惹事所致，用老百姓的话说，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然，凯丰批评张国焘搞西北联邦政府的错误做法，本身是正确的，但不是时候。两军会合，本应该多说些有利于团结的话，多做些有利于团结的事，而他却自显高明，发表文章谈起联邦政府来，一下就激怒了张国焘，本来张国焘就想找点理由与中央作对，凯丰的文章为他提供了与中央对抗的借口。如果不是周恩来给张国焘送去了那份电报，张国焘还会在凯丰的那篇文章上大做手脚。

风波虽然被平息下去了，但张国焘却越来越意识到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已到了必须由他来挽救的时候了。

张闻天离开张国焘的住处，心里很不平静，他很担心张国焘会因此与中央对抗。所以他决定晚间再找张国焘谈谈。

不料，晚饭后，博古先去了张国焘处，而张国焘对博古没有什么好印象，加上博古谈话缺乏策略，又引起了张国焘的不快。在《我的回忆》中，他这样写道：

饭后，秦邦宪(博古)找我谈军中政治工作问题。他虽然做了三年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的可爱之处。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喜欢玩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他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我则多少保有一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个同志往往照1927年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之下加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撇开正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

博古这次与张国焘谈话时，对四方面军内部存在的一些不适宜的称呼、打骂士兵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这更激怒了张国焘，心想，凯丰写文章批我搞西北联邦政府是错误的，你又来批我这不对，那也是错误的，我简直成了你们的批判对象了。作为一个中共元老，并自以为是中共领袖，哪能咽得下这口气。于是张国焘向博古提出了抗议和警告，使博古没趣地走了。

无论怎样，自遵义会议以后，博古经历了痛苦的反思，现在已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并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尽管斗争还缺乏策略，但毕竟已走上了正确的路，后来，他在这条路上走出了辉煌。他不仅参加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而且从1941年起，他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他写的许多社论和文章中，正确而生动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不幸的是在1946年4月8日，他与王若飞、叶挺、邓发同志和黄齐生先生参加重庆谈判后乘飞机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牺牲。毛泽东在《向“四八”烈士致哀》一文中写道：“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利益而死，虽死犹荣!”这话语中间，理所当然地包括了对博古的崇高评价。这是后话，此时博古还活着，并且刚从张国焘处走出来，显得很沉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