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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曲直》作者：文显堂【完结】 >
是非曲直.TXT
博古走后，张国焘在屋里来回不停地转圈。他感到这里的政治气候在与他作对，虽然毛泽东闭口不谈政治问题，但这些人却为什么总在政治问题上与他纠缠，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正当他紧张思考的时候，张闻天来了。
他们俩人面对面地开始交谈起来。但张国焘没有提及博古与他谈的那些话，他认为向张闻天说这些有失他的身份。他要与张闻天谈大问题。
“今天，我很想听听闻天兄对中共中央迁到瑞金以来的变化情况。”张国焘单刀直入地把话题一下扯到这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上。
“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变化。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张闻天谨慎地说道。
“闻天兄，两军会师后，我有说不出的高兴，但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有些问题却使我感到忧虑。”张国焘板着面孔谈道，“苏维埃和红军所受的挫折，不能都归咎于敌人飞机和大炮的厉害，这样认定的必然结果，将是中共命运注定了要失败。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例如苏维埃和分配土地并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有什么理由肯定苏维埃政策一定正确，肯定西北联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确？”
看得出，凯丰的文章强化了张国焘另一种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思路，那就是要从政治路线上寻找突破口。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军落得今天这个地步，是中央路线错误的直接结果，而四方面军之所以保持了如此众多兵力，乃是他张国焘推行了正确政治路线的结果。所以，从政治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他是极为有利的，也是他实现“挽救”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最佳途径。因而，张国焘继续谈道：“由于我们的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就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我们打不过，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去。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这样了解，他们会问在北川和茂县地区我们有打击川军的机会，为什么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结到毛儿盖，又往哪里去？我总在想，为什么我们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方法？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力量的步骤了吗？1932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争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据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这种采取政治方法解决问题，在原则上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该切实执行。”
暗渡陈仓(11)
张国焘在竭力说服张闻天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张闻天也只是听着不表态。
“我知道，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有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
张国焘与张闻天一直谈到深夜。张闻天边听张国焘陈述见解，边寻思着：张国焘认为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这一点，与我们的看法一致，中央红军之所以遭受这么大的损失，就是博古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结果。但在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上的步骤和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要等待时机来解决，一个是要马上解决。张国焘急于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是为了达到肯定他推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因而他甚至对遵义会议提出了疑问。而目前的中共中央之所以要等待时机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主要是考虑当前形势危急，急匆匆地讨论政治路线问题，容易引起党内纷争，更何况当前面临的最迫切的最主要的是军事问题。如果军事问题不解决好，红军被蒋介石消灭，又怎能谈得上去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于是，张闻天便劝说张国焘从大局出发，目前不要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等待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再讨论政治问题，这也是中央早已决定过的。
但张国焘不能等待，他发现目前是他实现领导梦的最佳时机。
此路不通，另辟蹊径。
张国焘使离间计
张国焘最懂得时机的重要。眼下，他提出的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建议，已被张闻天明确否定了，并给他亮了“红牌”，怎么办？
张国焘自有办法。
张闻天找张国焘谈话的第二天，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与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突然接到张国焘的邀请，请他们二位吃晚饭。
吃饭，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一种交往的最佳方式，直到今天，这种方式仍然是人们增进了解、沟通感情的不可或缺的方式。
但是，自古以来，在这种吃饭的过程中，有多少间谍，有多少诡计产生于此。人们不会忘记当年项羽在鸿门设宴款待刘邦时发生的惊险场面。其实，刘邦是幸运的，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葬身于宴席间。
聂荣臻、彭德怀应邀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张国焘显得非常热情。
“聂政委，我们还是南昌暴动时见过面，那时你在起义军第十军当党代表，潮汕失败后，我潜逃上海，你转赴香港，一晃就八年啦，想不到今天在这里，我们又重逢，难得!”张国焘握着聂荣臻的手，寒暄着。
“彭军团长，你的大名，我早有所闻，很早就知道你，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今天得见，分外高兴。”张国焘又赶紧握住彭德怀的手，边说边引导他们入座。
张国焘说这些，显然是声明为什么要请他们来吃饭的理由。看起来也属于人之常情。从前相识的，在一起叙叙旧，不相识的借此认识一下，也未尝不可。所以他们都格外高兴。
“张主席，南昌暴动那阵子，你是中央特派员，多在起义军指挥部，我当时在军中，因战事突发，我们也只匆匆见过一面。”聂荣臻打量着张国焘，在他身上寻找一点从前的记忆。张国焘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比那时胖了许多。
“林彪与聂政委率领的一军团，同彭军团长、杨尚昆同志率领的第三军团，是一方面军的主力，开路先锋，西征以来，立了大功喽!林彪与杨尚昆，今天因执行军务，不在这里，不然，请他们一道来聊聊。”张国焘流露出几分遗憾。
他们漫无边际地谈了一阵，陪客的秘书长黄超走进来，把嘴贴在张国焘耳边说了一句什么。
“好，那就请二位入席。”张国焘站起身来，以邀请的语气说道。
张国焘准备的这台筵席十分丰盛，除了一些猪肉炒菜外，还有当地的特产牛羊肉。饭食除青稞外，还有几个白面馍馍。聂荣臻、彭德怀心想，张国焘的饮食标准不低哩!也可能是特意为我们准备的。
“你们太辛苦，很疲劳，今天略备小酌，以示慰劳。”说着，张国焘打开一个土陶瓶子的五粮液酒，笑容满面地给聂荣臻、彭德怀两人各斟了一杯，然后又给自己与黄超的杯子斟满了酒。
“这是我们四川的好酒，听说从明代万历年间就开始产这种酒，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你从哪里弄来的？”聂荣臻拿起酒瓶端详着对张国焘说。
“哦，这还是在江油县打土豪搞到的，就剩这一瓶了，舍不得喝，留作会师喝。那天，在抚边迎接朱毛等人共进晚餐时，我都没有拿出来，今天特意拿出来招待二位将军。”张国焘以话里有话的语气说道，意思是你们是比朱毛还要高贵的客人。
“不敢当啊，没有朱毛就没有红一方面军。我们哪能同他们比。”彭德怀听着张国焘的话不得劲儿，便纠正道。
“是啊，国焘兄如此厚爱，我们真有点领受不起。”聂荣臻也跟着补充了一句。
“好啦，我们今天不谈这些。二位西征大将请!薄酒一杯，不成敬意，算是洗尘。”张国焘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走嘴了，急忙举起杯子，便收住了这个话题。
暗渡陈仓(12)
接下来，他们边饮酒边说一些客套性的话，真乃美酒飘香，美言四溢。特别是聂荣臻、彭德怀赞扬了张国焘领导有方，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有战斗力时，张国焘更是乐不可支。不过，张国焘要从他们口中得到的不是这些。
“年初，中央在贵州遵义召集的会议，你们二位都是参加了的，我们是在宁强地区接到中共中央的来电才知道的。来电说，中央的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常委，看来，以后便是毛泽东主其事了。”张国焘终于耐不住性子，便开始试探起来。
聂荣臻、彭德怀望着张国焘点点头。
“中共中央给我们的来电还说，中央苏维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只有军事路线犯了错误。我不明白，政治路线如果正确，中央就不至于被蒋介石逼出苏区，正确的政治路线下又产生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不知二位作何解释。”张国焘装着若无其事地边进食边说。
彭德怀听着张国焘这话，感到纳闷，心想张国焘今天请我们吃饭，讲这些是什么用意？他很想给张国焘一个肯定的回答，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看了一眼聂荣臻，便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来回答张国焘的问话：“我感觉到那时的军事路线确实错了，我在前线指挥作战，深受其害。遵义会议以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好转。大家都有这种感受。你说是不是？老聂。”
“是这个样子的。那次会议集中解决的是军事问题。”聂荣臻应声补充道。
张国焘发现，彭德怀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聂荣臻作为一个军团政委，在这方面比彭德怀明白得多，但他却不主动回答这个问题。
“张主席，今天两支部队会合了，亲如兄弟，今后斗争，大有希望，为这我们干一杯。”聂荣臻也许是发现了张国焘那若有所思的样子，便举起杯子倡议道。
“好，感谢四方面军，感谢张主席，干杯。”彭德怀也随即举起杯子。
“不必客气，今后还望二位多多捧场。”张国焘似如梦初醒一般，慌忙中举起了酒杯，但很快镇静下来，以一种豁达的口气，继续说道，“往后两位有什么困难，找我。眼下，我知道你们的部队减员比较多，不要紧，我拨一部分兵力给你们。同甘
苦，共患难嘛!”
接着，黄超也端起了酒杯，他一是怕张国焘喝多了说话走板，二来让聂荣臻、彭德怀多喝一点，喝到吐真言的时候再罢休。
碰杯声一次又一次响起来，客人没醉反倒主人醉了，黄超的舌头不太听话了。
没有不散的宴席，碰杯声消失在夜空中。
张国焘一无所获。
送走了聂荣臻、彭德怀，张国焘的头有点晕乎，脚也显得有些飘然，但思维是清醒的。他心里在想，我就不相信一方面军就是铁板一块。不过他又想，看来我亲自出马有很多不便，好多话不好说，如果让黄超出面，效果可能要好得多。
张国焘独自冷笑了一下，心里又想，你毛泽东有什么，不就是那一万多兵马吗？如果我釜底抽薪，把你手下的大将拉一个过来，你就得听我的了。
拉谁？张国焘首先盯住的就是彭德怀，他认为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指责，心里肯定对毛泽东不满。今晚彭德怀说的话，是话里话，毛泽东也可能是避免功高欺主的事情发生，才那样严厉对待彭德怀。于是，当彭德怀在亦念时，张国焘就特派黄超到彭德怀那里去当说客，进行拉拢和挑拨。《彭德怀自述》叙述了这件事的经过：
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我说，过去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的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
在亦念时，黄超谈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里)。这话当然不是一个不满30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
此次失败，张国焘仍不甘心，他又指使陈昌浩对林彪、聂荣臻进行拉拢和挑拨。《聂荣臻回忆录》是这样写到此事的：
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暗渡陈仓(13)
正因为如此，聂荣臻忧心忡忡，他担心林彪这个人被张国焘拉过去。尤其是他获悉张国焘要把他和林彪分别调到别的部队去任职的时候，这就更让他担心。所以他郑重其事地对林彪进行了一次警告性的说服。为此，两人吹胡子瞪眼舌战了一番。
聂荣臻回忆道：
我告诫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我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是命令还没有发出。当时林彪已经有他自己的“立场”。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这时，我一方面军的确只剩下两万多人。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
……
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也许是因为有了这次争论，林彪才有所醒悟，不然，他就有可能投靠张国焘了。
张国焘见这一招没有行得通，又采取了另外一种手法。
最后的妥协
到目前为止，张国焘的所思所为，都表露着他的政治野心在不断膨胀，已萌生了做中共领袖的欲望。因为在他看来，空谈政治路线不行，必须掌握党内最高权力才能有效地去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自中央常委通过《松潘战役计划》后，中央就要求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同一方面军一起攻打胡宗南部。
7月1日，张国焘返回四方面军总部驻地理县后，却按兵不动，节外生枝地提出“组织问题”，并致电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要挟说：“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如果不“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
7月初，中央派王稼祥、李富春率领慰问团前往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张国焘为了表示拥护中央，欢迎中央慰问团的到来，他指示四方面军总部欢迎慰问团的场面要十分热闹。
7月6日，王稼祥、李富春等一行在一阵口号声、欢呼声中，喜笑颜开地步入欢迎会场。
在连续不断地握手、问好、欢呼、讲话之后，热闹的场面终归于冷静。
“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须加强总司令部。”欢迎会结束后，张国焘突然向李富春提出他无法回答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张国焘见李富春有些木然，接着胸有成竹地说，“依我之见，朱德仍为总司令，另可委任徐向前为副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当总参谋长。这样便集中了两军中的主要军事人才，有利于今后合作。”
“对于这个问题，中央会有考虑的。”李富春也只能这样回答张国焘。
当然，张国焘明知李富春没有这个决定权，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只是估计到他肯定要向中央反映这个问题。
果然，李富春很快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的这一想法。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便与张闻天、周恩来一起商议此事。
“看来，张国焘对他任军委副主席很不满意呀!”毛泽东不无忧虑地说。
“实在不好办的话，就把我这个位置让给他吧。”张闻天提议，“不然他会闹事的。”
“不行。”毛泽东的话斩钉截铁，“如果让他当总书记，党内非乱套不可。”毛泽东说完看了一眼周恩来。
“把我这个总政委的职务交给他，怎么样？”周恩来以征询的口气说道。
“可以考虑。”毛泽东说，“今天只是个意向，等下次开会再正式研究这个问题。”
7月10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到达芦花(今黑水县)，鉴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后提出与中央决定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而延宕四方面军主力北上，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
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这份电报还要求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速到上芦花集中指挥。
张国焘这一手很厉害，一箭双雕，既可为他的南下主张服务，又可以催促中央尽快给他更大更高的权力，但要权是他目前采取这种拖延做法的根本意图。毛泽东对张国焘延迟北上，急得满嘴都起了泡。
“就在这里开个会，解决组织问题。”毛泽东火啦!
虽然毛泽东已经准备交给张国焘更大权力，但张国焘公开要权的活动并没有停止，而且他和陈昌浩进行了非常默契的配合。
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常委会，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参加了这次会议。
“现在最要紧的是必须提拔一批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张国焘在会上首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开列了到军委的人员名单。这些人员几乎都是他手下的人。
“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更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的工作，迅速打击敌人。”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建议提出了纠正性的意见。
暗渡陈仓(14)
围绕组织问题，会议陷入僵局。
正值此时，参谋人员送来一份急电，直接递给了张国焘。他扫视了一下，递给了徐向前，徐向前细细看了一遍，便又转给了朱德。
朱德捧着电报反复看了几遍，接着就交给了毛泽东。就这样，这份电报在与会者中传了个遍，但都默不作声。
这封电报是陈昌浩专门给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的，电报中提出：“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中政局决大政方针，给军委独断决行。”按陈昌浩的安排，张国焘就成为一、四方面军的统帅了，并且拥有自决的权力。
与会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张国焘更是眼观六路，看这些人都有些什么表情。唯独毛泽东却自个儿在那里闷闷地抽着烟。他想，张国焘要权这么贪心，已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但没有想到他会借别人的口为他要权。
会场一片寂静。
“各位同志，鉴于目前两军会合，组织问题需要作一些调整，以便更有利于统一指挥，我郑重请求中央批准我辞去总政治委员职务，建议由张国焘同志接替这一职务。”周恩来的话音立刻打破了会场上的沉默。
张国焘两眼盯着周恩来，心里立刻复杂起来，欲说不能，只好保持沉默。因为他要的不是这个职位。
毛泽东深深吸了口烟，看了张国焘一眼。
会场又一次陷入寂静。
“我看恩来同志的建议可以考虑。”毛泽东说话了，“国焘同志在政治工作方面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当前，两军刚刚会合，急需要加强团结，由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是比较合适的。”
毛泽东发言后，会场立刻活跃起来，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张国焘一言不发，只好默认了。但他是不甘心的。
虽然张国焘对这一职位不满意，由于其他同志都赞同，会议就决定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情况前，由周恩来暂时协助。会议还决定，中革军委常委由四人增为五人，增补陈昌浩；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当日，中革军委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还表露了当时的心情：“我为了团结，也就欣然就职。”
按张国焘这话的意思，如果不是为了团结，他是不会屈尊当这个总政委的。
然而，他“屈尊”此职后，毕竟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如何运用这个权力，又成为他绞尽脑汁的一个问题。
权力在阴谋中作祟(1)
张国焘由一个方面军首领擢升为中国工农红军巨头之一，总政委而又兼军委副主席，权力可谓大矣，而且中央还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这是中央为了能团结张国焘一起北上而不得不作出的必要让步。
与此同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对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业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郑重指出四方面军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
张国焘虽然感到取得权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眼下却以胜利者自居了。
殊不知，因为他向中央要权，耽误了时间，给红军北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本来红军北上不必经过险恶的草地，但现在红军北上只有跨越草地一条路了。
张国焘借故要解决“组织问题”，拖延了松潘战役计划的执行，致使胡宗南部得以从容集中兵力于松潘，薛岳部也进抵松潘东面的平武、文县，与胡部相策应，而懋功地区又被敌人所占领，使红军失去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而且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军委不得不取消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着红军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周恩来主动让出了总政治委员的职位给张国焘。
对拥有权力的人而言，他既能行善，也能作恶。
在善恶之间，张国焘将作何种选择？
裂痕在摩擦中扩大
在没有完全达到目的的时候，张国焘不会就此罢休。
眼下，“组织问题”虽然作出了安排，但张国焘一心想当军委主席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依然寻找种种借口与中央抗衡。
芦花会议后，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
张国焘走马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控制一方面军各部队，收缴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及一、三军团和军委、毛泽东通报的密电本。《彭德怀自述》中写道：
我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于是，前敌总指挥部成为张国焘控制中央与红军联系的总开关，也就是说，中央领导想要与红军各部队联系，就必须经过前敌指挥部。
毛泽东对张国焘的这一做法，没有任何反应，只是静观他今后将如何动作，但心中也不免忧虑。
尽管如此，一切已开始趋于平静。
然而，就在此时，风波又起。
张闻天在与张国焘的两次谈话中，发现张国焘总怀疑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逃跑主义，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表现得那么迟疑不决，总是抱着他的西进川康计划不放。西进川康，实质上是一条南下退却避战的路线。张闻天认为，北上与南下，不是小问题，而是两条对立的路线，他作为中央总负责人，为此而深感忧虑，他想很多干部对此一定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辨不清谁对谁错，尤其是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还以为张国焘的主张是对的，是中央与张国焘过不去，“故意为难”四方面军。部队自懋功北上进至毛儿盖、黑水一带以来，由于没有解决好粮食供给，战士体力消耗很大，得不到应有的补充，加上疾病瘟疫流行，部队减员很大，损失不小。张闻天听汇报得知，一军团直属队18天行军中，就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谁还在北上的问题上产生动摇，老纠缠这个问题，则全党全军不能统一意志，不能全力以赴去贯彻党中央既定的北上方针，那就更麻烦了。于是，他就写了一篇《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当时，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总政治部办了一个叫《干部必读》的刊物，其编委会由张闻天、凯丰、陈昌浩、博古、杨尚昆几个人组成，每一篇文章，也无论是谁写的，都必须经编委会进行讨论审定，这是鉴于《红星报》上刊登了凯丰的《列宁论联邦政府》一文后引起张国焘反感才这样做的。张闻天就将这篇文章交由这个编委诸同志讨论。
讨论会上，当张闻天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的写作动机与文章的要点之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你这是什么狗卵子文章？什么狗卵子两条路线？你如果要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号召四方面军同志起来反对你这个狗卵子中央。”陈昌浩怒气冲天，拍桌子叫起来。陈昌浩是湖北人，“狗卵子”是一种骂人的湖北土话，他一到急眼的时候，就爱“狗卵子”这“狗卵子”那的骂起来。张闻天当场被骂得下不了台，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
那么，这篇文章与陈昌浩有何相干？他为什么对这篇文章如此反感？气这么大？竟然骂起人来。
“有话好好说嘛，发脾气骂人不仅有失于礼节，而且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凯丰出面解围。
凯丰此时勇敢地站出来当调解人，为张闻天说话，是有原因的。他的文章《列宁论联邦政府》受到张国焘非议的事，他是知道的，这自然是张闻天通的气。他虽然与陈昌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块学习过，自有一番旧雨情谊，但由于他受到张国焘的指责不服，而他又始终认为陈昌浩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因而对陈昌浩另有了看法。他想，张闻天的文章并没有点张国焘的名，你陈昌浩何以发这么大的火？这不是做贼心虚吗？碰上这样的时候，凯丰当然要理直气壮地起来为张闻天说话了。
权力在阴谋中作祟(2)
“凯丰同志讲得对，更何况我们这是讨论嘛，有意见心平气和地讲。”张闻天镇静而大度。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文章的观点对不对，如果有问题，就改正，用不着动那么大的肝火。”博古也沉不住气了，接过张闻天的话说。
“动不动就扣上路线斗争的大帽子，是不是想整人？”陈昌浩余怒未息地问道。
“张闻天的文章，无非是想统一全党北上的思想，我看没有别的意思。”杨尚昆在一旁也解释着。
“北上就谈北上嘛，何必又端出一个南下来批判。”陈昌浩争辩道。
“党内有的同志，就喜欢谈南下嘛!这是事实，不是人为制造矛盾。”凯丰把陈昌浩的话给顶了回去。
“我的水平低，文章可能没有写好，但没有什么不良动机，昌浩同志有意见，我看就不要登载了。”张闻天见陈昌浩思想不通，怕文章发表出来引起一些同志误解，更增加不必要的隔阂，于是就退让了一步。
其实，张闻天此时没有想到他的这篇未出笼的文章会引出什么后果。所以，虽然让步，仍不服气地同杨尚昆一起跑到毛泽东那儿去通报此事，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因为他相信毛泽东看问题总要高人一筹。
毛泽东听了张闻天对讨论会生动的描述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得使张闻天真有点莫名其妙。
“你这个张闻天，就是个书生，你不懂事，你现在写这些文章干什么啊!一点用处都没有!”毛泽东笑谈中透着一种严肃。
“统一思想，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张闻天还有些不服气。
“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听得进去吗？他们现在是人多枪多，财大气粗。陈昌浩为什么动口骂人，还不是仗着张国焘的势力。”毛泽东仍然是笑哈哈地说。
“他们坚持南下怎么办？”杨尚昆在一旁忍不住地问道。
“忍耐，斗争，等待，不可操之过急。”毛泽东这时变得严肃起来，话也只能点到这里为止。
张闻天、杨尚昆走后，毛泽东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一个劲儿地抽烟。他知道，张闻天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肯定会传到张国焘耳朵里，那将会引起张国焘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啊，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眼下，关于北上与南下的问题，实际上已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过此时张国焘还没有完全拒绝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对他还有团结的余地，张闻天这篇文章不是一下横起了一道分水岭，把张国焘推到了对立面吗？野心膨胀的人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候，最希望有人给他提供借口。
眼下，一、四方面军会合，如果没有精诚的团结，就失去了两军会师的意义，没有团结基础上的统一意志，就失去了会师的价值。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候，团结犹如生命一样的宝贵，也犹如生命一样的脆弱。此时，最易使团结遭到破坏的就是纠缠党内的政治纷争。张闻天的文章虽然在动机上没有任何恶意，但效果可能给张国焘提供了向中央挑战的理由。
张闻天写文章谈北上与南下斗争一事，正像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很快传到了张国焘耳朵里。尽管那篇文章已胎死腹中，但却像一颗炸弹一样，在张国焘因当上了红军总政委而稍微平静的心海里炸开了，掀起了狂涛巨澜……
张国焘回想起会师以来的所见所闻，他似乎感觉自己目前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自己处处都受到责难，意志得不到伸展，甚至觉得中央有急于“控制”四方面军的意图。他心里在想，两河口会议上，那个不知深浅的“小伙子”博古，竟然讽刺我的西进川康方针是“麻雀飞进阴沟里头”；那个吹鼓手凯丰也在《红星报》上写文章批判我的西北联邦政府，说是反对列宁主义；现在张闻天又挥笔著文说我西进川康是犯了路线错误。这些嘴上没毛的人，为什么如此大胆地对我张国焘说三道四，就是毛泽东在背后搞的鬼。既然中央的要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事端，我张国焘也不是好惹的，我张国焘在政治舞台上几经摔打，什么没有见过，什么没有尝试过。我这个中共元老有责任出来“纠正”这些要员们的错误，挽救中央的“失败”。今天，我既然在军内负有要职，又是六大选出来的老牌政治局委员，还有我那庞大的四方面军作后盾，不解决党的“错误”更待何时，哪怕是头破血流，也在所不辞。
张国焘与中央的裂痕越来越大；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在不断地膨胀；各路敌军正步步缩小对红军的包围，敌情向着不利于红军方面加速发展。这一切都表明，中共中央与红军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
张国焘左右开刀
8月3日，红军在因张国焘的拖延而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后，军委不得不发出改为攻占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的指示，也称夏洮战役计划，希望通过实现这一计划，来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随后，军委召开会议，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军由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朱德、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第一、三、四、三十军组成，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红军各部按照夏洮战役计划，北上来到了毛儿盖，暂时摆脱了敌人，部队有了一个喘气的机会。
权力在阴谋中作祟(3)
毛儿盖，位于大小金川之内，当地藏人称毛革阿按，土司的姓名叫索朗，辖地18寨，方圆800多里，红军来时，此地有468户人家，1200多人。清乾隆年间，这里曾发生过大小金川之变。藏人凭巢踞穴，对抗清兵，清廷用兵五年，糜费白银7000万两，用反间计，筑长围，断水道诸办法，将藏兵困毙于勒乌围噶尔崖，才将乱军平息。早在清圣祖康熙年间，大小金川毛儿盖一带土司就曾不断骚乱，清帝又不得不劳师10载，用兵五路，东路由灌县至懋功，西路由理番至抚边，南路由打箭炉(康定)至丹巴，北路由松潘至卓克基，中路由木坪至鄂克什，五路会攻，才将土司骚乱平定。两三百年来，毛儿盖一带未尝绥靖过。今天红军至此，是国民党求之不得的事，他们估计藏人就会把红军打得立不住脚。但藏人却看出了红军也是他们自己的军队，彼此相处得很好。于是红军倒赢得了难得的也是短暂的休养生息之机。
眼下无战事，张国焘在想什么呢？
作为野心正在膨胀的张国焘，他琢磨着如何智夺中央和红军领导权的问题，他看出了这是一个进一步向中央要权的不可多得的时机。但空空的伸手要不行，因为那权力的四周都有保护层保护着，尤其是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他们都像铁板一块地保护着那最高的权力。因此他想，必须开刀，大动手术，让权力自然落在自己的手中。
从哪里开刀？他思来想去，觉得首先还必须从政治上开刀，这是他自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就选准的一个开刀的地方，只是时间不允许，所以这一刀没有开好，现在有时间了。
于是，张国焘便向中央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要彻底“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要求“审查中央的路线”。
张国焘以正确路线的代表出现了，如果中央承认他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和红军就自然要由他来领导。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已看出了张国焘的此番用意，但考虑到张国焘是七八万大军的一个统帅，他代表的力量不可小视。而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些思想分歧以及下一步的战略方针等问题，也需要开会研究解决。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趁部队在毛儿盖地区筹粮，准备过草地之机，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党内争端。
对于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会前，中共中央已经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一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1935年8月4日晚7时左右，张国焘和陈昌浩偕十余骑兵，从毛儿盖策马去约20里外的沙窝参加会议，那里是中共中央驻扎之地。
一路上，张国焘很兴奋，也有几分得意。他想，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看来我张国焘在中央的影响力大有提高。当然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通过这次会议达到他的目的。
太阳匆匆西沉，张国焘一行催马扬鞭，不一会儿，便到达了沙窝的山口。这里是一个藏人居住的小村庄，群山环抱，林木丰茂，自成天地。
虽然这里景色颇具特色，也令人遐想，但由于过度敏感，张国焘自此时开始，心里就由晴转阴了。他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到达沙窝山口时，张闻天已在山口迎候，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我虽然指出陈昌浩系中共中央委员，可以列席会议，但他仍不接纳。于是陈昌浩只得暂住在山口外放牛亭里休息，等我会后一同返回原驻地。
我和张闻天还有一个跟随我的卫士，步行进入山沟，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都有特殊的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看来，当时的张国焘是患了过敏症了，对什么都过度敏感，陈昌浩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让他参加政治局会议，是在情理之中，他不高兴了；哨兵口令并无特殊与一般之分，只是一种识别信号，他听着也变味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中在这里开会，并且是中央机关的驻扎地，更何况是在战乱的年代里，那严密的警卫在他看来也是针对他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接着写道：
会场设置在一间喇嘛庙的外亭中。到会者有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和我五个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稼祥二人因病请假)，列席者有邓发、凯丰二人，另由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会议开始后，毛泽东便拿出一份预先拟好的决议草案交给我看。
这个文件不很长，要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发生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适当地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
我读完这个文件，递给其他到会者看，他们回答已经看过了。看情形他们不仅看过，也许还讨论过，只我一个人不知道罢了。会场气氛，好像有些紧张，每人的面孔都是冷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