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 .4

张国焘看了决议草案的内容使他大失所望。在他看来，这个决议简直是一派“胡言”，中央和一方面军被蒋介石的部队撵到这里，在会师后他目睹的“狼狈”状况，能说明是伟大胜利吗？这是自欺欺人之谈，是在为中央的错误路线辩护。他心里想，本来，中共的苏维埃政策已经失败，却委婉地加以维护；本来，遵义会议连是否合法都是个问题，却对遵义会议大加赞扬；本来，中央现在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却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

权力在阴谋中作祟(4)

张国焘一边寻思着，一边瞅瞅这个，瞧瞧那个，在一番察言观色之后，他发现毛泽东却若无其事地在那儿抽着烟，他目光停留在毛泽东身上，他要看看毛泽东今天有何表现。

果然，毛泽东还没等烟抽完，就把烟蒂往地上一扔，便要求发言。

毛泽东着重谈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他根据北上的战略方针，首先对西北地区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他说：“西北地区进攻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用了全部力量对付我们，受了极大损失。从总的方面看，蒋介石的统治不是强了，而是弱了。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会取得更大胜利。”

毛泽东在发言中，还特别讲道：“当前必须在部队中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抱怀疑态度，不敢大胆地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这种有害的倾向，是执行目前战略方针的最大危险。”

最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是完成创造新苏区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的和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毛泽东这番发言，并非都是针对张国焘的，但张国焘却以一种扭曲的心态听着毛泽东的发言，心想，毛泽东就会含沙射影地攻击别人。今天，他对我的攻击，充分显示了他这方面的天才。

张国焘环视了一下四周，朱德微低着头，似在深思。博古皱着眉头在那儿抽烟，眼镜后面的目光显得格外冷峻。凯丰瞧着窗外，一眼不眨，似在思考什么。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慢慢吸起来。张闻天推了一下眼镜，他的目光却与张国焘的目光在瞬间猛烈地碰撞一下，结果使张国焘再也忍不住了，他继起发言，单刀直入：“我们之间发生歧见，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都有很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要获得谅解，并不是要扩大分歧。”他反而显得虚怀若谷，度量如海，这也是为了掩饰他争夺权力，梦想做领袖的心态。

“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面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张国焘转而装出一副沉痛的神态讲道，“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路线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也有人引经据典地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杀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张国焘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策略。

“这种流言很多”，不等张国焘说下去，毛泽东立刻插言，“譬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说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有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紧急插言，不是随意的，他发现张国焘采取恶人先告状的策略这一招很厉害，他在竭力争取主动，使出这一招也很容易得势。于是，毛泽东也来了个将计就计，顺着张国焘的话把张国焘这些日子来的攻击言论和盘托出，一下使张国焘的这一策略彻底破产了。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毛泽东的紧急插言，张国焘岂不成为一个受害者了吗？而受害者不就可以得到同情和支持吗？而受害者翻过身来不就是英雄了吗？而受害者却偏偏又是一个中共的元老派人物，正做着领袖梦，这种反弹的力量谁能阻挡得住？

但历史没有“如果”，毛泽东已经实施了紧急插言。伟大的人物其伟大之处，就在于面对突然出现的情况，能够立即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并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该怎么说，该做什么，该怎么去做，把握得恰到好处。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这番插言，他还来不及去细琢磨，只是有一种不好再将这些话继续讲下去的感觉，不好讲也得讲，于是接过毛泽东的话，继续他的高见：“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或者是我们执行错了。再者就是时移势易，我们还死抱着教条主义不愿改变。今天，我们在这里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绝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力气，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绝不能舍弃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少了。因此，我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张国焘也并非平庸之辈，他的这番话有着极妙之处，这一刀开得不见血。那意思是说，中央的路线错了不要紧，执行这条路线的同志，虽然犯了错误，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你们就放下思想包袱，来同我一起共同纠正中央的错误路线。

权力在阴谋中作祟(5)

张国焘设下这个圈套后，便振振有辞地继续讲道：“这次会议，我们似乎不宜贸然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可以肯定一点，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我们今天之所以退到古西戎的番人之地，这失败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如何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依鄙人之见，主要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张国焘为什么对苏维埃运动那么仇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搞了个西北联邦政府。眼下，苏维埃与西北联邦政府，谁对谁错，谁存谁亡，直接关系到张国焘的政治生命。所以，他利用苏维埃运动的一些挫折，来极力抹杀苏维埃运动，维护他的政治生命。

“国焘同志说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博古不满张国焘的说法，当即反驳，“其实，苏维埃运动的各项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又经过中共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绝不能说它错了。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只是部分地区遭到了一些挫折，不能因此而否定。如果持有这种看法，是十足的悲观论调。”

“政治路线问题”，凯丰也沉不住气了，“已经在遵义会议作过结论，当时我的思想不通，经过半年的时间，我认为那次会议所作的结论是对的，现在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毛泽东听着博古、凯丰的话，觉得是那么的没有力量，因而毛泽东又一次来了个紧急插言：“中央的政治路线对错与否，也不能只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即使有问题，也只能留待以后有条件，大家坐下来再研讨。”毛泽东的话一下收住了可能引起党内分裂的争论。

张国焘听得毛泽东此言，嘴像是被封住了似的，无话可说。他只好转移话题，从别处开刀。

“依我之见，中央还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样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张国焘开始了他的另一个步骤。

“增加政治局委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决定，不可能随便处理。”张闻天插话。

张国焘当即借题反驳道：“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也不全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包括你张闻天在内，就不是六次大会选出来的。而是以后的各种会议增补的。这在中共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发明，不值得小题大做……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决定，这样的事过去是常有的。”

张闻天无话可说，他感到张国焘一切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上个月部队屯驻芦花的时候，张国焘找他谈起遵义会议时，认为那次政治局会议不合法，理由不是党的代表大会。这主要是对毛泽东进常委不满。而现在，张国焘又说不通过中央全会可以增补，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解决，典型的实用主义。

毛泽东一听张国焘的话，也理解他的心情，无非就是争取在中央多找几个他的代言人。不然，在中央的会议上，他总是处于少数。这样下去，对于党内团结是不利的。何况在向毛儿盖进军的途中，张国焘已经向中央提出进政治局的四方面军干部的名单，还来回商量过好几次。于是，毛泽东说道：“政治局增加四方面军的干部，这个我没有意见，但不宜过多。是否增加陈昌浩和周纯全两同志就行了。因为中央还包括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的秘密组织。中央委员，可考虑增加一些四方面军的同志。”毛泽东只同意了张国焘建议的一半，因为在会前张国焘提出四方面军的六七名干部可以进政治局。

张国焘为什么要提出四方面军的六七名干部进政治局？这是有他的考虑的。目前，在此的政治局委员中，一方面军就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等人，而四方面军只有他张国焘一人，为了能在政治局与一方面军平分秋色，他就提出了四方面军的六七人可以进政治局的名单，如果被通过，在政治局他就可以占优势了，他提出的各种方案就可以很容易获得通过，就可以按他的意志办事。但现在毛泽东又一次阻碍了他的计划，怎么办？张国焘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提出要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他还就自己的这一建议作了说明：“我提议的高级干部会议，其职权可从长计议，它的作用，有时可类似于中央扩大会议，有时则只向中央提供意见。现在中央事实上与全国各地组织隔离了，实际上只是指导一、四方面军，因而由一、四方面军的干部组成高级干部会议，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

张国焘讲到这里，发现毛泽东脸色有些变化，便继续补充道：“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绝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接着，张国焘又讲到他这一建议能否被接纳的利害：“实施党内民主，将使党内各项歧见易于解决。例如军事行动问题，经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以后决定下来，将来在执行时可以表现更大的决心与信心；反之，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就无疑阻塞了团结之路。”

权力在阴谋中作祟(6)

张国焘这番话无疑有着要挟之意，如果中央不表示赞同，那团结是没有希望了。在一般人看来，张国焘的这一建议并无不妥之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计谋，打着在党内实行民主的旗号，想借高级干部会议来取代中共中央行使职权，从而按照他的意志办事。更何况当时战事那么频繁，不像我们今天开会那么随便，说开就开，说开到哪一级就可以开到哪一级，那时不行啊。如果经常集中高级干部开会，红军就只好等着让蒋介石吃掉。

“现在是军事行动，不能谈什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毛泽东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的这一建议。

张国焘白了毛泽东一眼，没有再继续讲下去。

“国焘同志，你的意见发表完了没有？”当会场陷入一片寂静的那一刻，张闻天下意识地问张国焘。

“暂且就说这些，以后有机会再谈。谬误之处，请诸位批判。”张国焘的语气淡淡的，他今天实施的左右开刀的战略，至此归于失败。

“我再讲几句。”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随即吐出一股烟雾，“其实张闻天同志的这个决议草案在开会前同昌浩、傅钟几位同志商量过，他们是同意的。国焘同志对苏维埃运动的看法，与我们略有分歧，如果认为苏维埃运动是失败了，将使一般同志失望。我看，今后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将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卷起苏维埃旗帜的做法，我们似乎还没有失败到这个地步，大可不必。至于对遵义政治局会议的评价，我看，我们也不要勉强国焘同志接受，留待以后党的会议来做结论吧。”

毛泽东看了看张国焘，提高嗓门：“国焘兄说得好，梁山泊好汉不打不相识，今天我们算是又一次相识喽。”说完，嘿嘿笑起来。

张国焘也勉强苦笑了一下。

最后，张闻天宣布：“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草案，今天以多数赞成通过了，同志们所提意见，由常委修改后，再转发下去。”接着，张闻天宣布散会。

张国焘在警卫的护卫下，步出沙窝山口。此时，东方已开始发白，他停住脚步，站在那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头凝望夜空，暗自思忖：“我张国焘在这片天下也算是一个人物啊!”

冲突白热化(1)

令人疲倦，催人衰老的，莫过于野心未能得逞。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陷入了一种失落的泥坑，浮躁不安，肥胖的身躯，显得消瘦了许多，白里透红的脸膛变成了白里透黑了，眼窝也凹陷下去。由于他找不到更多的理由来反对《夏洮战役计划》，也不得不勉强执行，这使他痛苦万分。但他没有放弃他的南下主张，依然在等待时机。

中共中央为了迅速北上，实现《夏洮战役计划》，对左、右两路军作了进一步调整：左路军由红军司令部率领，领导人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以及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领导人有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以及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等。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以及红军大学等，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然而，当左路军到达卓克基以后，张国焘的动作就开始离谱了。

张国焘借口拒绝北上

张闻天、毛泽东对在沙窝会议上没有说服张国焘，一直忧心忡忡，便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北上问题。

其实，这一问题根本用不着再讨论。就在8月初，王明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起草了《八一宣言》，主张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这与毛泽东的北上抗日主张不谋而合。但由于与共产国际早已失去了联络，毛泽东不知道，张国焘不知道，其他中央要员也不知道。所以，张国焘依然认为北上抗日是“痴心妄想”，毛泽东在说服张国焘北上问题上也因此遇到了困难。

因为时空的阻隔，重要的信息不能传播到这荒凉的高原上，历史的进程在这里被延误了。

无奈，北上问题还得继续讨论。

8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儿盖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

张国焘呢？他以抱病为由，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朱德因军务、周恩来因病没有出席。但会议仍如期举行。

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会议最后以毛泽东的报告为基本内容，形成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

（一)在目前敌我具体的情形之下，为实现6月28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

(二)这个决定是根据下面的理由和考虑出发的，甘陕地区对于我们不论目前与将来的发展上都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些考虑是：

(甲)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商动作及会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与领导，联系存在于甘陕边之苏区及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地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

(乙)在敌情上，在这个地区中，是几个军阀的系统，他们虽然联合地向我们进攻，然而存在着他们自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敌人一般的战斗力之薄弱，及士气之不振，特别是东北军正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刀锋前从河北调来以及十九路军改编的士兵，他们中间反常与不满的情绪，正是我们革命工作之顺利条件，东北军与陕甘部队之缺乏与主力红军作战的经验，敌人现在一般的远离其现在军事战略及政治经济之中心地区。凡此等等都给我们以顺利的条件，在灵活的机动之中，去各个击破敌人，取得重大胜利。

(丙)在居民群众的条件上，这个地区由于连年继续不断的深涸的农业危机，饥荒、沉重的捐税、土地的集中，迅速地生长着伟大的农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并已开展着争土地反捐税的农民斗争和游击运动。这使我们在当地基本的汉族群众中，能够给这种自发的农民斗争以组织领导，提高其觉悟程度，而走上苏维埃革命的道路，并便利于红军的扩大与发展。这给在这个区域居住的及其临近的非汉族群众(回、蒙、番)的民族解放及建立他们自己人民共和国的运动，以大的激励和推动，并经过我们的帮助、发动、领导，能够迅速争取这个运动灌流于苏维埃运动的巨涛之中。

(丁)在物质的条件上，这个区域是西北区域中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我们现有及继续扩大之部队的物质供给的需要。

(三)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前战役之疏忽与失着，将使整个战略实现困难，甚至失败。因之，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的地位，而便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机会主义的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将不仅丧失这个战役之胜利，并使战略的实现成为不可能。

冲突白热化(2)

(四)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达这个地区去活动)。因为：

(甲)非汉族的民族(回、蒙、番各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酝酿与发展着，但是汉族红军之全部的长期的深入这个地区，必然的会引起这些民族群众之误解、嫌隙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在粮食给养困难恶化的条件下，更加容易尖锐。党在民族运动中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民族解放斗争，而绝不能是强制的苏维埃化。

(乙)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于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位，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这一不利的情况，在我们还没有在军事上政治上保证克服敌人的堡垒封锁以前，将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

(丙)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假如红军大部的长期的在这个区域行动，将遭到极大的困难。

显然，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个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政治局号召全体党员、红色指战员，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以工农红军的特有的英勇，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歼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定巩固不拔之基础。

这个决定对战略方针的分析与判断，其正确性在后来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这个决定，只分析了张国焘曾经提出的西进方针的错误之处，而没有批评张国焘的南下主张，这是因为毛泽东还确信张国焘只抱住西进的主张，而无其他意图。

毛泽东这种判断也是有根据的。

早在8月中旬，毛泽东就发现张国焘有西进的意图，就电告张国焘，红军不宜深入阿坝地区，但张国焘置若罔闻。所率左路军一路在占领阿坝以后，为遂其出甘边、青海的西进意图，便命令新成立不久的中共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大力开展工作，争取“赤化草地”，使阿坝成为新苏区之一部。同时命令第一纵队一部向黄河以北探进。该部以阿坝格尔底寺和尚罗车儿兄弟俩为向导，由上阿坝翻山沿结柯河北行，进占了黄河东岸之齐哈玛。因缺乏渡河设备，加上黄河北岸有“南番”牧主唐隆古洼的武装阻击，该部红军未能找到渡河点，驻齐哈玛数日后，只得沿来路返回阿坝。

至此，人们也许已搞不清张国焘究竟是西进还是南下。其实，张国焘的西进或南下主张，是围绕他自己的政治意图而变化的。开始，他主张南下，被中央否决，并由此产生了分歧，后来他又主张西进到新疆，又被中央否决。于是，他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意欲单独西进，决定派一支部队向西探探路，一旦打通了这条路，先期与共产国际接通联系，他的领袖梦就有可能变为现实。但此路不通。

这次西进的失败，使张国焘改变了西进的主张，转而又萌生了南下的意图。

但不管怎样，那么精明的张国焘，他应该相信这个毛儿盖会议决定是正确的，特别是对甘陕地区敌情的分析，已经入木三分。这个地区的敌军人数虽不少，但只是几个相互缺乏信任的军阀系统，有可以利用的矛盾。况且，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刀锋前来到这个地区的东北军，积蓄了具有爆炸性的不满情绪。张学良因自己落得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而深感耻辱，几次向蒋介石谏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均遭到拒绝。张国焘应该看出其中的门道，更应懂得这些情况将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这个决定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与张国焘心平气和地谈心，讲述道理，分析利弊，展望前景，希望他能一同北上。

8月20日、21日，徐向前、陈昌浩连电朱德、张国焘，告以中央新的决定。

中央知道张国焘北上意志不坚，恐中途发生变故，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艰难的行进中，于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电告他，以坚定他的北上思想。同日，徐向前、陈昌浩又以老部属的身份，致电张国焘：

……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张国焘在毛泽东、张闻天、陈昌浩、徐向前等人不断敦促下，不得不有所表示。8月30日，他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一带的左路军第二纵队发出向北集中，准备向右路军靠拢的电令。同时他亲率第一纵队向班佑移动。

8月下旬，右路军历经磨难，终于越过茫茫草地，从死亡线上闯过来了。接着就要与敌人抢夺包座，打开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

包座，位于松番北部，西有包座河，南有银戈河，群山环抱，地形十分险要。

包座，是胡宗南部的重要补给线，碉堡林立，既是我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也是敌我必争之地。

冲突白热化(3)

徐向前、陈昌浩考虑一军和三军在长征中减员较多，因而向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

毛泽东深情地望着这两员大将，暗自感叹：红军一家人啊!

中央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的建议。

徐向前指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经过7小时的激战，于8月31日，夺下了敌人占领的包座，打开了北进的必经之路，为两路军在此地会合，共同北上，创造了唯一的机会。徐向前、陈昌浩立即电告张国焘包座之战的胜利消息，再次敦促他北上。

右路军占领了包座以后，便等待着左路军的到来。

陈昌浩、徐向前像盼星星盼月亮那般，盼张国焘的到来，虽然望眼欲穿，但仍不见张国焘的影子，也没有收到张国焘的只字片语。

党中央也十分焦急，毛泽东在离包座不远的巴西紧急派人通知徐向前、陈昌浩到他的下榻处，共商良策。

“昌浩、向前，包座为我军占领，北进已无敌阻拦，你们能否做做张总政委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速来。”毛泽东一见陈昌浩、徐向前的面，免去了客套的寒暄，开门见山地说道。

“如果左路军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粮食去接应他们。”徐向前断然决定。

“你说哩？”毛泽东转而问陈昌浩。

“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陈昌浩也毫不犹豫。

“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毛泽东当即表态。

那么，此时的张国焘在干什么呢？

9月1日，张国焘收到陈昌浩、徐向前报告包座战役情况的电报。然而，徐向前、陈昌浩他们万万不会想到，就是这封电报给张国焘那正在膨胀的野心注入了兴奋剂。当时，作为张国焘的警卫排长何福圣，亲眼目睹了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他回忆道：

包座战役，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而且两军既是混编，理应视作整个红军的胜利。可是，张国焘却把这一胜利当作了他要挟中央的资本。接到陈昌浩的电报后，他大喜过望，竟当着许多警卫、参谋的面得意洋洋地对朱德、刘伯承说：“这是昌浩、向前同志给我的一份厚礼!看看，谁最能打仗？还是我四方面军。”

这一胜利使张国焘的野心高度膨胀，他开始利用这一大好时机采取行动了。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催促一味敷衍，一路上磨磨蹭蹭，9月3日，才走到葛曲河边。当时，因葛曲河水陡涨阻住了去路，担任前卫的部队也被挡在了河边。

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全都到河边观察水情。脚下的葛曲河白浪滔滔，水流湍急，宽逾200米。朱德叫他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下河去试测深浅。白全宗是四川人，会水，他脱得赤条条地往水里走了一段，淹至脖子，就浮了起来。上岸后他说水太深，过不去。

张国焘趁机说：“我看，天不助我，我们还是回到阿坝再想办法吧。”

朱德没有回答，忙着问那位会说汉话的通司。通司介绍说，葛曲河是白切河的一条支流，水涨得快也退得快，根据他的经验，这水最多还有两天就会退下去。

朱德问清情况，对张国焘说：“你听见了，最多还有两天我们就能过去。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再掉头回阿坝，什么时候才能和中央会合？”

刘伯承总参谋长也说：“我看最好还是再等一等，再派人到上游、下游找一找，看其他地方能不能过去。”

“不行。”张国焘一句话否定了他们的意见。他以一种教训人的口气说道：“这支部队是我一手建设起来的，我对他们有感情。进入草地以后，我们已经冻死、饿死了多少好同志？越往北走，条件越是险恶，我必须对左路军全体官兵的生命负责。”

他不顾朱、刘首长的反对，下令全军原路返回阿坝地区。

实际上，张国焘把这河水阻隔作为实现他南下主张的天赐良机，哪里还听得进朱德和刘伯承的意见？

9月3日，中央收到张国焘的电报：

……葛曲河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

毛泽东拿着张国焘的电报，感到非常惊讶，直摇头，他至此才明白，张国焘不仅不同意北进的方针，连他自己的西进主张也放弃啦，实际上他是要南下。

尽管张国焘在电报中列举了种种理由，但毛泽东认为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他知道，无论葛曲河的水怎么涨，也绝不会超过嘉陵江的水，更何况四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造船队，西渡嘉陵江时立了大功，即使葛曲河水涨，无法徒涉和架桥，这支造船队也可以就地取材，造一些简便的渡河工具。所谓粮食缺乏，也是个借口。因为阿坝那些地方，粮食与毛儿盖地区相比要多，张国焘来电也说过。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总算越过了草地，那么大的困难也都克服了，左路军在阿坝筹的粮食，肯定不会比右路军的少。为什么又不能过草地呢？并且右路军还要带粮食去接应左路军。这两点理由怎能自圆其说？张国焘分明不愿意北上，无非是找找借口而已。

冲突白热化(4)

这是毛泽东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得出的结论。

苦心弥合裂痕

毛泽东捏着张国焘的电报，急匆匆地去找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一一商量，大家心里十分焦急，因打开包座之后，如不把握住时机，迅速北进，敌军向北奔集就麻烦了。机不我待，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右路军中的先头部队——一军继续乘胜向北，同时再电催张国焘来巴西会合，中央在巴西继续等待左路军的到来。于是右路军中的前敌指挥部命令一军一师为先头部队，向甘肃南部迭部地区的俄界探路开进。而敌在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线的兵力不多，又筑碉堡未成，难以阻挡红军的突击。

右路军久等左路军不至，陈昌浩也特别心急，他既是新增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前敌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可以说党内军内都任有要职，他与徐向前一样，都希望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赶快越过草地北来，因为这不是关系张国焘一个人的事，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大问题。因而，他成天往中央驻地跑，向党中央请示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子，如何说服张国焘迅速北上，寻求出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与陈昌浩几经磋商，最后研究出一个以前敌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发出一请示张国焘的电报：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

……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南进更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在研究这封电报的内容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几个人，颇费了一番心思，这恐怕是长征以来措辞极为考究、内容极为丰富、感情极为诚挚的电报。

首先，这封电报说明了包座已打开，北进道路已打通，创造了红军向北突击岷州、南坪的有利条件，告诉张国焘，右路军中的一军，已向甘肃南部的俄界进军，是否继续向甘南部的罗达前进，让三军团跟进，把握时机北进消灭敌人。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令人痛心!但能否如此行动，向张国焘请示，因为他是红军的总政委。言辞恳切，态度诚挚，希望北上的心仿佛就在字里行间跳动。

这封电报的又一个意思，就是说中央十分尊重张国焘坚持南下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认为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这是毛泽东、张闻天采取的一种忍让的策略，现在团结高于一切，红军处于非常时期，这种忍让是必不可少的。

电报说“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把周恩来抬出来，是这封电报的又一个重要策略。周恩来历来在党内军内地位很高，又是中共中央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其资历至少可以与张国焘平起平坐，甚至比张国焘这个政治局委员还高一点。张国焘就说过，一、四方面军中，就只有他与周恩来两人是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其他的都是在以后的会议上增补的。把周恩来这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抬出来，看能否“镇住”张国焘。

电报还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口气，讲了何为上策，何为下策。也只有长期跟随张国焘的诤友才能这么旗帜鲜明地劝谏张国焘北上，因为张国焘不会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动机。

这封电报终其一点，就是希望张国焘率左路军赶快北上。

尽管如此，这封电报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铁了心要南下的张国焘，接到徐、陈的电报，不为电报上诚恳的言辞所动。

张国焘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分析来分析去，他最后认定这封电报是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不得不发来的。心想，徐、陈二人从来没有给我这么婉婉转转过，这次怎么口气变得如此这般？毛泽东独断专行，这次怎么要跟我商议？他们二人平时与我都是直述意见，这次怎么把周恩来也抬出来？他奸笑着点了点头，心里继续在想，你毛泽东在我面前玩花招，嫩了一点儿。北上就是对的，南下就大逆不道？!谁对谁错，让历史作结论吧。

于是，张国焘在接到徐、陈电报的当天，立刻致电徐向前与陈昌浩，以总政委的身份命令他们率右路军南下，措辞相当激烈，没有丝毫考虑的余地。

陈昌浩先看到张国焘的电报，心里暗暗吃惊，感到张国焘南下意志十分坚决，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他意识到问题的尖锐性、复杂性和严重性，左右为难，真不知该怎么办才是。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力，但一旦走进了重大的选择时刻，却又犹豫不决，因为人人都背着满满的历史包袱和空空的未来行囊。

此时，历史把陈昌浩推到让他作出选择的重大时刻。他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党即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回国后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即开始与张国焘共事，始终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得到张国焘的信任与重用，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接着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与徐向前一起组织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战役，取得重大胜利。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地区后，陈昌浩兼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张国焘领导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多次反“围剿”的重大战役。陈昌浩个人奋斗的历史，他的得势，他的出名，他的功绩，虽然来自于他本人的才能，但与张国焘的器重与提携，也不无关系。以致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他总是追随张国焘，和张国焘保持一致。他自编入右路军，成为前敌指挥部政委之后，由于和中央一道行军，直接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之下，他不得不听从中央的号令。在中央与张国焘关于北上与南下两个相对立的战略方针的尖锐冲突中，何去何从，对于陈昌浩来说，真是进退两难，举棋难定。依了中央的，得罪了张国焘，这是他不愿意的；依了张国焘的，又如何向中央交代？往前看，北上与南下，究竟往哪个方向走才拥有光明的前途？虽然眼下他觉得往北走有利，但将来能不能成气候，也很难说。往南走，虽然眼下会遇到一些困难，但红军生存下来是不成问题的，至于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也实难预料。

冲突白热化(5)

怎么办？

陈昌浩拿着电报找徐向前，看看徐向前如何处置。

徐向前阅罢电报，也大为吃惊，他那颗久经沙场的心，立刻变得沉重起来。他想不到中央的北上方针同张国焘的南下路线会发展到如此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事情发展得如此严重，徐向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没有思想准备，心想他和陈昌浩给张国焘的电报，总会多少起点作用，张国焘会听众人的规劝，率左路军北上。但是这封电报所告诉的一切和他的预料恰恰相反。事关重大，不可贸然行事。

“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徐向前以极其复杂的心情建议道。

陈昌浩犹豫了一下，也就听了徐向前的话，带着这封与红军命运攸关的电报，策马扬鞭，到中央队驻地把电报交给了张闻天。

当天晚上，徐向前就接到陈昌浩的电话，通知他到周恩来住处开会。

徐向前是跑步来到周恩来住处的，一进屋，他借着马灯光，看了一眼在座的人，见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他们的表情都极为严肃，就连平时比较随便的毛泽东，脸也变得深沉了。

“就等你来了，现在开会。”毛泽东发现徐向前来了，下意识地说道。

“国焘同志来电，叫前敌指挥部率右路军南下，大家看看怎么办？”接着张闻天对大家说。

“北上的方针，国焘同志是同意的，现在又叫南下，是何用意？”博古的话等于白说，现在不是要搞清张国焘南下的用意。

“昌浩同志，你说说看。”毛泽东打断博古的话，让陈昌浩出主意。

“既然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还是要说服张政委北上。”陈昌浩心情颇为复杂地回答道。

“向前同志，你的意见呢？”毛泽东问。

“我同意昌浩同志的意见。不过，张政委也下了南下的命令，我们也要想个办法回答他才好。”徐向前回答得更实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