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长征尾声：余波难平

挥泪问苍天(1)

朝思暮盼着会师，会师以后又倏尔分开。

红军没有被大自然的险恶所征服，也没有被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所摧垮，却因内讧而分裂，使党和红军走上了突围西征以来最为惊险的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走的一段最为艰险的路程。

中央红军脱险北上，势单力薄地迈开了艰难的双脚。

张国焘拉着左路军南下，面临着绝路一条。

更严酷的现实，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两个中央的局面。这使党和红军处在比面临蒋介石几十万兵马的追杀更危急的处境。

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为此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因为分裂，红军的力量被分割而变得更加弱小。

因为分裂，一部分红军经历了更多磨难。

因为分裂，在红军官兵中引起了思想混乱。

……

迷茫、困惑、忧愁、痛苦，笼罩着左路军官兵的心间。

党中央认为张国焘推行的是退却逃跑主义路线，而张国焘反戈一击，指责中央北上是无休止的一种退却，是害怕敌人的一种逃跑。

谁是谁非，许多红军官兵一时还难以弄清。但他们都认准一条：分裂对敌人是有利的，对自己是有害的。

痛苦也便由此而生。

徐向前在沉默中煎熬

一个人，当他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时，沉默则是一种必然。但这种沉默，在不同的情况下，所承受的一切却又不同。

为了不介入两者之间的纠纷而保持沉默，是一种观望。

为了不舍弃任何一方而保持沉默，是一种忧虑。

为了在不明原由的情况下避免盲动而保持沉默，是一种等待。

为了开脱自己已做出的不情愿的选择而保持沉默，是一种痛苦。

徐向前此时就被观望、忧虑、等待和痛苦一齐纠缠着。

在10月5日那一天，徐向前参加了张国焘主持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徐向前猜想，今天张国焘开会，无非又是把中央骂一通罢了，就随便坐在了一个角落里，因为他本来话就不多，今天就更不想说什么。

然而，徐向前一开始就感觉张国焘今天的讲话味道变了。

“现在，毛、周、张、博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向北逃跑，党中央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张国焘提高嗓门，加重语气地讲着。

徐向前猛然抬起头，望着张国焘心想，你张国焘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要另立中央？

“我们要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重新开展工作。”张国焘的情绪变得激动了。

徐向前的头低落下来，他想不到张国焘会搞这么一套。原来他总是想左右两路军分手了，也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又会走到一起的。这下完了，不可能再有会合的那一天了。他知道张国焘另立中央将意味着什么。

徐向前硬着头皮听下去。

张国焘也许发现了徐向前那惊讶的表情，唯恐他和其他一些干部不明白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是怎么一回事，便振振有词地解释一番：“1905年，列宁在任第二国际执行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期间，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对以调和主义为幌子，贩卖取消主义的托洛茨基，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又揭露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1919年3月，列宁毅然抛开机会主义者把持的第二国际，主持召开了第三国际成立大会，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共产国际。”

徐向前听着张国焘的解释，心里在发问：怎么能这样比呢？列宁当时面临的情况和你张国焘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吗？你能肯定你张国焘就是正确的吗？

张国焘继续讲着，徐向前也继续听着：“目前的中共中央，已经被毛、周、张、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他们的分裂行为，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的原则，其根源是失败主义和游击积习，以致堕落到这样的程度。他们的秘密北走，完全是阴谋诡计，是自私的，是不名誉的，是不道德的，是中共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耻行为，已经失去了大家的信用。同志们，我们还再跟着这样的中央做什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抛开原有的中央，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挽救中共的失败，到适当时间，再召集党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中央……”

徐向前不再往下听了，倒是前几天他奉张国焘之命率部南下时所经历的一切揪住了他的心。

毛泽东率部北上后，剩下的红军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

徐向前骑在马上，举目眺望，浩渺沉寂的草地，枯黄漫漫，寒气凛冽，深秋的风充满着杀气。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的痕迹，历历在目。那些用树枝搭成的栅子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官兵的尸体，横一个竖一个地窝在里面，有的遮尸的栅子，已经被狂风刮得不知去向，远远看去是暴尸一堆，目不忍睹啊!徐向前泪流满面，他想，古代那些远征的将士们，还可以“马革裹尸还”，而这些远征中倒下的红军将士，却只能暴尸于此。如果说第一次过草地是被敌人逼到这里的，而今红军又折回头来重过草地，这是为什么？

挥泪问苍天(2)

抬头望着乌云滚滚的浊空，徐向前真想放声大喊，问一问苍天：烈士的血迹未干，革命尚未成功，为什么要闹内讧？

“徐向前，你对成立‘临时中央’有何意见？”张国焘的话声，把似在梦境中的徐向前拉了回来。

徐向前尽管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不晓内情，但十分痛心。拥护吧，没有多少道理，原来就有党中央，这边又成立一个，算什么名堂？反对吧，自己有些事情还没有弄清，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真是左右为难。不过他想，在目前的情况下，分裂就是一种罪孽。但这样回答张国焘，在这种公开场合，会让张国焘下不了台，如果闹翻了，四方面军将面临分裂。于是，徐向前只好回答说：“让我想想。”

就这一句“让我想想”的话，竟引起了张国焘的不快。

散会后，张国焘立即找徐向前谈话。

“看来你对成立‘临时中央’不太理解？”张国焘问。

徐向前只是一阵沉默，没有回答张国焘的话。

“其实，我也是不愿看到出现这种分裂局面，但毛泽东等人不听我的劝告，却秘密北上，这像什么话？”张国焘耐心地解释着，“为了挽救党和红军，只能这样做，不能再让他们胡作非为。你我同甘共苦这么多年，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向前兄!”

“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徐向前终于开口了，“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张国焘哑口无言，倒也觉得徐向前说的有些道理，尤其是后一句话，却提醒了张国焘。他想，眼下新成立的“临时中央”还不能对外公开，以免引来敌人重兵。想到这里，他说：“向前兄，你的意见我理解，但在目前情况下，没有一个有威信的中央来领导，红军就可能从此走向彻底的失败。到那时，你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后悔已晚，与其那样，倒不如现在勇敢地站出来，团结在新的‘临时中央’的旗帜下，与毛泽东等人作斗争，把是非曲直搞清楚，统一思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

徐向前听着张国焘的话，有些糊涂了，用充满疑问的目光扫了下张国焘，便不再言语。

张国焘以为徐向前的思想通了，便把话题扯到别处。

后来的历史证明，徐向前的那番话，在张国焘心目中是发挥了作用的。他所成立的“临时中央”一直没有对外公开，没有公开发表过什么宣言，但在党内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对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得太轻松了一点：

我们不愿意老在内争问题上纠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没有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别是非、伸张正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

张国焘如此写来，很明显是为自己当时的错误行径辩护。但也可以看出他当时“黄袍加身”以后，心里并不那么坦然。不过，徐向前当时并没有看出这一点。

只是后来有一件事使他看出了张国焘的心态。

一天，中央红军直接给徐向前和陈昌浩来电，告知在直罗镇打了胜仗的喜讯。徐向前拿上电报，兴冲冲地找到张国焘，说：“出个捷报吧!中央红军打了胜仗，对我们的部队是个鼓舞。”

张国焘冷淡地回答：“不要管他们，用不着出捷报。”

张国焘的这种心态，让徐向前很反感。他觉得这人对中央红军打了胜仗都要封锁消息，不让下面知道，可见他是害怕中央红军打胜仗。

其实，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徐向前说中央红军打了胜仗，这使张国焘听着极不顺耳，如果徐向前说在张国焘的领导下，红军开始打胜仗了，你看他高不高兴？

从此以后，徐向前开始对张国焘进行重新审视。

但这仍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回荡在夹金山的哭声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张国焘也似乎没有忘记这句话。新的“临时中央”成立后，他跃升为“党中央主席”和“中革军委主席”，正跃跃欲试。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要一显身手给已经到达陕北保安的毛泽东等人看一看，他甚至想着要向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显示自己才应该是中共当之无愧的领袖。

10月下旬，张国焘统领的部队，兵分数路，以迅猛之势，第二次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攀援已遭敌人破坏的栈道，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猛攻。到11月中旬，天、芦、宝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几路大军已形成威逼成都之势。

在张国焘看来，只要攻下成都，控制了富饶的川西坝子，便可以使他立于不败之地了。

张国焘脸上一扫往日的愁容，篡夺党和红军大权的“成功”以及军事上一连串的胜利，使他陶醉在一种跨越凯旋门时的欢畅之中。

谁知好梦不长，毛泽东苦口婆心的劝告，未能使张国焘清醒过来，蒋介石却做到了这一点。

当时，不离张国焘半步的内卫排长何福圣，作为见证人回忆道：

挥泪问苍天(3)

11月中旬，红军攻下了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一个险要的隘口百丈关，继而向成都边缘的邛崃、大邑地区推进，成都已近在眼前。

19日，敌人以10旅重兵，集中向百丈关反扑，并抢修纵深配置的碉堡群进行封锁。23日，两军在百丈关展开恶战。第一天，我三十军、九军、三十一军就相继全部投入了战斗。战斗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红军战士冒着猛烈的炮火，在机关枪压制敌碉堡火力的一刹那，猛扑上去，以手榴弹消灭碉堡里的敌人。势不可当的红军像浪潮一样铺天盖地向前涌去，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越过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可是，就在敌人已经开始全面崩溃的时候，他们的增援部队，尾随中央红军入川的薛岳、周浑元两支纵队源源不断地赶到了。他们在江西曾长期和红军作战，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比川军为高，再加上敌人不断有飞机从成都轮番赶来助战，在我军阵地上狂扔炸弹。红军虽殊死抗击，坚持两昼夜后，终感不支。25日，张国焘仓促下令红军撤出战斗。

张国焘在懋功听毛泽东说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他还当作畏敌情绪、逃跑主义来批判。如今，他不得不承认“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的‘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

何福圣还回忆道：

百丈关一役，虽歼敌上万，但我军的伤亡也不在敌人之下，使军队元气大伤。迫于无奈，张国焘只好放弃了那块看得见吃不着的肥肉——成都，退回到天、芦、宝一带山区里避战求存，暂作补充和休整。

而此时的蒋介石则是欣喜若狂，以为我军是江西红军和川北红军的全部，严令各路川军和嫡系薛岳、周浑元，以及随后赶到的李换冰纵队乘胜挺进，务必将中国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在天、芦、宝一带。

薛岳志在邀功，第一个率部单骑突进。刚经百丈关苦战未及休整的我军被迫在天全跟薛岳激战，不敌。1936年2月15日，薛岳一鼓作气攻克了天全、芦山，16日，又打下了宝兴。

张国焘终于尝到他亲手培植的苦果了。那些胜利的捷报、雀跃的欢呼、成群的俘虏、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似乎全都已经成了破碎的气球，而前后相距的时间，尚不到100天。

就在天、芦、宝被敌人占领后，红军开始执行张国焘制定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实际上，这是一场已遭重创的南下红军的全面大溃败。军事上连遭败绩的现实像沉重的磨盘一样压在每一个红军指战员的心里。他们没有权利获知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以及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分裂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目睹了经受了失败，而失败是任何谎言也掩饰不了的。

在夹金山脚下，1000多名弟兄被张国焘丢下了。

我一想到50多年前发生的这件事，眼泪就控制不住，当时的场面，真是太惨……太惨了。

这上千名伤员都是在百丈关、天全一带的战斗中负伤的。他们是最勇敢的红军战士。可是，红军现在却要硬着心肠将他们丢下了。他们肯定会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全部落入残暴的敌人之手。

没有一个伤员的精神受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

没有一个不是伤员的红军战士不被这种惨烈的现实所震撼!

同时，所有受伤的未受伤的红军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

当时的情况严峻到了极点，一方面，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在和我军担任掩护的部队战斗，激烈的枪炮声已清晰可闻。我军只有翻越夹金山进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而高耸在眼前的夹金山，我们已经来回翻过两次了。此山海拔近5000米，山顶终年积雪。上山后冰天雪地，大雪纷飞，风暴夹着成团的雪花、沙石猛兽般向我们扑来，不少战士连人带物被暴风雪卷进了深涧，牺牲在这冰雪世界里。饥饿、寒冷、疲劳、疾病一起向我们袭来。在深及膝盖的雪地中行军，我们冻得肿胀的脚像穿了铁鞋似地沉重难受，每迈出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样的艰难困苦，即便是身体强壮的战士也难以承受。把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死去。

没有办法的事啊，这就是战争!

已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地上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他们之间甚至有亲兄弟，亲父子。

我们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流着眼泪，百般安慰伤员，尽量让他们安心，如敌人有杀害虐待伤员的行为，他们要团结起来据理抗争。

这种安慰是唯一可取的行为，而安慰者和被安慰者全都明白，它又是完全没有用处的。

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哭了……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也永远忘不掉的场面！

其实，这种结局并非不在预料之中。张国焘南下的时候，中央一再警告他，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死路一条。如今，不幸被言中。怪谁？

张国焘对自己太自信了，他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决策，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对历史走向的把握，是唯一可靠的，一切都会按他的意愿去发展。但他却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泪洒百丈关。

挥泪问苍天(4)

但张国焘的自信并没有因此而冲垮，他认为这是毛泽东使出的“金蝉脱壳的诡计”，把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引到他这里所致。

现在，成都的大米没有吃上，只好到西康地区去吃青稞了。

忘却不了南下的红军(1)

自左右两路红军因张国焘的分裂而各奔南北之后，北上的红军总共只有1万多人马了，蒋介石已经集结了30多万军队在陕甘一带等着，孤军征战，不免令人又增加许多忧虑，弄不好真有可能遭到被敌人一网打尽的灭顶之灾。

一方面军官兵都在盼望着四方面军能尽早挥师北上，去寻找立足之地。每前进一步，他们都回头向南看一看。

那一束束期待的目光，穿过浩瀚的空间，投向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官兵。他们兴许感觉到了这来自北方的期待目光的价值和意义，但眼下也无法回报这期待的目光，而只是在心里期待着有再次相会的那一天。

毛泽东的预言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陕甘支队，于1935年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后，便向大草滩推进，已经开始走出岷山山脉，标志着红一方面军已经摆脱了恶劣自然环境的威胁。

这一带是汉族较多的回汉族杂居地区。这里的群众听说过陕西红军专门给穷人办好事，但没有见过红军，今见一支红军到来，也就十分热情，纷纷把房子腾出来给红军住。

在大草滩稍作停留，红军便向哈达铺前进。到达哈达铺，红军才算真正走出了岷山山脉，走进了另一个天地。

那么，中央红军究竟到哪里去？以什么地方为落脚点？这是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其实，就在此时此刻，徐海东的红军与刘志丹的红军正在陕北握手拥抱。

但刚刚走出雪山草地的中央红军，几个月来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就连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遍了大半个中国都不知道。正因为这样，也就无法确定到哪里去、在哪里落脚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是准备打长期无后方的游击战争。谢觉哉曾经回忆道：

我在过了大雪山的时候，毛主席找我和徐老、林老、董老谈话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搞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请予以考虑。

党中央之所以确定中央红军去陕北，并在那里落脚，这是因为在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条令人兴奋的消息。谢觉哉这样谈到了当时的情况：

闯过了甘肃腊子口，过了大草滩，行军一天，到了哈达铺宿营，买东西拣到一张7月×日的《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式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20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过了哈达铺镇，我想好去兰州找关系的方案，准备离队，去请示毛主席。他也把《晋阳日报》的消息告诉我，并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于是，我们沿途避免打仗，减少战斗减员，昼夜兼程地往陕北赶。

那么，这张报纸是怎么来的？真是像谢觉哉讲的那样是捡来的吗？不是。

在攻克腊子口之后，一军团领导即向军团直属侦察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交代任务。

“你们连立即出发进到哈达铺，具体任务是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左权参谋长指示道。

“甘肃是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回族居多，不搞打土豪斗争。你们要很好执行民族政策，要很好地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做好北上抗日的宣传工作。”聂荣臻政委嘱咐着。

“我补充一点”，毛泽东两手叉腰地说，“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

接受任务后，侦察连的干部立即开会研究，确定分工，决定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梁兴初戴中校军衔，曹德连戴少校军衔，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哈达铺，受到了哈达铺镇长、国民党党部书记和保安队长的迎接。恰好，鲁大昌的一个少校副官刚从兰州回来，路经哈达铺，带着几个驮子的书籍、报纸、衣物等东西，也来拜会了。曹德连他们从副官的驮子里查获到一批近期的报纸，其中有一张报纸登载了徐海东率领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还有“匪区”略图等。他们如获至宝，当夜就把搜集到的报纸和敌少校副官秘密押回军团部。聂荣臻看了报纸后十分重视，立即派骑兵通信员把这些报纸送给了毛泽东。

“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毛泽东看了报纸后，满脸笑容的说道。

于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研究决定去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

长征的目的地一旦确定，并且这个目的地已近在眼前，那就意味着长征已经胜利。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胜利。

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宣布：

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是阳历10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

忘却不了南下的红军(2)

此时，胜利者的毛泽东有满腹的委屈话要讲，他要领导红军抗日，有人偏不要他抗日。他说：

至于蒋介石，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醉心于打内战，妄想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

……

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张国焘。他说：

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提起张国焘，毛泽东想起了南下的红军。他说：

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

其实，毛泽东他不愿立下这种预言，他很希望四方面军即刻北上，因而在哈达铺，中央耐心等待张国焘幡然悔悟，率左路军到来。毛泽东每天都要向南方凝望好多次，那期待的目光，好似要把南面的那片天望穿。然而，就这样等了几天，仍不见左路军到来。当确知张国焘已经率军南下时，党中央即决定率领陕甘支队向陕北根据地前进了。

明年这个时候，四方面军能到陕北吗？

公开的挑战

1935年的10月，是毛泽东长征以来最兴奋的日子。

红军过了岷山，摆脱了恶劣自然环境的困扰，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长征》诗一首：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央红军一路东征，毛泽东心潮起伏，不能平静。那炽热而执著的理想与抱负、信仰与情感，那积蓄已久的往事与憧憬、悲凉与欢乐，一起涌入心间，便又作《念奴娇·昆仑》词一首：

横空出世，

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

江河横溢，

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

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当中央红军于10月初跨越位于宁夏南部和甘肃东部的著名高山——六盘山时。毛泽东登上山顶，又诗兴大发，写下了《六盘山》这首著名的诗篇：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是啊，眼下真是到了毛泽东兴奋的时候了，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已定，长征即将结束，陕北会师在即，抗日的烽火即可点燃，这怎能不令他兴奋呢？！

11月6日，中央红军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合编而成的十五军团在象鼻子湾会师，标志着长征以红军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毛泽东的兴奋情绪到达了顶点，他高高兴兴地理了发，洗了头，换了一套没有补丁的红军服装，拂去了一路的征尘，虽然脸庞显得黑瘦，但也十分的精神、洒脱。

在抚边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会合时，毛泽东也是稍作了一些打扮，但心情显然没有今天这么舒畅。

一番打扮之后，毛泽东便匆匆来到由军委组织召开的全军干部大会会场。

“同志们，辛苦了!”毛泽东把手一挥，敞开他那悦耳的湖南腔说道。随之响起热烈的掌声，那掌声经久不息，与会者激动不已，挥泪鼓掌，他们都清楚今天是一个胜利的日子，为了这一天，他们经受了多少坎坷和苦难!

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等待着掌声的停止，然而，这掌声却停不下来。于是，他打了打手势，掌声才终于停了下来。他说：

从瑞金算起，12个月零2天，共367天，战斗不超过35天，休息不超过65天，行军约267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267天。

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前所未有的长征!

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丰河、潇水、湘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我们完成的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忘却不了南下的红军(3)

……

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8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1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现在中央红军又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一起，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好地团结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毛泽东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光荣的历史使命，进入了陕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进入了属于毛泽东的时代。

11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随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陕甘支队改编为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并发布命令，委任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

11月28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主席朱德，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动员全民抗日。

毛泽东满怀着雄心壮志，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时代。

但是，一个月后的12月5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指挥部所在地的东村接到张国焘的另立中央的那封电报。

毛泽东阅毕电报，惊呆了。他虽然曾经想过张国焘可能会走到这个地步，但那只是一种可能的判断。现在，白纸黑字告诉他，这已不是一种可能，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并且他从电报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张国焘那咄咄逼人的口气。

走出屋外，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是窒息后的第一次呼吸。他的脸毫无表情，木然得像一尊雕塑。毛泽东有生以来，虽然经历了许多坎坷与惊险，但他的心理还没有经历过这种状态，也不曾面临过如此严酷的局面。当初张国焘违抗中央的命令，擅自率军南下，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没有同意，为的就是要为将来见面留下余地。现在，张国焘自己却把个余地给堵死了，这就使中共面临着大的分裂，红军面临着大的分裂，也是继罗章龙之后，中共面临的第二次分裂，但这次分裂造成的局面要严重得多。对张国焘这种自绝于党的公开挑战，毛泽东心里怎能不产生揪心的痛苦呢？!

“朱老总，你同意张国焘这种搞法吗？”毛泽东心中又陡然升起另一重忧虑，“不会的，不会的”。毛泽东自个儿摇着头自言自语。

于是，毛泽东预感到张国焘成不了气候，他甚至想，有朱老总在那里，红军依然是“朱毛红军”，他仍对自己的预言深信不疑。

“这个张国焘，好大的口气，竟把中央的旗帜扯到他那里去了。”毛泽东把周恩来、彭德怀、林彪找来，气冲冲地说道。

“我早就看出张国焘没安好心。”彭德怀不以为然。

“现在，关键是要拿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党绝不能有两个中央。”周恩来不无忧虑地说。

“依我看，现在再不开除张国焘党籍，已无法向全党交待。”林彪也很气愤。

毛泽东却摇了摇头，依然在那里沉思。他第一次感受到束手无策是怎样一个滋味儿。他思来想去，意识到朱德和刘伯承的处境不是很妙，只能再忍耐一下。于是，他说：“现在，我们刚进陕北，事情比较多，等我们安顿一下，再专门开会研究解决的办法，但有一个总的原则，给张国焘留一个北上来陕北的面子。”

12月6日，毛泽东离开东村，前往瓦窑堡，准备在那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军事战略问题，分析全国的政治形势，确定党的策略方针。虽然这些大事基本上占据了他的整个思维空间，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问题，仍然令他头痛。他作出的四方面军一年后肯定会到陕北来的预言，受到了挑战，这样下去，弄不好张国焘恐怕永远也不会再与毛泽东见面了。

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将一落千丈。因为后院起火，将会给蒋介石提供难得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也将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失去信任。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张国焘对外公开他所成立的第二中央，一旦外界都知道这一情况，将会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毛泽东最后能想出一个拉张国焘北上，并使他取消第二中央的办法吗？

张国焘把球踢给了毛泽东

12月8日，当毛泽东从东村到达安塞时，有一个人的出现，却令他意外地惊喜。

这个人便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

林育英，1933年化名李复之赴莫斯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林育英参加了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参与制定了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恢复已经与中共中断了一年多的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担此重任。

从苏联回国有东北、内蒙古、新疆三条路线。东北已被日军所控制，走不通；新疆到内地路途又太遥远；只有从蒙古入境的路程较近。但这条路线也不好走，要穿过浩瀚的沙漠。最为艰难的是，回国的人身上不能带一片纸，必须把所有文件印记在脑海里，找到中国共产党后再口述出来。因此，派回国的人一定要立场坚定，勇敢机智，有应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同时，此人还要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定声望，被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经过反复考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

忘却不了南下的红军(4)

斯大林也同意派林育英回国。

季米特洛夫与林育英谈话征求意见时，林育英无条件地接受了这项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

他装扮成商人，化名张浩，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他于11月初到达陕西定边县，并很快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然而，定边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并不认识他，为了慎重起见，定边党组织向党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告知有一个叫张浩的人要找党中央，可否送来。

当时在瓦窑堡的张闻天接到这封电报后，觉得这个张浩可能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同志，于是便派人去接迎。

在定边县赤卫队的护卫下，林育英于11月中旬到达瓦窑堡。

“这是林育英同志，他从苏联回来。”张闻天向毛泽东介绍身边这位高大结实的林育英。

“育英同志，你的大名早有所闻，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相识。”毛泽东见到林育英好惊讶。

“你和红军的同志们辛苦了。”林育英望着又黑又瘦的毛泽东，很动情地说道。

“你也辛苦啊!你回来了，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一员大将!”毛泽东深情地拍了拍比他略高一点的林育英的肩膀，便将他拉到自己的身边坐下，简单地询问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情况。当毛泽东得知共产国际七大会议决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与自己的抗日主张不谋而合时，兴奋地说：“好，我们常委研究一下，就在最近几天开个政治局会议。”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根据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制定和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会议提出的策略路线概括起来就是：“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毛泽东十分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关门主义，甚至说“关门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他着重强调，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什么阶级，只要抗日反蒋就可以而且应该联合。

林育英的到来，促成了“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提出，如果说毛泽东在这之前就有了这种主张，但党内的关门主义情绪给实施这一主张带来了一定的阻力，而林育英出现在陕北，无疑是为毛泽东送来了一位助产师。

林育英此次回国，还沟通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络。他松了一口气，他庆幸自己圆满完成了共产国际赋予自己的使命。

然而，林育英万没有想到，又一个重要角色在等待着他。

自从毛泽东在安塞与林育英相识后，他认定林育英是解决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分歧的最佳的也是唯一的调解人。虽然他料定一年后，张国焘会挥师北上，但却没有料到在这一重要时刻，林育英会出现在他面前。

一切都在向着有利于毛泽东方面发展。如果林育英不是先到陕北，而是先到了川康，情况恐怕就会变得更复杂，毛泽东的预言也就可能要落空。当然，林育英当初选择了从蒙古入境的路线，毛泽东当初在危难之中自己单独挥师北上，命运注定了林育英必然要先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也必然在安塞认识林育英。

这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安排。

瓦窖堡会议后，大政方针已经确定，毛泽东现在可以有精力来思考和解决党内出现的分裂问题了。

于是，毛泽东约林育英作了一次长谈。

“你现在回来了，有什么打算？”毛泽东问林育英。

林育英知道，这是毛泽东在征求他的意见。他对毛泽东说：“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我已传达。我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已畅通，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现在，请求中央分配我的工作。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决定我做什么工作，我都乐意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