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长征尾声：余波难平 .2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用商量的口气说：“目前，中央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做，你看怎么样？”

“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件重要的事情还非你做不可。”毛泽东抽了一口烟，心事重重地说，“中央与红军领导人闹了一点别扭。你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目前只有你做这项工作最合适。”

“怎么回事？”林育英惊讶地问。

毛泽东望着林育英那副惊讶的面孔，如实地把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由合到分的经过向林育英作了介绍。最后，毛泽东把张国焘那封另立中央的电报递给林育英。

“他怎么如此不知天高地厚？过去我还真没有把他看透。”林育英看了电报，非常气愤。

“目前”，毛泽东接着说，“左路军指战员的处境十分危险，要想办法将他们拉回来。你现在回来了，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配合我们做工作，力争左路军早日回来”。

林育英听了毛泽东的叙述，也顿生忧虑，马上说：“我如能起作用那当然好，就怕工作做不好。”

“也许能起作用”，毛泽东又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张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去，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也很吃力。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正好你又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听。更何况你和张国焘在一起共过事，有一定的交情，他会相信你的。”

忘却不了南下的红军(5)

林育英仔细一想，感到毛泽东交给的这个任务很重，责任也很大，为了党和革命的事业，自己应尽力来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

“这样吧，我尽力配合你和中央做工作。”林育英心里还没有多大把握，他只能这样说。

毛泽东点头笑了。

1936年元旦，蹲在川西北的张国焘收到了来自陕北中央的电报，这封电报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未置一词，只是通报说：“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并告诉他共产国际已派林育英来到陕北。

林育英也以个人的名义给张国焘去电，向他通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提及他当时收到林育英给他的第一封电报：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只字未提他同时收到的中央给他的电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把中央的电报当作一回事，也根本就没有给中央回电。他只给林育英回电，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同时以“中央”名义向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了毛泽东等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惧怕敌人，放弃向南发展，实行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

中〖JP+3〗央不见他回电，又给他发了电报，令他取消“临时中央”。

依然无回音。

中央还以张闻天的名义去电劝张国焘：“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的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解决，但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绝非革命之利。”并特别说明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直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也不以为然。”

张闻天的电报发走后，依然如石沉大海。

毛泽东等见张国焘既不回电，也不同意取消“临时中央”，便于1936年1月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JY〗中央政治局

林育英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为配合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个决定，毛泽东等又建议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去电：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JY〗林育英

〖JY〗24日

张国焘接到林育英的电报，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他都可以倒背如流了。他想，让他取消“临时中央”，成立直属国际的西南局，这看起来可行，实际上还是说陕北的中央仍是中央，以后我还要归他们领导，到那时，就由不得我张国焘像今天这样可以自己作主来决定问题了。但他又想，林育英是代表共产国际的，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那么究竟怎么办才好呢？

张国焘不是饭桶，他有着发达的大脑。

经过几天的思考，张国焘巧妙地把皮球踢给了毛泽东。

林育英和陕北的中央，左盼右盼，张国焘终于回电林育英和张闻天，他一方面表示应“急谋党统一”，同时提出：

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路线上推。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

毛泽东一看张国焘的电报，就感到张国焘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同时，他也深知此时的党内政治斗争，需要军事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发展作后盾。

于是，毛泽东又开始集中精力考虑陕北根据地的发展问题。

那么，毛泽东什么时候才能把皮球踢回给张国焘呢？

张国焘另有图谋

陕北中央与张国焘并没有中断电讯联系，只是陕北方面改变了口气，每次发电很少以中央的名义了，而多是以林育英、张闻天的名义。这种变化说明了中央在对待张国焘的问题上，采取了相忍等待的办法。

忘却不了南下的红军(6)

不知毛泽东后来是否知道张国焘还另有图谋，反正当时他是一无所知。

读者不会忘记，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为了控制毛泽东等人与红军发生直接联系，把发电报用的密码本都收归张国焘控制之下的红军总指挥部。后来，毛泽东等人与张国焘“不辞而别”，这密码本就留在了四方面军。中革军委就只能同四方面军联系，同其他红军部队失去了联络。

这些红军都在孤军奋战，他们都盼望着与党中央、中革军委取得联系。

在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到了1935年9月间，因形势发生变化，焦急地寻找中革军委。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及军委获得国民党要“围剿”红二、六军团的情报，便及时给他们发去了《中央及军委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任弼时看完电报，有些纳闷，中央的这份电报，一反原来的调子，很有些像毛泽东过去的提法，这是为什么呢？

任弼时把电报递给贺龙。

“嗯，好!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中消灭，这个好!”贺龙一边看，一边摸着小胡子，笑眯眯说道。

“这份电报跟过去中央的电报提法有些不一样。”任弼时沉思着说。

贺龙这才仔细琢磨起来，发现不光在战术原则上提法有差别，在战略发展上也不一样。去年12月底中革军委曾电令他们向湘西北发展，接应中央红军北上……

于是，贺龙提议：“是不是发个电报问问，中央发生了什么变化？”

“好，立即发电问一问。”任弼时也同意。

不几天，中央就来电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正如他们猜测的那样，中央的确有人事变动。

贺龙很高兴，说：“毛泽东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我读过他的文章。他能把江西苏区搞成那么大，这就不简单，我看他来指挥肯定行。”

任弼时此时的心情却很复杂，他曾是当初中央派到苏区的“三人团”成员，是他们三人给毛泽东下马威的。随后中央到苏区，把毛泽东扔到一边，结果很快把苏区丧失掉了。从这一事实中，他感到遵义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需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亲自带部队与敌人作战，尤其是与贺龙部队会合以后，在实践中逐步对王明的那一套感到不那么对劲儿。

“是应该总结一下了。中央的军事路线改变和人事上的变动都很正确、很及时，我们拥护。”任弼时旗帜鲜明对贺龙说道。

于是，他们坚决按照遵义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与敌人作战。结果，红二、六军团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红一、四方面军的长征。这时，红二、六军团发展到21000余人。

红二、六军团的节节胜利，震撼了国民党。蒋介石便纠集132个团的庞大兵力，对红二、六军团发动了新的“围剿”。敌人采取在江西用过的那种办法，四面包围，筑堡推进。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他们决定向中革军委建议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因而，他们焦急地寻找军委电台，但怎么也寻找不到。

直到1935年9月，他们终于同四方面军的电台沟通了联络，因该台用的是中革军委与二、六军团联络时的规定，二、六军团的同志遂误认为这就是中革军委的电台。当天，即将任弼时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发出：

恩来同志：

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说明此间省委委员姓名，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JY〗任弼时

〖JY〗9月29日

张国焘收到此电后，他应该立即将任弼时的这封电报转发给正在甘肃榜罗镇的周恩来。

但张国焘没有这样做。

张国焘收到任弼时的电报，不免有些兴奋。心想，真是天助我也。任弼时，不就是往日那个任少共书记的初生牛犊似的小兄弟吗？他还能不听我的话吗？张国焘还想，任弼时不给毛泽东去电，而专门给周恩来发电报，看来他与毛泽东也有矛盾。这两个军团如果置于我的指挥棒下面，那力量就比毛泽东的那支部队更大了，我张国焘的分量也就更重了。

想到此，张国焘自个儿笑了。

第二天，张国焘即给任弼时回电，说明29日电收到，并说了省委委员姓名，还特别说：“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签名是：“朱(德)张(国焘)。”

这封电报，既没有告诉他们中革军委在何处，也没有说周恩来为什么没有亲自给他们回电，只告诉他一、四方面军在一起行动。实际上，当时一、四方面军已经分裂了。但因为签名是朱德和张国焘，给人的印象一、四方面军的确在一起行动。在此，张国焘充当了一个实足的政治骗子。

这样，张国焘就以红军总政委名义向二、六军团发号施令，而二、六军团也误认为中革军委就在张国焘那里。

后来，朱德从四方面军电台得知二、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交界的根据地，转战到滇西北地区，计划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立即向张国焘建议，四方面军暂时在原地休整，接应二、六军团北上。朱德这样做是有更深的考虑，他想待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以后，让贺龙、任弼时等说服张国焘，放弃原来的主张，一同北上，但朱德并不知道张国焘已经背着他做了手脚。

忘却不了南下的红军(7)

其实，张国焘早已感到这样遥控指挥总不是个事，必须让二、六军团北上，将这两支部队拉到自己手里，因而，在1936年3月25日，二、六军团刚刚取得乌蒙回旋战胜利，进入南北盘江间的地区后，张国焘就以红军总部的名义给二、六军团发了一封电报，说：

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你们决定我们即派队接应你们，如你们尚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

张国焘在这封电报中还提出了过金沙江的五个渡河点。

二、六军团接到这封电报后，与他们拟在南北盘江间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图相矛盾。为了弄清军委的意图，3月29日，二、六军团向军委发电报请示：

在目前敌我力量，于滇黔边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

我们的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致感觉大的困难。

国内和国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留在滇黔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张国焘接到此电后，感到问题有些棘手，如果明确让他们北上，将来出了问题不好交待，但又得让他们北上。经过仔细琢磨，他亲自拟了一份电报，于3月30日将这份电报发给二、六军团：

（一)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可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并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二)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三)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应有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四)究竟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这封电报的措辞是非常灵活而模棱两可的，但有两个字却决定了二、六军团的战略行动，这也正是张国焘所希望的。

二、六军团接到电报后，根据电文中提出的“最好”是渡江北上的意图，他们也只能选择“最好”的来执行，并认为这是出于全国革命战争总的战略要求，因此毅然放弃在南北盘江间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服从大局需要，决定北渡金沙江，以与一、四方面军会合为战略目标。实际，他们是在按张国焘的意图北上。

当张国焘正在为如何向朱德交待二、六军团北上的问题而劳心费神时，朱德恰又向他提出要四方面军暂时原地休整，接应二、六军团的建议，正中下怀，他当然很痛快地同意了朱德的建议。

这正是同样的目标，却有不同的需要和心态。

二、六军团，就这样被张国焘以中革军委的名义诱骗着行动起来了。张国焘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不过，张国焘也还有他的难处。他正在为二、六军团能否接受他这个“临时中央”而思虑。

当红二、六军团经过数月的血战，突出重周，转移黔东，进至石阡，他们的无线电台在一次同四方面军通讯时，突然出现一个呼号不明的电台插进来呼叫二、六军团。经互相询问，才知是中革军委三局的王诤局长亲自在机上呼叫。为什么王局长要亲自上机呼叫？这是因为中央在召开瓦窑堡会议时，作出决定，“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讯联络”。王诤局长按照二、六军团通讯的波长和频率已亲自在机上守候半月之久了。

同中央的联络恢复后，中央发来一份明码电报：

弼兄：

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豪”留老四处……弟豪。

由于没有密电码，但又为了通讯需要，便用明码加打哑谜的办法约定了一个密码本。通了几次电报之后，中央突然来电指示，暂停直接联络，以后二、六军团给中央电由四方面军代转。任弼时、贺龙还以为中央只是怕约定的密码被国民党破译，也就没有多想什么。

过了几天，张国焘专门发电报询问，贺龙、任弼时回电否认同陕北有联系。虽然陕北来电并没有告诉任弼时、贺龙有关中央同张国焘分裂的情况，但他们已预感到发生过什么事情。不过，当时军情紧急，也没有精力去细想了。

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日子，日渐临近，张国焘却显得有些焦虑不安，其中原因还是他那个“临时中央”，担心的仍然是能不能得到二、六军团的拥护。这是一个关系他的政治生命的大问题，不得不找陈昌浩商量。

“昌浩，眼看我们就要同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了，你看怎么办？”张国焘有头无尾而忧心忡忡地问，也只有知情者才明白他问的意思。

陈昌浩完全明白张国焘的意思，想了想，关心地回答：“我们是否与中央磋商，同二、六军团会合后，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南局……”

“你的意思是取消我们的‘临时中央’？”张国焘打断陈昌浩的话。

“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不然不好协调各方面的关系。”陈昌浩倒显得有些不安了，声音有些走调，因为他知道取消“临时中央”对张国焘而言，是非常痛苦的，但他必须如此告诉张国焘。

忘却不了南下的红军(8)

“我们南下遇着强硬的敌军，否则也不会如此。”张国焘痛苦地摇着头。

“气候又恶劣，给养也困难。”陈昌浩安慰地补充了一句。

“再加上毛泽东闹分裂。真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一样不占，哪有不输的道理？”张国焘的脸庞被痛苦的心境拉得有些扭曲了，“你看什么时候取消‘临时中央’为好？”

“越快越好，最好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之前。”陈昌浩直截了当地回答。

张国焘不再言语了，他摆摆手，示意陈昌浩离开，自己再想一想。

张国焘想取消“临时中央”，也是有他的另一番考虑的。他在给林育英的一封电报中就提出过把两个中央都取消，由党的会议或由共产国际来组织新的中央政治局。他想，虽然林育英没有同意这个意见，但实际上已经把球踢给了毛泽东，我现在又高姿态地取消“临时中央”，那么，我的主张便会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到那时，就看谁手下人多了，我就不相信你毛泽东有回天之力。但他又反过来一想，觉得有些不妙，取消“临时中央”不等于自己认错了吗？他越想越乱，不知该如何是好。最后，他认定一条，取消“临时中央”，共同组成西南局，可以把二、六军团争取过来，控制在自己的手下，到那时再说。

1936年6月上旬，张国焘在西康的炉霍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正式宣布取消“临时中央”。

不过，他在宣布这一决定时，还宣称陕北中央也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代表团暂时代行。他说：“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

其实，这只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无非是为了给自己搭个台阶而已。不然，他不仅自己的面子过不去，更不好向他的下属们交待。

无论怎样，他已经取消了他的“临时中央”。

这是张国焘献给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的一份礼物。无论他取消“临时中央”的动机如何，甚至还有什么其他打算和图谋，但这毕竟在客观上避免了给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造成更大的灾难。这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斗争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已指日可待。

毛泽东的预言已经开始神奇般地显灵。

张国焘宣布取消“临时中央”，给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创造了政治基础。徐向前一扫沉闷的情绪，开始活跃起来，他在率先头部队北上之前，亲自给部队作动员，他以朴实的语言，朴实的道理，朴实的感情讲道：

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7月1日，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即从炉霍赶往甘孜，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人相会。

会师的气氛是热烈的，比懋功会师还要热烈。

但这热烈的背后，那些行伍出身的将军们，不得不立刻变成政治家，各种意图的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

贺龙与朱德在1927年南昌城分别后，就一直未见面，他便与任弼时、王震一起先来到朱德下榻处拜访。贺龙送给朱德一匹壮实的小马。这是二、六军团从云南带来的云南良种马，这种马身架不大，但精悍，能负重，性格温顺，特别能走山路，很适合山地行军。朱德深情地望着贺龙，又看看这匹马，眼眶湿润了。张国焘为了防止朱德和刘伯承“跑”了，便把他们两人的马给杀了，他便从那时起一直跟着部队走路。他多么希望有一匹马啊，贺龙就好像知道这一切，专门送来一匹马，这怎能不令朱德感动呢!此后，朱德就是骑着这匹马走完长征，到达陕北的。

朱德热情地请贺龙坐下，在一番叙旧之后，朱德便向贺龙、任弼时介绍了中央与张国焘产生分歧直至分裂的全过程，把真相告诉他们，并希望二方面军的同志多做工作，促张国焘北上。他说：“去年的分裂，给红军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现在主要是要团结，团结一道，北上会师。”

任弼时、贺龙、王震都赞同朱德的意见，并表示要竭尽全力弥合分裂，力促张国焘北上。

之后，任弼时、贺龙又去拜见张国焘。

张国焘设宴款待了他们。席间，张国焘说：“我们和二、六军团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分歧，现在两军会合，更增大了我们的力量。只要我们密切团结，就能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

任弼时一听这话不对头，便打断张国焘的话，说道：“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开始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上确定的目标，我们所有红军都应在这个目标下团结。”

“两军会合，过去缺乏了解，我们是不是召开一次党的联席会议，统一对党内一些问题的认识。”张国焘把话锋一转说。

忘却不了南下的红军(9)

“我们刚到，情况不了解，召开党的联席会议恐怕条件不成熟，如果出现争论怎么办？不但不能统一认识，还会出现相反的效果。”任弼时马上否定了张国焘的提议。

张国焘有些惊讶，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提议当即被任弼时拒绝。看来，让他们跟自己走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便退让一步，说道：“这样也好。两军就先开个干部联席会吧。”

任弼时向贺龙交换了一下眼色，说：“联合起来开个会，我们不反对，但只能讲团结，不能把一、四方面军过去的分歧再拿来讲。”

“好啊，我们只讲现在两军会合要团结的话。我觉得，二、四方面军不仅要团结，而且还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张国焘这话是一语双关。看得出，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意图，当领袖的梦还没有破灭。

这天夜里，本来很疲劳的任弼时却无法入睡。因为他了解到张国焘怀有政治阴谋，他以中革军委的名义拉二、六军团北上，就是这阴谋的一部分。

7月2日，两个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在甘孜召开会议，讨论两军会合后的任务和行动方针。

任弼时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作了开场白之后，任弼时接着发言，他着重介绍了二、六军团的一些情况，尤其讲到了这次北进会师途中所遇到的困难。最后，他说：“国焘同志，你借用中央的名义调我们是不对的。你把我们调来干什么？你要吞并我们!还是想……”

没等任弼时把话讲完，张国焘便打断他的话，辩解说：“因为你们有困难，后面敌人跟着，和我们靠近一点，就能保持力量。”

“我现在不是说北上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说你不应该盗用中央的名义，就以你总政委的名义又何妨？”任弼时针锋相对。

张国焘哑口无言。

树欲静风不止(1)

自中国共产党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以后，张国焘也取消了他那个“临时中央”，红军的北上抗日已成为唯一的选择，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过去政治上的一切分歧与对立，都已失去继续存在的必要。

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林彪要求到陕南闯天下

人，都是在人与人的比较中生活的。

历史，也因此留下许多值得人们回味的东西。

当红军胜利开进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了一封这样的电报：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其实，红军能开进吴起镇，作为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林彪却似乎被毛泽东忘记了。

毛泽东能诗善词，在他的诗词中褒奖了许多人。仅就在他麾下的林彪、彭德怀、黄公略三位著名的战将，有二位曾出现在他的诗篇中，彭德怀自不必说，对于黄公略，毛泽东在他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有“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之誉。

然而，对于自诩为“常胜将军”的林彪，毛泽东却未给他写下只字片语。

林彪对此十分不满，每当入夜，他躺在床上总要拿出记载着他指挥打胜仗的小本本，那本本上都记满了，从井冈山一直记到现在。究竟打了多少胜仗，他自己也算不过来了，反正是辉煌的。心想，我林彪的战功赫赫，谁能与我比？难道你毛泽东就看不见吗？由此想来，林彪自夺下腊子口以来因胜利而高昂的情绪，便低沉下来。

当林彪从吴起镇继续往东行的时候，他的心情更显得低沉起来，一路映入林彪眼帘的是一派荒凉，寒风暴虐中的窑洞，似是古猿人的穴居之处；那无垠的黄色尘土，把天和地搅得浑然一体。林彪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凄凉的景色，也许是他看惯了南国的山清水秀，当历史把他裹挟到这陕北高原时，他简直想不通红军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地方作为落脚之地。

这样，一些新的想法在林彪心里产生了。

中央政治局在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夕，广泛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为之一动，他紧紧抓住这一发表意见的机会，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带部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林彪一到关键时候，为什么不是当面陈述而总是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主张呢？井冈山时期，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长征中到了四渡赤水那一段时间，他在会理又写信给军委，要求撤换毛泽东，现在，他还是以写信的方式，提出到陕南打游击。这恐怕有他的考虑，也许写信比较从容而慎重，可以有时间反复琢磨话怎么说，语气怎么表达，意图怎么更隐蔽一点，而当面陈述就达不到这种效果，一来当面谈话，别人可以察言观色，窥视你心中的秘密；二来当面谈话不免有漏嘴的时候，万一漏嘴，就不好办了；三来当面谈话往往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及主张全部表达出来。也许，与林彪阴沉的性格亦不无关系。

但无论怎么说，林彪这次还是写信了。

林彪提出这一要求，不仅仅是因为这里艰苦而要到陕南去生活得好一些，他还有更深一层的想法。

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当他面临一种新的环境，便会为延续自己的历史或者为摆脱自己的历史而产生新的想法。林彪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意在摆脱自己的历史而独自去闯天下。他自己常说：“我有时候是虎，有时候是狐狸。”现在，他要决定自己是做虎还是做狐狸，不能既做虎又做狐狸，否则太不洒脱了。他深深意识到，在毛泽东的身边，他永远只能当一只顺从的狐狸。他想，经过10多年的奋斗，现在的军事谋略、政治资本已足够独自闯天下了。这一次，他渴望着能够为自己争得天马行空的机会，成为一只称霸山林的百兽之王。

为此，林彪在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他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军团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信，为之一惊，张国焘南下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林彪又提出了一个南下的主张。这无疑在毛泽东心里投下了一个阴影。但毛泽东很快冷静下来，他想，张国焘是有阴谋的人，而林彪还只不过是一位刚刚脱掉稚气的青年人而已，形势好了就兴奋，形势不好了就悲观。

于是，毛泽东便随口说道：“林彪又摇晃起来了。”

毛泽东以为林彪又是在那里悲观了，所以只是严厉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并指出他同中央有分歧，希望他及早改变主意。

实际上，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指挥员，仅从战略眼光来看待南下陕南的问题，林彪也不会不发现当时的战略态势。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而且陈诚在洛阳及其以西地区控制了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上，专门用来对付红军。向南发展，就会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最终会危及陕北的安全。

林彪南进的要求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他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念头。几天后，他又在一封电报里和毛泽东软磨硬争，仍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这次，毛泽东干脆没有理他。这也看出毛泽东仍然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对待林彪，而没有想到林彪有什么政治意图。

树欲静风不止(2)

不见毛泽东的回音，林彪又开始犯疑了，他觉得毛泽东根本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给你写信，却不讲情面地批一通，给你拍电报，你连个回音都没有。林彪越想越窝火，成天在军团部阴沉着脸，耷拉着头，乱发脾气。聂荣臻看出了他的心思，劝说道：“我们只有这么一点部队，只保有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出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维持下去吗？”

林彪与聂荣臻共事已经六年了，也是经历了六年的争论。林彪总感觉到聂荣臻居高临下，说话不入耳。但他也无可奈何，因此发生争吵时，对聂荣臻的话总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林彪同志”，聂荣臻见林彪的脸色不好，于是放慢语调，和颜悦色地说，“你不要小看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都找不到。你别以为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

聂荣臻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林彪根本没有听进去，但也未再作争辩。林彪对一些批评和劝告，素来不屑一顾。林彪只相信自己，“人的上帝是自己”，这是他多次重复过的一句引以为训的格言。林彪在谈论战争和指挥艺术时，就曾这样讲道：“只要有信心，就会胜利。你必须尽可能少依赖别人。不管别人多有经验，力量有多大。这就是要领。”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中充满了那种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倔犟。

不过，林彪要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由于毛泽东采取不理的态度，他也无法实现了。

但林彪心中的不满情绪，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1936年1月，毛泽东决定遣军东进，打到山西去，深入到腹地的富庶地区，一方面宣传抗日救亡纲领，一方面解决目前部队给养困难的问题。3月下旬开始实施这一战略计划，红军以左中右三路军向山西腹部进军，红一军团作为右路军，直插汾河。

汾河，是山西的天堂。这里的地主除拥有大量土地、羊群外，往往宅第连云，几乎占半个村子，几十匹骡马，连杂色的都没有，把从陕北高原来的红军战士看傻眼了。山西的财主喜欢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藏起来，红一军团的战士们很快学会了根据敲打地面的声响来判断窖藏所在位置的方法。在这里，红一军团扩红工作发展迅速，补充了5000名新战士。仅这一点，就抹去了林彪心中那不满的情绪。

不料，没过几天，林彪那阴转晴的心情又突然风起云涌。毛泽东给林彪来电，告诉他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作战艰苦，伤亡过大，加上处于山区，筹款、扩红等工作开展得不理想，希望红一军团能够拨点兵力给十五军团。

“我还有几个鸟兵？”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摔到桌上，大声说道，“不给，不给。就说没有，不给。”

聂荣臻看完电报，没说什么，只是向部队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干部们也反映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聂荣臻同林彪商量后，打电报给毛泽东，介绍了自己部队员额未满的情况，请求免拨。林彪看到政委和他观点一样，脸色稍缓。

电〖JP3〗报发出去以后，仍然是石沉大海——毛泽东没有回音。

聂荣臻感到有点不妙，林彪却已经习惯了。

不妙的那一刻终于来了。5月，毛泽东在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对红一军团的本位主义观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顿时，会场上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林彪和聂荣臻身上。林彪一向以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著称，这次他索性一声不吭，无动于衷地望着屋外的几株古柏。

聂荣臻坐不住了，他主动向大会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目光，看了看在那里闷不作声的林彪。

不久，中革军委颁布命令，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任命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仍任军团政委。

这一调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林彪是奖励还是微惩？人们议论纷纷。

反正，林彪是第一次正式调离红一军团。

反正，左权是代理一军团军团长。

任弼时明断是非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了解到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一些裂痕，觉得这裂痕后面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就急于恢复同陕北的直接联系，并指示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无线电中队政委江文专门拜访了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负责通讯工作的宋侃夫，商谈了二方面军同陕北恢复联系的有关事宜。任弼时又亲自到朱德处要来了与陕北通报的密电码本，很快就沟通了联系。

随即，中革军委正式任命贺龙为二方面军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总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

在此之前，朱德建议任弼时留红军总部工作，以加强红军总部与张国焘争论的对手；而张国焘认为这是把任弼时拉过来，把自己的人插进二军团的一个好办法，所以也积极支持朱德的建议，并要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提出任弼时留总部后，给二军团另派政委，但被任弼时拒绝。

看来，任弼时比较聪明，他不愿意置身于那种左右为难的境地。

树欲静风不止(3)

但，任弼时并不想游离于这场政治斗争之外，他要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对这场纷争中谁是谁非的问题，作出公正的裁决。

于是，任弼时开始紧张地活动，他同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人频繁谈话，同傅钟等党内老同志甚至作彻夜交谈。

任弼时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张国焘的不快。张国焘在红军总部见到了任弼时，半开玩笑地说：“弼时，你搞些什么‘小组织活动’呀？”

“你是政治局委员，我也是政治局委员，就许你找他们谈话，不许我找他们谈？”任弼时也半开玩笑地回答。

“你们都谈些啥？”张国焘接着又问。

“内容光明正大，你不是都知道嘛。”任弼时说。

“那你是想当包文正哟？”张国焘故作轻松地笑了。

“我可当不了包文正，我只是想当个鲁仲连。”任弼时说着，来到张国焘的屋内。

张国焘给任弼时移过一把椅子，两人便面对面地坐下。

“国焘”，任弼时诚挚地对他这位昔日的兄长说，“我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我也不想参与。我找了一些人，了解了一些情况，研究一下，也许以后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

“能将局外人的看法说说吗？”张国焘也很诚恳地说道。

“当然可以，而且正想同你谈谈。”任弼时嘴里叼着斯大林式的烟斗，边“吧嗒”边不紧不慢地说道，“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来分析，形成了这样几点看法：第一，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的，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早就有反中央的倾向；第二，双方的成见和不信任，最先公开表现出来的，是凯丰的文章；第三，一、四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是成见造成的；第四，毛泽东、张闻天等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但他们事先没有通知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委就率一、三军团走了是不适当的，而酿成这个事件是因为四方面军同志的反对呼声；第五，卓克基成立‘临时中央’是错误的，是分裂行为。‘临时中央’不久就取消了，这是值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