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长征尾声：余波难平 .3

“现在，国际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应急谋党内团结，解决党的统一问题。”张国焘打断了任弼时的话说道。

任弼时见张国焘是在有意打断自己的话，也就不再谈这个话题了，转而说道：“我们在山沟里呆得时间太长了，也不知外面都是什么形势。”

“是啊”，张国焘感慨而谈，“不过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变化的倒是你我，时间在折磨人啦!细想起来，人生一世，非争个你高我低，到最后也落得个挂一身皮去见阎王爷就是了。”

“国焘兄，你是我们党的元老，可不要这么悲观，有许多革命的事情需要你去做。”任弼时安慰着。

……

他们就这样“侃”了几个时辰，任弼时才起身告辞。

归途中，任弼时想了许多，张国焘虽然取消了“临时中央”，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看样子还存在许多分歧。是啊，分歧不解决，党内就无法有统一的意志，长期下去，对中国革命极为不利。于是，他开始构思一个解决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关系的妥善办法。

7月10日，任弼时向陕北发出了一封建议解决党内团结问题的电报，其中说到：“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次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五次‘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的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

任弼时的这封电报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如果不“产生党内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内分歧就难以解决，因此，召开中央扩大会就显得非常迫切。

当时正在陕北安塞的毛泽东，刚刚开会研究如何让张学良成为抗日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的问题，他的思绪还没有从这个问题中跳出来，便接到了任弼时的这封电报，阅毕之后，他问张闻天：“闻天同志，你看弼时的建议可否？”

“依我看，开个会是必要的。”张闻天不知毛泽东是什么意见，也就只表示了这么一个态度，没有对建议本身作出评价。

“好，那就给弼时回个电，可以开个会，同时也电告共产国际。”毛泽东说完就去忙别的事情了。

然而，这个会直到1938年才召开，但那时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央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不是张国焘，也不是王明。尤其是当时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党内的政治分歧烟消云散：

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就这样，实践充当了“包公”，裁定了真理在毛泽东手里，而任弼时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但此时的实践还没有作出最终的裁决。

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战略行动开始了。

红军不得不再次北上的事实，客观上说明了南下北上之争的是非对错。

树欲静风不止(4)

然而，张国焘还是放不下面子，不敢承认他的南下战略的彻底破产。早在1936年3月，四方面军在道孚召开干部会时，张国焘在所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中，就花费了很多口舌，来说明当时南下的正确和此时四方面军的准备北上与当时中央的北上“逃跑”的不同。他振振有词地讲道：

这里来说我们南下的意义吧。

在一、四方面军未会合前，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是打退却战。可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非常怕羞，把这一铁的事实掩盖起来，不敢说自己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

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张国焘接着在为自己已经失败了的南下主张进行辩解时，却又把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的事拿出来证明他的南下主张的正确。他说：

或者有的同志可以这样的提出问题：南下到底没有站好久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还不清楚么？中央苏区稳定了四五年。结果主力红军还是退出了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川陕等苏区发生同样的现象。……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

看来，事实在张国焘手里像泥团一般，可以为我所用地任意捏来捏去，结果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听者也就觉得很勉强，都在心里问，究竟是谁“非常怕羞”而不敢说自己受到了打击，遭遇了挫折？

张国焘见与会者的眼里充满着疑惑的目光，便把话题一转，说：“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地向北发展，这当然不能与他们的向北逃跑同日而语。”

但无论怎样，失败者的辩解都是无力的，尽管张国焘也能算得上是一个演说家，也同样如此。不过，说来说去，他的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南下是为了北上，北上是南下的必然。因而，他的北上与毛泽东的北上是不同的。

看来，张国焘已经是铁了心地要北上了。

确实，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于7月1日开始实施共同北上的战略行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军事和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变化。

这时，林育英等早已批准西南局成立，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这时，四方面军已经是第三次越过雪山，跨过草地，进入甘南地区。

这时，四方面军已由当初的8万多人，减员到3万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伤病员。

这时，陕北频频来电，告之西北抗日局面即将实现，战略基本方针，已由“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

这时，陕北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已经开通多时，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这时，张国焘周围的人开始分化。陈昌浩与张国焘顶牛已不止一次了。

这时，张国焘对于与一方面军再次会合，心有余悸。

这时，蒋介石正在调集重兵，对红军进行新的“围剿”。

这时，陕北中央已经与张学良达成了握手的默契。

因此，早在8月中旬，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就今后的战略方针致朱、张、任说：“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甲军(引者注：指张学良的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

苏联与外蒙早已达成军事合作协议，苏联军队可以入蒙。因此，在具体步骤上，陕北中央要二、四方面军占甘肃和青海。在此以后，“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趁结冰期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

当时，张学良东北军的一个军驻兰州，有接防河西三州的便利。所以，陕北中央把打通苏联的着眼点一直放在宁夏。蒋介石大军压境，红军只有这一条出路。

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政治漩涡又起。

9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等给朱、张、任来电称：“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援助。”来电还说：

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一)一方面军主力9、10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从同心城预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陕甘北苏区。

(二)四方面军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接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

这封电报的中心意思是要四方面军占领西安至兰州公路及其附近，阻止胡宗南前进。

陕北中央的意图很明确，控制宁夏和甘肃地区，北出内蒙，从而获得苏联的援助。

接到陕北方面的电报后，朱德、任弼时积极主张按陕北的意图，组织静会战役。

张国焘这时却提出西入青海，绕道甘西，背靠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的主张。

分歧再一次出现。

9月16日晚，张国焘以西南局书记名义，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西南局会议。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陈昌浩、傅钟等人参加。徐向前当时在漳县四方面军指挥部，没有参加会议。

会上，除朱德、任弼时等都同意北上，这是张国焘早已料到的事情。然而，出乎他意料的却是陈昌浩也同意执行陕北方面的电报指示，拒绝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自从林育英回到陕北后，陈昌浩的态度有很大变化，并不处处听张国焘的，而对陕北取支持态度，因为情况越来越明显，陕北中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同时，他也看出了张国焘不愿意同陕北的中央和红军会合，想自己单独开辟一条接通苏联的路线。他觉得张国焘这样做，四方面军就会受到莫斯科的歧视。这一次，他同张国焘争论得面红耳赤，并要张国焘立即去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题，几乎弄得张国焘下不了台。

树欲静风不止(5)

就这样，张国焘西进青海的意见被否决。

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发布静宁、会宁战役纲领。规定四方面军先机占领静会间的西兰公路，配合一方面军在这一地区夹击胡宗南。

但一方面军兵力有限，抽不出更多的兵力配合四方面军执行夹击任务，只决定陈赓的红一师向静、会出动，策应四方面军行动。这样就主要依靠四方面军迎击胡宗南的大军。

对此，陈昌浩劲头十足，徐向前勉为其难。任弼时会后即随二方面军东去陕南，张国焘在岷州会议一结束，就气呼呼地去了漳县四方面军指挥部，留下一个朱德在岷州红军总部部署部队行动。

岷、漳相隔不远，当天张国焘就赶到了漳县，但肚子里的那股气还没有消下去。

张国焘来到设在漳县城内一幢官绅宅第的四方面军指挥部。指挥部的人见张国焘来了，急忙把他迎进作战室旁的一间房子里。这是房主人的一间客厅，布置比较考究，古色古香。

张国焘一屁股坐在一张红木雕花椅上，喘了口气，便急忙叫人去找徐向前、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

不一会儿，徐向前等陆续到来。他们见张国焘情绪不佳，也不知是何原因，都不作声。

“张主席，总部的事忙完了？”徐向前耐不住这沉默，先开腔问道。

“我这个主席不干了，我干不了啦，让陈昌浩干吧!”张国焘没有回答徐向前的问话，而一下子直起身来，气愤地喊着。

在场的人都感到十分突然，一边劝说，一边忙问是怎么回事。

张国焘见大家都十分关切，就把岷州会议的情况说了一番，接着说：“四方面军这支部队，从鄂豫皖以来，是我看着发展起来的。就像一个小娃儿，是我们大家一手拉扯大的。现在，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让四方面军独自在西兰通道上去与胡宗南打，这不是往绝路上引吗？”

话到此处，他想起了陈昌浩的异常表现。

“四方面军一北上，昌浩就跟我顶。”张国焘伤感地说，“他要靠近陕北他们，我现在是该被甩掉了。”

张国焘说着，竟然悲从中来，伤心地掉下了眼泪。想起那个成立“临时中央”的事还未了结，陈昌浩现在又随人家的指挥棒转了。这使张国焘感到前途黯淡，带有几分凄惨的语调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去蹲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他们会让陈昌浩搞的。”

听着张国焘如此道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陈昌浩不对，安慰了张国焘一番。

“张主席是西南局书记，战略决策你应该作主。”李特如此给张国焘打气。

“静会战役，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来，情况有了变化，怎么行动，还可以继续商量嘛。”徐向前也只能这样安慰他。

张国焘听着大家的话，情绪马上好起来了，他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北上静会地区，在西兰通道上与胡宗南作战，我们久疲惫，胡部养锐多时，装备精良，不但在兵力上比我们为优，而且这一带地形开阔，交通便利，也于敌有利，于我不利。另外，四方面军继续北上，陕甘北地瘠民贫，一方面军部队的给养尚且困难，我们数万部队挤在一起，就食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要谈发展了。如果我军西出青海、绕道兰州以北的河西地区，既可以背靠新疆、打通国际路线，又可以策应一方面军夺取宁夏……”

对张国焘的分析，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表示赞同张国焘的意见。于是，对四方面军的行动重新作了部署，并电告朱德、陈昌浩来漳会商。

朱德接到张国焘改变部署的电报，大为吃惊，他在从岷州出发去漳县之前，发出3封电报：一封给张国焘，对他改变西南局的决定感到“深为可虑”；一封给陕北的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及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说明静会战役计划“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并表示对此“我不能负此责任”；另一封是给四方面军的其他不在漳县的干部，要他们到漳县重新开会讨论。

张国焘以辞职相威胁，达到他西进的目的，终于奏效。

陈昌浩赶到漳县，见其他人意见一致，也表示同意。

下午，朱德赶到漳县，便立即开会，绝大多数人同意张国焘的意见，朱德无奈，只得表示服从会议决议，但要求立即电告陕北林、张、周、毛等。

张国焘见自己的主张被通过，便一面命令部队行动，一面起草电报告陕北：

毛、周、彭并贺、任：

(甲)我们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实现红军主力进到宁夏及甘肃北部。

(乙)并具体实现一、二、四方面军在这一地区的会合。

(丙)估计到一、二方面军能够牵制的敌力和四方面军的实力，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

……时机急迫，千祈采纳，并告国际。

〖JY(〗朱、张、徐、陈〖JY)〗

〖JY(〗22日22时〖JY)〗

张国焘在这封电报中，主旨是四方面军先渡河西取甘西，然后以一部兵力配合一方面军主力取宁夏。

看来，张国焘执意要从新疆先打开通往苏联的路线。

电波载着张国焘的这封电报，飞向陕北。

树欲静风不止(6)

毛泽东一看这电报，火了：“张国焘的老毛病又患了。”

此刻，怎样“火”都没有用，毛泽东随即冷静地对张闻天说：“赶快给张国焘发电报，劝一劝。”

于是，立即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三人的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陈述利害关系，指出向西北发展的重点是宁夏，不是甘西，国际答应的援助也只说了红军到宁夏后从定远营取，没说到甘西去取；国际同意红军先从乡村道路去定远营，取得苏联飞机大炮后再攻打宁夏，甘西的城池，特别是甘、凉、肃三州城池坚固，非大炮难以攻克；一、四方面军分别攻宁夏和甘西，可能顾此失彼，被敌人各个击破……

电报发走后，毛泽东又觉得张国焘的这一行动，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因素，有他的政治目的。便接着又于9月24日，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毛泽东联名给张国焘去电说：“弟等与国焘间之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于内部团结，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国焘兄对弟等有何意见，弟等均愿郑重考虑。”并表示，“以布尔什维克精神开展自我批评”。

这是陕北第一次给张国焘以许诺和安慰。

张国焘接电后，立即与朱德、陈昌浩、徐向前联名去电陕北林、张、周、毛及二方面军贺、任等，这封电报仍坚持西进主张，认为甘北有更多道路通外蒙和新疆，与苏联联系更为有利，因此占领甘北更为重要；同时认为四方面军占领甘北，可将胡宗南北引，更有利于一、二方面军合力占领宁夏。张国焘的意思很明白，他要自己到新疆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当然，这封电报在政治上也有了重大转折，那就是张国焘承认陕北中央的领导地位：

关于统一领导问题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的艰苦奋斗的今天，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张闻天)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

从此，陕北开始以中央的名义指导全党。

张国焘虽然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一种高姿态，一反前一段“只同陕北发生横的关系”的态度，承认中央的领导地位，但他仍顽固地执行他的西进计划。也就在同一天，他又给毛、周、彭去电说：

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此计划实施。

于是，入甘后的西进与北进之争已最后摊牌了。

党内政治斗争又一次通过军事行动上的分歧而白热化。这是张国焘以辞职相威胁压制了四方面军内部分歧后，必然要采取的行动步骤。

也许读者对张国焘一面承认陕北中央的领导地位，一面仍与中央对抗感到不可理解。实际上，张国焘承认陕北中央，是为自己闯到新疆与苏联接通而留下的一条后路。因为他想，不能给共产国际留下一个是因为他与中央对抗而跑到这里来与苏联接通关系的印象。他是要以此把自己的企图隐蔽起来，等到与苏联接通关系后再视情况制定自己的政治战略。从目前的情况看，他只有单独与苏联接通关系，才能谈得上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否则，他的政治图谋只能胎死腹中。

这一天，陕北中央又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采取说服、让步与命令并用的办法，力促张国焘北上。先是以毛、周、彭名义电朱、张、徐、陈及贺、任、刘：

（甲)迭接26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

(乙)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褊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琰发展困难，且胡敌因西兰路断怕我攻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王均。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

(丙)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9月18日之部署，迅速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区，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随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一方面军目前确占界石铺，一面立即出四团以上通过隆、静线，直逼秦安、天水，使胡敌不敢动作，以便四方面军十分安全的北上。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亦即9月18日朱、张、陈三同志之方针。

从这封电报里可以看出，陕北已经放弃了要四方面军在西兰大道阻胡宗南的要求，退让一步：北上同一方面军一起进攻宁夏。同时，陕北以中央的名义命令张国焘北上。这是自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以来的第一次对张国焘下达的命令。随后，又以毛、周、彭的名义再次给朱、张、徐、陈去电，商谈一方面军与之配合北上的有关事宜。

这样，四方面军不得不再次开会研究行动计划。就在这时，四方面军西进的部队已经遇到很大的困难。徐向前所率三十军的先头部队已到洮州，但据当地居民说，黄河对岸已大雪封山，气候寒冷，道路难行。同时四方面军部队中纷纷传说入青海后又要走雪山草地，这对于曾三次过雪山草地的四方面军官兵，不免心惊胆颤，士气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不少高级干部也产生了抵触情绪。有的发牢骚说：“张主席总让部队朝太阳落的地方走。”这些情况，不得不使张国焘放弃西进计划。

树欲静风不止(7)

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复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决不再改。”29日，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

张国焘的单独西进与苏联接通的计划至此宣告破产，不得不挥师北上，直奔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

但由于张国焘拉着部队向西移动，进行静、会战役的机会已经失去，敌3个军南下渭河，齐向二方面军压来，险些使二方面军全军覆没，如果不是张学良悄悄让出一条路，那结果便不堪设想。

这次红二方面军向北转移，是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经历的最危险、损失最大的一次。贺龙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张国焘违背中革军委的指示，二方面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四方面军一撤走，敌人就围过来了。急行军，掉了几千人。”“部队搞得稀烂，后勤都搞完了。”“张国焘整了我们一手，损失相当大。”

贺龙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带着二方面军向会宁奔袭。

红军的三大主力会师在即，毛泽东与张国焘将如何见面？

温柔的斡旋

张国焘取消西进计划，率部东出会宁，他见到了一位老战友——徐海东。

徐海东过去在鄂豫皖时期是张国焘的老部下，此次相会，自然也有相会的欢乐。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是这样写到他们相会的情景：

1936年9月底，在打拉池一所城堡式的建筑物内，我和朱德等会见了徐海东，这位四年不见的老战友，仍是一位天真可爱的小伙子，他一看见我，欢喜得拥抱着我……

徐海东在陕北迎来了毛泽东以后，得知张国焘的分裂行为非常气愤，指责张国焘不知天高地厚，毛泽东却对他说：“海东，你和张国焘有一段交情，你要多做团结的工作，如果你把他说服了，可就立了一大功啦!”

这次相会，徐海东没有忘记毛泽东的嘱托，他向张国焘介绍了他本人对毛泽东的印象。

“红二十七军到达陕北游击区以后，推行鄂豫皖区的经验，红军和苏区都有可观的发展。”徐海东专挑张国焘喜欢听的讲，“而戴季英、聂鸿钧却搞起肃反来。陕北许多同志被当作土匪或反革命，有的被杀，有的被关起来，做得太过火了。把在陕北很有影响的刘志丹也关了起来。毛泽东一到陕北，听说刘志丹被关着，就急呼刀下留人……”徐海东就这样向张国焘介绍着，给张国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徐海东对毛泽东等一到陕北，便能纠正戴季英、聂鸿钧的错误表示敬佩。他说到毛主席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带着北上先遣队到达陕北，已是疲劳不堪，但一般同志素来对中央的信任很深，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肃然起敬。毛主席等中央要人旋即纠正了戴聂的错误，将被拘禁的高岗等都释放了出来，而且极力号召同志们无论是由江西来的，由鄂豫皖来的，或者是陕北本地的，都应团结一致。这样做的结果，陕北的气象，为之一新。

徐海东还说到，自林育英到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展的情形，对党内团结有所帮助。……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这样，会使前方士气为之大振。

徐海东向张国焘交谈的这番话，意在告诉张国焘，毛泽东已经是一位威望很高的领袖人物了，你不能再与他争高低。同时还策略地劝他与毛泽东握手言欢。这无疑打动了张国焘的心，他当时的心情也在《我的回忆》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徐海东这个朴实的军人所说的这些话，显然是真情的流露，不仅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动。我同样觉得戴聂的整肃工作是做得过分了，毛泽东等出面纠正是适当的。我除了对徐海东表示这一点看法以外，也说到我正努力于党内团结。

看来，张国焘真有点回心转意了。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再行他的分裂阴谋也是不可能的事了，他只得顺其自然。当然，此时张国焘放弃他的分裂念头，应该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在保安的毛泽东正在与过去不共戴天的张学良商讨携手共同抗日的大计，那么与张国焘还有什么恩怨不能暂时搁置起来呢？还有什么分歧不能解决呢？

毛泽东正在以他那博大的心胸在等待张国焘的到来。

毛泽东一直在等待张国焘与他握手，只是等得太久，许多人都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毛泽东没有同意，目的就是能等他回来，回到党中央的怀抱里来。并且预言一年之后张国焘肯定会来与他握手。但张国焘却没有感受到毛泽东的那种热切的等待，一直把毛泽东作为他的政治对手来对待。就凭这一点，张国焘与毛泽东相比，他已经显得十分的渺小。这也决定了他不能做也没有资格做党的领袖。

当毛泽东得知张国焘率部从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以后，即电告张国焘，已决定派周恩来到宁夏的洪德迎接他。

此时，张国焘已无话可说，即率部奔东，向洪德移动。

11月20日这一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自毛儿盖与张国焘分手之后，大家都没有想到会在宁夏的一个叫河连湾的集镇握手言欢。

树欲静风不止(8)

在这个集镇的一个大路口上，张国焘同朱德一起与周恩来相会。

“你们辛苦了!”周恩来上前一下抓住他们两人的手，动情地说道。

朱德望着周恩来，眼泪禁不住流淌下来，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使劲儿地摇着周恩来的手。这一年来，他所经历的一切，周恩来是无法想象的，好在张国焘保全了他一条生命，才有今天的重逢。

张国焘则是随着朱德那摇动的手也跟着摇动。此时，他心里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一年来，他所做的一切，如何向周恩来交待？如何向他表露自己的心迹？

其实，周恩来不需要他们说什么，一切都在理解和意料之中。

“国焘兄只是脸黑了些，朱老总也有点瘦了。”周恩来仔细端详着他们两人。

“革命嘛，那有不吃点苦的？”朱德说道。

“有劳你大驾迎接，吾兄颇感不安啦!”张国焘拉着周恩来的手往前走。

他们三人边走边继续寒暄，一起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坐下后，周恩来即向他们介绍全国目前的形势和他与张学良接触的情况。他说：“我与张学良接头的时候，张学良的态度很坦率诚恳。当我提出要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作为我们联合的基础时，他当即表示赞同。张学良的这种抗日决心，是日本侵略行径和蒋介石逼出来的。他那个著名的父亲被日本人谋害以后，他也被撵出了东三省，而且他本人也被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他虽然担任着剿匪副司令的名义，而蒋介石却歧视他，要让他的东北军在剿匪中被消灭掉。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

周恩来稍作停顿，喝了一口水，继续说：“这些年来，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日寇猖獗，触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就拿这位张少帅来说，他能反过来联俄联共抗日，一是以往想象不到的事。所以抗日怒涛弥漫全国，不久以前，西南军人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也借抗日的名义反对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内部也有些人具有抗日的情绪。因此，我们不能用老眼光来看张学良和东北军。张学良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而现在他却奋发有为。东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就是体现这种愿望的部队。东北军中的青年军官最大多数是热情反日的，东北的青年，尤其东北大学的学生，都群集到西安来，高唱流亡三部曲，这确是动人心弦，张学良本人便成了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抗日的号手。”

周恩来还向他们介绍了很多情况，使他们耳目一新。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我自从1931年踏进鄂豫皖区之后，老在偏僻地区打游击，与世隔绝，已达五年之久，时代的推演，简直使我成为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了。周恩来从偏僻的保安，通过西安这个小窗口，吸取了外来的阳光，他所知道的虽仍极少，所告诉人们的，也不免有些抽象，但已使我们觉得世界真的变了，而他又确已得风气之先，我须急起学习，赶紧拍去游击的征尘，换上知识分子的道袍，以适应城市生活。

然而，周恩来向张国焘传达这些消息，不只是让他开开眼界，更重要的是让他领悟到，目前中央的抗日方针已经确定，并在贯彻这一方针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证明了中央当初确定的北上抗日是正确的。这一点，你张国焘是无法取代的。周恩来还要让张国焘领悟的是，全国人民都要团结一致抗日，过去党内的一切分歧都必须搁置起来，不能再闹分裂了。

实际上，张国焘已经理解了周恩来那话里的意思，所以他表示“须急起学习”。

但是，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却使他自身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因为现在的一切都告诉他，中央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是正确的，而他自己却一切都错了，他从内心里感到自己的分裂行为是一种罪过，但他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他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去，也无法面对未来。他甚至希望由毛泽东等人主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到失败的地步，以便让他来挽救局面。

张国焘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同周恩来、朱德一起，率总司令部直属机构人员，踏上去往保安的路。

因为毛泽东正在保安等着他呢!

11月30日，张国焘、朱德同周恩来一道，到达保安。应该说，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个日子对当时的毛泽东来说，也是值得庆幸的。读者不会忘记，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预言：明年这个时候，四方面军一定会北上来与我们会合的。按一、四方面军1936年10月19日在会宁会师的时间来看，从毛泽东预言的那一天算起，两军实际会合的时间只是往后拖延了26天。如果按毛泽东说的“在明年这个时候”，则是准确无误了。

直到今天，人们也不知道毛泽东究竟凭什么作出了如此准确的预言。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很兴奋，他指示红军学校校长林彪，亲自率所有学员，到郊外列队欢迎张国焘的到来。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空间距离在缩小。

张国焘一行急匆匆地朝太阳升起的方向走着，离保安越来越近，张国焘的心境也越发不可言状，步履显得那么沉重，那是历史的包袱在压着他。

毛泽东站在迎候人群的前面，双手叉腰，举目眺望，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为了这一刻，他精心地为张国焘铺好了路，留下了台阶，并且表现出惊人的耐心。是啊，这种等待已经很久了，整整一年，今天终于把他等来了。

树欲静风不止(9)

初秋的太阳，把全部赤诚洒向了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也洒向了这不平凡的时刻，使整个欢迎的场面显得热烈而真诚。这样的时刻，在人世间也不见几回，它让人忘掉过去一切的同时，又让人无法抹去凝固在心中的这一瞬间，就连张国焘本人在事隔几十年后，也没有忘记当时的情境：

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直属机构人员到达保安。保安的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了演说，互致祝词。……那时我们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在这次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发表了充满热情的讲话，高度赞扬了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前景作了美好的展望。

就这样，毛泽东与张国焘握手言欢。

历史记住了这一时刻，一切是非曲直都在不言中。

无论怎样，长征是由失败开始，以胜利结束的。其间所经历的一切，是探索真理，寻求正确道路的一种必然，也正因为有了这一切，才把中国共产党锻造得日趋成熟起来，使整个党和红军终于拥有了共赴国难，抵御外侮的权力。

从此，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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