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 .2

“我犯了错误，给党造成了损失，可我决没有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啊!”李立三难过得泣不成声。

“总而言之，你要勇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瞿秋白的声音也颤抖起来，再也无法谈下去了。

室内，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没隔多少时日，共产国际命令李立三立即动身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代”问题。

当时，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身怀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时回不来，便对妻子说：“生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12月5日，李立三挥泪告别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匆匆奔赴莫斯科。

李立三走后不久，其妻生下一个女孩，遂按李立三之嘱，将这个女孩送给了与党有密切联系的老工人谢庆斋。李崇善不久被捕入狱。后来，李立三四下寻找那个女孩，却一直没有找到，直到1982年才由党组织帮助找到，这女孩叫谢志佩，在上海某大学工作。而李立三在此15年前就离开了人世。

李立三到了莫斯科后，开始一段时间似乎平安无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作检查。张国焘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位失去用武之地的英雄，闲居下来，没有什么人和他往来，共产国际首脑们大概是要他反省一个时期。我们每天都见面，往往一谈就是半天。他在国内采取反对我的态度，但这时我又成为他亲爱的大阿哥了。我不公开指责他的错误，只鼓励他安心地住下来学习。这位个性好动而风流倜傥的李立三，虽处逆境，仍若无其事地与女朋友们交往，以冲淡他的苦闷。

“李立三来后的第三个星期，共产国际主席团开会讨论李立三路线，被指为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李立三，首先发言。他坦荡而高声地承认他完全错了；一切对于他的反共产国际和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指责，他都无条件地接受，认为这是帮助他改正错误。不过他申述他并没有做过反共产国际行动，因此他已遵命来莫斯科，接受制裁。他这种从善如流的天才，使人叹服。

“一位有匈牙利的列宁之称的伯拉昆，继起发言，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讥讽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那么轰轰烈烈地反共产国际，如今又表现得这么忠诚地拥护共产国际，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他以自己为例，追述他从前犯过的错误，经过好几年的深思熟虑，才有了相当的了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头承认错误就算。

“这次会议发言的人很多，大家都淋漓尽致地检讨了李立三的错误，不过并没有作出结论。”

李立三就这样在莫斯科没完没了地检查了7年，到了1938年，斯大林在苏联大搞肃反扩大化，李立三被捕了，此后在监狱里待了长达21个月的时间。1945年，他见到了访苏的郭沫若，并托郭带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才知道李立三在苏联的一些具体情况。出人意料的是，1945年，经毛泽东提议，李立三在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也许是做给斯大林看的。就在这年8月，李立三回国。这是后话。

李立三被勒令去了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平息下来。

航船驶进险滩(1)

1930年的冬天，是一个多事的冬天，也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

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因内部政治斗争而面临十分危险的境地。

国民党平息了各地的军阀混战，正在调集军队，准备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就在这时，有个叫米夫的人来了。他来自于苏联，来自于共产国际。

最初的姓名是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福尔图，1901年8月3日降生于俄国赫尔松省阿列克谢夫卡村的一个小职员家。中学毕业后，虽年仅16岁，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不知何故，自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过了两年便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因当时苏联国内正进行革命战争，他遂两次参加红军。1920年，他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翌年毕业，留校任研究员，研究远东的革命问题，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1924年，他在乌克兰做党和苏维埃工作，1925年调回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担任了副校长，时年仅24岁。随之，他第二次更改自己的名字，浓缩为两个字：米夫。

此时来中国，他已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的。他的到来，给一个人带来了机遇，这个人就是王明。

然而，王明拥有了机遇，中国共产党这艘航船却驶进了险滩。

王明与米夫握手的秘密

王明与米夫是老交情，早在五年前就握手相识了。这交情是王明投米夫所好得来的。当然，这并不是笔者戴着有色眼镜来评判王明当时的行为。他当时与米夫拉关系，也许在他看来是追求革命真理的需要，但结果却完全相反。事过境迁，历史自有公论。

1925年11月28日，莫斯科在满天坠落的雪花中显得那么沉重，似乎一切都处在即将被埋没的时刻，而那被白雪覆盖着的古老建筑，却又像童话世界一般。

世界竟是这般的复杂，又是这般的简单。

这一天，王明随同沈泽民、张琴秋、伍修权、蔡和森、孙冶方、王稼祥、乌兰夫、张闻天、李培之等60余人，到达莫斯科，来到了位于近郊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这就是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人才的中山大学的所在地。

这里，一切都显得安然与宁静，大学的主楼是一座宽敞的四层大厦，楼前有一个小花园，虽然此时厚厚的积雪压迫着一片枯萎，却使人盼望春天的心情更加迫切。学校对面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大教堂，因为它的存在，又使这里显得十分神秘。

这里，是一个奇特的莫斯科郊外，来这里的人们，有的走向了辉煌，而有的却走向了坠落。

王明这次进中山大学学习，同其他留苏学生一样，是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来这里寻求革命真理的。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从此踏上了发迹之路。

王明入学后编入了第一班。但因为中国学生都不懂俄语，校方决定办一个速成班，培养一批俄语翻译，由于王明记忆力强，又有英语基础，就加入了速成班。副校长米夫担任这个班的马列主义课程。王明学习很用功，对俄语和列宁著作的学习尤其刻苦。他想，俄语是与苏联人打交道的工具，学会了对公对私都很方便，列宁是苏联人的领袖，如果在对列宁主义的学问上有所造诣，必会赢得苏方的好感。因而他俄语学得很快，半年内就达到能说会读的程度。对学习列宁主义所下的功夫也颇深，心思用得也比较多。每当米夫上课讲列宁主义时，王明都抢着第一个发言，他滔滔不绝地背诵着列宁的论述，对列宁主义的名词术语，也讲得头头是道。

王明的言行，博得了米夫的欢心和青睐。由于王明的俄语学得快，发音准确，同米夫交谈起来很方便，再加上王明这小伙子模样也很可爱，尤其是他那宽阔的前额下面闪动着的那双机智的眼睛，更令米夫看着入迷。这样两人的交流逐渐密切，感情也愈来愈深。

王明拍米夫马屁的生涯也从此开始了。

中山大学开学以后，来这里学习的中共党员与原来的组织关系中断，中山大学内虽然有苏联共产党支部局，但中共党员学生没有入苏共的党籍。为了使中共党员学生过好组织生活，便仿照旅欧留学的中共学生成立的旅欧支部，也成立了“旅莫支部”，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任卓宣(叶青)为这个支部的负责人。

任卓宣后来叛变了革命，当初他之所以能当上这个支部的负责人，主要是因为他是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资格老，而他也毫不客气地摆起了老资格，在支部实行家长制和官僚主义领导方法，而且还照搬留法勤工俭学的经验，反对学生学俄语和马列主义理论，并为此制定了一个《训练工作指导纲要》。

旅莫支部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在学校引起了广大学生的不满，也引起了王明和米夫的不满。

1926年春天，米夫利用学生中的不满情绪，专门召开辩论会，挑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会持续了四天之久，许多党员学生对旅莫支部脱离实际的工作指导方针和官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当然，按照米夫的想法，不只是辩论一番就了事，因而在辩论会后期，米夫把议题转向中山大学党组织归谁领导的问题。

航船驶进险滩(2)

在这个辩论会上，王明锋芒毕露，一马当先地斥责任卓宣，充分表现了他能言善辩的才能。不过，他不仅仅是要表现一下口才，而是要借此进一步向米夫靠近。他已经摸透了米夫的心思，知道米夫早已讨厌任卓宣了，早就想从任卓宣手中夺取中山大学党支部的领导权。于是王明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中山大学党支部归联共莫斯科市中大所在区的区委领导。理由是共产党员不分国界。旅居别国的共产党员，理所当然地要归当地党组织领导。

王明的高论，深得米夫的称赞。

最后校方决定：旅莫支部解散，“中大”党组织归莫斯科市一个区委领导。

王明的这次表现，米夫记在心里，他将想方设法给王明一种回报。“中大”有一个学生组织，叫“学生公社”，相当于今天的学生会。1926年9月初在举行“学生公社”改造大会上，米夫将王明抬出来进行了一番吹捧，就这样，王明一跃成为“学生公社”的主席。其实，按今天所说的德才标准来衡量，王明根本轮不上。当时300多旅莫学生中，资历深的、威望高的大有人在，但王明善于揣摩米夫的心思，深得米夫赞赏，使他得到了“学生公社”主席的宝座，这个主席虽然是群众组织的头头，但却为王明与米夫建立特殊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王明不满足，他觉得现在离米夫还是远了些，有些想说的话还说不上，因而他在继续寻找机会。

1927年1月，米夫以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华访问。米夫动身来华之际，亲自挑选了四个翻译，这其中就有王明，但贴身翻译却不是王明而是潘家辰，对此王明红眼了，不断在米夫面前拨弄是非，一会儿说潘家辰舍不得离开妻子，小家庭观念严重，一会儿说潘家辰翻译的水平不行，不配作贴身翻译。米夫经王明这么一拨弄，就把王明当作了贴身翻译。

就这样，米夫中国之行，王明跟随其左右，形影不离，感情日深。米夫在武汉期间，多次与陈独秀会面，并向陈独秀力荐王明，要陈独秀批准王明担当中共宣传方面的要职，但陈独秀见王明还是个没毕业的学生，不仅党内资历浅，且没有参加过实际斗争，因此没有点头，却又碍于情面，便让王明在宣传部当了个干事，不久又兼任宣传部的秘书。

6、7月间，国共两党开始分裂。国民党一些要员声言“礼送”共产党出境，冯玉祥公开支持蒋介石的“清共”。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撤出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时局异常险恶。王明见国内凶多吉少，加之对自己没有得到重用不满，便随米夫回到苏联。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想利用与米夫的特殊关系，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

这种机会，在王明返回莫斯科之后果然出现了。

王明回到中山大学的时候，“中大”正陷入“教务派”与“党务派”之间激烈争斗的漩涡之中。

1927年春天，校长拉狄克因为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被解除了职务，副校长米夫当时在中国，遂由教务长阿古尔代理校长。当时“中大”支部局书记为谢德尼可夫，谢与米夫关系甚好，米夫在去中国前，“中大”的一切工作都靠谢。那时阿古尔同米夫有矛盾，米夫为孤立阿古尔，同谢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阿古尔和米夫以及谢德尼可夫为争取中国学生的支持，都千方百计地拉拢学生。阿古尔依靠了在中国学生中最有影响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尤其是俞秀松，为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因为阿古尔是教务主任，负责学校的教务工作，故其依靠的学生为“教务派”。谢德尼可夫依靠的学生有张闻天、沈泽民等，因其是抓党务的，故称“党务派”。

这两派因在学校的许多问题上各执己见，情绪对立，争论不休，后来有些学生感到厌倦，便退出双方的争吵，由此形成了第三派。

就在双方争论得难解难分之际，王明同米夫一起回到了“中大”。

王明认真分析了“中大”的形势，但他并没有分析争论双方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分析在这场争论中如何投米夫之所好。他思来想去，认为在米夫面前进一步得宠，就必须想方设法在这场争论中为米夫捞到好处。那么怎样才能为米夫捞到好处呢？

阿古尔是代理校长，他的这把交椅坐得不牢，而阿古尔同米夫的矛盾又颇深，因此，王明断定，这是替米夫扫除官场障碍，推倒阿古尔的极好时机。于是王明向米夫献计，要米夫拉拢住中间派力量，这样便抓住了大多数，从而搞垮阿古尔和教务派。

米夫采纳了王明的计策，结果很灵，阿古尔被撤职，离开了中山大学，米夫便登上了中山大学校长的宝座。

此后，王明在米夫的眼中已不是原来的王明，王明原来在米夫的眼中只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善背马列主义词句的书生而已。如今，米夫在王明身上发现了新大陆，深感王明在政治斗争中手段灵活，有头脑。由此他又联想到共产国际在分析中共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苦于中共的领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太低，因而需要培养马列主义水平高，且又能听共产国际话的领袖。王明这次一显身手，使米夫发现了王明是棵苗子，决定对王明下力培养。

航船驶进险滩(3)

不久，王明就当上了支部局的宣传干事。

米夫对王明的回报就到此为止了吗？不!

米夫推王明上台

米夫决意要为另一个国家的政党培养一个领袖。于是，他在王明身上使尽了浑身解数。

1929年3月，王明在米夫全力推荐下被安排回国，并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要求中共中央重用王明。由于王明从校门到校门，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中共只安排王明到上海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后调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作《红旗》报通讯员。

但此后王明时运欠佳，因为米夫毕竟远在莫斯科，鞭长莫及，帮不了多少忙。尤其是在李立三掌握中共实际权力时期，提出过不同意见，并因此受到了处分；1930年1月12日，王明被捕入狱，为了能出狱，他不惜暴露党的机关地址，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时下，他正在利用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进行夺权而又感到势单力薄的时候，米夫适时地来了。

米夫到中国后，不是先见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而是首先见了王明。

王明见到米夫，就像见到了救星一般，又似乎受了多大的委屈，抱住米夫就伤心地哭起来，哽咽着向米夫诉说自己受到的种种“迫害”，可还没等米夫说几句安慰的话，他立刻擦干眼泪，强压着冲动的感情，挺直身板，示意米夫坐下。米夫有些疑惑地看着比自己小三岁的王明，他不知道这位年轻的东方人为何又一下子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其实，王明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米夫面前有所失态，便立刻抑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转而以一个部下的身份，以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中共党员，以一个中共未来领袖的身份，向米夫汇报近一个时期中共党内所发生的一切。王明的这一举动又一次征服了米夫，他觉得一个政治领袖首要的就是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即使受了多大的委屈，面临多么大的困难，也要表现得泰然自若。于是，米夫便悄悄地告诉王明，他此次来华的目的是赶瞿秋白下台，要王明做好掌权的准备。

米夫的这种承诺，对王明来说无疑像是注射了兴奋剂一样，几乎不能自已了。本来，米夫先来看他，就已经使他激动万分了，现在又让他做好掌权的准备，简直就像做梦一般。不过，王明并没有昏头，他知道自己现在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王明安排米夫接见了罗章龙、徐锡根等反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方方面面的人，这更使米夫进一步下定了要把王明推上台的决心。

米夫下定决心之后，他将采取什么办法把王明推上台呢？

米夫来到中国之后，迟迟没有见瞿秋白和周恩来，这种举动必有文章。

过了几天之后，他才同瞿秋白、周恩来晤面。可一见面，米夫就提出召开紧急会议。

实际上，瞿秋白已经知道米夫来华后先见了王明等人，一肚子不高兴，但也只是不高兴而已，米夫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谁能惹得起呢？！

当然，米夫的第一步不是要召开四中全会，而是要先给王明“摘帽子”。

12月16日，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取消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主要体现米夫主张的这个《决议》，在大树特树王明形象的同时，把大棒悬在了瞿秋白、周恩来的头上，如果不听话，那大棒便会毫不留情地抡下来。因而，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一再检讨，并同意公开向全党承认、检讨自己犯了“调和主义”的严重错误，因而米夫没把那大棒抡下来。周恩来也无可奈何，只好本着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原则，同意米夫的主张。

在米夫的吹捧下，王明成了“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反李立三路线的英雄”。

12月25日，也就是米夫到中国后不到10天，王明就被提拔为江南省委(即江苏省委)书记，博古被提拔为团中央宣传部长。

江南省是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中共江南省委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省委，其党员的人数，所能领导的产业工人的人数皆为全国之首。米夫把年仅26岁的王明放在这里，有着他的良苦用心。

此时，三中全会的中央事实上已陷入瘫痪，无法继续开展工作了。但王明和罗章龙等并不就此罢休，更加乘势猛攻，大吵大嚷。罗章龙等坚决要撤换中央领导，并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1931年1月1日，罗章龙主持制定了《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开紧急会议”；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向忠发、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

罗章龙如此起劲地反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目的是为了扯起反立三路线的大旗，赢得共产国际及米夫的信任与器重，以便与王明平分秋色。然而，他想得太天真了。

也许就在罗章龙做美梦的时候，王明和米夫的屠刀就已经向他砍来了。

其实，王明与米夫看出了罗章龙的心思，已经开始左右开弓，一面继续猛烈攻击中央，一面又指责罗章龙等人为右派。

但米夫很快意识到，这样左右开弓扶王明上台，必然树敌过多，风险太大，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于是，米夫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改变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因为紧急会议是一种非正式的会议，议而不决的问题，可以再议，而王明本来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而且在党内没有什么威望，要扶他上台，只能一次议决，不可有第二次议决的机会。因此，他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党的全会将王明扶上中共最高领导的宝座。这样既合党规，又极易成功。

航船驶进险滩(4)

为了王明，米夫可谓绞尽脑汁。

米夫便把自己的这一决定告诉了王明。

王明望着米夫，半晌无语，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今生今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飞黄腾达竟是借助了眼前这位来自北方异邦的“钦差大臣”，这真是命运的安排。

米夫从王明的眼神里窥视到了王明此时的心情，便说：“要搞个写作班子，把四中全会的决议准备好。”

米夫的话平息了王明内心的激动浪潮，思绪立刻揪住了于他不利的现实，抿了抿嘴，说：“写作的事好说，可我那些志同道合的人都不是中央委员和代表，不能参加会议，我们写了决议，万一通不过怎么办？”他沉思片刻，又吐出了一个忧虑，“我断定，在这个会议上，何孟雄、罗章龙一定会公然反对，瞿秋白么，虽然不敢公开反对，暗里也一定会使反劲儿。”

“你说该怎么办？”米夫问。

王明一向心中有谋，但此时却无谋可出，于是给米夫出了一道难题：“你要设法让我们这些人参加会议，并有选举权。再有，罗、何这些人的支持者，尽最大可能不让他们参加。”

米夫听王明这么一说，便陷入沉思，因为他知道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会议时间不可开得过长，时间越长越麻烦。”王明补充道。

米夫瞧了一眼王明，把手一挥说：“就开一天的时间，目的么，一是通过决议，二是选你掌权。”

王明听了，连连点头称是。

如此这般，王明等人便改变了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要求召开四中全会，而罗章龙仍然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在这关键时刻，米夫出来讲话了。他说已报告共产国际，决定召开四中全会，而不是紧急会议，并由他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周恩来为了团结各方面反对过李立三的人来执行国际路线，在讨论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名单时，提出了让何孟雄进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但被米夫拒绝。于是瞿、周两人都提出自己应退出政治局。

米夫看了一眼瞿秋白，他没有想到瞿秋白会这么自觉，他正在发愁怎样才能把瞿秋白整下台。但他的目光没有投到周恩来身上，他觉得周恩来提出这一要求，是受了瞿秋白的影响，并不是真心的。他看重周恩来没有政治野心，实际工作经验又很丰富，而王明等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为了使王明能顺利地跨越过渡期，在中共首脑的位置上坐得更牢，就把周恩来留在了政治局。

此时，瞿秋白虽然下台了，但心里很坦然，他是自己要求下台的。最难受的要数罗章龙，他没有想到自己跟王明一路相互摇旗助威到今天，王明竟然同室操戈，置他于死地。他心想，你王明算老几，你砸我的碗，别怪我砸你的锅。于是，他开始酝酿成立第二中央，与王明抗衡。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关向应、罗登贤、贺昌、顾顺章、罗章龙、陈云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22人出席了会议。

会前，米夫着实忙碌了一阵，他一个一个地找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谈话，要他们选王明为中共首脑，并采取高压手段，强迫中共中央增加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议。这15人是：王明、博古、沈泽民、夏曦、王稼祥、陈原道、何孟雄、韩连会、肖道德、袁乃祥、沈先定、许畏三、邱泮林、顾作霖、柯庆施。这些人并非都是与王明一伙的，如何孟雄，他是坚决反王明的，米夫之所以让他参加会议，是考虑到这15人如果清一色的都是王明派，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与会者的反对。罗章龙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大都被拒绝在外，非参加不可的，米夫自有办法，那就是不事先打招呼，不告诉开什么会。因而有的代表在开会前的几十分钟才接到通知，有的代表走进会场还不知开的是什么会，有的代表被告知开紧急会议。

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列席代表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米夫则利用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力，强行决定：王明等15名列席代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米夫此举，开创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可以凭借手中权力随意捏弄的先例，但为了王明，他豁出去了。

这次全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最糟糕的一次全会。

向忠发宣布开会时说：“今天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国际远东局指导下……”向忠发一句话没有说完，罗章龙派的人就起劲儿地坚决反对召开四中全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于是，围绕会议的性质和议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米夫见势不妙，他面孔一沉，站起来宣布说：“四中全会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无论什么问题，只要用共产国际的尺子去量，一切矛盾都会迎刃而解，就是说，共产国际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做。”

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员的心目中，已经是唯一正确的象征，对它的一切指示，只能唯命是从。因而，米夫正是利用这一心理，扯起了共产国际这张虎皮。这一招果然有效，众人都不说话了，向忠发便宣布开会议程，他说：“这次会议议题共八项：一、宣布开会；二、追悼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三、推选主席团；四、向忠发作政治报告；五、讨论；六、国际代表结论；七、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造政治局；八、闭会。”

航船驶进险滩(5)

向忠发刚刚说完，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徐兰芝突然闯进会场，满面怒容地质问向忠发：“你们是开什么会？”

“四中全会。”不知是谁替向忠发答道。

徐兰芝听了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大声质问向忠发：“我是中央候补委员，召开四中全会，为什么不通知我参加？”

原来，这是米夫作祟，故意不通知他来开会，因为米夫知道徐兰芝是罗章龙派的人，但徐兰芝偶然得知了开会事宜，他很气愤，遂闯进了会场，一番质问，使向忠发张口结舌。

“这个会议要改期，今天的会议可作为紧急会议。”罗章龙派的余飞站起来大声地喊。

接着又有人支持这一主张。

稍后，罗章龙起身发言，质问向忠发，主张立即停止四中全会，改组中共领导。

罗章龙乃一派之首领，罗的发言有一定的号召力，他这一讲，会场就乱了套，又有不少人指责向忠发搞突然袭击，弄得向忠发不知如何是好。

米夫见状，怒火中烧，急忙起身，大声喝道：“都嚷什么？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批准，并要马上召开的!谁反对四中全会召开，就是反对共产国际!”

米夫话音一落，王明、夏曦、博古、沈泽民等都相继发言支持米夫。还有不少委员见大势已去，便顺水推舟，表态支持米夫。米夫也趁热打铁，遂决定对会议是否继续进行表决，自然支持米夫的人多，会议才继续进行。

于是，向忠发代表中央向会议提出了主席团名单：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

经表决，主席团获多数票通过。

由于米夫的高压，不满情绪弥漫整个会场，不仅反王明的人不满，就连米夫、王明他们对今天这个会议闹得沸沸扬扬也很不满。

“我的报告完了，请各位代表讨论。”向忠发如释重负地结束了他的报告。与王明意见不和的人听出这报告不对味，都在紧急思考着。一场舌战已不可避免。

第一位站起来反对的人却令在场的人们惊讶，她就是女工出身的中共党员张金保，是参加今天会议的唯一一位女性，她的发言更是语惊四座：“四中全会开得太突然，忠发同志的报告，与许多提法，需要认真的讨论，仅一天的时间，怎么行？如何从立三路线中接受教训，只有亲身参加实践的同志才有真正了解，而我们的会扩大的列席代表，都是念书出身。”她指着王明，眼里充满着轻蔑，“你们读书写文章行，真枪真刀干革命差远啦!”

张金保的发言，极大地刺痛了王明，但他也无言以对，便立即向代表们推荐他的关于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理论与实际的意见书，那意思是说，你们看看就知道我王明能不能真刀真枪地干革命。王明这一招还很灵，把张金保提出的尖锐话题给引开了。

当会议进行到“国际代表结论”这项议程时，米夫长篇大论地批评了三中全会以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终于切入了最实质性的问题。他提高嗓门说：“我再讲讲改造机关，……自然，应该吸收下层工人干部，但说要他们滚蛋这是不负责的话。”

米夫将怎样把这个话题讲下去？他似乎胸有成竹，看了一眼向忠发，接着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一致而斗争，如忠发、锡根、向荣应、温裕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可我们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

看来，向忠发继续任党的首脑是不成问题了，因为在米夫看来，向忠发一无工作能力，二无理论水平，还很听话，是一个能为王明服务的傀儡。

米夫又看了看周恩来，便改变了口气，挖苦说：“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接着，米夫又把王明吹捧了一番。

米夫的这番讲话，实际上把人事安排的调子已经定下来了。其实，米夫在会前就把名单拟好了，王明、夏曦、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黄苏、徐畏三、曾炳春八人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王明、陈郁、卢福坦、王克金、刘少奇五人为新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三中全会时补选的中央委员罗迈、贺昌退出；李立三、瞿秋白、罗迈退出政治局。

在进行选举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时，米夫要周恩来宣布了这份名单，米夫随即作了解释，他说这份名单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共同提议的名单。他话音刚落，会场就乱了，首先遭到了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的坚决反对。罗章龙说：“政治局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立三路线执行者，应当彻底改造。”

随后，罗派的骨干韩连会提出了另一份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顾顺章、王克全、韩连会、唐宏经、徐炳根、徐畏三、蒋云等。

史文彬也提出了一份名单：刘成章、吴雨铭、李振瀛、袁乃祥、孟宪章等。这份名单更厉害，将原来中央政治局的人一律打倒。

何孟雄对米夫所提的名单进行了抨击，尤其对名单中的王明，批评更为尖锐，并要求王明在会上说清他被捕和暴露机关一事。

因各方对名单的人选争执不下，会场秩序顿时大乱。米夫也不管这些了，当即宣布对他提出的名单进行表决。

航船驶进险滩(6)

罗章龙马上质问：“都有哪些人有表决权？”

米夫毫不含糊地说：“所有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

罗章龙一听，当即提出抗议，说：“这不符合党的纪律。”说完，要拂袖退场，后经人拉住相劝，才作罢。

“章龙同志，”米夫喊了一声，“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

罗章龙怒气未消，袁乃祥气得拍案咆哮，结果被米夫勒令退出。

就这样，在米夫的高压下，选举终于结束，通过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补选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单。政治局委员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为：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

终于，米夫借共产国际之威达到了目的，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夜之间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此后不久，又成了政治局常委。

相煎何急(1)

王明知道，一种权力既已受到挑战，而又不能使对方受到惩罚，这种权力便等于被剥夺。

米夫也知道这一点。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米夫把反对王明上台的一部分人找来开会，极力美化王明，称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地执行国际路线的。他一再强调共产国际是绝对正确的，六届四中全会是体现共产国际路线的。他声言：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谁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要受到处分。

但是，从四中全会开始，反对米夫、王明及王明小宗派的浪头就接踵而来。全总党团、江南省委、济总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沪中区委等都先后发表了反四中全会决议案和声明。

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主要是因为米夫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用高压手段抬王明，压制了不同意见。

王明在四面楚歌之中，他决心排除异己。

何孟雄遇险，王明见危不救

曾几何时，在反李立三路线的斗争中，王明与何孟雄是站在一起的，也都受到了李立三的政治打击。而今天，王明却要翻脸不认人了。

何孟雄，湖南酃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1925年创建京绥铁路工会。1926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后历任中共江南省委委员、省委书记。他当时在党内也是一位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人，具有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正因为他看透了王明的险恶用心，又有这种能力，便与罗章龙携手一起反对王明。

1月8日，即四中全会闭会的第二天，何孟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徐畏三、王风飞、史文彬、韩连会、张金保、袁乃祥、徐兰芝、邱泮林、沈先定、李震瀛等参加四中全会的代表，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这个报告大纲共有十几个问题，虽然文字很长，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王明拉下马，把米夫赶走。

米夫和王明又将怎样对付这种局面呢？

米〖JP+1〗夫为平息众怒，立即召集了何孟雄、罗章龙等“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开会，要求何、罗等人尊重王明，支持四中全会。何、罗等人既然把反王明的大旗扯起来了，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仍然坚持其主张。米夫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大怒：“自此以后，谁反对四中全会，反对陈绍禹同志，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应受到处分，以至开除党籍。”

其实，米夫在吓唬他们的同时，自己也感到心虚，因为如果他们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仅自己回去不好交代，而且王明就会被整下台。于是，米夫立即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况，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共产国际果然很快来电，表示对扩大的四中全会坚决支持。

米夫心里踏实了，王明也神气了。

依仗着共产国际的支持和米夫的庇护，王明要开杀戒了。

很快，王明在江南省委向何孟雄发难。

1月11日，王明召开了江南省委扩大会议，米夫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开始，米夫首先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四中全会的肯定。接着，王明发言，他说：“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在伟大的米夫同志领导下召开的，米夫同志高瞻远瞩，排除了‘左’右的干扰，尤其是右的干扰，使大会开得很成功。”王明看了一眼米夫，米夫喜形于色，他第一次被人称为“伟大的米夫同志”，别人听来不免肉麻，而他却自感受之无愧。

“但是，”王明见米夫得意的神色，便接着说，“以何孟雄、罗章龙为首的右派分子，对党、对米夫同志、对共产国际，怀有成见，公开地、私下地反对四中全会，发表了什么什么决议。这是他们长期对党不满的爆发，是个人野心的恶性膨胀。何孟雄与罗章龙同流合污，他们是一对老机会主义者，尤其是何孟雄，已成了江南省委发展的一大障碍。”

是障碍就要排除，究竟怎么排除，王明自有他的办法。他也懂得在政治斗争中要站稳脚跟，就必须在政治上把与自己过不去的人判为死刑。于是王明提高嗓门道：“我现在宣布，何孟雄及其团伙的一切活动，都是非法的。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同何孟雄的非法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一个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个是非分明、敢于坚持真理的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就这样被王明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公理何在？

王明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又宣布：凡是参加何孟雄组织的活动的党员，要立即退出，并进行检查，否则一律开除党籍；对何孟雄等正在使用的一些机关和宿舍，省委就此撒手不管，并另外建立机关，不与何发生关系；江南省委立即停发何孟雄等一切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1月13日，王明又召开了第二次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通过了王明自己起草的拥护四中全会，反对何孟雄的决议。

1月15日，米夫、王明向全党发出了《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动员全党无情地反对何孟雄。

这时，王明觉得如此整何孟雄，不仅难以置他于死地，反而还不免让人看出自己是在报私仇，便把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召到一起开会，共商对付的办法。王明说：“要打倒何孟雄，必须揭发何与罗章龙的关系，这样才能打中何的要害，才能将何打倒。”

相煎何急(2)

正在王明苦于不能一下将何孟雄除掉的时候，却意外地获得一次除掉何孟雄的机会。

何孟雄等人对米夫、王明这种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做法，非常气愤。遂不断开会，商讨如何与王明小宗派作斗争的事宜。1月17日，何孟雄于东方旅社31号房间内召集部分反王明宗派的干部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冯铿、柔石、胡也频等人开会。此时，中央特科已获得情报，得知因叛徒告密，租界巡捕要趁何等人开会之机抓何孟雄等人，遂急报王明。王明却不准特科人员去通知何孟雄等立即中止会议，迅速转移，而是阴笑了一声，随后说：“告诉中央特科的同志，不要去东方旅社，既然敌人已经发现了何孟雄他们，特科若要再去人，也会被敌人抓走。”

王明的真正意图，不是怕特科的人被捕，而是要借敌人的刀杀死何孟雄。

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奉命化装茶房走进房间，接着七八个持枪便衣涌入室内，将何孟雄等所有开会的人当场逮捕。之后，暗探们又于此处埋伏了数天，又逮捕了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