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 .3

当何孟雄等被敌人抓捕的消息传到王明那儿时，王明正主持召开中共江南省委会议。到会的人听了，无不惊得目瞪口呆，王明却冷笑一声说：“天闹有雨，人闹有祸，闹吧，如今闹到了监狱里，看他们还再闹什么。”王明的语气恶狠狠，“何孟雄如此结果，是早在预料之中的，是他们反党反国际搞分裂的必然，是咎由自取!”但王明还觉得这话不够分量，不足以表达心中对何孟雄的怨恨，便一拍桌子，放大声音，“何孟雄一伙是在进行反党活动中被捕的，这与其他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

就在这一天，王明又下令将何孟雄开除了党籍。而何孟雄在狱中仍镇定自若，坚决反对分裂党的错误行径，并同林育南、李求实联名给共产国际写信，揭露王明的宗派主义活动。可是，他们已身陷敌人的囚笼，无论他们怎样抗争，已无回天之力。

2月7日晚，何孟雄、林育南、柔石、胡也频、李求实、欧阳立安等26人被敌人秘密枪杀。何孟雄就义时年仅33岁。

虽然王明去了一块心病，但对何孟雄的批判仍没有放过，他对周围的人说：“何孟雄等虽然死了，但这些人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还要彻底清算。”

王明看起来像是个文弱书生，但其骨子里却阴险毒辣、残酷凶狠，下一步他要清算的真是何孟雄的错误吗？

竭力反王明，罗章龙越轨

王明决不会忘记，何孟雄死了，罗章龙还在。

其实，罗章龙也是党内资历较深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0年10月，他就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时为北京大学支部负责人，中共北方区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的主任。在此期间，参加领导了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和“二七”大罢工。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央秘书和宣传部长。中共“四大”为候补委员，“五大”为中央委员，“六大”又为候补委员，负责中央工委和全总党团活动。在王明看来，罗章龙的影响力比何孟雄大，危险性也更大。因此，除掉这一心腹之患，成为王明首要的任务。何孟雄被捕，罗章龙以为是因为王明告密而遭暗害，于是更加坚定了要同王明对抗到底的决心。

为了缓和这种局势，周恩来想了一个办法，这是个什么办法呢？张国焘在回忆中是这样写的：“我第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约在我到上海后的第五天，出席的人，除我们三个政治局委员外，还有秦邦宪、张闻天、杨尚昆等。周恩来首先以便于秘密开会为理由，提议由向忠发、张国焘、周恩来等三人组成常委，为最高决策机关，其余中央各部主管人，根据常委决定，进行工作，但必要时得列席常委会。这个提议很顺利地通过了，其作用是为了使那些新进的领导人物退让一步，以缓和党内反米夫派的气氛。”但周恩来的这一番苦心，对罗章龙并未奏效。相反，他大动手脚，将其为“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主持起草的报告大纲印成小册子，通过全国总工会系统下发到全国各省总工会所辖之地。同时他还派了张金刃、韩连会、王仲一等到顺直，唐宏经到满洲，李震瀛到香港进行反王明活动，并指派王克全、徐畏三等带人强占江南省委机关，但没有成功，遂宣布成立第二江南省委。此时，中国共产党已濒临分裂的边缘。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共产党员正处在敌人严密搜捕的险境之中，一旦出现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

在这危急关头，米夫和王明都躲在后面不敢出面直接与罗章龙交涉，因为他们自知做了不光彩的事，便指示张国焘去做说服工作，但罗章龙拒绝与张国焘面谈。没办法，又命令周恩来找到罗章龙、王克全，同他们进行谈话。周恩来从维护党的团结大局出发，要他们停止反对四中全会和分裂党的活动。

“王明没有罢你的官，你就来做说客，来和稀泥了。”罗章龙挖苦着，把手一挥，发怒道，“我不和你谈。”

王克全在一旁也是一脸怒容，大骂周恩来，说他没有党性，没有原则。周恩来一气之下，对罗章龙、王克全来了个最后通牒，说：“你们何去何从，五日之内向中央表明态度。”说罢，便转身而去。

相煎何急(3)

当米夫、王明得知罗章龙、王克全的态度，预感事情不妙，但也只得等到五日后看罗章龙和王克全的回音了。

然而，五日后，罗章龙、王克全不仅没有理睬中共中央，反而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这便是罗章龙的悲剧所在。本来，他反王明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但他以分裂党的手段来反王明，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党内是绝对不允许有这种分裂行为的，不管理由多么充足，也不管动机多么善良，在党内制造分裂就是一种罪过。如果谁企望用分裂的手法来解决党内分歧，结局必然是一败涂地。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7日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

同时，中共中央还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风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数日后，又将王克全和王风飞开除党籍。还有一大批与罗章龙有关系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

此时，罗派成员一见这势头，大多纷纷发表声明书，宣布退出在“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上推选以罗章龙为首组成的“中央非常委员会”。

至此，罗章龙的一切计划已宣告破产，但他没有宣布“中央非常委员会”解散，而由张金保接任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主席之职，此举是罗章龙的安排，还是张金保主动接任，不得而知。但张金保随即召开了会议，通过了《非常委员会致中共中央信》，宣布“中央非常委员会”解散。张金保本人也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致信中共中央，表示了悔过。

其实，张金保完全没有必要接任这一职务，更没有必要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来悔过，至多以参与者的身份承认与反思自己的错误也就罢了。她这样做，等于把大部分责任揽过来了。但她这样做，主要是为党负责，因为罗章龙并没有宣布解散“非常中央委员会”，这样长期下去，对党的团结非常不利。因此，她考虑这个临时组织及主要负责人，必须向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王明不分是非，决心把过去跟着罗的人置于死地，不允许这些人悔过自新，不仅开除了张金保的党籍，反而还说张金保的“悔过声明”是向党发起的新的进攻。

王明口出此言，绝非一时气话，他不仅没有忘记张金保在四中全会上对他致命的攻击，而且他还怀疑反对的人会有更大的动作。

真有这等事儿吗？

瞿秋白落井，王明下石

王明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他同米夫一起把持着中共中央的大权，要把反对他的人统统整倒。接下去要整的目标，便是他视为眼中钉的瞿秋白。

瞿秋白待人宽厚、温善，对事业忠诚，能顾全大局，从不感情用事，也没有政治野心，因而他与王明并无权力之争，只是过去有些小摩擦。在王明看来，瞿秋白与他过不去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他们两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瞿秋白批评过王明搞小宗派的行为，那也只是党内的一种批评，也只是一个老党员对一个年轻党员的批评。另一件事就是瞿秋白回国第二次主持中央的工作，王明因反立三路线受了处分，本想等瞿秋白回来树他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然而，瞿秋白不仅没有对他加以褒奖和重用，而且连李立三给他的处分也没有撤掉。这些都没有上升到争权夺利的高度来看待，只是瞿秋白对王明的人品没有好感，仅此而已。但王明对瞿秋白几乎是恨之入骨了。

在四中全会上，王明一伙进入中央政治局，这是瞿秋白从前没有想到的事儿，王明、米夫对他采取了绝不相容的态度，撤销其党内职务，这也是他没有想到的。因为思想准备不足，当严峻的现实摆在他面前时，心理上感受到的压力非常沉重。

当然，瞿秋白如果要进行报复，条件和机会是有的。

四中全会之后，何孟雄、林育南、罗章龙在反王明时感到势单力薄，便四处寻找同盟者。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瞿秋白，因为他毕竟两次出任中共首脑，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如他参与反王明的行列，把王明拉下马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于是他们分别找瞿秋白，向他陈述王明上台的手法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今后将给中共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向他陈述了王明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上台后只能胡闹，必然会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但瞿秋白并没有为他们的陈述所动，他很清醒，心想：如自己加入反王明的势力，必然要导致中共的分裂，这对中共是致命的打击。因此，瞿秋白没有从个人的恩怨去对待他们所陈述的一切。他想，要与王明斗就自己单枪匹马地干，兴师动众对党的团结不利。

当时，王明已知道何孟雄、林育南、罗章龙找瞿秋白的目的，王明最怕的是瞿秋白同那些反对他的人结成同盟。虽然他也知道瞿秋白当时并没有与何孟雄等人结盟，但总为此而疑神疑鬼，老是担心瞿秋白要同何、罗站在一起反对他。所以，米夫、王明总是紧紧盯住瞿秋白不放，逢会就批，批别人时也总忘不了批他一顿，并派人监视其行踪。

本来，瞿秋白准备要和王明好好理论理论，不料心火太重，把肺都烧出了毛病，导致心力交瘁，已无力再与王明、米夫一争高低。

于是，瞿秋白在1月17日给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了《声明书》，书中把自己骂了一通。

相煎何急(4)

虽然如此，王明、米夫犹觉不够，在开除罗章龙党籍的当天，亦作出了决议，警告瞿秋白“必须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还要瞿秋白“须写声明表明积极反右派与对立三路线的政治态度”。

瞿秋白已把米夫和王明看透了，只不过是“黄小人”与“洋小人”而已，他虽然有与王明、米夫斗争之志，无奈重病缠身，只得长叹一声，于1月28日，再次违心地写了一份《声明书》。在这份声明书中，他仿照阿Q的做法，竭力往自己脸上抹黑，黑得不够的地方就多抹一些，越黑越好。他说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支持反王明的“中大”学生李剑如等，回国后也没把王明看在眼里，这更是极大的错误。

尽管如此，王明、米夫仍不饶过瞿秋白，继续对他进行无情的打击，并且揪住他自己供认的在莫斯科对王明的不尊大作文章。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专门作出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内称：“秋白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对国际路线的两面派态度，对国际代表的极不尊重的态度，绝不是偶然的，和他的右倾政治意见有密切关系。”

在政治上将瞿秋白整倒以后，王明、米夫一伙采取落井投石的办法，在经济上卡瞿秋白，当时瞿重病在身，王明等却停发了他的生活费，每月仅发给十几元钱，为上海工人最低的工资，仅能糊口。从此，瞿秋白沦为“流浪汉”。

到此，王明的目的已经达到，党内该平静一下了，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乱云飞渡的岁月(1)

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进入了一个更加惨烈的时期，意想不到的事情接连发生。

1931年4月下旬，也就是四中全会后三个多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在武汉被捕叛变。他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很多重要机密，掌握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当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并没有立即获悉顾顺章被捕和叛变的消息。顾顺章向国民党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这个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获悉了。他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中央，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同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擅自外出，并在外面住了一夜，第二天出门叫出租汽车时，遭敌人逮捕，不几日就叛变了，后被国民党枪杀。他的叛变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周恩来骂向忠发：“他的贞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的坠落，给王明创造了机会——他当上了代理总书记。

这两起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处于更危险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代理党的总书记，不仅工作艰苦，而且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王明是个怕死鬼，盘算再三，便要求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米夫的周旋下，他终于如愿，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米夫也随即离开中国。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于9月18日突然以武力袭击沈阳，在三个月内强行占领整个东北。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奉命不战而退。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

就在民族危机到来的时刻，王明到达莫斯科。

王明一走，由谁来继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问题本来只要开一个党的会议，进行选举便可解决。但当时，由于白色恐怖，有的中央委员被捕被杀，有的已受到国民党的通缉而到外地隐蔽起来，无法联络。所以，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远不足半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

那么，由谁来牵头，这就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了。

从当时情况来看，周恩来是最佳人选，但他已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并准备动身去江西瑞金。话又说回来，即使周恩来不准备走，恐怕也轮不上他，因为王明要遥控中共，这个牵头人必须是他的人才行。

当时，究竟哪些人跟王明是一路的？王明自己心里清楚。

挑来选去，王明最后看中了年仅24岁的博古。于是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五人组成，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

王明看中博古，这是自然的。他们在反李立三时就相互要好，博古为王明的上台，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相同，并且他们的年龄相当，志趣相投；博古很听王明的话，说一不二。正因为这样，博古博得了王明的信任。

当然，博古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14岁进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便开始政治活动，参加了“锡社”，并成为“锡社”苏州支部的负责人。18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参加了“五卅”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考入了上海大学社会系，当时这所大学是国共合作办校，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在该校执教，还建有中共组织，博古入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了米夫的学生，也成为王明的同学，还成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博古具有激进的革命热情，并非他出身贫寒。在当时中国社会状况下，能够考上高等学府的人，无疑都与非同一般的家庭背景有关。博古就出生于书香门第与官吏合一的家庭。父亲秦肇煌，作为清朝秀才，宣统年间当过浙江温州地方审判厅刑事庭庭长，给他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秦邦宪。后来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博古，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博古通今”的意思，其实真正的含义是“上帝”，也许他自己觉得这个名字比原名更富有意义，所以他很喜欢这个名字，也很喜欢别人称他为“博古”。无论怎样，名字只是一个人的代号而已。

王明临行前，与博古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最后嘱咐道：“记住，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博古望着王明，默默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的厄运

王明走了，走到了共产国际，而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一切听从共产国际。

博古走上了临时中央总负责的岗位，而博古又属于王明派系之内的人。

从此，开始形成一种特殊的现象：王明遥控指挥，博古坚决照办。

从此，王明、博古推行了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

虽然他们的政敌一个一个地被整垮了，但他们总怀疑在党内，甚至在整个中国工农红军中都还有与他们过不去的人存在。

乱云飞渡的岁月(2)

下一个目标究竟是谁？

这就要看谁与他们有着不同的政见。话又说回来，如果王明和博古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他们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也许还可以原谅。然而，他们根本就不能担此重任，只有一味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在打击不同意见者方面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能”。

这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国革命都是致命的。

中国不是苏联，中国有中国的情况，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走自己的路。

正因为如此，许多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地进行探索，他们之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创立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到1930年时，开始探索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大声疾呼要反对本本主义，并写出了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言辞之锋利，显示出他对教条主义的痛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一个不仅著名而且永恒的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有如此见解，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原先受瞿秋白的影响，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而他领导的秋收暴动的受挫，使他比别人更早地清醒过来了，于是他作出了“天才的选择”，带着秋收暴动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始走自己的路，经过实践，他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同时，他也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一针见血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的这番高见，自然触到了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痛处。毛泽东想纠正他们的教条主义，而王明、博古则采取排挤和打击的办法来对付毛泽东。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王明、博古派来了中央代表团，这就是著名的“三人团”。

在大会前开了一次苏区中央局的小会，毛泽东按中央代表团的要求，向他们汇报情况。

毛泽东报告了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的经过，并谈了他对于目前局势的看法，以及一方面军的方针路线。可是，没等他讲完，这些代表就对他发起了攻击，给他扣上好几顶帽子：

富农路线。

狭隘的经验主义。

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

面对野蛮无理的突然袭击，毛泽东发怒了，他不接受这些“布尔什维克”们给他戴上的帽子。

事实是，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却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王明、博古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主张“分配土地给一切人”，并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进行调剂，无论是地主还是富农，只要不是罪大恶极，都要给他一点土地，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人，要吃饭。就这样一个符合情理的主张，被定论为“富农路线”。毛泽东坚持红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寻机灭敌，进攻中心城市必然招致失败，这更不能被王明、博古所容忍，被指责为“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谁是谁非，在后来的实践中已经得到验证。但此时，王明派的人根本不相信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们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有着正确的主张。

“你懂什么马列理论？”有人这样问他。

“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有人这样骂。

即刻，他们解除了毛泽东主持会议的权力。

会议散了，那些咄咄逼人的中央代表虽然离去，但那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仍弥漫在屋子里，久久不散。毛泽东一直坐在那里抽烟，他想不通啊！

不谴责胜利者是一条公理。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不容易呀!不说把毛泽东当做英雄，最起码也应该认这个账。然而，这个时候，公理全没啦!

王明、博古等人，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管你毛泽东打了多少胜仗，但你的主张与我们的不一致就不行。

在人类社会，杰出人物在开始时一般都是孤独的，政治上的杰出人物尤其如此。

1931年11月1日至5日的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一次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因为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由项英代理书记，后由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但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毕竟还很大，怕惹出什么麻烦，临时中央便作出了看似重用的安排。

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等63人为中央政府执委，接着在27日举行的执委第一次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于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并存的又一个政府。

为了自然而体面地剥夺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又于11月25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等15人组成。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不设总政委，这样就自然解除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

乱云飞渡的岁月(3)

明眼人一看便知：给毛泽东的是一个空架子和一把空交椅。

胳膊拧不过大腿，毛泽东病了。

政治上的失落，对政治家而言，就好比走进了一个无尽的黑夜。毛泽东是一位有着远大抱负的伟大政治家，他心里装着的不是个人的沉沦，而是整个中国革命的成败。此时他有理寸步难行，并遭受到政治上的排挤，从而也更加重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忧虑。

这，能不使毛泽东生病嘛!

然而，严酷的现实却不管你是否生病，已摆在了毛泽东面前。

于是，毛泽东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人到华东山去了。

华东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处，这里风景优美，一片葱郁。山顶上有一座古庙，毛泽东就住在那古庙里。

从此，毛泽东便隐居在华东山，潜心读书和思考，他要看一看自己的马列主张与王明、博古的马列主张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会在什么时候走出华东山？他在等待，历史也在等待。

周恩来第一次遇到麻烦

毛泽东隐退华东山之后，周恩来到达赤都——瑞金。

周恩来的到来，给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可以肯定，周恩来不同于毛泽东。由于他的出身，他在日本、法国、苏联的广泛的革命活动，使他在党内始终跟各个时期的领导人过从甚密。他一直参与党内的最高决策。

毛泽东个性很强，而且他的思想又都是成熟正确的。现在，他与王明、博古形成了对峙局面，周恩来又将如何来协调平衡？

当周恩来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时候，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周恩来，几寸长的胡须连接着那长长的头发，把周恩来弄得面目全非，因为他是从白区来瑞金的，不得不如此。

“周恩来同志，我真盼着你来呀!”毛泽东深情地望着这位“美髯公”，很希望周恩来能在自己和上海的博古及王明之间扮演合适的角色，因为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所尊重的资深的党内领导人。

周恩来理解毛泽东此时的心情，也意识到自己这个角色很难当。难就难在王明等人蛮横无理，难在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难在眼下正确与错误的主张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检验。操之过急，可能适得其反；观望等待，可能使正确的主张失去张扬的时机。现在看来，无论这个角色如何难当，周恩来也要当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在维护党的团结的同时，让正确的主张在实践中逐步凸现出来，并被全党普遍接受。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1932年1月9日，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进攻中心城市。

曾经反李立三的人，现在又把李立三的那一套搬出来了。

这令人可笑而又不可理解。

其实，他们都是教条主义者，在对待苏联的经验上，他们都是照葫芦画瓢的好手。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都是一切照办，唯命是从，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而且都好大喜功，企求在自己掌权期间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王明等人当初反李立三，目的是要把他整下台，自己上台，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政治上的分歧，原则上的不同。

而毛泽东则不同，他不曾想过自己要捞到什么政治资本，他是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来思考如何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并遵循中国革命运动的规律来提出自己的主张。

那么，周恩来能协调、平衡毛泽东与王明、博古之间的政治分歧吗？

还有比较微妙的一点，就是现在的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级。

这对周恩来而言，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很快，这个挑战就降临了。

为了贯彻临时中央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革军委决定攻打赣州。他们等打下赣州，把工农兵政府搬进去，并向世界宣布，中国革命已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个梦想十分美妙，可毛泽东坚决反对，也是唯一的一个反对者。周恩来当然也投了赞成票。没办法，毛泽东只好提议调当时在前线的将领彭德怀回来，商量此事。他企求用前线的事实来说服大家，周恩来同意了这一提议。

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周恩来问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

彭德怀说：赣州守军马昆旅估计有6000人，地方靖卫团2000人，共8000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

言语间，彭德怀愿意率部继续攻打赣州，并且很有信心。

于是，1932年2月上旬，红军开始了对赣州的围城攻坚，接连打了1个月零4天，仍然没有攻下赣州。后来蒋介石的援军赶到，守敌出击，红军伤亡惨重。彭德怀被迫撤围。

赣州久攻不下，周恩来在瑞金坐不住了，他知道，这是处在水与火的中间，红军战士在流血啊!

周恩来决定请毛泽东出山，他顾不得王明、博古对他此举的看法。

此时，靠边站的毛泽东住在华东山的破庙里，虽然身在山上，心却在山下，无论谁到庙里来，他都要仔细打听红军攻打赣州的情况，战况的发展使他越来越焦急，嘴唇都烧起了泡。

乱云飞渡的岁月(4)

3月初的一天，在彭德怀攻城最艰苦的时候，项英奉周恩来之命，带着他的警卫员，骑马直奔华东山。

“周恩来同志让我专门请你下山。”项英见毛泽东站在破庙门口等着他们，便催马扬鞭，快速赶到毛泽东面前，翻身下马，舍去了昔日的客套话，直述来意。

“是不是为打赣州的事？”毛泽东猜他们就是为这事而来。

“是的，打赣州很不顺利。周恩来请你赶往前线。”项英又补充道。

毛泽东没说什么，转身就去收拾文件，准备下山。

“润之，不能晚一天走吗？天要下雨了，别淋出毛病来。”贺子珍抬头望了一下天空，只见乌云翻滚，一场大雨行将倾泻而下，便跟着毛泽东转身进得屋里，柔声说道。

“红军需要我，区区几滴雨水，岂能挡住我的革命之路。”毛泽东朗声说道，仍不停地快速整理文件。

毛泽东冒着寒风冷雨，步行下山，赶到瑞金已是傍晚时分。

他往前线发了一份电报，就乘一只小船朝赣州方向驶去。

毛泽东的小船经过两天三夜的航行，在赣州东北的赣县江口靠岸。此时，败走赣州城的彭德怀部队，正集结江口。苏区中央局的首脑们，也集中在这里，等待毛泽东到来之后，对这次作战进行总结。这就是史称的“江口会议”。

主持这次会议的当然是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王稼祥、顾作霖参加了会议。

因为有了争论才开这次会，开会期间又少不了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下一步棋怎么走。

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还得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毛泽东又坚决反对。

毛泽东坚持打游击，打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方，先吃“豆腐”，后啃“骨头”。

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周恩来沉默了，最后宣布：“按临时中央的指示办。”

周恩来是自身有想打大城市的意思，还是怕触犯了临时中央？但无论如何，在是否还要打赣州的问题上，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在是否还要攻打大城市的问题上，周恩来坚持按中央的指示办。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采取了在服从中央的前提下，尽量给予毛泽东以支持。他要维护党的团结，也只能这样做。

不过，有人却在毛泽东反对再打赣州这一点上大作文章。

3月17日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就紧紧抓住了这一点。《训令》说：“如果认为这次攻打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那便是以反对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该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这个“右倾机会主义”是谁？

毛泽东。

“致命的打击”降临毛泽东的头上。这不是他此次冒雨下山的预期，但他不会改变自己的初衷。

然而，王明、博古也不会改变初衷。虽然江口会议决定不打赣州，但要继续打大城市，他们确定的目标，就是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又该怎么办呢？

江口会议之后，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重新编为三个军团，即一、三、五军团，分三路向北进发。

周恩来安排毛泽东随林彪指挥的中路军行动。这时毛泽东的身份是政府主席，没有实际军职，只好叫“随军行动”。

这种安排，显然是周恩来的一番苦心，因为中路的红一军团，实际上就是原来的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是毛泽东一手创建起来的，包括林彪在内，都是他的老部下。虽然此时毛泽东在军中没有职权，但都会听他的，这样对毛泽东会有利一些。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林彪当时才24岁，他会听毛泽东的话。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成了红一军团的总指挥。

3月18日，在中路军沿赣江而上的途中，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沉思，显得愁容满面。

“队伍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急切地告诉林彪和当时的军团政委聂荣臻。

为什么？因为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的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这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国民党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东的有利，林彪和聂荣臻拥护他的主张，觉得应该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于是，经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同意，放弃原定的北进计划，改为向东，朝闽西、闽南进军，并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

此后，三路红军都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运转，转来转去，越转越辉煌，到4月20日止，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歼敌4个团，俘获敌军1600多人，缴获枪2300多支，飞机2架。

这次战役的胜利又一次表明，毛泽东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筹。

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的毛泽东，他还不知道，就在4月25日，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37期、38期合刊发表长文：《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机会主义的动摇》。

乱云飞渡的岁月(5)

谁是党内的“机会主义”？

毛泽东。

在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说中央苏区的同志“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那个时期，党内有过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先放风，后整人。

毛泽东这次又要挨整了，因为风已经放出。

果然，时隔不久，临时中央给中央苏区的一份长长的指示电中，就指名道姓地批判毛泽东是“游击主义”。

毛泽东又一次被列为“主要的危险”、“极大的危险”，要予以解决。

6月17日，周恩来在汀州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

周恩来此时又犯难了，因为恢复红一方面军，朱德自然当总司令，但谁当总政委呢？毛泽东此时正受到中央的批判，他当不成了。

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担任总政委，但被周恩来坚决谢绝。周恩来太清楚了，他当政委，毛泽东往哪儿摆？

于是，周恩来决定：不设总政委。

可是，后来周恩来自己又觉得这不正常，一来红军历来坚持党的领导，既然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建制，怎么可以不设总政委呢？二来不设总政委就等于不让毛泽东当这个总政委。红军离不开他啊!

周恩来着急了，目前苏区中央局再没有合适的人选。是的，他自己当总政委都觉得对毛泽东是一种排挤，别人当就更不合适。但目前要说服大家让毛泽东当总政委是很困难的。

于是，周恩来采取了迂回战术，他以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赶到前线，设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任弼时代理。

7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设总政委，由毛泽东担任。

周恩来要设总政委，但是他把红一方面军的权力分成三个层次，作了这样的分配：

作战指挥权属朱德、毛泽东；

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朱德；

最终的行动方针决定权，则属周恩来自己。

然而，苏区中央局不同意这一建议，复电仍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

周恩来接电后，于7月29日，再次以他个人的名义给苏区中央局去信，陈述了毛泽东出任总政委的理由。周恩来说：“泽东经验与长处还必须尽量使他发展”，“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任弼时见周恩来态度这样坚决，便不再坚持，最后勉强同意。

此时，周恩来松了一口气。

8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特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后来，等待毛泽东的又是什么呢？

有理寸步难行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毛泽东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蒋介石发动了对共产党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在指挥前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干得那般漂亮，潇洒自如，这一次呢？

这一次不同于前三次。苏区中央局之所以最后勉强同意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的职务，也是出于以观后效，看他听不听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指挥。

可是，后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就与苏区中央局发生了三次“顶牛”。

第一次是因为苏区中央局要毛泽东找蒋介石的宠将陈诚的主力决战，毛泽东不同意，认为那是让红军去送死。

第二次是因为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要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苏区中央局坚决不同意。

第三次是毛泽东要向红一方面军发布体现他战略思想的训令，苏区中央局又是坚决不同意，由于军情紧迫，毛泽东不顾苏区中央局的反对，就发了这训令。

苏区中央局接到已发布的训令后，大为震怒，并单独致电周恩来，要他对这种分散赤化的观点，“给以无情的打击”。

毛泽东又面临着无情的打击。

10月初，江西宁都城郊。

那一天，毛泽东独自一人站在一农家小屋门前的田间小路上，显得有些发呆，虽然田野里一片片金黄色的稻谷在向他显示赤诚和热烈，那微风掀起的谷浪温柔极了，似乎是要抹去人们心中所有的不快，但它却无法抹去毛泽东胸中的烦闷。

过一会儿他就要参加在这个农家小屋里举行的苏区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宁都会议。他预料到这次会议对他很不妙。不过，究竟不妙到何种程度，他还不能作出精确的估计。

在周恩来还没有从前线赶到的情况下，便宣布开会。

果然，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毛泽东，批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有的指责他“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不顾后方苏区中央局的反对发布《训令》，是“组织观念的错误”；有的也指责他从打赣州以来都是错误的，是右倾的。当时，彭德怀的心态极为复杂，他在赣州吃了败仗后还要打赣州，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只顾面子的莽撞而加以阻止。于是，彭德怀咽不下这口气。其实，世上哪有常胜将军呢？但他此时没有想到这一点，因而他也反对毛泽东。他后来在回忆中检讨说：“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