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 .4

乱云飞渡的岁月(6)

对毛泽东了解很深的，除了朱德之外，就是彭德怀。彭德怀的反对，客观上造成了落井下石之效，引起对毛泽东更加猛烈的批评，使毛泽东当时的处境更加艰难。现存的《苏区中央宁都会议经过简报》是这样写的：

“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尽管与会者的批评是那么尖锐，但毛泽东心里不服，在他看来，“过去七个月”确实“都错误了”：他反对打赣州，果真打赣州失利；他主张东征、打漳州，曾遭到反对，但是打漳州大胜。错的不是他，而是苏区中央局。于是他据理反击，结果又罪加一等，被认为“毛泽东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因而苏区中央局主张要对毛泽东进行组织处理，撤除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把毛泽东从前方调往后方，让他专做政府工作去。

毛泽东说什么都是错。中国有句古老的格言，叫有理走遍天下，此时的毛泽东有理却寸步难行。

就在这时，原是“三人团”成员的王稼祥作了不寻常的发言：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为了排除人们的非议，王稼祥又补充道：

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

这意思很明白，他支持毛泽东，不是搞帮派，而是坚持真理。王稼祥极力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毛泽东莫属。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已很激动，他没有想到王稼祥能如此地理解他，支持他。他也分析过，王稼祥不反对他的主张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人在变化啊!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使会议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周恩来飞马赶到。

他来的是时候又不是时候。

在会议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急需要有一个人出面担负“裁判”的角色，他作为苏区中央局的最高领导，他此时到来正是时候。然而，两个月前是他再三说服苏区中央局才恢复了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现在，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要撤掉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从这一点来看，他又来的不是时候，使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但无论怎样，事已至此，周恩来必须要表态，大家都看着他，毛泽东也看着他。周恩来沉默了片刻，便左右地看了在坐的与会者，等于与屋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相碰了一下，当他的目光与毛泽东的目光相碰的一瞬间，感觉并不那么轻松，他想起了四中全会上米夫在批评他和瞿秋白持“调和主义”时给他的那番话语：“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了错误。”

现在，周恩来该怎么办呢？

许久，周恩来终于开口：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

毛泽东听着不是味儿，心想，你周恩来就在前线，那里的实际情况你是清楚的呀!毛泽东这样责备周恩来也并不奇怪，虽然毛泽东早在1923年底在广州与周恩来相识，但没有深交。这次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时间也并不长，但周恩来对毛泽东却有了一些真正的了解，特别是毛泽东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使他颇为佩服。正因为如此，在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时，是他再三坚持，终于说服了任弼时，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然而毛泽东也正是凭着这一点来听周恩来今天所说一切的。

当毛泽东在心里责备周恩来的时候，又听周恩来说道：“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接着，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种方案是让毛泽东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方案是由毛泽东主持战争责任，周恩来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

听罢周恩来的话，毛泽东开始理解周恩来的难处。

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方案，都是想把毛泽东留在前线，要毛泽东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不主张毛泽东回后方去“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显然，对周恩来的后一种方案，一些首脑们是不能接受的。最后是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这里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是怎么回事儿？原来，毛泽东面对会议的决议是这样表态的：既然苏区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既然要撤掉他的总政委的职务，他很难在前方“助理”。于是，他提出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

就这样，毛泽东又一次被剥夺了军权。他默默地回到小源村黄泥草屋，当他的政府主席了。

周恩来随后便匆忙地去草屋看望毛泽东，他要安慰毛泽东，劝他想开一点。但当他在草屋里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却没有丝毫灰心绝望的情绪，反而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乱云飞渡的岁月(7)

毛泽东如此豁达，不是因为别的，也更不是要做个样子给周恩来看，因为他要重建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他早已把自己的一切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因而他不计较自己的一失一得。他更懂得，在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风云年代，没有军队不行。现在他唯一的渴望，就是能按照他自己对中国的理解而得出的主张，建立一支属于人民自己的军队，走自己设计出来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他热爱红军，渴望打仗。

但从现在起，他需要等待。

等待，是一种孕育过程。

周恩来被毛泽东的这种豁达情绪所感染，便有力地握了握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一定!”

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来电，正式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任命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

周恩来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说：探望毛泽东时，“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他“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何时来”。目前，“因为治病对他确实是十分需要的”。周恩来这样做，使毛泽东的等待有了可以期待的时运。

因为是身体有病，那就意味着病好之后可以官复原职。

毛泽东并没有甩手不干，而是提出养病，给周恩来以斡旋的余地，妙也就妙在这里。

毛泽东离开了他终生难忘的给他带来痛苦的宁都，直奔汀州。因为他的妻子贺子珍在那里，红军的休养所也在那里。

一到汀州，才得知自己又得一子，贺子珍和孩子在一个福音医院住院。

休养所离这个医院约有半里路。毛泽东经常去福音医院，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病员，名叫罗明。

罗明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那时，他腰部受伤，在福音医院动了两次手术。在病房里，毛泽东跟罗明聊了起来，谈得非常投机。毛泽东虽然被解除了军职，但他还是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所以便问起了福建的情况。罗明告诉他，自从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就进军闽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3000人在闽西。毛泽东听说这种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赣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宣传。毛泽东还详细地介绍了江西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讲述了他的作战的战略思想及方针。

罗明听得入神，他坐不住了，还没有等伤彻底医治好，就匆匆出院，他要立即向中共福建省委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并在上杭、永定和龙岩等地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略。

他没有想到，此去竟然引出了一场灾难。

“杀鸡给猴看”

毛泽东走了，周恩来就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挥红军作战，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但此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见艰难。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中统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并逐日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

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决定迁入瑞金。这标志着他们的城市道路已彻底失败。

几经周折，博古于1933年1月下旬，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途经福建上杭时，遇见了前来迎接他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

罗明是第一次见到博古。他没有想到中共总负责人是这样的年轻，身材是那样的高大，模样又是那样的英俊，圆圆的脸膛还透着稚气。

“好年轻啰!”在寒暄中，罗明心里感叹着。

罗明与博古的见面，将发生什么呢？

“你是省委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上杭、永定、龙岩干什么？”博古望着罗明责问道。

罗明并不清楚博古问话的意图，只是以为博古刚进入苏区，需要了解和熟悉情况，便介绍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是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你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博古犹豫了一下又问。

“当前，重要的是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因为……”还没等罗明把话说完，博古就很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

博古心想，毛泽东不是被排除在红军之外了吗？怎么还有如此神通把个罗明支配得团团转，他预感到毛泽东这个人不可小看。

一路上，博古因此而心里不得安宁，琢磨来琢磨去，他放心不下毛泽东这个人。现在，他从罗明身上已看到毛泽东的影响力，更使他忧虑万分，便寻思着如何向毛泽东下手。

几天之后，博古便到达瑞金。他的到来，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便随之消失，26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长官。

博古到瑞金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中央机关选择办公地点。当他来到瑞金县城西面五公里处的沙洲坝时，看中了下肖村一幢古老的杨姓私宅。这幢房子建于1879年，占地1100多平方米。整个房屋是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颇有些古色古香之气。于是，博古便把这幢房屋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所在地。

附近还有一幢房屋，也是杨姓私宅，眼下成为“少共中央局”(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即何克全)、秘书长胡耀邦、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少年先锋队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在这座屋子里办公。

乱云飞渡的岁月(8)

博古到瑞金后办的第二件事，便是杀鸡给猴看。

2月15日，博古以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省委的决定》，这个《决定》显示出一种大祸临头，刻不容缓的气势：

中央局在检查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部的一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

一个省委书记，并且是一个代理书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竟然被博古高看一眼。因为当时凡是称得上什么路线的，其代表人物必定是中共中央举足轻重的人物，如“立三路线”等，可是博古刚到苏区一个月，就大张旗鼓批判“罗明路线”，令人难以理解，就是罗明本人也都感到纳闷。

唯一看清博古此举真正目的的是毛泽东，他觉得博古太过分了。

毛泽东没有看错，罗明挨批，无非是他在汀州福音医院听了毛泽东的长谈，便把毛泽东的一套主张在福建进行贯彻。博古没有直接公开批毛泽东，不是博古不想这样做，而是共产国际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那电报说：“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除此之外，博古还考虑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和威信，怕批出毛病来不好收场，便抓了罗明当替罪羊，可以任意地批。

《决定》公布后，第一个作出响应的是凯丰主持下的少共中央局，于2月20日作出了《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定》，号召“在全苏区团内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

接着，新组成的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作出响应中央局决定的决议，斥责了福建省委一些人“对罗明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

两天后，博古认为时候已到，便从幕后“导演”一下跑到前台，以《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为题，在瑞金作了长篇政治报告，“深刻揭露”了“罗明路线”的“实质”，号召全党投入反“罗明路线”的“伟大斗争”。

经博古这么一煽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斗争》连续发表火药味很浓的批判文章。这其中起着定调子作用的文章《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出自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张闻天之手。文章称，“罗明路线是反对党的总路线，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福建省挨了三天三夜的批斗之后的罗明，又奉命前来瑞金检查，一到瑞金就遭软禁。

博古亲自找罗明谈话。此时，两人相见，都不免有些尴尬，罗明沉默，博古出于政治需要，先是安慰了一番，继而单刀直入，说明他亲自来谈话的意图。在谈话中，博古提到了罗明1933年1月底写的《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他为什么要提及这份报告呢？是因为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在这份报告里，有最使博古刺眼的话，就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所以博古就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

至此，罗明才完全明白自己为什么挨批了。

博古还说，不光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指谁？指毛泽东。

当然，这不是臆断。博古1945年5月3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言时，就这个问题作了检查，他说：“在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

其实，博古找罗明单独谈话，目的不在于帮助教育，也谈不上需要帮助教育，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搜索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材料，最终把毛泽东彻底整垮。但罗明那里并没有别的材料，唯独就是他写的那份报告，而这份报告博古早已捏在手里，大不了就是写了“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这句话。

在博古看来，罗明身上没有什么“油水”了，但他不甘心如此罢休。毛泽东已经成为他胸间的一块心病。因为有毛泽东在，王明的路线就要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这一点上，博古倒是看得很准。其实，他博古不就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吗？虽然背后有王明作靠山，但王明也同他一样，书生气十足，关键时刻恐怕也很难靠得住。博古自己对此心里也很明白，所以他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干到底了。

2月20日，《斗争》刊载任弼时的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批评“永吉泰和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

这其中的“永吉泰”和“会寻安”是什么意思？所谓“永吉泰”，就是指永丰、吉水、泰和三县，位于江西的中西部，红军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以后，为便于领导，就三县联合，设立中心县委，书记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所谓“会寻安”，就是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亦联合设中心县委，书记便是邓小平。

乱云飞渡的岁月(9)

博古决定抓住这两个中心县委做文章。

原因同样简单，那便是这两个县委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这自然与王明遥控下的博古路线是相对立的，特别是这两个中心县委坚持游击战术，使博古再一次看到了他不愿看到的毛泽东的影响力。他总感到，你们不贯彻我的路线，而总去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于是博古首先拿这两个县委书记开刀。

邓小平于1932年7月调到“会寻安”任中心县委书记，走马上任就积极推行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特别是在1932年10月以后，原本守卫那里的红军独立三师奉命调往别的地区，广东国民党陈济棠部队便乘虚而入，向“会寻安”扑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邓小平放弃寻乌县城，开展游击战争。博古抓住这一点，就给邓小平扣上了“纯粹防御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这两顶帽子。邓小平挨批之前已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毛泽覃是在1931年6月担任“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的。他也是采用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不过，博古给他扣的帽子，在名称上与给邓小平的帽子有所不同。指责毛泽覃推行的是“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和战术”。说这是一种“怕有伤亡打滑头仗”、“怕有疲劳反对追击”的战术。挨批前，已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但是，博古仍觉不够劲儿，他要拔出萝卜带一串泥，带谁？

博古把眼睛盯在了谢唯俊和古柏这两个人身上。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两个人当时都不在那两个中心县委工作。

谢唯俊，湖南耒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会和农会工作，参与领导耒阳的肥田暴动，1928年到井冈山后在红军工作，后曾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1932年时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长。

古柏，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后从事农运工作，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寻乌苏维埃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江西省党团书记等职。

这两个人中，只有古柏在寻乌县工作过，但那已是很早的事情了。当然，这两个人与邓小平、毛泽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抵制王明和博古他们那一套。

其实，博古看得最重的还不是这个，而是谢唯俊和古柏与毛泽东有密切的交往，并且他们俩的名字都曾出现在毛泽东的文章里面，这是有据可查的。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就提及他俩的名字：

1930年11月18日，红军放弃吉安，19日我和古柏、谢唯俊二同志从吉安往永丰属之蘅田，会合红军主力，21日经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调查了村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

此次古柏、谢唯俊与毛泽东同行，是因为他俩当时都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完全是工作需要。当然，人都是有感情的，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长了，关系也就密切了，尤其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大家在一起同舟共济，相依为命，特别需要感情的融洽和慰藉。更何况，古柏、谢唯俊与毛泽东早就相识了，并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谢唯俊是1928年随朱德、陈毅部队上井冈山，在红军中担任连党代表、营党代表、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后来他成为总前委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五师师长后，还与毛泽东经常保持通信联系。而古柏是在1929年1月31日，朱毛红军急行军途经寻乌县菖蒲区，古柏连夜赶去，与毛泽东见面，他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毛泽东在1930年5月去寻乌进行调查工作时，就急着找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这一次，古柏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了二十多天，结下了很深的友情。毛泽东也一直没有忘记他，并且在自己写的《寻乌调查》中，两处提到古柏这个名字，而且还不是一般地提一提：

在全部工作中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有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分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有梅和范大明两位先生……

就因为这些，博古后来就将邓、毛、谢、古捆在一起推出来批，并指责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

博古的批判不断升级，批判大军也在不断扩大。有的是别有用心地批，也有的是善意地批，还有的是盲目地批，稀里糊涂地批。

当时有个叫罗迈的人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火药味很浓，但这个人1933年3月才从苏联回国到达苏区，新来乍到的他，见别人在批，他生怕落后，也急忙批起来。博古见他批得积极，便带他一同去参加江西省委的工作总结会议，对邓、毛、谢、古进行批判。

果然，他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没有丝毫相同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

乱云飞渡的岁月(10)

罗迈万万没有想到，由于这一错误批判给自己留下了终生的遗憾，由此在心里形成的一种深深的内疚，在他后来的回忆中已淋漓尽致的流露出来：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提出要他们作检讨。……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正是有了这些不同心态的批判，打击面也在不断扩大，许多人都因此受到批判和处分。

中共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苏维埃主席张鼎丞被撤职；

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的密友何叔衡，被指责为“右倾”；

……

并且，博古把反“罗明路线”同已进行长达几年的苏区“肃反”结合起来，使大批的中共优秀干部被清洗或被处理。

后来，博古反思道：“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1933年5月5日，经中共临时中央批准，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唯俊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内称：

“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的派别观念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

这个决议还作出了如下规定：

省委最后一次责成四同志执行下列工作：

(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

(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起，经过党代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声明书为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允许作任何掩藏。

(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地从历史根源起，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地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地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

这个决议，目的就是要让这四人把博古认为的毛泽东是小组织的头目供出来，如果当时他们四人中有一人违心地编造事实，说毛泽东是他们的头目，那毛泽东的政治生命可能就到此结束了。

好险啊!

所以，毛泽东没有忘记。1972年8月14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是这样批示的：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这是后话。那么，当时在批“罗明路线”期间，毛泽东在干什么呢？

毛泽东在汀州休养了三个多月后，回到瑞金。1933年2月10日，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查田运动”。所谓“查田运动”，是认为中央苏区农村由于受“富农路线”的影响，有些地方划错了阶级，导致土地分配不合理，需要在农村开展“清查阶级、清查土地”运动，这就是“查田运动”。

实际上，“查田运动”用不着像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去管，只须“土地人民委员”，也就是土地部长去做就行了。看来，安排毛泽东去管这项工作，也是大材小用了。

其实，令毛泽东痛苦的不在于“大材小用”，而在于让他自己去纠正所谓的富农路线。毛泽东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只得服从，便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查田运动”上。

在这次人为制造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不过，邓小平被撤职以后，博古仍不放过他，把他关进了禁闭室，受到不人道的待遇。美国记者索尔兹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到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

“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

邓小平遭受着苦难，当时毛泽东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他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在批“邓、毛、谢、古”的声浪中，博古还要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口出此言，谁还敢接近毛泽东？而毛泽东也觉察出这令人窒息的风声，便不再与别人单独往来，甚至很少与别人说话，他怕牵连别人。落到这个地步，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三十年后，毛泽东还向外国友人说起过这段最痛苦的时期：

乱云飞渡的岁月(11)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6月上旬，毛泽东出席了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也许是宁都勾起了他的痛苦的回忆，也许是反“罗明路线”的浪潮稍有些平缓，便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了批评，并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诉。他说：“前次宁都会议对我的批评和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明明我是对的，却硬说我错了，这哪还有什么是非，这不是有意整人吗？”

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博古，而博古却一言不发，沉默了许久，他才说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于是会议继续进行。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博古的不安，他预感到有些不妙，虽然会议仍旧进行，但他的心却被毛泽东的一席话紧紧地揪住了。

会议临近结束，博古在作会议结论时，提起毛泽东与前次宁都会议这个话题，他不能不提，不提就是一种默认，而默认就意味着要给毛泽东平反，这是绝对不行的。因而他如此说：“前次宁都会议是对的，如果没有那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说完，他便宣布散会。

毛泽东想结束自己的痛苦时期，但没有奏效。

此后，毛泽东仍一直保持沉默。然而，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此后，博古心间的危机感加重。然而，不在危机中升腾，就在危机中坠落。

历史，在这种痉挛中艰难地前行。

博古没有拉住梦的手

博古虽然有王明在背后撑腰，但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整日忧心忡忡，惟恐毛泽东的影响超过他。他甚至想，如果王明在身边就好了。

无论怎样，博古毕竟年轻，且不懂军事，现在又面临着蒋介石第五次对苏区进行“围剿”的严重时刻。他意识到，如果这次反“围剿”失败，毛泽东取代他是必然的。因而他做梦也在想能有一只手帮助他做好中共中央总负责这个工作。

但苏区还没有这样一只手。

博古在焦虑地等待。

形势越来越严峻。自1933年4月以来的几个月，蒋介石都在忙着调集军队和飞机用于第五次“围剿”，其中有50万大军用于江西，以求“剿灭”中央苏区。一切部署妥当之后，便于同年的7月18日登上庐山，亲自给参与“围剿”的军官面授机宜。

7月24日，博古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内称：

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完全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

虽然口号提得响亮，但博古心里却不免有些胆怯，他知道这不是耍儿戏。

当他等到9月，苏区来了个德国人。

此人名叫李德。他的本名叫奥托·布劳恩。李德是他的化名，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他还有个化名叫“华夫”，意思是中国的男子汉。

李德这个人，颇有些传奇经历。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4岁的李德应征入伍，两年后，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进行改造，这竟成了他命运的一个新起点。“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并于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他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就在这一年，24岁的李德做了新郎。1926年，当他准备再过8天就过自己生日的时候，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妻子3个月后获释，而他被囚车送入莫阿比特监狱。18个月后的一天，他居然成功地越狱，并秘密逃往苏联。

博古很清楚，李德只是一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李德自己对此也很清楚，正像他在《中国纪事》中写到的那样：

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即阿瑟·尤尔特，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

但李德到瑞金的当天晚上，博古、张闻天就跟他进行了长谈，即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李德。

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证实了这一点：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

博古为什么如此器重李德？

原因只有两条，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让他指挥红军，也等于共产国际在指挥红军，这是其一。其二，李德是军事顾问，而博古对军事又是一窍不通，他相信李德的军事天才。正因为如此，李德的到来，博古真正抓住了梦的手，心里踏实多了。

乱云飞渡的岁月(12)

于是，博古把李德抬到了红军主帅的位置，但如此把整个红军的命运系在一个外国人身上，这本身就意味着悲剧的开始。

尽管如此，博古仍觉得毛泽东碍事，放心不下，便想办法要把他支走。

毛泽东因受到博古的排挤而被架空，只当了个空有虚名的政府主席。他此时想到了红军的命运，心情郁闷，导致病魔缠身。博古见此机会已到，就建议毛泽东去上海疗养。而李德则建议他去莫斯科休养。毛泽东当然看出了他们的用意，执意不依，并说：“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我身体还可以，就到会昌去休息吧!”

对此，博古只得点头同意。

其实，博古如此器重李德这样一个外国人，排斥洞悉中国情况的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所为，更不能使他抓住梦的手。

博古真正能抓住梦的手在哪里？在历史提供的机遇中。

说起机遇，机遇就来了。

1933年11月20日，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从瑞金的东面传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

这个事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早在1932年1月，在东华山养病的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1月28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郑重宣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由于这个宣言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拖到4月15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这个宣言发布以后，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福建事变的发生，便是这一宣言影响的必然结果。这极大地动摇了蒋介石的统治。因而，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

这个机遇，对博古来说，没有第二次，抓住了将使党和红军乃至整个中国的民族革命出现转机。毛泽东看出了历史提供的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立即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包围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实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大本营也许就不会设在荒凉的陕北，更不会被迫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

蒋介石最担心的是红军挥师东进，援助十九路军。

令人痛心的是，博古由于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使他的政治眼光更加浅薄，竟认为像十九路军这样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同时，他还担心和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会丢失根据地，便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以至于红军未能主动及时地援助十九路军，并错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战机。

博古帮了蒋介石的大忙，让蒋介石躲过了一劫。

失去这次机遇，就决定了博古的政治生命的走向，决定了党和红军的走向。

福建政府由于没有得到红军的援助，势单力薄，孤立无援，很快被蒋介石压下去了。

蒋介石从容地解决福建事变之后，便回过头来集中兵力对付红军。

1934年4月，蒋介石调集十一个师直接向中央苏区的北部大门广昌推进，实行“进得一步，即守一步”，“稳稳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战，在中央苏区周围，竟有5000多座钢筋水泥构筑的堡垒。

博古把毛泽东支走以后，便和李德一起去广昌前线。早在1933年12月，李德以便于统一指挥为名，将原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亲自任政委，李德实际上就是司令。调集了红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死守广昌。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和采用“短促突击”的战术，于是红军在广昌也建造堡垒，可红军没有钢筋水泥，只得用木头作架子，垒上泥土，就算是堡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