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长征初期：谁主沉浮

魂断瑞金(1)

历史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当历史被盲从的人物所操纵的时候，那代价则更加沉重。

中国共产党，自从将其命运之舵交给了王明、博古这两个狂热而固执的年轻人以后，就开始为此而付出代价。

1934年的春夏之交，天总是阴沉着脸，整个瑞金被笼罩得喘不过气来，也许是它不忍心目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红军战士的鲜血已经染红了瑞金周围的山山水水，如果说红军战士的鲜血能够换来革命的胜利，那也是值得得，然而换来的却是失败。

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当然看不见从红军战士身上流淌出来的血；而博古看见了，可他还在坚持着自己错误的主张；李德看见了，兴许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他的瞎指挥带来的恶果，但却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啊!毛泽东看见了，但他被博古排挤在决策圈之外，即使有回天之力，此刻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急得他大病一场。

历史在这里落脚，又在这里起步。

红军战士的血还在流!

广昌战役的失败，给红军带来了几乎是致命的损失。然而，博古依然推行其错误路线。

在以后的日子里，博古、李德似乎更忙了，但忙得乱了方寸，面对蒋介石的步步进逼，只一个劲儿地要红军节节抵抗。

广昌战役失败后，红军的处境日渐艰难，虽经连连苦战，但蒋介石的包围圈依然越收越小，中央苏区已经危在旦夕。

在1934年5月，博古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蒋介石的军队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

1934年7月23日，在会昌休养的毛泽东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火速赶回红都。

那么，毛泽东被召回瑞金，究竟是为什么？

“意外”的“倒戈”

毛泽东告别了会昌，冒着酷暑，行程七八十里，风尘仆仆的赶到了瑞金，这时他才知道博古、李德已决定派红六军团西征，以求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三军(即原红二军团)会合。他们断定，如果此举成功，红军主力在无法守住中央苏区时，可以西征。毛泽东回来后，博古和李德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倒是毛泽东主动向博古、李德提出建议，他说：“中央红军目前不应固守中央苏区，也不应该是逃跑，而应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博古和李德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只赞成红六军团突围向湖南中部转移。

不久，中央所在地——沙洲坝突然遭到蒋介石军队的飞机轰炸，于是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不得不迁往瑞金城以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

然而，这一次搬家之后，却发生了人们没有想到的事情。

严格地说，云石山不能称其为山，因为这山高不足百米，步行几分钟便可到达山顶，平坦的山顶矗立着一座青瓦黄墙古寺，就叫“云山古寺”。

不知为什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各部机关，都分别驻扎在云石山下的村庄里，唯独把山顶上的古寺分配给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政府“总理”张闻天居住。他们两人却不是同时搬进来的，毛泽东和贺子珍迁进云山古寺时，张闻天正在“闽赣省”巡视，直到8月下旬，张闻天结束巡视后才搬入云山古寺。

毛泽东和张闻天住得这么近，他们的经历却大相径庭。一个出自山沟沟，没有走出过中国这块地盘，一个是几度越洋留学，到过日本、美国、苏联。虽然他们一个是政府主席，一个是政府“总理”，但彼此还不知能否合作。更何况张闻天曾起劲地批判过毛泽东，批判“罗明路线”，批判邓、毛、谢、古。博古让他来当这个“总理”，目的之一就是要从毛泽东手里夺取政府的权力。

毛泽东也深知博古派他来担任“总理”的意图，即使有话也不愿给他讲。

其实，张闻天也有他的苦楚，因为他与博古产生了裂痕。博古派他来政府任职，也是一种排挤。张闻天后来这样回忆道：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也许是张闻天当时已经看出他与毛泽东有同受排挤的相似处境，便主动向毛泽东靠拢。

怎么靠拢？

有一天傍晚，张闻天主动约毛泽东到古寺后面的一棵大樟树下聊天，两人谈起了文学。这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爱好，这一谈而不可收，一直谈到深夜。谈来谈去，最后谈到了对人的认识，话到此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把对博古的不满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

魂断瑞金(2)

从此毛泽东开始改变对张闻天的看法。

奇怪的是，他们相处仅二十多天，并且在红军主力准备转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却离开了这座古寺，离开了张闻天，离开了贺子珍，带着文书、卫生员、警卫员、伙夫、马夫，到于都去了。

毛泽东为什么在张闻天向他靠拢时，断然离他而去，并且把自己的夫人留在了云山古寺？

其实，这一切都是博古的安排。尽管毛泽东身体有病，但博古硬是派他去于都搞调查，毛泽东只好抱病前往。

毛泽东到了于都，在他的住处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以后，病情突然加重，发高烧到40℃。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立即给张闻天打电话：“毛主席病了!发高烧!赶紧派医生来！”

张闻天立即通知瑞金中央红色医院，并指派医院院长亲自去于都为毛泽东治病，后又天天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的病情。就因为张闻天及时派去了医生，才使毛泽东的病情没有继续恶化，并很快有了好转。医生也说再晚一天就不好办了。

在这关键时刻，张闻天给予毛泽东如此真切的关怀，令毛泽东感动。

的确，毛泽东此时得了重病，太不是时候了，因为在他离开瑞金到于都的那些日子里，博古和李德作出了关系红军和中央苏区命运的重大决策。

这是一个什么决策呢？

甩出去的“黑名单”

经过几个月疟疾折磨的毛泽东，已不是原来那副模样了，深陷的双颊，高耸的颧骨，披肩的长发，令人不堪目睹。

其实，毛泽东不仅被疟疾折磨着，更折磨他的是革命根据地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和红军的命运。原来有70个县的中央苏区，现在只剩下6个县。现在，中央红军只有“转移”这一条路了。然而，红军究竟向何处去才是生路一条？毛泽东为此忧心如焚，彻夜难眠。

有一天，毛泽东迎来了他病后第一轮也是唯一的一轮来探望的两个人——林彪和聂荣臻。他们是回总部接受任务后，顺道来到毛泽东住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看望老领导。

老部下的到来，使毛泽东脸上绽开了病后的第一次笑容，这是发自内心的笑。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这一段时间我这里是门可罗雀哟。”毛泽东开玩笑似地说道。

“我们今天才从福建前线回来，到总部接受了新的任务。”林彪听出了毛泽东的话中话，忙解释道。

“什么新任务？”毛泽东问。

“你应该知道，要作战略转移。”林彪似乎有点不理解。

“主席，我们要到啥子地方去？”聂荣臻操着浓浓的四川话，焦急的问。

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

连军团一级的首长都不知道红军要去向何处，看来这是一次极秘密的行动。这么大的行动，竟然连军团级首长都不知道，这咋行呢？毛泽东心里这样想着，不免有些担忧。

不行也就这样了，当时红军行动的决定权掌握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手中。这种格局形成于1934年夏天，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一个白种人成为黄种人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先例。

当然，真正决定中共和红军命运的不是这次行动本身过于秘密，而是有的人将借此机会排除异己。这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情。

历史总是出现这样的怪事：越担心的事情往往就越要发生。

这时，中共中央已决定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以便红军主力转移后，继续开展工作。由此引出了一个人员去留的问题，尤其是中高级干部的去留。当时谁都明白，跟随红军主力转移，虽然困难重重，而留下来则处境更为险恶。瑞金周围的几十万国民党大军不是拣红军破烂来的，它是一只张着血口的狼。

博古知道这一点。因此他规定，凡高级干部，谁去谁留由“三人团”决定，中级干部则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由“三人团”批准。政府中留守的中级干部，便是由张闻天提出名单，呈报“三人团”批准。

其实，谁去谁留，在中共内部应该不成为一个问题，作为决策者，按工作需要安排，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就是了。但是，博古要借此机会把那些与他不是一条心的人甩出去，这就成为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了。

留谁不留谁，正在极端秘密中进行选择。

首先要选的是留守的党政军领导人。留谁？博古翻开了高级干部名单。

第一个被留下的是项英，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被留下，其背景颇为复杂。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的经验，委任他为留守首脑，是恰当的人选之一。但从博古的需要来看，他不应当留下，他尽管因为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代表而曾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斥，不过当他在赣西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十月来信”后，很快就表示服从王明路线的领导，并受到赏识，最后在博古的提携下，成为中共的核心人物。在今后的日子里博古更需要他。

魂断瑞金(3)

最后，博古忍痛留下项英，也是有他的考虑，因为红军主力转移后，瑞金更需要项英，博古也需要项英忠心耿耿地来守住这个赤都。

项英对自己被留下来，没有更多的想法，表示坚决服从，愿意在危难之际当此重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博古是必须把他留下来的，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尽管当时他被列入名单时，周恩来希望博古再郑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留下瞿秋白，理由是他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周恩来心里明白，博古要借此机会，甩掉他不喜欢的瞿秋白。

那是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在被毛泽东正式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后的第二天，拖着倦怠的身躯，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跋涉，来到了他日夜向往的瑞金。

这位红色领袖，自三年前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之后，他的安全失去了保障，曾四次避难于鲁迅家中。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继续用手中锋利的笔，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鲁迅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写下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句，表达他对瞿秋白的深情。虽然他得到了鲁迅的尊重，但王明、博古仍然没有停止对他的打击。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了《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亦即瞿秋白)，《决定》内称：“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无情的斗争……”

瞿秋白的到来，博古是不欢迎的，每天只给他一钱盐，这使他感到忧郁、苦闷，肺病加重，三天两头发高烧——他承受着政治和病魔的双重折磨。

现在，博古把他留下来，意图很明确。

瞿秋白那病弱的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结果不幸落入蒋介石之手，但他没有向蒋介石屈服，更没有成为阶级敌人的应声虫，而是壮烈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博古继续翻阅着他那神秘的名单，透过镜片的目光落在了刘伯坚这个名字上面。

刘伯坚是谁？就是那个给张闻天打电话，报告毛泽东病危的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如果不是他及时报告，那次毛泽东就去见马克思了。看来，他的这一人道主义行为，竟也引起了博古的不快。

博古拍了一下桌子，坚定地自言自语：“刘伯坚留下!”

刘伯坚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到苏联学习过，中共曾派他任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总政治部部长，为北伐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在策划宁都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下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叶剑英长征路过于都时，刘伯坚迎接他，并为他饯行。两位战友对酒畅叙，诉说衷肠，心情非常沉痛。

“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跟着走吧!”刘伯坚泪流满面，哽咽着央求道，但叶剑英说了不算，不过他立即向博古反映了刘伯坚的这一要求，并正式把刘伯坚的要求向军委作了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没有被批准，刘伯坚只得留在中央根据地，后来在于都突围时被俘。在狱中，刘伯坚不屈不挠，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在移囚时，他拖着沉重的脚镣，镇静自若，气宇轩昂地走过大街，写下了壮烈诗篇《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

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就在《中央日报》登出这首诗的当天，他倒在了刑场的血泊之中。叶剑英曾赋诗一首，怀念这位战友：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博古继续翻着名单，不时地用手推一推那细细的圆圆的黑框眼镜。终于，他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贺昌。

贺昌曾参加南昌起义，并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党的五届和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也是不小的官。

博古脑子一转，顺手拿起一支笔，在“贺昌”这个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博古为什么在这个名字上作如此明显的标记？其实很简单，意思是他必须留下，别人可以变动，他不可以变动。这是博古对他的信任吗？不是。

博古不会忘记，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贺昌因支持李立三犯了错误而被取消中央委员资格。现在博古要“重用”贺昌，并任命他为留守的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但这却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官衔。

留下的贺昌在突围时，身负重伤，敌人逐渐逼近，叫嚷着要捉活的。这时，他用枪膛里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举枪射向自己。

那么，当初挨整的“毛派”——邓、毛、谢、古这四个人，博古将作何种安排？按照他的想法，这四个人都得留下，但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做。博古考虑再三，觉得周恩来讲得有道理，如果他们四个人都留下，人们岂不要说我博某不能容人吗？

魂断瑞金(4)

在究竟留谁的问题上，令博古用尽了心思。他想，如果留邓小平，这等于把四个人都留下是一样的效果，更何况周恩来不一定能同意。突然间，他感到毛泽覃必须留下，因为毛泽覃是毛泽东的胞弟，把他留下，毛泽东肯定会有所反映。如果真是那样，便可以再给毛泽东一点颜色看看，让他再老实一些。

妙极了，博古一阵兴奋，接着把古柏也留下了。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带领游击队在翻越瑞金黄膳口的一座名叫红林的大山时，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毛泽覃中弹牺牲。后来敌人从他的遗体衣袋里找出一张染着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泽东题赠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泽东的胞弟。

古柏留下来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3月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和两个战友在广东龙川鸳鸯坑被一百多名敌军包围，从清晨坚持到中午，最终因弹尽，三人全部饮弹牺牲。

1937年秋，毛泽东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为古柏挥毫题词：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博古把他认为该留下的都留下了，能留下的也都留下了，这样他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贯彻他的意志了。

但历史却戏弄了他。

担架上的“阴谋”

博古把谁去谁留安排妥当后，红军就开始转移，向着最高“三人团”决定的目标和方向转移，这就是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这一时刻，被刻进了历史：公元1934年10月10日。

这一时刻，就是后来称之为长征的开始的时刻。

长征开始前，党政军机关及直属单位编为第一、第二两个野战纵队，总称为军委纵队，由两个军团的部队掩护行军。中央最高“三人团”随第一野战纵队行动。实际上，第一野战纵队就是党和红军的首脑机关，长征的总指挥部。

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被作了另外的安排，把他们三人分散到各军团行军。这无疑是博古的意图，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博古隐约感觉到他们思想上有些共鸣，就把他们分开，不让他们有接触的机会。除此之外，就是不让他们参与决策圈的活动。

毛泽东看出了博古的意图，立即对这种安排提出异议，要求三人一路同行。

其实，毛泽东的这一要求很容易引起博古和李德的怀疑而适得其反，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大帽子而使毛泽东没有翻身的机会，但他为什么会冒如此大的风险，要求安排他们三人同行呢？这种“同行”对他就那么重要吗？

毛泽东想过，此次红军转移是凶多吉少，弄不好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特别是博古把此次转移作为一次大搬家，坛坛罐罐都要搬上征途，更使他忧虑不安。他虽然有自己的正确主张，但没有人支持也是白费，但这需要有一个交流的过程。在这以前，他不便与他人有过从甚密的交往，那样会引起博古的猜疑。王稼祥、张闻天对他的主张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尽管他与张闻天有过这样的机会，但还不便谈得很深，需要有一个过程。王稼祥虽然在宁都会议上向毛泽东靠拢，但他只是感觉到毛泽东的有些做法和主张是对的，后来也没有更多机会在一起交换思想。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转移中如能与他们两人同行，那便是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的最好时机，如能得到他俩的支持，对于推行正确路线，扭转目前极为严重的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还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再等下去，万一哪一天因李德的瞎指挥彻底断送了红军，那就永远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于是，毛泽东才大胆地提出了“同行”的要求，也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响应。

那么，博古的态度如何？他能同意他们三人同行吗？

博古思虑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因为博古认真掂量了一下这三个人的分量，毛泽东有病在身，王稼祥身负重伤，相信他们也走不了多远，剩下一个张闻天，也不会出现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博古也就同意他们随第一野战纵队行动。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同行，对红军的命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伟大的人物，其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在关键时刻、关节点上，勇敢而机智地抓住机会。

事又凑巧，毛泽东和王稼祥都是因病躺在担架上开始长征的。

毛泽东在于都所经历的那场大病，险些夺去了他的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无法行走。其实，毛泽东最不愿坐担架，他喜欢走路，也很能走路，红军的领导人当中，大概没有谁比他走的路更多，但眼下身体的状况不允许他步行。所以，过了于都河，毛泽东就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王稼祥是由于受伤才坐担架的，这伤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天，他正在江西乐安县的一个叫谷岗村的庙里召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等出席会议。正在开会，空中响起飞机轰鸣声，起初大家不在意，仍旧开会，过了一会儿，敌机又来了，并响起爆炸声。王稼祥大喊一声：“快跟我到外面隐蔽!”便冲出大门，仰头观察空中的敌机，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已经落下来，他在爆炸声中倒下，弹片钻进了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立即被送往瑞金医院，但因医疗条件所限，无法动大手术把弹片取出来，只得采取保守疗法。可是不久腹部化脓，成了慢性病。正因为这样，长征开始时，他也只能坐担架。这一坐，就一直坐到陕北。

魂断瑞金(5)

张闻天身体没有什么毛病，因而有时骑马，有时也步行。

无论怎样，他们三人走在一起了。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伟大时刻，那么，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此次一路同行长征，则是改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命运的一次不平凡的同行。这是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的。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被安排在第一野战纵队的后面行军。

战士们抬着担架，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走，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形影不离，晚上还要在一起宿营。他们走一路谈一路。王稼祥、张闻天才真正开始了解毛泽东，了解毛泽东的主张，他们感到毛泽东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其实，毛泽东在这以前，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为中国革命勾画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并为此作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不是在这个时候才亮出来的，王稼祥、张闻天过去也了解一些，但那时他们根本不相信山沟里的泥腿子也会那么精通马列，也会有着超人的智慧。现在他们开始相信，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这正应验了那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老话。

无论如何，他们毕竟在向毛泽东靠拢。

最高“三人团”中的博古和周恩来，忙于军事，只有李德忙里偷闲，时时关注着这三人的一举一动，已经觉察到了一些不妙。

有一天，李德专门把王稼祥、张闻天找来，以警告的语气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王稼祥、张闻天已听出李德的言外之意，但兵败言微，他的话已不太起作用了。

博古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却不像过去那么敏感了，他似乎也感到李德的那一套不那么管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中断，王明再也不能遥控指挥了，所以他现在不像过去那样趾高气扬，目空一切。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有时就不坐担架，偶尔还到各军团去看看，了解部队的情况。这一举动更引起了李德的恼怒，正像他在《中国纪事》中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李德找王稼祥、张闻天所谈的那番话，实际上起了相反的作用。因为他们三人开始还是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只是在一起走走而已。现在，他们两人都在想，既然你李德已经看出来了，那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公开行动。于是，当时就有了中央队“三人团”的说法。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初王明为了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三人团”；长征开始前，博古为便于控制，组成了李德、博古、周恩来的最高“三人团”。现在又有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眼下，中央队的“三人团”是“偶然”形成的，没有决定权，甚至这三人在一起行军的权力李德都要夺去。现在，李德已无法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分开，命运已经把他们拴在了一起。

红军向何处去(1)

红军在没有走出瑞金之前，最高“三人团”就确定了红军的去向。这就是到湘西与红二军团会师，那是贺龙的部队。

1932年秋，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下，贺龙不得不率红二军团退出洪湖地区，前往湘鄂边界，暂避强敌，到了1934年6月，便转移到地广人稀的湘西黔东地区。最高“三人团”并不知道红二军团具体在什么地方，但在广昌战役失败，瑞金难保的情况下，只能退却向贺龙部队靠拢，建立新的根据地。为了探明这条退却之路，便派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由江西向湘西挺进。

当博古、李德得知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的消息，便认定红六军团走过的路，就是红军主力的西征之路，并决定红军主力“大搬家”，搬到贺龙那里。

然而，蒋介石不是笨蛋，他很快判断出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并制定了“剿匪计划”，布下了口袋，等待红军往里钻。

于是，红军向何处去就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

毛泽东三次谏言遭拒绝

红军走出瑞金已经一个多月了，冲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但走得异常艰难，有二万多红军被蒋介石吃掉了。但李德、博古仍不改初衷，非要在预定的地点越湘江天险不可。蒋介石也就倚仗湘江天险，筑起了第四道封锁线。

毛泽东看着红军队伍一天比一天少，心急如焚，如果像这样走下去，红军是没有前途的。他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但出于对中国革命负责，对红军负责，仍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建议，但都被李德、博古拒绝。就这样，军事上的分歧上升到了政治斗争。

当红军到达湖南宁远地区之后，敌情越来越严重，蒋介石布置了五路大军，100个团，40万人，在湘江东岸、广西北部一带追堵红军。蒋介石命令各军：“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面对这极严重的形势，毛泽东提出关于红军进军方向的建

议：

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毛泽东这个建议的意图，就是打乱敌人的阵脚，寻找有利的时机、地点与敌人决战。然而，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被李德、博古拒绝。在李德的心目中，毛泽东算什么，不就是一个乡巴佬吗？没有他照样能闯过去，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不是闯过来了吗？其实，第一道封锁线的突破，全靠了毛泽东。

那还是在长征前，毛泽东在会昌期间，与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住在一起，共同分析了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陈济棠曾三次通电反蒋，力图保住广东这块地盘，永居“南霸天”宝座。陈济棠深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反复无常，居心叵测。蒋嫡系部队在镇压十九路军后，屯兵闽西南地区，对广东虎视眈眈，蒋介石还以重金收买陈济棠的部下，陈济棠大为震惊。他看出蒋介石让他进攻红军是“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但因蒋介石实力强大，控制了南京中央政府，陈济棠只得暂且俯首听命，派兵围堵红军，但并不真想替蒋介石卖命，消耗自己的实力。因而，他表面上摆出继续进攻红军的架势，以骗取蒋介石供应他的军饷，暗地里却派人前来同红军作试探性和谈，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最后毛泽东对何长工作了这样一番交代：

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是要摆正“打”和“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壮大自己。

毛泽东还交代：

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何长工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并照着去做了，使陈济棠看到了红军的态度。

时隔不久，红军要转移，要突破的第一道防线，便是陈济棠的防守部队。事又凑巧，就在这时，陈济棠电约红军派代表举行秘密军事谈判，并点名让何长工去谈。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决定派何长工为谈判总代表、潘汉年为副代表，前往白区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在谈判中，何长工以毛泽东的思想为基础，使谈判取得了成功，达成了如下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因无线电不保密)；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正因为达成了这个协议，红军转移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比较顺利，只损失了3000多人。也正由于红军保存了实力，才有可能突破第二、第三道封锁线。但损失却越来越大。

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却成了李德拒绝毛泽东建议的资本。

尽管如此，毛泽东以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以革命利益为重，始终密切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当我军占领道县以后，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红军向何处去(2)

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对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李德、博古仍然不屑一顾，顽固地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按照蒋介石算定的路线走，硬往蒋介石布置的陷阱里钻；他们仍然坚持从桂北渡过湘江，夺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他们似乎非到贺龙那里，红军就活不下去了。当然，如果能与贺龙会合，也确是一件好事，整个红军就可以形成一个拳头同蒋介石作战。但眼下会合的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要冒全军覆没的危险。而李德、博古没有看到这一点，就像拖儿带女奔娘家一样，不要命了。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湘江，渡河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军团为后卫，八、九军团等部为侧应，从后卫和两翼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但就在这时，蒋介石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红军在全州过湘江时，一举将红军全部消灭在湘江。

面对如此的严重情况，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博古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这正像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述的那样：“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

当红军进入广西时，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并向中央郑重地提出：

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

在这最后的关口，李德、博古依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

这样，红军血染湘江就不可避免了。

红军一路激战向着湘江挺进。

11月28日，空前激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界首，一个不足500户人家的小镇，东临湘江西靠大山。一时间，这个弹丸之地成为红军临时司令部的所在地，博古、李德坐镇指挥，周恩来则在湘江对岸组织渡江。朱德虽是红军总司令，但被排斥在最高“三人团”之外，只能遵照“三人团”的指令行事。毛泽东连发言权都没有。

蒋介石在给他的将领们下达命令时，则引用了战国兵家尉缭的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待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击溺人。”蒋介石还要求部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打一个歼灭战。

蒋介石的那些形合神不合的将领们，见时下已有利可图，也都非常卖命，要抢先捞取消灭红军的功劳。

就在湘江把红军切成两半的时候，蒋介石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兵书上所谓的“半渡而击”，是最厉害的一招。

一时间，静静流淌的湘江，一下被拖入了从未有过的喧嚣。黑压压的机群，一波一波地轰炸，那不知从何方飞来的炮弹，也落在了渡口，落在了湘江。江中掀起的是水柱，岸边扬起的是尘土，那水柱和尘土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像火山喷出的岩浆一样，落下来便是一条鲜红的血河。江面上，漂着一具具戴八角帽、穿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的尸体，这一次漂走了三万余名红军官兵。

湘江，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梦中的河，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恰在湘江亲身经历这般悲惨的一幕。

毛泽东的肺都要气炸了。他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挥，再也无法容忍他“崽卖爷田”了。

因而，在一江鲜血还没有流去的时候，毛泽东就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败北后的最高“三人团”

胜利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失败后的心情却各有不同。

红军主力虽然渡过了湘江，但伤亡损失过半，由从瑞金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现在的三万多人。

湘江大败，在红军中激起了极大震荡和不满。博古、李德受到了全军上下的强烈指责。从广昌失败引起的怒火，此时在红军官兵胸中炽烈地燃烧着。

那么，作为最高“三人团”，他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吗？

李德面对红军官兵投来的愤怒的目光，心烦意乱。但他此时不是为那一江鲜血而感到不安，而是他将来回到莫斯科不好交代，他知道斯大林的厉害。他本想在中国这块地盘上大展宏图，不料想弄到这般地步。

李德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有些绝望。实际上，他从前的想法太天真了，他以为在苏联不可能有他大展雄才的天地，到了中国就可以铺下前程似锦的路，但中国不是苏联，更不是西方，更何况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对中国又能知多少？这是他的可悲。

现在，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都不那么妙，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天，他见到周子昆和妻子曾玉说着什么，便指着周子昆吼道：“你带的什么兵？整个部队都叫你带没了，可老婆还带着!”

红军向何处去(3)

周子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弄得摸不着头脑，愣在那里不动。

“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你这个师长还逍遥自在!”李德继续指着周子昆的鼻子吼着。

周子昆这才明白，是李德搞错了。

周子昆的确当过三十四师的师长，那是1933年3月至1934年2月间的事，在他离任之前几个月，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所以他有这个印象。他离任后，已经有过两任师长，接替他的是彭绍辉，一个多月后，又由陈树湘接任师长。但陈树湘却在湘江战役中光荣牺牲了，很壮烈。那是1934年的12月10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牺牲于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

周子昆刚要张嘴解释，李德就要警卫班把他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好在毛泽东当时在场，博古也在场，只是博古默不作声。

“把周子昆交给我处理好了。”还是毛泽东解了围，他挥挥手，让周子昆走了。

博古见此情景，深知李德心中的不快，便把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从休养连里调来，安慰这位狼狈不堪的顾问。本来，按红军的行军纪律，女战士集中在休养连，行军途中是不准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的，但为了安慰这位顾问，博古也只得破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