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长征初期：谁主沉浮 .2

然而，萧月华的到来，也只是给李德送来了“出气筒”，她被李德无端地揍了一通。

萧月华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小时候，父母迫于子女太多，养活不了，就把她送给一个姓杨的家里当童养媳。13岁那年，她就到广东海丰县一家布厂当童工。在那里她结识了彭湃夫人蔡素萍，受到了革命影响。1926年，刚满16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不久，她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她家乡大埔县的妇女部长。1931年成为少共闽粤赣特委负责人。1932年8月到瑞金，在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

不幸的是，她竟成为博古的牺牲品。

李德刚到瑞金时，独身一人的他，不甘寂寞，便按西方的那种方式，讨好少共中央一位领导的妻子，不时给她送一些礼物。这种做法在中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事，当博古知道这件事后，生怕这位洋顾问在红都惹出桃色新闻而身败名裂，如果真到了那种地步，博古就失去了靠山。正因为如此，博古才急忙给他找了一个中国姑娘做他的“妻子”。这位姑娘就是萧月华。受命在中间说媒的是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李坚真。萧月华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也不算漂亮，在今天一些姑娘们看来，她能做这位特殊洋人的太太，已是偷着乐的事儿了。但此时的萧月华难以接受，因为她经常见到李德，给她的印象李德是一个热情下面掩盖着冷酷的洋人。尽管如此，迫于博古的压力，她不得不去完成这一“政治任务”。

少共中央所在地与李德的住处只有数步之遥。开始，萧月华只得遵命夜里去“照料”李德，白天就到少共中央工作，这是属于那种公开的秘密。后来就彻底公开了，萧月华被正式调到李德处，也正式做了李德的妻子。

在一起生活的结果，不幸被萧月华言中，虽然她竭尽所能来照料李德，而李德竟常常怀疑她偷吃面包，又是打又是骂，萧月华受着皮肉之苦。

萧月华多次向博古诉说自己的痛苦，并要求离婚。博古当然不能同意，以“服从组织”来迫使她维持这场政治婚姻。

如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萧月华应博古的召唤，例外地从休养连来李德身边受皮肉之苦。好在战事急，没几天，萧月华脱离了苦海，回到了休养连。

李德彻底失去了昔日的威风，连发脾气的对象也没有了。

面对惨败，面对数万名红军的死伤，博古的心情与李德不一样，他的良心受到了震撼。因为他毕竟还是中国人，毕竟还是一名中共党员。

博古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他自己造成的。

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做错了两件事。本来，他与毛泽东没有个人恩怨，甚至在他到达瑞金前，还不曾和毛泽东谋过面。在上海时他也没有亲自出马批判过毛泽东。他完全可以和毛泽东合作。然而，他却惟恐毛泽东取代他，便无缘无故地批所谓的“罗明路线”，想引蛇出洞，把毛泽东排挤出去。但毛泽东对此却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公开与他作对。就这一着棋，博古就已经成为失败者了。到了红军转移这样重要的时刻，博古最需要的是毛泽东这样的人，而不是李德，但他却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对毛泽东适时提出的正确建议，又一概不予采纳，这就注定他的悲剧命运。这是他做错的第一件事。

博古做错的第二件事，则是执行了王明的路线。虽说王明指定博古临时负责中央的工作，但既然是负责人，那你就得负起这个责任。如果说中央还在上海的时候，因远离中央苏区，许多实际情况还不了解，执行王明的路线还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当他到了苏区以后，却没有把心思用在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也没有广泛听取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只是王明怎么说他就怎么干。这也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失败者。

就因为他做错了这两件事，给红军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

博古也感到这个责任他难以担当。是啊，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特别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人类最先进的政治集团的领袖，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必须具有相应的才能、品质和胆略，才能胜任。现在，这些对于博古来说，都是马后炮，对惨败的局面已无回天之力，他无法解脱心中的痛苦，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如果不是聂荣臻及时劝说，就可能自决了。后来，聂荣臻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红军向何处去(4)

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经过聂荣臻的劝说，博古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并且还打算继续干下去。怎么继续干下去？他想来想去，没有勇气放弃原来的设想，如果放弃，那就意味着自己已经彻底失败。

人，在没有认识自己错误的时候改变其错误做法比上天还难。

最高“三人团”里还有周恩来。他在“三人团”里的职责，就是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所以红军开始转移后，他就忙前忙后，向各军团指挥员交代如何执行作战计划。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后，他亲自跟随先头部队的红一师的三团行动。当时担任这个团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回忆道：

一天早晨，部队在广东归仁、长江圩北一个茂密的树林里小憩，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我们红三团。周副主席穿一身灰色军装，披一件旧黄布雨衣，脚上穿着草鞋。从他那张消瘦的脸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够劳累的了。

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交代任务后，就加入到我们团直属队的行进行列中去了。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利用行军小憩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中午大休时，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周副主席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来到团部，他总不忘告诫我们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调查行军路线。常常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了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文电，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地加以处理。夜里，我们这些青年人一躺下就睡着了。当时半夜起来检查内外警戒时，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里的小油灯还在亮着。周副主席跟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那充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

湘江惨败之后，周恩来很疲倦，心情格外地沉重，好像不是原来的他了。他觉得自己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当然也有责任，因而他面对红军在湘江的失败，除了痛心之外，更多地是在反思。他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挽救红军。

最高“三人团”在失败面前，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心态。那么，这最高“三人团”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吗？

初次正面交锋

过了湘江，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只是湘江惨败后，损兵折将，蒋介石的军队又尾追甚急，无暇顾得上开会。周恩来许诺稍微安顿一点的时候召集会议，加以讨论。

是的，红军现在仍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迫切需要甩掉后面的追兵，而目前甩掉追兵的唯一办法，只有钻大山了。

天无绝人之路。过了湘江，前面就是桂北的高山密林。

12月11日，红军走出高山密林，攻占了通道县城。

通道，名副其实，虽然它是湖南西南端的一个县的镇子，但它地处桂、湘、黔三省交界之处，是通往东西南北的一个通道。

红军如今到达这里，从地理上看，是红军必须作出选择的一个地方。因为向北可以进军湖南，向西则可以挺进贵州，向南还可以退回到广西的群山之中。

周恩来并没有忘记他给毛泽东许下的承诺，也许他看中了这个地方。12日，周恩来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

会场设在城外一个农民家的厢房里，因为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所以不能在正堂里举行这次会议，但却时逢一个喜庆的日子。也许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要从这里转弯。

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参加了这次会议，史称“通道会议”，而李德把这次会议称为“飞行会议”，因为军情紧急，红军只在通道城停留了一天，便匆匆赶路了。无论称什么会议，都是后来的事儿了。现在通过参加会议的人员可以看出，这是一次“三人团”对“三人团”的会议。因此，激烈的交锋也在所难免了。

会议开始后，周恩来要求与会者讨论以后的作战方案。

讨论未来，就离不开回顾过去。因而大家在讨论中就自然触及到过去的作战计划。就在这时，李德坐不住了，他急急忙忙地说出了自己的主张。正像他在《中国纪事》写到的那样：

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湘江的失败仍没有改变李德的初衷，还是坚持在瑞金定下的路线，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师，依靠二军团占据的根据地，创建湘鄂黔川根据地。其实，到此时为止，他应该知道蒋介石已经摸透他的意图，他也更应该知道蒋介石在干些什么。当时谁都明白蒋介石早已布好口袋，等待李德率红军钻进去。

红军向何处去(5)

按照李德的意图办，等待红军的是灭顶之灾。毛泽东对此看得最清楚。

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参加中革军委的军事会议，他打破了从前的沉默，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主张放弃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师的原计划，改为进军贵州。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主张，已经是深思熟虑的了。他把李德这一套，蒋介石的那一套，都分析得很透彻，一个布置好口袋，一个专门往里钻，两人配合不错，但吃亏的是红军。现在必须采取“择弱军打”的战略。弱军是谁？就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那是不经打的豆腐兵。毛泽东为什么作出如此判断？那是他早已知道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兵”，即步枪和鸦片枪。更何况，蒋介石对那里是鞭长莫及。

毛泽东的反对，引起了李德的不快，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正像李德所言，毛泽东“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实际上是毛泽东终于有了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这机会是几万红军战士的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毛泽东当然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来挽救红军。

周恩来代表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红军的意志，给毛泽东提供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功在千秋。

毛泽东抓住了这次机会。他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支持，特别是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使他第一次战胜了李德。

李德见自己的建议遭到否决，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他也就无心再听毛泽东的那番表达自己想法的谈话，便气恼地中途离开了。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去劝他返回会场，走了就走了，会议照样开下去。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夜之间，中国共产党好像成熟了许多。

李德中途退出会场，本想吓唬一下，让大家屈从他的建议，不曾想当时竟没有人理他。这样，会后他便急忙找周恩来、博古打听他离席后的会议情况，结果使他大吃一惊，因为他已陷入孤立的境地。

李德已经意识到，最高“三人团”开始分裂。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博古虽然同意红军进入贵州，但话中之意，还是要与贺龙的部队会合。

通道，它以其不凡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共产党的要员们在这里作出了历史性的选择。虽然这次会议决定的是纯军事问题，但第一次打破了李德一统天下的格局，打破了“左”的坚冰。

有了通道会议，才可能有黎平会议，有了黎平会议，才可能有遵义会议，红军惨败后的真正转机是从这里开始的。

此时，蒋介石并不知道毛泽东有了发言权，如果他知道了，一定会坐卧不宁，他怕的就是毛泽东掌权。红军长征以后，蒋介石悬赏几十万元捉拿毛泽东，而没有悬赏捉拿博古、李德，尽管毛泽东被排挤在决策圈之外。

12月13日，红军从这里继续西行，向贵州挺进!

果然，王家烈的部队像毛泽东所言，是不经打的豆腐兵。12月15日，红军一进贵州，就轻松地攻占了一座颇为繁华的黎平县城。当时黎平县的县长是这样给他上司报告的：“朱毛大股倾巢窜至，12月14日匪由锦屏属之平茶进窜，分道环攻，县城遂陷。”

此刻，红军已经把蒋介石的“围剿”军甩在了湘西。因为蒋介石还不知道红军已经放弃了与贺龙会合的计划，还在那里赶修了四道堡垒防线，等待红军钻进他的口袋。直到12月12日，蒋介石才得到情报：“昨晨长安营之匪，转向通道……”但他仍然无法断定红军究竟向何处去。

现在，红军终于有了喘气的机会。

毛泽东在跟随红军向贵州开进的途中，仍感到通道会议太匆忙，好多话还没有说完，并且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也不能只开军事会议，要开政治局会议，要作出白纸黑字的正式决议下发全军。这个决议他已经酝酿好了。

红军攻下黎平县城后，中革军委总部住进了那座德国路德式教堂。这座教堂颇为独特，门多窗多，窗比门大，显露了西方人的那种开放的性格。但两层房檐使整个教堂凝重起来，那刺向天空的房顶两端的尖角，又使这凝重跃然升腾。这大概显示了德国人的那种充满矛盾的心境。无论这座教堂蕴含了什么，表现了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眼下它已成为红军首脑机关的暂时落脚之地，也许它以独特的目光在注视这里将要发生的一切。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这座教堂里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史称的“黎平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还有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读者也许要问：李德先生呢？

据李德自己称：“我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

李德不能参加会议怎么办？周恩来再一次表现出他办事的精明，会前郑重其事地征询了李德的意见。但李德仍坚持他在通道会议上的主张。

红军向何处去(6)

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

周恩来宣布会议开始后，会场反而寂静无声，很沉闷。

博古低头不语，此时的他与从前的他判若两人。从前的他爱高谈阔论，爱出风头，处处总要显示自己的才能，今天是怎么啦？如果说在通道会议上他没有思想准备，那么今天他是有思想准备了，为什么不先表现一下？在场的人都看了他一眼，随之都把目光集中在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并没有发言，也许他是在等博古先发言，因为毛泽东很少先发言的。

周恩来耐不住了，又讲了讲这次会议的目的和要解决的问题。

接着有几个人发言了，都回顾了红军的惨败，但没有触及今后怎么办的问题，只提出要改变目前红军面临的困难局面。

毛泽东随后在会议上作了不长不短的发言，实际上是他在通道会议上主张的继续、补充和完善，但中心是今后怎么办的问题。他明确主张放弃北进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合及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计划。同时，他还提出攻取贵州第二大城——遵义，并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他最后指出，要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也就是他在通道会议以前提出来的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发言完毕，与会者都表示支持，唯有博古表示反对，仍坚持他和李德定下的原计划。于是，博古与毛泽东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现在，我们北上是有条件的，”博古讲他主张北上与贺龙部队会合的理由，“从贵州北上不会遇到敌人大的抵抗”。

“你这种想法太天真，”毛泽东说，“红军只要北上到湘西，就必然要钻进蒋介石布下的口袋，去不得”。

……

他们就这样你来我往地争论起来。

博古年轻气盛，眼珠子在镜片后面瞪得很圆，圆圆的脸膛涨得通红。

毛泽东则心平气和，似乎是在以老大哥的身份，有理有据地同博古争论，只是嗓门有点尖细，但听起来很清脆。

这种争论，实际上在会前就开始了。周恩来后来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这也许是李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真正原因。

会议在争论中持续了两天。最后，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并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政治局同意通过一项书面的决议，正式认可毛泽东的意见，表达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重大改变。于是，便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

兹将电告中央政治局本月18日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此决定经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在部署中关于本决定之解释，总政治部另有训令。……

1．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

2．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利于彻底的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以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

决议终于形成了，这标志着毛泽东的崛起，标志着红军的命运开始改变，标志着博古、李德的地位已经动摇。

细心的周恩来最后阅读了一遍决议稿，便吩咐翻译人员将决议翻译成俄文。

当天夜里，周恩来亲自将决议送给李德过目，这也许是周恩来出于对李德的尊重。

周恩来坐在一旁，认真地观察着李德的表情。

李德开始看得比较慢，也比较认真，但看着看着脸色变了，后来他干脆一目十行地往下看了。

“啪”的一声，李德把决议翻译稿往桌上一放，随手一拍，便发泄心中的不悦。原因就是这个决议排斥了他的主张。

周恩来心想，这个决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你李德作为一个军事顾问，把决议给你看是对你的尊重，而你竟然凌驾于政治局之上，说三道四，冲我发脾气。忍无可忍，周恩来与他顶撞了起来。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回忆这一情景时说：

吵得很厉害，总理(引者注：建国后的习惯称呼)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灯都熄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李德看着周恩来发愣了，心想，向来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今天是怎么啦？

周恩来走后，李德暗自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两手一摊。这一西方人特有的动作在此时无疑是表达着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境。

是的，李德对决议的不满，没有挡住决议的下发和贯彻执行。

12月20日，中央红军离开黎平，分两路西进，直扑乌江，进军遵义。

乌江，又称黔江，穿梭于绝壁悬崖中，因而比湘江要险峻得多，在军事家的眼里，它是一道天然屏障。当时，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下们声称：“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至于冒险来攻乌江，可能另走其他路线。”然而，红军就是要在敌人想象不可能的情况下渡过这一天险。当1934年还剩最后一天的时候，红军已到达离乌江不远的瓮安县小镇猴场。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乌江，着手抢渡乌江天险。

红军向何处去(7)

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一场新的风波发生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博古、李德因湘江的惨败，心有余悸。又听说乌江比湘江还要险峻，他们两人就在一起合计开来。当然，他们不仅只是因为乌江太险而担心红军过不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想乘此机会来实现其原来的计划。因此，他们主张不过乌江，再次提出与贺龙部队会合。

真是万变不离其宗。

怎么办？博古毕竟还是中共的总负责人，李德也还在指挥着红军。周恩来发愁了，他想自己去说服他们，可弄不好又要发生顶撞，即使说服了，万一红军渡乌江时有个什么闪失，那就不好办了，他们肯定会借此大作文章，把反对他们的人都排挤出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央红军就将被彻底断送。他也想让毛泽东去说服他们，但毛泽东刚刚才有了一定的发言权，让他出面于他不利，于红军也不利。

开会。周恩来只能这样决定，尽管刚开过会，但目前只能采取开会的办法，以多数人的意见来解决问题。除此别无选择。

那么，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他认为博古、李德仍然独自掌握红军的指挥权是危险的，必须对他们有所制约，这样才能保证“黎平会议”决议的实施。因此，他向周恩来建议，这次不仅要开会，而且还要作出一个决议。

周恩来有些不解地问：“在黎平刚作出决议，现在有什么决议可作？”

“就作一个渡乌江后的行动决议。”毛泽东语气坚定地说。

周恩来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点了点头。

于是，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会议期间，虽然发生了争论，但博古、李德的意见很快被否决了，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这个《决定》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由于我们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跨进我们12月18日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遵义地带，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因此，政治局关于在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特有以下新的决定……

这个《决定》共七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写道：“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最高“三人团”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结束。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委员，当然拥有了过问军事的机会和权力，红军就更能够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行动。

不过，眼下虽然打破了最高“三人团”垄断军事指挥权的格局，但博古、李德仍然拥有对红军的指挥权，毛泽东仅拥有过问的权力，而没有决策的权力。

王稼祥、张闻天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便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

生死攸关的较量(1)

红军并没有像博古、李德所担心的会有湘江第二，而是奇迹般地渡过了乌江。毛泽东感慨万千：“莫道乌江天险，看红军等闲飞渡。”

这时的红军已经开始从湘江失败的痛苦中摆脱出来。

然而，领导红军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党内的政治危机之中。

王稼祥的“地下”运筹

尼采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类必须为创造孤独的伟大人物而不停地工作。”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崛起，已有许多人为他而劳作，这其中的一个就是王稼祥。

王稼祥见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感到非常恼怒，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深为忧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必须变换军事领导。

于是，他跟毛泽东说，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毛泽东听了，虽然内心里十分赞同，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有些担心，没有立即表态，沉默着。他在分析，虽然红军中对博古和李德的不满情绪在增长，但跟随他们的人还占着多数，并且还有一部分人处在中间状态，单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要把他们“轰”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多数人的支持，简直是不可能的。片刻，毛泽东说：“能行吗？我们人少。”

“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王稼祥更加坚定地说。

“好啊，我很赞成，那要活动活动。”毛泽东嘱咐道。

王稼祥答应了，他深深理解毛泽东的意图，要打有把握之仗，尤其在政治斗争中，更不能瞎胡闹，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命运。那么怎样去“活动活动”？王稼祥躺在担架上寻思着，他望着湛蓝的天，几朵白云飘然而过，似乎带走了他心中几多沉闷，几多惆怅，但同时也在他心中留下了几朵疑云。这“活动活动”如果有所闪失，自己就可能被指责为奸臣而遭到无情的打击。因为这种“活动活动”在历史上也曾带来过血流成河的悲剧。想到这里，他有些退缩了，但此时在他眼前出现了湘江那悲壮的一幕，又坚定了“活动活动”的决心。为了党的命运，为了红军的命运，他只能豁出去了。

王稼祥定了定神，他开始一个个地过滤着中共每一位要人。

王稼祥过滤的第一个重要人物便是周恩来，因为他是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尽管他与博古、李德有过不少分歧和争论，但历史毕竟把他们拴在一起了，是好是坏也是责任同担共负，更何况他还是中共多年来的核心人物，虽然后来人们一直认为毛泽东是周恩来的上级，但当时他却一直是毛泽东的上级，现在要他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能接受这一建议吗？王稼祥想来想去，觉得周恩来为人正直，他对毛泽东是尊重的，他也曾多次说过，毛泽东有军事才能，打仗有办法。兴许他能支持这一建议，如果不支持，他也一定会持中立态度，不会在他身上出现其他的不测。

王稼祥又想到了朱德，他认为朱德肯定能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甚至会渴望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朱、毛共事多年，他们在一起带领红军创造过辉煌的业绩，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朱毛红军的美谈。以致老百姓以为朱毛是一个人。

“朱德没问题。”王稼祥暗自断定着。

张闻天是王稼祥比较放心的一个人物。

王稼祥与张闻天有过长期的个人交往。红军转移以来，他对博古、李德有诸多的不满，对毛泽东的主张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而且王稼祥也了解张闻天的秉性，他有着很强的正义感，有话也敢说，他也愿意别人对他说直话，不是那种投机钻营的小人。于是，他下定决心，向张闻天单刀直入，把自己的想法明白无误的告诉他。

几个关键人物他都过滤了一遍，总体看来，风险是有，但问题不大，加上现在的红军已经在按毛泽东的战略行动，并且出现了转机，让毛泽东出来主事，应该是顺理成章。

就这样，王稼祥开始行动了。

“应该撤换博古、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你看行不行？”王稼祥首先找到张闻天，一见面便直截了当地问。

“好哇，红军离不开毛泽东，让他来领导红军是理所应当。”张闻天当即表示坚决支持。

“那就到遵义城开一个会，总结一下党的军事路线。”

接着，王稼祥不顾伤痛，找到了周恩来。

“周副主席，前面快到遵义了，我们是不是在那里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重点研究一下军事问题。”王稼祥很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建议。

“上次政治局已经定了要开这个会，不能改变，我看在遵义开这个会很好嘛，就这样定了。”周恩来没有半点犹豫，当即作了明确的答复。

王稼祥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利用各种机会，王稼祥又找了其他一些中共要人，一一交换了意见。

聂荣臻支持；

刘伯承支持；

彭德怀支持；

杨尚昆支持；

林彪也支持；

……

王稼祥又找张闻天商量，决定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行军路上，王稼祥、张闻天通知博古，要他准备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生死攸关的较量(2)

至此，遵义会议的部署工作基本就绪。

至此，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被停止。

至此，周恩来开始一人支撑着军委的工作。

红军以闪电般的速度，逼进遵义。

1月7日凌晨，遵义城全部落入红军之手。

1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移驻遵义。

遵义，也算得上是一座古城了，唐朝时设遵义县，明朝时设遵义府。它在城市建筑上也彻头彻尾地表现出中国古代建筑的风格，有城就必有城墙，有城墙就必有城门。但这城墙并不像北京紫禁城的城墙那么高，可一跃而过，似乎是象征性的，而那几座城门却显得颇有些气派。毛泽东走进城门时，幽默地说：“进夜郎国了!”

其实，在贵州还真有一个古时候叫夜郎国的地方，不在遵义，而在遵义以北的有个县过去叫夜郎县(即现在的桐梓县)，西晋时代就叫“夜郎郡”。相传汉代朝廷派使者到了夜郎，当时的夜郎侯问道：“汉朝同夜郎比，谁大？”这个夜郎侯真够昏的了，竟然不知道夜郎是汉朝的一个县，更不知道二者谁大谁小。于是，就有了“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借以嘲讽妄自尊大的人。毛泽东此时也许是想起了这个典故的由来，便有了“进夜郎国”的感觉。

遵义被一条江劈成两半，这条江也叫湘江，但不是红军惨败的那条湘江，湘江西岸是老城，湘江东岸是新城。

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来到了东岸，不过，王稼祥仍然躺在担架上。他们过了遵义新城最繁华的丁字路口，走进了一条僻静的小巷——古寺巷。毛泽东刚进入这个小巷，便停住了脚步，细心地观赏着前面的一切。小巷深处有一堵青砖砌成的高围墙，有一座颇为气派的门楼，那扇门很宽大。

“看来这是大人物住的地方。”毛泽东说毕，后边的随从人员便介绍这屋主是“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荃，他风闻红军欲取遵义，早已逃之夭夭。

“哈哈，这还得了，把屋主都赶走了。”毛泽东边说边笑，边往前走，随即便推门而入，里面是一座用特制的大块青砖砌成的两层洋楼，颇为豪华。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就被安排住在这座洋楼。

谁安排的？是当时任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安排的，他之所以把他们三人安排在一起，并非邓发的主意，而是毛泽东本人在未进遵义，就已关照邓发，在遵义他要跟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后来王稼祥对邓发也做过类似的交代。邓发是遵命从事。

洋楼内，红漆的地板，宽大的楼梯，明净的窗户，令人舒展。他们三人都住在二楼，一楼住着他们的随行人员。

王稼祥被抬着上了楼，他躺在床上就睡着了，看来他是过于劳累了。

如果他走进了梦乡，将会看到什么？经历着什么？当他醒来的时候，又将看到什么？经历着什么？

什么都还没有到来，一旦到来，那一切都将非同凡响。

决战前的沉默

红军进入遵义，已经把蒋介石的军队甩在了乌江以南、以东，终于有了喘口气的机会。

到达遵义后，红军的宣传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散发了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表的《出路在哪里》的传单：

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们：

万恶的国民党军阀蒋介石、陈济棠、何健等，不但把我们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使我们变为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奴隶牛马，而且他们自己也拼命地屠杀你们，压迫你们，剥削你们，你们整年整月做着苦工，然而你们总是养不活你们自己与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苛捐杂税，是永远还不清的，修堡垒，筑马路等各种兵差劳役是永远做不完的。再加上地主，资本家，高利贷，土豪恶棍，对于你们的残酷剥削，使你们倾家荡产，出卖妻子儿女，也还不清他们的田租与债款。

你们是在忍受着饥饿、疾病、寒冷与痛苦，你们像牛马一样，死在道路田野里，没有一个人来埋葬你们。

你们不能反抗，不能说一句不满意的话。国民党军阀、民团、警察、流氓恶棍，会如狼似虎一样，鞭打你们，杀死你们，砍你们的头，把你们放在监狱里。他们还要说你们是“共匪”，要杀你们的全家老少。国民党军阀、地主、资本家都威胁你们，说“共匪”是“杀人放火”，是“共产共妻”。他们要压迫你们出钱、出力、出生命去帮助他们“围剿共匪”，要你们组织民团、守望队、铲共团，防堵“共匪”。但是你们自己还只是听到人家骂共产党、骂苏维埃红军，你们自己还没有看到过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是什么东西。

你们只要知道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的主张，你们就会赞成他们。他们主张：

我们穷人，我们工人、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不要再受帝国主义、国民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我们要大家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我们工农自己的军队，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这种工农的军队，就是红军，这种工农兵的政府，就是苏维埃政府。

我们要立刻取消一切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与兵差劳役，取消一切高利贷，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分配给贫苦的农民，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我们要使每一个工人农民有衣服穿暖，有饭吃饱。取消强迫的雇佣兵役制，改为自愿兵役制。把土地分给士兵，改善士兵的生活，不准打骂士兵。保障工农群众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等一切自由的民主权利与男女的完全平等。

生死攸关的较量(3)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与红军，就是你们的出路，你们不但不要反对苏维埃与红军，而且还要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在一切方面帮助我们苏维埃与红军取得胜利。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出路就在这里。我们贫苦工农大家要合心，要团结，拿我们的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去杀尽国民党、军阀官僚，号召白军士兵杀死他们的长官，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造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坚决地为了你们自己的出路而斗争！不要惧怕卖国贼刽子手国民党军阀，不要惧怕豪绅地主资本家，他们那里只有少数人，我们这里有着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帮助，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

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

这份传单，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揭露得淋漓尽致，对共产党的主张阐述得明白易懂，对工人农民的出路说得清楚透彻，因而它所产生的号召力量，使整个遵义城都沸腾起来了，各种欢迎活动、慰问活动此起彼伏，红色政权也建立起来了，并召开了群众大会，毛泽东作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著名演讲，把人民的斗争热情推向了高潮。

然而，遵义的百姓们并不知道此时的中共内部正面临着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党内的沉默与外面的热闹景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那沸腾的背后，中共的要员们却在紧张地进行遵义会议前的准备工作。

奇怪的是，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共要员们并没有开个什么预备会，也没有就这次会议怎么开法进行商议，而是各自闷头准备。

奇怪的是，除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湘江东岸外，其他中共领导人都住在湘江西岸。

周恩来、朱德及红军总司令部住在老城一条南北大街的一座“柏公馆”。这是王家烈手下一个师长叫柏辉章出资为其家人建造的，因而被人们称为“柏公馆”。柏辉章知道红军过了乌江必取遵义，就发来急电。于是，柏家老小，雇了轿子，带着细软，悄悄溜往贵阳。

李德住在一家地主的四合院，离“柏公馆”很近。

博古也住在一个背靠玉屏山的四合院里面，离“柏公馆”也不远。

只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的易宅离“柏公馆”远一点，约有一刻钟的路程。

现在都暂时安顿下来了，他们既不在一起研究作战，也不研究遵义会议怎么开，各自都在干什么？

博古在闷头写他的主报告，怎么写，他在伏案沉思……

周恩来和朱德研究一些军事问题，也在着手准备他的副报告。不过，他也并不轻松。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干什么？他们肯定不会空度时日，也在进行紧张的准备，至于准备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