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长征初期：谁主沉浮 .3

是啊，红军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怎能不使这些中共的要员们作一次认真地反思呢？

在这一时刻，一切都应该静默下来，让理智的思维更多地伸展，因为在这里要锻造开启未来的钥匙。

转眼间，几天过去了，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著名的遵义会议在“柏公馆”举行，“柏公馆”也因遵义会议而著名，这是出资建造它的主人柏辉章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的。看得出，当初设计“柏公馆”的人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尽管是一个住宅，但显得很有气势，尤其是支撑屋檐的那排柱子，给人以顶天立地的感觉，像是专门为召开遵义会议而建造。

柏辉章万万没有想到，他留下的这个“柏公馆”，会成为举世瞩目的建筑。直到今天，甚至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只要人们一提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就自然会想到它。

此时，“柏公馆”开始承受历史之重。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六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德：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博古)：中共中央总负责，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实际上，按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委员应该还有王明(在莫斯科)、项英(在瑞金)、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任弼时(随红六军团去湘西)、顾作霖(1934年5月28日病逝于瑞金)等六人。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其中关向应不在遵义，因此出席遵义会议的只有四人，即(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稼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国家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

生死攸关的较量(4)

何克全(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还有：

林彪：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五军团政治委员。

李富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员。

列席这次会议的有：

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邓小平：中央秘书长。

伍修权：翻译。

共有20人参加这次会议，他们将在这里决定党和红军的命运。

历史在等待这一时刻。太阳显得愈加沉重，快速地西落而去，把整个遵义城拖入了神秘的夜幕。

从新城的古寺巷深处，抬出一副担架，上面躺着王稼祥，他已经醒过来了。跟随在担架后面的是毛泽东和张闻天。他们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朝“柏公馆”走去。

这段路虽然不长，但却延伸到历史的深处，延伸到未来。当时，他们只是静静地走着，没有人说话，那杂乱的脚步声才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在往前走。那种感觉，在人的一生中也很难遇上几次，当你向关键时刻走去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脚下的路，也感觉不到自己是在走路。因为你此刻关注的不是脚下的路，也不是你自己是否在走动，而是那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

那么，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此去的结局如何？

毛泽东“发射导弹”

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从新城抵达“柏公馆”时，与会者都基本上到齐了。

会场设在楼上的一个客厅里，客厅正中放着一张约二米长、一米宽的长方桌子，四周放着十几把藤椅和一些木凳，另外还放有一张引人注目的抽脚藤躺椅，下方有一张可伸可缩搁脚用的竹凳，这是王稼祥的专座。

博古和周恩来坐在会场中心。会议由博古主持。其他的出席者，随便找个椅子、凳子入座。毛泽东、张闻天并没有随便坐，而是紧挨着那张藤躺椅而坐。那挂在天花板正中的美孚煤油灯，射出黄晕的光芒。

“现在开会。”博古宣布。随即他拿出一叠纸，开始作报告，免去了那些烦杂的程序。

博古以中央负责人的身份，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这一阶段的情况实际上是他到达瑞金之后的情况，他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这段情况如何，是他政绩的基本体现，遗憾的是这段情况很不妙，并且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他在报告中也承认党和红军经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对他所推行的王明路线的错误及其严重危害，对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不仅没有反省，而且还掩非饰过。他在报告中坚持认为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并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

博古用手推了推眼镜，提高嗓门，咬文嚼字地来强调他的这些理由，他说：“总之，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极差，党对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响应与配合不够，等等。这在客观上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在主观上也是没有法子粉碎的。”

在博古看来，党和红军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没有什么责任，谁当这个头都是这样。博古的这个主报告大约持续了一小时，与会者都在细心地听着。

毛泽东听得尤其认真，在博古开始发言的同时，他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叠纸，不时地做着笔记。

接着，作为“三人团”的成员，周恩来作副报告，因为他是中央军委负责人，着重谈军事问题。此时的周恩来是有苦难言，在别人看来，他是“三人团”的成员，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他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实际上他在“三人团”里说了不算，现在只能背这个黑锅。他有勇气背这个黑锅，不像博古那样为自己开脱责任。他不仅检查了“三人团”在指挥上的重大失误，而且还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与会者听出来了，这主报告和副报告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李德也听出来了，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原因，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

周恩来讲了半个小时。虽然时间不长，但很有分量，给其他与会者思考问题开拓了广阔的空间，留下了许多话题。这是史学家们没有估计到的。

此时，在博古看来，该作的报告都作完了，因此他希望与会者就这两个报告进行讨论，最后形成一个决议。

“现在，请大家发言，讨论一下这两个报告。”博古环视了一下所有的与会者之后说道。

“我讲点意见。”博古话音刚落，张闻天立即开腔，他也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纸。

博古发愣似地看着他，意识到有些不妙。他知道，写过长篇小说的张闻天，思路清晰，擅长表达，除了正式发言，他一般是不写发言提纲的。看来，今天他是有备而来。

生死攸关的较量(5)

的确，今天张闻天的发言，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但准备这个发言提纲的还不仅仅是他一人。正如杨尚昆后来回忆时所写的那样：

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

现在看来，他们三人同住在易宅，没有虚度时光。

博古忧虑地等待张闻天开口，他甚至恨不得一下夺过那发言提纲，看看究竟写了些什么。

坐在门口的李德也伸了一下脖子，看了看张闻天，又耸了耸肩，他很关注张闻天将讲些什么。

然而，张闻天的第一句话，就使博古和李德坐不住了，他说：“听了博古同志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张闻天在发言中用了“我们”这个词，这就无疑是表示代表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博古对张闻天此时用“我们”这个词也异常地敏感，心里在想，不就是你们那个“三人团”吗？

张闻天没有看博古、李德表情如何，只一个劲儿地往下讲：

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第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此时博古不由得推了下眼镜，他听到张闻天把他的报告称为“机会主义”，虽然在心里震荡了一下，但他很快平静了自己加速跳动的心，仍然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认认真真地记着笔记。

张闻天越讲越尖锐：

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引者注：即李德)的“短促突击”的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杀了。

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地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责任。

……

张闻天的发言，完全超出博古的意料。尽管他已经预计到与会者对他的报告提出一些意见，但他绝没有想到会遭到如此彻底的否定，更没有想到，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同志、老朋友张闻天会对他这么不留情面。

整个会场笼罩在烟雾之中，李德在抽烟，毛泽东也在大口大口地抽烟。那缕缕烟雾，在升腾，在弥漫。此时此刻，与会者的思维马达都在高速运转。

但与会者没有想到，在张闻天发言过后，毛泽东紧接着发言。以往，毛泽东在这种会议上，总是等大家讲得差不多了再发言，今天却一反常态。

毛泽东稍稍整理了一下手中的那叠纸，那上面记的都是博古所讲的观点。

“这次会议应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不争论。”毛泽东的发言，首先抓住了当时最迫切、最紧要的问题，也是其他与会者乃至整个中央红军官兵最关心的问题。因而，正像周恩来后来回忆的那样“很多人一下子接受了”。

这便是一个领袖人物的智慧。

毛泽东也深知红军到了目前这种状况，最根本的是博古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那么他为什么不提出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呢？这就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解决政治路线问题需要时间，而当时没有这个时间，蒋介石的军队还在后面紧追不舍。如果仓促地触及政治路线问题，一些是非就很难理得清楚，就可能造成党内的分裂，而一旦造成这种局面，对中共和红军都是致命的。毛泽东也考虑另外一种现实情况，那就是当时的政治路线的是非曲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许多人不一定能看得清楚，能看到本质。而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在党内在红军中，谁都看得很明白，是非曲直一目了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当时红军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军事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和红军就面临着死亡的命运。不过，还有更深一层次的原因。毛泽东非常明白，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不是孤立的，其背后有共产国际，有斯大林的因素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现在否定了这条错误路线，必然要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中共同共产国际、同斯大林关系的破裂，或者是正处于张扬时刻的正确路线被夭折。无论出现哪种结果，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都极为不利。

所以，仅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发射的是“制导导弹”，并不是乱炸一气，既方向明确，又有爆炸效应，力求在改变中共和红军命运的同时，又能继续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帮助和支持，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生死攸关的较量(6)

毛泽东的发言时间最长，大约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毛泽东整整等待了三年，观察了三年，思考了三年，也痛苦了三年，现在他不能再等待了，他要把这三年的思考都讲出来。

毛泽东没有准备发言提纲，三年的思考，时间也够长的了，三年的所见所闻所思，使他的思想与主张已成熟于胸，达到了出口成章的程度。

那么，毛泽东究竟讲了些什么，原始的记录迄今未曾查到，陈云回忆说：“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他的这篇力挽狂澜的宏论，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注明的时间是一年多以后的1936年12月，那时他正在陕北的窑洞里。

毛泽东为什么把时间推到这个时候，出于什么用意，已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这段时间里，他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一些修改。

毛泽东的发言，虽然锋芒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军事错误，但并不是像开批斗会那样，言辞激烈而内容平淡，而是像老师面对无知的学生一般，从理论与实践、胜利与失败、历史与现实、国情与军情的分析中，把自己的看法与观点、思想与主张传授给博古、李德，当然也传授给与会的其他人。因而他的发言很系统，从如何研究战争讲起，讲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讲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讲到中国内战形式是“围剿”与反“围剿”，最后讲到了红军的战略防御问题。

毛泽东不曾踏进过军事院校的大门，但现在却大谈军事问题，在李德面前可谓是班门弄斧了，然而李德也不得不服。

毛泽东说：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洪教头。

毛泽东言此道理，博古不知道，李德更不知道。他们就连自己犯了什么军事错误都不知道。因此，毛泽东依然继续他那一针见血地发言：

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忘记王明、博古、李德过去对他的攻击。现在他反戈一击，说道：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完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博古听着毛泽东的发言，仍然是闷着头在那里记笔记，他没有勇气抬起头。而李德则是边听伍修权的翻译，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

毛泽东没有注意博古和李德的表情，他也没有必要根据他们的表情来决定自己的发言策略，因而他越讲越幽默而辛辣，直到讲到最后一个问题，有一段话却引起了会场爆发揶揄的笑声：

“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不适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

毛泽东自己也禁不住笑了，唯有博古和李德没有笑。

毛泽东在发言中，不仅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因为他知道，批评一个人如果没有承担起启蒙的任务，那是太不公平的。中国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只顾得批判，忘却了自己承担的启蒙任务，而启蒙者本身则需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一句话，就是要有足以启蒙别人的东西，假如没有这种能启蒙别人的东西，那你就没有批评别人的资格。如果真是牢记着启蒙别人的使命，那就没有随意的批评了。

生死攸关的较量(7)

毛泽东没有忘记自己承担的启蒙任务，并且追求着给与会者以更多更深的启发。因而他的发言，犹如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冲击着每一位与会者，陷入思想混沌的人被冲醒了；关闭思维大门的人被冲开了；极端固守的人被冲垮了；思想清醒的人被冲到了一个新的天地……

这神奇的力量，正来自于毛泽东的启蒙。

博古，不得不服。

李德，不得不服。

其他与会者，大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如果没有启蒙，那遵义会议便不会有希望的曙光。

那么，面对这位来自湘江岸边的农家子弟，并且有着如此发达的头脑和深邃的思想的毛泽东，与会者将怎样对待他？

决定历史的瞬间

会议继续进行。

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观点与主张。但这次会议并不是一个学术研讨会，各自亮出自己的见解就完事了，要害的是要决定由谁来掌权的问题。

权力，是推行政治主张的工具，没有权力的政治主张，就很难得到推行，除非被权力所认同。

而这四个人都没有触及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可有可无，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权力太重要、太敏感的缘故，才使他们不轻易提出权力问题。

博古不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还想继续充当中共总负责的角色。

周恩来实际上早已作出选择，他认为领导红军非毛泽东不可。他在发言中之所以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并非他自己有什么野心，而是考虑到谁掌权的问题将要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要焦点，他要留有调解矛盾的余地，把握会议的走向，他作为党内“元老”，有这方面的政治资本，也有这方面的谋略。

张闻天不提权力问题，更多的是考虑推举谁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如果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事情就不好办了，就可能引起党的分裂。这决定了他不会轻易提出这个人选问题。不过，如果有人提出由毛泽东来主事，他会赞成的。

毛泽东不提人选问题，主要是由其自信心决定的，他相信自己的主张是对的，特别是经过对这次失败的教训和以往成功的经验的比较中，使他真正发现了自己。毛泽东不是神，过去王明、博古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说他是泥腿子，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还真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因为他确实没有像王明、博古那样到过莫斯科的马列主义的高等学府去专门攻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本。所以，当他自宁都会议遭到排挤以后，他真用功读了不少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现在他发现只会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不会结合实际去运用，只是机械地照搬，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更大。王明、博古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和列宁的书，并自喻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结果又怎样呢？毛泽东相信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是对头的。因而他出于对自己的正确估量和一种历史的责任感，相信自己能够挽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也深信党内多数人和整个红军都相信他有这个智慧和能力。一句话，他相信历史会选择他的。所以，他要让与会者来决定由谁来掌权这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

作为与会的其他人，只要会议继续进行下去，就必须作出选择。

历史在这一刻停滞了。

选择的结果，正如人们的预期。那么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是谁？

是王稼祥。

王稼祥听完毛泽东那极富启蒙性的讲话后，更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的决心。他没有等待，没有犹豫，从躺椅上欠起身，很吃力地站了起来，激动地发言。周恩来劝他坐下，他就坐着讲。他的发言不长，除了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外，讲了三条：

第一条，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

第二条，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第三条，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至此，王稼祥获得了三个第一：

他是从教条宗派集团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第一人；

他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第一人；

他是在遵义会议上继毛泽东之后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第一人。

这“三个第一”，决定了王稼祥这一票的分量。王稼祥作为从王明、博古“左”的阵营中走出来的人，能够如此坚定地支持毛泽东，这本身就宣告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对王稼祥的这一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关键的一票”。

20世纪70年代初，王稼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又一次检讨了自己在30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生不安”。毛泽东看完信后，和周恩来谈了很多关于王稼祥的事，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王稼祥同志写了一封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引者注：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

生死攸关的较量(8)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这一公正评价极为感动。

当然，此时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并非是为了获得毛泽东的公正评价，而是出于对党和红军的命运负责，投了这“关键的一票”。

历史赐给每一个人发挥推动历史作用的机会并不多，就看你是否善于把握历史赐予你的机会。王稼祥当时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在开遵义会议之前，有人劝他，“你正生病，会议不必参加了”。而他却回答道：“这是头等大事，比我的病还重要，我要坐担架去开会。”他牢牢抓住了参加会议的机会。在会场上，所有与会者站起来都比王稼祥要容易得多，方便得多，但王稼祥却第一个站起来支持毛泽东。王稼祥如果不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那他这一票的价值无疑地降低了，虽然对历史同样具有推动作用，但其作用的历史回音不免逊色一些。

那么，第一个反对毛泽东领导红军的是谁？

是凯丰(何克全)。

凯丰在会前和会议开始时就很活跃，进行了私下游说活动，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

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当王稼祥讲完自己的意见后，凯丰站起来以挖苦的口气讲道：“老毛懂个啥？他懂马列主义？他懂军事？他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水浒》、《三国演义》!”

凯丰的话，极大地刺痛了毛泽东的心，恐怕他在见马克思的那一天也没有忘记凯丰的话。在事隔三十多年后，毛泽东还多次这样提及这件事：

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当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

尽管毛泽东后来谈及这件事，心情是很平静的，但当时他却是窝着一肚子的火听凯丰讲话的。

凯丰攻击了毛泽东之后，接着又吹捧博古、李德，他不断地引用他早在莫斯科就背熟的马克思的话和列宁的话，以证明博古、李德是完完全全的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忍无可忍，他反驳了凯丰，但不像凯丰那样用讽刺和挖苦的语调，而是语调平和地进一步说明了在他心中形成的那条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实际上，凯丰的发言没有起到他想起到的作用，反而给毛泽东提供了第二次发言的机会，这使得毛泽东的主张更全面更透彻地摆在与会者的面前，因而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

夜，将被黎明取代。

毛泽东结束他的“补充发言”之后，博古便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明天继续讨论今天的议题。

人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同样也没有不散的会议。不过，今天的会议虽然散了，但可以肯定，今天的夜，是一个骚动不宁的夜，是一个令与会者难以入眠的夜。

16日，会议仍在夜间进行；

17日，会议还是在夜间进行。

因为大部分与会者军务在身，白天忙于处理军务，会议只能在夜间进行。

夜间开会，少去了许多干扰，与会者更便于集中精力来思考问题，冷静地发表意见，作出选择。

继王稼祥之后，张闻天第二个站出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他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

张闻天这一票也很重要，正像毛泽东后来所说：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张闻天的名字就这样被载入了史册。

与会者的发言在继续。伍修权回忆说：

在我的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厉害。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

朱德发言虽不多，但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这话落地有声，整个会场都在震颤。

周恩来在会议上全力推举毛泽东为中共和红军的领袖，并强调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来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聂荣臻等与会者的积极支持。

生死攸关的较量(9)

所有与会者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支持毛泽东还是反对毛泽东，唯一保持沉默的是林彪。

此时，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一个很红的人物，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自黄埔军校毕业后，以其聪明才智和卓越战功，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军团长，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将领，令国民党将领望而生畏。此时虽然他在党内没担任什么职务，但讨论军事问题，他是有发言权的。这次会议专门讨论军事路线问题，他应该发言。

此时，作为毛泽东的得意门生并寄予了厚望的林彪，在这关键时刻，即使不从党和红军的命运出发，只看在他与毛泽东的情谊上，他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毛泽东呼与鼓。

然而，他只是沉默。

沉默，是一种默认，也可能是一种对抗。

沉默，令人难以琢磨。

林彪在这关键时刻保持沉默，已成为一桩历史公案，人们对此有种种猜测，就连与会者也是这样。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认为：

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会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会上，基本是一言不发的。

而当时和林彪搭档、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在回忆此事时只是说：“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他猜不透，所以就不说别的了。

不过，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谈了由于大力推行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而陷入被动局面之后写道：

为了从战术上另找出路，2月14日(引者注：指1934年)，我们军团由我和林彪署名，曾向军委提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这项建议，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自然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即使这种局限性的建议，军委也没有接受。……告诫我们要坚决服从军委命令……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还写道：

林彪那时(引者注：指1934年)忽然在6月17日发表《论短促突击》文章……对林彪发表这篇文章，我开始感到突然，仔细想想，也不奇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大约在1934年2月上旬，李德到一军团来过一次，在干部会上大讲一通阵地战。干部们都听不懂。林彪说：“你们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突然发表《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这时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

林彪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表了《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因为那时的政治气候就是谁不推行“短促突击”，谁就是违抗军委命令。聂荣臻说这是林彪在政治上的一种表态，符合事实。正因为如此，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才保持沉默。

如果林彪发言支持毛泽东，否定李德的军事指挥，李德就会把他当初发表的《论短促突击》端出来，可能指责他是反咬一口。

如果林彪发言支持李德，支持毛泽东的人也可能把《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端出来，并指责他早就和李德串通一气了，这无疑将有损于他的政治生命。

所以，林彪干脆什么都不讲，听听就是了，这样连毛泽东也没有看出他此时的复杂心态，甚至可能认为他年纪轻，又是自己的老部下，不发言更好一些，不发言也是对自己的支持。

林彪鬼就鬼在这里，使他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当然，后来林彪对李德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无情批判的李德，想起了一向对他很尊敬、很友好的林彪。他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指挥权之后，李德提出到红一军团去随军行动。这个要求被批准。李德拉着驮满特殊食品的一匹马，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没有想到受到了林彪冷冰冰的接待。寒暄之后，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一甩手离开了李德。这使李德十分恼火。二进遵义时，翻译伍修权去看他，他一肚子气没处发，见伍修权拿了小桌上的一个核桃，勃然大怒：“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

虽然林彪保持沉默，没有发言，但在最后的表决中，林彪还是举手支持了毛泽东。这从陈云遵义会议传达提纲的手稿记录中可以看出：

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引者注：指李德)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由此可见，20位出席者中，除了博古、凯丰、李德，有17位支持毛泽东，这17位中当然也有林彪。

在这次会议上，又臭又硬的是李德，并被深深留在了伍修权的记忆里：

会议上直接被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坐在他旁边，他完全像是处在被告席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把发言的内容一一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会议的时间很长，前半段会议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人的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军事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把责任推到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毕竟是理不直，气不壮，没有说出什么东西。

生死攸关的较量(10)

会议进入尾声，尽管博古、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辩护，但局面已经完全明朗化了。于是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

一、毛泽东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现在，还有一个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红军向何处去，虽然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但到遵义实地一看，这个地方也不理想。这样，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伯承和我在会议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们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

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红军的行动方向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北上川西北。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生了变化，除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仍是常委外，此时正在瑞金进行艰苦斗争的原常委项英消失了，排在其后的陈云进入常委，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上排在最后的毛泽东也进入了常委。遵义会议专门就毛泽东进入常委作出一条决定。看来，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确实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器重。不过，毛泽东只是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决策圈，但并没有掌握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这也难怪，直到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仍没有交出中共中央总负责这个权力。

然而，这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阴差阳错”的权力更迭

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走出了遵义城。他实际上已经成为红军最高的指挥者。

早在1月11日，蒋介石的黔军总指挥蒋在珍在遵义之北的正安发出的关于遵义动态的电报中称：“遵义设匪军总机关，毛泽东当主席。”

蒋在珍用词不准确，毛泽东从1931年11月起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非进遵义才“当主席”，但蒋在珍的电报意思很明确：“毛泽东当了中共总负责”，因为毛泽东是政府主席这在国民党报纸上早已披露过，已不是什么秘密，蒋在珍更清楚。他的这份电报表明，红军进入遵义后，毛泽东已是红军“总机关”的“主席”，连国民党的密探都已得到这样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