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的东京，秋高气爽，但中国检察成员却无心去感受秋意，他们必须集中精力，因为下一个将要面对的是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回合的日本陆军上将坂垣征四郎。他不仅是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的元凶，而且还扶植了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策划了内蒙独立和华北自治。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指控坂垣征四郎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公诉人季南检察长还对坂垣征四郎出任日军驻朝鲜司令官后，强征、拐骗大批朝鲜妇女送往日军所在的各战场及占领地充当“慰安妇”的罪行进行了指控。
7．智斗(2)
为坂垣征四郎出庭辩护的律师和证人多达15人。他们准备了大量的材料，企图为坂垣开脱罪责。坂垣征四郎自己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打算亲自出马，为自己辩护，可谓来势汹汹。
坂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从1947年10月6日开始。倪征燠出场，反驳坂垣的第一个证人岛本。岛本是1931年9月18日晚在柳条沟附近驻扎的日军一个联队的联队长。
岛本说：“我当天晚上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酒喝多了，没有回去。后来，等我酒醒了回到驻地，我才接到有关柳条沟爆炸事件的报告。”岛本这样说，意思是他们的部队不可能有什么阴谋，大家都很放松。所以一定是中国人干的，侵华日军是被迫还击。
倪征燠立刻打断他的话说：“庭长，各位法官，证人岛本既然声称自己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糊涂的酒鬼能证明什么？又怎能出庭作证人呢？”
几句话把岛本问傻了。就这样，岛本被中国检察官出其不意地轰下法庭。
接着，坂垣任陆军大臣时的陆军副部长山胁上场作证。山胁在为坂垣作证时说了不少颂扬坂垣的好话。
倪征燠当即反问道：“你身为次官，所办之事想必都是坂垣认可的了？”山胁说：“是。”
倪证燠问：“那么1939年2月，你以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也是按照坂垣的意旨承办的吧？”山胁回答：“是。”
倪征燠当即指出：“这个文件中列举了回国日军对亲友谈话的内容。如‘作战军队，经侦查后，无一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强奸后，或者给予金钱遣去，或者杀之灭口’，‘有时候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用机枪扫射之，以测验军火之效力’等等，都反映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的实况。日本陆军深怕这些谈话在群众中广泛传播，暴露其罪恶，才下达了《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这种举动本身，正说明了坂垣征四郎所犯罪行是确凿无疑的。”
这一驳斥，使山胁的作证不仅没能为坂垣开脱罪责，反而为法庭提供了相当有力的反证。
◆ 舌战最精彩的一天
1947年10月9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极其精彩的一天。按照程序，坂垣征四郎自己提出了长达４８页的书面证词。他主要想说明“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七七事变后，他担任陆军大臣时，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言和。
倪征燠于是大战坂垣征四郎，作为中国痛恨的坂垣征四郎受到了倪征燠严厉的盘问。面对盘问和反驳，坂垣征四郎则摆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当讯问进行中问到让他难堪的问题时，他就会生硬地顶撞：“不知道！”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坂垣征四郎完全否定了检察官所说的关东军蓄谋发动的主张，一口咬定像关东军宣布的那样，是由中国军队进攻引发的偶然事件。
倪征燠根据他们找到的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中的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等重要材料，一连盘问、反驳了坂垣征四郎整整三天。面对大量铁一般的事实，坂垣无话可说。他想像不到中国的检察官为了完成对他的审讯，做了多么细致的工作。
对于坂垣征四郎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一事，倪征燠穷追不舍：“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他任陆军大臣以后？这是从中国撤军还是进军？”
坂垣想了半天，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只好点头说：“是进军。”但此时的倪征燠并没有忘记另外那个被告，土肥原贤二。
倪征燠后来回忆说：“土肥原贤二不出来为自己辩护，对我来说这一直是个遗憾。按照英美法律，被告可以不出来，当然我也不想放弃我的质问。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两人搭档搞侵华、网罗汉奸这样的事情，我们把它突出来，这样土肥原贤二虽然不说话，但是在质问坂垣征四郎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土肥原贤二的名字带出来。”
果然，倪征燠在最后总结陈词中，为了让法庭注意力不至于因为土肥原贤二不上证人席而受到忽略，发起了新一轮攻击。
倪征燠盘问坂垣征四郎：“你任陆军大臣的时候，在中国拉拢吴佩孚、唐绍仪时合作的土肥原贤二，是不是就是当年充当沈阳市市长、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的那个人？是不是就是坐在被告席右面的那个土肥原贤二？”
坂垣征四郎不得不点头说：“是。”
倪征燠后来回忆说，在那次审判中，当他对坂垣征四郎作了一连串气势如虹的反驳指控时，他当时觉得背后有亿万中国同胞的支持，他几乎要流下眼泪，全场寂静无声。
由倪征燠担纲的反诘盘问整整持续了10天。在这10天里，倪征燠作为中国检察官对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激烈的攻击，日本在中国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和侵华急先锋坂垣征四郎是绝对不能从中国人手中漏过去的。
这是中国检察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最具锋芒的时刻。倪征燠高超的智慧、流畅的表达、沉稳的气度和娴熟出色的辩论技巧以及对英美法系精深的理解，征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有的人。直到很久以后，倪征燠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神勇表现还常常作为法庭控辩场面的经典，被人提起。
7．智斗(3)
倪征燠和中国检察官不辱使命，在法庭的激烈交锋中打赢了对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这一仗。日本战犯和他们的律师精心组织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在对土肥原贤二的判决书中，判定他在满洲对华侵略战争的策划与发动、阴谋炮制建立伪“满洲国”有罪；判定他在中国其他地区实行的政治谋略、武力威胁、扩大事态进展上有罪；在对苏联以及1941年至1945年实施侵略亚洲各国的战争中有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坂垣征四郎的判决书中，判定他在参与中国满洲事变、建立伪“满洲国”傀儡的阴谋中负有主要责任；对建立内蒙古与华北傀儡政权负有主要责任；对扩大在中国的进攻范围负有很大责任。
8．惨 剧(1)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进行中，最沉重、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幕发生在对“南京大屠杀”审理的时刻。人们需要弄明白：在中国南京被攻陷前后究竟都发生了什么？那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究竟发生过没有？为什么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日本当局要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他们害怕什么？
◆ 日军暴行骇人听闻
1946年9月，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门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
美国检察官萨顿首先主持讯问。他在开场词中说：“南京，在一场违反国际法和全部战争法的军事侵略中沦陷了，被洗劫、炸毁和烧光了。”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向法庭提供了包括中国和美国人在内的13人宣誓证词。
第一个在法庭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勃特·威尔逊。威尔逊医生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医术高超，心地善良。在许多中外同事逃离南京避难的时候，他留了下来。
他目击了日本人在南京的血腥屠杀。从12月13日开始，在六七个星期里，日本军队一直在屠杀中国人。就在他的医院里，不断有被日本兵刺伤、砍伤、烧伤和强奸或者死里逃生的人被送来，这个拥有180张床位的医院始终爆满。
紧接着，3个在“南京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中国证人出现在法庭上。他们是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和陈福宝。
难民尚德义，在1937年12月16日，和哥哥尚德仁、堂兄尚德全一起被日军抓获，在下关与其他1 000人被机关枪扫射，死里逃生。
商人伍长德作证，他1937年12月15日被侵华日军从南京难民区抓走，在日军大屠杀的血腥日子里，被日军押送到汉中门。当时有两千多人，大多是精壮男子，被分批带到城外，用4挺重机枪扫射。他在枪响之前倒地，但接着又被日军刺刀乱捅、煤油焚烧，伍长德疼得滚入护城河，侥幸逃脱。伍长德的证词，使在场的人听了毛骨悚然。
而难民陈福宝被抓后，日本兵让他和别的难民摔跤取乐，输了的就被刺刀捅死。
这些惊心动魄的供词，给所有在场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尚德义、伍长德和陈福宝真实确凿的血泪控诉，也引起了法官们的极度重视和高度评价。
曾经到南京等地实地调查的美军上校托马斯·莫罗检察官向法庭提供了8件证据确凿的宣誓证词，其中包括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在法庭上，这段影像资料被检察方面作为物证当庭放映。
这是一部16毫米老式电影摄影机拍摄下来的历史胶片，也是迄今为止幸存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影像资料，画面记录的是日军进入南京的情景。拍摄这些画面的人，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基目睹了侵华日军烧杀淫掠的血腥场面，他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拍摄了长达105分钟的真实史料。
1938年5月16日的美国《生活》杂志率先刊登了约翰·马基由电影胶片冲制的南京大屠杀照片，令世界为之震惊。
1946年10月，约翰·马基牧师出现在东京法庭的证人席上。
检察官：“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你在南京吗？”
约翰·马基：“是的。”
检察官：“日军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之后，证人看到日军是怎样对待中国老百姓的？”
约翰·马基轻轻地耸了一下肩道：“他们用各种各样的途径进行屠杀，刚开始是由个别日本士兵进行的，但很快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屠杀，有数百人是被刺刀捅死的。有个妇女诉说，日本士兵将她的丈夫捆缚后，就在她的眼前被扔到水池里淹死了，而她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死去……”
约翰·马基神父的作证和他所出示的影片资料让法庭上的所有人目瞪口呆、惊愕不已。东京的日方记者在他们的报道中一连用了“惨惨惨”三个字形容说：“那一刻，令人战栗不已。”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作证文件，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这封电报是德国投降后，盟军搜查其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发现的。梅汝璈回忆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所有法官都非常重视这份电报，并给了它很高的评价，因为它是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的，比盟国提供的材料更有说服力。
电报在概括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后，说了这样的结语：“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这种屠杀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昼夜不停地持续了六个星期之久。中国法官梅汝璈在以后的回忆录中提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于时间仓促，忽略了在南京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屠杀。那次大屠杀发生在日本军队攻占南京后的第5天，即1937年12月18日。
那天夜里，日军把被围困在幕府山的男女老幼总共57 400人全部驱赶到南京下关的草鞋峡，用机枪进行密集扫射杀死。事后，为了掩盖罪行，日军把汽油浇到尸骨上点燃，焚尸灭迹。
梅汝璈愤慨地指出：“‘南京大屠杀’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暴行中最突出的一桩，它的残酷程度在整个二战法西斯暴行中或许仅次于纳粹德军在奥斯威辛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是奥斯威辛的大屠杀和南京的大屠杀在性质上和方法上都是不尽相同的。奥斯威辛的屠杀是根据纳粹的种族仇视政策和希特勒政府的直接命令有计划、有系统的屠杀，并且屠杀是用一种方法（毒气）进行的；而南京大屠杀则系在长官的放任纵容下由其士兵不分青红皂白、随心所欲地胡干乱干的。其次，奥斯威辛那个遗臭万年的‘杀人工厂’，是把所有的屠杀对象分批地送入毒气室用烈性毒气在几分或几秒钟内杀死的；而南京大屠杀则除了集体屠杀之外，大都是由日军个别地或成群地随时实行的，在屠杀之前大都先加以侮辱、虐待、抢劫、殴打、玩弄或奸淫。德军的屠杀大都是单纯的屠杀；而日军的屠杀则是同强奸、抢劫、放火及其他暴行互相结合的，其屠杀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狂虐残暴的程度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8．惨 剧(2)
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整整20天，是整个东京审判过程中最沉重的时刻。除了那些日本战犯，法庭内外的人们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军队会像野兽一样发疯？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自20世纪以来，日本军队在侵略中国的每场重大战役中几乎总是胜利者，所以日本军人养成了骄横暴戾的脾气。但上海的“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却让日军吃了大亏。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让日本军队感到吃惊又吃力，他们被迫不断修改作战计划，加大作战力量的投入，同时更是承受了伤亡惨重的代价，这在很大程度上重创了素来张狂蛮横的日本官兵。
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召集参战军官制定《攻克南京作战纲要》。松井石根亲自向所属各作战部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
攻陷南京前的这道命令,就是鼓励和纵容他的部下变成失去人性的野兽。
法庭调查揭露出的血腥罪行让日本国民深感震惊。由于日本政府与军部实施了极其严格的消息封锁和保密措施，因而日本国民怎么也想不到，在他们心目中一向军纪严明、士气高涨的“大日本皇军”竟会是一群屠夫、强盗！
◆ 百般抵赖也难逃血债
随着法庭调查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犯罪事实浮上法庭。梅汝璈在他撰写的回忆录中，特别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法庭上作证的约翰·马基牧师说，有一天夜里，一个日本兵竟光顾他的住宅达三次之多，目的是想强奸匿避在他家中的小女学生，其次便是想盗窃一点财物。每次都是在他高声地嚷斥中鼠窜而逃，但是每次都要偷点值钱的东西走。为了满足其贪财欲望，最后一次，这位老牧师索性故意让他扒去衣服口袋里仅有的60元钱。在得到了这份意外之财以后，这个日本兵便怀着满意和感激的心情，一溜烟似的从后门逃走了。
由此可见，号称纪律严明，天下无敌的“大日本皇军”，非但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所不为，而且竟堕落到做小偷、扒手的地步！法庭在审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过程中，空气一直是严肃、沉重的，惟有老牧师的这个故事让法官同仁和旁听席中的大量群众（每庭旁听的日本人都在1 000人以上）都不禁失笑，而被告席上的那些大战犯们，特别是松井石根表情极为难堪，窘态毕露。
1947年9月10日，远东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理进入辩护阶段。干瘦矮小的松井石根站在了审判席上。
在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讯中，他的辩护律师组织了一系列反证证人，试图为他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开脱，试图证明被告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好人”。
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清和马特斯不仅睁着眼睛说瞎话，而且还抛出了《对检察官季南之意见书》，强词夺理说：“季南检察官所云对俘虏、一般人、妇女施以有组织且残忍之屠杀奸淫等，则纯系诬蔑……”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愤怒至极，他当庭展示了一叠资料，其中有《曼彻斯特威报》驻华记者田勃烈当时的报道，以及南京外国侨民在日记中对当时日军暴行的大量记述等。向哲浚说：“在中国军队停止了一切抵抗，南京市完全由被告松井石根指挥下的军队控制后，日军的暴行和犯罪，却一直无人控制地延续了40多天。”
接着，美国检察官莫罗出庭讯问，他指控以松井石根为首的日军使中国南京居民深陷极大的痛苦和暴力之中，妇女遭到野兽般的奸淫，一群群日军暴徒用枪弹、刺刀不停地制造举世罕见的死亡和恐怖。
忽然，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打断了莫罗的指控，并要求把结论性的言词从庭审笔录中删去。季南起身大声驳斥：“这个事件就是被称之为现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要删去！”
终于，松井石根再也坐不住了，他开始亲自为自己辩护。
他恬不知耻地辩解说：“我始终坚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是亚洲大家庭中兄弟间的争吵，这同哥哥经过长期忍耐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有什么两样。”“至于南京有过大屠杀，我是在日本投降后才第一次听到。此时对此负有责任的人不是已去世就是在关押中，而且有关文件也在一次火灾中烧掉了。”
松井石根的话音刚落，他的美国辩护律师布鲁克斯立即接上话茬：“法庭需要的是证据。可是十分遗憾，竟死无对证了！”
莫罗质问松井石根道：“你作为进攻南京的最高指挥官，怎么能说后来才听说发生这种‘过失’呢？”
松井说：“攻打南京时，我正在距该城140公里的苏州卧床养病，并不知道他们违抗我的命令，竟干出这般暴行来。12月17日到达南京后，我从宪兵司令部那里第一次听到这种意外事件，我立刻下达了命令，敦促各部队调查此事件并严惩肇事者，因此，把全部罪责都加在日本军官头上是不公正的。”
日军成立“宪兵队”，是因为在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工作的西方人士将自己看到的日军暴行写成“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向日军当局每天提出两次抗议的结果。
检察官问松井：“看到过这些备忘录吗？”
松井答道：“看到过。”
检察官问：“采取了什么行动？”
8．惨 剧(3)
松井说：“我出过一张整饬军纪的布告，贴在寺庙门口。”
检察官再问：“你认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到处杀人如麻，每天成千上万的中国男女被屠杀、被强奸，你这样的一张布告会有什么效力吗？”松井石根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
检察官追问道：“有多少名宪兵？”
松井答：“记不太清了，大约几十名吧。”
检察官讯问：“你认为在好几万日军到处疯狂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么少的宪兵能起到制止作用吗？”
松井想了半天，低声说：“我想，能够。”
于是，法庭传讯证人。证人根据他所目睹的事实，证明当时南京全城总共有日本宪兵17名，而就是这17名宪兵，非但不制止日军的任何暴行，而且他们自己也加入了暴行的行列。
卫勃审判长又传讯了侵华日军的南京警备总司令中岛今朝吾。中岛今朝吾原是日军第16师团长，这次未被作为甲级战犯起诉，他作证说：“松井大将曾命令第16师团，对中国军民进行残酷的扫射……到15日深夜，光是下关码头一地就杀死中国军民两万多。此外13师团的山田支队，更以补给困难为由，把两万多中国军民俘虏通通枪杀。”
接着，原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工作的史波尔出庭作证：南京沦陷后，日军潮水般地涌进南京城内，杀人、纵火、强奸！第二天，他和国际委员会主席雷勃及秘书史密斯，曾专程到日军司令部，请求他们阻止这种行为，但并没有得到响应。于是他们将这种种暴行做成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每天向日军当局提出两次抗议。然而日军当局不予理睬，任其部下肆虐如故。
但布鲁克斯律师仍坚持说：“认定被告松井石根为最高直接责任者的证据仍然不足。”向哲浚早就料到这点，他从卷宗里取出了《攻克南京城纲要》原件，当庭展示道：“这份资料是1937年12月10日，被告松井石根在进攻南京前夕给谷寿夫、牛岛、中岛和末松四个师团长下达的命令，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他在《攻克南京城纲要》这一作战命令中声称：‘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威武，而使中国畏服！’请特别注意‘畏服’的含意。”
在如山的证据和证人面前，松井石根无言以对。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松井石根率领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对战犯松井石根所犯的罪行做了如下认定：
松井石根是日本陆军的高级军官，他在陆军中具有丰富的经验，理应知道在中国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控制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玩忽职守，他必须对南京大屠杀承担责任。
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终于大白于天下。
◆ 历史不能忘记
梅汝璈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做了详细的叙述：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最终认定：“1937年12月13日早晨，当日军进入南京市内时，完全没有遭遇到抵抗。”“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南京市像被捕获的饵食似的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该市不像是被有组织的战斗部队所占领的；战胜的日军捕捉他们的饵食，犯下了不胜计数的暴行。”“日军单独地或三两成群地在全市游荡，任意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当时任何纪律也没有。许多日军喝得酩酊大醉，在街上漫步，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地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屠杀，终致大街小巷都遍地躺着被杀害者的尸体。”“中国人像兔子似的被猎取着，只要哪个人一动就被枪杀。”“由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在日方占领南京的最初两三天的工夫，至少有12 000名非战斗员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杀害了。”“在日军占领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２０万以上。”
法庭的语言是慎重的，估计是保守的。但是，考虑到日军灭迹伎俩的狡黠和多样化，法庭在判决书中还是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
以上这些认定都是法庭根据确凿可靠的证言而写入判决书的。然而，仅仅从以上几句话里已经可以看出日军是怎样地穷凶极恶、无法无天，以及数十万呻吟于敌人铁蹄下的南京无辜同胞其命运是何等地黑暗悲惨！判决书上的这寥寥数语不啻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
据2003年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公布的调查统计数字显示：在南京，遭到日军屠杀的中国军民总人数是30多万人。
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进行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也同时进行了审判。1947年4月26日，松井石根的部下，最先攻入南京制造屠杀惨案的第6师团指挥官谷寿夫在南京被执行枪决。
在1937年的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上曾刊登过一张照片，这是在日军攻入南京不久拍的。刊登这张照片是为了赞颂他们所谓的大日本皇军攻城掠地的武士道精神。照片上的两个日本军官向井敏明、野田毅持刀而立，威风凛凛。他们刚刚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的项目是杀人，看谁砍的中国人头颅最多。
8．惨 剧(4)
1948年1月28日，中国军事法庭对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审判后判处他们死刑并在南京执行枪决。
但是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负最高的直接责任者还是松井石根，他是当时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又是攻占南京的最高统帅。只要他不故意纵容部下，南京大屠杀事件便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其规模亦会小得很，时间亦会短得很。因此，正如远东国际法庭所认定的，松井石根应该是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和祸首。
对这样一个灭绝人性、不负责任的敌酋，远东国际法庭判处其绞刑是完全符合正义要求的举动。
其实，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天皇、日本内阁、日本大本营都负有严重的责任。因为，假使不是他们有意地默许和放任的话，该事件早就被制止了，也不会持续这么久。从根本上讲，假使不是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话，这类的大屠杀或任何战争暴行都不可能发生。因此，法庭认定：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与根源。
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因时间的流逝而忘却这桩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浩劫。相反地，中国的子孙后代都应该牢牢地记住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并从中吸取血与泪的教训。
9．大 戏(1)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内幕越来越多地被揭露出来，其独霸亚洲、统治世界的野心和阴谋一点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随着太平洋战争阶段审理开始，法庭进入了庭审中的最后一个高潮：那个自杀未遂的日本军国主义头子、战争元凶东条英机被推向前台。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死，东条英机成为二战后中仅存的最大责任者，也是惟一能说明挑起战争真相的人。这是人们期待已久的。
◆ 战争元凶东条英机被推向前台
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以来，舆论一致认为，预计一定会被判处死刑的战犯只有东条英机一人。作为燃起太平洋战火的最大责任者，东条英机可谓千夫所指，就连关押在巢鸭监狱的其他战犯都不想接近他。监狱中的东条英机孤家寡人，只好把全部的精力花在写口供书上。
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来，日本观众席上每天都座无虚席。一时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旁听券洛阳纸贵，甚至还出现了黑市倒票现象，特别是在东条英机受审的那些天，法庭旁听券的黑市价格竟然卖到了800日元一张。在当时，一个普通日本人一个月的薪水也就是500日元的样子。
美国人摩拳擦掌，他们要一笔笔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行。美国检察方面要全力以赴地在法庭上证明：日本对美国的战争行动是蓄谋已久的，他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是不宣而战。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检察方面向法庭提交了150份证据文件，揭露日本在开战前从事的外交阴谋活动。检察方面对日美开战前的日本决策动向做了严密立证，并请出了包括美国国务院事务顾问巴兰坦在内的一批美国高级军政人员出庭作证。
1947年12月2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东条英机进行审理。世界各主要媒体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早早就守候在法庭上严阵以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贵宾席、旁听席都坐满了人。麦克阿瑟的夫人和女儿、庭长卫勃的夫人也前往法庭旁听，东条英机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女儿也出现在旁听席上。
整个法庭被紧张的气氛所笼罩。东条英机自己也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1947年12月26日下午，东条英机的辩护人清濑一郎穿着高腰军靴开始陈述。他声明，除了东条英机自己作证外，辩护方面不打算请任何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也不打算提出任何证据。
清濑一郎在陈述中概括了东条英机口供书的要点，完全否定了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清濑进一步强调说，不要忽视了口供书中所主张的，即二战中的日本政策不是侵略，而是为了各民族的独立，为了使各民族从殖民地中解放出来。
清濑一郎的气焰十分嚣张，此人原本是为日本侵略出谋划策的“国策研究会”成员，战前还是议员。公然搬出诸如“中国排日”、“为了防共”、“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谎言，为罪犯粉饰。他钻英美法律的空子，胡搅蛮缠。更有甚者，他居然在这份冗长的口供书封面上，偷偷摸摸地擅自加上了“此乃一历史文件也”的字样。
法庭发现了清濑一郎的手脚，卫勃当庭严厉斥责他说：“1941年10月，东条英机才受命组阁，何以见得这是一篇历史文件？就这样一篇东西，还配称作历史文件吗？！”
但是，尽管如此，法庭为了维持公平审判的原则，并没有做过多干涉。接着，法庭传唤被告东条英机。
在例行公事的宣誓后，东条英机开始朗读自己的口供书。这份口供书长达220页，四易其稿，弥漫着一股日本记者形容的“东条腔调”。口供书朗读了3天，除了开头部分是他自己朗读之外，其他部分由美国辩护律师布鲁韦特代为宣读。
口供书主要内容是东条英机为自己和日本军国主义辩护。东条英机的口供书立刻遭到国内外的批判、攻击。美国的《纽约时报》斥责东条的自卫战争论是强盗理论。
东条英机的供词洋洋五万余言，叙述了他当首相的四年中有关国家决策及军事决策等问题，他想方设法回避自己是主要决策者的事实，千方百计推脱责任，否认侵略性质，把侵略行动硬说成是自卫。
◆ 盘问
1947年12月30日，引人注目的首席检察官季南反驳盘问开始了。季南通过盘问，使侵略者的荒唐逻辑暴露无遗。
季南：“被告东条！我对你不叫大将，这你也知道，因为日本已经没有陆军了。”季南的问话咄咄逼人，震动了法庭。东条的辩护律师立刻向法庭提出抗议，认为季南的话不合时宜。法庭驳回了辩护律师的抗议。
季南：“你是否承认犯有侵略战争罪?”
东条狡辩地说：“‘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侵略，日本对外战争是‘自卫自存’，是为了‘解放东亚民族’。”
“战争在中国进行，那还有什么自卫可言？杀戮200万以上的中国人，都是出于自卫的考虑吗?”季南质问道。
东条无言以对。
季南：“日本为何肆意破坏华盛顿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九国公约?”
东条：“先打个比方，给10岁的孩子一套合身的衣服，可当他满18岁的时候，衣服绽开了。”
季南：“但有可能将那件衣服缝缝补补使它合身———难道你不认为可以这样吗?”
9．大 戏(2)
东条：“但个子长得太快，孩子的双亲来不及缝补。”
季南：“1942年的‘巴塔丹死亡行军’，强迫战俘在酷热的气候中长途跋涉，大批被弄得筋疲力尽的俘虏在‘行军’中遭到毒打、刺杀和枪杀。对此你负有什么责任?”
东条：“按照日本的习惯，执行特定任务的司令官不受东京具体命令的约束，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性。”
季南：“据我们所知，经日本最高当局批准，强迫战俘在恶劣的条件下用双手修建泰缅铁路，路基两旁遗下成千上万战俘的白骨，是这样的吗?”
东条：“我们没料到会做出这样的事来。按日本人的性格，我们相信无论天上还是地下都不能容忍犯下这种罪行。”
东条英机在法庭上坚持军国主义极端立场的顽固形象，激怒了众法官。受刺激最深的，恐怕要算傲慢的美国人。同时被所有的法官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在甲级战犯中几乎只有东条英机一个。
接着，季南开始太平洋战争阶段的盘问。检察官塔培纳指控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9名被告对德、意、日三国结盟和发动太平洋战争负有责任。东条英机试图推卸自己在战争中的责任，但季南就是抓住不放，而且他的提问也越来越尖锐，终于把盘问的重点引向日本和美国在开战前的谈判上。
日本在对美国开战前的两个月里，频频召开高层会议，阴谋策划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和美国人周旋，他们制定了两套最后的谈判方案：甲案和乙案。
季南就甲案和乙案盘问东条英机。
季南：“东条先生，第二天（1941年11月5日）东乡外相没有向野村大使发下面的电报吗？（电报说）‘上述方案不可能达成妥协时，作为最后的对策，准备出示乙案，因此希望火速通报美国方面对甲案的态度。提出乙案时须预先请示。’这个电报是东乡外务大臣根据你的训令发出的吗？”
东条英机：“不是我的命令，传达的是政府的意思。”
在法庭上，东条英机极力想摆脱他下令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所以他才诡辩说这是政府的意思。而季南之所以抓住东乡茂德11月5日发出的电报不放，就是因为，正是在那一天，东条英机已经明确无误地确定了内阁总方针：如果这最后两个方案都谈不拢，日本就要和美国开战。
季南通过盘问，达到了他的目的，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东条英机主持下，已经决意要阴谋发动太平洋战争了，而甲案和乙案的谈判，完全是个幌子。东条英机正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
于是，在法庭上，检察方面和辩护方面围绕着一个焦点展开激烈争论。
检察官席根斯指控日本违反国际法，不宣而战，实施了对珍珠港美国海军的偷袭。
席根斯辛辣地说，日本非常狡猾，一面和美国进行谈判，一面进行战争准备，已经决心开战，却又装模作样地维持太平洋的和平。席根斯还引用了日本内阁的大量文件证明，日本是蓄意进行对美国的偷袭。
这时候，日本辩护团突然组织了一次凌厉的反击，使出杀手锏，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官们大吃一惊：为日本人作证的，竟是美国陆军部作战局军事谍报部远东科科长，布拉顿上校。
1941年，日本与美国开战时布拉顿上校正在华盛顿，他的任务是负责截收、解读、破译日本外交电报。
布拉顿上校作证说，1941年12月6日，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日本在向其驻美国大使馆拍发那份宣战电报的时候，美国陆军部作战局军事谍报部远东科把电报从头至尾都截获了。那个电报很长，一共有14个部分，特别是最重要的第14部分，也就是向美国政府宣布终止谈判的最后通牒，远东科截获的时间，要比日本大使递交给美国国务卿赫尔的时间明显早得多。
布拉顿上校作证起初使检察官们变得鸦雀无声，没有人进行反驳。
但是，检察官们很快就找到了反击的目标：无论如何，日本驻美国大使馆递交那份电报的时间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1个小时20分钟以后。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没人可以否认。
而且，在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4个小时以后，日本大本营才通过电台宣布：“帝国陆海军于今天凌晨于西太平洋与英美军进入战争状态”。华盛顿时间晚上9点40分，日本电台播发了日本天皇裕仁的宣战诏书。
采取偷袭的手段进行战争，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扩张的时候素来喜欢使用的手法，在“甲午海战”、“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中莫不是如此，这早就被历史所证明。
◆ 东条英机袒护天皇裕仁
季南在法庭上继续盘问东条英机。他突然就日本舰队准备攻击珍珠港，天皇是否知道对东条英机进行质问。这时候，法庭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日本天皇是否应当承担战争责任的问题突然间公开在众目睽睽的法庭上。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中，人们一直感到疑惑的是，难道一个东条英机就能发动对盟国的庞大战争吗？他背后的支持者又是谁？
1948年1月7日上午，卫勃开始代表法官亲自讯问作为证人的东条英机。卫勃突然问道：“是谁最后就开战问题向天皇进言的？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向天皇建议对英美开战？”
9．大 戏(3)
东条紧张地歪了歪脑袋：“我和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最后决定去见天皇。我和两总长说，为了保证日本生存，简单地说，除了战争之外，没有别的活路。于是天皇接受了建议。”
但是，东条英机所说的杉山元已经自杀了，永野修身1947年1月病死在巢鸭监狱了。惟一知道真相的，只有东条英机。但他说的就是事情本来的真相吗？
这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话题。于是，世界各地的舆论纷纷做出猜测，认为盟军政策将要出现重大变化，日本天皇有可能受到审判。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过程中，日本天皇裕仁的确是一个法庭无法绕开的焦点人物。梅汝璈在日记中曾两次提到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1946年4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明思（向哲浚）告诉我，说某国检察官主张把日本天皇列入战犯起诉，在今天检察官会议中引起了激辩，结果是这问题暂时搁置，未付表决。我说，这是个政治问题，就纯法律观点来说，我实在看不出天皇对于日本侵略战争何以会没有责任。这个问题在法官们私人谈话间屡次讨论过，大多数人与我持同样的看法。”5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各国舆论对于我们远东国际法庭这几天受理起诉和开审情形之反响和批评，归纳言之，日本报纸是表示满意，因为他们要把战争的责任往这班元凶巨寇身上推。美国方面，赞否不一。有一部分人士认为被控的人数太少，许多罪魁都漏网了，有一家报纸（似乎是华盛顿太阳报）简直说日皇是天字第一号的战犯，不应让他逍遥法外。英国自治领的报纸也有这种说法。苏联对法庭开审之事论之甚少，但有一家报纸很激昂地主张应置天皇于法。我想：天皇这次因为政治原因虽幸而未被起诉，但这事难免不有‘旧话重提’的一天，至少他难免有被传唤出庭作证的可能。———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一个猜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