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所谓“无答责制”，是指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对臣属的汇报只听不答，后果与责任由臣属承担。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天皇援用“无答责制”不干预国政，但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和发生重大的政治事件以及重要的人事变动时，天皇都要参与，直至做出最后的“圣断”。就连天皇本人自己也是承认这一点的。1990年公之于世的1946年天皇的谈话记录《昭和天皇独白录》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在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后，“我厉声对田中说：……你提出辞呈吧!……田中因此提出辞呈，田中内阁也解散了。”1939年“阿部(信行)内阁成立之时，最大的问题是选定军部大臣。……我命令阿部把梅津(美治郎)和侍从武官长畑(俊六)安排在陆军的位子上。”卢沟桥事变后，“事件又扩大到上海。尽管近卫主张采取不扩大方针，但我感到战火既然已经漫延到了上海，就很难不扩大。……于是我督促大举增兵”。另外，他也承认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同盟是他同意的，对英美开战的决定是他同意并下诏宣战的。
可以说，自“九一八事变”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10多年时间内，日本每次大的侵略性军事行动，都是在裕仁天皇的授权下，由御前会议决定进行的。每次大的军事行动结束后，日军指挥官都要回到东京向天皇直接面陈军情，并接受天皇的赏赐。据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自述，他曾多次在作战结束后到天皇那里去报告战况及受奖：1932年6月，冈村宁次在指挥进攻上海战役结束后，第一次向天皇报告军情；1933年春，冈村宁次在参与对中国热河的军事行动后，于3月28日回到东京晋见天皇；这年8月8日，冈村再次向天皇面奏大连会议内情及侵华决策，天皇甚表满意。1940年3月26日，冈村在晋见天皇后，天皇为“表彰”他侵华战争中的“功绩”，“御赐”带有皇室纹章的银质大花瓶一个，现金300元；皇后赐给银杯一只，现金700元；过后又有皇太后“赐宴”，赠给银质烟盒一只及现金300元。类似这样的接见和赏赐屡见不鲜。对天皇的战争责任，东条英机曾一语道破，他说：“由我下令犯下的一切罪行都经过裕仁的御批。”
早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前11个月，裕仁就曾亲自命令对突袭珍珠港的可能性做出评估。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数月，裕仁还详细询问了军事和经济计划。1941年7月2日，天皇在东京召集御前会议，计划在继续扩大侵华战争的同时，以海军为基本力量，集中陆军15个师团和空军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年10月间在决定是否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关键时刻，裕仁天皇明知缺乏坚定信心和勇气的近卫总理大臣正为处理此问题而不知所措，却又不做出避免战争的裁决，反而不顾日本国内外对东条英机的强烈谴贵，坚持任命东条组阁，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事件发生后的12月21日，天皇在东京召集御前会议，讨论制订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公开打起“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企图实现其霸占世界的野心。
◆ 为何不追究天皇的罪责
虽然日本天皇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战后对如何处置天皇，作为盟国中头号强国的美国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思索过程。
早在战争还未结束之时，美国国内在研究如何处理日本天皇的问题上，就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以罗斯福为代表的“进步派”认为，只有取消天皇制，才能彻底消灭日本军国主义；而“日本派”则认为，逼迫日本投降，并不意味非要铲除皇室不可，保留天皇制有利于统治日本，日本人“狂热”地拥戴天皇，如果外来势力废除天皇制，将“带来严重后果”，即盟国“为防止日本复活天皇制”，则需要“无限期地占领日本”。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1945年4月，罗斯福病逝后，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随着共同的敌人行将覆灭，反法西斯同盟主要盟国开始更多地考虑本国在战后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杜鲁门逐渐认识到，苏联是其称霸的障碍而不是合作的对象，遂一改罗斯福生前与苏联协调和合作的做法，开始对苏采取冷淡和强硬的态度。奉行“温和”对日政策的“日本派”因而得势，经过反复权衡，美国政府最终接受了日本以保存天皇制作为实行“无条件投降”的条件。
11．遗 憾(4)
1945年8月11日，美国国务卿向日本转递美国的复照：《波茨坦公告》“不包括任何有损于陛下作为最高统治者之特权的要求”，但“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于盟国最高司令官”。“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之意志确定之”。13日凌晨，日本驻瑞典公使冈本发回报告，透露美英经与苏联交涉折冲，实际上已接受日方关于保留天皇制度的条件。天皇据此判断“关于国体问题，……对方具有相当之善意”，最终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断，并颁布了“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的《终战诏书》。继天皇“玉音广播”诏书后，铃木内阁也发布告示，强调“今国民所应一致努力者在于维护国体”。
由此可见，日本最后宣布投降，是由于美国基本上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也部分实现了美国的“初衷”。就这样，日本天皇制被保留下来，天皇依旧作为“日本国及国民统合的象征”，使日本民族自古积淀的天皇崇拜思想没能得到彻底改造。而这种思想，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感召的观念意识，它比一般的政治学说具有更大的煽动性和迷惑力，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和日本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为了适应政府和军部对外战争的需要，日本逐步确立起军国主义教育体制，向日本民众全面灌输“天皇至上”的思想，培育起了具有愚忠心理的“忠臣良民”。这种天皇崇拜思想和军国主义教育，曾驱使日本民众狂热地盲从和协助政府进行侵略战争。因此，保留天皇制为日本推卸战争责任埋下口实，成为其“彻底反省”的障碍。
不仅如此，在战后初期，美国从它的远东综合战略出发，再次偏袒了天皇裕仁和日本。
日本投降后，美国独占了日本。随即，由参加对日作战的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主要战犯东条英机等28人进行了审判。而且当时参战各盟国也强烈要求公审天皇裕仁，各国政府，如苏联、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已将裕仁列为战犯。美国国内意见不一，有人强烈主张把裕仁押上国际法庭；也有人主张勒令这个发动战争的皇帝退位，由当时12岁的皇太子明仁登基继位，并由裕仁的弟弟高松亲王摄政；还有人主张建立君主宪政，进行民主改革，实行共和等等。就连日本国内，从战争末期到投降时，政府和重臣也普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
一时间，处决天皇裕仁的舆论沸沸扬扬，天皇陛下或许要被处死的风声甚至都流传到了日本偏远的农村。天皇裕仁也深知自己罪大恶极，表示一旦得到逮捕的通知，他将考虑自杀。
但处置日本战犯的问题，舆论归舆论，真正的生杀大权当时尚独揽在驻日盟军最高统帅———美国人麦克阿瑟手里。
麦克阿瑟到东京后不久，他的一些副手就向他建议：立即把裕仁传到司令部来训话，一来显示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绝对权威，二来扫扫天皇的威风。麦克阿瑟对此摇头，说：“这样做将会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因为在日本人看来，这样做是折磨天皇！”他知道，天皇是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即便在战败的日本国内，天皇仍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许多老百姓家里仍然高挂着身穿元帅服的天皇肖像。麦克阿瑟想利用天皇对日本人的神秘影响，促使实现他改造日本的宏大蓝图。于是，麦克阿瑟将军与日本天皇裕仁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
1945年9月27日上午11时左右，麦克阿瑟正在东京第一生命大楼盟军总部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一个头戴大礼帽身穿晨礼服的神秘人物来到了盟军总部，来人正是日本天皇裕仁！求见麦克阿瑟，徒步登门拜访一个曾是敌人的将军，向对方深深地弯腰鞠躬，这对于他来讲，不仅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打破至尊至贵，还简直是屈辱，但是裕仁忍受了。这次秘密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
事后，裕仁和麦克阿瑟都对此次会谈内容绝口不提。1975年，在裕仁天皇庆祝登基50周年那一天，皇宫里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曾有记者向裕仁提出这一问题。裕仁避而不答，只是说：“当时与麦克阿瑟将军有君子协定，永不透露。”这一年，麦克阿瑟已经离开人世11年了，而裕仁仍然守口如瓶，可见其内容的重要和保密程度了。
会见天皇裕仁之后，麦克阿瑟确信，维护天皇是对日本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的最方便的方法。麦克阿瑟和他的副手们权衡各种历史背景和日本的现状，拟出一份处置日本天皇的备忘录，其中强调：战后保留原有天皇制，对裕仁不予战犯罪名起诉，只承认天皇象征性的存在，不赋予他主宰国家的任何权力。同时，麦克阿瑟还建议裕仁改变自己在人民中的形象，并说这在盟国占领期间，对裕仁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裕仁天皇于1946年1月1日发表《人间宣言》，《宣言》说：“千百年来，日本人民把天皇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把天皇说的话，不论正确与否，一律奉为不可违抗的圣旨。这是封建迷信的表现。当然，责任不在于人民，而在于皇室成员、历届内阁、军事将领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种种欺骗宣传。恳望全国人民切实地觉悟过来，以坚定不移的意志从封建迷信中解放出来，从那些荒诞不经的欺骗宣传中解放出来！我郑重宣告：裕仁我绝不是什么神，而是个实实在在的凡人，一个食人间烟火，结婚生儿育女，犯有许多错误的凡人。现在，我庆幸自己从虚无缥缈的云霄中、神话中解放出来而回到了人间，恢复了我是凡人的本来面貌。”这为保留天皇裕仁创造了必要的舆论基础。
11．遗 憾(5)
1946年1月，澳大利亚政府提出，裕仁作为战犯应当受审。美国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也有同样的提议。裕仁再次面临危机。然而，美国的既定目标是要恢复日本经济，防止日本崩溃。因此，麦克阿瑟认为，如果天皇作为战犯受审，日本就会分崩离析，他同裕仁之间发展起来的合作就会完结。于是，他电告华盛顿：“如果天皇受审，美国的占领计划就要作大幅度修改，这无疑会在日本人民中引起骚乱，废黜了他，日本国定将四分五裂。事实上，所有日本人都把天皇说为社会领袖，不管对不对，他们都把《波茨坦协定》理解为旨在保持日本天皇制。他们会把废黜天皇看作是盟国对日本历史的背叛，他们由此产生的仇恨情绪，无疑在短期内是无法熄灭的。……最终导致山区和边远地区的游击战，……一旦结束军事占领，也许奉行共产主义路线的某种严密组织就会从散沙般的群众中出现。”这份电报震动了美国当局，尤其日本将出现“游击战”和“共产主义组织”，使美国立即打消了审判裕仁的想法。
揣摩美国政府的心思，英国政府也对天皇裕仁做出评价，说天皇在日本投降时“发挥了作用”，起诉天皇，与七千万日本人为敌是“愚蠢的行动”。当时，苏联表示反对，美国则反讥苏联企图把日本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在美英两国政府的影响下，1946年4月3日，盟国同意不起诉天皇。这样，美国再一次挽救了天皇和天皇制，并落实于1946年11月3日公布的日本宪法中。作为日本未来的国家框架，宪法允许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诉天皇。但在新宪法中，天皇只能是一种象征性存在。日本天皇就此逃过了一直笼罩在头顶的厄运。
◆ 美国庇护留遗患
麦克阿瑟为了保险起见，还在东京审判的过程中采取了保护天皇的策略，即“从速审判东条英机和他的1941年的内阁成员，借此避免扩大调查范围，以免牵连天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兼国际检察局局长美国人季南按照麦克阿瑟的意图，改变纽伦堡审判的原则，在法庭章程中有意删去了关于追究被告责任的条款中提到国家元首的部分，从国际检察局提交给麦克阿瑟的被告名单上去掉了裕仁的名字。在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中，法庭都小心翼翼地绕开天皇的责任问题，就像避开雷区一样。但无论是文件证据，还是证人证言、被告口供，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天皇的战争责任。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卫勃写道：“在审讯开始前，我认为天皇作为一个绝对集权的君主，因批准开战应足以构成起诉，……在审讯中提出的证据进一步证实了我先前的看法。证据表明，天皇确实批准了开战，因而对战争负有责任。”然而，裕仁还是被保护下来，他仍然留在神圣的天皇位置上。对这样一个让人大惑不解的问题，卫勃是这样理解的：“民主国家结成同盟，不惜牺牲大量的生命和物资，向一个专制政府开战，而最终却把这个政府的专制君主留在原来的领袖位置，看来这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但是，裕仁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他也是一个象征。不管他多么罪大恶极，他仍是整个国家的精神化身。在1945年，多数日本人以一种宗教信仰的态度，深信日本与天皇是不可分的，必须生死与共。”
天皇逃脱了战争责任的追究。从此，裕仁不仅不必为自己的命运担忧，而且可以“心安理得”地公开拒绝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责。战后，裕仁“一次也不曾就战争责任问题向国民表示谢罪”；而国民所听到的是1975年10月31日有关战争责任问题的答记者问，他说：“关于这种语言的修辞，我对文学方面没有什么研究，不太懂，所以对这种问题不好答复。”
日本天皇甚至把战败说成“终战”，在其“终战诏书”里没有只言片语承认战败投降，并把日本的侵略解释为“当初开战是为了自存与东亚的安定”，没有丝毫对侵略战争的悔过之意，反而说什么“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在这种环境下，一旦条件适宜，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便死灰复燃也就不难理解了。
出于战后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美国政府和麦克阿瑟在权衡各种利益关系后，使日本在战败后得以维护其“国体”，并将裕仁排除在被起诉战犯的名单之外，免予追究其战争责任，这对战后彻底肃清日本军国主义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作用。作为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彻底摧毁法西斯政权和彻底铲除法西斯的社会、经济及思想基础。日本“国体”和天皇得以保留，可想而知，对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来讲是怎样的一种安慰。这甚至成为了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罪行的一块挡箭牌，他们以天皇之“无罪”来论证自己之无罪、日本之无罪。既然统治这一“万邦无比的神国”的天皇依然故我，实现“肇国精神、八宏一宇”的使命就是必胜的也是神圣的。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精神支柱。正是由于美国的庇护，日本早在1953年就开始修法给战犯“平反”，给战犯家属发放抚恤金、补偿金。日本利用朝鲜战争、利用美苏冷战，妄图否定东京审判的步子始终没有停止。
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与日本战后60年来始终不能真正彻底地反省历史，正确认识侵略战争的罪行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也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嚣张和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原因之一。对此世人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在日本国内，只有正确对待天皇的战争责任，不以感情代替历史，才能真正客观地对待历史、反省战争，才能防止军国主义复活，防止曾给世界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历史重演。
11．遗 憾(6)
梅汝璈在1963年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直到今天，仍旧发人深省：“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第三篇 送鬼子上路
1．送东条英机上路(1)
东条英机：自幼受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熏染，曾宣誓：“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心甘情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与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名的三大法西斯头目之一，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侵略中国的头号战争罪犯。在其出任日本陆军大臣和内阁总理期间，日本军队疯狂侵略、践踏亚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数以千万计的生灵涂炭。
◆ 自杀闹剧
1945年9月7日，同盟国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随即，美国第八军登陆日本对其实施军事占领。9月11日，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签署了盟军的第一号逮捕令，下令立刻逮捕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第一批39名日本甲级战犯。
战败后一直足不出户的东条英机预计到却又惧怕的时刻到了。东条英机非常害怕像墨索里尼一样也落个暴尸街头的下场，因而几天前他就为自杀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他让私人医生铃木用墨汁在他的左胸准确地标出了心脏的位置，军刀更是形影不离地挂在身边，就连他经常使用的烟斗里也塞满了剧毒的氰酸钾，他自认为是万无一失。
1945年9月11日下午4时20分左右，三十多名荷枪实弹的美国宪兵突然包围了东条英机的住宅，各国大批的记者也蜂拥而至。东条英机的卫兵打开大院门，宪兵和记者立即一拥而进，但是东条英机的楼门是紧闭着的。这时，二楼书房的长窗突然打开一条缝，露出东条英机霜雪般的微笑和被香烟熏黄的暴齿：“你们来此有何贵干?”
“你是东条大将吧?我们奉麦克阿瑟将军之命，请你到盟军总司令部报到。”克劳斯通过翻译说。
东条脸上的微笑即刻散去，硬硬地问：“你有公文吗?我要看公文。”“请你把门打开，我这里有文件。”克劳斯高高地举起逮捕令晃了晃。
东条英机的脸刷地严肃起来：“我就是东条英机，但没有政府的命令，我不与任何人见面!”
克劳斯听后满脸愤怒，不耐烦地对翻译说：“快点告诉这狗杂种，别再耽误时间，赶快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克劳斯说完就领着宪兵向楼门口跑来。
“哐”的一声，东条英机把二楼的窗户猛地关上。他明白，最后的时刻已经到了，而且刻不容缓。他快速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0.32英寸口径的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支枪，是两年前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送给他的。他从未使用过，他也没有想到，第一次使用这把枪，竟是对准自己的心脏！
就在克劳斯少校撞开楼门的一刹那，楼上传来了一声沉闷的枪响。克劳斯少校迅速向楼上跑去，并踢开二楼书房的门冲了进去。
东条英机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张安乐椅旁，鲜血已经染红了他的白色衬衣。他的左手还握着那支枪。克劳斯带人冲进房间时，冒着蓝烟的枪口正直直地对着他。克劳斯惊呼一声：“不要开枪!”东条英机并没有听见喊声，手枪却“啷”一声落到了地板上。他倒在椅子上，左胸血流如注。他的脸痛苦地抽搐着，额上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窗前的地板上还扔着一把短剑。
守在楼门口的人们本来都准备看美国人怎么把东条英机的尸体抬出来。但是，门口却出人意料地开来了一辆救护车，有个日本医生从车里下来就急忙冲进了屋里。
记者们随即不顾楼门口警卫的阻止，争先恐后挤进楼里争着拍照。东条英机歪咧着嘴，一脸痛苦的表情，他那撮小胡子却使他显得很滑稽。
4时29分，东条的嘴唇动了，有人开始记录东条的话。
“要这么长时间死，我真遗憾。”他小声说。
他的脸依然痛苦地抽搐着，但美国人看着他毫不同情。“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他说，“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
东条的声音大了一些，但吐字并不完全清晰。“我想自杀，但自杀有时候会失败。”子弹几乎一丝不差地从铃木医生在他胸部所标的位置穿进去，但是没有打中心脏。
当医务人员把东条抬起来时，他小声地说：“我没有朝脑袋开枪，因为我要让人们认出我的容貌，知道我已经死了。”
东条英机被送到横滨美军第四十八野战医院救治。为了让他活下来，美国士兵甚至还主动献了血。东条英机没死成，这似乎是天意。若是用自杀来逃避公理与正义的审判，那就太便宜他了。作为恶果仅存的世界三大元凶之一，东条英机必须活着，必须接受世界的公开审判，让世人了解侵略的真相并彻底粉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
东条英机自杀未遂，立刻就轰动了世界。作为军人出身的他在如此近的距离居然把子弹打偏了，真是让人不可思议。也许是由于他是个左撇子，也许他的心脏恰在开枪那一刹那收缩了，总之他的精确计划落了空。作为“生当不受囚虏之辱”的《作战条例》制定者，东条英机自杀未遂成了广遭世人嘲笑的一出闹剧。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都以很大篇幅作了报道。
与此相反，日本的报纸却大多只以三四段左右的文字将这一消息刊登在第一版的最下方。对此，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认为：日本报纸此举，表明东条英机及其行为“对日本人来说，只是已经失去了信用、被抛弃了的家伙的最后的耻辱”。
1．送东条英机上路(2)
9月11日晚上，美军艾克尔勃格将军奉命前来医院探视东条英机的伤情。东条英机睁开眼睛，想鞠躬行礼。
“我快死了，”他说，“对不起，我给艾克尔勃格将军添了这么多麻烦。”
“添麻烦———你是说今天晚上还是说过去几年?”艾克尔勃格将军不无讥讽地问道。
东条并没服输，以一种毋庸置疑的口气回答：“今天晚上。”
在美国军医想尽办法的救治护理下，东条英机很快就奇迹般地痊愈了，后来他走上法庭时，显得又白又胖。
就在盟军大规模逮捕日本战犯之时，1945年11月20日，在德国纳粹发源地纽伦堡，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战犯的审判拉开了序幕。纽伦堡审判向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绝不放过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罪人。
而东条英机也必将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严厉制裁。
◆ “打架王东条”
1884年12月30日，东条英机生于东京山手地区的一个军阀家庭。其父亲东条英教作为日本陆军大学首届毕业生，在当时不仅是日本有名的军事谋略家，而且也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老刽子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中国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拥有40多艟战舰的北洋水师最后全军覆灭。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岛和澎湖列岛。
在这场战争中，东条英教协助日军参谋总长川上操六精心谋略，使战争朝着有利于日军的方向发展。东条英教先是建议将几艘大型商船改装成军舰，以增加日本海军总吨位，后又提出陆军配合海军作战。这两招使日军的作战能力大增。战后，东条英教因其“智勇”而被提升为中将。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东条英教又一次出马上阵，在作战中屡建奇功，使日军最终击败了俄军，控制了中国东北。
有其父必有其子。东条英机自幼受到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熏染，从小就勇猛倔强，争强好胜。而东条英教为使其子成为一名真正的武士，更是严酷教练毫不留情。他决心把儿子铸造得更加锋利。因此，他强迫在贵族学校就读的东条英机自带木食盒，徒步上学；并专门聘请著名武士日比野蛮风教授儿子“神刀流剑舞”。
1899年9月1日，16岁的东条英机进入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也就是初级陆校，迈出其军人生涯的第一步。
这时的东条英机，个头不高，但身体强壮、举止敏捷，从小就接受的武士道教育使其心灵深处已经浸透了“大和魂”。他决心要像父亲一样，做一个驰骋四方的武将。
初进军校时，东条英机学习成绩很不好。虽然学业上名声不响，但他却因敢于打架而获得了“打架王东条”的大名。因为他个子矮，和人打架时他就利用重心低的优势和对手较量，几乎在全学校立于不败之地，就连那些高大威猛的同学对他也望而生畏。
有一次，狂妄之极的东条英机竟同时与七个同学交手，但他再凶狠也难敌众拳众腿，结果被打倒在地爬不起来。经过这次惨痛的教训，东条英机意识到一个人力气再大，也敌不过众手，要想战胜众敌，还得靠学问。
东条英机是一个非常有自制力的人，这以后，他就开始在学习上刻苦用功，成绩也随之直线上升。旁人再找他挑衅斗殴，他也不理会。老师和众人对他刮目相看。
1902年，东条英机顺利地升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4年6月又升入了陆军士官学校。
日俄战争爆发时，东条英机还在军校学习，但他却急切盼望能上前线，为天皇效力。1905年4月，东条英机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并被授予陆军步兵少尉军衔，他带领第17期300名学员在皇宫振天府前宣誓：“要为天皇而死……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心甘情愿。”之后东条英机就来到中国东北，赶上了日俄战争的尾声。他的父亲当时也在满洲战场。
1912年，东条英机被保送进陆军大学学习。陆大是日本培养法西斯高级军官的中心，日本二战中对外侵略扩张的许多法西斯将领，都在这里被“调教”过。
三年以后，东条英机毕业了，他获得了陆军大尉军衔，在近卫步兵第三联队当中队长。东条英机在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学习时，总是刻意地锻炼自己的意志，盛夏他穿着厚装在烈日下操练，严冬穿一身单衣在寒风中挺立，他忍受着火与冰的淬沥，拼命吸收着军国主义的毒素。1920年，东条英机被派往德国当了日本驻德大使馆的武官。1922年回国后，东条英机便升任了陆军大学教官、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长，军衔也升为大佐，可谓是春风得意，步步高升。
◆ “剃刀将军”
1928年，东条英机和几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日本陆军内部组织了一个“无名会”，其宗旨是研究未来战争和中国满蒙问题。这个“无名会”后来发展成为“一夕会”。其中的多数成员，后来又组成了叫作“统制派”的日本法西斯军阀组织，而且这个组织中的成员后来有不少人都成为了日本陆军中枢的掌权人物。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中国东北。以后又抬出宣统皇帝溥仪成立“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
1．送东条英机上路(3)
在政局动荡的年代里，东条英机充当了法西斯主义的急先锋。他不仅积极支持侵略东北，还狂热地叫嚣要吞并全中国。1933年，东条英机被调任日本调查部部长，专门调查和镇压日本国内的“思想不轨者”和“赤色分子”。东条在镇压日本人民反战活动时极其残酷无情。仅1934年，死于日本军事调查部和特务课手下的士兵、进步人士达数万人。东条英机对日本国内反战人士的疯狂镇压和血腥杀戮，为日本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扫清了道路。东条英机也以其异化的忠诚和激情的残酷赢得了“剃刀将军”的恶称。
1935年，东条英机来到了中国，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兼警务部部长。他作为伪满洲国太上皇的得力打手，对东北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政府为实现对伪满洲国的一元化殖民统治，早在1932年日本内阁就做出了“八八”决议，1934年9月又做出将日本驻满机构改为“三位一体制”的决定，关东军统管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大权，直接受内阁总理大臣管辖和监督，关东军司令官真正成为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根据这个改革，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兼任日本驻满行政事务局警务部长。东条正是在机构改革后，承担这一要职的。
东条英机后来就任内阁首相时所推行的“宪兵政治”，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所谓“宪兵政治”就是宪兵监督一切，不仅监督军队，而且还要监督政府。
关东军宪兵队原来只有1个队，约200人。东条上任这一年，即1935年，增加到5个队1 000人。当时，日伪军警联合进行的屠杀与镇压中国人民的暴行，无不有关东军宪兵队参加，而且都处于核心和指挥地位。宪兵队下设：各地宪兵队、分队和派出所，其侵略魔爪密如蜘蛛网般地分布在东北三省各地。
东条英机上任后，其“剃刀将军”残酷无情的作风得到进一步发扬，他以“治安肃整”为名，在东北大肆实行“三光政策”，屠杀我爱国同胞，残害我爱国志士。仅在1935年底至1936年3月实行“冬季肃整”期间，日军就围剿杀害抗日人员5 999人，打伤5 431人。惨遭涂炭的无辜百姓不计其数。
1936年3月9日，法西斯分子、前外相广田弘毅组阁。这标志着日本军事法西斯专制体制的建立。日本法西斯政府非常赏识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职位因而节节高升，于1936年12月被晋升为陆军中将，1937年3月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长，成为伪满洲国太上皇关东军司令官的副手。
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举行五相会议，制订了旨在扩军备战、发动侵华战争的《基本国策纲要》。1937年6月近卫组阁后，联合各派力量，打开了实现侵华“大战”计划的道路。近卫组阁后三天，东条英机便迫不及待地向内阁建议，鼓吹“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在目前中国的情势下要‘尽早’发动对华的大规模进攻。”可见，东条英机觊觎中国已久，其心简直无法按捺。
因此，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东条英机按捺不住地呼啸而起，率日军直扑察绥和晋北，侵占张家口、大同、集宁、绥远、包头等地，并炮制伪“察南自治政府”。东条指挥的察哈尔之战，被称作“关东军的闪击战”。日本陆军部认为：“关东军的功勋，得力于东条参谋长。”东条也因此而获得了第一张“战功奖状”。
1937年8月中旬，东条英机的部队在五十门大炮、四十多辆坦克和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向南口镇发起潮水般的进攻，一日内发射炮弹五千余发。中国守军的一个团上千官兵英勇牺牲，全镇百姓也无人幸免。“剃刀将军”寒气凌人。
东条英机的能耐越来越被日本政府看好。“卢沟桥事变”后，他被调回日本国内，一跃成为陆军省次官。
坐在了新的交椅上，东条英机的野心也更大了。他感到如果只对中国作战根本达不到大日本帝国的疆土目标，最好还应该向北方苏联开战，那里有辽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
其实，东条攻击苏联的欲望并非突发而有，他早在伪满洲国任职时便已三番五次提出过，并且曾经草拟了“新兴中国建设方策大纲”，详细规划了“参加进行日益逼近的反苏战争之准备”的方案。只是他当时官职不够大，无法发动对苏作战。现在他成了陆军省第二把手，东条英机认为实现自己计划的时刻到了。
1938年7月16日，在东条英机的大力鼓动下，驻朝鲜的日军一个营及加强的炮兵大队偷偷地占领了中朝苏三国边境的军事高地张鼓峰，次日又武装强占了另一个制高点沙草峰。
苏军岂是能轻易对付的?苏军迅速地调集了兵力，出动了重型轰炸机和坦克狠狠地教训了这些不可一世的日军。“张鼓峰一战”，日军不仅没有讨到半点便宜，而且还死伤了1 000余人。
但这次受挫，并没使东条英机北进的野心熄灭。他一面积极鼓噪德、日、意结成军事同盟，一面等待时机进一步策划对苏军的进攻。
在发生了张鼓峰事件后，苏联为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满洲西部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威胁，根据苏蒙相互援助条约，派了一个军进驻蒙古。
1．送东条英机上路(4)
外蒙是1921年宣布独立的，“满洲国”是1932年成立的，这样一来，满蒙之间的边界纠纷就时有发生。1939年5月12日，几十名蒙古骑兵进入哈拉哈河东岸，同满洲国警备队发生纠纷。13日，正在海拉尔主持会议的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长兼西北防卫司令小松原道太郎中将，获得诺门坎发生冲突的消息后，以此为由立即决定出兵消灭蒙古军队。战斗爆发在一个叫做“诺门坎”的地方。诺门坎是位于中蒙边境上一个在地图上都难以见到的很小很小的地方。日军很快就把蒙古军队打回哈拉哈河以西。
一个师团长竟敢不顾国际影响，派出重兵参与边界冲突，这是不寻常的。其实，小松原道太郎并无这份胆量，他是刚刚接到关东军发下来的《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根据这份纲要，日军部队可以在不受限制下采取武力行动。关东军司令部下发的这份纲要，自然要经日本陆军最高领导人和东条英机批准的。
此时的苏联，西面有希特勒德国的侵略卫胁，东面是虎视眈眈的日本，因而十分警惕。对于诺门坎事件的发展，苏联的判断是，日军侵略蒙古的目的在于切断西伯利亚铁路，然后进占苏联的远东地区。基于此判断，苏联决心在诺门坎地区还击日军，打击和警告日本政府。
随后，苏军紧急调兵至蒙古国，并派一员勇将朱可夫为驻蒙苏特别军军长。
关东军此时也紧急调兵，被动员的日军近2万人，还增派了飞机。陆军省同意了关东军的作战方案，并且充满了取胜的乐观情绪。
不幸的是，东条英机和他的同伙们这一次又低估了苏联人的还击决心和能力。诺门坎一仗，关东军遭受惨败，伤亡近2万人，重型武器损失惨重。这一仗给东条英机的打击非常沉重，迫使他不敢再轻易“北进”。
◆ 罪恶的顶峰
在“北进”无门的情况下，东条英机侵略的脚步不得不全面南移，他踏着中国人的血和尸体拾阶而上，很快就成为了“南进”的首领。1940年2月，东条英机就任临时军事参议官；7月就任陆军大臣兼对满事务局总裁。1940年他担任了近卫第二次内阁的陆军大臣。
大权在握，东条英机的“剃刀”性格更无阻遏。东条英机一接任陆相，就发表讲话，提出了对内要“整顿国内组织，确实使战时体制臻于完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刚刚上任就迫不及待地立即派遣日军进入印度支那南部。
在东条英机的支持下，日本的法西斯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近卫内阁又在1940年9月与德、意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形成了法西斯轴心。
此刻的东条英机踌躇满志，他捏着一只拳头喊叫要把整个中国置于死地，捏着另一只拳头要向东南亚扩张。为了实现这个狂妄的理想，他扩充了“七三一”细菌部队，拟定发布了法西斯军人精神教规《战阵训》，强调日军士兵“命令一下，欣然赴死”、“不自由应思为常事”。
东条英机终于达到了罪恶的顶峰。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逼迫近卫退位，自己登上了首相的宝座。他一上台就尽显其专横跋扈的“剃刀”本色，实行法西斯独裁，打击排斥异己，独揽军事财政大权，一身兼任了内务大臣和陆军大臣，后又兼任了外务大臣、军需大臣、商工大臣、文部大臣及参谋总长等要职。他把日本所有的力量都压进了大炮的炮膛，向一切能够得着的地方轰击。11月初，以东条为首的日本政府，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决定。11月中旬，东条在临时议会发表战争演说，谴责英、美阻碍日本进行侵略扩张，并号召国民节衣缩食，叫嚣“一亿国民齐上阵”。临时议会根据东条的要求，通过了38亿日元的临时军费追加预算案。
东条英机在疯狂备战中，始终也没有忘记已经叼在嘴里的肥肉———中国。当上首相的第一天，他在施政演说中就指出：“完成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以贡献于世界和平，为帝国既定的国策……在皇威之下，举国一致，为完成圣业而迈进。”东条英机高举战刀，发出了战争的总号令。
正是在这种野心的支配下，东条英机于1941年12月8日，命令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日，日军根据东条英机的命令，陆续开始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吉尔伯特群岛及香港等地发动进攻。当天，美国、英国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起初，战事发展对日本有利，东条和他的同伙欣喜若狂。这恐怕是东条英机一生中最得意的日子。东起中途岛，西迄印度洋东岸，北邻西伯利亚，南止澳洲北岸，这一片广阔地域尽落日本军队手中。皇军的神威似乎是天下无敌，日本的最终胜利似乎指日可待。
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下，被占领区内的人民生灵涂炭，无数平民作了日本鬼子的牺牲品。
但从1942年夏天开始，整个亚洲和欧洲的战争发展，都开始对日本不利了。
1942年5月，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政府，命令日军联合舰队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但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受到重创，损失大型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400多架、兵员3 500人。
1943年2月，30万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被歼，欧洲战事从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希特勒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因盟军在1943年9月于西西里岛登陆而摇摇欲坠，最后被推翻。同月，刚刚成立的巴多格利奥新政权向盟军无条件投降。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人民吊死在街头。自此，日本失去了一个战争伙伴。
1．送东条英机上路(5)
1944年4月中旬，为加强中国大陆日军与南洋日军的联系，东条英机命令在华日军执“一号作战”手令，尽快打通横贯中国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这是东条在中国内地发动的最后一次较大的攻势。同年7月18日，由于日本在与美国的海战中屡遭重创，在侵华战争中连遭失败，东条内阁被迫辞职。东条英机辞去日本首相、陆军大臣及参谋总长职务，退出军政舞台。小矶内阁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