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于“入常”的日本对此次改革计划表现最为积极，迅速展开全球拉票行动。一个时期以来日本铆足力气，或奔走于四方，或串联于列国，或号呼于朝野，竭尽甜言拉拢之能事，不择取巧蒙混之手段，力图在2005年9月的联大会议上，借助投票表决的方式一举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特别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公布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和答记者问时传达日本可能成为“常任”的信息后，日本更认为它“入常”已是铁板钉钉。
日本公开表明并积极采取行动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事实，可以说是时代变化的结果。以往日本“入常”的最大障碍是日本政府负有的战争责任及长期以来又未能对战争责任进行彻底反省的现实。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压力逐步减轻。美国的支持和怂恿是日本的一大精神支柱。美国支持日本，当然不是出于对联合国改革的支持，而是因为华盛顿在2003年出兵伊拉克问题上违背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意愿，没有获得联合国的授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除了英国之外，中国、俄罗斯、法国都反对美国攻伊。美国的单边主义在联合国肯定是失道寡助，这是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常任”的最重要原因。日本在外交方面惟美国的马首是瞻，如果日本成为“常任”，等于美国在安理会多了一个铁票。为使日本更加深入地投入美国的全球战略怀抱，2004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竟然表示，“日本要想成为在安理会中充分发挥作用的一员，可以考虑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但是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也是“口惠实不至”，因为美国不想让日本拥有否决权。此外，亚洲以外的国家，和日本没有什么恩怨，且日本在经济援助方面颇下工夫，所以这些国家也多支持日本，至少不反对。可见，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柱是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日本曾威胁说，如不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将减少缴纳会费。
5．争 常(3)
◆ “障碍”重重
然而，要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毕竟是一件严肃和困难的事，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随着日本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发起冲刺，反对或阻止日本入常的声浪从世界各个角落掀起，日本争当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受到广泛的质疑。
首先，不服二战结论的日本何以成为“常任国”？联合国是由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的战胜国创立，其初衷就在于防范法西斯势力东山再起。日本国内长期弥漫着其本身是“二战受害国”的氛围，“东京审判强加论”大行其道。最近，小泉首相还指示部下在其官邸内挂上了“东京空袭”的照片，欲让每个来访的外国领导人知道“日本也是二战受害者”。这岂非怪事？
其次，否认侵略历史，日本怎能代表亚洲？在不远的过去，日本对朝鲜进行了长达36年的野蛮殖民统治，对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百姓，掠夺了无数财富。然而，战后日本政府高层和政客却不时做出否认侵略历史的举动。直到今天，日本出版的教科书仍在歪曲甚至美化过去的侵略历史，日本领导人更是不顾邻国的强烈抗议，屡次参拜供奉日本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人们不禁要问，日本究竟要代表哪个地区成为“常任国”？
再次，日本外交毫无自主性，怎能维护国际公正？日本一味追随美国，严重受制于美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不管是非曲直，惟美国马首是瞻”的方针。美国以“莫须有”罪名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后，日本是其“铁杆”应声虫，成为迄今惟一仍一口咬定“(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等于没有这些武器”的国家。日本企图“挟美制亚”，自以为有了美国做靠山就可以争常了。如果日本以如此姿态成为“常任国”，则只会助长美国的单边主义，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无益处。
最后，处处与邻为敌，日本如何取得周边的支持？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这个昔日军事帝国的想法也多了起来。“入常”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可谓“凌云壮志”，一旦实现就是堂堂的政治大国了。但日本政府在争取实现这一志向的过程中采取了令外界无法理解的态度：它对过去受军国主义侵略之害最深重、今天对日本不正视历史意见最大的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国家，不是放下身段，多做自我反省，缓和关系，争取谅解；而是相反，处处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什么问题敏感，就挑衅什么问题。
一个尚未成为“常任”的日本，对邻国就如此蛮横，对地区和平、稳定就如此不负责任，一旦成为“常任”，会如何呢？日本的表现不仅使东亚国家更有理由对其质疑，就连被它拉拢的某些国家也开始怀疑日本“争常”的动机是否纯洁。因此，日本要想成为“常任国”，就应在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方面表现出诚意和能力，而不是迷信金钱外交的魔力。
2004年9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表示，中方理解日本方面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但欲成为在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大国需对涉及自身的历史问题有清醒认识。联合国安理会不是董事会，不能按交纳会费的多少决定其组成。
◆ “团结谋共识”对抗“四国联盟”
现在，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以意大利为首的“团结谋共识”运动与积极寻求当上常任理事国的“四国联盟”，形成相互抗衡的两大阵营。所谓“团结谋共识”运动（又称“咖啡俱乐部”）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日、德两国希望“入常”，意大利等国就表示反对。以意大利为首的这些国家的大使经常在咖啡馆商讨，这些国家的大使越聚越多，后来被称为“咖啡俱乐部”。目前，“团结谋共识”运动共有七十多个成员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各国的反对目标其实不同，其中韩国等国反对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是针对德国，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国是针对巴西，巴基斯坦等国是针对印度。
“团结谋共识”运动于2005年4月11日在纽约举行“团结一致大会”，参加者多达119个国家代表。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与美国驻联合国公使也出席了会议。与会国家认为，联合国的改革应该达到加强该组织的目的，因此，改革应尽量取得一致，不能加深各国的分歧。在没有取得共识的情况下，大会如果强行通过只有部分国家同意的改革，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安理会的扩大，不仅应考虑国家的大小和对联合国的贡献，还应考虑其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对世界和平是否有利，即所有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平等的，新增的理事国还应有责任心。虽然这些观点都没有点名，但似乎都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是对日本。大部分与会国家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的年内确定安理会改革方案的倡议，认为“不宜为改革设定时限”。这次会议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一个国家争取“入常”不应与其谋求大国地位的努力相挂钩。
面对“入常”的巨大阻力，“四国联盟”一致要求9月份就A方案进行表决，而且它们还于2005年5月中旬，提出安理会改革决议草案，要求增加6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冻结其否决权15年，增加4个任期2年的非常任理事国，建议联大在6月份辩论并通过框架决议草案，在7月中旬选举新常任理事国，并在此后两周内通过有关修改宪章的决议。“四国联盟”提交的决议草案虽得到加勒比15国集团的“有条件支持”，但为其主力“票仓”的非洲联盟却给“四国联盟”忙上加乱。“四国联盟”要求增加6个常任理事国席位，本打算给非洲顺便捎带上两个，这样就将有53张非洲选票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不料非盟狮子大开口，要求获得两个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两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而日本等国自己都迫于美国老大哥的压力，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否决权的主张！非洲的“非分”之想好似给四国联盟后院放了一把火，烧得小泉手足无措，哭笑不得，只好再端出一盘在未来5年内增加100亿美元对外援助预算的大餐来堵非洲的嘴，买列国的票。
5．争 常(4)
2005年6月1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纽约对国际媒体明确表示，由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四国联盟)提出的要求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决议草案使联合国成员国分裂成了两个对立阵营，危害了联合国改革进程。如果四国将这一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中国将投票反对。王光亚希望各方继续磋商，找到一个得到联合国成员国广泛支持的安理会扩大方案。如“四国联盟”强行表决框架决议草案，需要得到联大至少2/3成员国的支持，才能确保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根据联大有关规定，美、中、俄、英、法五个现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大表决中没有否决权。如果这一方案在联大会议获得通过再提交安理会，则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王光亚大使就是提前放风，指出如果到了这一步，中国将使用否决权。
面对各国围绕着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的现实情况，为了澄清认识，2005年6月7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观点和立场。文件指出，中国认为，联合国改革应遵循以下原则：改革应有利于推动多边主义，提高联合国的权威和效率以及应对新威胁和新挑战的能力。改革应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国际合作等。改革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在安全和发展两方面均应有所建树，特别是扭转联合国工作“重安全、轻发展”的趋势，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推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改革应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应发扬民主，充分协商，努力寻求最广泛的一致。改革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应有助于维护和增进联合国会员国的团结。对达成一致的建议，可尽快做出决定，付诸实施；对尚存分歧的重大问题，要采取谨慎态度，继续磋商，争取广泛一致，不人为设定时限或强行推动做出决定。
文件特别指出，中国认为，安理会改革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扩大问题，也包括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方法等重要问题。安理会改革应遵循以下原则：提高安理会的权威和效率，增强其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发展中国家已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2/3以上，但在安理会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这个状况必须纠正；应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轮流进入安理会，参与决策；坚持地域平衡原则，并兼顾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代表性；涉及各地区的改革方案应首先在有关地区组内达成一致。中方认为，一些国家倡导的地区轮任原则值得重视和考虑。坚持协商一致原则，是《宪章》的重要精神，目的是兼顾各方，特别是中小国家利益。只有经过协商一致做出的决定才能赢得最广泛的信任和支持。中方反对人为设时限，反对强行表决尚有重大分歧的方案。至此，据来自联合国的消息人士透露，在看到中国在此问题上的明确立场后，支持改革方案，尤其支持日本“入常”的国家，其实已不到30个，此情况使日本大惊。因此，日本想绕过中国达成其“入常”的意图，是得不偿失的做法，它事实上已封死了自己的“入常”之路。
鉴于中国不支持日本马上入常，意大利反对德国入常，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入常，阿根廷反对巴西入常，同时，俄罗斯支持中国的立场，法国赞同德国的立场，英国仍在犹豫不决这一现状，美国国务卿赖斯对新闻媒体表示：“联合国面临许多改革，我们认为安理会改革肯定需要考虑，但在所有各方达成共识前需要冷静和深思熟虑的磋商。”可见，美国明确反对对“四国联盟”强行推动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进行投票表决，并呼吁其他国家一起反对。
2005年7月21日，“团结谋共识”运动提出安理会扩大决议草案，反对新增常任理事国，建议将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从目前的10个增加到20个。扩大后的安理会所有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为2年或3年，可以连选连任。7月26日，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斯帕塔福拉在联大发言中批评“四国联盟”中的个别国家不惜通过“敲诈勒索”的手段，不惜以削减对一些国家的经济援助或是中止援助项目相要挟的方法，为其“入常”寻求支持。他说，这已不是“塞钱”买票问题，而是一个伦理和道德问题，是对联合国部分成员国的“勒索”。他呼吁各国对这种“勒索”行为说“不”，以免联合国的信誉及其改革进程受到损害。
◆ 日本入常策略犯了三大错误
尽管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试图对近来的事态发展给予积极的评价，宣称许多国家在最后一刻才会表明他们支持由日本主导的安理会扩大决议草案的立场，但是，日本外务省一位高级官员的话给了小泉当头一棒，这位官员说：“目前形势变得非常困难。就现在的情况看，日本入常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日本为什么陷入如此困境？这主要应从日本自身找原因。概括起来，日本的入常策略犯了三大错误：
一是日本协调德国、印度、巴西另外三个“争常”国结成“四国联盟”。本来反对这四个国家“入常”的国家，都带有明显的地区性，有的国家反对某个“争常”国家“入常”，可能因为自己想“入常”，或可能出于不服气；有的虽表示反对，但意见并不强烈，还在观察情势变化。但当“四国联盟”形成的时候，就促使反对这四个国家中任何一国“入常”的国家聚集到一起，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统一战线”，其中有些国家原本只反对四国中的某一个，现在变成了对四个都反对。后来由反对单个国家逐步演变成反对“四国方案”，并且认为“四国方案”是“历史倒退”，无助于改善联合国机制运作，而且会在成员国间造成摩擦分裂的危险。有的国家甚至把维持现在的“五常”，不设“准常任理事国”的意见也提了出来。
5．争 常(5)
二是日本竭力宣扬“贡献论”。日本一直宣扬谁缴的会费多，对联合国活动贡献大，谁就该是联合国“当然的常任”。日本交纳的会费占联合国会费的19.5%，仅次于美国，这点是事实。但这种“贡献”应该由其他成员国去评说，尤其是这并非“入常”的基本条件，或在“入常”中占多大分量，应由多数会员国根据联合国的章程、原则来评判。日本在“拉票”过程中没有一次不强调自己的“贡献”。这就不得不让人提出一个原则性疑问：联合国是什么性质的机构？它的安理会是不是“富国俱乐部”？是不是谁缴会费多谁就该成为常任，缴得不那么多的就不能当常任？显然，日本的论调根本站不住脚，有违联合国创建的初衷和原则，必然会遭到更多国家的反感和拒绝。
三是采取轻近攀远，押宝美国的投机策略。日本“争常”采取“押宝”式的投机策略，不仅表现在把“宝”押在争取2/3多数的表决方案上，也表现在它的工作重点上。
日本看待亚洲时，它知道中国、朝鲜、韩国等国会反对现在它就“入常”，但是它认为，只要它争取到其他地区国家足够多数的支持，确保 2/3的多数通过联合国改革方案，亚洲几个国家反对就不起作用。所以它对亚洲不想“白费劲”，始终把“拉票”重点放在与它利害关系不那么直接、没有历史恩怨的东亚以外国家身上。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亚洲国家反对它“入常”理由的正义性、不可辩驳性，可能引起其他地区国家的感情共鸣。
在对待几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态度上，日本尤其相信美国的影响力，相信美国对它态度的忠贞不贰、支持的坚定不移，认为只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四个大国工作做到家了，它们就会支持日本“入常”，中国就不敢冒否决其他四个大国意见的风险，这样中国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其实中国反对日本现在就“入常”，主要因为日本没有承认过去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对二战暴行不愿面对，没有用行动证明自己是负责任的国家。可见，中国无意永远反对它“入常”。但有的国家实际上在耍两面派，它们表示支持日本“入常”只是送口头人情，骨子里并非真支持日本，它们断定中国会站出来反对日本“入常”，所以宁愿让中国去做“恶人”。但这次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它们真实的一面就暴露出来了。如果“四国方案”真的通过了，日本“入常”就难以阻挡了。于是，美国和俄罗斯在扩增安理会常任的辩论会上，就表达了与中国十分相似的立场，都反对为改革设时限，更不赞成强行表决没有共识的改革方案。美国担任联合国改革特别顾问的席林·塔克西里说：美国希望在广泛一致的基础上推动联合国改革，“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某些领域，不会很快或者很容易达成一致，我们不应该被人为设置的最后期限束缚手脚”。日本对美国态度的突然转变感到非常困惑，失望情绪陡升。
日本《朝日新闻》刊文指出，日政府错在高估美国支持、恶化日中关系。报道称：日本并未认识到，美国首先仍是着眼于本国利益，而将重要盟友日本的“入常”渴望放在次要位置。
其实，这些错误是主导当今日本发展方向的右翼势力的本性使然，要不犯都不可能。
时至今日，围绕安理会改革，各国之间正在展开紧张的博弈，急于“入常”的日本也将继续施展其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一系列好戏将陆续登场。但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日本不能通过深刻反省自己的侵略历史而取得邻国的谅解，不将其外交政策由轻近攀远变为与邻为善的话，日本的“入常”梦就只好继续一如既往地无期限地做下去了。
6．“右翼”当权(1)
近几年来，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在政治大潮推动日本奔向“普通国家”、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日本政界众多要员正在通过否定侵略、抹杀不光彩历史的方式，卸载历史包袱，树立其政治大国形象。
◆ 日本政坛明显右倾化
1993年，日本“55年体制”（在1955年，日本保守派和革新派都统一起来了，日本在政治上进入了两大政党的时代，动荡的社会政治体制开始定型，这给战后日本的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带来深刻的影响，史称“55年体制”）崩溃后，以小泉纯一郎、山崎拓等为代表，提倡“修宪、强兵、走向国际事务”的新生代政治家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多在战后出生和成长，没亲身经历过战争，更没有老一辈政治家那种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对侵略战争的负疚感、赎罪感。他们虽然愿意就过去的历史做出一定的反省，但不希望亚洲邻国“翻老账”。这些抱有“新保守主义”的新生代政治家们已经掌握了日本的政治脉搏，在政治、外交等方面表现出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独立、自信”，甚至将对历史问题的强硬态度标榜为执政风格的“果敢”。
日本政治领导人战略观念的变化，为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拓展了其政治影响力。所谓“右翼势力”，是指战后日本国内推卸战争责任，否认战争罪行，甚至图谋将国家重新引上侵略战争歧途的、由极右团体和右翼分子组成的一股社会势力。日本是一个特别强调爱国心与民族主义的国家，二战战败的历史在许多日本人心里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而日本的右翼势力则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对历史进行歪曲，对侵略进行美化。这也正好成为某些政治竞选拉票的最好方法。
日本右翼势力是生长在日本社会肌体上的恶性毒瘤。回顾历史，日本右翼势力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它不仅在亚洲各国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惨剧，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自1881年武士出身的头山满成立日本右翼的第一个正式的组织玄洋社以来，日本右翼势力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20世纪初，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吞并朝鲜的过程中，这些右翼团体充当了侵略的急先锋。20世纪30年代，他们又用暗杀、政变等手段迫使日本政府加速军国主义步伐，进而把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推入战争的深渊。
在日本战败初期，美国曾于1946年1月4日向日本政府发出备忘录，要求日本政府解散一切超国家主义的右翼团体，革除军国主义侵略的积极倡导者和右翼骨干分子的公职，日本政府奉命多次发布“整肃令”。在当时，大批战犯受到了应有的审判，20多万军、政、财界的右翼分子被解除公职，战时的600多个右翼组织，除大日本独立青年党等17个团体改头换面存续下来外，其他全被解散。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超级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为了早日实现其政治、军事大国梦，重现昔日的“帝国威风”，右翼势力不但围绕着战争责任和日军暴行两个焦点问题大做翻案文章，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不反省、不道歉、不谢罪，而且一再挑起教科书风波、靖国神社风波、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事件，甚至猖狂到对承认侵略和暴行的正直日本人士鸣枪恫吓和暗杀的程度。目前，日本约有1 000个右翼组织，人数已多达400万左右。其中青年思想研究会、日本遗族会和自民党历史研究会、右翼国会议员联盟，是日本民间和政界右翼组织的代表。这些右翼势力不仅得到本国“政要”和政府的默认、庇护和支持，而且二者彼此勾结，遥相呼应。民间右翼势力企图依靠“政要”和政府的庇护与支持达到自己无法达到的目的；日本某些“政要”则借右翼之口说出自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并进一步在国民选举中继续保持优势。
◆ 拜鬼———日本政要为战犯招魂
靖国神社是日本神道教专门祭祀历次战争中阵亡者的场所。它建于1869年(明治二年)，坐落在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原名“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称为“靖国神社”。“靖国”意即“镇护国家”。
最初祭祀的是明治维新内战（戊辰战争）中效忠天皇的战死者，改靖国神社后成为享受神社最高规格“别格官币神社”的待遇，并由内阁的陆军部和海军部管辖，在日本大大小小8万多个神社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每年4月21～23日和10月17～19日，这里都要举行春秋两次“大祭”。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不断深入，靖国神社不再是普通的追悼亡灵的祭祀场所，而成为日本动员战争，宣扬和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和象征。
在占地10万多平方米的靖国神社内，陈列着当年侵华日军的武器、战利品、遗物、遗书和照片等，而且供奉着约250万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日本国内战争和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本官兵的“亡灵”。所有这些“亡灵”都被“正式公认”是“为国捐躯的英雄”。
二战后，盟军占领日本。1945年12月15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禁止政教合一的命令，禁止日本政府与神道的各种联系，把神道作为一种独立的民间宗教处理。从此，神道教超宗教的地位终结。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准备焚毁靖国神社，但罗马教皇派出特使劝告麦克阿瑟，称纪念为国家战死者是人类“自然法”，故麦克阿瑟保留了靖国神社，但在其“钦定”《日本国宪法》中确定日本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国家不再出资维持神社，靖国神社的大小“军神”也不再受国家的祭祀。因此，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对此耿耿于怀。
6．“右翼”当权(2)
与此同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其他同盟国国内法庭，对5 000多名日本军人和政府官员进行起诉和审判，分为甲、乙、丙三级战犯。1959年，靖国神社为约2 000名死去的乙、丙级战犯设立了牌位。1978年10月，靖国神社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为28名甲级战犯中的14人设置了灵位，他们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武藤章、松冈洋右、永野修身、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东乡茂德。从此，参拜靖国神社和复活军国主义更加密切相关，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话题。而且，二战以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也一直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其原因：一是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相参拜就意味着对侵略历史的肯定。这不仅与日本宪法中的“和平主义”原则相违背，而且必然会引起世界人民和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复活的不安。二是战后日本实行“政教分离”，靖国神社已和国家脱离关系，成为普通的宗教法人。《日本国宪法》规定：“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因此，首相前往宗教设施并以宗教仪规参拜神灵，与日本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也是明显不符的。
日本政要拜鬼始于1951年的吉田茂首相。战后的日本各届首相都极力避开8月15日这一“战败日”，并以公职身份前往靖国神社参拜。1975年8月15日，三木武夫首次以私人身份参拜。此后首相及阁僚参拜情况逐渐增多，但在以“公职身份”还是“私人身份”问题上仍含糊其辞。
1982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开始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前往靖国神社祭祀和参拜。同年，日本政府把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月15日定为“追悼战亡者、祈祷和平之日”。1983年秋天，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1月，桥本龙太郎作为首相在参议院会议回答日本共产党议员的提问时承认，“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和痛苦，这是事实，对此我们必须承认，并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然而不久，他却自食其言，于1996年7月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小泉纯一郎自从2001年4月当选以来，作为首相曾五次参拜靖国神社。2001年8月13日，小泉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他在众多支持者“万岁”的欢呼声中，前往供奉了1 000多名甲、乙、丙级战犯牌位的主殿进行参拜。
2003年1月14日，身穿燕尾服的小泉驱车来到靖国神社神殿后面的入口处，坐到台阶上脱下皮鞋后匆忙走了进去，不到10分钟就走了出来。2004年1月1日，小泉在参加完当天早上的皇宫新年会后，又一次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小泉纯一郎最近一次参拜靖国神社是2005年10月17日。
日本首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曾经饱受过日本侵略的中国、朝鲜、韩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这个错误的举动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广大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违背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做出的一系列表态和承诺，并且由于小泉首相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断了多年的中日政府高层互访仍然无法实现。尽管中方做出极大的努力，促成了双方领导人在国际会议的场合见面，但日本政府随后为“台独”分子李登辉发放入境签证，再一次给中日政治关系蒙上了阴影。
然而，日本右翼企图借尸还魂的脚步不仅没有停歇，反而越走越远。2005年6月25日，日本非盈利组织“理想考虑会”及印度驻日大使馆在东京靖国神社内为已于1967年死去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印度籍法官拉塔比诺·巴鲁立“功德碑”，以“赞扬”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主张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所有甲级战犯均无罪”的行为。
日本《东京新闻》当天报道，包括印度驻日本大使馆武官比埃姆·巴里、日本非盈利组织“理想考虑会”理事长羽山昇在内的40名相关人员参加了在靖国神社内举行的巴鲁“功德碑”揭幕仪式。“功德碑”高2.1米，宽1.8米，上面除了巴鲁的半身像外，还雕刻上了巴鲁所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所有甲级战犯均无罪”的谬论。
对于在靖国神社内设置巴鲁“功德碑”，靖国神社方面称，“希望（‘功德碑’能让人们）回忆起主张日本无罪论的亚洲学者”。羽山昇在揭幕仪式后声称，“在靖国神社设巴鲁‘功德碑’意义‘重大’，（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自虐的倾向根源在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希望（建巴鲁‘功德碑’）能成为更正这一倾向的契机”。
现在就连本已退居幕后的日本天皇也按捺不住跳到了台前，为右翼摇旗呐喊。作为战争时期的裕仁天皇之子———明仁天皇，和皇后在2005年6月27日亲赴塞班岛，为二战期间在该岛丧生的4万余名日军和1万余名平民“慰灵”。这是二战结束60年来，天皇第一次悼念二战战场死者，这也是日本天皇首次赴海外祭拜二战阵亡日军及平民。
二战历史已经载明，当年美军夺取塞班岛是太平洋战场上最惨烈的篇章之一，近6万日军及家属在此毙命。此后，美军又是以塞班岛为基地轰炸东京等城市，从而削弱日本防御和战争意志的。日本天皇来此凭吊，与其说是哀悼，不如说是励志。它将勾起日本民众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回忆和对武士道精神的缅怀，鼓励日本右翼向侵略者先辈致敬，也鼓励小泉及其继任者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6．“右翼”当权(3)
中国外交学院日本问题专家周永生教授指出，明仁的海外“慰灵之旅”是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一种侧应。天皇毕竟目前还不敢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但他这次祭奠的战死者与靖国神社内供奉的战犯是一丘之貉，因此将从舆论上给予小泉巨大支持。周永生认为，不排除今后日本天皇有更加危险的举动。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苗头，值得世人警惕。日本宪法规定，天皇为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总体的象征。而按日本官方说法，当今的明仁天皇是大和王朝“万世一系”的第125代天皇。明仁天皇的身份地位及其所祭奠的对象，决定了他首次海外“慰灵之旅”的性质不同寻常，这必将误导日本民众及鼓励右翼势力在歪曲侵略历史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 翻案———日右翼政客为战犯开脱尽现强盗逻辑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悍然向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发动进攻，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宣告结束，一批罪大恶极、双手沾满亚洲各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受到正义世界的审判，遭到应有的惩罚。然而，战后日本国内不时出现为战犯们招魂喊冤的奇谈怪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的言论。2005年5月26日，此人在自民党国会议员会议上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认为“战争是双方都做了坏事”。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预设了这样的立场：“只有战胜国才是正确的，战败国总是不对的”，并“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因而“这是错误的”；而且，在被占领状态下，日本被实行了严厉的言论控制，贴上了那场战争只有日本不好的标签。次日，自民党总务会长久间章生公然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果，为日本二战甲级战犯开脱罪责。这两个日本政要的荒谬言论，与当年为战犯开脱罪责的言论如出一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担任东条英机辩护律师的清濑一郎当年在法庭上就曾宣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组建不合法，11国法官都不具备审案资格，战败国军政领导人对战争不应负个人责任……半个多世纪前后的荒谬言论竟然如此相似！
森冈正宏和久间章生身为日本政府高官，竟然如此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他们显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奇思怪想，而是说出了一部分日本右翼的心声，与日本当前的政治气候相呼应。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说，日本政要发表的荒谬言论，是对国际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衅，是对所有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深重灾难的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并予以严厉谴责。
日本否定东京审判不是单纯否定一次审判的结果，而是要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双手沾满亚洲国家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鲜血，是对世界和平和人道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是构成战后国际政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早已成为国际常识，任何企图推翻这一审判结果的行径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通过对东京审判的潜心研究指出：东京审判自始至终，都具有不可辩驳的法理依据，其正义性、合法性不容否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认为东京审判的结果有损其“政治大国”的形象，开始变本加厉地攻击东京审判，使否定东京审判的思潮充斥到了政治、思想、学术、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日本国内这股否定东京审判、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思潮，已经产生了恶劣影响，将对日本今后的政治走向、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产生消极影响。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右翼政要总是不时发表胡言乱语，不断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这不能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日本能否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按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凡是为二战中法西斯国家反人类罪行翻案的言行都是违法的。在德国，为希特勒政权辩护的言行是违宪的，会被判刑。但在日本，右翼为战犯翻案从东京审判后就从未停止过，现在就连日本政客也公然加入为战犯翻案的行列。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使日本战前的部分军国主义战犯、军人和右翼官僚政客重新回到军界和政界，导致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死灰复燃。这些人的军国主义思想和“皇国史观”根深蒂固，自然对他们在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战争中所犯的罪行拒不认账，埋下了今天日本为侵略历史翻案的祸根。
近年来，“皇国史观”甚嚣尘上，右翼势力公开颂扬裕仁天皇这位战争元凶的“圣德”，认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完全如天皇所言“实出于谋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故，至若排除他国主权、侵占领土之类，固非朕志”。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病逝，竹下登首相就曾表示：“天皇一直为世界的和平和国民的幸福而祈祷，不忍心看到国民在战争中的痛苦挣扎，做出了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天皇的圣德将永远铭刻在国民心中。”令人吃惊的是，一些很有影响，过去比较客观地对待历史问题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也一反常态，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为天皇颂德，为战争免责。同时，右翼团体及一些狂暴的皇道主义分子，用卑鄙的手段攻击和迫害那些批评天皇的人们，造成恐怖或流血事件。长崎市长本岛在市议会上认为，天皇早做结束战争决断，长崎可能不会遭受原子弹之害，因此天皇应负战争责任。结果在天皇去世之时，极右翼分子恫吓与攻击他，扬言要其辞职，否则对其人身及家族的安全不负责。对“皇国史观”，不但众多右翼分子深信不疑，而且一些政客与政府官员也同样信奉，甚至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2000年5月15日，森喜朗首相在日本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上坦言：应当让国民理解，日本就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神道政治联盟就是为此目的而活动了30年，接着又表示，将以政府的立场积极推行神道教的宗教活动。
6．“右翼”当权(4)
与西方基督教“罪感型文化”不同，日本神道教是一种“羞耻型文化”。前者认为，人类尽管有原罪，但是可通过悔罪使灵魂获救，悔罪行为值得称道。后者则将失败与公开认罪视为一种耻辱，主张拼死报复，保全面子。日本民族主义的内核中包含后一种文化心态。“皇国史观”认为既然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那么按天皇的意愿所作所为就根本没有错误和悔罪可言，为遭受“不公正审判”的战犯翻案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因此，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一结束，日本右翼势力就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紧接着又叫嚷东京审判不公平，日日夜夜都在为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鸣冤叫屈，为他们收集遗骨，评功摆好，为其翻案，并为之树碑立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座战犯碑的出现。
第一座是1960年出现的兴亚观音“殉国七士墓”。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刑场，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等七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次日拂晓，驻日美军用汽车将七名战犯的尸体运往横滨市久保山火葬场火化。获得这一消息的日本律师三文字正平、兴禅寺住持市川伊雄、军人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等，趁美军疏忽的机会，把七名战犯的骨灰偷出来，分别装在七个小坛子里，偷偷跑到火葬场一角烧香祀奉，没想到被美军发现，骨灰坛被收回，放在火葬场后院的“供养塚”中。三文字正平等并不死心，又乘圣诞节前夕美军戒备松弛之机，悄悄潜入火葬场，从“供养塚”中偷出骨灰坛，然后设法运到东京以南约50英里的热海伊豆山兴亚观音里，那里也是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故乡。1958年，在爱知县前县议员三浦公山和该县幡豆町町长牧野健吉等支持下，于幡豆町三根山选定了建碑地址；次年９月，清漱一郎、三文字正平、菅原裕、林逸郎等联名发出修碑倡议；1960年7月17日，在兴亚观音塑像背后的矮树丛中建起一座高４米的墓碑，碑上刻有“殉国七士墓”五个大字，墓志由甲级战犯、前陆相荒木贞夫书写。印发的小册子《殉国七士奉赞会》说，这块纪念碑是在日本自卫队和当地人士协助下修建的。
第二座碑立于1980年。日本政府不顾国际舆论和国内和平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在巢鸭监狱行刑处立了一块纪念碑，其正面碑文为“祈求永久和平”，背面的文字是“市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行刑于此”，“故此地为历史遗迹”。其实，早在1951年，前陆军少将福岛久作、津田耕重等人就制订了保存刑场“史迹”的计划，要求把刑场遗址从监狱里划分出来，作为让“国民自由参拜”的“圣地”，并请一流的设计师和技术人员修建石碑。该计划经巢鸭监狱负责人川上悍同意后，很快修起了五座坟墓，并从1955年4月开始接受参拜。1959年2月至1979年10月，以贺屋兴宣为会长的“日本遗族会”、“刑场遗址保存会”反复向日本政府提出修墓建碑的要求。1979年10月16日，东京丰岛区议会建设委员会根据日本内阁会议的批示，公布了官方决定，最终在1980年6月17日，在刑场遗址建起高2米的石碑。
第三座是1982年５月30日在九州出现的“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它建在福冈中央区，高7.3米、重130吨，耗资6600万日元，碑上刻着全面肯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碑文：“1945年8月15日，遵为万世谋太平之诏书，吞饮万斛泪水迎终战。尔后，孜孜不倦三十六载、致力于祖国之再建，今已成为世界大国。此次大战乃一场为自存自立不顾日本国之存亡，为解放受虐待之民众、谋救万邦共荣之圣战。虽沉沦于败战悲境，然亚洲民众相继赢得独立与自由之荣光，此乃世界史上未曾有之庄严历史事实。……我们要把对英灵的崇高精神与伟大业绩抱有的无限敬慕和感谢之情，永远传祭下去。……”这是一座要为侵略战争彻底翻案的罪证，也是一座要亚洲人提高警惕的石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