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分子为日本战犯翻案的主张也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其中日本前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的主张在日本右翼界很有代表性。他因公开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于1988年5月被免职。他不但不知悔过，而且活动更猖狂，并在同年7月的《文艺春秋》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侵略问题的发言”有什么不好》的文章。
奥野写道：“我多年来一直主张，我们要从被歪曲的东京审判史的观念中挣脱出来。”因为“今天的国际法学界一般认为东京审判是违法的。联合国在东京审判之后，以对和平犯下罪行为理由进行裁决，判定日本是侵略国家，并将几个人送上了绞架。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惩罚。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前，可以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我认为在战争时期的法庭上被处以绞刑的人，从国际法来说，应该看作是相当于战死。”“说起来，追究甲级战犯的‘责任’，并没有明确是追究战败的责任，还是追究开战的责任。如果说是战败的责任，那是全体国民的责任，如果说是开战责任，那应该是当时煽动得最厉害的是宣传工具。”“作过东条英机辩护人的清濑一郎（后来当过众议院议长）写道：‘东京法庭所说的有一半是谎话，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与之对抗。谎话不仅扩及日本全国，而且扩散到全世界。审判虽然结束了，但是不消除这种误解就不能够消除我的责任。’”“错误百出的东京审判，规定了战后的价值观和战前的历史观，我们必须尽早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在文章里，奥野诚亮完全不谈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性质，反而颠倒是非，把给中国和亚洲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鼓吹得天花乱坠，竟说：“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做出了贡献。”
6．“右翼”当权(5)
1998年5月间，日本还正式上映一部名为《自尊———命运的瞬间》的影片，更把二战中日本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塑造成“自尊自爱”的英雄，是战后远东国际法庭的受害者。
然而，百般粉饰抹不掉鲜血写成的历史，任凭日本右翼势力如何辩解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战犯永远是战犯。
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战争法体现了人类文明的一种成果，已经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日本右翼政客为侵略战争罪行开脱的言行恰恰是忽略了这种国际公约的规范。其言论反映出日本一些右翼分子丝毫没有犯罪感，没有人类道义感，没有历史责任感。日本政要的谬论，其言可诛，其心可怖。日本右翼政客对战争法的刻意曲解和对国际法的肆意践踏是在反复试探中国和其他亚洲二战受害国的承受底线。它实际上是有预谋地、逐渐地寻求对现有的国际法体系和准则的一种突破。世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右翼势力的膨胀，无论是对日本国内还是对东亚地区，都是一个不祥预兆。日本戳痛的是历史的神经，破坏的则可能是东亚的和平与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说，美国对日本的做法，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无公开反应，但可以预料，一旦日本右翼势力搅乱东亚合作前景，美国不会坐视不管。一是因为这与美国在东亚利益密切相关，二是日本如果搅局过度，谁也不敢保证日本会不会习惯性地以国内法对抗国际法，以至有一天去挑战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
◆ 改史———日政府为右翼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开放绿灯
日本文部科学省2005年4月5日下午公布了日本8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公民等教科书的审定结果。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出版社出版的严重歪曲历史的教科书竟然被文部科学省认定合格。
这本新历史教科书与2001年通过的教科书相比，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提法更加露骨。该教科书污蔑说，中国人“由于受到通过暴力实现革命的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出现了过激的特点，抵制日货、袭击日本人的排日运动活跃”。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排日运动激烈”。由于“共产党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因此中日战争是“由共产党挑唆引起的”。卢沟桥事件是由于“中国一侧对日持续射击，进入战争状态”。1937年8月在上海也是“两名日本士兵被射杀，以此为契机，日中间的冲突全面扩大”，“发展为以后八年的日中战争”。似乎日本在战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是被动和被迫的，战争的责任完全在中国。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有3 500多万人伤亡，其中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就达30多万。对此该教科书却只字未提，反而说“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而且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在注释中写道：“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认定这是日军杀害多数中国民众的‘南京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上也出现了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仍在争论。”它甚至还妄言台湾地区一直“在中国统治之外”，中国从没有对台湾地区行使过主权。
此书一出立即遭到中国和韩国等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任意歪曲历史、遭到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对的教科书，却冠冕堂皇地被日本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定为东京都台东区首所初高中连读的公立中学白鸥高中附属初中的历史教科书。
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是东京都的政府部门，教委成员从社会各界选定，由东京都知事提名经议会通过。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团体代表说，谁都知道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右翼色彩，他选用的教育委员的政治倾向可想而知。据揭露，为了支持采用扶桑出版社的教科书，政府要员和自民党议员河村文部科学大臣、自民党干事长安倍亲自出席为其打气。安倍公然声称“从军慰安妇不是历史事实，上次审定教科书时左的势力对‘新编历史教科书之会’进行压制，剥夺了言论自由”。被石原任命为公务员的横山洋吉却以教育长的身份出席这次集会。在石原慎太郎的授意下，东京都教委对白鸥高中施加影响，并派遣右翼人士担当学校的顾问，东京都教委通过右翼教科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本历史教科书成为国际问题其实远不是最近的事情。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政府就想通过审定制度把侵略战争的史实和“侵略”字眼从教科书中删掉。在1982年的审定中，对于在殖民统治、侵略战争、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罪行欲推卸责任。对此，韩国和中国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日本的近现代史与中国、韩国的近现代史有密切的联系，日本如何记述过去的历史，对于中国与韩国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因此，从那以后，日本政府在审定标准中追加了新的原则，即“在记述与近邻亚洲各国的近现代历史有关的问题时，需要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角度考虑”。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再次向着删除或缩小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地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等方向发展，这是出现上述扶桑社教科书那样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的前因。
6．“右翼”当权(6)
众所周知，从日本战败迄今为止的半个多世纪中，确有一批正直的日本人，在“一亿国民总忏悔”的口号下发自内心地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在他们的努力下，1993年首相细川护熙坦率承认日本的侵略事实。1995年8月15日，首相村山富市发表对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表示反省的讲话，表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而且通过亚洲女性基金会，向150多名原亚洲国家“慰安妇”道歉，并支付了日本国民的赔偿金。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反对“自虐史观”的右翼势力逐渐占据上风，日本右翼国会议员联盟提出修改现行教科书，删除南京大屠杀与随军慰安妇的内容。日本政府反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调查报告，并拒绝以国家立场向慰安妇谢罪与赔偿。由于政府官员的怂恿与推波助澜，早在1996年12月，冈山县就有30多个民间团体联合提出删除历史教科书有关南京大屠杀与随军慰安妇内容的陈情书，以后熊本、鹿儿岛、福井县民间组织也纷纷提出类似陈情书。在这股上下一气、共同否定侵略历史的逆流中，一小撮右翼学者著书立说，将右翼分子的反动行为系统化与理论化，其呼风唤雨的恶劣表现也令人不齿。
右翼势力力图通过捏造历史，培养战前那样的准备战争的人员，而日本政府对此居然大放绿灯，这给了右翼分子极大的鼓舞。因而，目前日本除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进行歪曲历史活动的组织也越来越多，相继出现了日本会议、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青年议员之会、教科书改善联络会议等右翼组织。不仅处于权力中枢的政治家对它们提供政治支持，像三菱、鹿岛、住友等几十家大企业和财团法人也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他们互相勾结，不断向地方议会、教育委员会施加压力，正在形成一个能够渗透到全国的网络，其动向值得警惕。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右翼人士不断发出否认过去侵略战争历史的言论，人们或许早已熟悉了他们的前赴后继。过去，任何高官意图修改历史的右翼观点，都会引起舆论大哗，或引咎辞职或被解职。不断地“自我牺牲”之后，情势终于起了变化，现在日本右翼的观点可以被公开、热烈地讨论，而且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容忍，至少发表类似言论的高官已不再革职了。
对日本右翼的这种做法，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要保持足够警惕。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才能使人类社会悲剧不再重演。
◆ 领土之争———日本与邻国外交呈现咄咄逼人之势
二战失败，日本被迫接受民主改革，放弃传统天皇制，承认大和民族应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相待。但是，日本随着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社会中成为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的呼声逐步高涨，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抬头，右翼势力也推波助澜，并欲将其引向褊狭的民族主义歧途。由于战后长期的错误教育引导，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保守主义倾向是非常明显的。据《读卖新闻》1982年的舆论调查显示，将侵华战争看作侵略战争者不到1/10。中小学生们看了《山丹之塔》、《听，冤魂的呼声》等反战影片后，不但不从反战角度来欣赏，反而情不自禁地发誓说：“此仇必报!”“下次一定要打一场胜利的战争!”以致使仗义执言的家永三郎、本多胜一等进步人士不仅受到右翼势力的威胁和政府的冷遇，而且还要忍受来自周围群众“卖国贼”一类的讽刺和谩骂。
时时涌动的褊狭民族主义情绪、难以泯灭的军国主义野心，是日本右翼势力的“真情流露”。
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上早已出名的日本政客石原慎太郎，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曾经抛出“新亚洲攘夷论”，主张在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由日本肩负领导东亚各国、建立亚洲经济圈的历史责任，“为了休戚与共的东亚，即使引起激烈竞争，日本也应站在前列，奋起阻止美国把亚洲各国变成它金融战略的殖民地。而且我坚信，这对于保护日本自己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比其他任何办法都更加行之有效”。他竭力鼓动亚洲发生危机国家对美国的仇恨，以摆脱与美国的经济联系，由日本取而代之。表面上是为亚洲受害国申冤，实际上是为日本在亚洲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准备条件。石原一类右翼分子的思想本质，是利用日本民族主义情绪来牺牲别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利益，以换取日本更大的国家利益。极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的“新亚洲攘夷论”与日本昔日发动侵略亚洲战争时抛出的“大东亚共荣论”有惊人相似之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少数日本右翼分子利用日本国民的心理变化，企图冲开缺口，把民族情绪和青年一代引上歧途。
在右翼势力的鼓动下，日本加快了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由于中美关系、台海局势、朝核问题的起伏多变，日本政府过高地估计了本国在地区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对周边国家采取了居高临下、强硬对抗的态度。近期，日本外交更是大张旗鼓、四面出击，与多个邻国在不同的问题上发生摩擦。这些摩擦主要表现在：首先，在台海问题、钓鱼岛争端以及东海划界问题上，日本的姿态越发蛮横。
6．“右翼”当权(7)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
钓鱼岛又称钓鱼岛列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端。中国福建和台湾的渔民，自古以来一直在这里从事捕鱼采药等生产活动。这里还是中国东海的一个鱼类丰富的渔场，周围一带海底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因岛上无淡水，向来无人居住。
从经济方面讲，钓鱼岛附近海域，专家估计石油的蕴藏量可达1 000亿桶。这么丰富的石油资源，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战略意义。早在60年代，联合国亚洲远东委员会提出的调查报告断定，钓鱼岛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
为此，中国政府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都一再重申，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日本每一次染指钓鱼岛，都激起中国人的极大愤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与日本政府严正交涉。1992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领海法，写明钓鱼岛是中国领土。
2005年2月9日（农历大年初一），正当中国人沉浸在欢度佳节的喜悦气氛中时，日本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宣布，钓鱼岛(日方称尖阁诸岛)上“日本政治团体所建的灯塔，由于其所有者放弃所有权，已经成为国有财产，即日起由海上保安厅保守和管理”。在细田博之宣布接管灯塔的消息后几个小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就在北京对中外记者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本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非法和无效的。紧接着，外交部亚洲司官员又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指出日方此举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挑衅和侵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不能接受。
此外，台湾本是中国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中国的统一大业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但日本以美日军事同盟为依托，近年来明显加紧干预台海问题。1996年4月美日安保体制共同宣言发表；1999年4月27日和5月24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又批准针对朝鲜与中国的“周边事态法案”，为日本用军事手段干预中国统一与亚洲事务做了准备。2005年2月19日，日美外长和防长“2+2会谈”（美日两国外交和国防部门的首长共同参加的“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竟把“台湾问题”作为共同关心事项。其干预台湾问题的手法开始由以往的“模糊化”转向“清晰化”。至此，日本终于一改过去对中国的“慎重” 姿态。
与此同时，围绕海上油气田开采，中日在东海划界问题上的争议也日趋激化。日本主张以两国海岸基线的中间线来确定专属经济区界线，即所谓的“中间线”。但这种主张没有依据，中方从未承认过，也不可能承认。
近年来，针对中国在日本自己提出的“中间线”中国一侧开采油气田的活动，日本政府以本国资源可能被中方抽走为由，要求中方停止开采并提供有关数据。其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方拒绝。2005年7月14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正式宣布，批准帝国石油公司在东海“中间线”以东的中日争议海域试开采石油天然气。试开采的油气田面积约为400平方公里。据悉，日本经济产业省4月就启动了审批民间企业试开采东海油气田的手续。当时日政府就称会接受申请，改变数十年因为怕激怒中国而不愿开放试开采的态度。对此，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回应。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2005年7月15日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公使渥美千寻，提出强烈抗议，并称如日方试图将自己单方面的主张作为既成事实强加于中方，中方坚决反对，也绝不会接受。同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严正交涉。由于日本的一系列错误做法，中日关系降到了自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
其次，在挑衅中国的同时，日本与其他邻国的关系也急剧恶化。在对韩关系上，日本也加强了与韩国争夺独岛（日本称竹岛）的攻势。韩日间围绕独岛所有权问题的纠纷由来已久。据记载，早在1693年韩日两国就该岛的归属问题曾举行过谈判。韩国人称该岛是朝鲜人金自周于1483年首先发现的。当时被命名为三峰岛，是流放罪犯和人们躲税的地方；日本则认为该岛历史上就属于日方，1616年由日本人大谷川宜首次发现，过去叫松岛，后来改为竹岛。1905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即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并把其划入岛根县辖区。
二战中日本战败，独岛曾暂时移交驻韩美军管辖。目前韩国实际控制着该岛，并在岛上修建了灯塔和简易码头。2005年3月16日，日本岛根县议会表决通过了“竹岛日”的条例提案，正式把2月22日定为“竹岛日”。这一天正好是100年前日本强行将独岛纳入自己领土的日子。日本驻韩国大使高野纪元也公开说，“竹岛明明白白是日本领土”。加上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于４月上旬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继续否认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罪行，激起了韩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对大部分韩国人而言，这是“对韩国第二次侵略”。因此，民众的情绪像火山爆发一般激烈，韩国民众在日本驻韩大使馆门前抗议示威，断指、自焚、焚旗、跳河，呼吁抵制日货、要求断交，主张以牙还牙。
此前一直保持克制态度的韩国总统卢武铉也“忍无可忍、奋笔疾书”了。他在2005年3月23日发表《关于韩日关系告全国国民书》，强调韩国政府绝不坐视日本将侵略历史合法化，韩国将在外交上采取果断措施，同时也将提醒韩国人做好精神准备。这一行动可能导致两国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倒退，但无论有多大困难都不再退缩。卢武铉的“超强硬发言”，被韩国传媒解释成是“对日外交宣战”。３月４日，韩国政府宣布无限期推迟外长访日，并加强了对独（竹）岛的警备，允许国民登上独（竹）岛———针锋相对地给日本以反击。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泳，３月２２日指出，日本要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必须得到邻国的信任。因为日本是否是真正谋求和平的国家使人疑虑，日本首先应回过头来看看自己。韩国已决定展开外交活动，阻止日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由于日本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把钓鱼岛、竹（独）岛都纳入日本国土，国际舆论认为：教科书令日本远离亚洲各国，对中日、韩日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6．“右翼”当权(8)
在对俄问题上，俄罗斯政府本来于２００４年表示，准备在１９５６年俄日宣言的基础上，归还齿舞、色丹二岛给日本，然后签署俄日和约。但小泉首相到日俄有争议的北方四岛视察，故意向俄示威。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１日，日本国会两院又通过决议，提出签署俄日和约的条件。不仅要求俄罗斯一揽子归还北方四岛，而且对其他北方领土也提出主权要求，使得俄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已无限期推迟本应于２００５年春季进行的访日之旅。
本来日本政府和许多日本人想要让自己摆脱“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局面，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人们是可以理解的；但人们不能理解的是：那些右翼人士企图以日本本国民族主义伦理修正历史、背离真实的方式来达成这个目标。过去日本的历史教训就是：民族主义演进成了军国主义，进而造成了对东亚和整个世界的灾难。日本乃至包括中韩等国在内的东亚有识之士，应当充分认识到，一个和平而安全的东亚秩序，逻辑上和事实上都必须建立在以理性、和解与睦邻的制度与价值为核心的东亚共同体意识觉醒的基础上；在这样一个框架内的日本才会被视作得人心的、“负责任的大国”。日本的右翼人士是否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呢？阻遏日本社会右转趋势，除了寄希望于日本在野党与广大爱好和平的日本民众的共同努力之外，更需要日本政府的真诚行动与积极措施。惟有日本政府采取法律手段，才能有效防止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行径发生。只有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日本国民、维护和平宪法、铲除军国主义余毒、走和平发展之路，日本才能取信于亚洲各国人民，亚洲才能保持和平。这是日本与亚洲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心声，也是人们对日本政府的期望。尽管如此，爱好和平的人们，仍不能掉以轻心，仍须树立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第二篇 中国大法官
1．紧急受命(1)
◆ 天降大任
在2003年春，一本关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记被意外发现了。日记的主人就是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梅汝璈一直都有记日记的习惯。据梅法官的儿子梅小璈介绍，“父亲关于东京审判的资料很多，但‘文革’中都被抄了。后来只找回了一本日记和半部书稿。”
留存的这本从未公开过的日记有40多篇，描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审判。一个中国法官的心路历程，为人们展开了那段岁月无法湮没的历史记忆，揭开了那些鲜为人知的法庭故事和那些台前幕后错综复杂的激烈争斗……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起，经过惨烈的抗争，付出了死伤3 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5 000亿美元的高昂代价，终于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法西斯德国和日本是二战的两大策源地。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战争波及近４０个国家，当时世界上平均每5人中就有4人被卷入战争苦难。日本对亚洲及太平洋的侵略造成数千万人死亡，上万亿美元经济损失。1945年8月15日，随着穷途末路的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屡次抗击外国侵略首次取得了完全的伟大胜利，中国法官也随即有了首次参与军事法庭审判侵略者的雪耻机会。
为了减轻或开脱战争罪责，战后重组的日本政府曾提出建议，希望仿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德国独自审判的方式，由他们自己来审判战犯。但这一主张被同盟国拒绝了。在盟军总部主持下，由１１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成立，日本战犯最终还是被押上了“东京审判”被告席。
深受日本侵略者毒害的中国人民一直盼望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正义审判。中国国民政府在1945年12月底，一接到驻日盟军统帅总部参加审判的通知，便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选派往东京的外交、司法人员。
两部官员立刻从全国范围内挑选精英。最终选定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有：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顾问吴学义，担任助理的法律专家、历史学家裘劭恒、方福枢、杨寿林、刘子健等。当时，梅汝璈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向哲浚是上海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
梅汝璈和吴学义两人曾经担任过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助手，参与过和英、美、苏分别在1943～1945年签订《中美平等新约》、《中英平等新约》、《中苏友好条约》的谈判，有着丰富的国际外交经验，通晓英美诸国法律。
1946年1月28日，盟军总部公布了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国法官为：美国法官克莱墨、中国法官梅汝璈、英国法官派特里克、苏联法官扎里亚诺夫、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法国法官柏纳特、荷兰法官洛林、印度法官帕尔、新西兰法官诺司克夫、菲律宾法官哈那尼拉、澳大利亚法官卫勃。其中卫勃担任庭长。
从某种意义上讲，梅汝璈是因代表中国参与对东京战犯的国际审判而闻名于世的。但一位国际法学家在接受《望东方周刊》的采访时道出了根本原因：“事实上，梅汝璈受当时的国民政府指派，作为中国的惟一法官代表参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他不屈的民族气节、深厚的学术功底不无关系。”
◆ 少年学子
1904年11月7日，梅汝璈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区朱姑桥梅村。朱姑桥梅村是一处极具明清建筑特色，历史文化积淀远涉汉唐，古风遗韵、民风犹存的江南小村。但与湖广江浙相比，该地在20世纪初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经济不够发达，思想文化也不够开放。
然而，梅汝璈的父亲———梅晓春却是一位头脑清醒、见识高超的开明人士。他在自传中曾对自己的经历这样记述：“1891年6岁时牧牛2年，8岁入私塾5年，后事农3年，又读书3年。1907年考取江西陆军测绘学校，3年后毕业，后到北京模范测绘学校学习2年毕业。”梅晓春还远到新疆伊犁参加了中俄边界勘测。1912年，梅晓春任江西测量局地形科长与教员。
梅晓春的学历、阅历使他在当时就具有了新思想、新目光。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他认为，要让自己的子弟成为有用之才，就不能抱残守缺，不能再让他们受旧式教育。尽管当时当地尚有不少人鄙薄洋学堂，他却毅然将自己的长子梅汝璈送进了南昌市内的江西省模范小学。
1916年，梅汝璈只有12岁，在父亲梅晓春的坚决支持下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开始了长达8年的北地求学。现在的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出国留学，而在当时，一些富贵人家还不愿意子女远走他乡，读书受苦。所以，当年幼的梅汝璈远离家乡和父母，千里迢迢地独自外出求学时，在落后、闭塞的农村还引起了不少猜疑和议论。但是，时代的进步、世事的变革，却是任何人也无法意料的。
20世纪初的清华学校还没有成为举世瞩目的高等学府。190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决定用清王朝所支付的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到中国来办学，于是便在北京开办了清华学校。这所学校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是由政府的教育部门而是由外事部门来管理，学制8年（中等科4年、高等科4年），按各省分担庚子赔款的数额比例分配招生名额。学生毕业以后，绝大部分都会到美国去留学，所以清华学校实际上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这所学校在上课、考试、生活管理及体育锻炼等方面都对学生有着具体、明确而且相当严格的要求，其西化程度远在一般学校之上，与旧式的学堂、私塾更不可同日而语。
1．紧急受命(2)
对于家境清贫、毫无背景、不通英语，甚至连官话（普通话）都讲得不大好的农家子弟梅汝璈而言，清华学校的生活所带来的种种不便和各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半军事化的作息制度必须严格遵守，西式体育锻炼必须积极参加，任何一门功课都不能马虎，否则便有留级甚至被开除的危险。最使梅汝璈感到尴尬的，是语言问题。不少外籍教师都用英语授课，多数同学都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而梅汝璈却一句英文也听不懂，一个字母也不认识。
由于学校的课业实在太沉重，有的学生不堪压力，精神都几乎崩溃了。但有的家长因望子成龙心切，还时常来信批评自己子弟成绩不佳，甚至以“有何面目再见江东父老”相责问，更加重了其子弟的心理负担。梅汝璈的父亲则正好相反。就在梅汝璈为英语基础太差而焦虑万分的时候，父亲的来信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父亲在信中说：对于功课，尽力而为即可。倘若实在达不到要求，我们还可以退学，再报考其他学校———中国的好学校很多，清华并不是惟一的选择。我们来自穷乡僻壤，见识、眼界，特别是西洋文化的根底自然比不上生长在通都大邑的书香门第或官宦人家的子弟。再者，人家往往是先在别的学校念完初中，然后再考进清华从头学起———这当然要轻松一些。而我们则是在小学毕业以后直接入学，文化基础虽差，在年龄上却有一点优势。经过努力完全可以赶上来，而不必一天到晚忧心忡忡，徒增烦恼。接到父亲的这封信以后，年幼的梅汝璈放松了焦虑的心情。他决心从头学起，迎头赶上。
梅汝璈的家境在清华学校的同学中算是清苦的。小时候的一件棉袍，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加长了三次。但清贫的梅汝璈在学习中却十分刻苦。每当晨曦初露，清华园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畔，在“水木清华”匾额之下，便会出现这个少年的身影。他口中念念有词，由艰涩到流利，由简单到复杂。这便是梅汝璈在补习英语。经过一段时间的起早贪黑，他的英语水平不仅赶上了其他同学，而且还处在了领先的地位。语言障碍的扫清，又自然地促进了其他课程的学习。8年之中，他的学业成绩始终保持优秀。他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还担任了清华学校校刊的主笔，令老师和同学们刮目相看。他来自历史上（特别是宋明以来）人文荟萃、科举人才众多，但在近代却新风迟开、保守封闭的江西省，以自己顽强的奋斗精神在这个典型的洋学堂中显示着华夏儿女的智慧和品格。这也为他日后完成国际大法官的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海外留学归来
1924年，梅汝璈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两年后他就以优等生的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1926年夏至1928年冬，梅汝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在24岁那年获得博士学位。有位教他德语的教授曾称赞他有着“令人惊异的头脑”。
海外留学生活不但未使梅汝璈淡忘祖国的命运，反而促使他更加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为了响应国民革命军“打倒北洋军阀”的北伐行动，梅汝璈与先后来美的施璈、冀朝鼎等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名叫中山主义研究会的团体，积极地宣传革命主张，并开展了与留美中国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派争夺留美学生总会领导权的活动。
1929年春天，提前完成学业的梅汝璈离开了美国。他把多余的奖学金用作欧洲之行，广泛地游历了伦敦、巴黎、柏林和莫斯科之后回到故乡。以后的十几年，梅汝璈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等课程。
梅汝璈最初应聘到山西大学法学院任教授，主要是由于考虑到山西大学历史悠久，而且山西大学具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特点，因为山西大学也是外国人用‘庚子赔款’创办的。任教期间，梅汝璈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还经常以清华人“耻不如人”的精神勉励学生。他谆谆告诫同学们：“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
由于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闭关锁省”，不知“明耻”且“夜郎自大”。因此，不久后梅汝璈又应聘到由张伯苓担任校长的南开大学任教。抗日战争开始后，南开迁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并成立“西南联大”。梅汝璈途经重庆，应当时担任教育部次长（副部长）、在中央政治学校兼职的清华校友顾毓琇的邀聘，担任该校的法律系教授。
后来，梅汝璈还兼任过中山文化教育馆副主任和《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撰写、翻译、编辑了很多外交和国际政治方面的文章。此外，他还在当时的国民政府立法院中担任委员，在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以及司法部法官训练所兼职授课。他留学期间学习的法律专业知识不仅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为他后来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侵华战争使得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多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想到年事渐高的父母和诸多亲友正在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追击而东奔西走，看到政府中某些官员正在大发国难财，一介书生梅汝璈的心情就像山城重庆上空的浓雾，显得阴郁、灰暗。尽管呈现在梅汝璈面前的现实生活几乎是一片漆黑，然而，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公平和正义的理想决不会在梅汝璈心中轻易地泯灭，所需要的只是时机而已。
1．紧急受命(3)
当梅汝璈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时，他才42岁。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和司法部门，资望深、年龄大的人士比比皆是。可是，执法东京的重任却偏偏落到了刚刚步入中年的梅汝璈身上———这无不得益于梅汝璈多年来在法学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方面的出色表现。舆论对他的评价是：精通法学理论，善于雄辩而又头脑冷静。
梅汝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全程参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在那场马拉松式的审判里，梅汝璈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礼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问题上，他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让世界记住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大法官。
梅汝璈的日记写到1946年5月中旬，直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十多天后。最后一篇日记后有行铅笔字，写着“以下转入另外一册”，但梅小璈说没有找到这“另一册”。这样，后来中国检察官和顾问在庭上精彩的反诘和辩论，那些只有梅汝璈经历过的、现在难以想像的11位法官之间复杂的斗争和斡旋，那些法官们在宣判前做的秘密讨论，以及历时近3年的审判中坐在法官席上的中国法官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就都随着日记的丢失，成为永远的谜了。
2．上 任(1)
◆ 飞赴东京
1946年3月20日，上海华懋公寓1层的大厅里，聚集着准备搭乘美国军用飞机前往东京的旅客。服务员在用英语点名：“Judge Mei（梅法官）。”随着服务员的呼唤，一名身材不高、西装笔挺的中国人应声向前。大厅里十余名美国军官一起把目光转向这位中年男子。在美国人心目中，法官是很受人尊敬的。可眼前这位中国法官是怎样的法官？此时此刻他为什么要从上海飞往东京？
原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今天就要肩负祖国重托，飞赴东京。临行前，梅汝璈向新闻界慷慨陈词，直抒不辱使命的心志：“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的国际法庭法官，决勉力依法行事，不负政府与国人嘱望。”
当日，《中央日报》、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梅汝璈到达东京后，被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联络官安排在了当时东京最豪华的饭店“帝国饭店”，并且还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宴会，接风洗尘。
肩负使命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初到东京时的心情却极其复杂。这从他当天的日记里可以看出：“我注视公路两旁的景象和路上日本男女的表情。我总的印象是横滨和东京的工厂都炸光烧光了。它们和我22年前在日本所见的已经大不相同了。孰令改之？这是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的！他们荼害了中国，搅乱了世界，而且葬送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前途。一个本可以有所作为的国家招致这样的命运，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梅汝璈作为战胜国派出的法官，下榻于东京“帝国饭店”的一间三室一套的大客房。出门有专车，车前方漆有派出国的国徽。餐厅里有法官专席，随到随吃。对法官，日本侍女的微笑也格外妩媚。
优厚的物质待遇，并不能使梅汝璈减轻对祖国命运的牵挂。他每天早晨翻阅侍者送来的英文报纸，看到的是满目的凄凉：“饥饿的中国人在吃树皮、鼠肉和泥土”；“300万中国人在湖南奄奄待毙”；“满洲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国殷切期待马歇尔特使返华调停”。
国破山河在，国家尊严何在？梅汝璈因此而不愿到餐厅去吃早饭，他只有按铃请侍者把早饭送到房间里来。其实，各国法官也天天看报，关于中国的坏消息是人人皆知的。梅汝璈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外国法官）修养很好，绝口不谈中国政局问题，也绝不谈任何足以引起不快之感的国际时事。我想，在别的地方，修养差的人们一定不少，真要是问长问短，倒会使我们这“五强之一”的中国人难为情了。美军某下级军官曾毫不客气地说：“报上不是说几百万中国人在吃草根树叶吗？华侨又何必要比日本人好的配给呢？”“止谤莫如自修”，中国还得争气才行。不争气，人家口里不说，还不是“心照不宣”吗？
确实如此，在法官圈子之外，盛气凌人之徒并不少见。曾有一位美国青年记者在访问梅汝璈时，竟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报上说几百万中国人在吃草根、树叶，请问这数字您以为可靠否？”“中国人刚刚打完日本，为什么自己又大打出手？请问国共两党争的是什么？”梅汝璈啼笑皆非，只能答以“无可奉告”。那天晚上，梅汝璈辗转反侧，直到夜里3点钟才勉强合眼。
在梅汝璈的日记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字样：“处身国外的人，对自己国家不争气最感痛苦。8年的惨重牺牲，刚刚换取到一点国际地位，假使我们不能团结一致努力建设，眼见这点地位就会没落了去。想到这里，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身处异国的人这种感觉最是灵敏，这类体会也最是真切。想到这些事，我几乎有两三个钟头不能闭眼。”
◆ 宝剑与壮士
让梅汝璈感到高兴的是，他刚到东京不久就遇到了老友、教育部次长兼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秀。顾毓秀受政府之托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现状。他们在东京的中国同仁及朋友为梅汝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见面后，顾毓秀郑重地赠送了一把宝剑给梅汝璈，此举的含义让梅汝璈既感激昂澎湃又觉使命重大。
这是一把装饰华贵的宝剑。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严肃而恭敬地接过了宝剑，谦逊地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受之有愧。”顾校长郑重地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梅汝璈拔剑出鞘，看着寒光闪烁的剑锋，激动地说：“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之说，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依法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一番话，令在座者无不击掌称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