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点50分，中间大客车的门开了，第一个走下车的人穿着一身战时日本“国民服”，胡须全白，他是南次郎。第二个人眼眶深陷，他是曾任外相、首相的广田弘毅。日本特务头子、穿一身西装的土肥原贤二第四个走下车来。第六个人瘦小、干瘪，他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松井石根。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身穿国民服、头戴神官式国民帽的东条英机。东条英机走在队伍中间，戴着黑框眼镜，脸上露出令人捉摸不透的笑容。这条通向法庭的路他再熟悉不过了，当年，只要他一出现，大门两侧的军官与士兵就会向他致敬。而如今，这里物是人非，不知他心中作何感想。
被起诉的日本战犯共28人，但从囚车上下来的只有26人，另外两人坂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这天早上从泰国曼谷的美军战俘营起运，将被直接押送到法庭。《朝日新闻》记者对战犯们的出现做了这样的描述：“这群战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队伍。”
战犯们走得很慢，相互间保持1米左右的距离。坎沃奇中校要求他们以这样的速度和队形走进法庭，以便于记者们摄下他们各自的“尊容”。当走在末尾的贺屋兴宣进入法庭大门后，厚厚的玻璃门随即关闭。上午11时13分，一阵铃声响过，以首席检察官季南为首的盟国检察团步入大厅，嘈杂的大厅内顿时安静下来。随后，26名被告在宪兵的押解下列队走进有围栏的被告席。战犯们的表现不尽相同：东条英机昂着头，故作镇定地走进大厅；前外相松冈洋右面色苍白，胡子乱糟糟的；在“密苏里”号上签署日本投降书的前外相重光葵拄着一根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审判厅；东条内阁的大藏相贺屋兴宣像个小学生一样，不停地东张西望。
当法庭执行官高声宣布开庭的时候，法庭里的所有人起立，迎候法官入场。在一片肃静中，卫勃庭长率领着身着黑色法袍的法官们威严地走入法庭，登上审判席。梅汝璈法官就坐在卫勃的左侧，这个位置很显著，便于和庭长直接交换意见。在以后的庭审中，梅汝璈在这个位置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梅汝璈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在法庭上的心情：虽然每个法官桌上都摆着一张很清楚的犯人照片，而且这些照片是依照他们的坐次排列的，但我只注意到坐在中间的东条和土肥原，尤其是东条，简直一动不动，和石膏塑的一样。其次便是“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我的天呀，这简直就是一个驯服得像绵羊似的老好人。看到他，我想起可怜虫。英文报上说，这位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将，很像一个失了业或欠薪很久的银行小书记。这话再恰当没有了。这些人虽然姓名都曾煊赫一时，但是他们此时此地的表现却很平凡，怪不得《星条报》今天描写战犯形态“不像当年一个强大帝国的统治者之一群人”。真的，这群家伙今日确实丝毫没有当年的威风和豪气，他们平淡得好像你在东京或上海任何公共汽车里可以碰见的一车搭客一样。
4．大幕拉开(2)
◆ 装疯闹剧
庭长卫勃在一片相机快门的按动声里致开庭词。他语调平稳柔和地说：“在来到这里之前，各位法官签署了一份宣誓书，要无所畏惧地、不受外界影响地进行审判。我们完全了解我们担负的重大责任，历史上没有哪一次审判比这次审判更为重要。”“被控所犯罪行包括破坏世界和平罪、破坏战争公法罪、反人道罪和共同谋划罪。由于所犯罪行不胜枚举，且情节极为严重，特决定成立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根据《法庭宪章》规定，审判程序是这样安排的：首先由代表盟国起诉方的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然后作认罪传讯。之后，法庭进入正式庭审。庭审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检察方面起诉，提出证据，对质；
第二阶段，被告辩护方面辩护，提出反证，对质；
第三阶段，检察方和辩护方相互辩论；
第四阶段，检察方面进行最后陈述和请求法庭量刑。
辩护方申诉结束后，法庭就进入最后阶段，由法官闭庭进行内部讨论，起草判决书，量刑，最后是宣判。这是典型的英美法系审判程序，充分照顾了被告的权利。此外，审判还规定，每一个被审讯的战犯除设有自聘的日本律师及辩护人外，还要配置一名美国律师。后来，这些美国律师为一些没有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寻机开脱”，成为东京审判顺利进行的一大障碍，严重影响了审判的进度。
卫勃庭长读完开庭词，首席检察官季南向法庭介绍了各国检察官，接着他请求法庭允许他开始宣读起诉书。起诉书长达42页。有记者记下了聆听起诉书时东条英机的神情：他“表情凝固，昂着头”，“拿出手帕，擤鼻涕的声音甚至连记者席也听得到。”
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法庭突然出事了。坐在被告席最上面一排的大川周明突然伸手照着坐在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的秃头就是一巴掌。他拍打的声音很大，表情僵硬的东条回过头去，咧着嘴苦笑了一下。法庭里的人都笑了。这个戏剧性的场面来得太突然，法庭里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被告席的上面。反应敏捷的摄影师迅速捕捉到了这个画面。
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文人中最狂妄的宣传家和煽动家，狂热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分子，他在日本法西斯运动和侵略扩张活动中是个重要角色。他曾经杜撰神话说：“既然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日本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使命就是统治所有的民族。”他还是“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鼓吹者，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舆论，被人称为日本的戈培尔，绰号“大东亚雄辩家”。
当时，有一位美国记者对大川作了下列评价：“大川是个狂热分子、冒险家、典型的恶棍，满脑子帝国伟大之幻想。他在满洲和中国内地当过大商务机构的代表，他把这种工作同那种旨在改变日本政治体制的残暴血腥阴谋结合在一起。大川既是一个厌世绝欲的人，又是个奢侈享乐之徒；他既是一个有才能的狂人，又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和东条英机、木户幸一都陶醉于成功、沽名钓誉的行动计划，都喜欢被人奉承为‘大日本’的缔造者。”
大川周明在日本投降后，据说受了刺激，精神变得恍恍惚惚。在5月3日上午开庭前，大川周明的辩护律师向法庭提出申请，认为他目前的精神状况不适于接受审判，请求做精神鉴定。但这个申请被法庭驳回了。
其实，大川周明刚被押入法庭时就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他的个头在日本人中间属于高个子，他长得瘦削，却又穿了件宽大的破西服，这使他显得更高更瘦。令人可笑的是，他身着西服，脚上却蹬了一双日本式木屐，走起路来“吱嘎吱嘎”不停地响，使全场人都对此格外注目。
法庭宪兵见此情状，上前命令大川周明脱掉木屐，大川周明顺从地脱去了木屐，可是他的动作没有停顿，竟又把身上的西服也脱下来，上身只剩下一件皱皱巴巴的衬衣。他将衣领敞开，露出了细长的脖颈，他的喉结上下不停地鼓动着。他这副模样使熟识他的人忍俊不禁。因为过去的大川周明可是个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人。
大川周明在法庭上茫然四顾，似乎不知道干什么好。过了一会儿，大川周明的身子在座椅上开始扭动。他解开上衣所有的扣子，用手不停地搔挠他那凹陷的胸脯，像在抓捉身上的虱子。
法庭庭长卫勃发现大川周明这番举动后，命令看守人员给大川穿好衬衣。站在大川身后的美国宪兵立即执行命令，将衬衣重新套在大川的身上。
但是不一会儿，大川周明又将身上的衬衣脱了，并且又开始了搔挠的动作……
美军宪兵便再度给大川穿上衣服……
大川再次脱下衬衣，美军宪兵再次将衣服给其套上……
这样反复了多次。整个大厅里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大川周明和美国宪兵的身上，有人甚至发出了笑声，法庭庄重严肃的气氛被破坏了。
法官们被气坏了，严令美军宪兵制止大川的举动。那位宪兵便把手按在大川的肩上，用力地按住他。大川挣扎了一会儿，不知是累了，还是厌烦了同样的游戏，他回过头来对美军宪兵笑了笑，表情似乎在说：没事了，一切恢复正常。
4．大幕拉开(3)
大川周明不动弹了，法庭内又恢复了安静，但就在季南刚开始宣读起诉书不久，就发生了大川打东条的事情。庭长卫勃看到这种情况，立刻宣布休庭。
一个敏感的日本记者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第一天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看吧，有好戏，每一幕都恰似观看莎士比亚的名剧！”
负责维持法庭秩序的宪兵将又高又瘦、疵牙嬉笑的大川周明带到了被告休息室。一大群记者立即围上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东条是个傻瓜，必须杀死他。”大川周明用英语慢悠悠地答道，“给我一支烟，我的身体非常健康，因为我只从空气中汲取营养。”看守他的卫兵证实，这个靠“从空气中汲取营养”的法西斯理论家已经连续72天没有吃东西了。
“你们想看看我是怎么拍东条的秃脑袋的吗？”他开始拍一位日本记者的脑袋。伴随着闪光灯“咔嚓”、“咔嚓”地响成一片，他拍得也越来越响。
在梅汝璈的日记中，记录了法官们回到法庭旁边的会议室里的情景：我们退出后便到了会议室，一面喝咖啡，一面讨论大川的问题。结果是以多数通过了（大川周明律师的）申请。允许把他押回巢鸭监狱，由法院指定两个医生检验他的神经和身体状态，看他是否适于到庭受审。
第二天，卫勃庭长一开庭就宣布了法官们的意见，准许被告大川周明退庭去作精神鉴定。几天后，法医的精神病学病理鉴定被呈送到法庭。医学专家所做检查认定他患有精神病。报告显示：大川周明，1886年生，因患梅毒性脑炎而精神失常。梅毒已潜伏30年。患者表现为高度兴奋、夸大妄想、视幻觉、不能进行逻辑思维、遗尿、记忆力和自我直观能力差。最后，法医断定：该患者无区分是非的能力。难以想像，这样一个人竟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教父”。
法庭决定暂时终止对大川周明的审讯，保留对他康复后的审讯权力。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宣判后不到两个月，大川周明被释放。奇怪的是，他的疯病居然好了，从此逍遥法外。
据说，他在临死前向记者透露：“当时我是装的。”他说：“我怎么能让美国人看出破绽呢？我是以嘲弄正常人的心理，按照疯人的逻辑伪装自己，才骗过了美国军医。”
但是，梅汝璈却以深邃的目光始终保持了一份清醒，他在那天的日记里写到大川周明时是这样说的：“在东条后面坐的是大川周明，他装有神经病，时时作想骚扰的样子。他是26名被告中表演得最滑稽和最引人注意的一个。”
在梅汝璈1962年开始写作的回忆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他对大川周明法庭前后的表演曾经这样评述道：“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 初次较量
大川周明的闹剧过去了，检察方面继续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很长，共42页，用了两个庭审日才读完。
1946年5月6日，星期一，法庭上午9点半开庭，由日本战犯辩护团副团长、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清濑一郎向法庭一一介绍了被告辩护团的律师们。为战犯们辩护的日本律师达百人，堪称日本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辩护团，另外，法庭还选派了25名“具有充分经验和资格”的美籍辩护律师加入被告辩护团。被告辩护组织庞大和辩护律师众多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一大特点，这也直接导致了审判时间被拖得很长，而且从事后对这段历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是日本辩护团在开始进行辩护时的既定方针：拖延战略。
按照既定程序，法庭准备进行“认罪传讯”。“认罪传讯”是指被告必须回答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的罪行是否承认有罪。如果承认有罪则直接量刑；否则法庭就开始审判。
但就在这时，穿着日本军靴的辩护律师团副团长清濑一郎突然站起来给了庭长卫勃当头一棒。
他要求庭长卫勃回避。法庭气氛一下子变得骤然紧张起来。清濑一郎大声说：“我首先谈庭长卫勃阁下的回避理由。”卫勃问：“什么理由？”
清濑一郎说：“我们知道，卫勃先生曾经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战争行为，因此，你已经丧失了公正客观的立场。”
卫勃马上说：“我认为我在新几内亚和其他地方作的调查和我作为审判长坐在这里，没有关系。本法庭宣布休庭。”
话音未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夺过清濑一郎的话筒说：“要是对法庭有反对意见，应该用书面形式提出。”但清濑一郎坚持讲话，要求卫勃回避。
卫勃打断了清濑一郎的发言，不让他再讲下去：“我不和你讲条件，现在休庭，要是其他法官想听这种议论，休息之后再来，我不来。”说完，卫勃火冒三丈地离开法庭。
清濑一郎说得没错，卫勃在来东京之前，的确曾经主持调查了新几内亚日军犯罪事实，而且对日本人在那个地区所犯下的暴行了解很多。
梅汝璈在日记里记述了法官们在退庭之后发生的事情———老卫声明这件事关系到他个人，他愿意听候法官同事们的开会裁决。开会的时候他将回避。我们退到会议室，大家的神经都很紧张，尤其是清濑一郎似乎说过他对每个法官都有异议。
讨论时，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很是热烈，但我不能宣布或泄露会议上任何法官（我自己除外）的意见，因为我们开庭前都郑重保证：我们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必定依法秉公行使司法权力，绝无恐惧、偏袒、私爱，并且依照我们的良心，及最善之悟解行之。我们绝不泄露或透露我们法庭任何人对于判决或定罪之意见及投票，而要保持每个人之见解不可侵犯之秘密。这个誓约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
4．大幕拉开(4)
我们在紧张的空气中讨论的结果是：根据法庭宪章第二条，法官们是由盟军最高统帅依照各国政府的推荐而任命的。既然如此，法官们自然没有任何权力决定我们任何人的任免或是回避。这件事决定以后，我们请老卫来出席，把结果通知他。
法庭重新开庭，法官代表把会议的结果通知了在场的人，于是卫勃回到庭长座位，继续主持审判。清濑一郎发起的攻击被暂时挫败。
法庭对被告继续作“认罪传讯”。
东京审判的是第一批28名甲级战犯，因为其中3人或病死或发疯，所以实际只对25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按照战犯名字的英文字母排列顺序，第一个站起来回答的是荒木贞夫。荒木贞夫，曾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陆军大臣。1931年，他直接参与了阴谋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卫勃：“被告荒木贞夫，你认为有罪还是无罪？”
荒木贞夫迟疑了片刻说：“我已经聆听了起诉书，知道我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有关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对和平以及人性的犯罪，荒木我70年的生涯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梅汝璈看到荒木贞夫拉开架式像要进行长篇大论的演说，就立即小声提醒卫勃说，赶快制止他！卫勃当即打断了荒木贞夫的话说，“现在不是演说的时候，你只需要回答有罪或者无罪。”
荒木贞夫：“我不承认任何指控。我是无罪的。”
东条英机是最后一个被叫起来的。他说：“对全部指控，我，认为，无罪。”
尽管站在法庭上的25名战犯都罪恶滔天，但他们并不甘心认罪。在法庭上，所有战犯都声明自己是无罪的。一个日本记者的报道说明了当时日本人的矛盾心情：“按日本人的想法，罪行那么明显，还要在认罪传讯时宣称无罪，很容易被人看成耻辱。”
然而，被告辩护团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在认罪传讯结束后立刻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再次发难。辩护团认为，在1946年以前，国际法根本没有破坏和平罪这一说法，并怀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否有资格和权力对日本战犯所犯下的破坏和平罪等三大罪行进行审判。
对此，首席检察官季南进行了针锋相对地反击。他提醒人们：“同盟国是用武力结束这场侵略战争的，日本是无条件投降的；而且日本也是1919年凡尔赛条约缔约国，在那个国际条约中，明白无误地规定了侵略战争构成对人类的国际犯罪。所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然有资格对日本战犯进行指控并进行审判。至于个人，在处罚所有战争犯罪行径中，包括审判战争的发动者，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是理所当然的。”
检察官还指出：这批战犯所指挥的军队，对世界各国的无数生灵造成了长期而深重的迫害，世界的和谐在这批战犯手中破灭。对如此天理不容的战犯，绝对不能够纵容。审判的目的是主持正义，而这个审判也不同于一般的审判，因为我们要从毁灭中挽救全世界。我们为了文明而开始战斗!检察官铿锵有力地结束了发言。
1946年5月17日，辩护方面的观点和异议被法庭全面否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
5．铁证(1)
◆ 国际检察局“打出”第一张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一开始就充满起伏跌宕的戏剧性，火药味十足。英美法系宽松的审判方式渐渐让日本战犯和他们的辩护团有了信心和斗志，法庭上的证据成了左右这场较量的重要砝码。究竟谁输谁赢，还要看谁在法庭上能提出更有分量的证据。因为，有没有证据，证据是否有力，会不会被对方驳倒，是能否判定战犯罪名的惟一标准。
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来，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人员就一直为错综复杂的法庭斗争感到担忧。
在美国人占主导的法庭上，他们更重视对美国发动袭击的那些日本战犯，对他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对他们的证据搜集得也更多、更严密、更具有杀伤力。但对于像土肥原贤二与坂垣征四郎这样的侵华老手、阴谋家，重视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审判中，美国政府极力操纵法庭，提出了种种有碍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规定，寻机为一些没有直接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开脱罪责。有些极其重要的战争罪行和战争罪人轻易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特别是日军的“七三一”细菌部队和毒气施放部队的罪行就被人为地掩盖了。有大量证据表明，掩盖者正是美国，美国军方以不指控“七三一”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为条件，要他交出试验结果。
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国民党政府没有充分的准备，国内绝大多数人的看法还是维持着千百年来形成的“胜者王侯败者寇”的老理，以为只要法官、检察官的金口一开，大笔一落，就能严惩战犯，所以没有准备足够的人证、物证材料。审判一开始，中方代表就陷于有冤难伸、有苦难言的被动局面。在战争中，中国受日本侵略危害最重，大半河山被日军践踏，千百万同胞惨遭杀害，亿万财富被劫掠焚毁。而今，在国际法庭的审判席上，中国却拿不出证据审判那些曾横行中国的战犯。代表们痛心疾首，又气又急，深感若不能严惩战犯，真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于是，向哲浚的秘书裘劭恒频繁地回国，前往过去的敌占区，到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裘劭恒最终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约翰·梅奇牧师等关键人物。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利害冲突，以及有些人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有相当一批日本军政要人向检察局提供了各种情报和证词，那些想百般抵赖的战犯，在铁证面前很快就被检察官驳斥得哑口无言。
1946年6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战犯进行历时一个月的起诉。国际检察局的检察官们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毒化国民、走上军国主义战争道路的事实。接着，法庭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首先面对的，就是满洲阶段。满洲阶段即日本阴谋侵略中国东北阶段。这也是起诉书控诉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1946年7月1日，美国检察官达尔西首先出庭发言，他从日本1928年制造“皇姑屯事件”开始，直到1932年在日本扶植下建立溥仪傀儡政府，揭示了日本阴谋破坏和平，发动战争的过程。
在庭审中，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团试图把“皇姑屯爆炸案”的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而且，为了逃避惩罚，被告辩护团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借口，有的辩护律师甚至以战争中杀人不应构成杀人罪为由，为被告开脱。一时间，法庭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1946年7月5日，一个神秘证人突然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让所有被告和他们的律师感到震惊。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手中掌握着的第一张牌———田中隆吉。
田中隆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从1923年起就在日本陆军参谋部工作，1927年以后被派往中国，在北京、张家口一带长期从事侵华活动。1935年任关东军参谋，1939年任陆军省兵务科长，1940年晋升少将，升任陆军省兵务局长，但是因为跟东条英机意见不合，在1942年被东条英机罢免了。他深悉日本对外侵略内幕，一开始就“全力配合检察活动”，将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写成详尽的供述材料，并在法庭上公开出庭作证。
美国检察官萨盖特出场讯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炸死张作霖的，究竟是谁？
田中隆吉作证说，我查过卷宗，张作霖之死，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1931年6月3日，在南满铁路和京奉线交叉处炸毁了北京开来的列车，车上的张作霖没有逃过此劫，第二天就死了。
田中隆吉的证言极具杀伤力。被告们鸦雀无声，特别是东条英机，狠狠地盯着过去的部下，满脸怒容，焦躁不安。
但田中隆吉紧接着在法庭上把自己知道的日本军部的内幕一一道来。就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南京大屠杀等侵华罪行做了尤其详尽的叙述和证明。他的作证使日本战犯的侵略罪行大白于天下。其实，向东京法庭提供各种情报和协助检察活动的日本人为数不少，绝非田中一人，只不过大多数人的协助活动是秘密进行的，而田中则是公开以证人的身份出现的。
◆ 艰难取证
在法庭上，面对那些战争狂人和一批西方善辩的律师，审判将是一场无硝烟的战场，是另一种形式的较量。证人证据找准了，有说服力，那就是一枚枚抛向恶魔的“重磅炸弹”。
5．铁证(2)
然而，随着审判的进行，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们越来越发现国民政府方面对东京审判准备不足，出庭作证的国民党政府官员法律水平低下，只会讲些空洞的话。如原国民党政府军事部次长秦德纯，到了法庭上只会说日军在中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翻来覆去地讲，却拿不出实际证据，遭到了法庭上许多人的讥笑。
过不了多久，庭审就要进入被告战犯个人辩护阶段了，那时将由被告提出证据，检察方面进行盘问和反驳。如果我方检察官提不出更有力的证据，而盘问和反驳又不得力，后果将不堪设想。但中国代表团的人手有限，所以急需增援。
在东京审判期间，美国投入的力量最大，兵强马壮；就连仅仅和日本打了两次小规模边境战争的苏联，最初都计划派出70人的庞大工作班子参加审判。但中国呢？当时参加法庭审判工作的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个人。
由于中国检察方面的力量势单力薄，国际检察局已经决定把对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的指控与盘问的任务，分配给了菲律宾检察官罗贝茨负责。这让中方人员颜面尽失，无地自容。
检察官对所审理的战犯，不说有生杀予夺之大权，也有举足轻重之作用。因此，中方检察官为严惩血腥屠杀千百万同胞的侵华战犯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向首席检察官季南提出请求，将对土肥原和坂垣的指控改由中国检察方面担任。但检察长以已经分了工，在工作过程中改变分工将会影响菲律宾检察官的情绪为借口，不同意将这两名日本战犯交与中方审理。中国检察官据理力争，并指出坂垣在战争中先后在中国和菲律宾担任过指挥官，他对菲律宾人民犯下了罪，但他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罪行更大、更多。经过几番争论，法庭最终改变原来的决定，将坂垣征四郎交与中国检察官审理。
1946年深秋，中国检察官向哲浚趁法庭进入太平洋战争阶段审理之际，回国述职。他一再向司法部呼吁，请求派精兵强将支援审判。
就在这时候，向哲浚的老朋友倪征燠回来了，这个消息让向哲浚喜出望外。倪征燠留学回国后一直从事司法工作，1945年曾出国考察欧美司法制度。他刚刚回国，向哲浚就来找他。听了向哲浚的介绍，倪征燠知道审判进行得不顺利，对于中方来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之难，就难在举证上。特别是像土肥原这样的战犯，他本来就是从事阴谋活动的，躲在幕后策划指挥，小心谨慎，知道不留证据和随时销毁证据，所以很难抓住他什么重要把柄。国民政府军政部、司法部都找不到他的任何材料。
向哲浚和倪征燠经过认真地商讨，决定组建一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组”，由倪征燠担任顾问组组长。他们约定，向哲浚先回东京关照法庭上的事情，倪征燠带人在国内继续搜集证据。
时间进入1947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很快就要进入被告的个人答辩阶段了。此时，在东京的向哲浚和梅汝璈急切盼望倪征燠他们带来证据，支援审判。
倪征燠接到外交部的紧急通知，东京方面电催检察官顾问组能否立刻动身前往东京。当倪征燠看到这封十万火急的催促电报时，不敢有片刻耽搁，匆匆收拾行装上路了。
此刻，中国检察官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在被告进行个人答辩的时候进行有效的反驳并提出有力的新证据。在国内举证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检察官果断决定，通过中国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直接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申请，要求盟军总部让中国检察官成员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有关战犯的罪证。
在得到盟军总部的同意后，中国代表裘劭恒和刘子键(向检察官的秘书)、以及高文彬、张培季、周锡卿、刘继盛(稍后来东京的翻译组人员)等人一起开始在那些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的资料中，搜寻证据。日本十几年的档案资料，包括文件、作战命令、来往电报等等，难以数计。要从字里行间发掘罪行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形容。这就像大海捞针，他们必须小心翼翼，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尽可能从损毁的公文档案中拼凑被告犯罪的全景图。
代表们先是摘抄、翻译、整理出原始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进行讨论分析，拟出发言材料，为此他们夜以继日。有些罪行，日本档案资料没有记载，只能通过实地调查取得实证。
代表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在日本找到了大量可以证明首要战犯罪行的有力证据，这是那些侵华战犯始料不及的。其中有日本外务省密档中的御前会议、内阁会议、五相(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会议的纪录，伪“满洲国”密电，以及日本政府元老西园寺的日记等重要材料。他们还查出了《东京日日新闻》报纸于1937年12月，分别以“百人斩大接战”、“一百人斩超纪录”为标题，报道日军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少尉在南京进行杀人竞赛的消息。在大量的事实和人证物证面前，日本战犯们的罪行昭然若揭。
除了高强度地搜集证据资料，中国代表团成员还在一起研究对付日本战犯和辩护律师的策略，模拟可能会在法庭上出现的辩论场面。
为了防范日本侍者的窃听，中国的这些法官和检察官们在互相交谈中，对受审的日本战犯分别编号，并多冠以“绰号”，如：以“土老二”来称土肥原；以“坂老四”来称坂垣征四郎。由此可见，为了在法庭上赢得主动，中国代表们花费了大量心血。
5．铁证(3)
◆ 狡辩
随着审判的继续，有关各国的检察官也相继进行了举证陈述，历数了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各个阶段上日本战犯的犯罪事实。其中菲律宾代表的发言，控诉了日本侵略军在占领菲律宾时期残害131 000多名菲律宾人和美国人的罪行，特别是日军制造的马尼拉大屠杀等惨案，同样激起世人的无比愤慨。在庄严的国际法庭上和确凿的铁证面前，日本战犯的罪责是根本推卸不掉的。
但在庭审中，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团总是试图把罪责推到中国人身上。战犯们不仅不甘心认罪并且还百般抵赖，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辩护律师所采取的拖延战术。这些美国律师在辩护中或诡辩狡赖，或横生枝节，故意拖延审判时间，以便寻机为一些没有直接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开脱。梅汝璈法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以十分气愤的笔调记述了某些辩护律师的这种荒唐行径并予以严正的批判：
“辩护律师的无理取闹简直让人不可思议，甚至在1946年5月14日的审判中，被告辩护方居然提出申请取消起诉书中第39项所指控的罪行，即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美国舰队，杀害美国海军上将季德及大批美国海军军官和水手的罪行。战犯的美国律师布列克莱强辩说：‘如果说海军上将季德在珍珠港被炸死是谋杀案的话，那么我们就得知道在长崎动手投掷原子弹的那个人的名字，我们就得知道制订这一作战计划的参谋总长，我们就得知道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这无疑是指美国总统杜鲁门。因为按照美国宪法，总统是负责指挥全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实际上也确实是由杜鲁门决定的。这位美国律师在审判战争罪犯的法庭上竟把自己祖国的总统与被告相提并论，实在令人惊异。”
1946年8月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应国际检察处的请求传唤了一名日本教育家前田出庭作证，目的是要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通过各级学校教育向日本青少年灌输对外侵略的思想。证人前田作了正面陈述之后，辩护方的美国律师克莱曼便开始对他进行反诘。克莱曼问前田：“你说日本学校的校长在课程问题上都受着陆军军官的指挥。请你告诉我，难道在日本的小学课程里不教日本语文吗？”这个问题引起了在场听众的笑声。卫勃庭长当即说：“真是没有道理！难道在日本学校里能不教授日本语文吗？”
克莱曼颇有绅士风度地摇摇头解释道：“如果法庭方便的话，我现在倒想竭力求得早在两个月前便引起法庭注意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即：日本学校的课程究竟是些什么？但是，如果法庭不方便的话，我也可以放弃不提。”庭长回答：“我们不希望听取这个问题。”于是克莱曼不紧不慢地说：“好。那我就改提下面一个问题：学生们上不上数学课呢？”
卫勃庭长实在是忍无可忍，制止道：“这扯得也太远了。克莱曼律师，你应该很清楚，你是站在国际军事法庭的面前，而这个法庭是审判前日本帝国的领导分子对人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不料克莱曼却辩解说：“如果您同意的话，我认为，弄清楚日本学生的课程问题对审理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很重要。”庭长卫勃无奈地随口说道：“那就请继续发问吧。”克莱曼便继续向证人发问：“在这些学校里，有音乐、图画、手工、日本历史等课目吗？”这个问题引来了更大的笑声。庭长向证人说道：“证人，你不必回答这种问题。”克莱曼感觉到他精心准备的一连串所谓“问题”已经无法再继续提下去，便垂头丧气地对高坐在审判台上的法官们说：“我再也没有问题了。”
辩护团律师的放肆行为虽然经常遭到法庭的制止和驳斥，但是毕竟起到了拖延审判的作用，达到了他们的某些目的。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梅汝璈法官认为，这首先是因为当时美苏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柏林封锁”的危机似乎看不到解决的前景，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与辩护律师都抱有幻想，以为国际阵营组合一旦发生变化，日本必然能够受到美国的重视，而战犯们或许还可以受到美军重用。其次则是因为东京审判的法庭采用了英美法系中规定的“国家律师制”，律师在法庭上享有与检察官同等的权利，而检察官也因此被称为“检方律师”。
正是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辩护律师有权直接质询证人，所以那些趾高气扬、有恃无恐的美国律师才会无孔不入、无隙不乘地信口雌黄，甚至能从询问证人是否犯过罪、是否系精神病人，一直问到是否患有性病，而其惟一的目的就在于使检察方面提供的证人名誉扫地，无法正常地向法庭陈述证言。这种做法不仅浪费了时间、拖延了进度，而且给了被告们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机会，他们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慷慨”而冗长地陈述，在法庭上公开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当年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种种荒谬“理论”。
梅汝璈早年留学美国攻读法学4年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对英美法系的程序规定再熟悉不过了，被告律师的捣乱本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对于法庭上发生的情况，梅汝璈仍然愤恨难忍。在法庭休庭的日子里，梅汝璈回国述职，他特意在国内买了一尊瓷质的大肚弥勒佛带回日本，为的是在经过了五六个小时的庭审回到帝国饭店时，弥勒佛的笑脸能使自己的怒气稍稍平息一点。“我就不信，孙悟空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天网恢恢，正义永在！”梅汝璈常常这样自言自语激励自己。
6．中国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仪(1)
◆ 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田中隆吉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方手中的第一张牌，在伪满阶段的审理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到了1946年8月，中国人亮出了自己手中最精彩的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就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1945年8月，当溥仪听到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后，草草地宣读了一个“退位诏书”。1945年8月19日，溥仪乘飞机在沈阳降落，准备换乘日本政府为他提供的飞机逃往日本，恰好被刚刚占领沈阳机场的苏联伞兵部队抓获。这是极具戏剧性的一幕。随后，溥仪被苏军押往苏联赤塔。
一个月后，溥仪等人被转送到苏联伯力看守所。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方面来说，举证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罪行，再也没有比溥仪更有力的人选了。溥仪对日本人又怕又恨，他既是中国最后王朝覆灭的见证者，又是日本军国主义手中玩弄的傀儡。
为了进一步证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搞清伪满等问题，国际检察局通过苏联在东京法庭的检察官，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传唤到庭，当面作证。
溥仪从苏联红军的俘虏营中押解到东京后，中国检察官和国际检察局的美国检察人员一起，两次找溥仪谈话核实情况。当时的溥仪与电视剧中中年的溥仪比较像，一与人见面就主动握手，口称“同志”。溥仪当时胆小，对被押解到国际法庭作证忐忑不安，特别害怕见到中国人。为了取消其顾虑，中国检察官向溥仪说明，他是作为证人来东京的，鼓励他大胆地、实事求是地出庭作证。
1946年8月16日，溥仪第一次出现在法庭上。日本的《朝日新闻》把溥仪的出庭说成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个曾经的清朝末代皇帝要在军事审判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史上是空前的。溥仪的出现，在东京引起轰动。
由于溥仪出庭的消息事先就传开了，人们争着来看，所以这天的法庭便显得极为拥挤：前台为贵宾保留的座位平常总是稀疏冷落的，今天却已人满为患，而坐在第一排的又几乎都是苏联人；记者席上则早已坐满了各种肤色的手持摄影机和记录簿的记者；特别是台阶上边的旁听席，简直是拥挤不堪。
上午11点25分，卫勃传证人到庭。这时法庭执行官维恩米特引导着瘦而高的溥仪步入法庭，缓缓地走向证人台。整个法庭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投向这位新证人。溥仪身穿一套浅蓝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因为没有戴帽子，可以看到他那满头厚厚的头发，其中有一绺垂在宽阔的前额上。通常护送证人的都是一个宪兵，但溥仪出庭始终有两个美国宪兵和一个苏联军官站在他的身后。
当不失当年风度的溥仪刚刚站到证人台上，数十名早已瞄准了他的摄影记者便纷纷按动快门，发出一片爆豆般的响声。在法庭宣誓之后，溥仪开始用稍微有点嘎声的北京话，回答季南检察长的亲自讯问。根据季南检察长请他介绍一下自己经历的要求，溥仪开始陈述自己的经历。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篇章，自然构成一篇动人的故事。他以低沉的音调款款而谈：
“我1906年出生于北京，名叫溥仪。依满洲习惯在名字之前另加爱新觉罗四字。1909年登上清朝的帝位。”
由于溥仪发言的时候总是作稍微低头之态，而他的目光则从近视镜的玳瑁镜框旁边窥视他自己随身带来的黑色笔记本。对此，曾有一位美国辩护律师提出异议，于是卫勃审判长宣布：“不经法庭许可，即使写了备忘录也不许看！”溥仪立即申辩说：“因为年月日等记不住，回答这些需要看看备忘录。我的本子上写的是中国字。”
卫勃微笑着说：“不要紧，我们的同事中有一位精通中文的法官，他能辨认你到底写的是什么东西。”
溥仪的小本子被拿到审判席上，梅汝璈仔细看了看，发现上面就是几个数字，如“我的生日1906”，“我第一次登基”，“辛亥革命1911”等等。梅汝璈对此做了说明，卫勃庭长表示法庭不反对。
溥仪接着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满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当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与此同时我便退了位。”
溥仪用词的时髦一时成为当时报纸上议论的话题，比如他管孙中山叫“伟大的人物”，用“腐败”形容清政府，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时报纸上的奇特新闻。
◆ 出关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