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政府就提出，必须把东三省从中国剥离出去，建立一个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傀儡政权。他们推出了一个重量级人物：已经被废黜的清帝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但是，在伪“满洲国”的问题上，当时法庭争论很激烈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溥仪主动与日勾结寻求保护，还是日本想利用溥仪来进一步侵略中国呢？溥仪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日本如何炮制“满洲国”，如何利用他这个清代废帝为傀儡侵略和统治东北。溥仪承认，他自己从未拥有真正的权力，伪满政权完全“由驻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掌管，“任何时候任何敕令都不是我亲自发布的”。他的长篇证词成为日本侵略和掠夺中国东北的有力证据。
6．中国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仪(2)
当溥仪讲述了他被逐出皇宫、来到天津的经过之后，法庭开始对他如何离开天津进入东北这个关键问题进行讯问。季南问道：你是怎样离开天津到东北去的？是胁迫还是自愿？
溥仪异常小心地说，是受到了日本人威胁。由于有所顾忌，溥仪在法庭上坚持认为自己是被日本人绑架的受害者。他异常警惕地讲了下面这段话：“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边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以才去的。在天津，我和家属住在一起，到旅顺去，同行的人只有郑孝胥父子，家属等直到后来才到达旅顺。”
当溥仪谈到在旅顺与关东军上校参谋坂垣征四郎会面的时候，季南检察长发出一系列的讯问：“坂垣上校对你讲了什么?”
溥仪说：“大概谈了两个半钟头。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权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
其实，早在1930年，坂垣就主张驱逐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他亲自向溥仪提出“新国家”的名称可以叫“满洲国”，“首都”设在长春。他从皮包中拿出日本人炮制好的《满蒙人民宣言书》和“满洲国”国旗图案。“满洲国”从一开始就完全受日本的支配。据此，国际法庭查明：在“九一八事变”中，身为日本陆军省大臣的坂垣征四郎扮演了重要角色，批准了对中国兵营和沈阳的进攻，并且负责实际指挥。“九一八”后不到两个月，根据坂垣的命令，土肥原去天津，假装应“民众的要求”，把溥仪带到了东北。
季南问：“这是坂垣自己的主张，还是他奉了上司的命令？”
溥仪说：“他是遵照本庄司令官的命令和我说的。”
季南问：“他说希望你担任什么工作呢？”
溥仪说：“他说因为我是满洲人，请我当新国家的元首。还说日本对东三省没有领土野心，成立的是完全独立的政权。”
季南问：“你答应了吗？”
溥仪说：“我拒绝了！”
季南问：“为什么拒绝？”
溥仪说：“坂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要求和‘满洲国’人享受同等待遇。”
季南问：“在坂垣请求之前，日本军队在满洲做过什么？”
溥仪说：“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同时在沈阳由日本人协助组织了地方治安维持会。土肥原便是组织维持会的主要人物。”
季南用手指了一下被告席，问溥仪：“你所说的那个被告坂垣大佐，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坂垣吗？”
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就是他。”
被告席上，坂垣征四郎气得脸部抖动不止。
季南最后问：“你有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
溥仪说：“我从小就让出了政权，一点政治经验也没有。”
由于溥仪当面作证，坂垣和土肥原再也无法狡赖。每次受审时，他们都掏出手帕，一次又一次地揩着头上豆大的汗珠……有一篇报道这样描述了被告席上坂垣的形象：“在法庭聆听之坂垣，闻提他之名，骤现不安之状，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触弄他之耳机下之电线，当溥仪谓他运用威胁时，他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嘴之两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他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立即伪作未见，若无其事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根据溥仪的证词确认：“伪‘满洲国’的实际支配权，完全是在日本关东军和日本陆军省手里。”
◆ 情绪失控
1946年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这次作证的时间比第一次还长，法庭的目的在于了解溥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傀儡。与上次相同的是，无论贵宾席、记者席还是旁听席，总而言之，整个法庭内座无虚席。当时有篇报道描述了他的神态：“证人溥仪答复问题时，时而蹙紧眉头，时而微动着他的身体，而且有时声调激动，敲打着证人台，大为满庭观众所注视。”
当他回答季南讯问在伪满洲国当皇帝是否有个人行动自由的问题时，溥仪十分恼怒：“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就是猴戏。”
接着，溥仪开始在法庭上控诉日本人密谋借治病，杀害他的妻子谭玉龄。溥仪和谭玉龄婚后感情不错。但谭玉龄得了重病，治了很久也不见效。在日本医生插手给她治病的第二天，她就死了。溥仪认为她是被日本人毒死的。因为，不久日本人就张罗着要给他找个日本太太。
这是溥仪在法庭上第一次情绪失控。在他说到妻子被日本人毒死的时候，他使劲用手连续拍打证人台，吼叫着。在接下来讲到他前往日本，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的时候，溥仪再次情绪失控。
他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
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立即指责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宗。溥仪听后大声咆哮道：“我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法庭哄堂大笑。
6．中国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仪(3)
季南继续讯问：“对于你这样一个做了伪满洲国皇帝的人，你是否向关东军司令和其他日本人表达了对他们操纵你国家的感谢？”
溥仪：“没有。”
季南：“那么，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向英美宣战，你提出反对意见了吗？”
溥仪：“没有。”
1946年8月20日，溥仪第三次出庭作证，根据当时的报道，溥仪在作证中“详细讲述了日本人统治东北十四年中奴役中国人民的情形”，他的证词重点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季南检察长首先针对日本在“满洲国”如何压迫和掠夺人民开始讯问，溥仪就此谈到了伪满的“储蓄法”。他说，那实际上是强制学校、事业机关以及其他一切机关团体实行储蓄。连最贫穷的劳工也必须把他们所有的钱都存入日本银行。到日本投降时，存款总数已达满币600亿元之巨，其中大部是强迫贫穷劳工的储蓄，平均每人约150元。关于人们普遍关注的日本移民问题，溥仪作证说，日本有个庞大的移民计划，在20年内向满洲移民600万人。为了鼓励日本人向东北移民，日本用很少的钱或干脆不给钱，强行征购东北农民的肥沃农田，以安置日本移民，并将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驱赶到荒凉的不毛之地。被驱赶的人们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勉强谋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每年转入东北的移民达8万人之多。
溥仪在作证过程中还谈到了关于劳工的问题。他说，东北的中国人民年龄在18岁至45岁之间的，都要在劳工服役法之下为日本服劳役。但日本对于这些劳工既不给他们充足的食物也不管治病医伤。他们还将此称为“勤劳奉仕”，甚至特意为此颁布了勤劳奉仕公法。就这样，日本妄图利用中国东北的人力与资源，把东北建成它在亚洲大陆的一个军火仓库。溥仪又谈到“满洲”居民中间存在的等级制度。溥仪说，日本人是上等，朝鲜人其次，而中国人则处在最下等，伪满的一切配给都按这个等级办理。
接着，季南检察长又问到了伪满经济统制法的问题，其实在经济统制法中最重要的就是专卖问题。溥仪说，最主要的专卖品是鸦片，棉布及其他物品也属于统制品。一经实行这种经济统制，一切物质便流入日本人之手，矿业也由日本独占，“满洲人”的势力遂被驱逐。其次，溥仪又谈到在经济统制下东北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他说，棉布统制法实施的结果，“满洲人”到了冬天便买不到棉布，冻死的或病死的很多。对中国人，只配给最粗糙的米吃，而食用优质大米则是违法的，一旦被发现就将受到惩罚。溥仪又谈到货币也由日本垄断。他说，“满洲国”的货币完全在日本铸造、印刷，货币的规制均由总务厅的日本官吏决定。溥仪最后说，“满洲国”的经济统制法，是由关东军草拟，后经总务厅认可实施的。
在季南检察长就鸦片问题进行的专门讯问中，溥仪说，日本虽然在表面上禁止吸食鸦片，但在另一方面却奖励罂粟的栽植，这种计划是以关东军为中心而由总务长官负责实施的。罂粟的栽植量年年增加，栽植地域广达热河、奉天、吉林各省，以至于栽植罂粟所用的经费竟高达20亿元。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麻醉中国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则是为侵略战争筹集经费。
季南检察长为了确切了解溥仪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问他拥有卫兵的数目。溥仪说：“我之前往旅顺进入‘满洲’，是具有将来与中国军队携手收复失地的目的的。到了‘满洲’我才想逐步扩大卫兵的人数，最初只有七八个人，后来增至200人，由200人又增到300人左右。我给他们开支并秘密施以军事教育，以期将来与中国军队携手。不久，这些不属于军政部的护军便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并不断地被找碴儿。有一天，在长春公园里日本人和我的护军冲突起来了。日本方面竟行使警察权拘留我的护军，并对他们施以鞭打和水刑。”
季南检察长最后还问到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备战的情况，溥仪如实地说：“因为他们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中进行的，我不可能直接看到或听到。不过我曾看到施设铁路的地图，在‘满洲’东部和北部的边境上新筑了许多铁路，这显然是用以准备对苏军事行动的。我认为苏联方面绝对没有侵略‘满洲’的意思。证明这是事实的实例，便是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在这两个事件中，苏联战胜了。如果苏联具有侵略意图的话，把事件扩大便对苏联有利，可是苏联并没有这样做，事件解决完即了，这正是苏联没有侵略企图的证据。”由于溥仪在证言中以公正的立场提到苏联，因而曾遭到当时一些右派报纸的攻击，说什么溥仪又为“新主子”说话了。
◆ 不钻圈套
1946年8月20日上午，季南检察长对溥仪的直接讯问全部结束了。从这天下午起，由被告律师针对证言对溥仪进行质问。与辩护律师打交道的以后几天，溥仪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日本被告律师团的首席，亦即前两天曾多次对讯问提出异议的鹈泽聪明博士第一个上来质问溥仪。这位博士身材瘦小，满头白发，总是绕着圈儿提出问题，有意让你摸不着头脑。
“证人在1909年继承皇帝之位后，是在北京天坛行过祭天告祖之礼吗？”鹈泽慢条斯理的开始了盘问。
6．中国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仪(4)
溥仪：“那怎么可能，我当时年仅3岁，祭天告祖之礼是由父亲代劳的。”
鹈泽接着说：“那么，证人在1934年在‘满洲’称帝登极，也曾在长春南郊举行了同样的告天之礼吗？”
鹈泽博士没头没脑的讯问马上引起以季南检察长为首的检察团的抗议，认为这已超出了讯问的范围。但是卫勃庭长却说，既然是针对证人是否是真正的帝王，当然可以问。
鹈泽得到庭长的首肯后，更加来劲了：“证人在辛亥退位后考虑再行实现康熙乾隆二世的王道政治否？”
溥仪机智地回答：“由伟大的人物办卓越的政治，这希望是自然的。如果孔子出世治世，世界自然要好些。”
辩护律师鹈泽博士显然是在玩弄圈套，想引诱溥仪说出他早有复辟皇位的念头。溥仪对此也已心领神会，因而想方设法绕开了博士的圈套，用含混其词的回答敷衍搪塞。
这时，庭长卫勃不耐烦地插言道：“离题太远了，双方问答都离题太远。”整个法庭一片哄笑。可这仍没有打断鹈泽博士兜圈子式的质问。
“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是否想把清初的王道政治，在现代的条件下加以重现呢？”鹈泽继续在皇位问题上纠缠溥仪。
溥仪也不甘示弱地回敬道：“这不止他们吧，人们都愿意出现好政治。”
卫勃庭长终于忍无可忍地下令不许这样绕来绕去地问答了，他断然说：“离题太远了，对法庭审判毫无价值。”鹈泽博士还不服气，辩解说：“年老的我，以为在这个法庭里谈一谈东洋文化的立场也是可以的，所以才敢于质问。”但是，他毕竟不能再问下去了，他设想的圈套还没有摆好，就不得不偃旗息鼓。
接着上场质问溥仪的是布莱克尼少校，他是一位美籍军人，这次在东京审判中担任被告梅津美治郎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他雷厉风行、冲锋陷阵的军人风度尽显无遗，当时的东京报界评价说，他的历时3天的质问是“令人恐怖的冲锋肉搏式的”。
刚开始，布莱克尼一心想从历史上证明溥仪是自愿登上“满洲”皇位的，围绕这一点，他和溥仪在你问我答之中捉起了迷藏。
“证人退位后仍保留着皇帝尊号吗？”布莱克尼的提问一开始就让人莫名其妙。
溥仪停顿了一下说：“按照清朝退位时的约定，政府每年支给我400万元年薪，我同时还占有紫禁城的一部分，可是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施行。”
布莱紧接着又问：“证人在历史上是不是曾有过一次复辟举动？”
溥仪：“那是我12岁的时候张勋搞的。”
布莱：“后来中国违反了退位条件，在1924年冯玉祥政变以后便停止了皇帝待遇，不再支给年薪，证人对此不满吗？”
溥仪：“我虽对这种武力政变不大满意，但我也很想离开宫中。我当时的心境可以由庄士敦所著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说明。”
“1924年‘满洲’不是土匪横行吗？”布莱克尼一步步把溥仪引向了自己布好的局。
溥仪答道：“治安紊乱，匪贼横行，这是常见的事，而且别的国家也有这种情形发生。”
布莱：“那时‘满洲’治安混乱，外国不是为了保护本国权益而必须出兵吗？”
溥仪：“对我来说这只是报纸的知识。当时的日本在‘满洲’是从事侵略行为的，而且还唆使便衣队从事不法行为。”
布莱：“那时不是俄国侵略北满吗？”
溥仪：“不知道！”
布莱：“在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之下能算是善政吗？”
溥仪：“张学良统治时期的满洲是中国领土，与‘满洲国’情形根本不同。但如果你说张学良统治下的状况不够理想，那我也可以承认不够理想。”
“是不是可以说：当时满洲如果有个善良的统治者出现，也是可以统治好的？”布莱克尼似乎已经看到自己的计谋就要得逞了，他急切地问道。
谁知溥仪并没有上他的当，而是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
这时，季南检察长表示抗议说：“律师的讯问与审判相距甚远，早已超越范围了。”布莱克尼不得不分辩说：“我是试图考察证人的知识和记忆力的可靠性。”这一辩解获得了审判长卫勃的接受。然而，布莱克尼已经看出，无论他怎样兜圈子，溥仪也是不会上套的，他索性转动话锋，开始直截了当地质问溥仪是否有复辟的想法。
对于布莱克尼律师无休止的纠缠，溥仪用“不记得”三个字，不置可否地对付他，使布莱克尼少校由焦急而激怒，却又毫无办法。当年的报纸还曾把溥仪“受律师盘诘突失记忆”当作新闻刊登。
◆ 斗智斗勇
1946年8月21日，溥仪第四次出庭作证。这次出庭，溥仪和他的对手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式的恶斗，把前几次已经掀起的轩然大波推向了新高潮。
布莱克尼律师一上来就以连续不断的讯问发起攻击。围绕着溥仪是根据自由意志成为“满洲”皇帝，还是被强制不得不当“满洲”皇帝这个问题，法庭展开了论战。
由于布莱克尼反复提出雷同的问题，卫勃庭长非常不满，遂问道：“律师到底是想证明什么呢？”布莱克尼坦率地公开声言，他就是想让溥仪丧失证人资格。因为在他看来，证人事实上已经成为“满洲”君主，只是说这并非出于本心，一切行为都是受到威胁被迫的。如果能够证明溥仪的行为不是被强制的，而是基于他自由意志的选择，就可以推翻溥仪的全部证言，并宣布他一直在说谎，是一个说话根本靠不住的人，从而剥夺他的证人资格。自信的布莱克尼少校竟在法庭之上公然说出了他的这一想法。这时，季南检察长发言，郑重提醒律师要注意讯问时采取的方式。他说：“这位证人对于法庭里的讯问没有经验，所以请务必把质问的内容好好整理一番，不要使他陷于答复困难。”
6．中国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仪(5)
其实，论战一开始，人们就已经明白：在上次出庭中布莱克尼律师所发出的那些诸如张勋复辟、民国背弃、“优待条件”等似乎无关痛痒的讯问，原来都是为今天的短兵相接服务的，都是埋下的伏笔。由此，布莱律师很快便把问题追到溥仪为了当皇帝，曾委派郑孝胥找坂垣交涉的事上。
布莱反复地绕着圈子询问溥仪，试图证明溥仪为了当皇帝，曾亲自派郑孝胥和罗振玉找坂垣征四郎协商。但溥仪始终都表现得很镇定，坚持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连执政都是后来决定的，更谈不上皇帝的问题。”
结果，经过一个上午你来我往的短兵相接，布莱克尼也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他很是懊恼。
所以，当天下午一开庭，布莱克尼就向法庭交出了溥仪亲笔写给日本战犯南次郎的黄绢信。他满以为这铁的物证一定会使溥仪无所抵赖而低头认输了。黄绢信很快便通过法庭传到溥仪手中辨认。溥仪慎重研究该文件数分钟之久。此时法庭空气的紧张，达到了极点。
突然，溥仪像弹簧似的从证人台的椅子上站起来，一下子把黄绢信扔到地上，面向法官大声嚷道：“各位法官，这信是伪造的！”布莱克尼律师一听，顿时现出慌乱之状，忙问：“上面的宣统玉玺是假的吗？”溥仪斩钉截铁地说：“完全是假的！我一直用小印鉴，而盖在这封信上的是大印鉴。再说，我一直用国产的普通信纸写信函，从未用过黄绢纸。”
局面对溥仪来说，立时从被动转为主动。季南检察官显然也很兴奋，立即提出：应把这封信作为集团阴谋的证据，由被告方面负伪造罪责。卫勃庭长表示可以受理这一要求。
当时报界曾以《律师多事》为正题，“诋毁溥仪文件变成战犯罪证”为副题，把上面那个精彩的历史场景迅速报道出来。其中一篇这样写道：“今天午后，东京战犯法庭中，又展开最惊人之一幕，盖被告律师所提出之原诋毁溥仪之文件，反变为27名战犯之罪证也。被告律师提出一函，并称此函乃溥仪所写，内要求日人协助其恢复皇座……溥仪愤怒填胸高呼‘此乃伪造之函件’时，首席检察官季南即利用此点，要求将此函件作为日本战犯之罪证。二被告律师猛烈反对将被告所提之文件作为检察官之证据，然审判长卫勃压制其抗议。”
然而，布莱克尼律师并不甘心败北，他继续追问溥仪，企图找到哪怕是一丁点儿破绽，以便重整旗鼓，反扑过来。
但是，溥仪步步设防，谨慎小心，始终没有让布莱克尼律师得到一句他认为完满的答复。
1946年8月22日，溥仪第五次出庭作证。布莱克尼律师继续提出质问。不甘心失败的他经过一夜的考虑，感到只有在法庭上揭露溥仪证言的不可靠性，才有希望转败为胜。他决定先从溥仪目前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入手。
一开始，布莱克尼就讯问溥仪，当日本投降后由长春、奉天辗转而去勃力的经过。溥仪一一从容作答。
当布莱律师发现溥仪的精神开始有所松懈时，他突然把话锋一转，向溥仪抛出了他的杀手锏。当时的现场记者们则说是“又投出了一个冒险的质问”。
“1931年，中国政府把你当作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最终你自己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那个国家的审判！”
对溥仪来说，这确实是打中要害、刺疼心窝的问题，是他明明知道而不敢去想的问题。虽说不敢想，可连做梦也梦见！为了逃避那终将到来的审判，他在不久前曾写信给斯大林，要求长期留居苏联。现在，布莱克尼少校竟然在严肃的法庭之上，以愤恨的口气，提出了这个足以使他精神崩溃的问题！
不过，没等溥仪启齿回答，季南检察长就表示了反对这样提出问题的态度。卫勃审判长也表态说：“这是让证人宣布自己是罪人的问题，是在误导和恐吓证人。请律师撤回！”
布莱克尼似乎已经看出他所提出的问题在溥仪心中造成打击，尽管审判长表示反对，他仍换换口气和角度又提了出来：
“证人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是和日本通谋的，你知道中国也要审判有通敌、利敌行为的人吗？”
在场的被告日本战犯们，听到律师提出的问题而感到开心。采访现场的记者描述道：“被告东条英机与大岛治二人均面含笑容，被告坂垣征四郎则略呈微笑，其仁丹式胡须亦随之翘动。”
然而，季南检察长依法再度提出异议。布莱律师对此极其不满地向审判长申辩道：“证人之证言是否可信，这当然是很重要的。所以，打听打听证人现在处于如何地位，以分析其证言是否因受威胁或默许之故而失其真实性，这显然是很必要的嘛！”卫勃审判长环顾左右，和几位审判员简单磋商几句，梅汝璈和其他法官对律师的这种讯问方式均表示坚决反对。卫勃便对布莱律师说：“庭上大多数人都反对你这种讯问方式，不过，问一问是否由于威胁或约定才作的证言也好。”溥仪应声答道：“完全没有受到威胁，我只是说我所知道的呀！”接着，检察长季南以挑战的姿态再度提出那封黄绢信的问题，法庭上又掀起一场新的论战。
以季南为代表的检察方面认为，那封伪造的黄绢信正是由律师团自行宣布的被告的罪证。检察团方面要把这个赝品作为被告共同谋议的证据来提出。
6．中国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仪(6)
布莱急切地说：“若是正式提出作为证据，必须证明它的真实性。”
卫勃庭长回答说：“真实与否可以证明。法庭破例允许有关的被告提出作证。”
审判长这样一宣布，首先提出作证的便是南次郎的辩护律师冈本，他解释这封信的原委说，这封信是由溥仪的家庭教师远山猛雄经手，在东京亲手交给南次郎的。1934年，郑孝胥到日本时也看过此件，认为确是皇帝亲笔并签署了名字，这是有据可凭的。接着，布莱律师又提出，不应把这一函件作为与所有被告都有关的证据。
季南：“关于这一点，溥仪在昨天已经予以否定。律师先生应将该信上交法庭，这封信将被证明是伪造的，且是成立傀儡国家的一系列阴谋之一。”
布莱继续坚持说：“不过，这封信上标明了写信日期为1931年10月11日，是溥仪在天津时写的……”
卫勃审判长说：“先将该函上交审判所予以保管，检察方面若不经过审判所的许可，是不能将其作为证据而提出的。而且，一个证人与一个被告的通信，能否适用于一切被告也有问题。这个事情无妨作为今后的一个问题暂时保留。”
当天的庭审即将结束时，卫勃审判长宣布了法庭审判团做出的最后决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决定把证人致南次郎的黄绢信采用为证据，而且是作为对一切有关被告———不仅是南次郎个人而提出的证据。
◆ 决斗
1946年8月23日，溥仪第六次出庭作证。这一天，是由被告律师克莱曼进行质问。
克莱曼律师的质问主要针对溥仪在8月19日回答季南检察长直接讯问时曾谈到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的情形而开始。律师对此表示异议，但溥仪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复述上次谈话的内容说，苏联对中国东北并没有侵略的图谋。
克莱曼为了推翻溥仪的证词，先是采用旁敲侧击的方法，企图找到根据，证明那是受人唆使替人宣传，但溥仪的答复堵住了克莱曼想钻的窟窿。克莱曼又立即转到攻击的正面，抬出《李顿报告书》来，质问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之前苏联对满有无侵略企图。他还谈到了所谓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上尉事件等等。他没有料到这反而被溥仪抓过来当了口实。
溥仪从容答道：“这样的小事件，一切都在短期间内便解决了。但是，日本却把这些事件作为侵略中国的口实，这是世界周知的实情。正因为这样的侵略是犯战争罪的，我才作为证人也被唤到这里。我不是自愿来到法庭的，不过我愿意说一说日本长期压迫‘满洲’与中国的事情，恰巧有国际军事审判法庭的设置，因此在这个机会之下，我想述说的欲望便更强了。”
溥仪使用比较的方法，从相同的历史事件中同时引出苏联没有侵略意图和日本怀抱扩张野心的两个结论，以至于现场记者用这样的醒目标题《以苏联比日本，溥仪措辞精警》报道出去。但法庭上被告律师却非常不满。克莱曼继续就此事不断地发出讯问，直到他黔驴技穷实在问不下去时才不得不放弃，而溥仪始终面带微笑从容作答。
但是，克莱曼并不甘心。接着，他又提到了溥仪那个做备忘录用的笔记本。由于有人认为它关系到证人陈述的可靠性，所以双方又发生了辩论，胡搅蛮缠没完没了。
季南检察长忍无可忍地插言道：“这是茶碗里的波澜，无聊的争论。只要把证人带来的笔记全部予以调查不就可以判明事实了吗？”检察长的话被审判长卫勃采纳了，他要求溥仪拿出他带来的笔记。溥仪从衣袋中拿出一册小型的黑皮笔记交给中国代表梅汝璈先生。
梅汝璈法官看了看笔记本后说：“检察方面把这个笔记提出作证可以吗？”
“那自然是很好的。不过，现在证人拿来的这份笔记并不是全部笔记，铅笔写的那一份仍放在苏联国内。”季南检察长马上答道。
但是卫勃审判长却说：“这个笔记毕竟不是原始的那本，我们所关心的还是用铅笔写的那册原始记录的笔记。”
辩护律师团成员非常担心溥仪的笔记会对被告们不利，毕竟溥仪与多名被告都有过密切的接触，不得不防。于是他们乘机提出这册笔记不是事件发生时写的，因此反对提出它来作证。
那册小型的黑色笔记毕竟不是原始记录，当然不宜作为凭据。因而，季南检察长也不再坚持提出作证。审判长遂表示同意被告律师的异议，否决了把那册黑色笔记提出作证的问题。
8月26日，溥仪第七次出庭作证。这次出庭主要是回答被告东条英机的律师清濑一郎博士的质问。这位博士随身带来几份历史文件，看来是准备经过质问，就把它们作为证据———自然是减轻被告罪行的证据了。
清濑博士首先提出的文件，便是从日本政府档案中抄来的溥仪致本庄繁的一封信。他企图证明溥仪与日本是通谋合作的关系，而并非仅仅是被动的。该信全文如下：
敬启者：此次满洲事变以来，贵国竭力维持满蒙全境之治安，以致贵国军队及人民均受到重大之损害。本执政深怀感谢，且确认此后敝国之安全发展，必赖贵国之援助、指导，为此，对于下列各项，特求贵国之允可。
一、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际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6．中国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仪(7)
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权及新路之修筑，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
四、敝国参议府挑选贵国知名卓识的国民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选之选定，由贵军司令官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议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所建议，则依两国协议增减之。
五、将来由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列各项宗旨及规定为立约之根本。
此致
大同元年三月十日溥仪（印）
清濑拿出这封信的抄件时，溥仪承认了这个事实。但他只是冷冷地说：“把那些条件加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早已处在日本势力的控制之下了。落款虽是我签了名，然而那不过是日本方面做的。”
接着，清濑博士又提出一份溥仪在1935年访日归来后，在长春发布的《回銮训民诏书》。这份伪满“国民”能默诵的诏书中有这样几句：“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为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清濑据此而讯问溥仪的本意，溥仪哈哈地发出笑声，说道：“那是遵照关东军和吉冈中将的意思写的。”
被告的辩护人几乎都陆续对溥仪进行了激烈的盘问。他们继续使用了拖延战术，他们千方百计试图证明溥仪在说谎，他的证词是虚假的，但是溥仪顶住了辩护律师一轮又一轮的威胁与恐吓，圆满完成了他的作证。
从1946年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每天由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到4点出庭，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8月27日，在最后一次作证结束后，法官们让溥仪暂时留在东京听候通知。溥仪在苏联和美国宪兵保护下退庭。
之后，溥仪没再出庭，被送回苏联关押。1950年他被引渡回国，受到审判。9年后，被中国政府特赦。
7．智斗(1)
由同盟国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一开始就是个错综复杂、险象环生的角斗场。虽然不见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但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一样夹带着毫不留情的攻击与抵抗。一旦中国检察方面对日本战犯的指控被推翻，或者为法庭裁决提供的证据不成立，那么，公理与正义就有可能沉冤。事关国家荣辱、民族尊严，他们没有退路，必须斗智斗勇。人们紧张地注视着，在法庭控辩双方激烈的对抗中，谁将占得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