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尉不等周亚夫开口，就逼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造反?”周亚夫粗着脖子吼道：“我买的是殉葬用的器物，怎么说我造反呢?”
廷尉冷笑一声说：“这就是说你生前不造反，死后就可以用这些武器造反喽?”
面对廷尉的强词夺理，周亚夫气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他索性闭上嘴，不愿再跟这班人讲话。
周亚夫原以为景帝能查明真相放他出去，但看到平常见到他低声下气的廷尉对他如此不客气，周亚夫也明白有人在给他撑腰。他明白过来，这一到廷尉府，自己已经落在陷阱之中，无法逃脱了。在监狱里又没有别的自杀方法，他就决定绝食，连着五天，水米不进。最后，他大口吐血，凄惨地死在狱中。
汉景帝听说周亚夫自杀身亡，心中若有所失。他不愿意别人议论他对功臣无情无义，刻薄寡恩，就封周亚夫的兄弟为侯，但周家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势。
王皇后听说这件事，心中高兴又去掉一个强敌，她和窦太后一起要求景帝封王信为侯。这次再也没有人反对了，王信挺顺利地当上了侯爷。刘彻也是遂了心愿，他终于借景帝之手除掉了强悍难驭的功臣周亚夫，更稳地坐在皇储的位置上。
汉景帝本来就喜欢刘彻，把他立为皇太子后，更加热心培育，希望他成为未来的明智之君。
汉景帝时期的宫廷里，黄老学说的气氛十分浓厚。汉初的几代君主把黄老之治当做永固江山的法宝，宫廷中也把黄老之学当做必修科目。
窦太后尤其倡导黄老之学，就连景帝也不得不学习黄老思想，她还让皇太子刘彻和窦家的子弟学习《黄帝》和《老子》这两部黄老思想的经典。
窦太后本意希望自小接受她教育的小儿子刘武继立景帝之位，但刘武争储失败，她本人终究无法改变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度和传统。她还想到此时刘彻毕竟年幼还可以教育，而且刘彻的积极支持者又是自己的爱女刘嫖，所以窦太后最后同意立刘彻为皇太子。
七岁登上储位(3)
窦太后把景帝叫来，对皇太子刘彻的教育问题做了一番指示。她说：“早些年，大臣贾谊上了一个奏本，说皇太子要成才，就要早期教育，并应为他选些贤良的人做老师，只要教育得法，老师品行端正，则皇太子也能品行端正，这样天下就能安定了。”景帝恭敬称是，回头给刘彻找老师去了。
卫绾是个多才多艺而又忠厚老实的人，他年轻时很会玩车子，在文帝时做过保卫工作的中郎将。景帝时，他因有才有德被任用为河间献王刘德的太傅。在他的引导下，刘德从一名纨绔子弟变成一个知书识礼的王爷。
吴楚七国之乱时，卫绾忠于景帝，平叛立有战功，被升为掌管宫城外禁卫兵的中尉，后来又被封为建陵侯。此人才德兼备，且又能文能武，在朝廷中挺有威望。
景帝聘请卫绾为皇太子刘彻的老师，称太子太傅。卫绾是个儒者，他是后来独尊儒术的执行者。多才多艺而又忠厚老实的卫绾对刘彻教育了六七年之久，对刘彻的思想有重大影响。后来卫绾调任御史大夫一职，他推荐另一名儒家学者王臧给汉景帝。景帝拜王臧为太子少傅，他是当时有名的儒学大家申公的学生，有着深厚的儒学功底。
皇太子刘彻在宫中接受了多种学术思想的影响。在窦太后控制下的宫廷氛围里，他接受了黄老思想的熏陶；从父皇景帝那里，又受到刑名思想的影响；卫绾和王臧又正式教授给他儒学的精髓。这种纷繁复杂的思想大熔炉，对少年刘彻都有不同的影响，这也是他思想倾向和历史活动呈现复杂多变性的主要根源之所在。
除了向老师学习以外，刘彻还从身边的同伴中学到不少别的知识。有个叫韩嫣的少年，是他小时候的伙伴。韩嫣是韩王信的曾孙，韩王信因受围困而投降了匈奴。公元前166年的春天，他的儿子韩颓当回归祖国。韩嫣随其祖父韩颓当一起到了长安。韩嫣出生在匈奴，精于骑射，而且他走南闯北，多见多闻，尤其了解匈奴的情况。刘彻就向韩嫣学习骑射，听取有关匈奴的故事，增强了抗击外侮的信心。
皇宫是文化的集中地，丰富的皇家藏书和良好的文学气氛，使刘彻自幼便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读儒家经书，也喜欢吟诵辞赋。辞赋是汉代最发达、最流行的一种文学体裁。它上承楚国大诗人屈原的《离骚》，是一种半文半诗的混合文体，有文采光华、结构宏伟和语汇丰富的特色。皇太子刘彻十分喜爱这种文体，他对枚乘等人的作品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他后来用这种文体写出了《悼李夫人赋》、《秋风辞》等具有一流文学水平的作品。
几年的太子生活在读书声和马蹄声中匆匆度过了，刘彻已成长为一个英俊少年。他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文武兼备，有胆有识，思想活跃，心境开阔的皇太子，为他未来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丰厚遗产的继承人
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的正月，这是一个阴冷昏暗的早晨，从景帝的后宫中传出嫔妃们的悲声，四十八岁的汉景帝因为生病，撒手告别了人间。他从三十二岁即皇帝位到四十八岁驾崩，一共在位十六年。“国不可一日无君。”大臣们扶立已在皇太子位置上等待了九年的刘彻登上皇帝的宝座，即后世人所称的汉武帝。
刘彻当时年仅十六岁。从一个无忧无虑的皇太子骤然间成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君主，刘彻不禁有些手足无措。失去父皇的悲哀和登上皇位的喜悦交织在一起。
刘彻先将父亲的灵柩发葬到长安东北四十五里的阳陵。接着在高祖刘邦时所建的未央宫正殿里，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
刘彻在未央宫正殿的御座上端坐，接受群臣的祝拜。群臣的颂贺声使得刘彻真正感到了皇权的威力。
登上皇位之后，刘彻最不能忘的是帮助他夺储和继位成功的几位至亲。他的第一份诏书就是几张委任状。他先封母亲为皇太后，窦太后为太皇太后，封长公主刘嫖的女儿阿娇为皇后，入主中宫，实现了他小时候“金屋藏娇”的诺言。
为了稳固自己的位置，汉武帝又封自己的母舅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那位敢于冒险的外祖母臧儿被封为平原君，这一切都是这个大胆的女人所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她是这次冒险的最大赢家。
汉武帝把这些人都封了一官半职之后，这才静下心来正视刘家几代人历经六七十年时间给他留下的这份遗产。
汉高祖刘邦从泗水亭长起家，趁着兵荒马乱，靠自己的胆识，拉起一支反秦的队伍。他交了不少的朋友，而且为人讲究义气，因而势力发展很快，最后在与项羽争夺全国大权时，以弱胜强一统天下，建立了汉帝国。
汉建国之初，正是多年战乱之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国力薄弱。就连刘邦出门也找不到清一色的四匹马来拉车。那些官至丞相的大臣们上朝时也只能坐上牛拉的车子。平常百姓家的日子更加难过，家徒四壁，没有隔宿之粮。当时无论是国家还是平民百姓，都十分贫困。
等到天下基本上平定下来之后。刘邦下令采取一些恢复农业的措施，对于不务农的商人则采取打击措施，不准他们穿绸缎做的衣服，不准他们乘坐车辆，并且加重了商人的负担，在社会上给商人低贱的地位。农民都回到土地上，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对于北方匈奴的侵扰，刘邦曾做过一次无力的反击，在白登山上被匈奴骑兵围了七天，幸好陈平贿赂匈奴单于的阏氏(妻子)这才侥幸生还。为了不加重百姓负担，汉高祖忍辱负重，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节省精力发展国内经济，以图后报。
到吕后、惠帝时期，社会刚刚步入太平，仍对商人进行限制，规定不许工商业者及其子孙做官。官吏的薪俸和政府的开支仍向农民征收，但已减少了巧取豪夺的现象。地税一般保持在十五税一左右。农民减轻了负担，有了小块的土地，生活也日渐好起来。上自皇帝、下到诸侯，各人有各人的汤沐邑，这样各自收支平衡，不靠政府拨给经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到文景时期，继续实行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政策。统治者清静节俭，使全国的百姓免受过分的劳役之苦，以保证他们的耕作时间。如果不遇上大的水灾和旱灾，人民可以家家自足。无论城里还是乡村，官府的仓库里满满地装着粮食和钱财。长安城内国库中的钱堆放在一起，因为时间太长，用来穿钱的绳子都烂断了，铜钱散乱在一起，多得无法计算。粮仓里的粟米，一层一层向上堆，堆得太高，甚至有许多粮食从仓中流到露天之下，因而烂掉不能再吃。
这时候，就连平民百姓都能骑上自己的马匹在大街小巷中往来奔忙。田野里的马牛更是成群结队。要是有人骑着一匹雌马或者小马，人们都会瞧不起他，嫌他太寒酸，因而不愿跟他往来，就连看城门的小官吏也都能有好肉、好饭享用，可见当时天下之富。
官位不高的小官吏们，因为生活优裕，直到自己的孙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也不愿图谋升迁。有的人总是干一种官职，时间太长了，甚至把官名改变成了自己的姓。人们只记得他的官名，反而忘了他的姓名。有些看仓库的就从儿孙起改姓“仓”或者“库”。
衣食足，知礼节，文景时期人人自爱，把犯法看成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互相之间劝勉多做好事，不愿因为做坏事而受到朝廷的羞辱。每年官方处决的犯人只不过有几十个人，天下一片太平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也正是这个时候，法网太宽，浪费奢侈的风气又兴起来了。尤其是一些富人家更是挥霍无度。官员们也竞相展示豪华，他们住的宅子，穿的衣服，坐的车子，简直跟皇帝不相上下，这种僭越也没有得到限制。
汉武帝面对的就是他的先辈们给他留下来的丰富遗产。他总觉得国库里的钱多得花不完，粮食多得吃不完，而前几代人却又省吃俭用，清静无为，真是不可理解。同时他也对先辈们给他留下这么一大笔丰富的遗产而感到庆幸不已。
初登帝位的汉武帝是个热血少年，他有活力，有抱负，他想在先帝们为自己搭好的历史舞台上，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他要用这笔丰富的遗产，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好在青史上留下英名。
阴影中的少年皇帝
儒生们的喜与悲(1)
初登皇位时，汉武帝只有十六岁，尽管他自幼聪颖乖巧，但对于统治臣民却是毫无经验。当时朝中许多军国大事都是由他母亲王太后和舅舅武安侯田蚡做主。因而王太后和田蚡是那时政权的实际主持者。而从最根本处控制这个新皇帝的还是汉武帝的老祖母窦太皇太后。
由于汉武帝的教师卫绾和王臧都是儒家学派，因此，汉武帝对儒学有一种偏爱，所以他即位之后，就着手组织了以儒者为宫廷和军政辅弼的高级领导层。他任用的丞相是教授自己儒学的卫绾，而且他所重用的武安侯田蚡也专好儒术。田蚡志趣广泛，欲望很多，是个进取型的人物，这与汉武帝的性格极其相像。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的六月，卫绾被免去丞相一职，回家养老去了。窦太皇太后的侄儿窦婴又复出，担任丞相。田蚡被封为主管全国军队的太尉，成为军界的第一号人物。
窦婴和田蚡也知道要加强儒家人物在朝廷官员中的比例，于是竭力向汉武帝推荐儒家人物。汉武帝对于舅舅田蚡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诗经》方面的专家申公的学生赵绾被拜为御史大夫。汉武帝的另外一个老师王臧，这时也经窦婴和田蚡的推荐，担任了郎中令一职，掌握了宫廷中的首要职务。
受儒学教育的汉武帝掌握了政权，儒家人物相继担任重要职务，整个汉帝国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尊儒的趋势。全国各地的儒家学者欣喜若狂，他们一开始就从中感受到自身地位上升的趋势，因而大受鼓舞，各地儒生都活跃起来。
武帝上台伊始，在长安策问治国之道。董仲舒的对策最受汉武帝的推崇。与董仲舒同来的一百多位贤良文学，有儒家，也有法家、纵横家以及其他学派。这些人有些是以品德见优的称为贤良，别的是以文辞见长的称为文学。他们都不愿意放弃在这个新主子刚上任时好好表现的机会，都希望本门学派的思想，成为汉武帝治国的依据。
汉武帝在未央宫宣室招见这一次对策的第一名董仲舒。汉武帝问董仲舒：“朕有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想烦先生解释。从前三王五帝的时候，天下太平，到后来王道衰微，国家灭亡，这是不是天命如此呢?朕想取法上古，向尧舜看齐，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夏商周三代受天命而兴起，它们的祥兆又是什么呢?世界上的灾异变化为什么会出现?人的年岁有寿夭，天性有好坏，究竟是什么道理呢?还有，朕现在希望淳朴的风气在社会上畅流，法令能执行下去，刑罚减轻，奸佞改过。朕也希望百姓和乐，政治清明。如何修治整饬，从而达到雨露滋润，百谷丰登，享受天的保佑和鬼神的阴骘，洋溢着的德泽足以施及四海群生，但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
董仲舒对年轻的汉武帝能提出这么多深刻的社会问题也是大感惊讶。好在他多年讲学研究，早巳形成了一套儒家治国的理论。而且这种问题又是他的擅长。董仲舒一一对答汉武帝提出的问题。
董仲舒说：“陛下问到天命和情性，愚臣不易回答，但臣根据《春秋》的记载，看到天人相应的情况，确实使人敬畏。”
汉武帝一听，其中道理很是奥妙，他就催促道：“请说下去。”
董仲舒接着说：“国家如有乱事发生，上天会先用灾害怪异来进行警告，但只要这个世代不是太离道，上天还是愿意扶持、成全的，不过自己也要强力勉励才行。强力勉励于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强力勉励于道，则德见隆而功日大。这些都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事。”
汉武帝微微点头，董仲舒又接着说：“所谓道，是国家走向大治的途径。仁义礼乐，又是推行道的工具。古代的圣王已经辞世，而他们的子孙都能够长久安宁到几百年的时间，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从前厉王、幽王的时候，周道衰败了。但这并不是道忘失，而是厉王、幽王不遵循周道。宣王思念先王的德政，兴滞补敝，彰明文王、武王的功业，周道又粲然复兴起来了，所以说治乱兴废在于自己，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厉王、幽王掌握不当，使道统失去的缘故。”
董伸舒看到汉武帝若有所思，就放慢语气又说道：“臣按照《春秋》的本义，寻求王道的出发点，那就是个正字。作为一个帝王，要上承天意，纠正自己的所作所为，要任用德教，不要专用刑罚，因为刑罚不可能治理好天下。《春秋》上讲过一元的问题。一是万物之始，元是大。一元就是万物开始于大，只有开始于大，才能正本清源。所以做君主的要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海。四海正，则远近之处莫不统一于正，这样才能实现王道。
“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恩厚，智明意美，爱民好士，可以称为很好的君主。但是天地未应，祥瑞不至，这是在于教化不立，万民不正的缘故，秦代的遗毒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清除，法令公布了而奸佞横生，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弦更张的时候了。自从汉朝取得天下以来已有七十多年了，先帝们常想搞治道，而至今没有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应该变更教化而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缘故。”
董仲舒的这一次对策，适应了当时汉朝从政治、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句句打动了汉武帝的心怀，这位年轻的君王早就酝酿着许多宏伟的想法，只是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还很朦胧，也没有用文字和语言表达出来。听了董仲舒的对策，他感到大为惊异，想不到汉家天下竟有这样难得的人才，真是有相见恨晚之感叹。
儒生们的喜与悲(2)
汉武帝还没有从第一次对策的兴奋中平静下来，又紧接着下了第二道制书，命董仲舒将自己的政见写成文章，提出明确的意见。董仲舒受宠若惊，连忙赶写第二道对策。
在第二道对策中，董仲舒进一步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指出秦朝以刑法治天下，赋敛无度，导致因触犯刑律而被处死的人比比皆是，犯奸作乱的人也遍地横生。他认为应以德治天下，为了培养一批德治人才，董仲舒建议设立太学，作为教化的根本场所。
董仲舒在这道对策的最后写到：“陛下若能通过考试和策问的方式招徕到天下的英才，就可以实现三代的至治局面，圣上的英名也就能和古代的明君尧、舜媲美。”
早就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汉武帝，被董仲舒的对策深深地打动了。他觉得董仲舒系统而完整地讲出了自己想说出的话。
汉武帝第三次写了制书给董仲舒，表示很欣赏他的天人感应的观点，他在制中写道：“朕听说善于谈天的人必有人间的事作为佐证。善于说古的人必在当世有应验，所以朕虚心地询问天人相应的关系，接受历史的教训，改正以往的所作所为。先生既谈论了治国的大道理，陈述了历史上大治和大乱的原因，请再讲得透彻一些，朕将亲自览阅思考。”
两次对策，都获得皇帝的赞许，董仲舒感到十分荣幸，他马上上了第三道对策，郑重提出自己思索了多年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以求一售。
董仲舒写道：“治国之道出于上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希望汉武帝要坚持不变的天道。在不变的天道下，让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遵守严格有序的上下尊卑关系，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以保持永恒的封建秩序。
在这对策的最后部分，董仲舒重点地提出了政治上的大一统的思想。他说：“大一统是天地间正常的轨道；自古到今，通畅无阻的大义。而今负责教化的人来源不同，每人的议论见解又迥然不同。一百家学派就有一百种治理国家的方法，结论也不相同，以至于在上位的不能坚持一个方向，法令制度也是屡屡改变。在下位的人又苦于不知道如何遵循。臣很愚钝，但臣认为应该这样：凡是不在儒家的经典六经——《易经》、《礼经》、《乐经》、《诗经》、《书经》和《春秋》之内的其他各家学派的学说，以及与儒学相违背的学说，都应该根绝，不准许他们与儒家学派同时并存。那些邪恶荒唐的思想消灭后，道统和纲纪，才可以统一，法令才可以明白，人民才知道遵从正道。这样百姓也就好统治了。”
董仲舒的排斥百家，着重一统的议论正合乎汉武帝独霸天下的心思。汉武帝把董仲舒大大地称赞了一番，马上委任他担任江都国的相，辅佐汉武帝的异母兄长江都王刘非。刘非是现任皇帝的老兄，一向骄傲凶暴。董仲舒用礼教辅佐，不时规劝几句，很受江都王刘非的敬重。
建元对策称优者除了董仲舒之外，还有会稽吴县的严助，他被提升为中大夫；川人公孙弘，以六十高龄被征为博士。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开端。
董仲舒在江都任上，不能充分施展抱负以经世致用，他只能局促在江都一隅，宣传他的天人感应学说。
公元前135年，辽东的高庙和长陵的高园便殿，相继遭受火灾。当时董仲舒在家闲居，他获悉这两次火灾，就用他的灾异学说加以分析，认为这是上天对汉武帝过失的警告。他也没有考虑这么做的政治后果，把自己的想法写成《灾异论》。
《灾异论》还没来得及上奏，就被主父偃探听到，并偷去呈送汉武帝。武帝召集群儒，命他们审议此文。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也在其中，他不知是自己老师所作，把这篇文章骂得狗血喷头。当汉武帝告诉他这是董仲舒的大作时，吕步舒当时就傻了眼。
于是汉武帝以诽谤朝廷的罪名将董仲舒投入大狱，并定成了死罪。后来汉武帝念他上《天人三策》有功，又下诏赦免了他。遭此打击，死里逃生的董仲舒再也不敢随便乱讲灾异了。除了曾一度复出为胶西相外，他一直赋闲在家，治学著书，直到寿终正寝。
且不管董仲舒的沉浮，反正经过董仲舒的三次上策之后，儒家在汉武帝朝廷的地位是逐渐提高了起来。董仲舒的对策成了汉武帝治国的主要依据。一个巨大的转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了。思想自由的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漫长而单调的儒家思想时代。
儒家学者一提起嬴政的“焚书坑儒”，无不怒发冲冠。但有时为了自己学术的生路，他们也抓住每个机会，利用政治力量，置其他学派于死地。不过他们采用的并不是暴烈手段，人们看不到血染钢刀，却见人头落地。
儒家学派并没有单独的能力生存壮大，他们必须与权力相结合。既然他们需要政权作保镖，他们就必须付出雇保镖的代价。那就是，儒家学派不久就沦为既得利益当权者的政治打手。
主持建元对策时，汉武帝年仅十七岁，他实际上是在丞相卫绾的指使下主持这次对策考试的。这是卫绾为首的一群儒生，利用幼主所搞的一套政治诈术。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想达到他们排斥异己的目的。
卫绾本身是个儒者，又做过汉武帝多年的老师，他的话对汉武帝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他看到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汉武帝都没有反对，就上奏一本。
儒生们的喜与悲(3)
卫绾在奏章中说：“那些专学申不害、商鞅和韩非子学说的法家和苏秦、张仪学派的纵横家到处搬弄是非，扰乱国政，请求陛下将这些专学法家、纵横家的贤良罢免回去。”
汉武帝基本同意了卫绾的意见，他没有任用儒家以外的贤良。如果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是儒家独尊的宣言，那么这次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走的第一步。
其后，汉武帝又任用一大批儒家人物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儒家势力蒸蒸日上。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就准备实行儒家的一些礼仪制度。他们请汉武帝在长安城外设立明堂，以招见诸侯。
汉武帝早就有改弦更张的念头，他雄心勃勃，想自己创造出一个新世界来。他听了赵绾和王臧的建议，马上就吩咐他们按照古代礼仪制度去起草和设计明堂的计划。王臧和赵绾乘机向汉武帝推荐他们的老师申公。
汉武帝早就听说申公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儒学泰斗，他马上吩咐使者用驷马安车的高级礼节去聘请申公入朝。
驷马安车是一种高规格的待遇。一般安车都只用一匹马，而汉武帝命使者用四匹马，并且用蒲草包裹好安车的轮子，防止颠簸。这样做主要表示对德高望重的申公的尊崇。汉武帝还命使者带上玉璧和布帛等礼物。
申公正在鲁国的家里给门徒们讲课，这年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仆人们报告说外面来了官家的安车，要接他去京城。
申公此时已年老体弱，本来不愿意再长途跋涉走那么远的路。但朝中来使口气殷勤，又捧上丰厚的礼物，申公心中有些犹豫。后来他又一想，当今皇上对自己这么重视，也不便推辞，他只好收拾一下简单的行装，坐上安车，往西逶迤而去。
汉武帝以隆重的礼节迎接了这位远道而来的老人。汉武帝挺尊敬地询问申公如何治理天下。申公恐怕这位年轻的君主好高骛远，能说不能做，就回答说：“治理国家，不在多说话，而在多做事。”
汉武帝此时正喜欢文学辞藻，听了申公的话，他觉得有些扫兴。他沉默不语等着下文。
申公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没有了下文。他等了半天，也没听汉武帝再问下去。汉武帝等了半天，也没听到个下文，这场会见就这样草草结束了。不过既然大老远的把人家请来了，也不能过分冷淡，于是汉武帝任命申公为太中大夫，作为明堂、巡狩、改历法、易服饰的顾问。
申公只这么说了一句话就退了出来，他的门生赵绾和王臧感到很奇怪。赵绾和王臧是眼高手低的人，他们向汉武帝提出要建一个封国国君朝觐皇帝用的明堂，以展示皇帝的威仪夸耀天下，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明堂又该怎么去建。这次他们奏请汉武帝将申公请来，也是搬救兵去了。
赵绾和王臧过来给申公请安，行了师生之礼。然后两人就迫不及待地询问申公古代的明堂制度具体是什么样子的。申公对这两个学生很了解，知道他们只会耍嘴皮子。他只是笑了笑，可没说什么。
赵绾和王臧认为今天老师脾气实在古怪，他们互相无可奈何地看了一眼，就想过几天再说吧。哪知道，过了几天，大祸临头了。
窦太皇太后的棒喝(1)
正当儒生们热热闹闹地要实行一系列新政措施的时候，兜头被泼了一盆凉水，窦太皇太后的一记棒喝，打得儒生们晕头转向。
原来太皇太后窦氏是信奉黄老之学的。她听说汉武帝重用儒生，心里面已经老大不高兴了。别的事情可以任凭汉武帝怎么去办，只要是冒犯黄老思想的，她可怎么也不能容忍。她这一出面，儒生们可要倒霉了。
窦太皇太后从立为皇后开始至今已经有四十一年之久了。她经历数代皇帝，在宫中地位高，权势大。她是汉初七十余年黄老无为而治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同时也是汉武帝时期黄老思想的首席代表。汉武帝要将尊儒制度化，意味着汉代七十多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黄老思想要退出历史舞台，这是窦太皇太后决不希望看到的。
“文景之治”使得汉朝强盛起来，黄老无为的思想还有一定社会阶层的支持。一些健在的中兴老臣们，都是黄老思想的忠实信徒，他们不希望儒生夺去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看到儒生因得势而兴奋异常时，他们感到分外的沮丧，只好踉踉跄跄跑到宫中，向他们的总代表窦太皇太后哭诉去了。
窦太皇太后本来就不满意汉武帝和那帮儒生推行他们的那一套东西，加上这些老臣和利益受到威胁的窦家骨肉的凄凄惨惨的哭诉，窦太皇太后就想给这帮狂妄的儒生们一点颜色看看。
窦太皇太后有这个能力给狂妄的儒生们一个教训。她做了二十三年皇后，十六年皇太后，两年太皇太后，到这一年，她已在宫中高位上坐了四十一个春秋。她在宫廷中的权势和影响可想而知。她的权力大到足能干预朝廷政事，甚至对于汉武帝的私事，她有时也要出面加以管束。
窦太皇太后还是在做文帝的皇后时，就曾命令宫中太子和王子们以及窦家的子弟都要读黄老之书。梁王刘武从小在她的督促和影响下，接受黄老思想的教育，在思想上与窦太皇太后一致，否则就不可能得到她的欢心。
窦婴当时是栗太子刘荣的老师，他是个好儒术的学者，他反对立梁王刘武为皇储，也是想阻止黄老学派的继续得势和为儒家在政治上出头铺上一块垫脚砖。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当时还是太后的窦氏的警惕，她召来儒家里《诗经》专家辕固生，准备加以责难。
辕固生生性狂傲，瞧不起黄老之学，完全是个酸儒形象。他当着窦氏的面鄙视地说：“老子的书写的尽是些宫婢的话。”对黄老之学根本不屑一顾。
窦太后一听辕固生竟胆敢在她面前污辱黄老之学，气得脸色铁青。她怒气冲冲地反唇相讥道：“你又是从那里得到刑徒们所看的儒家的书呢?”窦太后本来出身寒苦，性格温柔，但这一次她实在是忍不住了，因而大发脾气，她决定惩罚这个狂妄的家伙。
为了给辕固生一个教训，窦太后罚他到御苑的兽圈里去打野猪，看他除了会耍嘴皮子吹牛之外还有什么本事。
景帝知道辕固生只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让他到兽圈里打野猪纯粹就是想要他的老命。但此时正值窦太后的气头上，景帝又想不出办法来改变母亲的决定。他在宫中转来转去，实在无计可施。最后只得命人拣一把最好的快刀交给辕固生，让他好自为之。
辕固生没想到窦太后竟用这个法子来治他，心里怕得要死。他看到景帝也没办法救他，只好哆哆嗦嗦拿过快刀，硬着头皮进入关着野猪的兽圈。
那野猪一看有人侵犯它的领地，就想用它的獠牙把这个不速之客撵出去。辕固生被野猪追得狼狈逃窜。眼见得野猪就要顶到他了。辕固生把心一横，向后狠挥一刀，正好扎中野猪心脏部位，杀死了这只野猪。窦太后见到这个情景也就无话可说了。
辕固生总算捡回一条老命，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在窦太后面前诋毁黄老学说了。
窦太后对于儒家很是瞧不上眼，她认为这些人文多质少，只有一些空洞的礼仪架子，但不干实事，她对于儒家的经典也是一律贬斥，认为都是些空洞的理论。她看到景帝朝中儒生势力有抬头的迹象，就想用自己的力量阻挠儒家的发展。
第一个碰上的倒霉鬼就是丞相卫绾。他作皇太子刘彻的老师时，窦太后就不太满意。但景帝认为卫绾正派持重，窦太后也不好插手这事。
卫绾当上丞相后，招来一批儒生，又把别的学派的贤良、文学都打发回家去了。尽管卫绾并没怎么为难黄老学派的人，但这已经叫窦太皇太后生气的了。她首先拿这个尊儒术退百家的实际推行者开刀。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的六月，窦太皇太后以年纪太大为理由，让卫绾回家养老去了。
这是窦太皇太后直接罢免的一个丞相，所以就连正史中也没把这事写在《武帝纪》中，而只是在《卫绾传》中有这么一个罪名：“因为景帝生病时，卫绾没有认真检查刑事案件，滥杀了一些官吏，引起许多人的不满。”这样，作为丞相的卫绾就不应该再干下去了。很明显，这是窦太皇太后找的一个借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儒家在这次冲突中损失了一员老将，窦太皇太后阻遏了儒家在董仲舒对策之后迅猛发展的势头。
但儒家控制了小皇帝刘彻，所以儒家的又一批替补人物登上历史舞台。窦婴、田蚡、赵绾和王臧等人都被封为公卿，相权、兵权和监察权仍然控制在儒家手里。
窦太皇太后的棒喝(2)
赵绾和王臧发起明堂的议论之后，汉武帝被鼓吹得兴致很高，他请这帮儒生及其支持者在长安城南立明堂以朝诸侯，并让他们起草巡狩、封禅、改历数和易服饰等方面的新政事宜。又用安车驷马将申公接到京城，作为这一揽子计划的总顾问。
儒生们的这个计划一开始就遭到了黄老一派人的抵制。他们依仗着窦太皇太后健在，对儒生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了牵制。
儒生们劳而无功，心中自然生恼。他们仗着有汉武帝的支持，就想给黄老这派人一记棒喝。儒生实行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其矛头直接指向了仗势欺人的窦家。
窦婴是窦家的叛逆，他是个信儒术的人，因而不得窦太皇太后的欢心。他和田蚡、赵绾、王臧等人组成儒家集团，对诸窦发动了凌厉的攻势。他们主要实行两项措施，一是检举和贬谪行为不轨的皇亲国戚，二是使留住京城的王侯回封地去。其宗旨还是在于打击黄老势力，尤其是诸窦。
诸窦仗着窦太皇太后在朝中的地位，恃宠怙势，为非作歹，因而遭到检举和贬谪的人很多。居住在长安的列侯们，有的是娶了皇室的公主才被封侯。他们的夫人是公主，而公主又过惯了京城里的豪华生活，她们说什么也不愿意回到那偏远的封地里去。两条新政策惹翻了这些权贵们，他们一齐向窦太皇太后告状。
窦太皇太后看到自家人受了委屈，就把汉武帝召入宫中，对于他和儒生们的所作所为提出了警告。
斗争到第二年就激化了。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的冬天，御史大夫赵绾对于窦太皇太后的屡次阻挠感到很不耐烦，他向汉武帝上奏一本，建议以后政府决定大政方针，不要再向东宫报告。东宫是窦太皇太后居住的地方，赵绾建议汉武帝这样去做，无疑是想夺窦太皇太后的权。
窦太皇太后正愁没借口和儒家翻脸，她一听赵绾竟胆敢要夺她的权，气不打一处来。她大发雷霆地说：“这不是想做新垣平第二吗?”她决意借题发挥。
新垣平是汉文帝时期的一个方士，他靠骗术骗取汉文帝的信任。他叫人在一只玉杯上刻上“人主延寿”四个字，诡称是一个仙人送给汉文帝的。汉文帝想求长生，所以对这些鬼话竟一点也不怀疑。
新垣平靠骗术爬上了大夫的官位。他还请汉文帝做两件大事，一件是改换年号，一件是进行祭祀天地的封禅大礼。这两件事与汉武帝的这些儒生们的想法有一定相似之处，这样窦太皇太后就硬把赵绾和新垣平两人联系到一块了。
新垣平在汉文帝面前装神弄鬼，屡屡得逞，得意洋洋的时候，丞相张苍和廷尉张释之暗地里派人去监视新垣平的行动，还真的查出了那个在玉杯上刻字的工匠。
张苍和张释之让人上书，告发新垣平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实话，有凭有据的罪状不得不叫汉文帝相信。他仔细地想一想，才从迷梦中醒来，他后悔自己的糊涂，痛恨方士的可恶，他立刻革去新垣平的职位，把他交送廷尉张释之审问。
新垣平一见张释之的威严，早已吓得魂飞天外，一经审问他没法抵赖，只好把前后欺诈的经过和盘托出。张释之判他个大逆不道的重罪，新垣平被灭门三族。
窦太皇太后把赵绾等人比成新垣平，也就是说赵绾也是想用一些鬼话来欺骗汉武帝之意。她把汉武帝叫到东宫痛骂一顿。
窦太皇太后怒容满面对汉武帝说：“看看你用的什么人，赵绾和王臧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懂得挑拨离间，自己目无长辈还不够，还要诱惑你藐视孝道。你这个不孝的东西，还要包庇他们吗?”
汉武帝连忙跪下说：“孙儿不敢。因为窦丞相和田太尉都说他们有才能，所以才用了他们。”
窦太皇太后打断他的话接着说：“窦婴、田蚡都不是东西。告诉你，你要是我的子孙，就应该把赵绾、王臧下监狱治罪，将窦婴、田蚡马上免职！”
窦太皇太后怕汉武帝包庇赵绾和王臧，马上又派人去调查和告发赵绾和王臧的贪污受贿等行为。窦太皇太后亲自将这些证据交到汉武帝手里。
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一看形势不妙，马上把汉武帝叫到自己宫中，警告他说：“你的皇位是窦太皇太后点头才算坐上的，现在你的皇位并不巩固，窦太皇太后可以随时找个别的人代替你，你可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和她把矛盾闹大。”
汉武帝到底还年轻，祖母势力又大，他只好革去赵绾和王臧的官职，把他们下了监狱。他还想等到窦太皇太后火气下去之后，再把这两人放出来。
可是窦太皇太后抓住把柄不肯罢休，非要汉武帝将这两个宣传邪道的“新垣平”砍了不可。赵绾和王臧一看已无活路，他们还挺懂事，就在狱中自杀了。
汉武帝把窦婴和田蚡免了职。那个申公挺有造化，趁着机会告老还乡。什么明堂、巡狩等等都成了一团泡影。
窦太皇太后可有她自己的主张。她讨厌夸夸其谈的儒生，可是她特别看重少说话多做事的实干家。她对汉武帝说：“儒生专注重外表，写的文章读起来好听，写得天花乱坠，可是没有一个赶得上‘万石君’一家子能够为朝廷实实在在做些事。”
“万石君”是河内人石奋的雅号。石奋从十五岁时就伺候着汉高祖刘邦打天下，后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这几朝一直做着官。石奋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为人忠厚老实，处事谦虚恭敬，无人可比。他有四个儿子，也像石奋自己一样的朴实。在汉景帝在位时，石奋父子五人都做了朝廷的大官，每人的俸禄都是两千石。全家一共一万石，所以汉景帝给石奋一个雅号叫“万石君”。
窦太皇太后的棒喝(3)
石奋一家人是当时忠厚老实的典范。石奋家的子孙担任低级官吏，回到家中时，石奋一定穿上入朝的官服接见，以示互相敬重。他只称呼子孙的官衔，而从不叫他们的名字，子孙们从不敢怠慢。
要是子孙中有人犯了过失，石奋也不责备，只是坐在一旁对着饮食不肯吃一口。儿孙们自己责备自己，由别的长辈们脱去上衣，露出臂膀向他请罪，并下保证以后改正错误，这时石奋才原谅他们。
子孙们到了二十岁行了冠礼之后，算是正式成人了。石奋只要看见有这些成年的子孙们在旁边，即使是平常日子，也戴好官帽，不敢有丝毫服饰不整的情况，为子孙们树立了榜样。
由于石奋严格的自我要求和约束，子孙们又遵守教导，所以他们一家都以孝顺谨慎的行为，闻名于所隶属的封国和郡县。
窦太皇太后反对儒家舞文弄墨，但对“万石君”石奋一家那样专心做事、不多说话的老实人比较欣赏，所以总在汉武帝面前称赞他们这一家子。
这时候，石奋已经告老还乡了，他的大儿子石建都已双鬓飞白，就连小儿子石庆都已是进入壮年。汉武帝听了窦太皇太后的话，为了讨她的欢心，就任命石建为郎中令，负责宫廷的警卫事宜，石庆为内史，管理长安市。
石建曾在汉景帝朝中为官，他总是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才对一些军国大事谈谈自己的看法。但等百官早朝聚集一堂时，他却表现得很迟钝，好像不善言辞，其实他只不过是不想哗众取宠而已。景帝刘启对他十分信任和器重，主要因为这个缘故。
石建担任朝中高官之后仍不忘孝道，他每隔五天回家一次去给他的老父亲请安。他总是偷着将老父亲换下来的衣服拿去洗干净，然后再交给仆人，从来不让他父亲知道是他自己洗的。
石建看公文时，仔细到了不能再仔细的程度了。有一次公文批下来，他看到属吏写的公文上面的“马”字少了底下一点，不禁大吃一惊，他说：“马有一尾四足，少一点真是死罪。”他连忙恭敬地将那一点补了上去。
内史石庆的那股谨慎劲儿跟他父亲和兄长不相上下。有一次，他替汉武帝套车，汉武帝问他：“拉车的马一共有几匹?”
石庆当然知道皇帝的车总是六匹马拉的，照一般人，恐怕早就脱口而出回答了。可是石庆恐怕忙中出错，就用马鞭子一匹一匹地把马数一遍，这才回答说：“六匹。”再不多说一个字。石庆在石奋的几个儿子之中，是最为随便的，还是如此慎重。
经过窦太皇太后的阻挠，汉武帝实行的一系列新政措施被迫中断了。继任的新丞相是许昌，新御史大夫是庄青翟，新郎中令就是上文提到的石建。他们三人全是顺从窦太皇太后的，而且均不是儒家。主管全国军事的太尉一职暂缺，政权基本上操纵在窦太皇太后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