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封奕訢为恭亲王之后，只让他充任一些礼仪性的工作，如每年宣宗成皇帝（道光帝）的周年忌辰，都是遣恭亲王奕訢祭慕陵。慕陵行敷土礼，并行大飨之礼，也由恭亲王奕訢代理。咸丰三年三月，咸丰帝又命奕訢管中正殿、武英殿事，也属闲散职务。此时的奕訢，可以说是基本上还游离于清廷政治舞台之外。奕訢也清醒地知道，皇上对自己心存顾忌，因此处处谨言慎行，韬光养晦，藏才示拙。但是，随着大清政局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奕訢作为清王朝统治集团的一员，便逐渐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早在道光末年，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以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促使人民群众不断走上反抗的道路。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即位时，人民的这种反抗已遍布全国。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终于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咸丰帝刚刚即位，洪秀全即起事金田；这样，1851年既是咸丰元年，也就成了太平天国元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两个政权、两个年号。这对刚刚即位不久的咸丰来说，真是时运不济。当时有朝内大臣认为这是由于咸丰帝当年在基福宫出生，堂内悬有“洪范五福”的匾额，这“洪范五福”正是洪秀全起事犯乱的先兆。这自然是无稽之谈，徒增笑料而已。
就在洪秀全在金田振臂一呼之后，太平天国农民军长驱而进，势如破竹，克永安、破全州、占道州、夺郴州、取汉阳、陷武昌。至咸丰三年（1853年），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南京。攻陷南京之后，天王洪秀全进入南京城，以硝烟未散、血腥犹存的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宣布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国都。此时，太平军总兵力已达六十多万。此后，林凤祥、李开芳率部继续北伐，直逼京城；胡以晃、赖汉英继续西征。
就在太平军节节胜利、步步紧逼的同时，天地会起义、福建小刀会起义、福建永春起义及捻军起义一时风起云涌，大清帝国成了点燃的火药桶。
为了扑灭这场来势凶猛、眼看就要焚毁江山社稷的大火，咸丰帝调兵遣将，先后起用林则徐、周天爵、李星沅、徐文缙等名臣；重用姚莹、严正基、丁守存、江忠源等干才；调用乌兰泰、向荣等勇将。然而，百般努力均无济于事，大火很快席卷了半壁江山，眼看就要烧到皇城脚下。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咸丰帝惊惶失措，问计于朝内文武大臣，满朝文武一筹莫展。气得咸丰帝“啪”的一拍御案，大声怒道：“成何体统！内外文武大臣，视国如家者固不乏人，然泄泄沓沓，因循不振，禄位之气重，置国事于不问者，亦不复少！”众人见皇上发怒，无人敢言，纷纷垂头。咸丰见众人个个萎靡不振，垂头丧气，更加气愤：
“国家有大政事，特交会议诸王公大臣等，自应公同会集，虚衷商榷，讨论精详，方于政事有益。……近年以来，凡遇会议事件，或托故不到，或推诿不言，或藉端闲谈，置公事于不问。其首先发言之人，或目为擅专，或笑其浮躁。甚至遇有交议，并不会集，一任主稿衙门委之司员书吏，分送片稿，各衙门堂官，随同画诺，或明知未协而不肯言，或依违将就而退有后言。似此因循委卸，相习成风，又何以用会议为耶？嗣后诸王大臣等，如遇特旨会议事件，务须遵照旧章，共同面商，虚心筹酌，迅速定议具奏，毋得推诿耽延，仍蹈积习，有负朕集思广益之至意。此旨着各衙恭录悬，俾触目警心。”
王公大臣们对皇帝特旨交议的事件，尚且如此敷衍，其他可想而知。由此可见，庙堂上下已是一派“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可悲气象。
然而，就在满朝文武百官浑浑噩噩、一筹莫展之际，恭亲王奕訢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虑，于1853年3月17日，也就是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前，同惠亲王绵愉、惇郡王奕誴一起，上奏咸丰，慷慨陈词，就储备火药、安抚难民、筹裕仓库，以及京城严门禁、整器械、训练辽京驻防官兵等问题，向咸丰帝提出建议，以保卫京畿，防止农民起义的烈火蔓延。这一奏议当即得到咸丰帝的高度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