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妥协求和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官员群起反对。奕訢也向咸丰帝上奏，不顾岳父的情面，指名道姓批评桂良的妥协软弱，并严斥英法所提各项要求不合情理，尤其认为，江岸通商“万不能准”。他说，长江两岸“无论山川设险之所，城邑扼要之区，处处皆中原大局所关，断不宜令夷人实逼处此。”吏部尚书周祖培、御史尹耕云等数十人联名上书，列举公使驻北京之“八害”，主张以武力抵抗英法联军的侵略。咸丰帝也非常愤懑，曾令桂良等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宁愿以免除关税来换取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代表到北京换约。但是，英法方面不容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竟然还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多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咸丰九年）6月20日，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与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并于25日突然再次袭击大沽炮台。清军奋勇反击，重创侵略者。英法侵略者恼羞成怒，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18000人，法军约7000人，船舰200艘，来华扩大侵略战争。
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次北上，4月占领舟山，5、6月进踞金州、烟台，入寇天津，咸丰帝慌了手脚，急忙命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北京通县），命大学士瑞麟带兵一万火速赴通州设防，又派侍郎文俊和武备院卿、前粤海关监督恒祺赴天津与英法求和。可是，英国公使额尔金嫌他们官职低，拒而不见，咸丰不得不改派大学士桂良赴天津与英法侵略者的谈判代表巴夏礼议和。在谈判中，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求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对英法赔款各白银八百万两，并要求先付现银二百万两，桂良到天津后表示全部接受。巴夏礼等进而提出赔款应立刻交付三四百万，至少一百万，公使进京须带军队四五百名，由巴夏礼率数十人先赴京察看。巴夏礼声称：“如有一款不准”，“即带兵北犯”。桂良知道，这些条件是苛刻的，但为了防止谈判破裂，无奈不得不“概为允许，以解危急”。可是，桂良此举，遭到朝臣们的坚决反对，咸丰帝也对此非常不满，传旨严厉斥责桂良“未免示之太弱”，表示英法联军提出的苛刻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谈判破裂。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开始由天津出发北上，直逼通州，形势十分危急，咸丰帝急命怡亲王载垣，会同大学士桂良、兵部尚书穆荫一起，再次向英、法求和。七月二十九日，英方派巴夏礼和威妥玛到达通州，载垣即前往东岳庙接晤，与之反复辩论达八个多小时，直至午夜方散。载垣、穆荫全部接受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八月初二日，英法侵略者得寸进尺，派英法使臣又在东岳庙与载垣会晤。会谈期间巴夏礼的态度十分傲慢，大声叫嚷要求带兵入京，面见皇帝，亲递国书。载垣则认为事关国体，万难允许。初三日，巴夏礼又提出清军撤离张家湾的无理要求，情词桀骜，遭到载垣的拒绝，谈判破裂。
载垣知道抚局断难议成，当即命令僧格林沁截逮巴夏礼，押赴京城。咸丰帝在议和不成的情况下，只得硬着头皮抵抗，再次下令与英法联军决战。
咸丰十年八月初七（1860年9月21日），八里桥大战爆发。八里桥是由通州通向北京的要道，清廷认为此战关系到京城的安危、百姓的生死、天子的荣辱、国家的命运。这也是两个时代、两大阵营之间的历史大决战，一方是拥有数千年传统、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的大清骑兵力量，一方是经过近代工业革命之后，以炮兵为核心的英法近代化军队。此时，清军已被逼得无退路可走，因此，全体将士视死如归，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但是，血肉之躯怎能抵挡英法联军的枪林弹雨？这些大清的勇士们纷纷倒在了血泊之中，副都统胜保中弹，受伤落马，全军将士伤亡惨重，清军全线溃败，英法联军兵临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