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次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情形，《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在当年九月二十五日发出的通讯中说：“据估计，被劫掠和被毁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镑。在场的每一位军人，都掠夺了很多。在进入皇帝的宫殿后，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玉的时计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瓶，因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破……”
在大肆劫掠之后，英法侵略者还不满足，为了给清政府留下“赫然严厉”的深刻印象，也为了消灭他们劫掠的罪证，竟然四处放火，顿时，火光冲天，仿佛一张幔子，笼罩着整个天空，烟雾随着大风蔓延到附近的万寿山、香山和玉泉山的一些建筑。黑云压城，日光淹没，看起来就像一个长期的日蚀。大火烧了两天两夜，一座经营了两百多年的、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和中外罕有的艺术宝库，竟然化为一片废墟。
残酷野蛮至此，天人为之共怒！咸丰帝得知圆明园被毁，悲愤交加，热泪不止。而奕訢，作为爱新觉罗的子孙，亲眼看见列祖列宗苦心经营的皇家园林被英法强盗付之一炬，心里也充满了无比的悲愤和痛恨；而作为留守北京的全权议和大臣，没有能力阻挡英法强盗的滔天罪行，他的心里也充满了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英法强盗劫掠和焚毁圆明园的消息传到法国，当时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一封严厉谴责英法联军罪行的信上，沉痛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们欧洲人总是把自己看作文明人。对于我们说起来，中国人都是野蛮人。看！文明就是这样对待野蛮的。
在历史的审判台面前，一个强盗叫做法国，另一个则叫做英国。
侵略者劫掠了圆明园之后，奕訢见事已如此，“万不能再议抚局”，奏请奔赴热河。咸丰帝却在答复中要求奕訢于万难之中，设法极力挽回，以冀维持大局。
八月二十三日（10月7日），英法使臣约见恒祺，要求于二十四日释放巴夏礼等人，否则立即开炮攻城，同时在德胜门外放空炮示威。守城王大臣庆惠、恒祺、义道等人惊恐万分，按咸丰帝谕旨的权限，未与奕訢函商，便在二十四日（8日）擅自释放了巴夏礼等人。英法联军得寸进尺，于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来照，声称二十九日（13日）午时将派兵把守安定门，届时如“不照所议，更有阻挠，立将京城攻开”。对此，奕訢满腔愤怒：刚把人质放还，又要占据城门，欺人太甚，岂有此理？但此时兵临城下，只得妥协，他提议待双方议定开城章程后再开城门。但义道等人掌守城之权，怵于夷人恫吓，未经奕訢同意，于二十九日（13日）准时打开安定门，并主动将安定门、德胜门一带守军撤退。咸丰帝是否在安排留京大员时作了特殊的人员安排，让他们互相牵制，不能团结一致对敌，我们无从得知，但当咸丰帝得知义道准备开城时，也确实认为“开门揖盗，害不胜言”，立即传旨要求“激励人心，坚守以待”。然而这道迟到的谕旨传到北京的时候，英法联军早已入城，安定门布满了英法联军的大炮，黑乎乎的炮口对准了皇城坚厚的城墙和高大的城楼。奕訢对义道开门揖盗的行为，非常愤怒，斥责他们是“被夷人虚声恫吓，为一身之计，初非为大局起见”。但事已至此，只能无条件议和了。于是他颇为伤感地向咸丰帝奏道：“此时藩篱已破，设有决裂，既无以为却敌之方，若再有意外要挟，臣等更何以自处？臣奕訢义则君臣，情则骨肉，苟能以一死而安大局，亦复何所顾惜。惟抚议尚无就绪，而腥膻已满都城，睹园庭之被毁，修葺为难，念行在之苦寒，迎銮莫遂，此所以彷徨中夜，泣下沾襟……”
义道、僧格林沁等二十多人也一同奏请咸丰帝敦促奕訢入城，速定和议。咸丰无可奈何，料想若与英法侵略者僵持下去，势必荼毒生灵，遂命奕訢迅速入城，“与该夷将本年所议续约画押盖印，并将八年天津条约互换，令其退出京城，再商定驻京章程”。咸丰十年九月初三（10月17日），奕訢回驻广宁门外天宁寺，次日照会英法公使，表示同意京城换约，要求指定换约日期。九月初三（10月17日），英法公使分别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英使额尔金在照会中，索赔“恤金”三十万两，限于10月22日以前交清。23日交换旧约，签订新约。法使葛罗在照会中除索取“恤金”二十万两外，又要求清政府退还历次没收的法国天主教堂的财产，同时规定上述要求限于23日答复。两国照会在最后都一致威胁说，如不一一满足上述条件，将立即攻占皇宫，并断绝漕粮，截取关税，直至进攻全国。10月22日，英法公使收到奕訢的复照之后，又提出无理要求，英国又提出割让九龙司、准许华工出国；法国除要求准许华工出国外，又另加准军民信奉天主教一条。面对英法的无理要求，奕訢已无法据理驳斥，自英法军队入城来，清军毫无抵抗之力，致使夷人气焰嚣张，难保不又生事端，所以一概允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