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约签订之后，奕訢的心里并不轻松，英、法联军退至天津，可并没有南撤，原来洋人要求的两点：亲递国书、公使驻京并没有彻底解决。这可是咸丰帝最怕的两款。当然，奕訢心情沉重还有更重要的原因，现在和议已成，皇上会不会收回自己的权力？这些年来，他已摸透了皇上的心思，只有国家危难之时，万不得已，他才会把自己推向前台，一旦险情结束，他又会马上翻脸。而且这次议和，国力大伤，朝廷颜面尽失，追究起来，自己处在一线，当然难辞其咎，自己这一次会落得怎样的下场呢？奕訢经历过一次大起大落，此时变得谨小慎微起来。他思虑良久，最终决定给皇上写份奏折，申明情况，自请处置：
臣等自受命以来，与夷酋周旋数日，谨遵圣谕，与夷议和，草签和约，虽暂退夷兵，然危情未解，种种错误，虽由顾全大局，而扪心自问，目前之所失既多，日后之贻害无已，实属办理未臻完善，臣请皇上议处。
言词恳切，态度之谦卑谨慎，溢于言表。也许由于危难未过，咸丰帝反复权衡之后，在答复中说：“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亦深谅苦衷。自请处分之处，著无庸议。”对奕訢的议和之勤勉和实绩给予了肯定。但是，言词当中也透露出心中的隐忧。条约签订，已成事实，此时的咸丰帝，心里最担心的是，英法侵略者能否撤兵南返？如果他们在天津过冬，而不南撤，那么他一旦回京，侵略者也许就会卷土重来，再次提出无理要求。另外，英法侵略者提出的公使驻京、亲递国书的要求，怎样解决？而这两项要求，咸丰帝心里实在很难接受。为此，咸丰帝谕令奕訢在他回京之前，务必将亲递国书、公使驻京及不得再有要求诸事“与之议定，以免再生枝节”。
对此，奕訢敏锐地察觉到，自己议和在外，声望日隆，皇上身边的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敌难免会从中挑拨。他与皇上分开的时间越长，皇上对自己的疑忌会越深，自己的处境就越为不利。于是，奕訢和诸位留京大臣上奏道：“皇上为天下臣民之主，而京师乃四方拱极之区，宫禁虚悬，国基不稳，銮舆早日还宫，人心方能大定，天下才可安宁，乞望圣上早作圣断，择佳期回銮。”可咸丰的答复说：夷人虽退至天津，但天津距京较近，夷人又反复无常，难保不会来京挟制，又生事端，所以，不能答应奕訢等人的请求。
于是，奕訢等人又上奏，建议咸丰帝西巡，定都西安。认为西安地处关中，既有山河之险，又有四关可守，夷人绝对不能攻取。奕訢等人起初要求皇上早日回京，现在又建议西巡，难免不引起咸丰帝猜疑。肃顺等人更是从中诋毁：奕訢议和成功，留京诸臣对其多有倾慕，夷人也都支持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想取代皇上而自立。一年前，当英法强盗兵临城下，肃顺等人力主逃奔热河，而奕訢等人力主不可，两人就已经结下仇怨，也由此形成了分别以他们为首的两个政治集团。肃顺之所以竭力阻止咸丰帝回京，也是出于他的野心。肃顺明白，咸丰帝龙体已垮，时日恐怕不多，而他惟一的儿子载淳年仅五岁，显然难担大任，咸丰帝临终前必然要托孤于亲信大臣，他肃顺必大权在握。所以他利用咸丰帝和奕訢之间的微妙关系，一再从中挑拨离间。肃顺的谗言，使咸丰帝回忆起他们兄弟二人以前争夺皇位时明争暗斗的一幕幕情景，不管他是否相信奕訢会自立为帝，但至少这大大加深了咸丰帝对奕訢的猜忌，心中的天平倾向了肃顺一边。
在此之前，当肃顺、载垣、端华等人在怂恿咸丰帝逃往热河之时，离京之议就已经遭到绝大多数大臣的反对。现在，他们对咸丰帝的蛊惑阻挠，更加激起留京大臣的不满和反对。胜保在上疏时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欲皇上之留塞外者不过左右数人，而望皇上之归京者不啻以亿万计，我皇仁明英武，奈何曲徇数人自便之私，而不慰亿万未苏之望乎？”胜保此疏，因反映了当时的“民意”，被誉为“近年有数文字”。肃顺集团已经大失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