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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真实的北洋史:文武北洋 作者:李洁
北洋时代可能并非一个颟顸武夫秉政、人文精神沦陷的时代。也许,它是古老中华步入选票时代的艰难废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的笨拙尝试……作者多年来潜心于寻访北洋人物的故址、遗迹、收集、爬梳北洋史料,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历史”,以崭新的视角、生动的笔触,呈现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的政治生态、人物风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关于《文武北洋》
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增订版序
我也没想到,《文武北洋》会一直有人读。我是一个喜欢寻找真实历史境况的旅人。只因怕那些荒冢一样颜色的“真相”被时代的残砖碎瓦所埋没,所以,我大着胆子走进一条条被废弃的巷子里,推开那里面的每一扇虚掩着的旧日宅门,定睛搜看阴影里的一切——“真相”往往还斜悬在结满蛛网的褐色的壁上。我怀着敬畏之心描摹我所发现的东西,尽管我努力画下的也许还不是真相,但至少比人云亦云的某些所谓的定论更接近本质。我的行囊里没有来路不明的海外孤本,我的导游图全部是大陆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我把国家利益当成评判历史巨子和历史事件的唯一标准。我的直觉每每在史料与遗址的场景切换中得以印证。我行,我记;我思,我写。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每过一段时间,便有了讲述的欲望。2004年1月版的《文武北洋》,就是一次话题比较集中的讲述。尽管我的“北洋观”得到了一些有独立思想的朋友们的认可,但散落在各章节里的不少谬误每每让我暗自汗颜。书出当年,两次加印,仍不能抹去很多遗憾。2005年夏天,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将我书中的赳赳武夫与彬彬文士拆分成《文武北洋·枭雄篇》与《文武北洋·风流篇》,分两本出版,使我有机会将原书稿审视和订正了一遍。我加进了若干新读到的史料,删掉了有些不尽合理的表述,改正了一些看得出来的失误。原以为修订即减肥,却不料,一通必要的营养滋补后,我的“北洋人物”非但没瘦身,反倒比原来更“硕壮”一些了。因总在行色匆匆地找寻,更因本人功底的浅薄和才气的不足,我的文字总是丢三落四,即使此番重新拾掇了一通,也还会有种种露怯处。但是,我敢说,我呈现给读者朋友的每一行文字,都是真情的脉动。我会一直这么找下去。是兴致,更是责任。
李洁2006年4月11日于青岛凯旋山庄
序言
敲完本书最末一行文字的时候,2003年的最后一阵秋风已经远去。不知道我的这些文字是否也能搭上时令的班车,把一股稍带肃杀之气的“真”带往远方,让喜欢历史的读者朋友们能临风抖擞一下。
我不喜欢温吞而平庸的天气。在因袭的云絮下活得太久,会不知道云外的阳光的真相是七彩的。所以,我幻想自己的这些文字能如冷空气一样,吹开凝固了很久的传统的云团,让人冷静片刻,再回望一下斑斓的历史。
五年前,我写那本《百年独语》时,也是这样想的。
在那本“独语”书中,我用自己的话,讲述了晚清、民国、共和国的几位历史人物和事件。可能与人们听惯的说法相异,故有朋友笑言:你这是对百年历史的“毒”语。我只笑笑,并不解释,继续于本职工作之余,寻访百年来一些巨子的遗迹,并以他们的遗迹为平台,“独语”我对近代史的一己之见。
这本书里,我集中记录了我对民国初期,亦即“反动的北洋军阀时代”的寻找与发现。站在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五位武人和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四位文人的故址上,我瞻前顾后了一番,忍不住又“独语”起来。
鼓励我用自己的话表述历史的,是本书主人公之一陈独秀先生。他老人家至死不说假话。他说:“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会有生气……”
于是,我就想对大家说:北洋时代可能并非一个完全“反动”的无序的时代,也可能并非一个颟顸武夫秉政、人文思想沦陷的时代。也许,它是古老中华第一次走上选票时代的艰难肇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中的笨拙尝试。“武”只是那个时代的表象,而“文”才是那个时代的追求。所谓好人、坏人,所谓正确、谬误,还是请读者自己去评判吧。
我还想说的是:我对所有试图推动中国文明进程的先人,都怀有一份敬意。
最后,我要感谢这些年来陪我慢慢走过历史遗址的各位旅伴,当然,更要感谢在漫长人生旅途中所有扶助过我的人。
李洁
2003年初冬于青岛浮山之麓山海楼
漳洹犹觉浅——袁世凯遗址畅想
漳洹犹觉浅(1)
安阳老早就想去河南安阳一游,因为每从地图上看到那个地方,就觉得有两处古迹在幽幽地诱着我,一曰举世闻名的殷墟,一曰并不广为人知的袁林。
殷墟,就是殷之废墟。殷代也就是商代,从一个叫盘庚的君主把国都从原来的“奄”往西迁到了“殷”之后,“商”才结束了不断搬迁的历史,余下的二百七十三年里,就再也没挪过地方,所以,“商”又被叫作“殷”。在中国史册上,“盘庚迁殷”是个重要的历史词条。“奄”,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而“殷”,即如今的安阳,一个楔入河北、山东两省之间的河南省最北端的地方,这座曾经比曲阜阔多了的一代名都,如今却只能靠城边的小屯村的“殷墟”而名噪世界。
悠悠三千多年过去了,“殷”当时是怎样的繁华,今天的人是无从想象了,倒是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之前,有位叫王懿荣的山东福山籍京官破译了一些刻在牛肩胛骨和龟背上的奇形怪状的符号,并命之为“甲骨文”之后,那些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大堆甲骨才不是被贱卖了的“中药材”,而成为解读中华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符号。殷墟也因之成了整个世界研究人类进化的一处驿站。
作为一个识字的炎黄子孙,当然想去安阳看看殷墟。
但是,盘庚的时代离我们太远!而且,那些弯弯勾勾的早期文字,也实在不好读!这个担忧,到了安阳后立时就得到了印证——尽管新修的殷墟博物馆是一流的馆,内藏文物是超一流的文物,但毕竟太古、太雅、太玄!俯在一方方玻璃柜上看半天,也看不出什么门道。隔现实太远的东西让人看不懂。
倒是袁世凯,这位葬于此地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却因相隔时间不远而显得既好读又耐看。所以,我们从殷墟博物馆出来,问清了去袁世凯墓地的路,便驶过洹河大桥,沿河向东驶去。
当地人指点:往东二里地,就是洹上村,“袁林”就在那里。
正午的阳光把我们的车影飘飘忽忽地映在河水里,车影像是移动的磁头,而洹河则像历史纪录片一样,慢慢为我们播放了安阳数千年的沧桑变迁。
洹河,即安阳河,春秋战国时期,此水甚是了得——“令天下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汉书上即有这样的记载。那时“天下”小,洹河就是中央。洹河与附近的漳河、卫河一样,虽不及南边的黄河之长大、之长、之深、之浓,但也像血管一样,滋养着一辈辈的豫北人。在海洋文明远未到达的时代,安阳一直是个不可小觑的中原重镇,除作了二百多年的“商”之都城之外,前后还有大小六个朝代在此设国都或畿辅。春秋战国时这里是“邺”,不信邪的西门豹把那些装神弄鬼的人统统扔进河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那位西门先生可真叫智慧,愣是把那些自欺欺人的巫婆、神汉一个又一个地派到水里去请“河伯”出来!淹死几个可怜虫后,这一带再也没人敢传播邪教了。秦军攻克这里后,此地改称安阳;晋代时置彰德军,金代始改彰德府,明、清两代依旧制,所以,这块地处冀、鲁、晋、皖四省交界的豫北之地,成了“四省通衢,九州岛咽喉”。至清末,京汉铁路修经此地后,安阳变得益发重要,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与阅兵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五至初七(1906年10月22日至24日)举行的“彰德秋操”,让朝中那些不谙时事的王公大臣们第一次见识了本土的袁世凯所带出来的新建陆军(“新军”)的军威。袁世凯因这场重要的“秋操”而一跃成为令朝廷内外都刮目相看的实力派人物。
你看,说安阳,道安阳,安阳本是大地方嘛!
这是1999年的10月3日,我和几位同事以实际行动响应了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长假的号令,借了朋友单位一辆老式的日产面包车,从青岛一路西进,越济南,过聊城,风尘仆仆赶到了河南安阳。
想象中的安阳,是个不错的地方:远有太行耸立,近有洹河环绕,虽非游人云集的名山大川,但中原固有的苍凉之历史美、淳朴之田园美,还是很可一赏的。
有袁世凯的诗为证:曾来此地作劳人,满目林泉气势新。
墙外太行横若障,门前洹水喜为邻。
风烟万里苍茫绕,波浪千层激荡频。
寄语长安诸旧侣,素衣蚤浣帝京尘。老袁虽一介武人,终生戎装,但毕竟是落榜秀才,早年甚至曾在乡里组织过群众文学社团呢!所以,他能以诗言志。尽管他写诗的水平远不如其领军和为政那么令人瞠目,但总比后来同为军人出身的民国最高统治者们胜出一筹,从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作霖,一直数到晚辈的蒋介石、李宗仁,一路数下来,都不及老袁有文采呢!上面引用的那首律诗,就是袁世凯被朝廷赶回安阳后写下的。
从文与从政是两副脑筋,能逐鹿中原却不一定能留下佳句。中国之人君,文武双全者寥寥无几。汉高帝刘邦只喊了一嗓子“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后,就再也没词儿了;汉朝的冤家曹操倒是个赋诗高手,但他不是名义上的国君;南唐的后主李煜算得上是“诗人皇帝”,然惜为亡国之君;清乾隆皇帝倒绝对是君主里的写诗冠军,可他老人家到处乱题的“诗海战术”却并没让后人把他划归诗人的行列,因为他留下的上万首诗实在太平庸!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虽不在人君之列,但像他那样能于残酷的阶级厮杀中吟着优雅诗文、推敲豪放意境时不忘路线斗争的人,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漳洹犹觉浅(2)
扯远了,再说安阳。眼前的安阳,却全不似老袁诗中那么引人入胜。
面前的洹河,流动着的是说不上什么颜色来的浊波,而沿河途中的民居,也多在风尘中蓬头垢面,怎么也想象不出“满目林泉气势新”的诗意来。所以,你也就想象不出这样一个至今还比较穷的小地方,怎么平地就冒出个不可一世的大总统来。此时,已是过晌,一车人都饿了。见洹河岸边的柳枝像帘一样遮着前边的路,一时望不透,我们便在出城的路边上停下车。这儿,是城乡结合部,街头饭店生意正火。下车逐家看过后,才觉得这一溜设在人行道上的小饭店实在太脏!
我见马路对面河畔上一家有几磴台阶的新馆舍,一体的新瓷瓦贴面,加上蓝玻璃的铝合金门窗,显得很有品位,便一个人先去那儿打探。拾级而上,推开弹簧门,正面是一张人造皮的长沙发,一位中年男子正坐在那里吃盒饭。见里面过于清静,且无别的顾客,我便问他:“这里有饭吗?”那人把脸一沉:“这是茅房!”我连称对不起,同时注意到了他左右两边的内屋的玻璃门上,的确贴着“收费厕所”的字儿和标准卫生间男女人形的剪影。该公厕管理得够水平,一点儿异味儿也没有,难怪人在其间就餐如坐春风。
回来后,我把奇遇告诉了同伴们,众人咸为“殷”之厕所大大高档于饭店的文明现象而啧啧称奇。喊我们坐下的饭店老板娘却不以为然,她边麻利地用一块看不出颜色的抹布转圈儿擦着油腻腻的圆桌,一边撇嘴说:“花那么多钱盖个没人去的茅房,瞎弄!都在旮旯里尿,谁去花那个钱!”
想不到,袁氏老家之旅,就是这样别开生面地开始了。袁林再前行时,天开始飘起若有若无的雨。
真怪,我去觅时代巨子的遗踪的时候,老天爷总是要朝我头上撒点雨丝,似乎为了让我的思古之幽情更富有诗意。真的,无论是在福州看林则徐和严复的故
居,还是在天津和平区找那连片的民国名流的旧居;也不管是在重庆高攀红岩村,还是徜徉在上海淮海中路上历览风云人物的花园洋房;更不必说一次次在古都北京的寻找。记忆差不多总是和雨——而且多是小雨——连在一起。
前行没多远,就见到了路边的“袁林”标志牌。
官员人等在此下车。
中国帝王及其后之坟谓之“陵”。可袁世凯的墓为何不叫“陵”而叫“林”?虽说他短暂的“洪宪皇帝”名分因不合游戏规则而被历史取消了资格,但他毕竟是在任上死的民国大总统,这可是两千多年以来第一位用选票统计出来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啊!死于他之后的那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的墓不就叫“中山陵”吗?此地不叫“袁陵”而偏称“袁林”,莫非因为眼前这一片茂密的林子?袁世凯是民国五年农历五月初六(1916年6月6日)那天一命归西的。尽管总统府的医官称,大总统因患尿毒症不治身亡,但人们更愿称其为“忧惧而死”,因为自从上一年秋从他执意要做“中华帝国”的皇帝始,就得罪了天下人——南方讨袁军兴,北方众叛亲离,甚至连他一手拉扯起来的北洋部将们也纷纷反对之。四面楚歌的老袁,又惊、又恨、又怕,恰疾病猝发,而他偏偏又不信西医,不准洋大夫在自己身上动剪子动刀,结果从发病至咽气,只有短短的几天。都知道他生来身强力壮,饭量超常人一倍,更因终生习武,腰不弓背不塌,实不应一病致死啊!袁氏生于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卒时五十七岁。
是金子一样光灿灿而又沉甸甸的皇帝梦魇生生把他压死了。
他死了,倒是废物利用,自此,安阳有了一个比殷墟更招揽人的景点。虽说游客并不太多且要专程赶来,但总能为安阳带来些旅游收入。
上世纪50年代初,当家作主未久的毛泽东来河南视察时,也曾来此一游。隔着黄土,共和国首任主席看望民国首任总统,“俱往矣”的豪情一定又陡然而生。只是,博古通今的毛主席也有像普通游人一样的疑惑,他问陪同的中共安阳地委负责人:袁世凯的老家是项城,他为什么不回项城下葬呢?是啊,袁世凯为什么不让后人把他送回老家安身呢?弥留之际,儿子们听他嗫嚅了一句:“扶柩回籍,葬吾洹上……”为什么偏偏是安阳的洹上村而不是项城老家?他的原籍究竟怎样让这位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伤透了心?项城是河南的一个县,不在豫北,而在安阳以南数百里的豫东地区,与安徽省搭界。我在河南地图上找了半天,才把这个因为老袁的发迹才屡被史书提起的豫东小县“打捞”出来。真的,若不是袁世凯,外省人很难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
古时中国人爱把某人的原籍当成其别称,至清代,此风尤甚,如叫左宗棠为左湘阴,李鸿章为李合肥,张之洞为张南皮,康有为是康南海,如此,袁世凯也就叫袁项城了。不光朝中的衮衮诸公这样叫他,连皇帝也如此称他:有人记录过,光绪皇帝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里,百无聊赖时,就“日书项城名以志其愤”——天天在纸上写着袁世凯的名字以泄心头大恨。
“项城”不回项城的原因,毛泽东不知道,河南的干部们也语焉不详。
倒是袁世凯的后人知道得很清楚,袁的三女儿袁静雪(袁叔桢,字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道出前因后果: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一共九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余兄弟五人、姐妹三人都是庶出。我父亲的生母是刘氏。……
漳洹犹觉浅(3)
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入祖坟正穴,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原来如此。袁世凯并非其父袁保中的正妻所生,所以,他的母亲,亦即生父
之妾,死后便没有资格进入袁家祖茔正穴。别看你已是官至正二品的总督大人,而且还是全国八大总督排名第一的直隶总督,但正妻所生(所谓“嫡出”)的大哥还很坚持原则,愣是不尿你呢!
袁世凯因生母未被尊重而愤然迁籍,从此一去不回。
如此看来,这个人还有点儿骨气。
但就是这样一个烈性子的人,回到官场后,为了自己的仕途,竟会表现出婢女一般的驯顺!同僚们背后讥笑过:老袁不惜屈尊与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们交往,常给他们袖里塞钱不说,甚至见了大总管李莲英时还单腿下跪!这破了规矩的大礼虽让人们笑冷了齿,但却挺管用。
有人记下了这样一段逸事——
某日,慈禧太后召袁世凯上殿。袁正有一事想禀报,但又怕太后心情不好不敢提及,便提前问计于李莲英。李公公说:看“老佛爷”脸色行事呗!但“老佛爷”乃“天颜”,跪在地上的人哪敢仰面观“天”?于是,李又授意:你老哥伏在地上汇报工作时,不就在我脚下嘛,只看我的双脚可也——双脚分立则暗示主子心情不错,有话快说;双脚合起则示意太后已面呈不快之色,请免开尊口。老袁唯唯诺诺。
你看,匍匐在领导脚下、阉人跟前的袁世凯哪有什么骨气!专制体制下的官场,实在是销蚀脾气、摧残个性的泥淖。
喏,又扯远了,话题还回到安阳吧——老袁因兄弟之阋而迁居安阳,安阳却因老袁在此而声威显扬。一进景点的门,就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古陵里所特有的一些建筑,如照壁,如神道,如玉带桥。只是,袁墓的规模比隆然于华夏大地上的那些帝后陵寝小多了。毕竟不是封建时期了。
比比漫长的封建时代,北洋时代终究算是进步一截子了。历史的长河如同袁林门前的这条洹河,总在或疾或缓地向前流淌着。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经历过“文革”洪水洗劫后的袁林。神道两边的石像已经不是那么规矩了,虽然也有石柱、石马、石狮、石虎,但到底不若从未被破坏过的明清皇陵那般井然有序;而且,多数石像是被重新修补过的。“文革”的灾害又哪是水泥所能弥合的!
有意思的是民国式的翁仲——文官均是高冠博带的古士打扮,而武官则全是过膝军装、圆筒高帽,外加一绺鸡毛帚的北洋军官模样。逝去了的时代一下子通过这五对有些滑稽的石像再现于世。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守陵者个个都是五短身材,且都身长腿短耸肩无脖——是洋设计师独具匠心地要表现一种艺术上的古朴美呢,还是有意将矮胖的墓主人的尊容显形于阳间?
吾乃凡人,见当地的孩子们正在一尊武官雕像上攀附嬉戏,便也动了童心,爬上须弥座,扮着鬼脸与那位拄军刀而立的北洋将军大人合影一张。和成了偶像的大人物比肩而立时,才发现,我们并不比他们矮。
神道之北是锁起门来的碑楼,楼内循例有巨大的托起的碑石,碑文为故人的老友徐世昌所题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既无谥号,便不似皇帝们的碑文那么复杂(像那个窝窝囊囊的光绪皇帝的谥号,即长得让人读不下去的“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若不断句而念,非把人憋死不可)。碑楼的外墙涂着厚厚的朱砂色涂料,但依稀能读出斑驳的“毛主席语录”,这边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那边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最高指示”已有好多年不背了,现在竟在这里让我来重温。
碑楼后有殿堂一座,应是供奉墓主人的所谓享殿,虽雕梁画栋蛮精致,但其间空空荡荡。袁林自建成后,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特别是经历过“文革”洪涛的冲决,岂能不空荡?
出一旁的圆门,绕过殿堂,刚拐过来,便被那座与中国帝陵截然不同的墓台震了一下——
高大而宽绰的石台上,赫然入目的先是两扇铁栏门,门虽残败且已锈得不可袁林里的翁仲,穿着、身材一如其墓主。开关,但铁骨犹坚,其造型也精美,实为中华大地所罕见;而绕墓台一圈儿的护栏,大都只剩一垛垛矮柱分散孤立,不过从仅余的粗铁链来看,那时的冶炼、翻砂技术还是十分高明的。宝顶(坟丘)很大,据书上称有一丈二尺高,五丈二尺圆。大则大矣,但比之小山一样的帝陵却又小得多。墓室周遭都是钢筋混凝土砌成的匝墙,若是特意来破坏,也够费劲的。
果然,安阳市博物馆的朱爱芹馆长告诉我说:“文革”时,当地的“红卫兵”当然来掘过袁墓,但因没有炸药,全凭镐刨锤砸,所以,“造反”很不彻底,忙了一阵子只好撤走了。
呜呼!幸亏安阳是远离大城市的地方,“红小将”们“革命意志”又不甚坚决,所以,中国近代头号大坏蛋居然极为侥幸地保留了全尸,“阴魂”未散!
漳洹犹觉浅(4)
墓圹上方是一周探出头来的青石块,正面一方石块上镌着这样几个字:中华民国五年八月兴修
超二年六月望告成也就是说,袁林是袁世凯死后的两个月里开始施工的,耗时两年才完工。
查史料,袁林的设计师为死者本人生前聘请的一位德国人。能请洋人为自己的陵寝绘制蓝图,这起码表明了八十多年前的那个矮胖的河南老头儿思想并不如后人想象得那么保守。这可是中华大地上第一座由外国人设计的君主陵园。
按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规矩,袁世凯的儿子们并没等墓地全部完工后才将亡父下葬(那样的话,老袁岂不要遗臭两年?),而是早在当年的八月二十四日就先将那个阴沉木的大棺材送进了墓室中。
到底是老外设计的建筑,墓丘正面上竟探出了一尊十分逼真的石狮头像——这难免让人想起欧洲那些老房子门口上方的装饰性动物雕塑。设计师真的把这里当成了死者的家。
不过,说来也真是和狮子有点缘——袁世凯呆过的地方,门口无不有石狮庇
佑。至少我见过的就有这几处:天安门城下有两尊石狮,民国二年(1913年)10月10日,他宣布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仪式就是在天安门身后的太和殿前举行的,然后,他登上了天安门检阅了他的北洋大军;铁狮子胡同的前清海军部门前也有一对石狮子,他从天安门下来后就去了那里办公——最早的总统府就设在那个大院里;天安门西侧的西苑(即中南海)门前也有两尊石狮,逊清王室把那里让给民国政府后,老袁就把总统府从铁狮子胡同搬了过去,并把南海南岸的宝月楼破墙改为“新华门”,把该门西侧的那条街改叫“府右街”(意为总统府右边的大街),使这些“袁氏之名”一直叫到了现在。然而,张牙舞爪的东方神话里的狮子却没能保佑他,所以,灵魂出窍的他被用专列运抵安阳,又被八十人的“皇杠”抬到这里后,便又有了这尊“真”的狮子相伴。
石狮上方,墓草萋萋。
对了,袁林还真是一片蔚然的林子。陵园里外,到处都是松、柏、槐等半粗的树。最初的袁林,因经费紧张,树稀难成林,是袁家自费移种来很多树,才使这黄土地上有了一方绿洲。这是袁静雪告诉我们的。老袁有十个妻妾,三十二个子女,四十九个孙子孙女,若一个儿孙种上十棵树,那就是八百多棵树啊!单从绿化工程上来讲,还真是多子多荫。
但袁墓称“林”,不是因为树多,而是另有故事。这是我在袁林里的小摊儿上买到的一本小册子上读到的。
此书说,“袁林”是后来也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命名的。老袁入土后,袁的长子袁克定理所当然地请“世伯”徐世昌题写“袁陵”二字。
徐世昌乃出生于附近的卫辉县书香世家的布衣寒士,早年在豫北、豫东各县以当私塾老师和县政府文书为业,偶然游历袁家花园时,与慕名已久的袁世凯相识,两人“纵谈古今成败、中西奇异”后,遂结金兰之好(徐大袁四岁)。徐当时就认定:“他日治天下者,必斯人!”后来,正是仗义疏财的袁世凯出资供他去北京赶考,他才一步登天,成为帝都里的翰林,在袁世凯发迹后又一直与袁共事,并成为袁的头号心腹。徐世昌精明过人,袁克定曾以“水晶狐狸”名之,并
1918年6月,袁世凯的墓园竣工。树是其遗属出资种植的。这是当时拍摄的照片。得到官场认同,其为人可窥一斑。徐世昌告诫老侄:陵乃帝王之墓,令尊生前称帝未成,且已自行取消“洪宪”年号,故用“袁陵”不妥。袁克定争辩说,亡父大敛时即身着皇帝的冕服嘛!但老徐明白,一来因老袁死时正值初夏,其粗胖的尸身暴胀得没合适寿衣可穿了,不得已才罩上了称帝时做的冕服;二来老袁着帝制服饰入殓是藏在棺内的事,但若堂堂正正把其未做完的皇帝梦摆在阳间炫耀,却万万不敢。所以徐世昌又引经据典:“《说文解字》中,陵与林可相互借用,避陵之嫌,却有陵之实,就称袁公林,如何?”做不成新皇帝的跛足袁大公子还能“如何”?只得允之。
安阳城外洹水之上,遂有了这空前壮观的偌大墓葬——除了袁林本身这近一百四十亩地外,袁家还买断周围泱泱上千亩地为祭田。
当年民国政府为先大总统发殡时,只批了五十万银元建墓。对这样一座宏大的陵园来说,这笔钱根本不够。是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和负责工程的河南巡按使(省长)田文烈等一班袁之北洋旧部又共同集资了二十多万元,“萃袍泽三十
年之谊,竟山陵一篑之功”(田向政府报告语),才得以将袁林建成。
我见过不少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君主之墓,袁墓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的墓讲袁林由德国人设计,后半部墓葬区是开放型的,一目了然。的是封闭——大门紧关,高墙屏障,外头人无论如何是看不到里面的;而洋式的则是开放型的,铁栏门和铁链栏杆不是为挡视线的。
袁墓为洋式,一目了然。
虽说袁世凯生前即请风水先生在此选定了位置,不过,没等破土动工,他就一命呜呼了,他和所有的人都没料到,故土会提前召他回来长眠。因是洋工程师所绘的蓝图,但又要表现出中国君主的气派,所以,中西合璧的袁林的前后部分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前半部祭奠区是传统中国皇家式的,后半部墓葬区是典型西洋国王式的。
漳洹犹觉浅(5)
老袁不正是这么一个半土半洋的矛盾统一体吗?皇帝梦说袁世凯,怎么也抛不开“好人”、“坏人”这个古老的命题。袁氏这一生,真是越活越是坏人。细读他的一生,其实至少有半生是未失大格的。人们在评价历史舞台上的“角儿”时,往往依据他谢幕前的扮相而认定其一生的角色——只要末场扮了回大白脸,这骂名就算是留下了,且辈辈沿袭,谁也不改口。
当初,袁世凯是怎样动了称帝的念头的?一个以“缔造民国元勋”而自诩的国家第一把手,普天之下莫非子民了,何苦再讨天下人的嫌,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后世?以我今人之想,一生精明的老袁此举实在不值。
今人已经看不出八十多年前的“大总统”和“大皇帝”之间有什么不同了。
其实,二者之间决不仅仅是名分上的不同。
从封建专制到共和国体,从“真龙天子”到“民国公仆”,从向来一人专权变成议会政治与责任内阁制,这一切,对昨天还是大清国臣工的衮衮诸公来说,尤其对袁世凯这个前朝的首席军机大臣来说,是多么的不适应啊!不能指望习惯于跪地咚咚磕头的人们会适应比肩而坐投票表决国是,须知,西式黑呢高帽罩着的是刚刚剪掉辫子的脑袋。现在的人们,若不静下心来,恐想象不出当年的天大的不同。
对袁氏何以称帝,袁的亲属及亲信都说,主要是吃亏于他的大公子袁克定。
与所有的专制国度的君主一样,袁世凯到晚年最相信的也是自己的儿子。但就在其长子极力鼓动他当“中华帝国”皇帝的最热闹的时候,他才猛悟出自己陷入了绝境。
事情败露于偶然。
就在袁世凯屁颠儿屁颠儿地忙碌着登基的时候,全家女人们也都跟着乐呵呵地订制娘娘和公主服饰的时候,未来的三公主袁静雪瞅着丫环买回来的五香酥蚕豆傻了眼——老袁家法很严,自家的女人,无论大小妻妾还是哪房女儿,一概不准抛头露面,所以,袁静雪想吃蚕豆,只能令下人上街去买。袁静雪无意发现包蚕豆的《顺天时报》竟然与自家的《顺天时报》完全不一样!外边的报纸上多是反对父亲称帝的报道,而自家的“舆论导向”却全是拥戴老爸当皇帝的消息!三小姐懵了,当晚例见父亲时,就把包蚕豆的报纸递了上去。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一张销量较大的报纸,老袁公余之暇总爱读它,以为这就是民心所向。原来,老袁这段时间看到的,一直是袁克定为他单独印制的假报!联想到这一阵子老有“请愿团”(甚至妓女们也组成一团)到“公府”(总统府)门前“劝进”,各地总有电报请他改做皇帝,老袁恍然大悟:都是
他妈的大儿子捣的鬼!第二天,盛怒的袁世凯召来袁克定,越说越气,甚至亲自动手用皮鞭狠狠抽打了不肖之子,边挞边痛骂其“欺父误国”。
迟至此时,袁世凯才明白:他将国体改为帝制,并非“天下归心”。
也有人说,他是上了“筹安会”的当。湘籍才子杨度和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等拥护帝制的“六君子”组成的这个劝进组织,一心忙着把老袁往御座上推。他们欺上瞒下,大造气氛,终于使得整日呆在深宫里的老袁头脑发热,“勉顺舆情”,放着牢固而舒适的西式高靠背椅不坐,宣布要改坐满人让出来的又硬又冷的御座。他成了新朝“中华帝国”的皇帝,那班人不就是开国元勋了吗?
斗胆称帝,天怒人怨,老袁自此人心丧尽!他追悔莫及,一病不起。在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3月版的《八十三天皇帝梦》一书中,袁的第七子袁克齐详细回忆了袁的弥留之际: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看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老袁后悔了。
徐世昌应召从隐居的卫辉赶来,见到相交四十年的好友在病榻上命悬一线,不禁老泪纵横。当着袁克定、段祺瑞等人的面,徐世昌轻声问袁世凯:“总统有什么交代的?”老袁费尽最后一点气力,吐出了两个字:“约法。”这就是袁氏的政治遗言。
他死了以后,总统府发布了“先大总统遗令”: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就在他尸骨未寒时,人们打开了他生前写就继任者名字的“金匮石室”——这套由上一任指定传位于某某人的方式,还在沿用清室的老办法,但中华民国的约法上就是这么规定的,只不过候选名单不止一人,而是三个,即大总统可以指定三个人为其继任者。所以,老袁是在依法办事。
看来,至少在最后的时刻,这个辜负过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总算尊重并维护了国家根本大法的权威。
稍微出人意料的是,那张纸上并没有传言中的“袁克定”,倒是依次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位。
老袁总算还明白:天下不是自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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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袁世凯至死没弄明白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称帝”大蠢事,实在怨不得筹安会的“那几个人”,要怨,只能怨你自己:在宦海沉浮几十载了,难道不知道别人支的梯子不能贸然爬?是你自己灵魂深处爆发皇帝梦了,想尽享个人崇拜了,想独裁天下事了,才扭扭捏捏半推半就地往回头路上跨了一步。这一步,就让自己掉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中。
想想就知道了,对袁世凯这样一个满脑子封建意识且个性极强的人来说,他怎么会喜欢上七嘴八舌的政治局面?一次次不得不面对政客们的相互攻讦与掣肘,他实在腻了!
他不止一次地对身边的人表示过这种茫然:总统、总理、总长(部长),都是“总”,到底谁说了算?
他手下一位要员曾更精辟地大发牢骚:“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
这话太中听了!
皇帝时代,哪个文人敢公开辱骂“当今圣上”?可改成民国了,报纸上竟总拿他堂堂大总统“说事儿”,公开点名指责不说,甚至有报纸公然刊登了一组题
为《老猿百态》的漫画,其中一幅,画着一只猴子举起写有“专制”两字的大刀横跨于北京城头,题曰“刀大杀人多”。猿即袁,如此放肆地攻击国家最高领导人,实是“恶毒”之极!
让你言论自由,也不让你这么自由啊!
满口河南乡音、一直习惯用衣袖擦鼻涕的庄户老汉一样淳朴的袁大总统,终于战胜不了自己的中国农民的天大愿望——自主天下事。内心一直涌动着这种蠢念,旁人再一扶一推,他的下水也就势在必然了。
看看他晚年的足迹,一步步都是往独裁的道上走的:先是把主要的反对党国民党生生取缔,再是胡萝卜加大棒地控制国会,让那些自以为是的各界名流们要么拿钱说好话,要么干脆滚回家;后来,连内阁也觉着碍事了,便把国务院取消,降为总统府里的政事堂,内阁总理成为国务卿,各部悉成为“公府”里的办事处;最后,索性是把总统任期延长到十年一届,且可以连任——那时,他已是五十开外的花白胡子老头儿,再干几届,不就等于终身制了嘛!
本还有能力为中国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上首任民选大总统,就因一个皇帝梦,终于走到真正孤家寡人的绝境。
袁世凯因称帝而成为全民族的罪人。部将蔡锷潜回云南首举义旗誓师“讨贼”,西南各省立时群起响应;而京城的政客们也无不怨恨他,因为帝制一恢复,人们推翻满清的半生努力全废了。就连他身边的人也一个个与他翻了脸:副总统黎元洪杜门谢客,面对他派去的说客一言不发;被从青岛租界里拉来当国务卿的老友徐世昌也以不吱声来表示内心的不满;他一手拉扯起来的北洋军首领、陆军总长段祺瑞更是急脾气一个,当面即拉长了脸,并干脆自我“下课”——怎么召也不来见了;而派到南方去镇压西南地方武装的另一位大将冯国璋不光按兵不动,反倒联络各军首领们来了个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通电!
他四面楚歌,他万般无奈,他穷途末路。他只好在宣布实行帝制仅八十三天之后——民国十五年(1916年)3月22日,即通电全国: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
为时晚矣!各路人马不依不饶,非要袁世凯退出大总统位子来不可!皇帝没当成,总统竟也保不住了,这一下,袁世凯绝望了!此时,死对他和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在此之前还算是英雄的袁世凯,由是成了“窃国大盗”、“独夫民贼”、“乱世奸雄”。这些头衔人们让他一直戴到现在,而且,还将继续戴下去,诚所谓“骨朽人间骂未销”。
历朝中国多少雄杰,为圆一个皇帝梦,成了令后世冷齿的跳梁小丑!
侧身西望长咨嗟:皇帝梦,做不得!高丽朝代兴衰,过客毁誉,一部中国近代史真够人细细观赏、品味的。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无论是在他崭露头角的朝鲜生涯,还是在平定“拳匪”内乱的督抚任上,尤其在胁迫清皇退位的关键时刻,他都表现出了一个汉族政治家、军事家应有的机敏与勇气。这种机敏与勇气导致的后果,也可以称作“功劳”吧?
先说老袁早年。
那时,老袁还是小袁,不爱念书爱骑马,所以也就考取不了功名。第二度乡试失败后,他既羞且愤地把自己所作的诗文付之一炬,慨然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随后,他便带着几十个家乡的弟兄们跑到了山东的登州府,投奔过继父亲的好友、“庆军”统领吴长庆当兵去了。
吴长庆显然未意识到袁世凯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还以为不过是乡里的一个落榜秀才跑来找碗饭吃呢!因而,弃笔从戎的袁世凯开始时并未受到重用。
空有一腔抱负的袁世凯,某天对人大发牢骚,而且,正是这一番抱怨,改变了袁氏的一生。他如许喟叹:
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无缺,并不是吃不上饭才来从军的。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越南),扰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迟早必起,如对法战败,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当初因吴公把守海防重镇,亟需人才,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之气概,所以我也没有久居此地之意。这话说得真够慷慨激昂的。这一番表白传到吴统领的耳朵里,他能不惊喜吗?于是,未久,袁世凯就开始受到重用,成了吴将军麾下的营务处帮办,之后,又随吴的庆军一道去驻军朝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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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朝鲜,与越南、蒙古等周边小国一样,是中国的藩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