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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袁世凯凭自己的能力，很快就成为吴长庆所倚重的主要佐将。那时，袁世凯才二十三岁，却表现出了卓尔不群的治军才干和灵活而又不失原则的处世手段。

抄两个有关袁世凯在朝鲜的故事可为佐证。

第一个故事：某清军军官因凌辱朝鲜人而违犯军规，袁世凯欲照章将其处以极刑。他刚入朝时，曾下令一次斩首七个清军兵勇，因为这些人在“属邦”掳掠百姓有辱我中华国誉。吴长庆知小袁治军严厉且执法如山，便亲至袁的住处说情。吴将军怕小袁不给面子，就坐着不走。袁请吴公翻阅案上的图书，自己借故出去了一会儿。等回来后，却向长官叩头请罪，禀报自己刚才出去已经把那个军官斩了。吴长庆倒也不愧为领军人物，非但不责怪部下不给自己面子，反而大笑赞曰：“执法当如此！”过后，吴大人常告诫在营中当兵的亲戚们：可别以为在我手下干事就可以胡来，即使我能饶恕你们，袁某也不会饶恕你们！

这样一位铁腕带出的军队，能不纪律严明？敢不奋勇阵前？日后回中国，袁世凯在天津之郊的小站练兵，只四年就带出了一支海内第一劲旅“新建陆军”，靠的正是这股子六亲不认、执法如山的狠劲儿。第二个故事：彼时朝鲜政局动荡，偏偏李鸿章为防辽东半岛遭日本人染指，命吴长庆率三营人马回国驻防，余下三营清军由吴兆有、袁世凯和张光前三人统领。高丽人内部已有“亲清派”与“亲日派”之分。日本人正在那里拼命培植反清势力，觊觎取中国而代之，故亲日派正在磨刀霍霍，风传将于近日发动政变，推翻亲清的现政权。值此危急关头，朝鲜邮电总局落成，三位中国驻军最高长官接到参加典礼的邀请。不言而喻，此为鸿门宴。去则性命难保，不去则有失宗主国之国格，真是进退两难（不知这一次是不是韩国人利用宴席搞政变的发轫之作，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有好几位韩国总统是在吃饭时被部下刺杀从而使江山易主的）。那二位胆怯，称去不得也。但袁世凯不惧，他怀揣手枪，提前一小时即突现筵席，令对方措手不及。酒席刚开始不久，他又突然起身告辞，并手牵政变头目朴泳孝一路谈笑出了大门。阴谋者的阴谋终于落空。两天后，图谋不轨者仍不死心，又宴请了中国驻朝商务与税务官员和各国公使（偏偏日本公使未受邀请，可见东道主用心之险恶）。席间，果然有人持刀而入，并有武装叛乱分子冲入王宫！袁世凯闻讯，未待请示中央政府，便亲率二百清兵前往弹压。岂料，朝鲜军人已直接出面保护宫中的政变分子，双方对峙起来，情势万分危急！好一个袁世凯，亲率二百清兵全力攻入宫中，一举救出被围困的国王李熙。

袁世凯在日本的传奇情节，若编成戏文传唱下来，岂不妙哉？只可惜主角晚年不保，“卖国贼”的腐恶名声早就熏臭了其整个人生，谁还会记得其早年的壮举？

袁世凯凭其超人的胆识和能力维护了该国的国政，受到国王的信赖与多数大臣的拥戴，该国的内政外交，一时悉尊袁意。为了维持政局稳定，他还为王室编练了一支“镇抚军”。是年，袁氏仅二十五岁。

小袁在两次政变中表现出的大智大勇，令老领导吴长庆欣慰不已，他曾向分管朝鲜事务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袁氏请功：（袁氏）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朝廷果然授予袁世凯五品同知衔，并赏顶戴花翎。一直耻于没有功名的袁世凯，终于凭自己的实力，实现了为国效力的理想，并获得多少读书人奋斗多年而不可得的地位。

但一个袁世凯岂能挽住既倒之狂澜？后来，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虚弱的中国政府不得不让日本分享了朝鲜宗主国的地位！

但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赏识是毋庸置疑的，他曾为袁下了十六字评语：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评价无法不让朝廷动心，于是，在李大人的荐举下，袁世凯再回朝鲜半岛，当了中央政府驻守朝鲜的最高官员——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

但是，在狐假虎威的朝鲜亲日派的欺凌下，老袁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除了他一连娶的两房高丽姨太太尚能为之稍解忧烦外，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萎缩。后来，亲日的高丽人竟把大炮架到了袁的官署门口！可怜的老大帝国，连自己的疆土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属国？苦挨了一些日子，袁世凯终于接到了朝廷命令，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1894年7月17日）那天，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权力的全权代表，心情无比忧愤地降下了大清国的龙旗，黯然启程返国。

随之，日军占领了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声明：“自兹脱离中国，独立自主……”

嗣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

袁世凯数度驻守朝鲜凡十二年，在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中，他有胆有识，有智有勇，竭力维护了大中国的利益。正是在朝鲜半岛的樽俎折冲，使这个并无科举功名的职业军人成为十八世纪黄昏中国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世人皆谓“小站练兵”是袁氏崭露头角的舞台，殊不知，漫长的不辱使命的驻外经历才是他走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视野的根本原因。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从朝鲜回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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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期间，有感于军力衰败，朝廷采纳李鸿章的建议，以“西法”编练新军。广西按察使胡正奉命驻天津督粮台，便受命在距天津城外七十里的小站编练一支定武军。按察使乃文职官员，并不懂军事。所以，一年下来，精锐之师并未练成，“胡司令”又转业回“地方”，当芦津铁路督办去了。

再说袁世凯。这位郁闷的少壮派军官回到国内后，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朝廷将其外放到了浙江温州，委他为“温处道”的道员，亦即俗称的“道台大人”。道员为正四品，而袁在朝鲜时就已经是三品高干了，虽说让袁去东海沿海重镇的地方官衙当一把手，有巩固海防上的考虑，但对正急于起用军事强人来一振国运的清廷来说，这样的人事安排显然失当。

一边是小站练兵的成果并不理想，一边是有“知兵”之誉的袁某将被闲置在瓯江边上。几位重量级的封疆大吏，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盯向了年富力强的袁世凯身上。

且读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朝廷密上的荐贤书中的一段话：际此时局艰危，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凯者，伏愿皇上擢以不次，俾展所长，及其年力正强，得以功名自奋，庶立尺寸之效。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荐举理由更是直截了当：（袁世凯）志气英锐，任事果敢，于兵事最为相宜。若使该员专意兵事，他日有所成就，必能裨益时局！朝廷终于收回成命，令袁世凯留在京城的督办军务处听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光绪皇帝还召见了这个声誉鹊起的少壮派军官，并命督办军务处的五位大臣安排袁起草一份新建陆军的详尽方案。好一个袁世凯，深思熟虑

后，将一整套全新的建军思想和可行性报告呈送五大臣。其方案马上得到了荣禄领衔的军务处的赞同，五大臣随后上疏光绪：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救亡心切的光绪皇帝登时降旨批准。

从此，小站成了袁世凯大展身手的舞台。他接管了胡某留下的四千七百多人，又新募得二千五百余人，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请德国军事顾问按全套德式建制与装备训练起了这支国内最现代化的军队。后又以“新建陆军”为基础，创建了“北洋常备军”，人称“北洋军”。练兵数载，终使一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卓然出世，“北洋”这个后来独霸中央政权十余载的政治军事集团也就此走上历史舞台，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勋……那些并无显赫出身的北洋军人们相继成了袁氏的骨干，后来，竟成为呼风唤雨的军政巨头。

小站练兵时的袁世凯不仅狠抓军事训练，而且也做“思想政治工作”，他把宣讲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任务交给了仁兄徐世昌，自己则编写通俗易懂的《劝兵歌》，让士兵们边唱边领悟“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歌曰：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四莫奸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六要敬重朝廷官，越份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你瞧，袁世凯早年写诗的爱好还真派上了用场！

唱着他的歌儿的那些北洋官兵们，走出了小站，走出了津门，走出了直隶，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武装力量，也因而成为袁氏的绝对资本。三十多岁的袁世凯就是凭着这支军队，由北洋军首领而山东巡抚，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练兵处大臣，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权倾一时，位极人臣。

小站成了袁世凯走向权力中心的一个大站。

人们总说袁氏靠出卖、靠投机、靠行贿而飞黄腾达，恐有失公允。“乱世之奸雄”和“治世之能臣”往往是同一个人。史学家笔下的曹操是这样的人，近代的袁世凯难道不也算是一个吗？我曾分别去过朝鲜半岛上的那两个国家。

因历史原因，那两个同民族的国家一直同我中华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在朝鲜和韩国的纪念馆里，我都从二战前后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大片汉字。“汉城”之名想必也与我们有关吧？前些年，我所供职的《青岛晚报》体育部张仁荣主任去汉城采访，途中因搭错车而与团队失散。他处变不惊，用汉字写明要去的地方在车厢里四处展示。果然有位年长的韩人识得汉字，遂帮忙联系了有关方面，顺利地将我同事送回组织的怀抱。就在我敲着这些文字的时候，韩国总统金泳三号召国人学汉语的新闻正在电视上播出。金总统倡导学汉语，是因为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他的高丽同胞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在汉城和济州岛，好多餐馆的玻璃窗上贴着的不再只是韩文、日文和英文，横平竖直的“欢迎光临”、“生猛海鲜”等方块字也扬眉吐气地标在了那儿。异乡频繁遭遇汉字是中国走向繁荣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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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汉字，是在汉城游览的最后一站见到的，“景福宫”三个大大的汉字就高悬在重檐之下、宫门之上。

景福宫是李氏朝鲜的王宫，也是韩国之游的重要驿站。此宫是中国式宫殿的“缩号版”，无论从占地规模还是从建造工艺，都远不会让我等中华儿女景仰。中

晚清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袁世凯

国人曾经沧海难为水，看罢长安北京不说宫，所以我对女导游呶呶而谈的景福宫兴趣不大，倒是老在四处打量，这儿是不是当年袁世凯攻打过的那座王宫？这些显得挺粗糙的朱门、红墙上，是否还有清军与日军激战时的弹洞？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老袁在这里耗了偌长的时光，这对他性格的形成究竟有多重要？倘若当年他在此街头战死或遭日本人的处决，我们会不会在读伤心百年史的文字里，发现一个叫袁世凯的民族英雄？即使他侥幸不死而身陷敌狱多少年，我们会不会以“近代苏武”或“清代文天祥”一类的桂冠来追念他？周公惶恐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想到这些深不可测的话题，我便记起那首唐诗。

是啊，假若袁世凯在称帝之前身亡，今人对其究竟如何评价，真的很难说哩！法华寺这些年，每去北京时，我总想去抽空找找法华寺，也就是谭嗣同深夜来找袁世凯密谈的那座古庙。

袁世凯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剧中的大白脸，这座京城名刹应该算是他的第一个舞台。

从被指责出卖了光绪皇帝与维新变法志士，到弹压“义和拳”、“红灯照”等民间排外运动；从恃武力逼清帝退位，到施诡计使自己留在北京当国家元首；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到悍然宣布取消共和国体恢复帝制，近代中国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与袁世凯有关。这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戊戌年的背叛行径——人们说，不是他在“变法”关键时刻的卑鄙出卖，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全面政治改革就会一举成功，年轻有为的光绪皇帝就不会遭黜反倒会在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辅佐下力挽汪澜，让中国走进新时代。果若如此，中华民族与现代世界的差距也就不会拉得太大。

这桩历史公案太刺激！

北洋军首领袁世凯奉令晋京，破格受到光绪皇上的两次召见并被加授兵部侍郎衔（约等同于从一个精锐师师长一跃升为国防部副部长！）。回到旅居的法华寺里后，浩荡皇恩正灌得他深更半夜畅想之际，忽有不速之客登门造访，且不待门人通知，就闯进内宅！看名片方知，此人乃军机处的章京（秘书）谭嗣同。

然后，两人闭门密谈。一个是不顾一切要拯救被困于深宫中的明君、并决心以暴力强行推进改良大业的热血党人，一个是手握精兵、且身为维新圈儿里的“强学会”会员的壮年将领；两人一文一武，均是受“圣上”信任的汉人精英，岁数相差也不大（时谭三十二岁，袁三十九岁），故应能谈得来。

不期，古庙夜谈之后仅两天，慈禧太后即从颐和园返回宫中宣布亲政，而主持新政仅百天的光绪皇帝却戚然被囚——“戊戌变法”惨败。

两位夤夜密谈者，一个和其他五位维新同志头滚菜市口刑场，成了千古凛然的烈士；一个则在民间的骂声中不断被拔擢，直至位极人臣的第一汉官。两位密谈者的结局真是相去天渊！我尽管自忖对北京有些熟了，但对谭袁密晤过的法华寺究竟在何处却一无所知。读到的相关书中，说起发生在那座古寺中的密谈，已十分翔实，但说起其具体方位，均语焉不详。

某次去潘家园“淘”旧书，满载而归途中，车经天坛路，蓦然见到路牌上有“法华寺”的地名。但箭头指处，是一座大棚化的农贸市场。

停车暂借问，或恐有遗存？一位老人遥指楼群里，慨叹：有座古庙来着，早没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遂对法华寺不存念想，只道是该寺已在火柴盒式的居民楼群中与世长辞矣。

然而，就在全然无意间，我结识了北京市东城区文物管理所的所长李志诚先

生，他的一番话让我顿感柳暗花明。老李点拨道：你要看的法华寺不在南边，就在我们东城，可能老北京的法华寺不止一处。

他不光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而且还马上安排属下李继宝专程陪我前往其“势力范围”内的法华寺旧址探看。于是，原以为早已辞世了的古刹，瞬间复活了。

对了，不能不交代的是，这一次，老天爷还是没忘朝我头上洒点阴雨，而且，这回已经是酸雨了——滴在身上和车窗玻璃上的，都是泥黄色的点子。大自然虽宽大无边，但偶尔也会朝无休止地折腾他老人家的某个地区的人类来点小惩戒什么的。

文管所的司机轻车熟路，一会儿就把车开到了王府井大街的北口，向东稍拐，便转到了华侨大厦的停车场。

正疑惑，小李已领我从停车场后门出去，走进一条小巷。

“到了，就是这个大杂院儿。”他停在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小门儿口。

我留心了一下破门框上的小红门牌：多福巷44号中国的寺庙都是坐北朝南，法华寺应不例外。只是，眼前的一排排毫无套路的老房子挤在一块儿，分不出个东西南北来了。往院里走走，我才明白，我们是从最北边进入了原先的法华寺——我走历史的后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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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往前看，满目伤心景。

早没了大雄宝殿和东西配殿，只通往东边院落的廊门上方有些失了色的画梁。一户挤一户的陋室把个京都名刹塞得满满当当。从昔日神们住的殿堂飞檐往上看，北面的华侨大厦岌岌乎压在头顶。

小李三拐两拐就把我领到了大杂院儿的最南端：一条只容一人通行的细巷里。躲过身旁一辆辆自行车和头顶一件件晾着的衣衫的羁绊，他驻足一方巨石前，指点：这是整个庙里留下的唯一文物了。

法华寺旧址。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在此居住，谭嗣同曾来此夜访袁世凯，上演改变历史走向的一幕。

侧看不知何物，近前方知是碑，且是“大清乾隆四十三年仲秋吉日”所立的龙首大碑。

碑已前倾，似有一臂之力即能推倒。石趺半埋土里，正是沦落风尘状。旁有废弃的大缸、破桶、煤池相伴。

正辨识碑文，碑后褪了色的木门吱呀开启，一位妇人探出头来问：干吗的？小李申明：文物检查。妇人乃退回宅中。

我长长地吁了口气：法华寺已经破败至如此模样了！东华门外二里许，豹房巷有古刹法华禅林，明正统间，内监刘通舍宅创建……我艰难地摸识着碑文，约略明白了法华寺的身世。

豹房巷即如今的报房胡同，应该是法华寺正门所在的那条小街。不知是早年民间在此发现过野豹，还是皇家当年在这一带养过这种敏捷的“大猫”？

该庙是太监业最为发达的明代时，一位叫刘通的出宫太监舍弃自家住宅而建的寺庙。不知这位刘公公是什么“鸟儿”，是毕生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积了点钱，全部用来修缮的大善人呢？还是本来就是坏蛋，不过是用横财敷衍老天爷一把而已？从明正统年间算起，此庙已有五百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国朝二百余年间中间迭有废兴……”已经漫漶了的刻字隐约透露出其身世的磨难。

法华寺最富神秘色彩的，当然不是它当年是如何如碑文所称的“规模宏敞”和“焕然增丽”，而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1898年9月18日）深夜的那次引人遐想的密晤。清代时，前来京城汇报工作的各地官员们没有宾馆或内部招待所可居，要么在京城有自己的住宅，要么就得借寺庙栖身，尤其是离皇宫近些的禅林，更成为住客率较高的宾舍。这王府井一带，距紫禁城东大门东华门很近，所以此地的寺庙也就成了不少大人物的落脚地。隔这儿不远的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贤良寺，就是当年李鸿章李大人最后的住处。一向谨慎有余的老袁奉诏来京后，赶紧在这王府井东边的法华寺里住下。

其实，若论此庙接待过的要人的级别，只是武卫右军头领的袁世凯还不上数，早在他来此下榻的几十年前，就很有几位亲王、大臣屈尊假此设巡防处——因为咸丰爷已经被蛮横的英法联军打得跑到热河“避暑”去了，留下的弟兄们不愿在别处接待前来谈判的可恶的洋大人，便选择了规模“为东城诸刹之冠”的“敕建法华禅林”与敌酋会谈。有人考证说，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都里与老外进行交涉，此前，他们都像乾隆爷一样的德行，以为夷人们来华只为想做我泱泱中华的藩属，他们的通商要求不过是为了纳贡的借口。这会儿，羞汗涔涔的清朝王公们终于在这座古庙里知道了“番夷”不是吃素的，模模糊糊明白了后世的邓小平先生总结出的“落后就要挨打”的硬道理。

如此说来，我面前的这幢石碑的额题“万代流芳”四个大字就该改改了，实为“万代铭耻”之地。

与东洋人打了无数次交道的袁世凯，理应也曾立于这座碑前怅然而叹过吧。

但他更多的时间是在猜测：正在忙于推行新政的年轻“圣上”为何会对我这般厚爱？初一在颐和园里接见了一次，紧接着第二天又要召见！为什么？皇上为什么给并无显功的自己突然授予兵部右侍郎之高位？金口玉牙说的那句“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是什么意思？皇上的话让人诚惶诚恐，不知正对他疑虑重重的顶头上司荣禄大人会怎样看他！官场无人不知，文渊阁大学士荣大人乃慈禧太后最信赖的满族皇戚，以当朝第一要臣之位被下派到了直隶总督任上，不就是为了确保京城的安全嘛！直隶总督，名列全国诸总督之首，直接拱卫京畿，位置何等要紧！他袁世凯的新军不才是荣禄麾下的一小部分？据传荣大人和大批朝臣们对光绪爷在康、梁等人鼓动下的“变法”并不“感冒”，而一直在颐和园颐养天年的“老佛爷”也越来越为儿皇帝的一味胡闹感到头痛。时局相当微妙，他袁世凯不能不惊悚。

的确，当时宫廷内新旧两派的斗争已到关键时刻，两种风言搅得人心惶惶：一是说皇上已默许维新党人采取非常措施，即“围园劫后”（包围颐和园劫持在那里安度晚年的慈禧太后），并诛杀老臣；一是说下个月太后将与皇上一道去天津阅兵，届时在荣禄营中宣布废黜光绪另立新帝。无论怎么说，皇上地位岌岌乎！

袁世凯有所不知的是，正是在康有为的建议下，光绪皇帝才公开召见了袁世凯，并赐以重恩。皇上和维新党领袖都希冀，在紧要关头，让手握精兵、思想进步的袁世凯挺身前来保卫改良大业。这几天，可怜的皇帝已经看到了危机的迫近，他一面托人带出密诏，令康有为速逃往上海“以图将来”，一面接连召见袁世凯委以高位，期待袁能做自己和新政的坚矛与厚盾。这一切，袁世凯哪里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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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的时刻，公认的皇上身边的红人谭嗣同神色异常地出现了！关于谭、袁二位的夤夜密谈，世上一直流传着两种版本，一是维新党首领康有为和大将梁启超的流传甚广的追记，一是袁自己于民国时期发表的《戊戌日记》。人们宁肯相信康梁说，也决不愿听信袁的时过境迁的辩白。

康、梁不仅是一代改良领袖，还是一代文化巨擘，他们的文字自然极富魅力。

试看康有为对这一天的记载（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注）：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字暾谷，时与谭嗣同同任四品“军机章京上行走”）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康写道：此时，几位党人赶来）筹划救上（皇上）之策。袁（袁世凯）幕府徐菊人（徐世昌，号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谭嗣同，字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敢死队）数百，扶上（皇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梁启超的文字则更是绘声绘色，像亲历一样生动：初三日夕，君（谭嗣同，下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

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意即太后将把皇帝骗至荣禄兵营宣告废黜），君知之乎？”

袁曰：“然，固有所闻（老袁不掩饰自己已经知情）。”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慈禧太后处）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董福祥，掌‘甘军’）、聂（聂士成，掌‘武毅军’）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答。

君乃曰：“荣禄固操（曹操）莽（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矣！”

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因相与言救上（皇上）之条理甚详。

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

乃丁宁（叮咛）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单从这两段文字上看，手握精兵的袁世凯真是大义凛然的伟丈夫——你们党人拿我袁某当什么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圣明君主，不光是你们的事，我也会随你们之后拼死去做的！杀荣禄算什么？还不就像杀条狗一样简单？但是，要有前提，即必须是皇上到我的营中来当面命令我。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都相信，袁世凯是新派人士，他不光曾捐给维新组织强学会五千银元，而且还在风云突变之际派幕僚徐世昌专门到康的住处表明其政治态度，所以，他们势在必然地选择了袁。

那么，当事人袁世凯是怎么记述是夜秘谈的呢？民国十五年（1926年）2月发表在上海《申报》上的袁氏《戊戌日记》里，是这样写的：（初三日晚）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为给皇上写奏折在思考），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看门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袁自称）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

渠便服称贺，谓有密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

心甚讶之。延入内室，叙寒暄，各伸“久仰”、“见晚”周旋等语。寒暄过后，谭嗣同先讲了一通他与康有为曾怎样向皇上力荐袁、但都因荣禄阻碍，所以袁虽“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却升迁甚慢的大有挑拨意味的话，之后，话锋一转，出示了一纸“如名片式”的救驾方案：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

予（袁自称）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云：“不除此老朽（太后），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

漳洹犹觉浅(12)

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到皇帝那儿）请旨办理！“魂飞天外”的袁世凯又受到了谭嗣同的生死胁迫，若换了个庸人，真也该活活被吓死！好在老袁在朝鲜时就经历过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考验，所以，他虚与委蛇——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

如显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见袁推托，谭又出示了一件在袁看来是非常可疑的“圣上”的“朱谕”抄件，并“再三催促”，“几至声色俱厉”，甚至有意无意地显示出腰间藏有凶器！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传统的说法是说袁世凯骗取了冒险赶来求援的谭嗣同的信任，天一亮立即乘火车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大惊，火速晋京面见慈禧太后。于是，戊戌政变发生，光绪皇帝惨遭囚禁，维新党人横尸街口，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猝死于血泊中。

不过，看老袁的记录，却是另一种说法，即他不承认自己背叛了维新党人，相反，他一开始就反对他们的过激谋划。他坚持认为，是这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激进分子离间了太后与皇帝的关系，激化了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而且，一旦事发，必然“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所以，他理应向上司反映实情以求“诛锄误君误国之徒”。

静下心来读读袁氏的表白，其实有他的道理。尽管他的过于详细的记录与过于流畅的行文让人怀疑其事后的作伪，但对一个正受宠于朝廷的正统的军人，一个精明过人、深谙宫内权势消长的政治新秀，在狂风大作乱云骤起的紧要关头，他只能做出这样的抉择。用他的话说，他是不忍坐视疆域被瓜分；而身为人臣，他又何敢犯上作乱弑太后诛上司？而且，即便他的“为国避祸”的动机是事后的贴金之说，那他也异常清楚贸然用兵的结果——那天晚上，他当面告诉过谭先生：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宋庆，掌“毅军”）、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皇上）已先危！平心而论，他说的是实情。

且不说袁氏当时的实力（“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即便曾比他更拥有政治与军事资本的前辈汉臣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又何尝在位极人臣之际有过发动政变的“邪念”？封建传统文化教化出的人臣只能选择“正统”。

近年，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引人入胜。有人考证出，围攻颐和园谋害慈禧太后一说并非清廷保守派捏造出的谣言，而确有其事。而且，慈禧回宫与袁的举报并无直接关系，她是从别的渠道知道了迫在眉睫的阴谋的，所以，她匆匆赶回皇宫，指着儿皇帝的鼻子痛骂：“我抚养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听小人的话想害我？”见光绪嗫嚅着欲辩白，她气不打一处来，竟一口唾沫啐过去：“痴儿，今日没有我，明天还能有你吗？”若光绪不知有此等阴谋，他何以面对母后的责骂哑口无言？

尽管老袁费了些口舌，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人们从来不屑于听一个出卖正义的叛徒的申辩。想想囚禁多年的可怜的光绪皇帝，想想身首异处的谭嗣同他们，何人不起怨袁情？

所以，法华寺里的仅存的古碑，与其说是数百年古刹的唯一见证，倒不如说是袁世凯的耻辱柱。

从法华寺里走出去的袁氏，自兹背负起了骂名。洹上问洹河水从袁林前静静地淌过。这条河并不深，也不清，但挺长。

清光绪三十四年底（1909年初），袁世凯被朝廷赶回到这里时，正好五十岁。

宦游三十载，且年已半百，因功高震主被黜，囫囵着身子回籍，换个人来说，这结局也算不错了。但对袁项城来说，却极难忍受。

伫立洹河边，他愤然赋诗发问：漳洹犹觉浅，

何处问江村？只有瑟瑟林涛在为他叹息。没人给他回答。

尽管他把从一位天津大盐商手里买下的这个洹上村改造成了自己的乐园，尽管这座深宫大院里有足够多的房子（每个妻妾及子女有一个院落），他还是不甘心在此颐养天年。他让下人们把他手写的“养寿园”横匾高悬于村门外，并把自己垂钓的照片送往上海的报馆刊发，那都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只想老死泉林决不重出江湖的宣言。读到这些信息，朝廷也许就不会死盯着自己了。

他是从摄政的醇亲王载沣的杀机下逃出来的。他惊魂未定地跑回老家，只是为了避杀身之祸。避祸的人只能随遇而安。人们每每说起袁氏退回洹上村是“窥测方向，以图东山再起”，这实在太抬举他了，似乎他未卜先知。

漳洹犹觉浅(13)

其时的背景恕我再唠叨一遍。

没有生育能力的载（光绪帝）病死后，气息奄奄的慈禧太后便指定醇亲王载沣（载之弟）的三岁的长子溥仪继位，载沣摄政。不出一天，慈禧老太太也一命呜呼。皇帝与太后仅隔一天相继过世，自然使皇室内外弥漫起种种可怕的猜测。有人说是垂危的“老佛爷”或袁世凯通过大太监李莲英毒死了先皇帝，因为他们怕光绪爷掌握实权后要报戊戌年间的深仇大恨；更有人传言：隆裕皇后在整理光绪爷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诛杀袁世凯”的先帝遗墨！所以，载沣一上台就欲斫袁颅以祭亡兄。幸有军机大臣庆亲王反问奕一句：“杀袁世凯不难，不过若北洋军造起反来怎么办？”载沣才冷静下来。加上另一位军机大臣张之洞

洹上村内“养寿园”从旁说项，袁才侥幸活了下来，被责令“回籍养疴”。

说他有“足疾”并非毫无由来，因为袁世凯的确曾崴过脚且一直没好利落。那是上一年他过五十大寿（古人过虚岁），因场面过大收礼太多而被某御史奏了一本，慈禧太后召见他时大加训斥，以致他谢罪出宫时，“惊惶失足，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他给正妻于夫人的家书如此写道。现在，人家二十七岁的摄政王就拿他的这个无关紧要的毛病“说事儿”了。

摄政王以宣统皇帝名义颁谕旨：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不是朝廷不用你，是你连路都走不成了，才让你回家“歇菜”吧——官场上的文字游戏玩儿得真让人哭笑不得！

回到这洹水河边的老袁，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朝廷赐死或谋害（在封建时代，下野的显宦又被追杀的事例多得就像这洹河岸上的树），哪还有什么韬晦之闲心？至于后来，国内形势骤变，各方不得不将目光盯上了蜗居此地的袁世凯，正所谓天下归心，舍袁其谁了，他才重抖精神，频繁会客，密设的电报房也越来越热地嘀哒着他的不满和计谋。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是啊，袁世凯到底不是蛤蟆精（当时满京城都传说其父在他出生时梦见过一只硕大的癞蛤蟆），只能看懂眼前却看不透未来。他哪知道有朝一日命运之神又起用了他，而且，一举升天。就像是一条被晾在旱地里过久的苍龙，正在奄奄等死时，却极为意外地遇上了一场瓢泼大雨。

这场豪雨就是南方的革命党人于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发动的武装起义。

武昌首义，南方各省响应，一时间，风雨飘摇。满洲的八旗、绿营兵勇们早已毫无战斗力，而精锐的北洋军却全掌握在袁的旧部手里。气数将尽的清朝廷迫不得已，只得厚着老脸请出被轰回老家的袁世凯。

那些年轻的爱新觉罗亲王们先是让袁世凯出任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哪知，从来不开玩笑的河南老头儿竟然大大地幽默了一把——他给朝廷复奏，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啊哈！我不是“步履维艰”吗？你们怎么忘了！载沣等人无奈，只好先把整个国家的军权都让给了他，最后，干脆连自家的王朝也让给了他。

对一条复苏了的龙来说，漳洹实在太浅了啊！今我来思，也在洹河岸上问：我是否把这条蓄纳了沿岸太多的脏水的大河看得太浅？

老袁在世时，没有人小觑他。试想，在那个风云际会龙争虎斗群雄竞起的纷乱时代，一个屡屡失意于科考的落魄举子，一个默默奉献于军营的下级官员，能力争上游，赢得时代的认可，并成为收拾江山第一人，何其不易！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大人垂死时，是这样向皇上推荐自己的继任者的：“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右者”——须知，那个翘着白胡子的合肥老头儿可不是会轻易看得上别人的。

湖北武昌的兵变爆发后，清政府知道，唯有“回籍养疴”两年多的袁世凯方能剿灭革命党人。而影响着中国政局的外国势力也把眼光盯到了安阳，东交民巷里传出的消息更干脆：“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均表示愿意看到袁氏出来掌权。”

奇怪的是，最先“闹革命”的湖北革命军政府，竟然也把袁当成推翻清廷的第一人选。军政府首领黎元洪甚至许诺：只要你袁大哥回到革命路线上来，未来的国家一把手就是你的啦！

有黎致袁信为证：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其他的革命党人也致电洹上村，称只要袁“回旗北上，犁扫虏廷，”则“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

更让今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孙中山在接到袁的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大喜过望，竟然对袁说出如此“刺耳”的颂语来：文（孙自称）以菲材，辱膺国民推戴，受任以来，拮据张惶，力不副愿。……幸得清帝逊位，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文（孙自称）徒何功？过蒙奖誉，曷胜愧汗。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非公莫办。谨

虚左位，以俟明哲，曷胜伫立，翘望之至。把他捧得多高！

漳洹犹觉浅(14)

而革命党人说话算话，在此后的民国首任大总统选举中，代表全国十七个省的十七位议员们，所有的票上都写着一个名字：袁世凯。要知道，这是连孙中山也未曾享过的一致首肯——先前选举临时大总统时，禀性各异的各省议员们就只让“国父”得了十六票（另一票得主为黄兴）。所以，民国元年（1912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在大总统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当即致电远在北京的袁世凯：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革命党人对未曾谋面的袁世凯客气得很呐！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与黄兴两位革命党首领应袁世凯之邀，先后抵达北京与之共商国是，这是近代中国三巨头的第一次相见。多次密谈后，孙中山的感慨是：“今日之中国，唯有交项城治理。”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这和前清李鸿章的遗言“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右者”有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