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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23日2005年7月28日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

第一次到安庆，只想看一个地方——陈独秀墓。我是念着唾骂故人的书开始识字的一代人。从小读到大，“陈独秀”一直是个臭烘烘的名字，尤其“文革”中林彪事发后，我们初一的政治课程就是天天学“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作业就是按时间顺序批判十次“反动路线头子”，排名绝对分先后。所以，陈独秀总是头一名被十几岁的天真学生们口诛笔伐的历史罪人，之后，是他的学生辈的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以及共和国成立后的高岗与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比比他之后的那些“左倾”、“右倾”代表和各个历史时期“反党集团”头子，陈独秀的罪名最多——他既是葬送了大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代表，又是分裂党的“托陈取消派”首领，而且，还是“拿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间谍”！等长达远不止十年的民族大劫难过后，我才一点点觉悟：那是对故人的怎样的不公平啊！随着弥漫了几十年的极“左”妖氛的不断消逝，被魔鬼化的陈独秀开始渐复人形，但远没恢复其神采奕奕之真相。与长时间的轰轰烈烈的唾骂相比，为其洗冤的动作实在太慢也太小。只是把《毛泽东选集》里的有关注释修订一下（删除了“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的工具”等语，改为“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就算是对中共最大的历史沉冤的平反？在最新版（2002年9月）也是最权威（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中，他还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是“托陈取消派”，还要为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失败而承担责任——让人读来，只能觉得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反被党所开除只能是咎由自取。于是，无论是每年纪念五四运动，还是庆祝中共华诞，他总是不被缅怀的局外人。2001年“七一”之前，北京五四大街红楼处的路口上出现了一面金属雕塑墙。这个曾被毛泽东追授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人总算是“上榜”了，但位置被摆得极不正常——蚀刻的墙面上，左上方有“1919．5．4．”，下面有几个头像，最上方是鲁迅和蔡元培，中央位置留给了李大钊、毛泽东，而陈独秀只排在三角形雕塑的左下方，体量最小，只比瞿秋白往上一点，不要说比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打工者毛泽东，甚至连他主编过的《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封面的大小也不如！

北京五四大街上的“新文化运动纪念碑”，因未能真实反映历史人物在这一运动中的地位，曾招致史学界的一些批评。背后的四层楼即这几位碑上人物待过的北大红楼。（摄于2003年7月）真不明白，提供油污的斯大林早已受到历史的清算，联共（布）党内的冤案也莫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悉数被平反（当然包括株连人数最多的托洛茨基一案），可偏偏我们中国的这位屈死的灵魂还未被赦免。冲洗掉强加在这个人身上的污浊怎么会这么难！正因此，我特别想到陈独秀墓上献一束花。

尽管陈独秀一生漂泊，四海为家，直至病逝他乡，但他还是让自己魂归故土了——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在这位杰出的思想者停止思想五年之后，其三子陈松年遵其遗嘱，将他的灵柩自四川江津县的原墓穴中迁出，雇船顺长江而下，漂泊几天几夜后，回到故里安庆，与亡母高晓岚葬在了一起。让人深感庆幸的是，经历了漫长的动荡岁月，尤其是经历过“文革”滔天浊浪的冲决，这座名人之墓竟然保存下来了！我去过北京的“红楼”和箭杆胡同，箭杆胡同九号（现为20号）是陈独秀任教北大时的故居，也是他的《新青年》编辑部，隐于紫禁城东的一片灰色的胡同里，已经破旧不堪。看过的先哲的故址越多，就越想谒访其归宿，而且，这种心情越来越迫切。2001年6月24日，我终于抽空随回乡省亲的朋友范学军去了趟安庆。小范下海前是安庆市博物馆里一位考古专业本科生，曾借调到“陈独秀史料陈列馆”帮助工作，对一代乡贤自然敬重有加。在烟尘弥漫的长江边上的一家饭店里，他为我请来两位当地官员，一位是他的前领导、安庆市博物馆的馆长姚中亮先生，一位是安庆市文物局的副局长陈长璞女士——后者的身世远比其官方职位更让我肃然起敬，因为她正是陈独秀的嫡孙女。已是中年的陈长璞是个性格直率、谈吐爽快的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她的“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的祖父。也许唯一不像的是身高——陈女士约1.65米的个头儿，在安徽女人里算是高个子，而她的卓立于20世纪芸芸众生之上的祖父，则只有1.63米的身高，难怪有人背地里非常北京箭杆胡同20号这座老屋，系陈独秀任北大教授时的租居地，也是北迁的《新青年》编辑部。（摄于2003年7月）不尊敬地称之为“矮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诞生了陈独秀这样一个风一样迅疾雷一样凌厉的人物呢？史料告诉我们，陈家一直是清代安庆府怀宁县里的世家。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陈独秀曾在自传中说自己出生于“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小户人家”，但考据家称那只是相对于“大户人家”而言的自谦之辞，切勿当真。至陈独秀的叔父中举做了官且越做越大，后来竟在东北当上正四品的道员后，陈家才让安庆的绅士们瞧得起——“道”乃清代设于省之下、府之上的一级政府机构，当时整个安徽省也不过三个道，即：安庐滁和道、皖南道、皖北道。陈家在当地的地位之尊，自可想见。陈独秀两岁时即丧父，后来成了这位没有儿子的道台（道员的俗称）大人的嗣子，所以自幼无冻馁之虞。他是在祖父那一把威严的白胡子底下开始漫长的求知生涯的。许多有关传记中都引用了陈氏自传里的那段文字，称老头儿极威严，哪家孩儿哭，大人只要说声“白胡子爹爹来了！”那哭声立马会止住。偏偏这位封建大家长特别看中天资聪颖的陈独秀，恨不得让他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全读完，背书背不出，就动手打。于是，陈独秀的童蒙时代就充满着痛苦。人们总爱援引的是传主的这样一段话：爷爷经常被“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2)

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这位白胡子老头儿实在有远见，他用戒尺把生来就倔强的孙儿打出了终生宁折不弯的性格，打成了无论前清还是民国统治者都深为畏惧的“凶恶强盗”，更是把传统儒家文化砸得乱七八糟的一个“江洋大盗”！果真是“家门不幸”，因其一直是颠覆政府的革命党首领，致使安庆城里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被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先后两度抄家，至日本侵略军占领安庆后，陈家已彻底衰败。但这位大家长未曾料到的是，他的孙儿长大成人后，居然成为超时代的思想家，不独生前已名满华夏令万众景仰，而且死后六十多年，愈发显现出其思想与人格的光辉！他留给中国知识阶级的精神财富，又哪是区区三个天井的“陈家大房子”所能容下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七岁的陈独秀莫名其妙地考取了秀才——他自己说过，那完全是一通乱写蒙住了糊涂的考官大人。次年，在家庭的安排下，陈独秀与清军安庆营统领的闺秀高晓岚完婚，新郎十八岁，新娘比他还大三岁。门当户对的婚姻使这对结发夫妻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并得三儿两女——长子陈延年、长女王莹、次子陈乔年、次女某（早殇）、三子陈松年。然而，等幼儿松年睁开懵然的双眼时，父亲已离乡与姨妈高君曼同居去也。高君曼与高晓岚同父异母，比姐小九岁，姐妹同嫁一人的荒唐婚姻自然使安庆陈家大失颜面。后陈独秀把延年与乔年接走，但小哥儿俩在后妈那儿过得并不舒心，爸爸对他们也颇不慈爱。长大成人后，延年与乔年都成了社会的叛逆，这与他们苦难成长史也许不无关系吧！不幸的是，他们的生命都在不到三十岁时夭折—国民政府的法庭先后把他俩和许许多多风华正茂的中共党人送入了墓穴里。失了夫君，又一连送别了两个儿子，高晓岚悲痛欲绝！单从女人来说，这位恪守妇道的传统媳妇真是不幸！不少陈独秀传记中写到她与陈独秀关系不睦，且很吝啬。有例为证：陈独秀外出，欲索妻子十两金镯为游资，妻“坚决不肯”。人们说，这是因为受传统教育太深的高氏与夫君思想相差太远所致。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公允，且太有“为尊者讳”的嫌疑——漫道男女之情外人向来说不清，单以陈独秀纵情追求新鲜事物的性情，再温顺的妻子也会生怨。后来，关在南京第一监狱中的陈独秀曾亲口向同案的难友濮清泉承认过：建党之前，他“确曾放荡不羁”。所以，当时的高夫人就坚决不肯献出自己的金镯，别无它，只因不愿夫君离去而已。结发夫妻同居十余年，宁无感情？不然，松年就不会在他们结婚十多年后来到人世。然而，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陈独秀还是顺长江水东去了。他与受过现代教育的小姨子高君曼在外地结为良伴，并有了一双儿女。有了新夫人，身心都很阳刚的陈独秀还是不满足，还曾忙里偷闲去当时京城里的红灯区嫖娼呢！于是，高君曼也开始与他吵闹。高言简意赅地骂丈夫为“无耻之徒”，而陈夫子则十分机敏地反讥新妻为“资本主义”（只想垄断私产之意？）。从北京回到上海后，两人关系也未恢复昔日的融洽，后来高君曼不得不带着两个子女去了南京（那里有陈独秀购置的一处房子），由陈的皖籍好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每月寄去三十元生活费，再将此钱从陈的版税里扣除。铁石心肠的陈独秀甚至没给前后两位高夫人送终，高家姐妹先后在南京与安庆谢世时，他都没到场，都是亲友帮助料理的后事。甚至，他连一首怀旧的韵句也不肯留下，尽管他留给后人不少非常有功底的旧体诗。高君曼走了，潜伏在上海滩的中共总书记究竟住在了哪里就谁也不知道了，有一段时间，他失踪了！党内人包括他的秘书都不知道他的下落，连其长子、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来党中央汇报工作，也见不上当总书记的老爹一面。大家悲痛欲绝，都以为领袖已惨遭反动军阀的暗算。万不料，就在延年已经登船离去时，捂得严严实实的总书记却出现了，原来他因病住院了，是一位年轻女子服侍他的。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深得陈独秀信任的原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郑超麟才意外地获知，那位女子叫施芝英，是一位有地位有身份的医生，那段时间，曾与陈秘密同居。但郑超麟不知道的是，这位施医生是何时出现的，是高君曼出走之前还是之后？她与陈同居了多长时间？为什么最后嫁了别人？这一切，已成千古之谜矣！在有了神秘的施女士之后，某次郑超麟去陈独秀的秘密住处时，还曾闯见领导屋里有过舞女模样的人。陈独秀难耐寂寞又一证也。被中共开除后的陈独秀，依然呆在上海。尽管已年过半百，居然又把后楼邻居的一个年仅二十出头的小女子潘兰珍发展为生活伴侣。见过潘氏的人称，潘很摩登，是“七分人材，三分打扮”的时尚女性。陈独秀面对比自己小二十九岁的小潘，倒是坚持组织原则，一直没告诉人家自己的真实姓名与身份。直到某次两人吵架，小潘一气之下跑回了浦东娘家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了被捕的共党魁首照片时，才惊悉，原来夫君即那个久被国民政府通缉的大名鼎鼎的共党领袖陈独秀！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3)

你说，像陈独秀这样的大思想家，这样不肯为世俗改变自己的奇人，和哪个女人能有长久的共同语言？莫道“旧派女人”高晓岚最终被弃，就是在京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高君曼不也一样吗？之后的那个连大字也识不几个的女儿一样的潘兰珍呢？陈与潘的结合曾令他的“托派”同志大惑不解，“为何此女愿嫁老倌，更惊叹陈猎艳技术之高明”（濮清泉语）。罢罢！莫以俗念论英雄，燕雀安知鸿鹄心？陈独秀乃时代之超人，旷古之狂才，哪里是传统道德观念所能旌表的良人！因入狱服刑，陈独秀不得不结束了对异性的追求史，上海英美烟厂女工潘兰珍成了这位总是骇世惊俗的人的爱情终结者。潘从来没有妻子的名份（陈独秀对最亲近的人也只称潘为“女友”），而且，长年不识郎君真面目。按说，被骗久也，幽怨深矣！况且家里被抄，私物尽失，何不借机离去？可这位时髦少妇，偏偏忠贞感人，不顾陈的劝阻，频繁赶往南京探监，后干脆从上海搬到南京租一处陋室住下，以便每天白天进狱中照料陈独秀——对外就称她是陈的“学生”。陈先生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而受狱方优待的陈独秀也真叫本色，尽管身陷牢狱，且年近六旬，竟激情难耐地与潘氏在囚室里做起爱！不幸的是，这种极为罕见的狱中“春景”被负有监视之责的看守窥见。监狱长闻报后，左右为难，只得把陈的同乡晚辈、同案犯濮清泉提来，大发牢骚：“陈先生近来忘了他是在坐监，把我们这里当作旅馆了。此事传出去，岂不要叫我同他一样坐牢吗？”末了，这位先前崇拜过陈独秀，“以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范”的“党国”牢头大为感慨：“现在看来，陈先生文章虽好，道德有限。”而陈独秀听到濮的相劝后，竟“毫无赧颜”，反问道：“难道我不能有个伴侣吗？”喏！这就是陈独秀，一个我行我素决不肯委曲自己的伟丈夫！除那位若隐若现的施小姐之外，人们已知的陈独秀的三位女伴，均与他共同生活了十余年，她们一个比一个年轻，却也一个比一个短命——潘兰珍二十二岁与陈同居，三十四岁为陈送终，后与“国军”一名下级军官结婚不久又守寡，四十一岁时因患子宫癌谢世。高君曼二十五岁时与陈结合，不到四十岁时成为弃妇，四十五岁那年因肺病辞别人间。受苦最长的高晓岚活得也最长：她二十一岁成为陈家的人，三十五岁那年夫君一去不回，至五十四岁寂然辞世，守空房的时间长达二十一年。生前，这位将门之女自己在安庆城外的叶家冲购置了茔地，咽气前，嘱咐身边唯一的儿子松年说：我与你父，生不同林，死要同穴，待他百年之后，务必与我合葬一起。在第二个儿子被政府处决的两年之后，她撒手人寰。于冥冥阴间等了十七年，亡夫的游魂才被小儿带回故土。历史将感谢陈松年，因为正是这个陈家唯一没投身政治的人平安地活了下来，把父亲的形骸带回了故土，把动荡而诡谲的历史风云埋在了长江边的城外，也把解析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完整答案埋在了这长江岸边的青山下——只要挖开它，仔细看透了，就一定会明白我们走了怎样大的一段冤枉路啊！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已于1990年过世，晚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

有亲历者回忆过，上世纪30年代初，二十岁的松年在国民政府的南京“模范监狱”里初见陌生而苍老的老父时，禁不住哭了。孰料第一次见到幺儿的陈独秀把眼一瞪，来了句：“没出息！”仅此一句，即可窥知陈独秀性情之刚烈。那位坐了一辈子监的郑超麟也回忆过，某次，陈延年自外地来沪，郑陪他往见总书记。原以为阔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激动人，但爷儿俩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正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张椅子坐下就谈起了工作。对亲生子女没表现出应有的慈爱，但对他的年轻的同志，如赵世炎、郑超麟等自欧洲回国的晚辈，却表现出了由衷的父爱。不知陈独秀“内外颠倒”的亲情，是否与他对两任前妻的嫌弃有关。人生有情泪沾衣，硬汉也有恸哭时。同样在监狱，同样为儿子，他也爆发过山洪般的忆念，只不过，那时，长子与次子已经先他而为共产主义殉命。后来关在共

产党狱中的“托派”骨干濮清泉在交代材料里写过，当初，“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进南京的大墙里——

陈独秀对这件事，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我和罗世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他出狱后，国民党方面有意聘他出任国防参议会议员甚至政府的劳工部部长，他非但不识抬举，反倒切齿回答：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有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想拿我装点门面，真是异想天开！你看，他还是有骨肉之情的。

“有出息”的儿子已经先父母而去，留下了“没出息”的儿子照料起他的晚年。因抗战猝发，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南京，国民政府提前释放了陈独秀，而迎接他出狱的，便是松年与潘兰珍。松年陪父亲先到武昌居住，后又去了四川江津，在安徽流亡学校江津九中找了份工作，与父隔江而居。1942年5月25日上午，也许是个日照江花红胜火的时辰，陈独秀却如深秋之落叶，摇摇欲坠，他艰难地喘息着把松年与潘氏等人召到病榻前，分别作了遗嘱。他告诉松年，日后将其棺带回故乡。两天后，斯人长逝矣！然而，直到五年之后，陈松年才得以将亡父与亡母的遗愿一并完成。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4)

陈独秀归葬家乡两年后，江山易主，他始创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把宿敌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上，他的学生毛泽东在世界东方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沧海桑田，万象更新，但陈独秀后人的生活却一如旧时代。因生计窘迫，在安庆窑厂工作的陈松年甚至不得不将父亲在北京的一处房子卖了。“叛徒”、“汉奸”、“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遗属的日子可想而知。然而，到了1953年春天，情况突然有了变化——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开始按月发给陈松年三十元人民币作生活补助金，且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也不过三十多元啊！年复一年，在普遍困厄的年代，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陈松年及其子女一直也弄不明白，共产党的这笔钱究竟是给陈独秀的儿子的呢，还是给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遗属的？他们当然更不知道，这风雨无阻的关照竟然来自最高层！那年早春二月，春风满面的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市委书记赵瑾山登舰迎接主席下地。“大革命时代”，毛泽东曾多次乘船经安庆往返上海与武昌，却从没在此登岸。这一天，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坐定安庆城，见傅大章等拿出厚厚的本本和各种文字材料要汇报工作，他大手一摆：今天不用你们汇报工作，随便谈谈。随即，毛便打听：陈独秀家在安庆什么地方？傅大吃一惊，没想到主席竟然会问起本地一向讳莫如深的人来，便谨慎禀报：在独秀山下。毛一怔：安庆有个独秀山？傅实话实说：独秀山是怀宁县内的一座小山，离这里有三四十里地。毛再问：是独秀山以陈独秀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得名？傅答：原来就有独秀山——先有独秀山，后有陈独秀。毛颔首，释然。俄尔，问起陈的家人情况，当得知陈松年一家尚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时，颇不以为然，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最高领袖一言九鼎，陈松年一家遂有了固定补助。毛泽东与陈独秀缘份极深。早在西北的窑洞里时，毛泽东就对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言：青年时代与陈独秀的结识“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他还说起早年在长沙读书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对陈独秀的崇拜竟让这位湖南学生领袖在自己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喊出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的口号！成为职业革命家后，毛泽东更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昌等地与“老先生”有过亲密接触—当初，中共重要干部大都二三十岁，他们背后称四十来岁的领袖为“老先生”甚至“老头子”，有人在党的会议上记录陈讲话时，干脆只写一个“老”字。且看毛泽东与陈独秀同在一地时的概况—在北京时，陈乃堂堂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系主任）和威名赫赫的《新青年》杂志的主编，毛是该校图书馆里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助理员；在上海时，陈是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即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长，毛为中共中央秘书，直接在陈的领导下工作；在广州时，陈是国共合作时的共方首脑，毛乃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过该党中宣部代理部长的高级干部。苏联人在中国大力推行的“国共合作”政策，终以国民党统一了中国而共产党差一点被赶尽杀绝而告结束。斯大林恼羞成怒，乃让曾在莫斯科喝过洋奶的青年干部瞿秋白等取代了陈独秀。彼时毛泽东只是中央委员，尚不具备竞争领袖的资格，更重要的是，苏联人很不了解这个湖南山沟里走出的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所以，在清算陈独秀“错误”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尽管几乎中外的传记都称毛泽东在那次重要的换班子会议上作过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长篇发言，且有会议记录为凭，但偏偏当时以中共湖北省委代表身份列席会议的郑超麟不这样认为——郑老生前在他的那本弥足珍贵的《怀旧集》里另有一说。郑文道：1927年8月7日上午，主要是十几位与会者听瞿秋白念了由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之后，几个人发言……

最后，毛泽东从床沿上站起来发言，他只说了几句，我忘记了说的甚主编《新青年》时的陈独秀么，但罗亦农制止他说下去，理由是：我们现在很不安全，今天的会已经开得太久了，要快点散会。于是毛泽东坐下来。八七会议就此结束了。

郑超麟老人特别补充道：有一种传说，说毛泽东召集和主持八七会议，在会议上长篇大论批评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最后罢免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传说与历史事实有多大的出入！陈独秀在八七会议以前好久便已自己辞去总书记职务了。

至于那份明明有毛泽东发言纪录的“八七会议记录”，郑超麟认为，那不过是在场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让人补记以向“国际”交差的材料罢了。郑说，那个年代，会后补记的事并不稀罕。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他不一定知道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华代表们的具体过节，但其刚强的个性与敏感的民族自尊心，他又与下台的总书记何其相似乃尔！随着陈独秀的被迫辞职，茫然登上黄鹤楼的毛泽东，无比悲凉地吟着自己的心境：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5)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谁说那首悲情四溢的《菩萨蛮》，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强烈控诉”？或者，是对大批牺牲的革命烈士的缅怀？不，分明是作者面对党内骤变的形势的一种极大的困惑，是对被赶下台的“老先生”的深沉的凭吊——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酹，就是把酒泼在地上缅怀故去者的一种古之习俗。民国十六年（1927）春在武昌的毛泽东，面对即将被轰下台去的政治导师，能不“酹滔滔”欤？是的，在“倒陈”的那段时间里，善于独立思考的毛泽东不会人云亦云，他也许猜得出，陈独秀的出局恐怕是斯大林在找替罪羊罢了。性情耿直的“老头子”的观点有什么错？“中国的事只有靠中国人来办！”——“老先生”痛彻肺腑的喟叹理应一直回响在毛泽东的心壁。只不过，一直被共产国际当面领导并监督着的陈独秀成了斯大林错误决策的牺牲品，而毛泽东则利用长征途中与“远方”失却联络的一段宝贵的时间，成功把中国共产党引上了胜利之途，让苏联人不得不接受毛泽东领导中共的现实。

毛泽东在遥远的大西北悄然执掌中共之时，正是陈独秀被国民政府提前释放之际。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15日落入敌手的陈独秀之所以没像后来的中共领袖向忠发、瞿秋白那样一被逮捕便被蒋介石下令就地处决，除因他乃五四时期大名鼎鼎的知识界领袖外，还因他已经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他不过是另类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亦即中国托派）的总书记。该“共党”只有理论，并无军队，全国各地总共也不过百人，并且坚决反对斯大林主义，所以对“党国”的危害远不及已在江西苏区的那个中共。“托派”者，托洛茨基一派也。陈独秀因接受了斯大林在党内的头号政敌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而被苏联人指责为“托陈取消派”的中国头子。所以，本以为终将“共匪”首脑一网打尽的国民党白白欢喜了一场。加上昔日朋友蔡元培、胡适等民国要人的吁请，陈独秀非但没被戕杀，倒是按司法程序受了审。次年4月14日上午9：30，他和彭述之、濮清泉等十名同案被告被押至江苏省高等法院审判厅，那位谁都得让其三分的老友章士钊大律师自告奋勇前来为被告辩护。陈与章是在日本结交的好友，但自从离开北大后，两人即没了交往，相反的，他还曾十分无礼地公开著文骂章是“放屁狗”、“狗放屁”、“放狗屁”。章先生不计前嫌，毅然接受委托，一时颇受国人称颂。检察官朱隽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提起公诉。之后，彭述之等九被告暂退审室，首审陈独秀。审判长胡善例行公事地问完姓名、年岁、籍贯后，开始从头问起：

问：以前做何事？答：在教育界做事。问：在何处？答：在北京。问：在北京何校？答：在北京大学当教授。

问也简明，答也简明。

问：退职后往何处？答：到上海。问：做何事？答：未做事。……问：共党活动，是否受莫斯科指挥？答：是。……问：当时共党之活动，第三国际态度如何？是否满意？答：无所谓满意不满意。问：共党书记是否总秘书长？答：是。问：何时被开除？答：记不清，大约在民国十七年、十八年。问：为何被开除？答：因意见不同。问：被开除后做何事？答：未做事。问：共产党分几派？答：分托洛茨基派与史他林（即斯大林）两派。……

这边“胡问”，步步紧逼；那边“陈述”，直言不讳。一问一答，如同一部传奇，章节越来越引人入胜。

问：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即“托派”最终目的如何？答：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的目的。……问：与皖湘闽赣等省共党不能合作，是否因政策不同？答：是。……问：被捕十人中，有几人认得？答：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作政府侦探，只能将个人情形报告。

陈独秀真乃幽默大师，估计说完这句话，“胡问”的法官怕也忍俊不禁了。但人家正在扮演正义的化身，遂压抑住笑意，貌似生气地发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这下可正中下怀！陈独秀遂慷慨陈词：

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

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4月20日上午第三次开庭时，前来观赏陈独秀精彩表演的观众爆满——“旁听席上，已无地可容”。看客盈门，陈先生格外来劲，这一次，他对强加在头上的“危害民国”罪名，抗辩得最有道理：

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例如满清政府，曾自认朝廷即国家，北洋政府亦自认代表国家，但是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谓推倒政府就是危害民国，那末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6)

肃穆的法庭上终于爆响了会心的笑声！人们差一点要为这位被告的抗辩喝彩了！害得胡审判长连忙制止，场面才没失控。法院审了三天，陈独秀的精彩答辩也让旁听者大叫过瘾了三天，而辩护律师章士钊的辩护词亦十分精彩。两位老友的辩护词竟成了经典的法律教材！而最幽默的是，陈独秀竟然不仅要求法庭宣告自己无罪，而且还要求赔偿自己“在押期间之经济上、健康上的损失”！不过，南京政府不比北京政府，“司法独立”已经成了一党专政时期的蒙人幌子。因此，陈独秀还是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经上诉后改为八年。曾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秘见托洛茨基的彭述之，与他同刑期，其他同案犯各领刑五年和两年六个月不等。但只服了一半的刑期，陈独秀即获得自由。那一天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27日。“八一三”后，上海已为日军占领，南京政府迁都在即。外寇当前，国共已二度合作，中共方面提出的合作条件之一，即释放一切政治犯。陈独秀乃全国最大的政治犯，虽已被中共开除，但当然也在释放之列。于共产党来说，此翁乃本党创建人之一、早期唯一的领袖，还是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核心人物的思想导师，况且坚持反对国民党政权，故敦其回归党内，于公于私，都更为有利。所以，陈出狱后，中共元老董必武马上衔命登门造访。于国民党来说，此人乃一代文坛盟主、独自于国共之外的思想巨子，是坚决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而且只是一位精神领袖，不是暴力斗争的鼓吹者，故出狱后可供奉高位以招揽人心。然而，要把陈独秀释放，政府总得给自己台阶下呀！于是，狱方便奉令通知陈写个悔过书。不料，这位性情不改的囚徒闻后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陈独秀说这句话后的数日，日军飞机果真夜袭南京，大肆轰炸，仅狱中就挨了八颗炸弹！不悔也罢，反正要放人——8月21日，司法院院长居正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该犯入监以来，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因为陈独秀从被捕至眼下，已经被囚近五年矣，将其刑期减为三年，就等于无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1937年春在南京第一监狱中留影，仍是一副”龙性岂易驯“（陈诗）的轩昂气宇。照片旁的字为他亲笔所题。

条件放人。非常时期，当局“依法”办事的速度也突然非常地快了——国民政府当天就发出指令：“呈悉。应予照准。”第二天，“国府明令”即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出。第三天，陈独秀这个令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深感恐惧的思想巨兽便从笼中踱了出来。到底是斗士，陈独秀出狱后的头一件事，就给《申报》写了一纸声明：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三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铜头钢牙，决不言败，还是那个铮铮硬汉陈独秀！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思想，是必然的。他从切身经历和旧友被屠戮的残酷现实中，认清了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他非常自然地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同庚，都生于1879年，但两人素不相识。最早，陈独秀是从一批自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年轻中共干部那儿知道了托氏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断，而这些论断与他自己的痛苦思索结果极为相似，即：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半个世纪后方被证实为正确的陈独秀思想，在当时却被冠以“取消革命”的恶谥大受批判，陈独秀由此成为与托洛茨基齐名的“托陈取消派”首领。因“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态度，中共理应比国民党更为痛恨托派的中国领导人。但毛泽东在党内有了发言权后，中共对“老先生”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陈独秀提前出狱后，中共领袖们欲将本党创始人接至延安养起来，但前提条件是陈必须公开声明悔过。陈独秀哪是为了苟活而说违心话的人？他当场就回绝了代表中共前来看望的董必武。董亦为选举陈为中共首任领袖的十三名中共一大代表之一。陈慨然曰：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遵命。

所以，此事只得作罢。但毛泽东心有不甘，即使到了“神仙”从天而降后，他仍想着陈独秀呢——“神仙”乃毛泽东对被苏联飞机送来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的称呼，尚未被“远方”正式认可的毛泽东对王明的出现正心怀忐忑，中共其他领导人也把目光转向了天外来客，所以，王明一时也就真把自己当成了斯大林派回来的中共当家人。由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成了毛泽东忍让王明的一次非常会议。时任政治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记下了他叛逃国民党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共高层会议的情景：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7)

……他（毛泽东——笔者注，下同）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也只好遵照实行。……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我们曾在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斯大林的这条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员们谁还能说什么呢？张国焘继续写道：

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出冤案，就这样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炮制出来了。我从有关史料中，查到了参加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十一位与会者名单：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项英和此会议后不久即叛逃国民党的张国焘。表面上看，是狗仗人势的小个子王明，仗着自己是共产国际的“钦差”，左右了会议的方向和与会其他人的良知。是啊，这个比陈独秀更矮小的皖南同乡忘了自己正是喝着《新青年》的奶长大的晚辈，同为陈氏的前辈陈独秀在上海滩创建中共的时候，他陈绍禹（王明的本名）还不过是刚考上安徽一所农校的中专生呢！正是陈独秀领导的大革命运动在武昌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以后，他才得以加入中共。倘若这个毫无人性的政治狂人当初被斯大林指派为中共一把手，谁能说陈独秀的脑壳不会像日后的托洛茨基一样在家里就被敲碎？遭暗算前的托洛茨基曾明确表示过对陈独秀人身安全的担忧，他给人写信时说过：“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算他。”但有谁知陈独秀最终被共产党放弃，竟源自毛泽东的担忧！王明的张牙舞爪只是表象，而毛泽东的疑虑才是实质——二十年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怒斥彭德怀的大会讲话中，话题忽然拐了个弯，拐到了陈独秀那儿：

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三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即托洛茨基派的国际组织——笔者注）。

读懂了毛泽东的这番话，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37年12月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之后，成为一把手的毛泽东反倒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对陈独秀都更加不宽容！彼时，王明已领衔中共代表团去和国民党谈判去了，另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地位也随之下降，成了王明的副手；因不复设“总书记”，所以张闻天实际上不再是一把手，毛泽东以“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主席”和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现在，人们总爱引用毛泽东在延安说过的那番有关陈独秀的话，如“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一讲他的功劳。”似乎毛早已为陈讲过公道话。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讲此话之前，毛泽东凡公开提到陈独秀，都是措辞严厉的指责，如陈独秀“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是“右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反对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是完全应该的”。至新中国成立后，对斯人的评说更为苛刻了，除“毛选”注释中保留了对陈的诬陷外，毛还数次在党内大会和接见外宾时提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至林彪事发，毛将历次党内斗争梳理成十次，陈独秀首当其冲，遂成为“顶风还臭八万里”（“文革”“大批判”常用语）的头号大坏蛋。其实，毛泽东哪里不知道陈独秀是冤枉的？而且，他还明白“老先生”已成为王明一伙搞政治迫害的坑人陷阱！且看早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秋毛泽东写的一通笔记：

（王明）对于许多聪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那一年秋天，真乃秋后算账的时机——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了，毛泽东可以无所顾忌地向王明进行清算了。他把上一年的笔记修改后拿给了两位新当选的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与任弼时看，以求得高层间的支持。刘与任都是陈独秀任总书记时的中共重要干部。在这之后，中共党内开展了对党内排名第二位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书记”王明的凌厉批判。此时，陈独秀过世已经半年，远在江津九泉之下的他，是永远不会知道毛润之氏正在巧妙而又坚决地与“老子党”在斗法了。毛泽东对政治启蒙老师的感情的确复杂而微妙。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上记载的上面那通在党的大会上的“最高指示”，难道没有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惋惜之意吗？主政中共之后的毛泽东，为何也跟着他所不屑的“莫斯科派”责难陈独秀？他的这种态度的变化曾让我大感困惑。起初总以为这是这位土生土长的中国党的领袖为了讨好斯大林的权宜之计，后来我才想明白，这应该源自一个重说党史的久远谋划——我从小就熟记并且还登台表演过的“峥嵘岁月史”，即：毛主席亲手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所以，1952年头一回到安庆的毛泽东就没到他当年的思想导师陈独秀的墓上去看一看，尽管他的一句话让陈的后人受到了绵绵赏赐。莫非政治家没有柔肠？难道大人物不讲私情？否！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心坚如铁的毛泽东还曾极为罕见地在济南“哭坟”，死者虽仅仅是个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有文章回忆道，那天，毛泽东让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专程陪自己去了南郊的四里山，他手抚黄祖炎烈士的石碑，不仅喃喃而语：“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而且还“深鞠一躬”，甚至“泪水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下”。谁能令主席如此动情？原来，死者曾在瑞金与延安时代两度做过他的秘书。看来，一代雄主也有伤心时，只是泪向谁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