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唐开国十二年后的一天，同样是一位太上皇，却是从太极宫中迁出，而且对外也是宣称“此吾志也”。不用说，这位是高祖李渊。李渊从太极宫迁到大安宫（大明宫建造是在几年之后，虽然说是给高祖养老之用，但高祖却在宫殿建成之前就死了），虽然没有记载有人来逼宫，但相信也并非全出于自愿。当时太宗把高祖朝最重要的朝臣裴寂罢免了，然后又为李渊杀掉的刘文静平反（后一任皇帝一般不会推翻前任皇帝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也许正是这几件事使高祖感觉有些不妙，于是主动提出迁居。也许这并非太宗本意，但无疑这种温柔的手段实施起来效果更好。如果肃宗哪怕是示个意，相信以玄宗比之高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小心，是绝对可以主动提出来迁居的。那么说句开玩笑的话，肃宗根本没法和太宗相比，就连“逼宫”的手段都这么拙劣。
迁居之后，李辅国带着那些将士去找肃宗请罪，肃宗仍然没有怪罪，一方面如前面所讲是他没有反对的理由，另外，他也怕这些将士，所以非但没怪罪，还慰劳了几句话，真真是岂有此理。
玄宗身边的人就是此时开始被大规模清洗，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高力士。对于高力士的流放，玄宗很难过。他们两人虽然是皇帝与臣仆的关系，但玄宗一直呼高力士为“将军”，可见不是当成一般仆奴来看待的，而是拿他当成心腹，当成朋友，几十年下来，积累了相当深厚的感情。可是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的玄宗，此时又能如何呢？除了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远离自己而去，他这回连“此吾志也”的心情也没了。“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我敢说，玄宗是最可怜的太上皇了。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16)
不过群臣的眼睛是雪亮的——由于当时百姓就算知道这些情况也于事无补，起作用的毕竟还是那些朝臣，颜真卿率领着很多人到太极宫参拜太上皇，随后自己也被李辅国找个借口贬谪了；而山人李唐（肃宗见过的山人还真不少，对这些山人这般平易，似乎还得夸赞肃宗两句），则借肃宗抱着幼女的机会说“太上皇想念陛下和陛下想念幼女的道理是一致的”。这些都没起什么作用，肃宗有时想去看看太上皇，却又怕着张皇后。此外，肃宗也确实在病着，这点上，还是原谅他吧。
但渐渐的，肃宗对李辅国似乎也心生厌倦了，甚至想杀了他，但却畏惧李辅国手中握有兵权。
真是可悲啊，这边怕着张皇后，那边怕着李辅国，肃宗这个皇帝做得真有些郁闷。肃宗此时多半想不到，在他临死之际，就是这两个人令他死也不得安生。
十三
公元七六一年（上元二年）九月，肃宗去掉了前两年太上皇和群臣加给自己的尊号，仍称为皇帝。去掉了年号，只称元年，以建子月即十一月为岁首。这一系列怪异举动，不知肃宗是出于什么目的。去掉尊号还好说，可是为什么要去掉年号呢？难道他也要学嬴政那样元年二年三年、始皇二世三世的这么纪年吗？好在转年肃宗便病故了，一切又恢复到了原来的习惯。
唐朝的皇帝有的寿终正寝，有的被人杀害，有的是服丹药死的，而肃宗的死却别具一格，居然是在乱哄哄的场面下去世的，死的时候都无法安心，和被杀的皇帝相比，是另一种可怜。
张皇后，即原先的张良娣，和李辅国一起害死了建宁王，又一起算计把太上皇迁到了西内，可以说他们本来是一伙人，但两人后来也反目了。其原因不得而知，可是这些人闹矛盾还能是为了什么呢，相信生隙的原因超不过权力的范围。从张后自己向太子的陈述中也可以看出端倪：“李辅国久典禁兵，制敕皆从之出，擅逼迁圣皇（这句话是把责任都推给了李辅国，事实上张后也是参与了此事的，《通鉴》与《新唐书》均有记载），其罪甚大，所忌者吾与太子。”
如果肃宗一直都活蹦乱跳地活着的话，张皇后是当朝皇后，有皇帝的保护，没有人敢轻碰，可是肃宗在公元七六二年已经病危，她不得不考虑今后自己的出路。此时张后和李辅国拉拢的重点转移到了太子李豫身上，尽管他们以前可能彼此都以“乌鸡目”相瞪（张后及李辅国都曾在肃宗面前说过当时还是广平王的李豫的坏话，但有李泌打的预防针，再加上肃宗本身对李豫还算是很不错的，所以没有再发生惨剧），而在这个关头，毕竟谁得到了太子的支持，谁行事就能够名正言顺，所以两人纷纷拉拢起太子来——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先是张后找太子单独谈话，希望李豫能和她一起诛杀李辅国和他的党羽程元振。李豫则比较谨慎，没有同意这么做。拉拢不成，张后便想到要找人取而代之。张后自己有两个儿子，但兴王佋死得早，定王侗又年幼，显然张后必须得找另一个已成人的皇子作为自己的帮手。她找到了太子的二弟越王李系。李系很痛快地答应了张后的要求，派人在长生殿后埋伏了二百勇士，并于四月十六日召太子进宫。
张后对太子拉拢不成反而谋害，既有些无奈，也很愚蠢，另外，这样无疑是促成了李辅国和太子的联合。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一方面她不能坐以待毙，一旦对手占得先机，她的地位势必不保，何况太子并非她的孩子，所以如果肃宗去世的话，张后在朝中等于没有了根基，这些都促使她要先于李辅国下手；另一方面，张后固然地位是国母，可是手中没有实际的权力，尤其是兵权，禁军是掌握在李辅国手中，连肃宗都忌他三分，所以张后要想和李辅国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虽然历史上也有一些成功的击碎石头的“卵”，可是也要看到，他们都必须同时有着成功所需要的必然和偶然条件，而且要采取非常之手段，否则其下场都将是十分悲惨的。越王系轻易地做出决定，透露出来他政治上的不成熟。按说越王是肃宗的第二子，在玄宗带领着儿孙逃出长安的时候，应该是跟着一起逃出来的，但史书却没有明确记载，给人的印象肃宗身边好像就只有广平和建宁跟着一样。之所以这样也许是因为越王当时没有什么作为，连个随声附和的功劳都没有，更无法和建宁的屡献计策相比。后来副元帅李光弼“愿得亲王为之副（事实上就是天下兵马大元帅，由于此时原先的主帅广平王升为太子，所以这个位置空了下来，不禁为建宁王感叹，如果他能等到这个时候……）”，肃宗此时“派去”的便是时为赵王的李系（后来改封为越王），但赵王却是连长安的大门都没出的，纯粹是挂个名罢了。据此推出这位皇子才能上是没有什么突出之处的，张后找到他，也纯粹是因为他年长的缘故。李豫不同意与张后联合，虽然不排除是为肃宗着想，但绝对有一部分原因是顾虑李辅国之势大。对照以前写到的他在太上皇未到之际辞为太子的事，更加印证了李豫无疑比他的弟弟们都要更适合政治。轻易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定，可见越王是比较武断的——自然，如果他们事成的话，这个词就要换成果断了，但他们一方成功的可能性大大小于李辅国。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17)
张后及越王之谋被程元振知晓，于是李辅国一方伏兵在陵霄门，等太子一到的时候，就劝太子不要进宫。李豫也反抗了一下，但随后被程元振派兵送到了飞龙厩保护了起来——其实这是带有强迫性的，和监禁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只是其目的确实是为了李豫的安全，否则双方一旦交兵的话，太子难保不出事。
准备工作做完了，当夜李辅国便把越王及其党羽收捕入狱，并以太子的名义要将张皇后迁到别殿——这时争取到太子的优势便显露出来了。张皇后此时是在长生殿里陪着奄奄一息的肃宗，也是寄希望于借皇帝之威保护自己。但李辅国根本不吃这套，当时肃宗病重，也无力再管辖李辅国。面对着咄咄逼人的使者，宦官宫女都惊骇得逃散了，肃宗真成了孤家寡人，张后和她左右数十人就这样被强行带到了别殿。叹息啊，可怜的张皇后，更可怜的肃宗……
本来没事的话，肃宗还不见得能挺多长时间，遇到这件事，估计肃宗又气又恨又悲，于十八日悲凉地离开了人间。他死后，张后及越王系便被李辅国毫无顾及地杀掉了。
肃宗真的很可怜。战战兢兢地当了十几年的太子，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好容易抓住机会提前做了皇帝，可是面对的又是一个混乱的局面；没当几年皇帝，自己就病得不轻；不想临死又眼看自己的妻子遭人迫害，自己却又无力救援，一向仁孝的太子李豫又一直不见踪影，气怒愤恨之下一命归天。让我们向肃宗表示哀悼吧……
如果比较一下的话，他当太子的艰苦大概只有被流放十四年的中宗可以超过。而当皇帝后面对的形势，除了唐末的几位皇帝，其他人和肃宗相比都不能叫苦，要知道肃宗即位是连个像样的宫殿都没有的。虽然没有顺宗当年即位就因中风瘫痪退位做太上皇可怜（退位是在当年，得病是前一年），也比不上其他几位皇帝死于宦官之手来得窝囊和凄惨，但综合来讲，如果把唐朝皇帝按悲惨指数排一下的话，肃宗准是名列前茅。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在同情肃宗的同时，也不免嗟叹他对玄宗的态度。
玄宗是在四月初五去世的，比肃宗之死稍早。这个可疑的时间，再加上后人推测出来的一系列疑点，使得玄宗之死蒙上了一层扑朔的迷雾。后人怀疑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两人死亡时间接近带来的问题。就如同清朝光绪皇帝的死一样，由于他的死离慈禧之死很近，所以人们也都猜测是不是慈禧太后害死了年轻的光绪。同样，人们也怀疑，玄宗是否为肃宗害死。由于自己病重而担心玄宗会危及自身的地位，肃宗的确有理由这么干，所以单看动机的话，后人的怀疑可以成立。既然如此，有没有支持这个假设成立的根据呢？“甲寅，上皇崩于神龙殿，年七十八。”——这是史书上的记载，从两唐书到通鉴都是如此，再多一句都没有了。离此最近的关于太上皇的消息，也就是高力士等人被贬之后，玄宗“浸不自怿”。还有一次肃宗来看望，此外，太极宫中十分安静，连个骚扰的人都没有。既然史书可以记载李辅国强行把太上皇迁到西内，如果李辅国再来虐待一下太上皇的话，也并非不可以记，因为李辅国后来被定的性质并不好，如果再多几件虐待太上皇的罪过，更可以以此为理由给他抹黑。可是没有。再考虑到玄宗这一年已经七十八岁了，而且自上元二年起又病着，并不是一直都很健康，所以元年四月玄宗并非暴卒，的确是病故，顶多再加上一条，即“晚年心情郁闷，影响身体健康”。如果再以此来推测的话，甚至连唐高祖的死也都可以怀疑一下，因为当时太宗病得也十分严重，相信当时太宗要是不幸死了的话，那么现在就会有人信誓旦旦地说高祖之死有问题了。另外，不是还有人怀疑太宗是武则天谋害而死的吗？其实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许我们对史书存在太多的怀疑了，而事实上历史也许真如史书上记载的那样简单，只不过我们在“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指导思想下，已经习惯了把古人想像得更加复杂。
此后，高力士回到了长安，听到玄宗去世的消息之后，非常难过，“号恸，呕血而卒”。盖棺论定的话，高力士事实上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坏。不错，在玄宗时期，他的确参与政治，而且势力相当大，算是为后来唐朝的宦官之祸开了个头。可如果不是玄宗给了他这样的权势与地位，还会有后面的事吗？那么高力士本人倚着这些势力，有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了呢？“力士善揣时事势候相上下，虽亲昵，至当覆败，不肯为救力，故生平无显显大过”，也就是说，高力士不会替自己亲昵的人向玄宗求情，固然他是为了自保，但这样已经很难得了，而后面又直接道出力士生平无大过。据史料记载，在玄宗晚年怠于政事的时候，高力士还有几次劝谏。
帝曰：“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对曰：“天子顺动，古制也。税入有常，则人不告劳。今赋粟充漕，臣恐国无旬月蓄；和籴不止，则私藏竭，逐末者众。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 帝不悦……天宝中，边将争立功，帝尝曰：“朕春秋高，朝廷细务付宰相，蕃夷不龚付诸将，宁不暇耶？”对曰：“臣间至阁门，见奏事者言云南数丧师，又北兵悍且强，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祸成不可禁。”其指盖谓禄山。帝曰：“卿勿言，朕将图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顾左右无人，即曰：“天方灾，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法令不行，阴阳失度，天下事庸可复安？臣之钳口，其时也。”帝不答。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18)
高力士没有一味奉承，这几次说实话还惹得玄宗很不高兴。可惜的是，范祖禹在《唐鉴》中却说“高力士帷幄之臣，非有深谋远虑，心知其事而不忍嚓默，此非其忠义过人，盖朝廷无贤，百官失职而至于宦者言天下之事”，感觉范老先生对高力士多少还是有点偏见的，为什么宦官进谏就不能说是“忠义”了呢？当时没有人敢再对玄宗说这些实话，因此高力士的劝谏显得弥足珍贵。还有肃宗太子之位的确定，高力士功不可没。这么说也许会有抬高高力士的嫌疑，但和唐朝日后的宦官们相比，就拿李辅国来讲，高力士确实算是很不错的了。其实肃宗朝的张皇后和李辅国的地位，分别对应着玄宗朝的杨贵妃和高力士。但是杨贵妃没有参政的愿望，高力士对玄宗之忠诚也远远胜过李辅国之于肃宗，因此张李二人为祸比杨高二人为祸要深得多。天宝政事的懈怠玄宗要负主要责任，而肃宗最后两三年却是他有些控制不住局面了，唐朝宦官之祸此时真正露出端倪。
肃宗死的当日，李辅国奉太子在九仙门与宰相相见，把宫里的情况大致说了一下，两天后，李豫即位，便是唐代宗。其实“代”宗就是“世”宗，只是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所以取个近义词的“代”代替了“世”。
代宗即位了，但是他面对的形势也并不美妙——虽然相对于肃宗，算是好了很多。
那么代宗朝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十四
郭子仪像
如果说肃宗皇帝的主要任务是平叛，那么代宗的后半辈子则主要用来铲除朝中的四个绊脚石。但当务之急还有一个，就是平定一直纠缠着的安史之乱。
第一次洛阳之败，副元帅由郭子仪换成了李光弼。史思明第二次攻取洛阳之后，到了上元二年，有人和鱼朝恩说，洛阳敌军中基本上都是燕人，他们在洛阳戍守的时间也很久了，现在必定想念家乡，如果趁此时机赶快攻打的话，一定会取胜。没有军事头脑的鱼朝恩听后非常高兴，所以又屡次向当时仍健在的肃宗提议攻打洛阳，于是肃宗下令要李光弼照办。李光弼回奏说：“贼锋尚锐，未可轻进。”此时仆固怀恩的话起了决定作用，他支持鱼朝恩，也说洛阳可取。之所以仆固怀恩这样说，是有原因的，排除嫉妒李光弼功劳这条因素，他对李光弼执法严格也有些不满。仆固怀恩手下的将士多是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大概都被李光弼管教得有些不高兴。而在郭子仪时期，由于郭子仪管得比较松，对此能够包容，因而摩擦较少。正是有了仆固怀恩的这句话，肃宗便接连派使者催促李光弼攻打洛阳。
这个情形颇似当年哥舒翰守潼关，哥舒翰当时不得已大哭一场后带人出战，李光弼接到要他出兵的命令后也是硬着头皮上战场了。不是有句话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有时不受是不行的。我们现在一提起宋高宗强命岳飞在连胜之后撤军时，无不感慨，岳飞悲愤而下的泪水也弄得我们跟着一起心酸。强命撤军令人悲痛，而强命出战有时也让人难过。之所以不愿出战，自然是没有必胜的把握，一旦出战，战场上刀枪无眼，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呢，也许就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还有众多士兵，更是为了君主不了解情况胡乱下达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李光弼强行出战，命人依险布阵，结果仆固怀恩非要在平原列阵。也许这次仆固怀恩并非有意不听号令，他有他的理由，“我用骑，今迫险，非便地，请阵诸原”，的确在险地上骑兵的优势是发挥不出来的。但李光弼所虑并不在此，而是万一败军的时候撤退的问题，他说，依险布阵可以进也可以退，而在平原列阵万一打不赢就全完了，史思明可不是个简单人物啊。当初在邺城史思明五万人和官兵斗得不分胜负，而对抗史思明的将军当中，就包括李光弼。那是不是李光弼被打怕了有些输胆呢？应该不至于此，因为此前李光弼按照他对形势的判断，几次击败了史思明，否则这个副元帅怎么可能当到现在？论能力李光弼绝对不差。但依然要“批评”李光弼一下，还没打就先想着撤退，别的不说，首先就不是一个好的先兆。结果史思明的军队趁官兵还未完全布好阵的时机，一下子冲了过来，把官兵杀得大败。而《唐书》上的记载有些差异，当时叛军用计，“委物伪遁”，使得官兵一下子乱了阵脚，一拥而上全去捡东西了，然后史军伏兵突然出击，官兵自然会大败。无疑这样的描述更详细生动，而且也更准确，所以这件事应当还是取《唐书》的记载为佳。
无论如何此战是败了，李光弼也只好引咎辞职。接替他的果然就是仆固怀恩。总之唐军副元帅就是换来换去的，如果再多打几年，指不定又要换谁呢。卸任之后的郭子仪后来去了趟绛州，原因是绛州朔方军兵变，杀死了主帅李国贞，肃宗只得命郭子仪前去镇守。不久肃宗死，代宗即位，郭子仪又被解除兵权调回长安，但他的情况相对来说是很不错了，以后还有若干露脸的机会，其地位也是非常之高。李光弼此后虽然也一直高官厚禄，却也一直小心翼翼，至于仆固怀恩，后来干脆就谋反了。
代宗即位后，仍然按皇子当元帅的惯例，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副元帅此时为仆固怀恩。雍王李适，即日后的德宗。由于叛军内讧，史朝义搞得“大燕”一团糟，因之当唐军再次东进时，很快便攻下了洛阳。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19)
这一次唐军也是借助了回纥兵，其实回纥本来是要帮助史朝义的，代宗派了几个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让回纥倒戈。这里仆固怀恩帮了大忙，他的女儿是回纥登里可敦，说话当然有面子，但唐朝还是许下了准许回纥“自陕州大阳津渡河，食太原仓粟，与诸道俱进”的诺言，也就是说从陕州那里都准许回纥掠夺。代宗当然不愿意这样，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旦回纥帮助史朝义的话，那就更糟糕了，两害相权取其轻，代宗只得选择让回纥来“帮忙”。而当雍王李适到回纥兵营的时候，年少的李适显然还很不谙于世事，不肯向回纥可汗拜舞，惹得可汗好生不高兴。事实上回纥的确太蛮横了，可是谁让唐朝此时有求于人呢？雍王左右自是向着自己的上司说话了，结果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谁有实力谁说了算，雍王一行人完全处于下风。回纥把李适带来的几个人全都打了一百皮鞭，有两人当天就死了，李适还好点，被人当作“年少无知”而没有挨这顿鞭子。
果然，攻下东都洛阳之后，回纥兵大肆烧杀抢掠，死者上万人，大火连烧很久都不熄灭。另外，鱼朝恩所率的神策军把东京、郑州、汴州、汝州等地视为贼境，于是任意掳掠。说实话，唐军官兵的行为，怎么看怎么有点像“三光政策”，元曲里有一句“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官兵和贼兵对百姓来说几乎没什么区别。在官兵的照料之下，这些地方十分凄惨，“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又是一句元曲的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十一月，史朝义自濮州北渡黄河，又被追赶而来的唐军打败。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叛军中的邺郡节度使薛嵩和恒阳节度使张忠志纷纷以自己统领的地盘投降了唐朝。
第二年，即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正月，史朝义屡战屡败。他的弑父行为再加上搞内乱当然不得人心，虽然他“虚怀礼下”，但并没有什么才能，又是常败将军，更难聚敛人气。这一回他失败后，来到莫州，又上了田承嗣的大当。在田承嗣鼓动下，史朝义亲自带领五千精兵出城去幽州搬兵。临别之时史朝义再三嘱托田承嗣，田承嗣则顿首流涕，十分忠诚的样子。而史朝义一走，田承嗣便投降了唐军，还把史朝义的母亲妻子全都交给了唐军。史朝义又到范阳，但李怀仙也已降唐。史朝义又辗转去了几个地方，都不容纳他，他所率部众看到大势已去，也纷纷离去。此时史朝义十分悲苦，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也许他想到了他的父亲史思明，就在辗转的过程中，曾至梁乡拜了一下史思明的墓，可惜史思明在天之灵也没有保佑他。最后，史朝义带数百胡骑打算北去奚或契丹，又遭李怀仙穷追不舍。史朝义终于走投无路，自缢于林中。
这样，随着安史之乱最后一位首领的死，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落下了帷幕。
当我们卸下黑色的幽默，再次回顾一下的时候，突然心情沉重了下来，感到的只有心痛。——安史之乱让人心痛，它无论对于谁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安史之乱使人口锐减，从皇家到平民，从文士到武将，死亡名单上名字写得满满的。没有谁从中真正受益，即使是发动者安禄山，也早早丧命于此，其后几人也都不得善终，家破人亡。玄宗、肃宗在战乱之下退位的退位，病死的病死，皇子皇孙们死掉的也不少。还有众多将士，高仙芝、封常清、张巡等等等等……还有，那些悲惨的百姓们……
让我们默哀，默哀，再默哀……
十五
代宗的正式大业开始了。几乎和平定安史之乱同时，代宗也着手准备剔除绊脚石。
第一个是李辅国。
前面说过，唐朝后来逐渐形成了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其实本来太宗定下的制度是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宦官们做的事情也无非“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就是看看门、打扫一下卫生、端个饭菜什么的。武后时期宦官多了起来，到中宗时，宦官人数猛增，官品也有所提升，七品以上者达千人。不过中宗毕竟“无能”，不敢打破祖宗定下的规矩，哪里像玄宗，大刀阔斧地就把宫嫔人数加到了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如高力士，其实和“力士”一起的本来还有个“金刚”，后来金刚不知道哪里去了，就只剩力士了。——这是题外话。
高力士虽然得宠，但还不至于想染指宰相，而李辅国就明目张胆地要肃宗封他为宰相，肃宗对这件事挺发愁，不好直接说自己不愿意，只推托说群臣不愿意。李辅国倒也实在，还真在朝廷上找了裴冕“推荐”自己。肃宗心里这个气啊，跟萧华说，如果裴冕真要这么做了，他还真没法拒绝。肃宗要萧华出去和裴冕说一声，不要这么做，裴冕回答说“初无此事，吾臂可断，宰相不可得”。这样总算把这件事压下来了。
代宗本来一直很讨厌李辅国的专权，但他能当皇帝，李辅国也算是出了力的，但是李辅国恃功自傲，变得更加专横跋扈，居然这样和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此话一出，估计所有人当时都瞠目结舌，实在是一句妙语。但李辅国手中握有禁军，代宗即使不高兴，也无计可施，外表仍然很尊敬他，称他为“尚父”。代宗当然并不喜欢这位“尚父”，时刻都想除去他。
机会来了。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20)
“飞龙副使程元振谋夺李辅国权，密言于上，请稍加裁制”。原来和李辅国为一党的程元振，现在与他反目了。可见利益、权力真是让人疯狂的东西，因为它张后和李辅国反目，因为它安庆绪、史朝义会杀了自己的父亲。这都是权力惹的祸。有了同样手中握有兵权的程元振的支持，代宗敢于削夺李辅国的权力了，也就是说，当程元振请求代宗制裁李辅国的时候，无疑是给代宗吃了一颗定心丸。就在当年的六月，代宗将李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的官职罢免，其他的仍然如故，又将他迁到宫外的府第中，同时以程元振代替他成为元帅行军司马。可以看到，这两个职位都是与兵权相关的，这是重点，另外，这两个官位显然没有中书令高，如果一上来就撤李辅国最高的官职的话，自然是不行，所以就拿这两个官职开刀了。
李辅国此时有些害怕了，知道皇帝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于是“上表逊位”。这本来是为了试探代宗的态度，没想到代宗也和他实在起来，当真把他的中书令给撤了。唐代中书省承旨制订法令和诏书，是立法机构，中书令掌管中书省事务，地位十分重要，是宰相之一。撤了中书令的职后，代宗又封李辅国为博陆王。事实上王爵除了地位尊贵之外，没有实权，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用处，这就把李辅国架空了。李辅国十分愤恨而委屈，和代宗诉苦：“老奴事郎君不了，请归地下事先帝！”这自然也不是实话，可是真替李辅国担心，如果代宗再实在一回的话，真的让李辅国去殉葬，他又如何收场呢？当然代宗不会这么做，就算这么做也没用，闹不好李辅国来个鱼死网破，于代宗也没有好处。
但这不代表代宗不想除去李辅国，同时他也不想明着杀李辅国。代宗所选择的手段比较奇特，直让人瞠目结舌——堂堂大唐皇帝，居然会派刺客去杀人……
想是唐代武侠已经很发达了，否则也不会产生《虬髯客传》这样的传奇。“风尘三侠”中的虬髯客，就是一个侠气十足的人。另外，唐初齐王李元吉有一次想要谋害李世民，就想到了要派刺客去暗杀，虽然这次被制止了，但他后来还是派了一个刺客去刺杀尉迟敬德。其实暗杀手段自古有之。看看《史记》中的“刺客列传”，最早的“侠”甚至可追溯到公元前七百年的春秋（即此篇中第一个提到的曹沫）。另外，唐代还发生两起著名盗窃案，其作案人员都堪称高手，尤其是偷了唐文宗玉枕的那个人，轻功实在了得。在这种背景下，代宗派刺客去暗杀，也实在没什么奇怪，只是皇帝派刺客出去杀人的却是少见，这本身就算是新闻了。仔细想想的话，大概就有春秋时晋灵公派人去杀赵盾，但晋灵公又不是皇帝。若说雍正的血滴子呢，可是那个传说的嫌疑太大了……再插句题外话，这几件事其实大有文章可做，单以代宗派刺客这件事举例，假如以它为背景写部武侠小说，把李辅国写成罪恶的反面一号，把代宗写成可怜的羔羊，然后正在代宗水深火热之际，一位大侠闪亮登场，解倒悬之危难，然后拂袖而归，笑傲江湖。当然，如果再编出几个红颜知己也实属正常，比如李辅国娶的夫人元擢之女，就完全可以拿来胡编一下，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早在民国时期许啸天就曾把元氏写成了代宗后来的独孤皇后。然后把小说改编成剧本，再拍成肥皂剧，然后大家一起悠哉优哉……不禁冷笑，实在是很恶俗。
还转回来说我们的代宗。那个人既然是皇帝找的刺客嘛，当然是错不了的，当夜就大功告成，“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李辅国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死了。这个手段实在很高，省去了不少麻烦，起码代宗连给李辅国罗织罪名的功夫都省了。虽然代宗表面上也让人查案，可是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李辅国死后，代宗很是高兴了一阵，让人用木头给李辅国刻了个假头，又赠官太傅，不过谥号给的就比较差了，谥为丑。谥法中怙乱肆行曰丑，倒的确很贴近李辅国的所作所为。而代宗一面以礼安葬李辅国，一面又给了这样一个谥号，看来他是不想误导舆论，使大家误以为李辅国真的有那么好。代宗这样做，所表达的心声是：看吧，李辅国就是一个怙乱肆行的人，现在死的不明不白，可谓天之报应，但我仍然以礼把他安葬，并且还赠官太傅——就差说自己是仁君了。
十六
李辅国死后，程元振用事。
和李辅国比起来，程元振坏了不少事情。他因为私人恩怨，陷害来瑱和李怀让致死，使各藩镇都切齿痛恨于他。就是这个坏了大事。
安史之乱开始后，由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很多都调回来平叛，吐蕃借此机会扩充地盘，占领了西北数十州的广大地区，为后来的吐蕃之祸埋下了祸根。广德元年九月，吐蕃又大举东进，边将向朝廷告急，程元振得到消息，却根本不把消息上报给代宗。到了十月，吐蕃攻打泾州，当地刺史献城之后，又成了吐蕃的向导。当这群人浩浩荡荡地过了邠州的时候，代宗才刚知道吐蕃原来入寇了，而且“一步到位”，已经到了邠州。说话间吐蕃又攻下奉天、武功，仓促之下代宗急忙任命雍王为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应敌。
古来打仗，有时双方人数差不多，有时差异较大，大到几十比一的时候已经相当令人瞠目了。而二十人对抗二十万人，你见过吗？不要奇怪，这不是笑话，郭子仪受命之后从长安赶奔咸阳，就只带了这二十骑，还是临时招募的。长安当时已经无兵可用了。好在他们赶在吐蕃来之前到达了咸阳，不然加上郭子仪也不过二十一人的这支唐朝“大军”，要是在路上就碰到了敌人的话，不知该如何应付，那也许就真成笑话了。郭子仪到咸阳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朝廷请求增援，结果又被程元振挡住了。其实程元振不挡的话，也是给代宗徒增烦恼，他要是有兵的话，断不会只让郭子仪带二十人去应敌，只不过早一些通报的话，代宗还可以多一些时间做打算。一路上吐蕃没遇到什么有效抵抗，就是在盩厔这个地方遇到了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稍有点麻烦。吕月将带的兵可是比郭子仪带的多多了——两千，然而要按照以一人来打吐蕃一百人的这个比例作战，还是有难度的。这种情况下吕月将居然还有一次打赢了，真有点难以置信。但最终吕月将兵败被俘，历史上再也没有关于他的记载，我们不知道这位将军最终怎么样了，但他却是很值得尊敬的。郭子仪在咸阳那里多半是帮不上忙了，而吐蕃又神速般逼近长安，怎么办呢？代宗又发诏让诸道节度使来救援长安，可是有程元振迫害来瑱的例子在眼前，就连李光弼这样的重臣都不敢轻易来援，怕以后自己也会遭陷害，所以大家都眼睁睁看着代宗无可奈何之下狼狈地从长安逃了出去。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21)
在唐初突厥入寇之时，太宗只带了六人于渭桥与颉利会面，回过头再看玄宗、代宗还有后来德宗等人的出逃，不免令人感慨。不过太宗遇到的情况毕竟要好了很多，长安城中好歹还有些兵，而代宗却真的无兵可用，又碰上程元振这个活宝，什么都不告诉他，相信他也十分郁闷。这时有大臣上表请求惩治程元振。其中太常博士柳伉的分析比较尖锐，他说吐蕃来犯，武士无人力战，这是将帅背叛了代宗；群臣不敢犯颜进谏，这是公卿背叛了代宗（奇怪，他当初怎么也不进谏呢）；代宗出京都的时候百姓乱闹了一气，还互相杀戮，这是三辅地区背叛了代宗；自从召诸道兵将来援，至此已四十多天，连个车轮的影子都没看见（就是一兵一卒都没来），这是四方背叛了代宗。如今内外离叛，形势危矣。据此他建议代宗下罪己诏，并把罪魁祸首程元振杀掉。代宗顾念程元振对他是有功劳的，所以“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至于“罪己诏”，似乎没见着影子。
后来吐蕃退去，代宗回到了长安，程元振换上了妇人装束蒙混过关，也进了长安。结果被人告发，说他要图谋不轨。代宗倒真是很宽容，又想起他的功劳，只是把他流放了。最后程元振走到江陵就死了。
我觉得程元振来到长安的目的，只怕并不是想要谋图做什么坏事，只是想被重新启用而已，不然以他当时的处境，无权无势，只是住在一个司农卿的家里，能做什么大事呢？至于换装入城，也是因为他当时是戴罪之身，自然不好大摇大摆地进城了，也是为了隐蔽，用现在的话形容，就是“行事低调”。只是他积怨太深，所有人都恨他，因此被流放还算对他客气。
程元振和李辅国两人，代宗明显更恨后者，而对程元振则比较宽容，尽管他害得自己仓皇逃出长安，但依然能够放过他。不像李辅国，那是代宗亲自派人去暗杀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自然是李辅国那句“大家但居禁里，外事由老奴处分”惹了祸，另外，李辅国当初把玄宗强行迁到太极宫，也使得代宗在心理上对他有所不满。显然，程元振的专权没有李辅国严重，他没有直接危及到皇帝的权威，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吐蕃之祸并没有随着程元振的罢官而罢休。在随后的几年里，吐蕃又几次进犯。不过后几次却又和唐朝内部一员大将的反叛有关，就是曾代替李光弼为副元帅的仆固怀恩。在《新唐书》的叛臣传中，仆固怀恩名列第一。可是仆固怀恩的反叛并不简单，甚至可以说是被逼反的。面对这几次吐蕃的来犯，代宗又是如何应付的呢？
十七
在太原城门前，有一大队人马，确切地说，是两部分人马，其中一部分是回纥军，另一部分则是唐军。
只见队伍最前面的一位将军，上前冲着城门上高声喊道：“快开城啊！”然而城楼上却毫无动静，大门纹丝不动。
时间久了，将军十分恼火，但他身边的回纥可汗更加恼火。将军没有办法，反过来又劝可汗息怒……
这是平定安史之乱后，唐军把回纥军队“欢送”走时的情景。那位将军便是仆固怀恩。但仆固怀恩万没有想到，这件事竟成了他踏上不归路的起点。
太原的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为什么不给仆固怀恩开门呢？原因无他，“内忌怀恩，又以其与回纥亲，疑可汗见袭，闭关不敢犒军”。回纥一路上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辛云京不肯开门，也不能说他全错，但连犒军都没有，就不好了。而且并非一次，在仆固怀恩大军平叛从太原经过时，他也是这么做的，那时辛云京应该没理由担心被掠夺，其原因多半是为了仆固怀恩。仆固怀恩曾经忌恨过李光弼，而今有人忌恨他，也不足为奇。
仆固怀恩十分气恼，事后上书给代宗报告这件事，但却并无回音。仆固怀恩一气之下，头脑有些不冷静，派自己的手下分别驻军在河东各州，自己也在汾州待命。这时监军骆奉先（此人通鉴上做中使骆奉仙，今取唐书为准）奉命路过太原，受到辛云京的热情款待，同时听说仆固怀恩要“谋反”的事。之后骆奉先又经过仆固怀恩这里，怀恩自然也要好好款待一番，还带他见自己的母亲。仆固怀恩的母亲对骆奉先说：“若与我儿约兄弟，今何自亲云京？然前事勿论，自今宜如初。”也就是不计前嫌，让他们和好如初。仆固怀恩很高兴，以为真的可以把事情化解，在酒酣之际跳起舞来。唐代风俗，歌舞伎演奏完毕，赠之锦帛，称为“缠头彩”。大概是这个风俗又引入了宴饮，所以宴饮之上要是有人起舞的话，客人也是要赠给起舞者“缠头彩”的。骆奉先赠给仆固怀恩缠头彩后，仆固怀恩打算回报他，想第二天端午节再喝个痛快，然而奉先却急着回去，仆固怀恩就将他的马藏了起来。事实上仆固怀恩一番好意，想要用这种方法留住客人，可是骆奉先却是“受宠若惊”——“朝来责我，又匿我马，将杀我也”，然后连夜就逃走了。仆固怀恩听说之后，立刻去追他，想要把他的马还他，可是这个做法也容易让人误会为想要追杀骆奉先。误会就这样造成了。骆奉先之所以会有戒心，不能不说辛云京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心理暗示这东西一旦发挥效果，的确是不大好办。
八月，骆奉先回到了长安，向代宗报告说仆固怀恩要造反。同时仆固怀恩也上书说明情况，并要求处斩辛、骆两人。代宗既没有认同这方，也没认同那方，他只想和稀泥。然而仆固怀恩被告谋反，处境十分尴尬，绝不是和稀泥就能解决的。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22)
仆固怀恩自觉非常委屈，所以上了一道十分独特的认罪表，列举了自己的六大“罪状”：“昔同罗叛乱，臣为先帝扫清河曲，一也；臣男玢为同罗所虏，得间亡归，臣斩之以令众士，二也；臣有二女，远嫁外夷，为国和亲，荡平寇敌，三也；臣与男玚不顾死亡，为国效命，四也；河北新附，节度使皆握强兵，臣抚绥以安反侧，五也；臣说谕回纥，使赴急难，天下既平，送之归国，六也。”
我们无法想像仆固怀恩边写边委屈得唏嘘的情形（尽管可能不是他亲自所写，那时候找个人代替写奏表很正常），但我们尽可以同情他。仆固怀恩的两个女儿远嫁和亲，又曾为严肃军纪斩了一个儿子，在回纥问题上仆固怀恩出了大力，安史之乱中更是“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因此他有资格感到委屈。他不满代宗对此的不置可否与漠然，又想起别的事情，干脆一股脑都说了出来。比如来瑱之事，“诸道节度，谁不疑惧”，很多人招之不来，是因为怕被宦官陷害，而并非群臣的不忠。《唐书》与《通鉴》写诸道节度不来的原因，只怕也是由仆固怀恩的这些话得出的结论。“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虚言。陛下信其矫诬，何殊指鹿为马！”没有一丝矫饰，很明确地指出郭子仪被皇帝猜忌，而今他自己也遭到诋毁。最后仆固怀恩请求“请遣一介专使至绛州问臣，臣即便与同行”。这道奏表，《旧唐书》上引用的是全文。“唯当吞恨九泉，衔冤千古，复何诉哉！复何诉哉！”在我们看来，这是悲愤之作，而官方自然要向着代宗说话，尤其《新唐书》上的描述是：“言词慢很，帝一不为慊。”
这次代宗倒是很痛快地派来了宰相裴遵庆。仆固怀恩见到裴遵庆之后，抱着他的脚大哭，说自己很冤枉。裴遵庆让他入朝，而仆固怀恩的副将范志诚则认为如果真入朝的话，很可能仆固怀恩就会成为第二个来瑱。仆固怀恩和裴遵庆明确的说他害怕被杀，因此要派一个儿子入朝，结果范志诚又反对。这样的话裴遵庆只好空手回长安去了，而仆固怀恩也失去了向代宗解释的机会。当然，如果仆固怀恩真入朝的话，只怕非死即贬，范志诚的担心是正确的。至于派一个儿子入朝，这是古时诸侯向帝王表示忠诚的常用手段，并无不可，而且代宗担心逼反仆固怀恩，也未必会杀他的儿子。范志诚的这个担心就有点多余了。
至此，仆固怀恩只好反了，派出自己的儿子仆固玚去攻打辛云京。《唐书》上说云京大败，因而仆固玚又攻榆次，通鉴上则说仆固玚大败，转攻榆次。究竟是谁胜谁负呢？还是倾向于《唐书》。如果辛云京自己就能对付的了仆固怀恩，朝廷后来又何必派郭子仪前去？另外，仆固怀恩所部是经过安史之乱的考验的，比河东守军要强一些，胜算应该更大。
仆固怀恩反叛的时候差不多与吐蕃入长安同时，所以代宗此时无暇管这件事。等代宗回长安之后，想起当初颜真卿曾经要求去召仆固怀恩来朝，但当时没答应，于是现在旧事重提。可颜真卿却认为，当初去召仆固怀恩的话，他还可以有勤王之功，而今来朝，却是没有理由了，所以肯定不会来。联想到当初代宗任由追击敌军将领的时机白白逝去，再看这件事，可知代宗把握不好时机，见识着实短浅（又想起了建宁王，或许要是他的话会好些）。颜真卿提议让郭子仪去对付仆固怀恩，此时仆固玚正与辛云京在榆次僵持。代宗对郭子仪说：“怀恩父子负朕实深。闻朔方将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为朕镇抚河东，汾上之师必不为变。”代宗不认为自己应该对仆固怀恩造反承担什么责任，在他看来，这全是仆固怀恩的不对。郭子仪从命去对付仆固怀恩，由于仆固怀恩曾是郭子仪的手下将领，其军士当初也都听命于郭子仪，因此郭子仪只用威望便动摇了仆固怀恩的军心。还有一点要注意到，就是虽然是被逼反的，但造反总是不得人心的事情，军心不稳也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