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想说说这三位将军。这三个人中，最先死去的是封常清，而随后被杀的高仙芝是高丽人，即所谓的蕃将。他们同时因为战争不利退守潼关被玄宗以战败弃地罪而杀，其中宦官边令诚的作用不可低估。两位将军接到诏书后都慷慨受戮：封常清死前将一道表章交给边令诚，表中看不到一句怨言，反而处处体现着对大唐的一片忠心，“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是有些愚忠的意思，我们至今看这道表都觉得很不忍，不知玄宗看后是什么感觉……而高仙芝则不承认“盗颉资粮”的罪名，他对部下说：“我有罪，若辈可言；不尔，当呼枉。”话音刚落，军中都喊：“枉！”然而高仙芝还是从容赴死了。读到这里时，总会让人感觉很难受，不禁想起了同样因为坚守不战而被换下的廉颇，他没有被杀实在是很幸运了。高仙芝将军固然是蕃将，但他对大唐忠心耿耿，可见唐玄宗宠信蕃将本身并没有错误，只是他识人不明，宠错了安禄山。何况，不是蕃将，就不会造反了吗？
被换上来的哥舒翰，大家应该不陌生吧，他就是“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中的那位令人敬佩的将军。他接手潼关后，当然不会像没头脑的赵括那样立刻出兵，他也同样采取了坚守的策略。当时的情况，无论换哪个人，只要头脑还正常些，就不会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去送死。尽管郭子仪、李光弼也如是说，奈何杨国忠却惧怕哥舒翰谋算自己，劝玄宗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玄宗本来就想主动进攻，此时更是听信了杨国忠的话，派去了一个一个的使者。我们看到的情形是：“翰不得已，抚膺恸哭。”于是大哭一场之后，哥舒翰被迫出兵了。
这样的队伍出去打仗结果可想而知。唐军号称二十万的大军，就这样败了，连哥舒翰本人都被俘虏了，或者说，是被部下当作奇货卖给了安禄山。那个部下自己也并未得到好处，反被安禄山杀掉了。所以说要想做叛徒也是有“风险”的，得到青睐的不少。而被杀的也有不少，所以叛变的时候，要么等着敌军或是自己的手下把自己抓去再投降，要么就把戏演足了再叛变，而主动叛变的，只怕多半得不到好处。
在安禄山面前，哥舒翰又是什么表现呢？只见哥舒翰跪伏在地，说道：“臣肉眼不识圣人……”这里我不想过多地指责哥舒翰，战败他的确有责任，而且被俘后如此表现确实令人大跌眼镜，但是哥舒翰还是尽到了一个为将的职责，他也曾想过收拾散兵去把潼关再打回来，但是未及行动，就被抓了。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2)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不能不说与杨国忠有关，是他在这种紧急时刻还有心思搞政治斗争，“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直到这时，他还在想着事故责任人的问题，说不是他的过错，有谁会相信呢？不过，即使没有杨国忠，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因为唐玄宗本人此时的糊涂是不比杨国忠差的。
于是，在一个黎明，玄宗皇帝带着杨氏兄妹，带着自己的儿孙，偷偷地出了长安，将自己的都城和臣民们彻底地抛弃，一步步远离了他们……
二
玄宗皇帝带着儿孙和杨氏兄妹等人，凄凄惨惨地到了马嵬坡，发生了著名的“马嵬之变”，中国古典四大美人的杨贵妃香消玉殒。
关于这件事，后来很多诗人都写过诗哀悼贵妃之死，倒是唐末的郑畋写诗称赞了一番唐玄宗，说他能在此时杀贵妃，“终是圣明天子事”，可见还不是完全的昏聩。于是有人说郑畋有宰相之才，又有人说他是没心肝。其实不管怎么样，玄宗此时都必须杀了杨贵妃。
军士们心中不满，颇有怨气，于是发生哗变，杀了当朝宰相，又逼皇帝杀了自己的爱妃。一切发生得都很自然，自然到甚至可以忽略背后的主谋。
然而如果真的没有主谋，那么这些人的胆量就实在太大了。有句话叫“敢怒不敢言”，很多时候怨尤是有的，但是胆量就不一定有了。放开玄宗此时还是一个很有威信的皇帝不说，单说当时人的观念，如果没有一个带头的人，谁敢这么做？何况此时也并不是“礼崩乐坏”的时候，就是真的“礼崩乐坏”，像隋炀帝大业末年，天下已经到那种地步了，军士们的怨言怎么也比马嵬坡这群人的怨言要大，但是要想谋叛皇帝，尚需仔细筹谋，而且最后是找了一个首领才敢于办事。那么，马嵬坡上发生的事变，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到当时的太子李亨身上。
杨贵妃之墓
公元618年，想要作乱的几个人找到了宇文智及，以他为中间人找到了宇文化及，当把那个天大的谋划告知宇文化及后，宇文化及“变色流汗，既而从之”。公元756年，想要“作乱”的陈玄礼找到了李辅国，以他为中间人找到了太子李亨，当把那个想法说出来后，我们看到的记载是“李亨未决”。——我们当然不会看到李亨高兴地跳起来的记载，事实上也不会如此，起码的矜持还是要有的。
然而，有人劝李亨不要入蜀，李亨推脱了半天，最终他还是没有和李隆基一起去蜀地；有人劝李亨登基，李亨推脱了半天，最终还是当了皇帝。他似乎一直都很“被动”，但事实却是按着对他有利的形势发展。那么李亨貌似并没有同意陈玄礼的做法，但最终还是那样发生了，也许史家并未记下他张口轻声说“可”的那一幕……
能不能指使是一回事，指没指使是另一回事。“为尊者讳”，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不过也许我们冤枉了李亨——哪怕冤枉的概率只是百分之一，也是要考虑的。但从动机上来说，李亨绝对有理由这么做。
自然，我们也看不到李亨说杨国忠怎么怎么样的坏话，但却可以看到杨国忠很害怕太子会报复他。之所以杨国忠会得罪太子，原因和李林甫不同。李林甫是站错了队伍，他当初提议立武惠妃之子寿王瑁，而当李隆基立李亨之时自然会害怕。而杨国忠则是因为妹妹是贵妃，说不定将来自己能当上下一任皇帝的舅舅，所以和现任太子和不来是很正常的，至少他不会支持李亨。后来玄宗说要传位太子，杨国忠很是害怕，纠集他的姐妹一起上阵，终于把玄宗劝住了。既然如此，即使李亨原来不恨他，现在也是恨他没商量了。
在唐朝，不乏可怜的太子，被杀被贬的不提了，李亨是少数几个能熬到当皇帝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比较幸运，反正比在房州一待待了十四年的李显要好过了很多。但李亨的太子也是当得很可怜的，他过的日子并不舒心，发愁的须发都花白了。
李亨能不愁吗，他可是有一大堆的榜样在前面呢。不再啰嗦唐代太子之争，就只说说李亨的哥哥李瑛，他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被武惠妃所害，和两个弟弟一起被杀了。一下子同时杀了自己三个儿子，玄宗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今，玄宗又十分宠爱杨贵妃，李亨能不担心自己的处境？
但李亨这点又是很幸运的，因为杨贵妃虽然受宠，但是却没生儿子。如果杨贵妃要是有儿子的话，只怕李亨的命运不会比李瑛好到哪里去。另外，杨贵妃虽然得宠，但似乎为人还算厚道，史家给她的责任也就是使君王沉迷酒色而已，还真不见怎么害过人。猜想李亨一面烧着高香祈祷杨妃不要有儿子的同时，也一直在念着“阿弥陀佛”……
那么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发泄一下十几年的压抑了……
于是，马嵬坡上的“惨案”发生了：曾经趾高气扬的杨国忠瞬间被分成了若干部分，而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则是“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救不得，黄埃散漫风萧索。
马嵬之变，可说是唐玄宗的皇权受到了一次绝大挑战。但这只是刚刚拉开一个序幕……
三
马嵬政变之后，玄宗一行人本应起身出发了。然而，众人说，蜀中很多将吏是杨国忠的人，既然杨国忠“谋反”，那显然蜀地是去不得了。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3)
于此，玄宗心中有数，他当然知道杨国忠“谋反”的真相——谋反的人还指不定是谁呢。这个只能说算是众人不愿入蜀的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应该还是真的不愿意入蜀。李白有诗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有人猜测说这是李白劝玄宗不要入蜀，但事实上李白当时知不知道这件事还得另说，而当他知道之后多半玄宗已经入蜀了。
那么，如果不去蜀地，又去哪里呢？总不能在此地干坐着呀。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去灵武，有的说回京师，也有的说去太原。说去太原的，不是昏了头就是过度乐观，以为皇帝真是天之骄子刀枪不入。当时潼关失守，长安都呆不住了，何况更靠东的太原？就算太原本身还能守住，可是难保路上不出什么事。而说回长安的，不知玄宗听后有没有气得半死——如果回去的话，当初又何必来？敢情来了一趟就是让你们找机会杀我的贵妃啊……而当听到有人主张去灵武时，李亨的心里大概一颤——不过，玄宗对那里兴趣不大，李亨大可以放心。很明显，玄宗对于蜀江水碧蜀山青更有兴趣，很想见识一下“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渡愁攀援”的险要。还有，也许玄宗早就想感受一下八百里栈道带来的刺激，只是一直公务在身，脱不开……
究竟韦谔还是有头脑的，也比较符合实际，说现在根本没回去的希望，大家也只能将就着先去扶风。于是一行人就要动身了。这个时候，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民”出现了——“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今舍此，欲何之？”不知这话有没有经过史官加工，这群老百姓们的说话水平还是很高的，对偶都用上了，怀疑是不是唐诗太普及，所以随便用点什么修辞根本不算什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玄宗没有把这些话听进去，他让太子留下来抚慰这群水平甚高的百姓。后来玄宗一定认识到，这是他一辈子做出的最错误的决定。
在太子面前，这群父老们又说话了：“至尊远冒险阻，吾岂忍朝夕离左右。且吾尚未面辞，当还白至尊，更禀进止”——真不愧为我大唐百姓，说出话来就是不一样，有见识，有胆量，有气魄！真让人怀疑是否有人指使。太子当然不答应，反正他不同意别人的劝告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吾岂忍朝夕离左右？”你们怎能这么劝我，我怎能不管我的老父亲呢？李亨拔马就要西行，但如果没人拦着他，估计也不会真走，当然也不会没人拦他。这次，重量级的人物终于登场了，一个是李亨身边的宦官李辅国，一个是李亨的儿子建宁王李倓，两人劝道：
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区区温情，为儿女之恋乎！
我不大相信李辅国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或者说，我更倾向于是建宁王所说。至于两人有没有可能一起说呢？这不是在演二人转和双簧，这段话如果没有见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话，多半说不出来，因为这个看法实在是很有见地很有说服力的。这时李亨的长子广平王也劝他不要走而应该留下来，父老们则是一起拥住了太子的马不让他走。无可奈何，太子李亨只好留了下来。我觉得李亨本人应该还是不想走的，跟着一起入蜀至多是接着当老皇帝面前的一个老太子。当时李亨都四十六岁了，这么老的太子殿下的确是少有的。而脱离了玄宗管辖的李亨就可以像三国演义里刘备曾说的那样：“吾乃笼中鸟、网中鱼，此一行，如鱼入大海、鸟上青霄，不受笼网之羁绊也！”不过，幸好有了建宁王的一番话，才使得李亨的脱离领导有了合理的一面。
唐明皇幸蜀闻铃处
只可怜，此时还执着马缰遥望东方等着儿子回来的玄宗，等回来的却是李亨要留下来的消息。“天也！”玄宗只说了这一句，而这一句就足以表达一切了。表面上看，说的是天意，但什么是天意呢？太子的“背叛”？自己现在这个凄惨的处境？还是其他的什么？总之，玄宗当时应该说已经明白了刚刚发生了什么，也清楚将要发生什么，以及将来还会发生什么。总之，就是看透了一切。因为他自己有类似经验，只不过当初他扮演的是相反的那个角色，而且他对他的父亲是很客气的，甚至都没用逼，睿宗自己就让位了。而今，玄宗从太子的辞行中看出来将来自己也难免走上当初父亲走的老路，而且比自己的父亲可要惨的多。于是，明智的玄宗把后军分出两千交给太子，嘱咐这些人太子仁孝可奉宗庙，要好好辅佐，然后让寿王瑁和高力士把东宫内人送回太子身边，令高力士叮咛太子不要挂念着他，“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甚至宣旨要传位太子——总之凡是支持太子的做法李隆基都做到了，即使现在不做，早晚也得这么办，但是让人逼着干就不好了。
一切办完之后，大家各奔前程。玄宗一个心眼的想去蜀地，可是大家不想去，怎么办呢？既然不想去，那就不要去。望着眼前十余万匹贡奉的春彩，玄宗说要不这么着吧，现在听凭你们回家去，由我的家人随我入蜀，应该也是可以到达的，“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言罢，玄宗老泪纵横。这是他这一生中第二次这么凄惨了（第一次自然是在马嵬的君王掩面救不得）。于是大家也都跟着哭了起来，反而坚定了跟随玄宗入蜀的决心。难免有人要怀疑这是不是玄宗的手段，那么我不想说这是他故弄玄虚，因为这种情境下做假能做到让所有人都信以为真，难度是极大的。即使玄宗被奉为梨园始祖，但实际上他是管看不管演，没经过专业训练的玄宗，只怕演技上是要稍逊同样没经过训练、却自学成才的太宗。总之，真也好假也好，玄宗这么一哭，倒省去争论的不少麻烦。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4)
一路之上，却也没有什么障碍，只是在剑阁那里的夜晚，天下着雨，淋着檐下的铃儿，雨声中夹着铃声，或许还有杜鹃“不如归去”的凄凉歌声，令人闻之恻然。于是玄宗想起了贵妃，想起了以前的快乐生活，又想到现下的凄凉，悲从中来，做成一曲雨霖铃。后来著名的词牌《雨霖铃》即由此而来，还有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说的便是这件事。
传说玄宗当时仔细的听铃声，竟然听出来铃儿唱的歌词是：三郎郎当。一笑。不过却是很恰当的，如果玄宗后期能够像前期一样励精图治，就不会听到铃儿的讽喻了。但是，人都是有局限的，玄宗也不例外。柏杨先生说李隆基是个“人渣”，原因是安史之乱使唐朝一下子从天跌到了地，而且人口锐减。虽然不同意这么刻薄的评价玄宗，但他后期的昏聩确实是一件至少令我们表示遗憾的事。如果说开元盛世达到了顶峰而盛极必衰的话，那么按正常规律也应该是逐渐下滑，比如汉朝在汉武帝时就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转折期。而李隆基开元与天宝的函数却是不可导的，可以算是阶跃函数了。数学上的一个理想模型在现实中找到了一个实例，这既是数学的幸事，也是唐朝的不幸。而这个不幸，不能不说与玄宗的个人因素有关。唐朝总是会衰落下去，总要有一个皇帝来承受导致衰败的指责，不巧让玄宗赶上了。但他个人为此做出的“努力”却是不可磨灭的，无疑是雪上加霜，李林甫、杨国忠不管真心假心，都曾提过安禄山要造反，但玄宗就是不听，看来真的是“天意”？
四
太子李亨，虽然留了下来，却有点不知所措，倒是广平王问了一声：“天这么晚了，不能总在这里耗时间，咱们去哪呢？”敢情大伙全没主意。好在有建宁王在这个时候的提议：
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
对照前面的话，可以看出来，建宁王确实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而不是只凭着史书中几句玄虚的“贤”、“德”，或者说，史书“贤”、“德”的称赞是有根据的。唐立国以来从宫廷中长大的皇子皇孙们，很少有这样的水平，这样的见识。建宁的贤德以后还要再说，暂时放一放。
建宁王之所以提议到朔方，原因是李亨在未当太子之时，曾任朔方节度大使，尽管他没有实际上任，但朔方绝对可以说是他的老根据地。而前面玄宗也曾提到让李亨去朔方，“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表面上看，是说玄宗待朔方不薄，然而焉知玄宗这话中说的不是李亨？
有人认为李亨在做太子时的势力，其实是很大的。当然，作为太子，自会有自己的一番势力，但是李亨的势力到底有多大呢？
前面曾提到过，李亨是唐代一个过得挺不舒心的太子，但无论是李林甫还是杨国忠，都未能从根本上撼动他的地位。这绝对和李亨的恭谨有莫大的联系。要知道，这份恭谨是从当太子那天起就开始了的。当时，将册立太子时，仪注中有中严、外办（皇帝出入的礼仪）及绛纱袍，李亨觉得“与皇帝同称，表请易之”。由此可见一二。
李林甫当初劝玄宗立寿王瑁，但玄宗却想立李亨，于是犹豫不决。这时起作用的人是高力士，他说了一句“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年长者而立，谁敢复争？”引得玄宗连连说：“汝言是也！”困扰了他一年多的事，就这么决定下来了。
李林甫当然会害怕，于是几次想把太子拉下水。
第一次是天宝元年，借打击韦坚来攻击太子。韦坚是太子妃的哥哥，如果他出事的话，是很可能牵连李亨的。可以想像得出来，李亨本来就想脱身，再加上韦兰、韦芝又引太子之言为自己的哥哥辩解，吓得李亨赶紧拿出“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劲头来，提出与太子妃离婚。第二次则是从王忠嗣下手，让洛阳别驾魏林告状，说王忠嗣曾自言是从小在宫中长大的，与忠王（李亨未当太子时就是忠王）交情很深，“欲拥兵以尊奉太子”。随后王忠嗣便被和逮捕岳飞一样的方法抓入了狱中，定为死罪。这次事件可以说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历来皇帝忌讳的就是太子诸王与大臣们结交，尤其是手握兵权的大臣。李林甫从这件事上下手，可谓抓住要点了。不过李林甫不该同意把哥舒翰也召入长安，哥舒翰的求情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他得知王忠嗣被定为死罪，极力求情，言与泪俱。同时，玄宗身边的张垍、高力士也一直为太子说好话，总之，一方面太子自身仁孝谨静，二来又有这么多人求情，所以李林甫白忙了半天，最终做的全是无用功。
李林甫这般阴鸷的人都未能把太子赶下来，杨国忠就更别提了。倒是他一上台，使得朝廷上下全都松了一口气，原来在李林甫当政时，人们都是很谨慎的，而杨国忠就比较“温和”了。拿我比较熟悉的王维来说，在李林甫当政时他是谨小慎微，有时不得不硬着头皮唱和一下李林甫那实在不怎么高明的诗歌，而杨国忠上台之后，便悠哉游哉地到辋川大游而特游起来。另外，令人感觉好笑的是，杨国忠刚当宰相时，“以天下为己任”，颇有些滑稽，而在“天下”之前，实在应该有个“祸”字。总之，杨国忠很怕太子，太子也怕杨国忠，但毕竟没弄出什么事来。《旧唐书》上写杨国忠是因为“惧上英武”，很有趣，不禁想到另一件事，就是李渊曾有一次攻打突厥，史书记载突厥人说：“唐公相貌有异，举止不凡，智勇过人，天所与者。前来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当也。且我辈无故远来，他又不与我战，开门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瞋我。我以唐公为人，复得天意，出兵要我，尽死不疑。不如早去，无往取死。”就是说李渊非常非常厉害，我们不如早点回去，不要去送死。这可真是有意思啊……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5)
至于玄宗身边的张垍、高力士这么肯帮太子的忙，则大有可讨论之处。
关于高力士，后面还会再提到他，先说说他一再地帮李亨的忙，说明他的立场与李、杨二人并不相同，算是玄宗身边的一个独立的亲贵。很难想像，没有他的周旋，事情会怎样。那么，高力士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李亨对他也是另眼相看，甚至喊他“二哥”——其实他真正的二哥是被杀的先太子李瑛，而每次叫二哥时大概都会触发李亨的那根掌管恐惧的神经线，从而更坚定了拉拢高力士的决心。事实证明，李亨的确很会做人，十几年来没有得罪过谁。不能不说，玄宗其实也是受到李瑛事件的影响，毕竟他年纪大了，经不起再三地更换太子，所以如果再兴废立，必会格外留神。
张垍、张均兄弟帮助太子就是“历史问题”了，这和他们的父亲张说有关。日后张垍兄弟陷贼，玄宗回来之后是想杀掉他们两人的，但肃宗极力求情，原因就是张说曾对他有过救命之恩。何谓救命之恩呢？说来话长，找这件事花费了很多功夫。最初是从一本小说上看到的，只是小说不能尽信，而从通鉴、新旧唐书中张说、肃宗的相关篇章都没找到直接证据，为之郁闷良久。最后竟是在后妃传里肃宗的母亲那找到了这件事的记载，记载如下：
玄宗元献皇后杨氏，弘农华阴人。曾祖士达，为隋纳言。天授中，以则天母族，追封士达为郑王，赠太尉。父知庆，左千牛将军，赠太尉、郑国公。后景云元年八月选入太子宫。时太平公主用事，尤忌东宫。宫中左右持两端，而潜附太平者，必阴伺察，事虽纤芥，皆闻于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时方娠，太子密谓张说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祸及此妇人，其如之何？”密令说怀去胎药而入。太子于曲室躬自煮药，醺然似寐，梦神人覆鼎。既寤如梦，如是者三。太子异之，告说。说曰：“天命也，无宜他虑。”既而太平诛，后果生肃宗。
这件事无疑有些神化，怎么三碗汤药全未熬成呢？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毕竟玄宗也是从宫中长大的，笨手笨脚把药煮坏了也说不定。总之，就是“命中注定”，玄宗肯定是得要这个儿子了（后来玄宗一个心眼要立李亨估计也和这件事有关），而劝阻玄宗的张说的确于肃宗是有大功劳的。后来，张说又多次称赞李亨，说他很像唐太宗（说实话，对于这个我觉得倒没什么，看看今天留下来的唐代皇帝的画像，基本上长的都是一个模样，如果相似的话实在是很正常，抑或是那时的画像和流传下来的不一样？）。父亲的言行肯定会影响儿子，张垍兄弟也成为李亨的有力支持者。
另外，还有人怀疑哥舒翰也是太子一党。其实哥舒翰本人并没有很明显的倾向性，如果硬是要证明他是支持李亨的，无疑也说得过去。比如哥舒翰帮助过王忠嗣，又和太子的对头安禄山、杨国忠都不和，或者还可以猜测，安史之乱中起用在家养病的哥舒翰其实是因为太子的缘故，等等。但是这就犯了先有观点后找论据的大错误。我觉得还是认为哥舒翰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更好。
总之，目标既然定了下来，就只好这么办了。于是，李亨一行人也出发了，目标便是朔方。
五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李亨比较的倒霉，在路上遇到了潼关败下来的唐军兵将，双方居然打了起来，死伤甚众。打完了才知道，原来是自己人。
李亨虽然不至于捶胸顿足的大呼“郁闷”，但肯定心里很生气。不过，那时似乎常会发生误打自家人的事情，比如前面哥舒翰的惨败，就是因为自我消耗乱成一团。不过哥舒翰那次失败大伙互相认错是有原因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放到今天，我们可以用“扬沙”或者“沙尘暴”来形容当时的天气，但那时候的人们肯定不晓得这两个词。推测一下的话，当时是由于风沙太大的缘故以至于人们互相认错，那么这个程度是不小的，超越了“扬沙”，可以算作“沙尘暴”了。在同时期，唐书上还记载了一件事，“上初发平凉，有彩云浮空，白鹤前引，出军之后，有黄龙自上所憩屋腾空而去。上行至丰宁南，见黄河天堑之固，欲整军北渡，以保丰宁，忽大风飞沙，跬步之间，不辨人物，及回军趋灵武，风沙顿止，天地廓清。”有人认为这是欲盖弥彰，是史家为了证明李亨是被迫去灵武而杜撰出来的。我觉得并非如此，虽然尽信书不如无书，但史书毕竟大部分是可信的。无论如何，写史的人不可能到处随意乱编，我们也不必如此过敏。对于这件事情的记载，当然什么黄龙之类的是故弄玄虚，但要说大风飞沙，则是非常有可能的。前面哥舒翰遇到的风沙，还有后来安史之乱中某场战斗也是因为风沙的缘故，又重蹈了哥舒翰失败的覆辙。由此可见，此时的陇西一带，已经有了现在黄土高原的雏形，也就是说当时的生态环境已经开始逐步破坏。只是我们不能苛责古人能够懂得环保，或者再来个可持续发展战略，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于是，风沙很凑巧地阻止了李亨前往其他地方，成为了回趋灵武的吉兆。
至于李亨遇到的这次将自己人误认作是叛军的事件，则没有风沙来打扰，是真的认错，可见当时双方都已成惊弓之鸟。
事实上，在李亨去灵武的一路上，并不太平，除却这次稍大一点的仗，其他大大小小也打好多次。在这一路上，有两个人值得我们注意。一位便是前面屡次提到的建宁王李倓，一位则是日后的张皇后，这时还是太子身边的张良娣。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6)
先说张良娣吧。史载当时“每太子次舍宿止，良娣必居其前”，太子不解，还以为她要帮他御敌，就说：“捍御非妇人之事，何以居前？”这就是男女逻辑的不同了，李亨是这样以为的，而张良娣事实上没有想到要怎么御敌，她的办法是一旦李亨有危险了，她就挺身而出。如果当时真的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知道她会不会真的这么做，但她有这个意思就已经很难得了。后来到了灵武，“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李亨有些心疼她，劝她歇歇，张良娣则说这不是让她自养的时候，“一切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可以说如果单凭此时张良娣的所作所为，你绝不会想到她以后会是什么样子。这不禁让人想到白居易的一首诗的后四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人的死固有鸿毛泰山的区别，但有时候则也有时机的问题。比如昭明太子萧统死的就是时候，如果他要是当了皇帝，只怕比萧绎他们强不到哪里去，而元帝则只留下“破国烧书”的黑色笑话。
而对于建宁王来讲，从马嵬坡到灵武的一路上，是最能表现他才华的机会，但也可以算是最后的机会了。史书关于这次路途中建宁王的作为的记载也不过寥寥几行：
建宁王倓，性英果，有才略，从上自马嵬北行，兵众寡弱，屡逢寇盗。倓自选骁勇，居上前后，血战以卫上。
这时给李亨充当先锋的便是建宁王李倓。虽然这里没有直接写他武功如何，但敢于血战御敌的话，自是不差。凭经验我们知道在皇宫里长大的龙子龙孙们，往往文才更胜武功（当然也是相对而言），而李倓能够把武功练好，实属不易。再加上建宁王也很仁孝，“上或过时求食，倓悲泣不自胜”，所以“军中皆属目向之”。前面建宁王几次提出应对之策，而且又表现出军事上的一些才能，堪称文武双全，于是不禁令人遐想——建宁王以后会不会建立什么功业？可惜的是，历史并不总是垂青有才能的人，人并不是具备了实力就能够一展鸿图。
就这样，李亨打打杀杀、悲悲惨惨地终于到了灵武。
不久，裴冕、杜鸿渐二人便劝太子登基。不用说李亨肯定又要推脱一番。一般来讲，似乎约定俗成都是要推三次，李亨则又比三次多推了两次。但不管推让几次，都不过是个过场。当然了，不推让的话也确实不合适。一切烦杂的形式过后，曾叫过嗣升、浚、绍最终定名为李亨的大唐第若干任太子，终于在灵武城的南楼登基为皇帝了，他就是唐肃宗。朋友们，我们说了这么半天，终于和肃代两朝挂钩了……
不过肃宗的即位大典肯定是比不上唐代其他皇帝的，一来不在都城长安，没有华丽的宫殿供他举行盛大的仪式，二来又是兵荒马乱之际，一切只能从简。就在南楼之上，肃宗流涕歔欷，他苦熬了十几载，终于拨开云雾见天日，修得正果，此时能不激动？
那么好，既然肃宗即位了，眼前这混乱的形势，他该如何应对呢？
六
肃宗即位，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要把“蛋糕”重新分配。
首先是玄宗的身份问题，既然肃宗即位，就只好请玄宗再高升一级，成为唐代第三位太上皇。接下来本应该封皇子们为王了，但由于肃宗即位不正，所以只好等到把太上皇接来之后才能加封——如果太上皇要是永远不来呢，难道永远不封吗？也不是。反正既然有了实，又何必担心名呢？只是有了这么个缘故，使得建宁王在生前再也没有晋升的机会了。
家人都封好了，然后就该封大臣了。这一点上，得位不正的肃宗还是有其自主权的。当下肃宗把拥戴他即位的那些人都封了高官：以杜鸿渐、崔漪并知中书舍人事，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然后又封了其它一些官员，大多是太守、节度之类用于防御的武将。
在肃宗即位之初的那段日子，境况比较惨淡，很多兵将人员都被派出去御敌了，留下来的文武官员加一起不满三十人，全部都披着草莱站在“朝堂”上，加上制度草创，因此武将们便骄慢起来。这算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往往最容易骄慢的就是武将。倒不是说文臣就不会骄纵，只不过文臣更文雅一些，也更懂得礼数，而武将则粗犷了许多。汉朝初建时也是这种情况，不过还要糟，甚至有人醉酒后会拔剑击柱，和这个相比，在皇帝面前大呼小叫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唐初虽然没有这样，但有一次大将尉迟敬德竟然当着太宗的面殴打江夏王李道宗，也是奇闻一件。而在肃宗面前，大将管崇嗣“背阙而坐，言笑自若”，也有失体统。当时李勉便立即弹劾，经过这件事，总算煞住此风，于是肃宗叹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李亨是七月辛酉（初九）到达灵武的，三天后也就是七月的十二日（甲子），当时仍为皇上的玄宗到达了晋安，同一天肃宗即位，又过了三天，即七月丁卯（十五日），大概尚不知自己已晋升为太上皇的李隆基仍以皇帝口吻下了一道“诏书”（此时应该称为“诰”了），命令太子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四节度都使，收复长安和洛阳，然后又分别命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珙各领几路节度使平叛。
这道“诰”历来被认为是唐玄宗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让永王李璘他们起兵以牵制李亨。不错，是可以这样理解，谁让历史上发生了这么多次父子兄弟争权的事件呢？但是细思量的话，却觉得单纯地把它归到争权那方面去似乎又有问题。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7)
问题就出在时间上。这三个比较重要的日期，辛酉、甲子、丁卯都是确定了的，通鉴、唐书上均明确记载，而且也明确记载了玄宗真正得知太子即位是八月的癸巳，那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玄宗是否真的想过要牵制太子呢？
我们先抛开这个复杂的问题，先来说说这道诰造成的结果，那绝对是玄宗不愿看到的。当时由于只有永王李璘出阁赴任，所以三王中真正执行了玄宗命令的就是李璘。想必李璘大家都不陌生，而且也都知道他最后以失败告终，因为李白就是受他牵连流放夜郎（当然后来遇赦没去成）。永王招兵买马，的确是奉玄宗之命，但他的主要目的，是平叛，还是骚扰一下肃宗的皇权，就不大好说了，总之，官方的记载是写他有“异志”，却又“未露其事”。其实，手握兵权，即使没有异志，也不容易说清楚，但何况兵权这个东西又的确容易让人滋生野心。这种情况下，肃宗让李璘回到蜀地，应该说这个措施并不十分过分。只是李璘不识相，或者不愿意识相，又或者不能识相，这样便有了当涂之败。于是乎，玄宗也只好在大骂李璘一通之后把此时已被杀死的儿子贬为庶人。
李璘不愿听肃宗命令的三个可能，即上面说的不识相、不愿意识相、不能识相。第一个是他真的不识相，不懂宫廷斗争；第二种可能，即不愿意识相，则是由他自身野心所致；第三，不能识相，这就关系到玄宗了，毕竟这是他的命令。真实的情况，也许这三个方面的可能都有，唐书里就很明白地写了“璘生于宫中，不更人事”，而野心又是在那样地位的人很难避免的，他们又不是圣人，一旦有了机会，怎会不心动（要注意，心动和行动是不一样的，行动是可以约束的，而心动就无法控制了）？最麻烦的要属第三种可能，那就是玄宗的诰到底有没有牵制李亨的意思——这样，我们的问题又转回来了。
这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帝王将相的心思哪里这么容易猜测？
如果单看玄宗那道诰的话，绝瞧不出来什么问题。这份诰，并非玄宗亲自所写，而是贾至的作品，收录在《全唐文》中，题为《元宗幸普安郡制》（清时编全唐文，避康熙的“玄”，所以“玄”一律成了“元”，这也是房“元”龄、李“元”霸的由来）。里面的内容比通鉴上引用的可要多了许多。诏书中往往在要给谁封赏加官的时候，先称赞其人一番，玄宗这道诰中也不例外。从称赞的话来讲，绝对有利于肃宗，因为待遇都不一样——太子被单独拿出来称道一番，而三王则并列一起称赞了两三句。如果我们注意唐初高祖的诏书的话，其中太子和秦齐二王往往都是各自被夸奖一番的，那么可见，肃宗的地位高出三王许多。但由此来推断玄宗并无为难肃宗之意，有个致命的要害，就是这只是表面文章。
所以，我们只有将这层表皮撕开，才能探寻这温情脉脉的表面下，到底隐藏着什么。于是，我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份诰，分析着，联想着——大概古时的文字狱就是这么产生的。
如果像上语文课那样来一次全方位的解析，我们可以分段阐述，然后概括各段大意，最后来个总结。但我们不是庖丁，没必要解牛。这道诰中前一部分是很没有意思的，无非就是“话说隋朝末年是多么地腐败，我大唐王朝又是多么地得人心”的套路，《通鉴》中将这段删去还是很有必要的。
废话不多说了，玄宗这道诰的主体是分别让四个儿子去平叛（尤其是太子和永王），重要的在于如何分配他们的势力，即这一部分：
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都大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江陵大都督如故；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长沙郡太守李岘为副都大使，仍授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
如果在地图上划分一下势力的话，肃宗在长安、洛阳这条线以北，永王则在这条线以南，另两王由于没有实际出动，没有讨论意义。李璘既无法控制李亨的后方，实力也比不上北方四节度，又无法直接交兵（中间还隔着安禄山呢）。如果玄宗真是指望李璘牵制李亨的话，只怕这个希望注定是要落空了，因为他没有给永王足够牵制的条件。再联系他此前此后的一贯态度，也都是比较统一地偏向太子一方，所以，玄宗的本意，至少主要是平叛。假如说他要是想在背后挖墙脚的话，就不该痛快地肯定太子的即位。他完全可以说那不是他的本意，至少不该表示支持，因为一旦承认的话，即肯定了太子的行为是合法的，这样在道义上、舆论上也都对肃宗有利。
既如此，肃宗为什么还要迫不及待地先安定内部呢？因为他得位不正，势力不稳，害怕自己的地位会动摇，因此他积极打击一切威胁他地位的人或事，实属正常。不过肃宗在平叛之前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先把自家人干掉了，大大出乎其他人的意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句话：“攘外必先安内”。
八月，肃宗即位的消息传到了蜀中，据《通鉴》描写，上皇此时很“高兴”地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接着为自己被动地光荣退休找了个台阶，第一次以太上皇的名义下了正式的一道诰令，将军国大事统统交给肃宗——事实上，交也是这样，不交也是这样，没什么区别。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8)
其实，玄宗一直以来积极地配合肃宗，无非是想今后儿子能对退位的自己好一点。想玄宗当年何等英雄，何等威风，而今年迈的李隆基，站在城楼之上，向长安的方向望去，心中是怎样地凄凉呢？也许，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睿宗，又或许想到了自己的高祖父，那也正是大唐的“高祖”。但不管是李旦还是李渊，固然晚景凄凉，但毕竟是颐养天年。而未来的自己，又会如何呢？
七
颜真卿像
我们前面一直说李唐这边的事，下面也该说说安禄山了。
从起兵到进入长安，虽然总体来看一路还算顺畅，毕竟一年的时间就打到了都城，不过他也碰到过强有力的对抗，于是有时安禄山也会抓狂一下。
有人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清朝的曾静就是一例，像他那样的谋反真是幼稚得可笑，雍正帝没杀他也不代表就有多仁慈，只不过对于这样的造反，的确没必要认真（乾隆不能容忍有人对自己父亲的谋叛，那得另说），结果就是搞出《大义觉迷录》这样类似于笑话的东西。但我们要说的这个人，不能以单纯的文人来看待，当然他更不是造反，而是为了维护唐朝的正统反对安禄山，此人便是颜真卿。颜氏一家在安史之乱中可谓悲惨之极，有三十多个人死难。颜真卿有名的“天下第二行书（第一当然是指《兰亭序》了）”《祭侄文稿》就是诞生于此时。颜真卿化悲愤为力量，就在安禄山起兵节节胜利之时，坚守住了平原，成为河北二十四郡中唯一的“忠臣”（玄宗曾叹曰：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邪？）。千年之后，每当人们看到看似有些笨拙却又极方严正大的颜体字，对于人如其字的颜真卿能不敬佩？
不过，平原毕竟只是一座孤城，无法阻止安禄山大军西进。这种情形颇有些类似于唐初的尧君素——尧君素是隋朝的臣子，至死都在为隋守城。以唐初那种攻无不克的形势居然都拿他没办法。
安禄山在进军过程中曾遇到过郭子仪和李光弼，这两人令他头疼了好一阵子。只是可惜的是，他二人并未掌握唐朝的主力，力量有限，又赶上潼关失守，所以基本上此前的抵抗都白费了。
到了长安，该杀的杀，该抢的抢。于是玄宗没有带走的亲人们便遭了殃，和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的死相关的人员几乎都被杀了。其中就包括霍国长公主，还有杨国忠、高力士等人的同党。凡是安禄山看着不顺眼的也都被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