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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方术的转型观——“劫”(3)

张立帆身为太平天国的一个小办事员，自以为懂得天命，善观气数，顺从天命而投身于洪秀全，最终却没有算准。这说明当时的人不可能真正掌握社会的兴衰规律。

四 方士的预测观(1)

社会神秘主义认为社会未来发生的事可以预测，“智者见于未萌”，术士遥知将来。唐代史评家刘知几在《史通·书志五行》相信神秘的预测。他说：“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赵达之明风角，单扬识魏祚于黄龙，董养征晋乱于苍鸟，斯皆肇彰先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语无虚发，苟志之竹帛，其谁曰不然。”

古代的社会预测家有梓慎、鬼谷子、邹衍、诸葛亮、管辂、郭璞、陶弘景、李淳风、袁天纲、陈抟、邵雍、张铁冠、张三丰、刘基等。如《南史·陶弘景传》记载，梁武帝特别相信茅山道士陶弘景的预言，“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唐李渊在未定天下以前，有道士吉善行托言李耳语，说唐代将享国一千年，使李渊大受鼓舞。

历代社会的神秘主义预测，主要有谶纬、扶乩虎、占星、占梦、测字等形式。试析若干：

（一）谶纬预测

谶纬预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

早在先秦就有了谶语。《左传·僖公五年》记载“天策，火中成军，号公其奔”。这就是预言晋国灭掉虢国的谶谣。

秦代有了谶图。《史记·秦始皇相纪》记载：“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文中的“图书”，就是谶图，它是一种配有图文的迷信书籍。“亡秦者，胡也”，就是谶语。《史记·项羽本纪》也记载：“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令吴广“夜篝火，狐鸣呼：‘大楚兴，陈胜王’”。

西汉末年哀、平之际，谶纬合一，谶以辅纬，纬以配经。谶，又被称作符命之书，意为符合神意。纬书纷纷涌出，不仅方士造作纬书，儒生也以此为本职。谶与纬是有区别的。谶，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的解释，就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它是一种宗教预言。纬，是用谶语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和比附的著作。

王莽为了篡夺汉家天下，借助神学作为思想工具，一批堕落文人为他编造了不少谶语，如《汉书·王莽传》记载的“赤世计尽，黄德当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这是以五德运转的历史观为王莽制造舆论。《王莽传》还记载：“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记天文谶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国，国师公姓名是也’。”

从晋至隋，不少君主痛恨谶纬对社会的干扰，下令禁止谶纬。晋武帝在泰始三年（公元268）禁令谶纬，违者服刑两年。后赵皇帝石虎在建武二年（公元336）严禁谶纬。隋朝的禁令最严，隋文帝在开皇十三年（公元593）下令私家不得藏谶纬图书，隋炀帝派人在民间搜访，重惩胆敢藏谶纬的方士。

唐宋元明清时期，谶纬锐减，但时有谶谣流传于世。如五代十国末年、宋朝末年、明朝末年，谶谣作为政权的舆论不径而走，对于涣散民心起了很大作用。

唐代以来一直比较消沉的谶纬迷信，在清代中叶以后突然异常活跃，出现在下层民众中。

乾隆中叶，浙江鄞县吴家山村的农民搞到一本《五公经》，此书中的隐诲谶语，预言朝代兴替，宣扬明王复兴，自称是星宿下凡，组织武装起义。

晚清，有不少人以谶纬作预测。据《劫余灰录》记载：“《推背图》、《盘陀经》《万年歌》皆谶纬之书，例禁甚严。昔见黄叶道人与天台老僧之偈，悉历朝治乱之事，有云：‘金陵称福地，淮水作渔阳，从此干戈起，钱塘作战场，相持十二月，空靡百万粮。’此盘陀经也。至发逆伪苏福省，浙中丞王有龄绝粮殉难，则无一不验矣。又云：‘甲子乱如麻，人人不在家，弓长空努力，木子例生叉。男子充军役，婆娘浪里花。兔走江南定，池塘处处蛙。’亦验于后。弓长谓张国梁殉溃兵之难也。木子者，李少卿之开城，伪忠李秀成之占居，李抚军之克复，一例叉而事，未战一仗也。”这是把太平天国的兴衰附会到古代的预测书中。

民国初年成书的《新燕语》叙述“京师谶纬之言”云：“近有一道人，自言能知未来事，语人曰：‘都城平列三城门，东曰崇文。崇文者，应明崇祯帝，以文臣贪黩亡国之验。西曰宣武者，乃清宣统帝，以武臣革命亡国之验。中曰正阳者，以中华民国正用阳历代满清而起之验也。”按：这类谶纬的随意性很大，有的术士把正阳门表示元朝至正年灭亡，而不是释为民国代清。用三个门的名字来说朝代兴衰，完全是望文生义，主观的附会。

《新燕语》叙述“京师谶纬之言”云：“辛亥十月，革军正盛时，天津童谣云：‘红棍打老鼋，铜子换制钱，若要世太平，还须一两年。’后又有一谣，与此文小有异同。解者曰：红棍者，元代末年南方红军革元之命者，故云打老鼋。铜子者，清帝宣统，上继同治，而方在冲龄。换制钱改换民国之阳文币制也。……吾国每逢国家将亡及有大乱发生之时，往往有此，而李淳风之推背图，刘青田之烧饼歌，黄蘖禅师之汉中语录，意至畅销于南方者，亦此类也。”天下每有变动，必有征兆，谶谣即是一种征兆。它反映了民情和民心。

晚清政局动荡，人们思想不安，有人作谶语，预测皇帝的在位时间。枕梓在《避寇日记》同治元年二月初七日记载：“大清历世传有‘木立斗世共中，之谣，木者十八，谓顺治也。立者六一，谓康熙也。斗者十三，谓雍正也；世者二卅，谓乾隆也。共者甘六少一，谓嘉庆也。中者横甘加作卅，谓道光也。惟字不得其解。去年咸丰升遐，亦无人能解之者。朱星河从宁波来，云已得解人矣，其木旁者谓十八月也，其字，谓口外又一年则了也，咸丰于庚申年八月蒙尘北狞，不复回跸，至辛酉七月崩于热河，则口外又一年了，其确解也。”“木”代表顺治在位十年；“立”代表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斗”代表雍正在位十三年；“世”代表乾隆在位60年，“共”代表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中”代表道光在位三十年；“”代表咸丰于十年八月（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一年后死去。

四 方士的预测观(2)

这套预测看起来很神秘，实际上是术士们用隐秘的测字方法，附会于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又托之于前人。作为一种舆论，它神化了方术，刻意说明清朝的兴衰是天命决定的。

（二）扶乩预测

近代下层民众经常采用扶乩预测。扶乩是一种方术，伪托神的感应，在沙盘上显示笔迹，由乩者解释征兆。

扶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的“请紫姑”。紫姑神在刘宋时就已有传闻，宋代以来很流行扶乩，这大约与举子预测科场有关。元末用于预测国事。如元末流行乩语：“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六又记载说：“至元十三年（1276），江南初内附，民间盛传武当山真武降笔，书长短句曰西江月者，镀刻于纸，黄纸模印贴壁间，其词曰：九九乾坤已完定，清明节候开花，米田天下乱如麻，直待龙蛇继马。依旧中华福地，古月一阵还家，当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乩语中“米田”、“古月”言番人胡人，九九八十一代指元代在立国八十一年后已面临危机。

清代特别流行扶乩。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四《漆阳消夏录》四指出扶乩手法“盖亦借人之精神始能运动，所谓鬼不自灵，待人而灵也。蓍龟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去凶，亦待人而灵耳”。扶乩是心灵作用的一种表现，把人的愿望和猜测通过乩语反映出来。

晚清庚子事变之前，乩语满天飞，把人心搅得惶惶不安。

义和团的坛谕就是乩语，尽是诡秘的预言。如关帝坛谕推测天有十愁：“一愁天下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水连天，四愁四川起狼烟，五愁江南大荒乱，六愁人死多一半，七愁义和拳人弱，八愁洋人直隶闹，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吃。”这些乩语的内容反映了民众的担忧和愿望。

仲芳氏的《庚子记事》载有义和团乩语：“大劫临头，只在今秋，白骨重重，血水横流，恶者难免，善者方留，但看铁马东西走，谁是谁非两罢休。”这是庚子年春季在北京流行的乩语，后来果然在夏秋季发生了事情。

辛亥革命那年也有乩语预测时变。柴萼《梵天序丛录》卷二十三记载：

辛亥秋，北京羊肉胡同一乩坛扶鸾。沙盘飞舞，大书云：“大阿哥到。”众问：“是端庶人之子大阿哥否？”则书云：“对子而称其父曰庶人，无礼已极，吾去矣。”遂寂然不动。近日有同善社者，分社满中国。社中皆有乩坛，降坛者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基督、拿破仑、华盛顿、托尔斯泰等人，智者日笑其后矣。

通过这条材料可见，清末的同善社遍布全国，假托众神，专门制造预测，这实际上是山雨欲来的前兆。

（三）《周易》预测

《易经》本是由卜筮材料加工而成，因此，术士认为它具有推测事情发展趋势的功能。古人和近人都常常以之对社会进行预测。这些预测，有的提供了一种思维，有的却有浓重的迷信色彩。

晚清，方士用《周易》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作了预测。从文献看，似乎很灵验，但到底这些预测是在事前进行的，还是在事后追托的，有待考实。晚清流行的《推背图》，曾经预测太平天国运动。《清稗类·方技类》述云：

又第三十四象为丁酉，巽下巽上，谶曰：“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颂曰：“太平又见血花飞，五色章成裹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非。”此言咸、同粤寇事，寇不及发，俗呼长毛。所立国号曰太平天国。其酋不称皇帝而天王，自余亦皆称王，天王为洪秀全。而其时又有苗沛霖之乱也。

这或许是为太平天国运动制造的舆论，找到的神秘依据。至于《推背图》是否可靠，谶语是否可以如此解释，当时的民众是不加考虑的。

刘鹗在《老残游记》第十二回把义和团和资产阶级革命党进行比较，以《周易》抵毁革命党。他认为，义和团譬如人的拳手，“一拳打去，行就行，不行就罢了，没甚要紧……惟此‘革’字上应卦象，不可小觑了他。……小子且把‘泽火革’卦演说一番。先进这‘泽’字，山泽通气，泽就是溪河。溪河里不是水吗？《管子》说：‘泽下尺，升上尺。’常云：‘恩泽下于民。’这‘泽’字不明明是个好字眼吗？为什么‘泽火革’便是上凶卦呢？偏又有具‘水火既济’的个吉卦放在那时，岂不令人纳闷？要知这两卦的分别就在阴阳二字上。坎水是阳水，所以就成个水火既济，吉卦。兑水是阴水，所以成了个‘泽火革’，凶卦。坎水阳德，从悲天悯人上起的，所以成了个既济之象；兑水阴德，从愤懑嫉妒上起的，所以成了个革象。你看《彖辞》上说道：‘泽火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按：《周易》的解释有很大灵活性和任意性。把南方革命党人与“泽火卦”扯在一起，进而批判革命，是没有道理的。

刘鹗又云：“北拳以有鬼神为作用，南革以无鬼神为作用。说有鬼神，就可以装妖作怪，蛊惑乡愚，其志不过如此而已。若说无鬼神，其作用就很多了：说一条，说无鬼就可以不敬祖宗，为他家庭革命的根源；说无神则无阴遣，无天刑，一切违背天理的事都可以做得。”

四 方士的预测观(3)

当时，还有人用《周易》结合谶语解释为什么辛亥革命必定发生在武昌，似乎天意所定。《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

又第三十七象为庚子，震上巽上，益。谶曰：“汉水茫茫，不统继统，南北不分，和衷与共。”颂曰：“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内竟无主，半凶还半吉。”此言宣传辛亥八月，武昌起事，国运告终，南北言和，帝逊位和共和成立也。

（四）其他预测

晚清，古代史上的各种预测方法都被调动出来，堪称社会转型中的奇观。有的风水先生把风水与社会上的动荡牵扯在一起，认为改变了风水就会引起社会骚动，如徐珂《清稗类钞·方技类》记载：

京师贤良门外有河，河有桥，式如弓背。道光时，宣宗阅射，箭鹄设于桥西河边，射者立桥北，北向而射。每发矢，宣宗右顾，以视中否，岁已亥，桥拆平，鹄于桥南，对宝座设焉。射者立桥此，面西向而射，以免右顾之烦也。谈风水者谓此桥架河上，如弓之有靶，今拆平，则弓去靶矣，恐我武不扬也。至明年，遂有英人之扰。

把英国侵略者入犯归结于拆了河桥，这是荒唐的推理。反之，如果没有拆河桥，难道就不会有英军入犯么？

有的以望物为预测。在国民初年成书的《新燕语》，吴江人雷震叙述“煤山之五色光”云：“辛亥首义的”一年前，闻内监传说，夜闻（煤山）有五色火光，出没出顶，不知主何兆，人多讶之。迨民军既起，东南各省响应，改龙旗为五色国旗，殆与煤山顶上五色旗相符合。五色火光与五色旗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条材料只能说明当时宫中的人心已乱。

有的用占诗作预测。徐珂《清稗类钞·方技类》有一首梅花诗预测晚清事变：“宋邵康节有梅花诗，其论本朝云：‘胡儿骑马走长安，开辟中原海境宽。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汉中看。’此言世祖入关，定鼎燕京，后开海禁，与各国通商，有粤寇洪秀全之乱，而宣统辛亥八月十九日，黎元洪起义武昌也。”

这首梅花诗的写作时间有待考证，如果确实是宋代，亦不足为奇。至于内容与近代史实之附和，完全是近人的牵强附会。

清朝的运数，有一种“马前课”预言为十世。徐珂《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

“蜀汉诸葛亮有《马前课》，每一课指一朝，白鹤山僧守元解释之，其论本朝者为第九课。”

民国元年，有金城氏著《湘汉百事》（此书收入《满清稗史》，中国书店出版（1987年），其中有一篇《卜术何神》，方士以测字预测辛亥革命，在民间传为奇谈。其文云：

徐道一，滇产也，精于卜，八月下旬，谒大汉报馆主笔胡石庵，胡亦革命家，知官军于翌日将宣战，乃发迷信，泥徐卜之。徐索胡书一字，胡以黎字予之。余审视曰：“明之战必利。君观此字首，即利字也（因刀与利同）。惟此战之利全仗人心联合，（指黎字）如快刀之夷柘禾，犀利直捷，胜可操券。”复少审视，蹙额曰：“胜固可必，但恐明日开战之初，小有不利。因字首多一，令利字小变形，幸人心继于后，始收功。”

胡乃复书元洪二字，促徐一卜大势之成败与汉族之前途，徐沈思久之，陡呼曰：“妙哉，此二字中，不独蕴有六机，且巧合谶纬，大汉之兴必矣。”胡曰：“请言之。”曰“昔汉族中兴之伟人，其首非朱元璋耶，其国号乃为洪武。元洪二字不期与之吻合。下之若洪秀全占得一字，亦于中原树十余年汉帜，即可此决为兴汉之象。”

胡复叩其事成后政体若何。徐指洪字曰：“此不待言，共和也（因洪字半字共字）。”时徐面西坐，略顾左右，忽曰：“此共和政体，初时恐只南方之一半，未能全国统一。”言已即止，目注二字，若有所触，曰：“异哉，元大也，洪亦大也。元字又从二从人，则或同时有二人皆为大总统乎！”胡曰：“或一副耳。”曰：“否，卦无中副象，此副者，或另一人。”少顷，又曰：“此二大总统其初必各据其势权为敌（因系二字也），幸一人中立其间，调和两面，乃能水乳相融（指洪字旁之三点为三人而又体其字意为水也）。并二人为一（指元字为二人所并）。”复笑曰：“合并后，此二人中之占上着者成为一袁姓之人（指元字居洪字之上，元与袁同音）。目下传说袁世凯起义于河南为教督，以彼之名望卜之。或即彼乎。”

时胡之心仍属战事，复指洪字，使卜以战后事之得失。徐应曰：“以后皆利。”随信手书一汉字曰：“试观洪字，加入中土二字，非汉字乎，是即汉人席有中土，无往不利之象。”少顷，又曰：“试观战后事，但逢七之日，必甚得手，中有二次为尤利，明日即逢七也。”胡不解，询其故，徐指洪字旁共字示之曰：“此非二十一与二十八耶，此二数皆以七为公度数也。”又指汉字曰：“此字去一洪字，所余又非中二耶。吾故谓汉军中有二次逢七之日必大得手也。”胡曰：“明日即逢七也。”曰：“明日尚不在此数，连明日计，盖有三次逢七之日，象上已明著矣。因拽字旁之三点示胡（按：徐上所言皆奇验，令人惊绝，惟言二次汉军得利不验，然当汉口大败为九月初七，汉阳失守为十月初七，则徐言仍中，特误以败为胜耳）。”故复问徐：“湖北战争何得息？”徐略思曰：“自明日起，四十六日即停矣。”胡又不解，徐复指洪字曰：“二十一与二十八相加，非四十九耶。”胡云：“奚云六也？曰：灭左旁三点，非六数耶？”（按：湖北自八月二十七日战起结连至十月十三日始停战，适与徐言不爽毫黍，此节虽近于迷信，然一席之话而一番龙跳虎跃、惊天动地之大事，乃为之囊括无遗，岂不奇哉？）

四 方士的预测观(4)

应当如何看待这一段史料？从写作时间看，括号中的按语是原作者所述，可证此文写于辛亥革命（1911）发生之后的壬子年（1912）。因此，这则预测完全有可能是事后附会，谎称在事前（1911年8月）之预测。如果这段文字是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有原始记录或有三人以上证明，则神奇了。

不过，在辛亥首义的八月下旬，有识之士根据客观形势，确实可以预测到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南北对立与对话；共和成为必然的政体。因此，测字先生徐道一能够用“黎元洪汉”这四个字把辛亥八月份以后的情况预测个大概，是有可能性的。

通览近代历史文献，不难发现在辛亥革命前后预测特别多。古人说“虽小道，必有可观焉。”我认为这些预测如同地下树根，顽强地撬动着封建专制制度基础，扰乱民心，加速了满清的灭亡，其客观作用不可低估。

同时，我们又应看到：这些预测方法由微推著，夸大神秘的作用，皆属无稽之谈。有的预测确实应验了，无非是预测者根据事态的发展趋势作的合理推断，一点也不神秘。须知，预测的应验是有一定概率的。而方士大加宣扬，汇集一个个偶然的事例，使人们看起来似乎社会的发展是由预测家决定的，这就大谬不然了。更有甚至者，有的迷信家把已经发生的事托名于事发之前的事，使不辨是非的人轻易上当，闻者当慎辨之。

五 帝王迷信方术(1)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帝王迷信方术。从夏商周的君王到清末的溥仪，他们都盲目拘泥于方术，有的甚至导致朝代衰微。这里，试从新朝王莽说起。

（一）王莽成仙殒身

西汉末年，王莽借用迷信观念为改朝换代服务。《汉书·郊祀志》记载：“莽篡位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作乐其上，顺风作液汤。又种五梁禾于殿中，各顺邑置其方面，先煮鹤髓，毒冒、犀玉二十余物渍种，计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谷仙之术也。以乐为黄门郎，令主之。莽遂宗派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数下诏自以当仙。”

王莽摄政第三年，术士大造符命，齐郡出现新井，巴郡出现石牛，未央殿前出现铜符帛图。王莽在这种神秘的气氛中即天子位，改国号新。

新朝天凤六年（公元19），王莽宣布自己“当如黄帝升仙天”。第二年又自称是黄帝后人，造九庙，黄帝庙高十七丈。

王莽朝思暮想变成仙人。《汉书·王莽传》记载：“或言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挽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窃言‘此似软车，非仙物也’。”

新朝地皇四年（公元23），王莽被农民起义军围困，自知命将不保，率群臣至南郊，告天大哭，有数千人因哭而封官。九月，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在渐台，终于成“仙”。

（二）南朝君主溺惑征兆

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个政权。

刘宋建立者刘裕本是卖鞋的小贩，以武功升居要职，控制了晋代军政大权。为了代晋称帝，他倡导迷信活动，借用方士制造天意。冀州道人释法称托嵩神之语，说江东刘将军是汉家苗裔，以天命。太史令骆达等人陈天文符应，说太白经天，人更主，异姓兴。刘裕在这样一种神秘的舆论氛围中，设坛于南郊，柴燎告天，登上了皇帝宝座。

刘宋的前废帝刘子业淫佚放荡，笃信占梦和鬼神，害及自身。《南史·废帝纪》记载：“帝好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妇人裸身相逐，有一妇人不从命，斩之。经少时，夜梦游后堂，有一女子骂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于宫中求得似所梦者一人戮之。其夕复梦所戮女骂曰：‘汝枉杀我，已诉上帝。’至是，觋云‘此堂有鬼’。帝与山阴公主及六宫采女数百人随群巫捕鬼，屏除侍卫，帝亲自射之。”

齐明帝萧鸾也是满脑袋迷信。《南齐书·明帝纪》记载他“潜信道术，用计数，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则唱云西行，东游则唱云北幸。简于出入，竟不南郊。上初有疾，无辍听览，秘而不传。及寝疾甚久，敕台省府署文簿求白鱼以为治，外始知之。身衣绛衣，服饰皆赤，以为厌胜。巫觋云：‘后湖水头经过宫内，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沟，左右启：‘太官若无此水则不立。’帝决意塞之，欲南引淮流”。齐明帝猜忌多疑，好诡诈术，讳莫如深，而封建文人竟然给他加谥为“明”帝，可见封建统治者没有几个是好的。他们的腐朽堕落是由剥削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梁武帝萧衍精通阴阳、纬候、卜筮、占决，晚年溺信佛教，大造佛寺，亲制佛经，几次舍身出家，群臣以亿万钱将赎回。侯景作乱，他智穷力竭，设坛告天地神，困饿而死。

梁元帝萧绎喜好方术，《南史·元帝纪》记载他“于伎术无所不该，尝不得南信，筮之，遇《剥》之《艮》，曰‘南信已至，今当遣左右委心往看。’果如所说，宾客咸惊其。凡所占决皆然。初从刘景受相术，困讯以年，答曰：‘未至五十，当有小厄，禳之可免。’帝自勉曰：‘苟有期会，禳之何益？’及是四十七矣。特多禁忌，墙壁崩倒，屋宇倾颓，年月不便，终不修改。庭草芜没，令鞭去之，其慎护如此。”

宋武帝陈霸先以天命代梁，像其他的篡位皇帝一样，即位前在南郊柴燎告天，称梁氏历运有极，钦若天应，以命于霸先。日月呈瑞，纬聚东井，是谓改朝换代的瑞兆。

宋后主陈叔宝溺信兆。《南史·陈本纪》记载：“覆舟山及蒋山柏林，冬月常多采醴，后主以为甘露之瑞……后主又梦黄衣人围城，乃尽去绕城橘树。又见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饮，忽变为血。有血霪阶至于坐床头而火起。有狐入其床下，捕之不见，以为妖，乃自卖于佛寺为奴以禳之。于郭内大皇佛寺起七层塔，未毕，火从中起，飞至石头，烧死者甚众。”

宋齐梁陈都是历史上短暂的政权，每个政权都是靠武将武变而来。政权不稳及其变动，使迷信活动得以泛滥。迷信家借迷信在政治上捞取政治资本，造成迷信传播的恶性循环。

（三）唐宋皇帝误入邪门

唐代的邪门左道盛行。术士充分表演，皇帝笃信无疑。

唐初术士叶法善，能施摄养占卜之术。他擅长符篆斋醮。《旧唐书》191卷记载：“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念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不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法善活了107岁，生前一直受到尊宠。

五 帝王迷信方术(2)

术士潘师正隐居嵩山道遥谷，自称吃松叶，喝泉水达20年。

术士刘道合在嵩山修行，擅长止雨之术。《旧唐书》卷192记载高宗“将封泰山，属久雨，帝令道合于仪鸾殿作止雨之术，俄而霁朗，帝大悦”。

术士邢和璞等人自称有神术，试之则不灵验。《旧唐书》191卷记载：“有邢和璞者，善等人而知夭寿善恶，玄宗令笄（张）果，则怦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师夜光者，善视鬼，玄宗召（张）果与密坐，令夜光视之，夜光进曰：‘（张）果今安在？’夜光对面终莫能见。”

唐玄宗大兴醮祭。《旧唐书·礼仪志四》记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

唐肃宗胜过其父，《旧唐书·李泌传》记载：“肃宗重阴阳祠祝之说，用妖人王为宰相，或命巫媪乘驿行郡县以为厌胜。凡有所兴造功役，动牵禁忌。而黎干用左道位至尹京，尝内集众工，编刺珠绣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为禳，且无虚月。”此文中的黎干就是因道术为肃宗重用。

宋朝的道教一席兴盛。统治者面对外族的侵犯，企图借用本土产生的道教作为巩固统治的工具。

宋真宗梦见神人降授天书，以为吉兆，改元为大中祥符，又追封始祖为“保生天尊大帝”。真宗下诏天下并建天庆观，使道教大大普及。真宗相信邪门左道，什么枯桧再生、菽麦再实，什么符瑞封祀，都认为是朝廷大事。

邪门左道都是人为制造的，宋代大臣丁谓曾经教唆道士编造谎言。《续通鉴》卷35记载：“女道士刘德妙尝以巫师出入丁谓家。谓败，逮系德妙，内侍鞫之。德妙具言：‘谓尝教之曰：汝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于是即谓家夜醮于园中，雷允恭数至请祷。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龟蛇，令德妙持入内，始言出其家山洞。”历代术士的玄言大话都是骗人的，只有编造得越玄，才越能骗得愚民相信。女道士刘德妙的供词，昭然若揭。

宋徽宗是个虔诚的道教徒，他崇道抑指。宣和元年（1119）五月，徽宗诏德士（和尚）并许入道学，依道士法。宣和七年，徽宗诏内禅，自称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称他为教主道君皇帝。

宋代人迷恋服气辟谷，道士尤甚。宋初，道士丁少微善服气，多饵药，年百余岁，康强无疾，与陈抟齐名，《宋史》卷461记载了几个服气的事例：有个叫赵自然的梦见神人教辟谷法，从此“每闻火食气即呕，惟生果清泉而已”。还有一个叫赵抱一的“凡火化者未尝历口，茹甘菊，柏叶，果实、井泉，间亦饮酒，貌如婴儿”。《宋史》卷462记载，辟谷者可以“冬夏常衣皮裘”，“渐反童颜，攀高蹑危，轻若飞举”。

（四）明清帝王有昏有明

明太祖朱元璋在年轻时当过和尚，登基后一度宠信佛僧，后来醒悟，抑制佛道等宗教活动。《明史》卷139记载：“帝自践祚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注，有诏清理释道二教云。”

朱元璋主张敬天以爱民。《明史》卷3记载，在一次大祀活动时，朱元璋说：“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已，实为天下苍生也。”

明成祖不相信炼丹术。据《明史》卷7，永乐十五年（1417），“瓯宁人进金丹，帝曰：‘此妖人也。令自饵之，毁其方书。’”。

仁宗笃信仙药和神仙。《明史》卷299记载：“帝每遘疾，辄遣使问神。庙祝诡为仙方以进，药性多热，服之辄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谏。忠彻一日待，进谏曰：‘此痰火虚逆之症，实灵济宫符药所致。’帝怒曰：‘仙药不服，服凡药耶？’”

宪宗对佛道二教都很重视，授佛教徒称号为西天佛子、大国师、禅师、真人、高士、赏赐以金印、王冠、玉带、玉王圭。

孝宗初年屏弃佛老之教，革除法王、佛子、国师、真人封号，追夺诰敕、印章、仪仗诸法物，遣僧还谷。孝宗在位日久，渐渐相信烧炼斋醮，中官李广等人得以受宠。

武宗曾经自称大庆法王，在西华门内建寺，用番僧住持，廷臣莫敢言。

世宗特好神仙斋醮，命令官吏搜寻珠玉宝石，用三十多万斤黄白蜡炼丹药。又于禁中筑乩仙台，专意成仙之道。太仆卿杨最说了几句直话，竟然被活活打死。郑一鹏、赵时春、顾存仁等人直谏，世宗不听。

穆宗即位，罢一切斋醮工作及例外采买。此后，明代皇帝再没有像世宗那样大肆进行迷信活动。

满清入关，仍然尊重中原的神秘观念。对汉人供奉的关羽大加推崇，顺治帝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帝追封关羽三代公爵。据《清史稿》卷84记载，乾隆帝下诏彰扬关羽：“关帝力扶炎汉，节气凛然，陈寿撰《志》，多存私见。正史存谥，犹寓讥评，昌由传信？今方录《四库书》，改曰忠义。武英殿可刊此旨传末，用彰大公。”

五 帝王迷信方术(3)

清统治者对龙虎山的张氏后裔采取怀柔政策，顺治帝颁赐敕谕，命五十代天师张应京统率族属，不要玩弄异端邪术，不得惑乱愚民。谕给一品印，顺治以后的清帝很宠信张氏，如康熙帝在宫中为五十五代天师张锡麟设宴，赐香扇缎匹。

康熙帝禁止民间宗的害人活动，凡跳神驱鬼邪以惑民心者治罪。白莲教、焚香教、混元教、洪阳教受到严格监视。清统治者信奉黄教，黄教是藏传佛教派别。

道教的地位逐渐下降，乾隆四年曾禁止正乙真人传度。道教日益江湖化，道人的形象变得很神秘。如康熙年间的罗真人颇多传奇色彩。《白云仙表》记载他“或取生米麦以口吹之即熟；晚间店家火未及燃，罗吹之亦炽……人馈之食，或食或不食，每食必馨其所馈或舆斗米饭，鸡卵三百一啖而尽，亦无饱色，或馈生姜四十斤，片时啖尽。”

明清皇帝中，最值得肯定的是康熙，他不盲目排斥西方的传教士，而是虚心向传教士学习外语、数学、地理等知识，是一位少有的明哲君主。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1)

中国历代的社会下层民众都对方术有偏好，特别是每次农民战争都利用了方术，这形成了一个传统。

为什么古代会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呢？

首先是因为社会的发展水平有限，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处于浅层次，人们对宇宙及社会缺乏认识，教育不普及，愚昧的意识很浓厚，他们在严酷的政治压迫和自然灾害面前，只有寄托于方术，以为方术会给自己带来吉运，如鼎澧逸民在《杨幺事迹》记载宋朝建炎年间，“有土人妖巫钟相，久以幻怪鼓惑本土乡村愚民，连洛澧、峡州无知之俗，悉来归奉，（谓之投）拜法下，莫知其数。若受其法，则必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应有病患，不药自安，所以人多向之。钟相乃妄称‘天大圣’名号，亦曰‘钟老爷’，于武陵县管唐乡水连村，地名天子岗。”明清时期的秘密社会组织在吸收农民加入时，声称可以在天堂挂号，在地府抽名，生前躲劫避难，遇难成祥，超生不死，永脱轮回。在困苦中煎熬的农民对神秘主义抱有幻想，成为神秘主义信徒。

其次，在农民起义队伍中，有一批巫师术士活动频繁，以神秘主义为倡导，深得农民领袖的依赖。如，陈胜在大泽乡征求卜者意见，卜者心领神会，为之谋略。《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西汉樊崇的“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

有的农民领袖本人就是一个大术士，以巫术鼓动民众。《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道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张角以巫术取信于民，广收教徒，一当时机成熟，即行起义。又如，宋朝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巫士黄捉鬼率众数千，往来于湖南，杀官军，朝廷用了四年时间才平息黄捉鬼及其残余部众。

再次，农民领袖利用方术神秘主义是必要的。他们面对的封建统治阶级有庞大的官僚体系，有训练有素的军队，有能够窒息造反火花的意识形态，有集中的财力和物力，而他们所领导的农民却是一群本来就极不情愿造反而又迫不得已造反的农民，农民们思想涣散，缺乏武装，缺乏组织纪律，缺乏权威观念，而他们所要担当的重任是推翻腐朽的朝廷，重新调整生产关系。在殊死的斗争中，只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意识形态，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组织农民、鼓舞农民去战斗。

农民领袖利用方术神秘主义，在调动农民参加起义的同时，可以出其不意地掀起大的波澜，使封建统治阶级防不胜防。南宋陆游在《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说过：“自古盗贼之兴，若止水旱饥馑，迫于寒饿，啸聚攻劫，则措置有方，便可抚定，必不能大为朝廷之忧。惟是妖幻邪人，平时诳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而发，则其这害，未易可测。”陆游是站在封建官吏的立场上，道出了他们对农民战争利用神秘主义的胆怯。

到了晚清，这种传统必然会继承下来。晚清的下层民众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主体力量，他们包括农民、游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矿工、水手等。他们人数众多，受压迫深重，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义和团、会党的部众基本上是下层民众。下层民众的文化水平低，思想保守，生活涣散，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很不容易，何况，封建官吏遍布城乡，对下层民众看管得很紧。因此，下层民众只能采用方术神秘主义进行组织。

下层民众对传统有很深的依恋之情，对传统方术神秘主义能够接受。当然，这种接受不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追求，而是困苦生活所迫。当代学者俞青松在《明清时代民间的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一文说得很清楚：“吸引劳苦群众到宗教结社行列中去的，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贫困。农民和手工工人们受尽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切要求改变眼前悲惨的境遇，然而，他们看不到出路。于是，他们就祈求神灵的庇佑，依附于超人的权威，用精神的解脱，补偿现实的苦难。”

太平天国对吉日凶日、军营朝向都有忌讳。嘉定人陈庆甲在《金陵纪事诗》从敌意的立场讥笑太平天国：“忌讳多端甲令宣，干支点窜亦编年，满城斓语争传遍，月晦刚逢月正圆。”为了避凶日，竟然违背时节规律，历法差错达半个月，这是不可取的。当然，陈庆甲在诗中作了过多的夸张，不必尽信。选择吉日，古代称之为择吉术，明清最为流行，每天的一举一动都要回避煞神，这是一种迷信。

太平天国还不时利用测字术。历史上大人物之所以被神化，不仅靠他自己，而且还靠他周围的人。洪仁曾经以测字术神化洪秀全的姓名，他在《己未九年会试题》说：“以字形释之氵旁加共洪也；禾下添乃秀也；王上添人全也，隐然寓真主之圣名，显然作民极之圣主，玉食万方，岂徒然乎！”

太平天国还流行一些罕见的杂术，如《天兄圣旨》记载了一种以灯照面术：“天兄复下凡谕曰：先将灯亮照西王面，化西王心。次将灯亮照南王日纲、玉书同众小面，化南王、日纲、玉已众小心。各各宽草放草，尽草理天事，不可顶颈。”这种杂术类似于宗教的洗礼仪式，又有巫术以火驱邪照心的成分，在古籍中很少看到。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2)

在历代下层民众举事过程中，义和团利用方术的特征最为突出。

在义和团运动中，有一些江湖上的巫师、僧人、道士混进来，自称来自峨嵋山古刹或其他仙境，修炼了几百年，有神术，擅长巫道。他们略有小技，却无限夸大本领。如某村中一妪自云为神所遣，号龙天圣母；又称其幼子为童子观音，以香灰符水为人治病辄效，远近村民多惑之。即后来之红灯照仙姑。这部分人人数不多，能量很大，常常居于核心和领导的地位，对义和团大搞方术神秘主义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义和团的方术神秘主义十分愚昧，时人在《庚子国变记》记载团民“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会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祝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

义和团自称可以念咒避枪炮，有一首咒语云：“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枪佛来。铁神铁庙铁莲台，铁人铁衣铁避塞。止住风火不能来。天地玄我，日月照我。”在这种愚昧观念驱使下，团民用血肉之躯挡洋人的枪火，死者遍地，而团首又念咒语，称死者七日可复活，等不到三日，尸体已腐臭难嗅，路人掩鼻。

义和团的神术大多是吹牛，很少付诸实践，也不可能实践。如，团民说红灯罩有一把神扇，“上法后，用扇一煽，便能起空驾云至半空，若大红星者。或一煽而大炮自闭不响，或一煽而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困石室俱焚。”但谁也没有看见有哪一位红灯罩能够施用这种法术，如果天下真有这种法术，义和团也不会败在洋枪洋炮之下。这个法术，当时受《西游记》影响，把火焰山铁扇公主的故事搬到了现实生活中。

义和团的方术误事。据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义和团到北京前门外去烧洋货铺，他们说有法术相助，火不会殃及周围的民房，不让百姓做防火准备，结果法术不灵，大火无情，烧了上千家民宅，大失民心，团民也很尴尬。义和团中搞方术的人，有的至死不悟，时人王锡彤在《河塑前尘》记载，有拳民自称能避枪炮，河南道道员岑春荣命人持枪试之，拳民“袒其胸口，念念有词，亲军二人瞄准击之，呼訇一声，作法人倒地死矣。”作法的拳民练有硬气攻，可以稍稍抵挡冷兵器。若要夸大硬气功作用，只能自取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