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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法术常常是面向东南躬身，口诵咒语，请神附身，名曰“上法”，顿时形色改变，拧眉瞪目，声音喘呼，似忿怒之状。遂手执宝剑或诌剑诀。

义和团以神秘主义表演神术，他们声称神术有无比妙用，声称一月而足用，三月而术成，则矢石枪炮，均不能入，以此抵御洋人，削平世界各国，所向无敌；其精者，至可以书符作诀，从空中发火种，焚毁百尺巍楼，万间广厦，或随意举利刃自称，至于刃曲锋折，面肤肉迄无少损，闻者益惊以为神。

义和团把神 排成强大的阵容，呈战斗状，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如：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灌口二郎神为合后，增福财神督粮，赵子龙、马孟起前来会师，等等。有时甚至把一些不同朝代的人物扯在一个阵营，大有“关公战秦琼”之势，令人啼笑皆非，然而，其本义却是为了扩大声威。

义和团自称降神附体可以使枪炮刀戟不能伤，手于空中指画则火起。他们一般不代神传言。太平天国的臣民举行神秘仪式时，颇像基督教的礼拜，井然而肃穆。义和团的仪式却很像戏剧表演，时人吴永称之为“装腔弄态，全是戏场空白”，他描述了一个场景说：“拳众蜂拥至，人数约在三四千人以外，前行者八人，自称为八仙，已至阁下，均止步序立，一一自唱通报。甲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乙继声曰：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以次序报，如舞台演戏状。拐仙并摇作跛势，仙姑则扭捏为妇人态。北方人喜欢戏剧，人人都能哼几段，摆弄两下，许多团民出身艺技伶人，所以用演戏的形式装神扮鬼。义和团尚红。义和团在头巾上写‘协天大帝’，在兜肚上写‘护心宝镜’等字样来看，他们戴红巾、系红腰带、穿红色衣服，确有避凶趋吉的意义。义和团以为一身红色，可以破洋人的邪术、魔法，同时保护自己的身体。所以，连大学士刚毅在作战前也要用红布缠腰、缠头，以使枪炮不能伤身。”

任何一个群众运动都需要舆论来支撑，义和团大造神秘舆论，说劫运已至，刀火之灾已降临，老天对洋人不满，殃及百姓，惟有造反。当时有揭贴预示：“天有十愁，一愁天下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水连天，四愁四川起狼烟，五愁江南大荒乱，六愁人死多一半，七愁义和拳人弱，八愁洋人直隶闹，九愁有衣无有穿，十愁有饭无人吃。”

义和团利用神秘的数字暗示“庚子之乱”。如，“今年苦不算苦，二十加一五”，一五合为六，代指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最苦。又如，“暂时不算苦，二四加一五”，二四合为八，代指八月十五。又如，“二四八中一群猴，大街小巷任他游。”“八中”即八月十五。又如，“必斩一龙二虎十三羊。”一龙指德宗，二虎谓荣禄、李鸿章，十三羊即所有朝贵。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3)

团民以神秘的形式表示斗争的决心。《天津一月记》记载：“入坛者，先向神牌稽首，誓无改悔。”民众一当对神宣誓，身肉之躯的人就被“神”武装起来，处于“神”的临督下，就有了约束和自觉性。这个“神”，从某种意义上象征着“民族尊严”，体现了民众的人格价值追求。对神宣誓，看起来很愚昧，但比起那些苟且偷安、甘心当亡国奴、对外国入侵无动于衷的行为，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义和团以神秘主义为其临阵壮胆。胡寄尘编《清季野史》记载他们“临阵时佩小黄纸画像，有首无足，锐指，头四周有光，耳际腰间作狗牙诘屈状，不名何神。心以下书一行文曰：‘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诵咒曰：‘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诵此祝枪炮不然”。自以为念了咒，就会有神附体，这种作法实际上是为了增加必胜信心，也是麻痹头脑，驱掉怯弱情绪。义和团幻想把外在的莫须有的神秘力量调到自己身上，当然是没有效果的。

神秘主义本身充满战斗精神。如山东《大刀会咒文》摆出了一幅神煞布阵图：“天地日月星，诸神俱降临。黑虎来护身，龟蛇二将来保命，万法百中显神灵。遵照祖师敕令，无量佛来下界，压阵敌人惊。一请无量佛，东海霹雳声，天地日月星，诸神齐就位，天后娘娘坐当中，一日受时烟。白面将军护前心，黑虎将军护后心，仰面一吐气，万法都显灵。十万神兵，十万鬼兵，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全下界，急奉太上老君敕令，闭目合十遍天空。”

义和团还自称有神秘的武器，如金箍棒、九莲挂飞刀、降魔杵、引魂幡、捆仙绳、翻天印、火扇子，但没有人见他们用过，实际上这是借用《西游记》等小说中传说的器物，用以壮胆。

义和团以神秘主义培养不怕牺牲的精神。袁昶的《乱中日记残稿》记载义和团“见洋人呼曰大毛子，见教民呼曰二毛子，见则立时法上矣，神气抖擞，誓将吞噬，若心杀而后快者，纵有枪炮，亦不知退惧”。佐原笃介在《拳乱纪闻》也记载团民“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西人皆深悯其愚。”这种牺牲的做法不值得赞誉，是冤枉的，而为民族死不旋踵，敢于牺牲的精神却是感人的。

义和团的避枪诀是仿照以前农民起义的做法，如乾隆年间王伦在山东领导清水教起义，告诉教徒在打仗时口念：“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咎。求天天助，求地地灵，枪炮不过火，何人敢当。”牺牲精神诚可贵，但太愚昧，也不值得无谓之死。这些做法，表明义和团自知力量单薄，难以对抗强大的外国侵略者，只好求助方术。

对于义和团的牺牲精神，当时的有识之士在《开智录》上发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认为：“夫义和团岂不知寡不可敌众，弱不可敌强哉。然出于爱国之心，忍之无可忍，故冒万死以一敌八，冀国民之有排外自立一日也。”当代史学家翦伯赞认为：义和团不是用宗教去引导人们等待死后的天国，而是引导人们从敌人手里夺回已经失去的现实世界，鼓舞人们以最大的勇敢与殉道精神为自己的命运而战，为祖国的自由而战。义和团的牺牲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阳刚斗志，这种斗志正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义和团运动时期，徐桐等上层官僚对传统神术笃信不疑，亲自倡导。许多达官贵人在官府或宅院组织神坛，每天演练，并且大肆吹捧神术之灵验。一时间，神秘主义方术飘飘然，成为国粹和济世的希望。

满清官吏盲目相信义和团的所谓神术，《奴才小史》记载裕禄很崇拜义和团的一位“圣母”：

方拳毛之初发也，裕禄正为北洋大臣……是时有号黄连圣母之女妖，本流娼，久在津。拳祸甫作，乱民争奉之。初居于船，泊北门外大关口。船之四围，裹以大红洋绉。又有所谓三仙姑、九仙姑者，咸居舟中以待之。旋为裕禄所闻，乃迎圣母入署，决休咎。圣母至，裕禄跪迎之。既坐督署大堂，裕禄入见，行三跪九叩礼，奉之神明。礼毕，裕禄上言：“乞垂悯生灵，拯此一方。”圣母谓：“已令神将用天火烧夷兵，不久未尽，汝无忧！”有顷，圣母出署，裕禄复跪送之。

这个裕禄把对付外国侵略者寄托于“天火”，结果，“联军陷大沽，据北仓。裕禄闻警，握短枪至厅事，对胸自击。”裕禄自毙，死于愚昧昏庸。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1)

清朝之亡，亡于内忧外患，而方术加重了内忧外患，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寿终正寝。执掌晚清朝政数十年的慈禧太后笃信方术。

慈禧太后相信易占，《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术士张延已为之预测：

张延已好占卜，弱冠，游四方。光绪辛丑，两宫将自西安回銮，时适馆临潼洪氏，以风角风闻于上。某日昧爽，以一骡车入行在。礼毕，孝饮后宣旨，令设坛，问善后事。筮得家人之九三，其爻曰：“家人，妇女嘻嘻，终吝。”张曰：“家人，刚严者。妇子嘻嘻，喜乐过也。终吝，除蹶难遵也。卦直家人，其有顺阴道而至美者乎？九三之爻，君道也，亦夫道也，而位未大正，其有妇人而专制也。”时侍郎陈某在侧，见多忌讳，不敢上闻，乃别易他爻之吉祥者入秦。孝钦亟赏之，赐银千两、鲈鱼两尾。延已方惴惴待罪，至是乃殊慰。

这个卦占得很准，道出了慈禧专政的实情，方士以之说明易占之灵。侍郎陈某随机应变，蒙哄慈禧，化险为夷。大凡统治者，谁都不愿意听不吉利的话。庚子事变之后，慈禧逃难在外，她受过惊吓，极想知道未来的事态发展，所以找术士占卜，这件事情有一定的可靠性。

慈禧太后让官吏英年为之看醇园风水，以预测皇室嗣统。近人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介绍说：

兵部侍郎英年善堪堪舆术。一日扈驾游醇园，令相视园地吉凶，英年骇曰：“是气尚旺，再世为帝者，当仍在王家。”时光绪已亥九月，已立溥仪为皇子矣。孝钦曰：“天下已有所归，得毋言之妄乎。诚如卿说，当用何法破之？”英年顾视墓旁有老楸一株，百年物，因指树奏曰：“伐此则气泄，是或可破也。”

孝饮还宫，即遣使伐树。树坚如铁，斧锯交施，终日不能入寸，而血从树中迸出。次早趋视，断痕复合如故。监工者惧而请止。孝钦大怒，自诣园，督数十工人，尽一日之力仆之，中毙一巨蛇，小蛇蠕蠕盘伏无数，急聚薪焚之，臭达数里，后德宗薨，今上仍由醇邸入承大统，英年之言果验。

按：皇室林园的一棵树，竟然被认作是王气所在，随意砍之，且派生出一些神奇的传闻，殊不可信。此事又见之于《清稗类钞·迷信类》，内容有所不同：

醇贤亲王墓近万寿山，山势环抱，墓如坐椅中，泉水绕前，后有银杏树两株，高矗如盖。俗谓银杏为白果，或造谶语曰：“王上有白，乃皇字也，当数世为天子。”时光绪戊戌，孝钦后正以围颐和园事恶德宗，聆此言，思有以破坏之，遣人督木工铸银杏，其中多蛇，悉被伤毁。旋有一蛇出，均昂然不动。焚香祝之，始去。至庚子，拳乱作，其人固头戴红巾，而口诵符咒者也。

这两条史料说明，口耳相传的掌故有很大差异，同是醇亲王事，慈禧太后厌恶德宗，担心王气更替，对谶语深信不疑。尽管史料有出入，但慈禧太后溺恋方术迷信的心态却昭然若揭。

晚清的大小官吏几乎都笃信方术。

皇室宗亲、先后担任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直隶总督的荣禄相信方术灵验，陈夔（1855～1948）在《梦蕉亭杂记》记载：

荣文忠公精柳庄术。光绪丙申五月，余随公赴天津查办事件。公谓余，五年内必邀大用，时尚未补主事缺也。迨庚子升京兆尹，辛丑持节淮浦，适符五年之数。嘉定谬仲山尚书，余娅兄也，丁酉七月由仓场侍郎升任左都御史兼总理各国事务行走，与公同署力事。一日，公忽谓余曰：昨见仲山额上紫气透顶，相书主外简封经，内升清要，昼日三接，恩遇优隆，然其驿马并未发动，或者入直军机。不出数日，定有分晓。甫及五日，尚书果奉命在军机大臣在行走。

公与许筠庵师应（时官都御史），奉派密云查办事件。奏调余及恩君良（号骏叔，时官兵部职方司掌印）；筠师奏调刑部司员；左君绍佐（号笏卿，后官御史），外简广东南韶道；陈君昭常（号简墀，后官吉林巡抚），为随带司员。治事之暇，公谓左君性情正直，遇事不肯迁就，人人亦不乐就之，与侍御一官最宜，必任监司。谓陈君相貌丰腴，将来可望大用，财运尤佳。余谓骏叔何如？公曰：骏叔才气开朗少见，论其作为，虽那桐、端方亦不过如是，惟紫须黄目，与相不称，将来命运，究不及那、端等，后恩君存升副都统。庚子之变，赍志以殁。

太平天国时期，封建官绅提心吊胆，求神保佑。如赵烈文在《落花春雨巢日记》记载咸丰三年正月廿四日，“晨起肃衣冠，诣家祠拈阄，决避难之所，本郡乡间吉。”在二月初三记载：“每晨跪持《准提神咒》一百八遍，求合家免灾劫。丑刻即起，督率下人收拾，先奉神主去匣脱座，与诰封安一处，裹缚已毕，复奉列代神影，亦去匣包扎，以便迁徙携带。”赵文烈，江苏阳湖人，担任过曾国藩的机要幕客。像他这样有知识的人都丢魂失魄，唯赖方术神助，可以推测其他官吏该是多么狼狈。

在太平天国进攻南京时，清朝官员用封建迷信与太平军作战，加速了城溃。当时的两江总督陆建瀛身居要职，其防守方略不过是方术小伎。汪士铎在《乙丙日记》卷二记载：

陆建瀛之率师迎剿也，自称霜神助阵，云见赤身女子在前督兵。既败归，“贼”围城，陆堵御城上，又称观音大士助守城，使城中人家家焚香，既而无验，又使人扛丧家方相上城以示“贼”，云天神助，“贼”大笑谑，陆乃无如何，……嘻？此我大臣之经略也，既粉饰以欺君，又荒诞而诬民，徒供有识者一噱尔！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2)

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法国教堂，久攻不下，大学士启秀献策于端王、庄王，说：义和拳道术尚浅，五台山有老和尚，其道最深，宜飞檄请之。乃专骑驰请，十日而至。启秀在军机处贺曰：“明日太平矣。”人问其故，他回答：“五台山大和尚至矣，教堂一毁，则天下大定。”闻者为之匿笑。启秀任礼部尚书，充军机大臣，在庚子之变中表现得如此愚昧，希冀靠五台山和尚与洋枪对抗，结果，和尚一出阵就被射死了。

薛福成早年充军曾国藩幕僚，后随李鸿章办外交，一直是洋务派的智囊。后来出任驻外国公使，主张学西方的先进制度。但是，薛福成特别热衷方术神秘观念。对方术笃信无疑。

薛福成钻研相术，对晚清的大臣相貌很留意观察，他在《庸庵笔记·史料》描述云：

曾文正公器宇凝重，面如满月，须髯甚伟，殆韩子所云：如高山深林巨谷，龙虎变化不测者。余所见当代巨公，无其匹也。知府张澧翰善相人，有癞龙之目，谓公端坐注视，张爪刮须，似癞龙与；惟眉发稍低，故生平劳苦多而逸豫少。

威毅伯沅浦尚收，体貌颇似文正，而修硕稍逊焉。

合肥傅相肃毅伯李公，长身鹤立，瞻瞩高远，识敏辞爽，胸无城府，人谓其似仙鹤之相。

胡文忠公，精神四溢，威棱慑人，目光闪闪，如岩下电，而面微似臬陶之削瓜。

骆文忠公，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而外朴内明，能辨贤否。

左文襄公，貌亦如老儒，而倜傥好奇，议论风生，适若与骆公相反。盖骆公能用，而左公喜自用其才者。

罗忠节公，貌素不扬，目又轻视，不善驰马。衡阳彭雪琴尚书，恂恂懦者，和气蔼然可亲。道州杨厚庵尚书，意思深长，貌亦儒雅。鲍武襄公，躯干不逾中人，文弱不胜衣；四公之貌，皆与其行事不同，殆非世俗所能揣测也。

故相朝邑阎公，短小精健，辞意恳挚，敦朴气象；丁文诚公，志节清挺，状貌修伟，绰有威风；岑襄勤公，雄姿沈毅，形容黎黑，老于兵间；三公常度，皆人意料所及，闻其行事，即如见其人焉。

又如倭文端公，体亦不逾中人，而洒然出尘，清气可挹；霍邱吴竹如先生，学养完粹，道味盎然；巴陵吴南屏先生，貌虽朴野，而气韵高洁，文似其人；数公道德文章之蕴，亦自有充积流露者。

凡余以上所述，谓之尽合相经不可也，谓之尽有合相经亦不可也。

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设有幽怪类，记述神秘的事情，他在凡例云：“惟幽怪一类，虽据所闻所见，究觉惝恍难凭，以其事本无从核实也。盖神怪虽为圣人所不语，然孔子又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体物而不可遗，此天地之功用，中庸所谓微而显也，故并录之。”可见，薛福成对幽怪采取疑者存疑的态度，甚至半信半疑没有完全排斥。

薛福成相信占星术，他在《庸庵笔记·史料》几次谈有星变奇验，此列二条：

天文家每测象纬以占人事之吉凶，其法由来旧矣。西人则谓星行有一定之轨度，与人事毫不相涉。以是习西法者。但精测算，而不言占验。然见于史册者，数千年治乱祸祸，往往十验七八，其说有未能尽废者。余所亲睹，如咸丰十一年五星联珠之瑞，即志之矣。又如咸丰八年九月，彗星出西北，其芒扫三合并及文昌四辅，月余乃灭。余谓三公中必当其灾者。未几，而科场之狱兴，军机大臣大学士柏俊以失察门丁舞弊，肃顺等复深文周内，竟罹大辟。十年七月，荧惑入南斗。是时，英法兵船犯大沽，北塘陷，踞炮台，入天津，逼通州，天子以秋狩驻跗热河。十一年五月，彗星复出西北，长数十丈，犯紫微垣及四辅。余见其芒焰熊熊，几及帝座一星，心甚忧之。至八月，而文宗龙驭上宾。光绪八年，法兰西始谋越南，端倪大露。是年八月，彗星见于张翼之间。余谓越南分野在翼轸，而慧所以除旧布新，越其为法所并乎？未及三年，而越南全国果尽归于法矣。夫天象变于上，人事应于下，有不期然而然者，敦谓天文像占验之说，不可尽信乎？

按：西方也有占星术，远比中国占星术丰富和普遍，薛福成只知其一，大约他只接触了西方的少数天文学家，而没有了解西方的神秘占星术。对于星变，薛福成把人世间的大事都归于天象，谬矣！科场之狱，英法入犯，皆非天象作祟，乃人谋也。法国吞并越南，不是除旧布新，实是殖民扩张，与彗星无关。社会的动荡是由诸多因素构成，迄今为止，还找不到天象对人事事变的因果关联。

《庸庵笔记·史料》把清军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归结于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象，其文：

占验象谓五星同在一次曰合，同在一宿曰聚。咸丰十一年八月丁巳朔，有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之瑞，从填星也，考是日卯正，日月同在张八度，岁星荧惑在张五度，太白在轸三度，填星在张九度，辰星在张七度。盖日月与木火土水四星同聚一宿，惟太白在轸。然与日月及水土二星相距不满三十度，则犹可谓之合也。尤难遇者，五星皆顺行而无迟留退逆之愆，且皆晨见而不伏匿，斯所以为盛瑞也。是岁，官军即以八月朔日卯刻克复安庆，由此各路大师相继奏捷。甫逾一纪，而奥、捻、苗、回诸巨寇以次荡平。中兴之功，何其伟也！占验象又谓张至轸为楚分野，是岁辅翊中兴者，如曾文正公、胡文忠公、江忠烈公、罗忠节公、李忠武公、李勇毅公、以及今相国恪靖侯左公、巡无威毅伯曾公、前陕甘总督杨公、兵部侍郎彭公、皆系楚材，或云极盛。惟今相国肃毅伯李公所属淮部诸将，皆系皖人。然春秋时，皖北安、庐、凤、颖六郡，本皆楚地，则分野占验之说，似不诬矣！沈约《宋志》谓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高入关，五星聚东进。大抵皆隆盛治平之象。然则中兴景运尚未艾也。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3)

按：五星联珠、日月合璧是一种自然天象，给人以吉祥的心理感觉，但并非皆吉皆凶。咸丰十一年八月丁巳朔的这次天象，恰逢清军攻克安庆，对于太平天国的数十万军民而言，无疑是凶事。可见，五星日月的合与联，并不能引起天下大吉。至于说到楚地多材，情况属实，然而，楚材的铸就非一年之功，而依赖于长期的文化积累，如果说曾、李是才，那他们并不是在咸丰十一年才成才。何况，他们血腥镇压人民，又怎么能称为才？只能是满清统治者的奴才而已。

《庸庵笔记·史料》记载“犯岁星致败”，并列举了捻军失败的例子：

天文家又谓岁星所在之分野，其国有福，伐之者败。春秋时，越得岁而吴伐之，史墨以为必受其殃，既而吴果为越所灭。同治丁卯四五月间，捻酋任柱、赖汶光等窜入山东登、莱、青一带，官军依胶莱筑墙而守，盖欲拘之海隅，而以劲兵驱殄之也。余于五月杪，夜观岁星在危宿，光甚明亮。夫虚危齐之分野，乃济东秦武登、莱、青诸郡也。登、莱、青得岁而贼扰之，理当败灭。余谓论地势则如兽入阱中，论天时则彼自犯岁星，不灭何恃？俄而贼乘胶莱河宅海滩干涸，尚有数十里营墙未筑，溃防而出。余拊髀惊叹，以为天时地利究难尽恃也！幸今伯相李公早依运河筑墙，以防贼之帘逸。贼猛扑河墙，不能逞志，迨九月间，铭军会合诸军击之安邱、淮县之间，竟歼巨股，仍在虚危分野也。余乃信天时地利，实有可凭云。

按：作者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上，对人民采取敌视态度，称捻军为贼。作者相信天象，越信则越以为灵。赖文光之败，如果不是清军的围堵，仅靠天象，又焉会失败？岁星所在之方，触之，未必导致灾难，汉代王充早就对岁星迷信批评过，所谓岁星，不过是古人对天体运行规律的一种朴素认识。岁星不是神，对人事不能干涉，薛福成为清军的胜利寻找天象依据，进而又吹嘘自己精通占星预测术，只有愚者才会相信他的这一套。

曾国藩是近代极有影响之人物，晚清的官吏士人无不钦佩之，甚至神化其人。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述异》对曾国藩出生时的情景以相术的眼光作了一番神秘的描述，把曾国藩比作癞龙，崇仰之至。其文云：

曾文正公之生也，以嘉庆辛末年十月十一日亥时。曾祖竟希封翁，年已七十，方寝，忽梦有神虬蜿蜒自空而下，憩于中庭，首属于梁，尾蟠于柱，鳞甲森然，黄色灿烂，不敢逼视，惊怖而寤，则家人来报添曾孙矣。

按：这是曾国藩的祖父以梦来神化孙儿。梦乃不可考证之现象，或许果真有其梦，或许编造亦未可知。

薛文又云：

余在公幕八年，每晨起，必邀余围棋。公目注楸枰，而两手自搔其肤不少自，顷之，案上肌屑每为之满。

按：以前只听说皇帝是龙的化身，亦未听说皇帝有搔肤的雅举。今闻曾国藩之事，颇为活龙活现，然而，我怀疑曾国藩是否有皮肤病，医学临床上这种病例亦不少，以此类推，岂不是这些病人都有“龙的化身”的迹象？况且，天地间果真有龙乎？不之见也。

类似的传说尚有不少。如，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现有岳麓书社1986年版）不仅记载了上面这个巨蟒的故事，还渲染了曾国藩之死，说曾国藩死时，金陵微雨，天色阴惨，忽火花烛城，江宁、上元两县令惊出救火，卒无所见，只见红光圆如镜面，出天西南隅，良久渐微。

显然，这是曾国藩的门人和弟子在神化其师，借以提高他的地位，扩大其影响。曾国藩的神话，他生前或许已风闻，但他不会制止，一则因为他相信有神论，他几乎每天都要沐香禅坐。二则是因为他愿意被人神化，这样才有威信。

关于曾国藩迷信方术之事，史书多有记载：

曾国藩在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利用神秘主义作为舆论武器，他在《讨粤匪檄》云：“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这是要士兵为神授的君权而战，活着建功，死了变神，反映曾国藩的神明观和宿命观。曾国藩的更“高明”之处在于指责洪秀全等人的宗教思想，说“粤匪窃外夷之错，崇天主之教……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曾国藩是以中国传统的神秘主义和纲常观念诋毁太平天国的神秘主义。

徐珂《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曾国藩喜好相术，云：

曾文正公国藩好相术，尝云昔年求观人之法，作一口诀云：“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又云：“端庄厚重是贵阳，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文正官京师时，郭筠仙侍郎嵩焘主其家，灾喜谈相。文正诮之曰：“君好谈相，相人乎、自称乎？”捻寇初平，淮军驻徐州，文正往阅操，诸将入谒，中一人形貌魁梧，衣寇整洁，注视良久，入谓幕客曰：“某弁体气充实，天夭折之理。时方承平，无战事，何其神气若将死之人乎？”后不十日，某弁果以坠马殒命。

曾国藩精通相术，所用将吏，必先相其外表，因材而用。薛福成在《庸庵笔记·史料》云：“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于文武员弁来谒者，必审视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余谓文正于相术不必精，然接见一人，每于其才之高下，德之浅深，福之厚薄，往往决之而终身不爽，以是负知人之鉴。夫文正虽不可学，但使阅人稍多而能用心者，亦未尝不可得一二焉。”薛福成曾在曾国藩的幕府当谋臣，想必此言不谬。作为地方大员，曾国藩用人必有一套标准，相术是他选择人才的方法之一。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4)

曾国藩对神秘不可解释的扶乩现明，偶有相信。薛福成在《庸庵笔记·幽怪》记载：

曾文正公尝告幕客曰：余向不信扶鸾等术，然亦有奇验者。李忠武公（续宾）之克九江也，余方衔恤家居。一日，偶至余弟沅甫宅中，塾师方与人为扶鸾之戏，问科场事。余默念此等狡狯，何足之凭？乩盘中忽写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余言此系：“此系旧时灯虎，作败字解，所问科场事，其义云何？”乩盘中又写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诧曰：“九江新报大捷，杀贼无遗类，何为言败？”又自忖九江去此二千里，且我现不主兵事，忽提及此，亦大奇事。因问：“所问不可喜者，为天下言之乎？抑为曾氏言之乎？”乩判为天下大局言之，即为曾氏言之。时戊午四月初九日也，余始悚然异之，而不解所谓。至十月而果有三河之败，全军尽没，忠武及余弟温甫咸殉焉。乩仙自言彭姓，河南固始县人，新死于兵，将赴云南某城隍之任，道经湖南云。

噫，一军之胜负，关系甚巨，此时文正虽奉讳里居，而东南全局隐倚以为轻重，忠武固文正旧部，而文正之弟又在军中，半年之前，败征未见，而鬼神早有以告之，凡事莫非前定，岂不信哉。

按：三河之役前半年，扶乩已预测湘军必败，此实为奇谈，亦使曾国藩不得不信服。然而，每次战役前有多次预测，有预言胜的，有预言败的，有预言和的。哪一种预言命中了，则就成为奇谈了。乩仙是有阅历之人，他由河南去云南，途径湖南，或许根据某些迹象推测湘军必有一败，亦未可知。

官吏以迷信方式治理地方，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时，曾经祈雨。《清稗类钞·迷信类》记载：

光绪丁丑春，曾忠襄公国荃抚山西，时大旱，八月至二月不雨。前督某惧生变，称疾引去。忠襄之官，徒步祈雨，逾月不应。麦枯，豆不可种，民饿死者百万计，忠襄忧。三月乙丑，下令城中，官自知县以上，绅自廪生以上，皆集玉皇阁祈雨。旦日众至，则阖门积薪草火药于庭，忠襄为文告天曰：“天地生人，使其立极，无人则天地亦虚。今山西之民将民，而天为赦，诚吏不良，所由致谴，更三日有雨，事无可为，请皆自焚，以塞殃咎，庶回天怒，苏此残黎。”祝已，与众跪薪上，两日夜不食饮之眼。戊辰旦初，日将出，油云敷舒，众方瞻候，见云际神龙蜿蜒，鳞隐现，灼若电光，龙尾黑云如带。方共惊愕，云渐合，日渐暗，雷隐远空，须臾，大雨滂沱，至已已乃止。已在欢，焚香鼓吹，迎忠襄归。

中国是个农业国，对洪水和干旱很敏感。山西的植被较差，生态恶劣，向来干旱，这种状况不是一二任地方官吏所能解决的。曾国荃巡抚山西，能够想民众所想，急民众所急；徒步求雨，两天不饮食以求雨；带领百官求雨，这些行为可以得至民众的好感，得民心者得天下，从心理上慰借百姓。祈雨数日，果然得雨，似乎天老爷感动所致，非也，自然之必然也。

左宗棠是洋务派的一个大员，早年做过乡村塾师，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襄办军务，后来致力于洋务运动及新疆事务。有《左文襄公全集》传世。

左宗棠相信梦幻，他把自己一生的经历都归于做的一次梦，并且对身边的臣僚讲梦与经历的偶合。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述异》记载左侯相之梦云：

左侯相未遇时，梦应省试，领解额，甚觉得意。……及克杭州，至西湖之上，恍然如素履其地者，盖其景皆梦中所见也。其后，以所历之境，印证前梦，一一吻合。及关陇隶清，议者皆谓新疆地势辽远，转运艰难，颇以进取为疑。而左公慷慨出师，元少顾虑，盖自知大功之必成也。噫！凡人一金之获，一策之荣，莫非前定，而况奇勋伟业如左公者乎。

按：左宗棠在年轻时做的一次梦，竟然与一生经历完全吻合，这实在令人称奇！但是，又有谁能证明左宗棠确实做过这样一个完整的梦？人的一生有许多偶然性，梦岂能与之巧合？梦乃不可实证之物，又怎么能轻易相信？当然，梦见立功建业是完全可能的，梦可以增强人生的信心，但梦不能详证人生细节。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1)

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学术界认为有五点原因：第一是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这是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是闭关锁国，不明敌情。第三是战守无策，指挥无能。第四是将令保守，战术笨拙。第五是军队腐朽，军民对立。然而，我认为还有一点不可轻视的原因，即方术在战争中的负作用。清朝派出执掌军务的高级官吏迷信而每每贻误战机。

大凡衰世，必然迷信盛行。清朝自嘉庆以来，日益衰微。官场腐败，许多官吏终日忙于参天拜睦，信神弄鬼，拘泥于迷信，这种风气严重地影响了军事活动。

当时流行扶乩术，这是一种以紫姑神作预测的迷信活动。扶乩的方法是在沙盘上用乩笔写字，根据图形作预测。第一次穿鼻之战后，清朝有的将领不是积极从事战备，而是请仙降乩。佚名氏《英夷入粤纪略》记载：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一月，英逆蠢动，督宪五营公馆干总某请仙，仙降乩云：“正月平平，二月罹兵，三月又平平，又三月不宁，四月虚惊，五月鬼去，六月康宁。”后来正月无事，二月初四、五日，逆功横档、亚粮鞋、威远、精远、虎门诸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公天培、碣石镇标都司署水师提标游击麦公廷章皆战死，炮台尽为逆所据。

这条史料所载扶乩事，预测了1841年上半年的时事，所涉虎门之战，多有附会，有待另外考证。值得一提的是，拥有重兵的堂堂千总竟然请仙降乩，实在不应该。

无独有偶，比起这位千总，当时还有更加愚昧的高级官员。身为清军主帅的杨芳、奕山、奕经、文蔚等先后被道光帝派往广东、浙江主持军务，他们身负一国之托，却视军事如杂耍，溺泥于迷信，不按科学办事。

先说杨芳，他是晚清的一个能臣，比起其他官吏更有方略，但也有不可饶恕的糊涂之举。鸦片战争中，他由湖南提督升迁为参赞大臣，于1841年3月先于奕山到达广州。经过一番考察，他错误地认为洋人的枪炮实为邪器，我方只有以臭秽之物才可制之。据此，他设计了一套“以邪制邪”的战术。《清稗类钞·讥讽类》记载云：

道光壬寅（按应为辛丑年），果勇侯杨芳为参赞，慑于英舰之炮利，下令收粪桶及诸秽物为厌胜计，和议成，不果用。有人作诗嘲之曰：“杨枝无力受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当年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杨芳广贴告示，搜集全城的粪桶和秽物，载于木筏之上，顺水漂流，希望用臭气熏走侵略军，这种战术，古今中外实为罕见之愚蠢的一例。所谓厌胜计，就是用巫术镇伏邪祟的一种迷信活动，有厌禳、厌魅、厌断、厌服之法。它早就被王充以来的历代唯物论思想家所唾弃，竟被清朝大员用到近代战争中，令人啼笑皆非，这个丑闻，在近些年出版的有关鸦片战争史的著作中大多避而不谈，似乎认为出自野史，不太可信。然而，我认为还有史料可以佐证：

杨侯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

（当时的民谣）琦侯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城隍庙大将建星坛，怡和行长孙遭雷击。（载《鸦片战争资料》三）

这个杨芳，早在嘉庆年间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镇压林清、李成起义时，是一员得力干将，因功封为果勇侯。而要他对付外侮时，却“实无经济”，求助于马桶、草人、道场，怎么可能不打败仗。不过，杨芳一直主张抗击侵略者，比起投降派要强得多。

考究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类似杨芳的这种愚昧在清军营中司空见惯。如《清稗类钞·迷信类》记载清军有赏罚大炮的愚昧行为：

八旗各军之出征也，必携带大小各炮以随，如龙子母、威远、靖远、红衣等者，一一皆备，至驻军之地，克日攻城，或去陈，必于前一夕出各炮于帐前，陈牲酹酒，军主亲诣三揖以衅之。明日获胜，则披红鼓吹迎之归，随释折奏请赏给神威将军、神威无敌大将军、天佑助威将军、天佑助威大将军、武成永固大将军诸封号。败则牵之以回营，每炮棍责一百或八十，多至八百一千。即诸炮受封后，再出战败，枚责亦如前。

征战前不是擦枪修炮，而是行祭赏之事，这是把封建迷信观念用于武器，又怎么会有战斗力？

再说奕山，他作为皇族宗室派为清军主帅，于1841年4月到达广州，比杨芳迟到，但迷信程度却远远超过杨芳。他不听林则徐建议的六条御敌办法，不致力于调动民气，不策划合适的战术，而是磨磨蹭蹭地拖延了一个多月，在5月下旬突然心血来潮，下令分三路进攻英军。由于轻举妄动，导致清军伤亡惨重，使英军乘机占领了城外要塞，并伺机于5月26日从城北进攻广州，运来大批弹药。说来也巧，这天突降倾盆大雨，淋湿了英军装备，不得不改变攻城计划，奕山大喜过望，以为有神助，把偶然的天气变化归于苍天显灵。他在给道光皇帝年奏云：

火药为在观音山下，贮火药三万斤，为汉奸抛掷火弹，正将爆炸间，忽见白衣女神展袖指火，顿即熄灭。俄而大雨倾盆，逆敌火箭炮弹，无一延烧。

这本是一个反攻的好机会，调集到广州的一万名清军完全有可能趁天气变化全歼英军，因为对方的火药已潮湿，惶恐不安。但是，奕山忙于敬神去了，并且认为这是投降的好机会，乃于5月27日在广州城高悬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与义律缔结了卖国的《广州和约》。试想，如果当时是林则徐和邓廷桢主持军务，断断不会做出如此窝囊之事。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2)

签约后，广州战争安静了一段时间，英军在考虑进攻方向，奕山在欢庆神功。偏巧，气候瞬息万变的南海在7月21日（阴历六月四日）和26日（九日）刮了大飓风，把英军的十几条快艇、舢板、帆船吹翻沉没。奕山又借此大做文章，向道光帝上奏，声称皇上至诚感神，海灵助顺，天威大显，所有英舰“尽数沉溺”。时人贝青乔在《咄咄吟》记载：

粤东尖沙嘴飓风大作，漂没民寮数百家，适夷船乘风驶入闽浙海面，靖逆将军奕山谓尽数沉溺，逆以神助入奏，观音、天后均加封号。

实际情况是，英军主力已向闽浙转移，更大的危险已经开始了。在这紧急关头，奕山谎报军情，使清政府掉以轻心。道光帝果真以为有“神明默佑”，为了感天之恩，颁发了二十柱大藏香，命邻奕山等人“分诣各庙宇虔诚行礼，答谢神庥”。

1841年8月，英军趁清政府的麻痹，大举攻占了厦门、定海、宁波等沿海重镇，其之所以得逞，真应感谢奕山为他们做了他们做不到的事情。蒙哄了清政府，放松了定海等军事重镇的警备。奕山如果不沉溺于迷信，战事应当在广东解决，不会造成东南沿海的恶劣后患。

战争继续扩大，道光帝决定改派将帅。于1841年10月派宗室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大将军，以侍郎文蔚为参赞，赴浙江反攻。可是，经过反复挑选的这两个主帅也是昏庸鼠辈。他们于12月抵达苏州后，终日淫乐，并以占梦术和择日术指导战术，继续打了一场愚不可及的战争。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奕经和文蔚）先于腊之夜，同梦夷党悉弃陆登舟，联帆出海，宁波三城已绝夷迹。迨侦探果有运械归船之事，以为佳兆昭著，连城恢复在指顾间。于是定议克期进剿。预计兵至，民舍必遭焚掠，戒诸军入城毋载火器，但听城内首奸为应，缚其酋，挟以就款，自意策及万全矣。

这个梦是1842年2月25日做的，正是阴历腊月。后来英国的璞鼎查到香港办事去了，巴加和郭富到舟山去了，有船在宁波向外运物资。于是，有谣言说宁波、镇海、定海三城的英军要撤走，奕经和文蔚以为自己的梦兆灵验了，收复三城只在覆掌之间，颇有些飘飘然。他们决定派几股暗探潜入城中作内应，克期举事。

按说，这个里应外合的计划还是可取的。但是，奕经又在无意中泄露了作战时间。起因是，他固执要按照方术选择吉日，以期在最佳时间进攻。于是，他亲自到西湖关帝庙求签，得到的签文上有“虎头人”之语，术士推断在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出兵，必获全胜。应经乃决定在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年）正月（壬寅月）二十九日（戊寅日）四更（甲寅时）、即1842年3月10日4时进攻。在地支中，寅为虎，四寅为四虎，被认为吉祥。

此外，奕经又加了“一寅”，挑选生年属寅的庸才段永福为前锋，任总翼长，是为五寅。

按照实际情况，这个日期是不适宜反攻的。当年浙江的冬雪很大，入春后连旬淫雨，军队来不及做准备工作。偏偏奕经又兴师动众地选择吉日，街谈巷议，把反攻日期传给了夙来重视情报的英军。英军在清军反攻前，设伏地雷火炮，诱清军入瓮，打死打伤五六百人。

这场宁波之战，不仅迷信吉期，还迷信所谓的吉祥物，以虎皮帽为护身符，幻想得到神佑。《咄咄吟》记载：

西湖关帝庙最灵应，元旦将军往祷之，占一签，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之句，越三日，所调大金川八角碉屯土司阿木穰率其众至，皆戴虎皮帽，将灾喜谓收功当在此，特厚赏之。于是，军中相效有黄虎头、黑虎头、白虎头、飞虎头等帽。及进兵无验，有献策者曰：投虎头骨于龙潭，可激龙起，扰没夷船也。卒亦无验。

企图用虎头帽镇伏英军，这不禁使人想起两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各部族以虎貔熊罴之皮作头饰，以图腾壮胆。这种战术用到现代战争中，无疑是愚昧和心虚的表现。且以虎头骨掷于龙潭，期待激怒龙王掀起波澜折翻英船，这是地地道道的巫术。

虎皮之事，英人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描述他所见到的战死在宁波城下的清兵说：“他们的帽子具有一种特别不普通的样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们背后。”这条材料映证了《咄咄吟》的记载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