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天下官理天下事

概观

洪武元年(1368)九月，才登基称帝未久的明太祖朱元璋颁布诏书，布达全国 ，征求天下 贤才。起先，颇有一些隐于岩穴山林的“怀才抱德之士”，只当一旦入选，将列身朝纲，左 辅右弼，肩负起匡定大任。但结果颇出他们意外：原来皇上要把这些“三请诸葛亮”似的征 求出来的“贤才”，派到各地去担任州县官员。然“敕命厚赐，谕之至于再”，态度倒是相 当诚恳。照朱元璋的说法，此前干戈扰攘，不及深讲致贤养民之道。现在大业初定，可“天 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那意思简直就是：我特为请你们来协助 我一起治理天下的，虽说州县职卑，同样是匡定重任啊！

应该讲，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万机待理的情况下，首先重视州县政权建设，确是眼光独具 。古人每言，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

且以明朝行政制度给州县衙门规定的责任而言——“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 ，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倩不时之役，皆视天 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于府若省蠲减之。凡养老祀神、贡 士、读法、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若山海泽薮 之产，足以资国用者，则按籍而致贡。”了不得，几乎囊括了古代国家“治民”领域的方方 面面，而且这也不仅是有明一代的制度，上起先秦，下逮晚清，足谓数千年一贯使然。假使 一项一项地折开来介绍，便是天下事皆在应理之中了。当然，考虑到不少州 县衙门的职掌细部，作者已经在前五章内多有引带或夹叙，因此接下来的各节行文，只能说 是整体形状的概观了。

王政之本在农桑(1)

清代光绪初年，大学士左宗棠上了一道奏疏给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请求国 史馆为已故福建按察使桂超万立传。此人以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出身，先 在江苏阳湖当了 40天的代理知县，即受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的赏识，另补实职，此后宦途顺利。要数“政 绩”的话，在天津募 勇抗过洋鬼子，在扬州、苏州整顿过漕运积弊，病休在籍时举办过团练，意图与“发” 、“捻”相抗，算起来也很可以书上几笔了。然则咸(丰)同(治) 之际，正值大清“国运艰难 ”，外有夷患，内有“发”乱，大抵官场上稍微肯负点责任的人，都有和桂超万相似的履历 ，未必全都够得上“宣付史馆”的荣耀吧?而且左宗棠这位老兄，一向目高于顶，乃至当时 号称“中兴功臣”的曾国藩也不在他眼里，又没听说过他与桂超万有何同年同乡同事同门之 类的关系，很可能连照面也没打过一次，何以在老桂归西之后，突然上了这么一个奏议呢? 

充满好奇心的小京官们，设法抄来了这份疏稿，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道光十七年(1837)时，左宗棠以湖南乡试举人的身份，北上参加会试。经过 直隶栾城时 ，在八字衙门前看见“知县桂(超万)”署名的告示，告示的内容是“劝民耕 种”，特别建议 大家多种些木棉和薯芋，又开讲备荒的道理，辞气恳切，方法详备。左宗棠看过告示后，又 向当地居民询问这位桂县太爷的政绩官声，“皆言令之爱民，出于至诚，其洁清自矢，为从 前清官所未有”。这份告示以及老百姓对桂万超的评价，给左宗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是 以时隔40年后，尚记忆如新，特别提了出来。

两宫、京官和史馆都认为左宗棠言之有理，“王政之本在乎农桑”，这是清朝始建时 就提出的建国大纲，也是中国历代政府的最基本国策。想当年圣祖康熙巡行全国各地， 每到一处必“先察其土田”，对地方令守谆谆交代，“耕种之事最为紧要!”高宗乾隆刚 刚登基，就提出“雨NB044年谷为第一要务”，反复强调，“督抚牧令必身先化导”， 朕即以此 来考课天下地方官员的长短优劣。眼下由左宗棠所追述提供的情况，正合乎列祖列宗的要求 ，这样的人还能不倡为百官表率、为之树碑立传吗?于是史馆奉旨，搜集桂超万的材料，为 他写了传记，而且特别突出了他在栾城知县任上劝课农桑的事迹。

确实，“重农”是中国小农经济形态的最根本特点，《管子·治国》中所谓“凡为国之 急者必先事农”的治国理论，由先秦贯穿到清末，一直是历代政府制定各项政策的指导 思想，也一直是历代州县衙门的第一要政。两汉时，不少原先在小县当县长的人，因奖募农 民开垦荒地有功，在考核时拔为上等，调到大县去当县令。唐代宗时，奉天县令韦夏卿以劝 农有功，在州县正堂中考为第一，马上被提升为长安令。北宋的徽宗赵佶，给人印象是个风 流天子，于治国之道上昏得可以，不过他倒也知道发展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曾于政和二年 (1112)专门发了一道诏令给天下州县官员，规定基层衙门的首要任务就是“ 劝课农桑 ”四字，并具体分解为：敦本业、兴地利、戒游手、谨时候、戒苟简、厚蓄积、备水旱、戒 杀牛、置农器、广栽植、恤田户、无妄讼共十二条衡量标准(《渊鉴类涵 》卷216)。明太祖 朱元璋坐金銮殿时，最看重这件大事。有一回，日照知县马亮考满，上司对其考语是，“无 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观其本意，是想推荐他去交通运输部门工作，谁知皇帝的 批示是：“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此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 而务末，岂其职哉?”结果马老爷被降了职。

所谓劝课农桑，究竟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并得到体现呢?宋徽宗的那十二条标准大体是历 代通行的。海瑞做淳安知县时，采取“均徭”、“退田”、借贷种子与耕牛等许多方式，把 那些脱离土地乃至流亡他乡的农民们都召回来，重新务农，这就叫“敦本业”；调任兴国知 县后，又招来赣省一些人口密度较高地区的农民开垦抛荒熟田和处女地，这就叫“兴地利” 。北宋时范延贵带部队经过萍乡，观感是“田莱垦辟，野无惰农”，这就是“戒游手 (好闲) ”的实绩，萍乡知县张希颜因此得到举荐；白居易在忠州这一山区小县当官时，倡导绿化， 写了不少关于种树的诗歌，这就叫“广栽植”。还有北宋时 张NB046

任崇阳知县，看见乡下人进城买菜，十分生气，说是住在县城里的人，因无地可种，这 才买菜吃，何以市郊农民皆有土田，也花钱买菜?于是亲自抓“菜篮子”，命所有郊农皆置 菜圃，满足自我消费，尚可应市换钱，使城市副食品供应和郊农的生活都得到改善，后来当 地人都管芦菔叫“张知县菜”，以缅怀这位好县长的德政(沈括《续梦溪笔谈》) 。这也是“ 广栽植”的内容。再如王安石当鄞县知县时，刚上任的第一年就遇丰收，便用了十多天的时 间，跑遍全县14个乡，劝督大家趁此有余暇时，疏浚川渠，“使水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 患”，老百姓都感谢他目光长远，“闻之翕然皆劝，趋之无敢爱力”，这就叫“备水旱”了 (《临川先生文集》卷75)。倘果真有旱涝蝗灾等袭来的话，州县官员都有离 开衙门去抗灾前 线调度指挥的责任。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时，地方官温福在上报“雨水禾 麦地方情形”的 奏折中，有“出郊赏农”四个字，结果被高宗揪住不放，一顿痛骂。又如海瑞当应天巡抚时 ，适逢江南发生大水灾，他决定搞以工代赈，发动灾民对太湖主流吴淞江加以疏浚，作为抗 灾治水之本。他自己坐一只小船来回巡视，上海知县张NB047和嘉定知县邵一本都要去 第一线督 工，据说有个主簿因工作不力，被海瑞砍了脑袋，吓得各有关衙门的官员抓紧加油。事后才 得 知，这是海瑞刺激工程进度的权变之计，那个传说被杀头的主簿，已被他悄悄送到别处去了 。

王政之本在农桑(2)

不过此前所举事例，都是所谓“清官”、“循吏”，实际上许多州县衙门只把劝课农桑成 绩好坏的标准，归结到田赋征收这一条上来观照，其余的具体动作是很少去做乃至一概不做 的 。温福所云“出郊赏农”倒是句真话，不少州县官员以“劝农”为借口，跑到郊县做春游； 太爷游过二尹游，二尹游过三衙游，农民们疲于接待，劳民伤财，还极误农时。现在我们往 往能在古人文集中看见一些《祈雨文》、《驱蝗文》之类的文章，这也是州县衙门里 老爷们“劝课农桑”的常务，平时不比王安石那样及早准备，灾害发生后又不比海瑞那样去 组织救灾。所能干的，就是让阴阳生和学署里的教官及礼房吏员们合作，编一套舞雩仪式， 向老天爷、龙王爷、城隍爷们祷告，求它们赐降甘霖，或者唤退洪水；有时僧会司、道会司 的官员们也在这种排场中大显身手，唤齐和尚道士，各自指挥大做道场和法事。虽说这些劳 什 子于抗灾救灾无补，但费用都由摊派筹募，倒不失为大家趁机分沾油水的好时机。明人郎瑛 著《七修类稿》中，载有这样一则故事，说是明武宗正德某年，徽州大旱，州县衙门不忙着 组织抗旱，却大摆祈雨场面。雨水没求来一滴，反倒求来一首“三句半”——“太守出祷雨 ，万民皆喜 悦，昨夜推窗看：见月!”老爷查出作者后，将其捉进衙门，痛责十八板，又怀疑他仅仅是 “ 发行人”，背后还有真作者。那人咬定是自己所作，老爷让他当场再吟一首验证，否则罪置 重刑，此人应声道：“作诗十七字，被责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郎瑛于追述过此事 后，感喟说“此世之所少”，那是指老百姓有勇气公然嘲笑官府而言，但州县衙门惯弄 此类虚头来代替劝课农桑实务的现象，则确实是“世之所多”哩。

再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报喜不报忧。报喜的门道很多：一曰挖空心思报“祥瑞”。 一株谷物上多长了些穗，就叫“嘉禾”；天上下了几滴略有甜味的雨，就叫“甘露”；田埂 上钻出几棵过去少见的草本，就叫“灵芝”；全当宝贝似地装进盒子，派专人送到上级衙门 去，恳求转呈朝廷，这也算是体现劝农有绩的标志。二曰恣意夸张报“政绩”，筑一条陂吹 成一道坝，栽几排树吹成一片林，挖一个塘吹成一片湖，反正瞒上不瞒下，法螺尽管吹；三 曰凭空捏造创双收，这一条特别反映在劝垦荒地上：垦殖面积增加了是衙门的名气，而这一 增加又要引带田赋的增加，田赋增加又要引带衙门众老爷的陋规收入增加，这又是实惠。有 此名利双收的利益驱动，不少州县都捏造垦荒数目。以清朝世宗时福建省崇安县为例：雍正 十年(1732)，该县捏报垦荒 139顷；雍正十一年(1733)，又捏报垦荒150顷，前后一共加征银2203两，米2 60石，全部 采用“飞洒”(即无田浮赋)办法落实。这就是老爷升官发财，百姓晦气破家 。趁着乾 隆皇帝登基之初，有些励精图治的气象，便有敢讲点真话的官员将这等浮夸虚造歪风给抖了 出来，乾隆即命地方督抚将现有报垦田地“详确查明，如多虚捏，据实题请开除”( 引见《清乾隆朝实录》卷5)，结果发现好多省份都存在和福建崇安同样的现象。

不报忧最简单了，就是一个瞒字呗，也是瞒上不瞒下，只求迎合上司，不怕得罪百姓， 乃至可以造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比如宋人叶梦得著《避暑录话》载，北宋神宗时，钱勰 在如皋当知县，当年大旱，又闹蝗灾，而邻县泰兴的县太爷竟向上司汇报说“本县无蝗”。 而后泰兴蝗灾因衙门不组织治理的缘故，闹得比周围各县更厉害，上司知道后移文责问，孰 知这位老爷答复说，泰兴本来是没蝗虫的，是如皋的蝗虫飞了过来，尚请上司“仍檄如皋， 请严捕蝗，无使侵邻境”。钱勰得檄后又好气又好笑，在檄书纸尾上写了四句话：“蝗虫本 是天灾，即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却请贵县押来。”

此外，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本是中国士人的通病，进官场后尚不认真学稼学圃，也难 指望他们能做好劝农工作。明人谢肇NB051所著《五杂俎》和浮白斋主人所著《雅谑》 里，都记有一则同样的故事，估计是史实流传，说是德清县主簿马某，曾 于某夜三更时，亲自去敲知县的房门，知县只当非火即盗，惊惶而出。主簿说：“我在想个 问题，四月份里，农民们又要忙种田，又要忙养蚕，太辛苦了。衙门里可以出一张告示，让 百姓四月种田，十月养蚕，如何?”知县又好气又好笑，问他：“十月里哪来桑叶喂蚕呢?” 

这就叫外行当领导了。

急敛暴政求考课(1)

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世祖福临突然驾崩，继承皇位者是尚为童 稚的康熙。 按照中国的老例，新皇帝登基，总得有一些“恩典”给大家，比如对一般罪犯是“大赦”； 对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加一场“恩科”；至于已经步入仕宦者，好处自然又多一些： 革职回家的可望“起复”，受过处分的可望“开复”，正逢考满者，可盼多升两级，等等。 孰知“顾命大臣”们替小皇帝拟了一道圣谕传示吏部和户部，再传达给全国官员，略谓“钱 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奏，见直隶各省 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累后官；或系官役侵挪，借口民欠……今后 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 开复升转。尔等即会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内拖欠钱粮不完，或应革职， 或应降级处分，确议具奏。”

这道圣旨，对于天下州县衙门来说，真可谓当头一棒，尤其是正堂、佐NB032之类，几 乎魂 灵儿走掉一半。小皇帝板起面孔来了，限期完解钱粮，过了期限，非但升不了官，加不了级 ，还要革职议罪哪!未几，《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数份处分例》也由各部 、寺会同议定颁布下来了，于是全国州县衙门，满是敲扑之声、凄惨之呼。老百姓受荼毒的 情形不难想象，就江苏、江西两省官吏士绅被分别造册“交部察议”者，也有13517人之多 ， 凡现任官员一律降两级调用，在籍官员一律黜革，其余已有县试、乡试或会试中式者，一律 夺去秀才、举人和进士的功名。昆山县进士叶方霭，被县里查出漏交一文钱，连个“探花” 功名也保不住，致使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其他如歙县方光琛、华亭县董含等 ，都是在考取进士后因欠粮被黜，一怒之下西走云南，去当吴三桂的幕僚，成为后来“三藩 之乱”的重要谋士。众所皆知的“哭庙大狱”，也发生在这时：江南名士金圣叹等率领一大 批士人，打着悼念顺治皇上的幌子，向苏州府主办的追悼会场进军，散发传单，痛诉吴县衙 门“滥用非刑，预征课税”，结果金圣叹等18 个为首分子被砍了脑袋，其余被株连而军流禁锢者不算。

这一回，是百姓之厄，士人之厄，同样也是州县官员之厄，甚至两江中差役也被逮起了24 0人。什么缘故呢?盖因征收钱粮，全是州县衙门的责任。

钱粮就是田赋。自从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出现后，国家就实行向田主按土地面积征收地税 的制度，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前594)的“初税亩”，大抵可视作田赋的源头 。秦始皇 统一全国后，田赋划一，概由县级政权按年度直接向土地所有者征收，此后一直沿袭下来。 古代国家，包括皇室开支及政府、军队、监狱、官吏等整部机器得以运转的燃料动力，就 是 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这是除了一小部分特权阶层及其家属以外，全国人民的法定和无偿的 义 务。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立国的封建大国内，田赋尤为赋税构成中的支撑项目。历朝各代 ，田赋的征收比例或定额或形式方法，互有不同，比如汉朝时先是“十五税一”，后改为 “三十税一”，以后的朝代则多行“什一之税”；又比如，古代社会前期的田赋多以粮食、 棉麻等实物体现，中后期则钱、粮均有，粮称本色，钱称折色；至如“租调制”、“户调制 ”、“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法”等历朝征赋所使用的不同 办法等，则说来话又长了。读者们只须记住一条：所有这些封建 国家机器的“燃料动力”，全得由州县衙门负责给收拢来交上去。宋人真德秀所谓“簿书乃 财赋之根底，财赋之出于簿书，犹禾稼之出于田亩也。故县令于簿书，当如举子之治本经”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算是把土地—簿书—财赋的相互关系，以及 州县官员在这种 机制运行过程中的责任全讲明白了。前一节讲到“王政之本在乎农桑”，说透了“王政”的 本钱主要就从“农桑”中出来，君主官吏判断劝农成绩的好坏，总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 ，狭义的视角，就是看田赋征收成绩如何。其逻辑是，农业增收了则田赋自然增收，反之就 是 劝农不力。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君主和官吏，都是从这种狭义视角观察问题的，因此便有了 前文所引康熙圣谕之“按期完解，乃为称职”的要求。再透彻一点讲，州县衙门中大小官 员、吏员、差役以及师爷、长随等“自家人”的全部“出息”，其最称“稳定”的部分，也 大多从赋税上获得，这就更是他们经常全力以赴于此务的动力了。

征收田赋的过程，充满血腥与黑幕。每当春秋两次开征之时，知县、佐NB032率同户、 仓、 粮房吏员及三班差役，几乎全体出动。按照制度，农民们应当于见过县衙告示后，分往各指 定收赋地点主动交 纳，这一刻便是吏员、长随、仓斗级等大逞淫威上下其手的时机；任意克扣份量、指名额 外需索、肆情责打辱骂或设法刁难讹诈等，种种手段，不一而足。老实巴交的种田人视纳赋 如同过鬼门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农民有自耕田若干亩，按簿册上要求，应该交秋粮两 石，届时一家大小你推我挑，把粮食送到了指定地点。先得排队，这会儿便有“做公的”跑 来寻衅，吆喝斥责，调戏妇女，无所不为；好不容易轮到你交赋了，吏员抓起一把粮食，说 是 太潮湿，压秤砣，马上便给你一个折扣；到了过磅时，仓斗级和秤手们，又在量衡器用上玩 手脚，这又是一个折扣。这一来你就完了，眼睁睁看着粮食倒进官囤，簿册上却留下了拖欠 若干的记录。拖欠又该咋办呢?按告示规定的期限来指定地点补欠，过了期限后，书吏啦、 差役啦，一起下乡来催科，倘嫌人手不够，连县尉(宋元以后是典史)、巡检 亦得带人纷纷出 动，那一番骚扰折腾，更厉害了，可真是“鸡飞狗跳，鬼哭狼嚎”。唐宋时不少进士出身的 人去州县衙门里当县尉，都自感难过这等敲剥小民的一关。这是读过几卷书的人的想法，至 于那班吏胥，却没这等顾忌，下一趟乡，吃香喝辣，连偷带抢，尽是外快。倘若下乡催科后 犹不足补欠，那就要抓到衙门里“追比”了，打板子，站枷号。本书第一章里曾引过一首贴 在八字墙上的催科诗，所谓“长邑低区多瘠田，经催粮长役纷然。纸枷飞作白蝴蝶，布棍染 成红杜鹃。日落生员敲凳上，夜归皂隶闹门前。人生有产须当卖，一粒何曾到口边。”这就 是催欠实景的写照。南宋时刘克庄做江东提刑时，有过一篇《催苗重叠断杖》，指斥某县主 簿赵老爷催科用刑太苛，“只如三月二十七日断杖，四月初八日复决，岂非湿疮上再决乎? 似此催科，伤朝廷之仁厚，损主簿之阴骘，当职以提点刑狱名官，不得不谆谆告诫，今后不 宜如此。”刘克庄在宋史上，是个正派人形象，他把这篇东西收进《后村先生大全集》里， 显然也颇自赏，但人们可以从中感悟些什么呢?其一，州县主簿是催科时的干将，因为他是 财赋主管；其二，催科用刑是王法允许的，只不过在刘克庄看来，还没等人家的疮疤长好便 又用刑，未免太过分了一些而已；其三呢，不过得一个“谆谆告诫，今后不宜为此”，倘若 上司不是刘克庄呢?

急敛暴政求考课(2)

试想，果真有能力按簿册规定又按官吏额外需索解完钱粮者，谁甘心过此“纸枷飞作白 蝴蝶，布棍染成红杜鹃”的悲惨生涯呢?但是衙门要“称职”的话，就顾不了这些。

古诗有所谓“急敛暴征求考课”之语，就是这种心态的概括，要求考课上等，要想升官 发财，非得这么干不可，否则哪来“心善进庙门，心黑进衙门”这句话?北宋哲宗时，苏东 坡赴任扬州，路过濠、寿、楚、泗等州，曾进入村落，访问 百姓，无不痛诉急敛暴政，“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苏东坡 向 皇上进言道：“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 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3)可是轮到他头上，不 敛不催也过不了考课 这一关，倘能自己不贪而又尽可能管住吏胥使之少贪，就算是“清官”了。《山堂肆考》上 说寇准当成安知县时，“每期会赋役，惟令县乡里姓名揭县门，而百姓争赴之，无稽违者。 ”这就是夸张其辞了。

不过，历史上州县官员在征收田赋时，像寇准那样仅在八字墙上张贴告示和名单的，确 也不少。为他们获得“好官”声誉的主要做法，便是不派或少派吏胥催欠，换句话讲就是征 赋归征赋，但不放虎狼出来。那么他们这些“好官”、“清官”们又是怎样过此考课关呢? 

这就是另一种征赋方式，叫“揽户”制度，扼要点讲，乡下人怕直接同官吏打交道，衙 门也嫌挨家挨户催欠太烦，于是官民之间多出一个“揽户”来，或者是里甲保正，或者是乡 绅生员，大抵以中小地主阶级成员为多。他们分别向官府承揽了包纳多少户多少亩田赋的责 任，农民们把田赋交给他们， 再由他们统一向衙门完解。对于农民来讲，这里头有好多饮鸩止渴的地方：衙门胥役的 凌辱可以逃过了，青黄不接时的拖欠可以由揽户垫上了，起码站枷吃杖的羞耻可以免掉不少 ；但是反过来了，他们可就因此成了揽户的债户，无疑是在接受官府敛征的同时，又套上了 一根承受揽户剥削的绳索，并加深了对揽户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于揽户来讲，因为他们是所 谓“有体面”的阶层，一般不用害怕吏胥之类的刁难，至多是将正赋与浮数之间的差额拿出 来，和衙门打平伙或三七开四六开罢了，但是返转身去，通过垫纳、代缴、放贷等种种方式 ， 可以从农民身上得到更多的油水。学过一点历史和经济学的人，常常接触“土地兼并”这个 名词，揽户这种方式，便是兼并农民土地的一条重要渠道。范进中举后为什么会喜得发疯 ?就因为哪怕他在科场中就此僵滞，无由转入仕宦，也有了充当揽户的身份，还愁发不了财? 最后，对于衙门来讲，揽户完赋这种方式，可谓是喜忧掺半。首先从成员上区分，大抵是官 员喜吏胥忧。揽户们把田赋包下来了，官员无急敛之名，得考课之实，省心得多，至于他们 个人的好处，自然也是由揽户们承包下来的，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可是吏胥们就不同了， 因为揽户制除了保证官员利益外，只能再兼顾粮房、户房、仓库等衙门中直接有关部门之吏 胥们的利益， 有时或许连这一份“出息”也要计较争执，而对于其他部门的吏胥来讲，少了参与催欠的 差使，也就是少了一个额外需索的饭碗，能不发愁?况且历朝历代中，正派的读书人也是有 的，比如杨乃武所以会得罪衙门吏胥和当地豪富，就是因他自恃举人体面，义务替农民当代 纳田赋者，他不要农民好处；农民说他好话了，可衙门吏胥和想通过当揽户获利者可就叫苦 了。所以“小白菜”葛毕氏的丈夫一死，大家都想到把通奸下毒的罪名栽到他身上。其次， 官员吏胥的忧喜掺半又可以因具体条件换一个位置，比如本书第四章第四节中讲到庐江库吏 的故事，那就是吏胥倘及早和揽户勾结起来的话，还有不少超额生发哩。反过来，不少充当 揽 户者，又恃有皇亲国戚、官宦亲贵或朝中有人、乡里有势等种种优势，揽是揽了，交则困难 ，肥了他家，亏了官库，七品芝麻官一类若无厉害手段，倒也奈何不了他，于是就有了本节 开篇所述拖欠年久的情节了。那万把个缙绅生员，都是什么原因给扯进来的呢?答：揽户。 平时也倚仗衙门鱼肉百姓，这会儿皇上“龙颜大怒”，大家便被一网里打尽了。但是话说回 来 ，综观历史上州县衙门催征田赋的整体趋向，无论是通过里甲乡约，还是出动吏胥衙卒，或 是通过富室揽户，终究以衙门、富豪、里保之三位一体的勾结为主要面。欧阳修痛骂“赋敛 繁重，全由官吏 为奸。朝廷得其一分，奸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苏辙则惊呼，“故夫今 之农者，举非天子之农，而富人之农也!”一个强调了衙门的黑暗，一个强调了揽户的贪酷 ，这也正好合成了贯穿于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但无根治之日的矛盾现象。

急敛暴政求考课(3)

然则这还不算完事，中国古代社会的赋税，又远远不止田赋一项!还有户口税、人头税、 房产税、铺户税、契税……名目繁多，不尽缕述；赋税之外，还有“捐”，讲白了就是摊 派，就是勒索。衙门里有工程要摊派，地方上过公差要摊派，礼房修建校舍要摊派，兵房编 练武装要摊派，工房督修城垣要摊派，粮房库房起造仓囤要摊派，甚至来一任老爷去一任老 爷也要摊派。《南亭笔记》谓严天池赴邵武当知县，去城隍庙行香时发誓赌咒，决不拿邵武 人民一文钱。可是马上就有“茶果银”送上来了，说这是老规矩，凡有新官上任，合邑绅民 “为官长称觥敬者”，您不可破了老例啊!又如海瑞在淳安当知县，任满后该去北京受考朝 觐了，按当地规矩，老爷去京朝送礼的费用，也都得由全县百姓摊派，三年征收一次，结果 海瑞比严天池厉害，硬是给破了例。这么多税，这么多捐，合起来就叫“苛捐杂税，多如牛 毛”，除少数专门项目另由国家指定有关部门征收外，其余概由州县衙门负责征收；征收时 的情景，也就和敛赋一样，一项一项写下来就没个完，不妨就“窥一斑而知全豹”吧。

齐民编户派徭役(1)

明朝宣德五年(1430)春暮，宣宗朱瞻基写过一篇文章让大臣们传看，以表示 他对民间疾苦的 了解和关怀。文章说，昨天朕去谒陵，回来时经过昌平东郊，看见田里的农民正弯腰耕地， 连直起身子看看天色的闲暇也没有。朕召了一个人来，问他干吗做得那么勤快?他说，我们 种田人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有一弗勤，农弗成功。朕问，那么冬天 总可以安逸一些吧?他说，“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朕听了后，叹 息再三。

叹息归叹息，徭役还得照旧编发。历代社会里，除少数特权阶层外，所有国民 都有按政府法令替国家无偿服役的义务，正如这位昌平农民所说的，“亦我之职”；而这种 制度的执行和监管者，就是州县衙门，所谓“执力役于县官”的讲法，即本乎此。

户口的调查、登记和管理，是摊派和征发徭役的前提与根据，因此也就是州县衙门最基 础性的工作之一。《史记·龟策列传》上说，春秋时有一只神龟，在宋国的泉阳被一个叫豫 且的渔户捕获，那神龟便托梦给宋王，求他解救。宋王派使者去泉阳，问县令，你这儿有多 少渔户，有没 有一个叫豫且的?“泉阳令乃使吏按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为豫且。” 我们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时代，许多国家的县级政权已有境内户口的详细簿册，甚至还有标 上户数与户主姓名的“地形图”了，所以摊开来一查便知道。秦始皇统一 中国，建立划一的郡县制度后，这种户口调查和登记工作的质量，必定又大大提高。睡虎地 秦墓竹简中，就有一则关于户口的《封诊式》：某人向官府自首，道是原住某里，于本年 二月已不记日期的某天逃亡，没有其他过犯，现在来自首。官府讯问后，姓名、身份都确实 ，查对一下户籍登记，是二月丙子日逃走的，情况掌握得比他本人还清楚。他说自己没过犯 ，但官府认定他有过犯。为什么?户籍上能证明，他躲避了三月份修筑宫室的劳役共20天 。人们又可以从这一案例中知道，户口登记和管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征徭。当然，还有户税 、口税、军赋等各式各样的摊派，也都是它发挥效能的地方。

州县衙门是怎样进行户口调查、登记和管理工作的呢?历史上各朝政府的做法，互有不 同，但一般总不外是两大类形式：一种是每年规定在一定时间内，比如三月或者八月，由 老百姓自行去 县衙申报，接受审验。比如《后汉书·江革传》记，江革于建武(汉光武帝年号，25 ～56) 末年与母亲回乡里，“每当岁时，县当案比”，案比，即案验而比之的意思，就是审验户口 。江革因为母亲已老，经不起牛马拉车的摇晃，便自己推部小车送母亲去接受案比，“ 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可见那会儿户口核实制度是相当严格的，连老太太也得亲自 上衙门接受审查。这些具体的事务，一般都由户房在县丞或主簿领导下进行，但知县也得过 问，甚至负起主要责任。《宋史·苏颂传》记，宋仁宗时，苏颂知建业，建业过去是南唐的 地盘，战乱后户口簿册散失殆尽，许多衙门胥吏在征徭征赋时，趁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苏颂很认真，平素在治其他公事间，留心调查，掌握了不少实际情况。到了统一登记和案验 户籍时，有人自报情形不实，苏颂便警告他说：“你家里还有某某人，还有某某产业，为什 么不老实申报?”这一来，“民骇惧，皆不敢隐”。

另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在规定时间内，由州县衙门派员去各乡、里，指导乡官、里书等乡 里人员进行登记核验。比如明代及清初的户籍(即“黄册”)编造法，都按此 顺序，“凡造 册，人户各登其丁口之数，授之甲长，甲长授之坊、厢、里长，坊、厢、里长上之州县。” (《清朝通典·食货》)。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时，搞了个“ 摊丁入亩”政策，即徭役征发不再以户籍登记为根据，而是根据 田产占有情况。这一来，对州县衙门来讲，户口登记和管理的实用性少了许多，干起来便马 马虎虎了，每年办登记时，就照抄上一年的算数，“岁岁滋生之数，一律雷同”，弄得乾隆 皇帝大发脾气，“似此简率相沿，成何事体?所有各省本年应进民册，均展至明年底。倘再 疏舛，定当予以处分!”(《清史稿·食货志》)这就是宁肯再放宽期限推倒 重来，但一定要 实事求是的意思。应该说，中国是世界上户籍管理制度源起最早、建制最全又最能随时反映 更新状况的国家，这些成就都离不开历代州县衙门的具体工作。但是我们从乾隆皇帝发脾气 这件事实中，又可强烈感受到，在户籍调查和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州县衙门是联系其征赋征 徭的实用性来理解和执行的，一旦搞了“摊丁入亩”的政策，他们就玩忽职守了。

齐民编户派徭役(2)

其实再深一层看问题，州县衙门在户籍管理这件事情上玩忽职守，又远不是从康熙以后 才开始，也不仅是在调查、审核和登记时“简率相沿”这一项。而且这“玩忽”两字的重点 ，更不在怠忽上，而是在玩弄上。那手法可就多了。比如中国古代的户籍，一向有户别 、户等这些讲究。户别，就是户的分类，早在春秋时，齐国就有士、农、工、商的户口分类 法，以后越搞越细，有宗室户、官员户、农户、商贾户、弟子户(即官立学校学生) 、工匠户、军户、僧寺户、乐户、守陵户、驿户，等等；什么户有当官享受特权的份 ，什 么户有出钱报效国家的份，什么户承担什么样的徭役，都从这户籍分类上来。《木兰辞》里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的根据，便是因为她们家里属于军 户，该派世世代代当兵。试想，这分类权全掌握在州县衙门手里，花头精就多了。比如秦汉 时，凡在弟子户籍的不仅享有免役特权，还有做官的途径，谁不想入这种户口?那就得巴结 衙门，送礼塞钱。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专门有一条“法律杂抄”，大意是县令、县尉不准把隶 卒一类立在弟子户名下，违者就要处分，可知这种情况当时已有发现。又比如西晋覆灭后， 北方大批人户南迁，东晋和南朝历届政权在编造户籍时，都面对户别混淆的严重状态。南梁 时尚书令沈约说，“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 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通典》 卷3)这 “一万许钱”塞给谁呢?主要就是落入州县衙门的腰包，而买个士户的根本动机，则又如元 代典制专家马端临所指出的，“夫徭役贱事，人之所惮，固宜其改窜冒伪，求自附流品，以 为避役之计也。”讲到底，逃避徭役是最关键的。花这本钱，值!可是这问题的另一面，可 就惨了，免役的官户、士户、弟 子户、僧户、陵户等户名越多，州县经办人腰包越鼓胀，但国家派定的徭役则有增无减，该 谁充当呢?那就是广大农户和其他各色杂户倒霉了。甚至军户少了，往农户去抓兵；乐户 不够，强征良家姑娘来应差；驿户不足，便强迫种田人做工人放下活计，去赶马拉车当挑夫 。本书第一章讲到“圣谕”到县时抓夫充当和尚的笑话，这也是一种役，就扎根在户籍有别 的上面。

户别之外，还有户等的讲究，就是按照各户人丁多少、财产多少来定高低等级，又依等 级承担徭役和杂赋。历朝各代，有户分九等、五等、三等等各种不同的方式，但分等权例由 州县执掌，则是一致的。这就更是无钱贿赂者的大灾难了。“富家大室临期率以赂免，而中 产下户反被均敷之害”，这是通贯两千多年的老毛病。以两宋为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 载，许多州县衙门都在定户等时贪赃枉法，任意升降，仅定州安喜一县，就将原属五等户中 的3400户升作四等户，将原属四等户中的4700户升作三等户。南宋时叶衡任于潜县知县， 发现这儿“户版积弊”相当严重，“富民多隐漏，贫弱困于倍输”，该属上等户的，因为塞 过钱财，都变成下等户了；那些没劳力缺田产的下等户呢，因为没钱孝敬衙门官员或胥吏， 倒承担了成倍的徭役。欧阳修有过一个《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 差科札子》，说是在苛岚等偏僻县份中，甚至把十等下户内“卖水、卖柴及孤老妇人不能自 存者并一例科配”，那是一种何等凄惨的情景啊!

徭役究竟有多少名目，繁重到何等程度，不胜缕述。这里仅举明朝时几位州县官员的“ 叹苦经”。《明宣宗实录》卷41中，有清河知县李信圭的抱怨，“本县地广人稀，路当要冲 ，南北两京、直隶等十布政使及诸番国运送官物，俱经本县发民挽舟，初无定数；部运之 官挟势多索，逼迫无厌，壮丁尽行，役及老幼。”瞧，这个清河县的地理位置不好，正当交 通要冲，全县壮丁全去替官运船队拉纤还嫌人数不够，连老人小孩都上阵了。《明英宗实录 》卷45中，有山西代州繁峙县官员的陈诉，“编民二千一百六十六户，逃亡者俱半。其见存 者又用六十人供柴炭，百人监厂，二十五人修坛场，百人采秋青草，三百人充荆越等巡检司 弓兵。又时有军需供给，传递往来。以是民甚艰苦，不能聊生。”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 书》中引过一篇文章，那就更加具体了，“民当农时，方将举趾，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扛夫 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而未止，而又为纤夫矣。肩方息而提随之，稍或失御，长鞭至 焉。如此而民奔走之不暇，何暇耕乎?”和这种情 况比照，本节开篇所引明宣宗所遇到的那位昌平农夫，还算是幸运的，他至少还有时间 耕种自己的田。

我们都知道徐霞客是明代的大地理学家，周游全国，实地踏勘，贡献卓著， 又岂知这一部《徐霞客游记》的撰成，该当渗透多少农民们无偿服役的血汗和涕泪?作者当 然不敢瞎编，只从老先生自己写的游记中便可看见。崇祯九年(1636)秋天， 徐霞客在广西游历时， 凭地方衙门发给的一张“马牌”，走到哪儿，都由村民们用轿子把他和仆人抬着，一主一仆 ，连轿子带行李，要用10个夫役，有时村里面人手不够，就用“童子代舆”，“二妇人代舆 ”；管他代步，还得管他吃饭，“煮蛋献浆”，“以鲫为供”，“割鸡取池鱼为饷”。说起 来眼泪汪汪，这些鸡呀鱼呀，就是农民们换现钱的“活银行”，却都进了他老人家的肠胃。 十 一月二十五日那天，按公历换算是12月21日，既是星期天，又是冬至节，正该是陆廖村农民 磨粉搓圆祭祖先的时刻，可听说来了个持有衙门“马牌”的先生，吓得“各家男子俱遁入山 谷，老人妇卧暗处”，徐霞客就领着仆人挨家挨户搜查，搜出两位妇女，叫她们去找人搬行 李，给做饭。过会儿来了位老头，关键还在于“惧余(徐霞客自称)鞭其子若 孙”，那 “其子”为何不逃呢?原来“其子跛立”，残疾人逃不了。吃过饭，躺上老人妇人为之铺好 的床，“予叱令速觅夫，遂卧”。

齐民编户派徭役(3)

诚然，徐霞客毕竟还是个封建等级意识颇为浓厚的学者，让老百姓为他提供无偿徭役而动辄 不满时，也就是多骂几声“奸民”，一般地摆些威风罢了。可即使如此，尚闹得鸡犬不宁， 人妇慌恐，碰上那些打着“正宗”旗号派役拉夫、科配勒差的官员吏胥们，那一等虎狼之威 ，乡下人又何其忍受呢?就是那个和昌平农民谈话的明宣宗，不仅要对其统治时期的徭役之 苛繁沉重负首要责任，而且他的个人嗜好也会转生出不少让人求死不得求生不成的“奇役 ”来。“蟋蟀NB052NB052叫，宣德皇帝要”。他下道“圣旨”，让那些出产蟋蟀的 州县进贡善斗的虫子，这些衙门便把抓蟋蟀也编入徭役的内容，蒲松龄的《促织》，就反映 了这一史实。那位华阳知县“严限追比”，而“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其结果是“每 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最后成名儿子的精魂化为蟋蟀，被七品老爷送进宫里后勇冠三军 ，于是老爷在考课中就被评为“卓异”，一高兴，免了成名的徭役，还嘱咐学官，给他在县 立学校里补个名额，可怜成名的儿子如“植物人”一般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州县衙门编户典 籍科派徭役过程中的种种黑幕和惨毒，也算是在这篇小说中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暴露了。

救灾赈恤发横财(1)

嘉庆十四年(1809)，清仁宗ND043琰(即嘉庆皇帝)坐在紫 禁城里书案前，“御制”了一首《悯忠诗三十 韵》，全诗300字，夹注951字，内容是褒彰一个以知县任用的官员李毓昌。中国历史上，一 位皇帝为一个七品芝麻官作这样的长歌细注，并且还刊勒石碑，是十分罕见的事。这件事因 一场水灾而起，又暴露了古代州县衙门在办理荒政时的不少黑幕，因此作者先将此事作为“ 提起”，详细内容，留待后文再叙。

严格地讲，“荒政”也是州县衙门所司户口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田要人去种，役从户 上来，国家所以能够维持，说到底，离不开种田干活的人户。所以州县衙门既要向所辖 人户征赋收税，科配徭役，又得保住人户不流失不灭绝，这任务就叫户口保养，所谓“养鸡 取蛋”吧。保养户口的措施，有抚幼、恤贫、养老等多种形式，本书第二章中所谓“生、老 、病、死”之类全是，这儿就简省笔墨了。户口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向来是考核州县官员的 一项重要内容，还涉及到老爷们的收入、衙门里的编制，所以这保养人户的措施中又得加上 一条：招抚逃流人口。比如南宋高宗初年，曾有臣工给皇帝上疏建议，“兵火之后，全在 官 吏招集流移，乞将州县最亲民官初到任日，据见(现)存户口二税批上印纸， 候任满日，再 据户口二税批签。罢任，若任内招诱户口、二税增加者，书为课最，别有迁擢。若任内不能 招诱户口二税，或复有减少者，书为课殿，亦置典宪。”(《宋会要辑稿·食货》) 意思就是州县官员上任前，要记录一下当地的户数口数和户口两税的征收数， 等他 任 满时，再做一次记录。如果有增加，就考为上等，升官，倘是相反，就考为末等，还要议处 。 以一个州县正堂一任三年计，三年内有人出生，也有人死亡，设法较大幅度地增加户、口数 目，就是所谓“招集流移”了。“流移”又是哪来的?就是逃亡户口，因此还得限制逃亡， 比如北宋时就对州县官员有个诏令，“县有逃户破五十者，(县)令、佐 (官)降下考；若百 户，殿三选；二百户，停所居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有了这几条 杠杠，有不少 州县官员因此升官，也有不少州县官员因此罢职。比如高赋做唐州知州，招募两河流民垦田 ，及其去任日，增户11380家，增田31300余顷，“玺书褒谕，宣布治状以劝天下”( 《宋史·高赋传》)，立为天下县官学习的榜样。反过来，蔡州知州高如晦在任内， 流失主户 2509家，损失国赋53000余贯，“诏下御史狱案其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 。这种措 施，从本意上来讲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州县衙门倘认真执行，对于稳定社会、增殖 人口和发展生产，是有进步意义的。当然，老和尚的真 经到了歪嘴小和尚那里，常常会走调。历史上，州县衙门在户口保养上搞形式主义、弄虚作 假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强制老百姓拆户，或者将客户升作主户；又比如拼命搜刮，赋税 增加了，再捏报户口增加；再就是邻州邻县互相“挖墙角”。反正官场上做老爷者，官 僚主义坯子居多，只要纸面上形式上有成绩反映出来，大半就是行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