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饭TXT >
军事历史 >
《天下衙门》作者：完颜绍元【完结】 >
天下衙门.TXT
古代官场升官图
中国古代官场上，有一种类似现在小孩子玩的“飞行棋”的游戏，叫作“升官图”，也 叫“彩选格”或“百官铎”。据说首创于唐代，传至清朝仍旧不衰，尤其盛行于州县衙门内 的小官下僚们中间。其玩法是把本朝的各种官职名称、出身类别、选任方式、考核制度、任 期俸禄、奖惩措施、升黜依据等诸项，全开列在一张画满方格的纸上，然后掷骰子爬方格定 输赢。第一掷作为进身之始，以后以几点为德为功，几点为赃为贪，几点为升，几点为降， 弯弯绕绕极多，“有为尉、掾而止者，有贵为将、相者，有连得美名而后不振者，有始甚微 而倏然于上位者”(赵翼《陔余丛考》卷33)。大概这种“画饼充饥”式的“ 升官”法也有平 衡心态的特殊效用吧，许多在实际生活中连个进士及第功名也没得到的“绿豆芝麻”儿，在 这个道道上倒争得挺起劲。是以有人作诗讥笑云：“卒无及第效，徒有高人气。昏 昏忘其大，扰扰争其细。”
其实这又未免涉嫌“清高”，因为这玩意儿很有点“寓教于乐”呢。玩熟了“升官图” ，一代官制的大概知识，便可了然于胸。纵是“些小吾曹州县吏”，毕竟身在官局中，哪能 连乌纱帽里的规矩也不懂?何况做官的人，总以想往上爬者居多数，又有几个甘心“为尉、 掾而止者”?所以比较起来，还是北宋史学家刘NB065眼光独到。此君考中进士后，在州 县衙门 里干了整整20年，“升官图”已玩得很精道，再博览群书，给图纸上那些弯弯绕绕全作了由 古及今的详细注解，居然自成典制专家。后来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时，还特地找他当 助手哩。
刘绘制的《升官图》及其详细内容，现在已经难得看到，不过真要想对古代州县 衙门文化、特 别是对前一章里已介绍过的各色“官”员的相关知识有更加进一步的了解，恐怕还是有必 要把那些弯弯绕绕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稍微浏览一番。
老虎班·铜进士·银子科(1)
明朝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山东胶县驿丞谭溥在北京参加会试获捷。喜报 传出，本省 督学毕瑜特地赋诗祝贺：
一官耻不与清流，退食遗编自校雠。
枳棘岂能留彩凤，盐车未必困骅骝。
东藩领荐名初显，西蜀题桥志已酬。
脱却樊笼入佳境，春雷万里步瀛洲。
(引自《坚瓠集》首集卷2)
谭溥原籍四川庐州，故毕诗中有“西蜀”之句，“枳棘”、“盐车”等则是概括驿丞的 苦况。不过最应注意的是第一句，何以同在官列，又有“清流”、“浊流”之别呢?这就是 “升官图”上第一掷，所谓州县衙门内各色嘴脸的“进身之始”。
清流，也叫正途。宽泛点说，凡是和以入学读书有关而获得当官资格的，全可以称为正 途；倘若再区别得严格一些，只有经过科举考试而录取的进士、举人，才可视为清流，即正 途中的最正途，根据是它不受一点儿权势和金钱的污染。至于是否纯粹如此，那就是另一回 事了。因为中国古代科场中舞弊行贿这类丑闻，也是时有发生的，不宜作一概而论。
此前我们已经知道，自有科举制度以来，县级正官和佐NB032官几乎就是进士出身 者步入仕 宦的起步。特别是唐宋时代，一个州县衙门里坐着三四个进士，不算啥稀罕事儿。宋人叶绍 翁著《四朝闻见录》上说，陈自强得中进士时年已六十，被派到光泽县当县丞，县署内佐 NB032都 是进士，其中以主簿张彦清登科最早，但年纪却最轻。偏偏“清流”中不讲究实在年龄，津 津乐道的是“出身”(即登科)先后，于是张彦清大摆老资格，常常戏弄欺侮 陈自强。叶氏述 此故事的本意，不一定在刻意描绘唐宋时有多少进士久困州县衙门不得其志的状况，但当时 士人瞧不起这些职务的思想倾向，确实是存在的。诗人高适在封丘县尉任上时就曾写道——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读书赴考，为的是题名金榜，建功立业，但获隽后得从州县衙门里做起，每天干些“鞭 挞黎庶”欺负老百姓的勾当，这算哪门子“清流”呢?难怪高适要大发牢骚了。
明清时代，州县正官佐NB032的选任制度和仕宦风气都发生了变化。先是明初时太 祖朱元璋 注重吏治，强调选任州县官员应不拘资格，重在节操和能力，要大家推荐，于是不少没有进 士出身的人，甚至连举人功名也没有的人，亦得通过考核后派往州县坐衙。把州县官做好了 ，得到优异的考语，可以越级提拔当知府，乃至径直调到京内当部员，部员的升途更广一些 。人们比较熟悉的海瑞和李贽，就都是以举人出身获得做官资格并且在州县学署里先干起的 ，后来全升了京官。这两个 人全闯过大祸，蹲过监狱，但海瑞临死前已当上了南京右佥都御史，李贽是主动提出退休， 又 去做和尚的，但好歹也是四品衔的知府了。接着是清朝时官场上的风气大变，大家都想到地 方上去当官。原因很简单：做京官“经济效益”差，缺少直接弄钱的办法。清人梁绍壬在其 名著《两般秋雨ND044随笔》 中，专有一节叙“京官苦况”，谓“领俸米时，百计请托；出房租日，多方贷质”。地方官 呢，哪怕小到七品芝麻县太爷，亦有许多捞钱的门道。州县官提升不易，这也是众人周知的 ，不过这会儿当官的人可顾不了这些了，甚至是巴不得别提升到京里去才称心哩。
那么，官场上的人们都想去地方上干，这可如何分配呢?这就得论资排辈。据《光绪会 典》统计，全国 一共有1314个县衙门，有145个和县同级的散州衙门，两项相加，还不满1460，而常年中有 资格任此官的人，数目远远超过，于是种种故事就出来了。
排在第一位的还是进士，发榜后参加朝考，然后分发各省见习、候补。这叫“榜下即用 ”，哪 个县太爷的位置空出来了，马上就得让他去填补。更厉害点的，就是所谓“老虎班”了， 即新科进士因朝考优异，被派到翰林院里学习，叫翰林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或者继续留在 京里当翰林编修、检讨之类，或者就去地方上当州县正官。穷翰林的实惠，哪里及得上县太 爷，所以许多人宁肯这三年白干，也指望去地方上仍旧从七品芝麻官做起。不过这三年总有 个报酬吧?于是便有“带缺出京”的制度，即在京里就给你安排好上哪儿了，用不着候补， 径直赴任就行。因此有了“老虎班”的外号。
比进士稍次而排在第二位的是举人。进士叫“两榜出身”，举人是“一榜出身”，都属 于“清流”。凡是乡试后榜上有名的举人接连应三次会试而榜上无名者，就可以到吏部注册 。每隔若干年，在这些一榜出身者中间挑选一批人去当地方官，这叫“大挑”。“大挑”中 获隽者，又分两等出路，第一等安排当知县、县丞、盐大使、藩库大使，或调剂借补为州同 知 、州判、府经历等，共有九班；第二等安排当教谕、学正、训导，共有三班。轻薄者给取了 个外号，叫“九流三教”。
老虎班·铜进士·银子科(2)
“大挑”的进行方式，名义上是由王大臣举行“面试”，具体做法为：皇帝钦点若干王大臣 ，一起坐在内阁里，参加“大挑”的举人每20人为一队，排好秩序后进去。大臣们照着名单 念一个，下面应一声。全点过后，大臣们商量一下，又开始唱名了。先唱三个，这三个都是 一等补用了；再唱八个，这八个人全没挑上，叫作“八仙”；剩下的九个，不再唱名，都以 教谕、训导即先前讲过的二等补用了。然后，20个人全退出去，再换一队进来。
读者要问了，这种面试可真是闻所未闻，凭什么根据分的一等二等，又凭啥理由剔出“ 八仙”呢?
凭相貌。全看你爹你妈给你怎样造就了。搽润肤霜美容膏也没有用，大臣们看脸型和身 段。概括起来是八个字：“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创造性地运用了汉字的象形特征——
“同”，就是长方脸；“田”，就是四方脸；“贯”，就是头大身直体长；“日”，就 是长短肥瘦都适中，又站得端直。凡适合以上四个字的，都入选。
“身”，就是体斜不正；“甲”，就是大头小身体；“气”，就是单肩高耸；“由”， 就是小头大身体。凡不幸滑入这四个字的，都落选。现在，读者们该知道为何这些落选者要 被叫作“八仙”了：站在一块儿，便是一个个李铁拐扶张果老的模样了。
“清流”以外而仍旧算得上是正途的，就是各级官立学校的学生。在首都太学里念书的 叫太学生，后来太学改叫国子监了，念书人又叫监生。太学生或监生大多是从县学、府学里 一级一级考上来的。又有一部分年资较深的县、府学生以及分试中的副榜(即备取生 )，老考 不上，也以各种贡生的名义混进这笔账内，其实主要是看年龄了。如《三言》的编者冯梦龙 57 岁才得贡生，6l岁给个知县；他还算是复社名人，其他人能巴结个佐NB032就不错了， 更有充杂职的。
荐举和征辟，也算是正途，曹操这个县尉就是靠荐举得来的，前述明太祖重视荐举人才 ，亦是一例。保举也可以算在荐举内，如参与河工、边防、赈灾、剿匪等事，有了劳绩，可 以由主官保举，给个做官资格。前一节讲到“生老病死”中人以办捐得官，就是一例。征辟 就是由君主或高级官员直接征聘人才，有时也叫征召，可以毛遂自荐。清朝乾隆四十一年 (1 776)，高宗巡幸山东，武进人黄仲则以诗才为皇上所闻，把他召来面试，带回北京， 分在武 英殿写签条，这也叫征辟；以后积劳绩得保举，派出去当个县署主簿，是九品衔；后来再自 己掏钱捐官，总算又升了一品，当个八品县丞。一个民间诗人，走过征辟、荐举、捐纳三段 道路，也只不过混上个“二尹”，足见州县衙门里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可以自拉自 唱上一段“杨四郎坐宫内”的人还真不少啊。
世袭和恩荫、难荫等，过去也被视为正途，实际情况是泾渭交流，不干不净的事情多得 很。两汉魏晋时的世袭是赤裸裸的，门阀世族有代代做官的特权，好比是艾滋病毒，通过血 液可以由父母传染给子女，还生怕被别人染了去，于是大搞世族之间的政治通婚，保证“艾 滋病”的专利。前文讲到过北齐时派出大批世家子弟出去当县太爷，就是典型的例子。唐宋 时代的世袭，稍微隐蔽了一点。如唐朝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可以入太学和国子学，这就为他 们 得官创造了条件；宋朝的“补荫”更滥，凡三公、宰相、参政、枢密使、宣徽使等中上层官 僚子弟，皆可得官，用不完还可分给亲属乃至门人。当然这种直接“荫”来的官，品秩是较 低的。沈括在其名著《梦溪笔谈》里，讲过一件事：他的姻亲王九龄的祖父曾做过侍中，有 一个已出嫁的女儿病危，服了医生朱严开的药方后，转危为安。女儿便要父亲把今年“ 恩例”补荫的名额给朱严，作为酬谢。父亲为难地说：我已经把它许给了另一个医生刘公才 了 。女儿不答应，结果王侍中只好找刘公才商量，劝他再等明年。岂知当年授予朱严官职的制 文下达后，这位医生没能医好自个儿的病，已经死了。刘公才闻讯去找王公，说是依照制度 ，可以重新提名，结果新颁制文便命刘公才荫补。孰料老刘大喜之下，多灌了几杯黄汤，酒 精中毒死去了。至于究竟这个官有多大呢?其实只是个小小的助教。
金元时世袭又转为公然。元初时州县官都是世袭，元世祖时，廉希宪、宋子贞都上疏批 评这个办法，谓“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赋敛，民不堪命”，又言这样做的后果是州县官员 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此前古所无”(赵翼《廿二史NC021 记》卷30)。到了 明朝，又有所节制，还是用唐代的方式，让三品以上(京官四品以上)的官员 送一个儿子进国 子监读书。出乎例外由皇帝特别恩准的，叫“特荫”；因前人殉职而给予的，叫“难荫”， “难荫”是对“烈士”子弟的特别优待，可以不拘品级了。嘉庆十八年(1813) 北京发生林清 起义，波及豫鲁直数省，滑县老岸镇巡检刘斌死于巷战，谥曰忠义，追赠知县，又给“难荫 ”。一个从九品的微官能得如此“荣典”，朝廷的用意就是要让天下小官从此更加卖命。州 县衙门的杂职官里，有不少这类出身的。
老虎班·铜进士·银子科(3)
吏道和方伎，大概可以算是正途和杂途以外的别径。吏道就是由胥吏中提升做官，汉唐 时期，这种情况比较多；元朝时更为常见，甚至连一些高级官员也由胥吏出身；明清时胥吏 升迁显得很困难了，能够爬到从九品、未入流已很不容易。方伎是指天文、阴阳、占卜、医 药、算学、工艺等专业技术人员，如果派在州县任职，起步之阶只能是对口专业，诸如医官 、阴阳训术等；但是有官运或会钻营的，就有慢慢跳槽的机会。清季曾任贵州巡抚的潘NB 066， 一生仕运都和“方伎”有缘。最初他在县衙里当医官，虽说形容困顿，可参加衙参时也有人 替他赶车。有一天赶车人容颜悲伤，老潘问他何故，原来他的妻子患了一种怪病，眼看没 治了。潘NB066让他领自己去诊断，给了处方，居然医好了。后来潘NB066又爬了一 级，在卢沟桥当 巡检。忽然有一天顺天府接到直隶总督的“五百里排单”，札调潘巡检，老潘闻调后吓得半 死，不知有啥祸事找上门来了。等赶到省里，才知是总督的女儿已许配给了恭亲王，眼看婚 期已近，忽然得病，那病症就和以前那位赶车人老婆所患的一样，偏偏这赶车人这会儿又在 总 督衙门里当差，就趁机推荐了老潘。潘巡检诊脉处方，药到病除，总督小姐平平安安地当上 了恭王福晋。从此老潘的官运亨通啦，一直升到方面大员，足以让天下 州县的杂拌儿羡慕死。
最后要说的，就是所谓“浊流”了，靠花钱买官，这叫“纳赀”或者“捐纳”。这门道 早在汉朝时便有了，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就是以赀为郎的。东汉灵帝、西晋武帝和南朝宋 明帝，都是卖官高手。不过“浊流”泛滥成灾还是在清朝后期，特别是咸丰以后，国家财政 越来越困难了，要办的事情又有这么多，就以卖官为筹款之道。要办海防了，有“海防事例 ”；要治理黄河了，有“郑工事例”；山西陕西闹旱灾了，又有“秦晋实官捐”。 文职官员，可以从未入流一直捐到道员。
大家在一个衙门里共事，不免要摆摆各自“出身”吧?你是 两榜，我是一榜，他是保举，他是恩荫，靠花钱买官的人呢，也有个讲法，就是所谓“银子 科”、“铜进士”了。试想一下，连一个秀才资格也熬不出的人，居然也能坐在衙内大堂上 摆威风，该闹出多少笑话来?民国二年(1913)，上海扫叶山房出版过一本《清 代官场百怪录》，这里摘录一篇，权充本节结尾——
一捐职知县将试士(主持县试)，问幕友曰：“凡作文果以何者为佳，何者为不佳? ”幕友难其答，曰：“此无他，文字第一须看用笔好否，用笔好即为佳文，用笔不好即不得 为佳文。”令点头若有所悟。·
既而点名毕，因召多士前来训之曰：“汝辈作文字须讲究用笔，用笔好方为佳文。”多士怪 其胸无点墨，何忽然能作是语，咸唯唯。令复曰：“某少时作文，亦最讲究用笔，每笔一枝 非三四元不办。”众闻之，不觉哄堂。
任命状·身份证·回避制(1)
清朝光绪前期，湖北省出了桩官场奇闻：刚到任不久的督粮观察使夏宗彝，被他婶母告 了一状，呈词上有“冒死为生，轻犯国家之宪典；弟终兄及，实乖人道之大防”。具体内容 系指控他冒名窃取做官的资格。
督粮观察使又叫粮道，道台成了被告，这案子自当由按察使先行审理。按察使把夏宗彝 的履历调来仔细查看，没啥漏洞啊。夏原籍浙江，以“难荫”做了一任县丞，接着在乡试 中获隽 ，又花钱捐个知县，由吏部指分江苏候补。这都是同治皇帝在位时的旧话了，到了光绪初年 ，金坛县令出缺，由他补上，在任数年，有“能员”之名，一是催科报最(即优等) ，年年收足赋税； 二是会断官司，凡由他定的案件，很少遭上司驳回。于是俟其任满后，上司又将他调到吴县 当知县，吴县是江苏首县，油水很足，也不难治理。但这儿住着许多高级官宦人家，再加上 省署、道署、府署等各级衙门全安排在这里，如何在其间周旋奉迎，确是难事。难为这位夏 老爷，敷衍自如，肆应咸宜，结果一口气连做两年多时间没出岔子，这才又用积年搜刮所得 ，加捐一个道员，转到湖北来了。
这一边湖北按司尚犹疑不定，那一边北京朝中有人掀浪头了：不知哪一位都老爷(即 御 史)，也不知从哪儿得到的风声，竟将此事用公开形式抖露了出来，所谓“露章劾之 ”。这下子，事情闹大了，朝野内外，沸沸扬扬，都等着看水落石出。
按察使老爷可不愿把湿手往面粉里搅和，拟了个批复说，这位夏某人刚到湖北不久，本 官亦不甚了解，仍仰原籍浙江和其原先服官省份江苏两处督抚查办。如此轻轻一推，案件又 从湖广转去江浙。其实还在夏宗彝任官吴县时，这位婶母就向江苏巡抚递过状纸， 须知倘真有人假冒官身而勾当于州县衙门五六年，可不把江苏巡 抚也连累了?因此当时他给原告人的答复是将行文交浙江，请浙抚从原籍调查入手。实质上 呢，就同湖北按察使转的念头一样，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好。没想到这位婶母背后， 有人给她拿主意，江苏告不成，跟着夏老爷的行踪去湖北告，同时又花钱运动一位都老爷， 让他在朝廷上把这事揭发出来。都老爷发言了，连皇太后皇上也要问结果，这下子江浙两省 就不得不认认真真地查勘一番了。
真相不久便大白于天下：原来现在这个夏宗彝的本来姓名叫夏祖彝，另有一位夏宗彝 是其堂兄弟，袭“难荫”当县丞，应乡试中举人，捐银子补知县，全是这位堂兄弟的事。而 这位夏祖彝呢，一向以布衣身份游幕当师爷，因此对官场上的事很熟悉。且说货真价实的夏 宗彝在北京 捐银、过班、引见之后，兴冲冲地去江苏报到，岂料官运和命运对着干，没等抵苏便染病死 了。夏祖彝闻讯后，马上请人向他母亲做说客，说是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就此发丧注销，岂 非大损失?倒不如由夏祖彝冒名顶替，前往赴任，不仅全部损失可以追回，今后连宗彝留下 的儿子亦有指望，同时又答应终身奉养婶母和侄儿。老太太把小算盘一打，觉得这主意不错 ，于是悄悄处理过儿子的丧事，让冒牌夏宗彝前赴江苏。倒是真夏宗彝留下的遗孀，痛伤丈 夫之实亡而名存，竟忧郁而死。
游幕出身的假夏宗彝，做起县太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然则其婶母又何以在事隔五六 年后又出尔反尔呢?毛病出在冒牌货的同学身上。这位假宗彝搞偷梁换柱的经过，同学是知 道的。而其莅任之初，也确实心存忌惮，内而婶母，外而同学，不断给予接济。时间一长， 官运亨通，一得意了便忘形。婶母要跟他到任上来做老封君享福，他不肯迎养；孤侄向他要 钱办婚事，他装聋作哑；同学再来向他告帮，他让人吃闭门羹。这下子同学火啦，便挑唆他 婶母赶来吴县告状，接着又因一位亲家恰巧在江苏按司里做幕，更闹出了追告湖北、贿买御 吏等种种风波。要证实夏老爷是真货还是假货，并不困难，只需往他原籍调几位族中老人来 一认，当场见效。
这还有啥可辨呢?霎时间，大老爷还原成三小子，磕头认罪。好在这些年久任州县，钱 攒了不少，匀出一部分来上下打点，结果从轻发落，以“居心刻薄不洽乡评”八字免官 (引自徐珂《清稗类钞·爵秩类》)。
这是一则史实，暴露出了中国古代地方官员任用制度上的一些疏漏之处。我们不妨就事 说制，把这方面的环节次第介绍一下。
先说官员受任的仪式，自商周以迄明清，变化很大。比如西周时天子任官，要书之简册 ，当众宣布，叫做“册命”。秦汉时，受官的同时发给印绶，那些去地方上做县令( 长)、 丞、尉等职官的人，都从皇帝那儿亲手接过铜印，携印上任。后来，大概是觉得派一次官就 要铸一回印，太麻烦也太浪费了，才把印绶的交接改在衙门里进行。即便如此，只要挤得进 佐班次，照例都要排起队来让皇帝接见一次，说几句勉励的话，这就是所谓“一 命之荣” 。唐宋时还有个规矩，这班人到了州县接事后，全得给皇上献一篇谢表。比如前文讲到高适 去做封丘县尉，满肚皮怨气，可是在他的文集里，我们能看到一篇《谢封丘县尉表》；反正 一点半滴，皆是雨露之恩，没个感恩戴德的表示是不行的。到了明清，谢表这道手续给免了 ，改成当面谢恩和朝阙谢恩。当面谢恩就是趁皇帝作集体召见时给他磕头，朝阙谢恩就是到 任接印后再朝着北方，把那捣蒜啄米的动作重新操演一遍。至于那一班典、巡、驿之类杂职 ，连召见的资格也轮不上，就让他们去皇宫午门外谢恩。当然这也只是个形式，当真去那儿 跪着喝西北风的人，能有几个?
任命状·身份证·回避制(2)
没有印绶，凭什么证明自己是赴任官员呢?凭两件东西——吏部发给的委任书和身份证 ，前者指明某人授某职，后者证明持证人就是某人。这两件东西的具体称呼，历朝互有不 同，比如唐朝时发给知县、佐NB032等人的任命状叫“旨授 ”，品秩以外的未入流辈，就叫“判补”；宋朝时发给官员的身份证叫“出身”，而唐朝则 叫“告身”。有了身份证，表示持证人有做官资格，再加上“旨授”或“判补”，就完整地 说明这个人可以做什么官了。
前面所述夏祖彝冒官得逞的重要因素之一，便在于这个环节上有漏洞。我们先看宋人王 明清所著《挥麈录》上有关当时身份证的介绍——
本朝及五代以来，吏部初给出身，付NC021不惟著岁数，兼说形貌，如云“长 身品紫棠，有髭，大眼，面有若干痕”；或云“短小无髭，眼小，面无瘢痕”之类。元 丰改官制，始除之。
应该说在摄影技术尚未发明的条件下，这些有关持证人容貌的说明，已经算是很仔细了 ，除非再给每个人画一张全身像，而这又是做不到的。即便是画了像吧，胡须可以蓄起，也 可以剃掉。有疤无疤，胖瘦长短，既无确定的计量标准，更可能随着持证人年龄增长等因素 发生许多变化，州县衙门里又哪能完全拘泥于这张身份证上的描述呢?退一万步说，能用来 勾勒容貌身段的词汇，总不脱大小长短胖瘦高矮、有须无须面白皮黑这几句，通用性极强， 蓄意冒充的话，余地毕竟是很宽的。据王明清说，“靖康之乱，衣冠南渡，承袭伪冒，不可 稽考。”从中透露出南宋时就有冒官现象屡屡发生的信息了。清朝时的官员身份证制度，类 同北宋，吴趼人著《近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就有伊金庸向妓女借钱而用官照抵押的描 写——
“这‘伊金庸’，便是我的名字；这‘三十五岁’，便是我捐官那 年的岁数；这‘身中、面白、无须’，便是说我的相貌；这一颗紫花色的，便是户部的印。 ”
“凡我们做官的人，都是靠了这一张照做凭据，倘使没有这张照，你也说是官，我也说 是官，有甚么凭据呢?”
即以这张官照上的“身中、面白、无须”六字来说吧，可以适用 的人不可胜数，夏祖彝还愁替代不了夏宗彝?
然而又有一个疑问：夏宗彝也罢，夏祖彝也罢，两个人从小 到大，总少不了有许多同宗、同族、同乡、同学等各种社会交往关系吧，冒牌的夏老爷不见 得能把所有这些认识他本来面目的人都用钱塞住嘴巴，何以能在金坛、吴县两个衙门里鬼 混了这么些年而不破行迹呢?
这个疑问，又引出了古代任官制度上的另一个环节——回避制。州县衙门的大堂两边， 照例都竖有写着“肃静”、“回避”字样的虎头牌，那是用来警戒老百姓的。反过来，老爷 们所以坐在这个公堂上而不是坐在另一个公堂上，也可以说是“回避”的结果。
众所周知，早在夏商和西周时，任用官职的主要依据，是看被用者与君主的血缘关系亲 疏程度。可是到了战国时代，一些有作为的君主开始讲究用“任人唯贤”来取代“任人唯亲 ”了，遂成为两汉开始形成的任官回避制的先河。再往后，越搞越精致化，有了宗室回避、 亲属回避、籍贯回避、职务回避等各种道道儿。比如三代以内的宗亲、姻亲，不能在同一个 衙 门里任职，凡职责相连或监临检察的官职，亲族内均需实行职务回避，哪怕是上下级几个衙 门内也一概适用。清朝时的亲属回避，甚至扩大到师生故朋，有过老师、同学、同门、同年 关系的，也得回避。对于出任地方官员的人来讲，最叫绝的是籍贯回避，讲白一些，就是本 地人不许做本地官，哪怕只是驿丞、闸官这一类芝麻绿豆儿，也得距离故乡远远的。《册府 元龟》上记有一段唐朝时分派小官出任州县去向时的场景描绘，十分精彩——
〔吏部官员问候选人〕“何方便稳?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云亲老 先任江南，即唱之陇右。论者莫能测其意。”
实际上“其意”很简单，就是怕你在当地有太多的社会关系，会编织起一张违背王 法的人情网来。明朝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 像是黄河长江互相大流动。清朝时稍许松一些，但本省人绝对不许当本省官，如果是邻省， 起码也得距离老家500里之外。其中多给一点面子的是学官，可以不回避本省，但也须隔府 任职。此外，只要有事实情理可依，籍贯回避的外延亦可突破制度而扩大。如乾隆时，台湾 凤山知县出缺，已赈定广东籍的杨必诜赴任。但闽浙总督崔应阶得知凤山居民中有不少人原 籍在广东，“诚恐〔杨必诜〕公则权怨，私则徇情”，便奏请换人。结果是朝廷“议准”之 外，又订出一条新的规定：“嗣后台湾文职各官，凡籍隶广东人员，俱令回避。”其后，在 充分调查台湾人口构成的基础上，才将回避范围从广东全省收缩到惠州、潮州、嘉应三属。
任命状·身份证·回避制(3)
回避制度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对克服亲属关系对地方政治的干预侵削有一定作用。而 对于夏祖彝这类盗名冒官的人来说，倒又是防止暴露的有效措施了。当然比较起来，越是品 秩低微的，越是容易滥充假冒，到了州县正官佐NB032一级就不太方便了，因为这一级 的官员常 要去府署和省署参见上司或出差，和各种人照面的机会多一些，出纰漏的风险也就大了。所 以夏老爷冒官案被揭发后，舆论以为“空白NC022付，李代桃僵者，往往而有。若文官 至七品以 上，必可稽考，况难荫有奏案，经魁有榜名，是可伪也，孰不可伪也！”(《徐珂《 清稗类钞》)大清王朝的末世之象，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或问，是否天下州县衙门里的官员，全为外省人氏呢?倒也不是，自古以来，有两个例 外：
一是川、桂、滇、黔、陇、湘、鄂等省份内的少数民族聚集之区，自秦汉以来，始终 采 用官其酋长、随俗而治的办法，到了元代时更形成完整的土司制度。一方面，在这些地方也 设州县衙门，但朝廷派去的官员“平居给膳度日，年满候升而已”，主要管理汉族百姓的事 务；另一方面，又有一整套土司系统，自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名目以下，有土知州、 土知县、土州同、土县丞等各类和汉职名称一样的官职，全由当地大小酋长担任，并且是世 袭的。这是一种尊重民族自治自决的政策，不过往往被那些酋长们歪曲利用，专擅予夺，甚 至 连广大少数民族同胞也为之强烈不满。因此到了清朝前期，开始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即分批撤销土州县官员，改派流官治事。从历史效果看，其进步作用是很明显的。
另一个例外倒是出在中原地区，即孔夫子的故乡山东曲阜。据说从唐代以来，曲阜县令 概由圣人后裔担任，人选由衍圣公保举。直到清朝乾隆二十年(1756)，白钟 山以河道总督兼 山东巡抚，专门上疏，极言曲阜知县由孔氏世袭的不宜，“邑中非其尊长，即系姻娅，牵制 狎玩，在所不免。请改为在外拣选，不必拘用孔氏一家。”乾隆将此建议交给吏部讨论，结 论是采纳。于是给了原任知县一个世袭六品的优待政策，从此曲阜县衙门里也得全面实行回 避制度了。
回避制度，特别是亲属回避、职务回避等内容，也许迄今尚未消失其借鉴意义，不过在古代 时，其中的籍贯回避这一项，却很引起州县衙门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不利于吏治的景观产生 。这儿先顺带说说其中的一样，即语言交流障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人们不难从贺知章的这两行诗里，得知古人外出仕宦多年，到老来也不脱故乡口音。这等情 况与“南人官北，北人官南”的回避制度一搅合，将会造成什么现象呢?《南亭笔记》上说 梁鼎芬在湖北当学官，给学生讲课时，一口广东官话，大家都听不懂。孰知柳宗元在柳州坐 衙的情况，比其还窘，“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 甫作文身”(《柳州峒氓》)。大堂上办两件公事，他那一口山西话，当地人 听不懂；当地人 说的话，他又听不懂。交流起来，还要用不同的语言几经翻译，谓之“愁向公庭问重译”。 倘若自正堂以下直到未入流辈，数十个官员分别来自天南地北，衙参时陆续发言，彼此寒喧 ，岂不成了说相声的好素材?
五斗米·职分田·养廉银(1)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冬天，大诗人陶渊明辞去了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 官职——彭泽县县令。有关这次辞职的经过，萧统的《陶渊明传》叙述得最为详细——
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 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这故事的缘起，很像刘备在安喜县尉任上的遭遇，不过刘备比陶令厉害得多，临走前用 棍子把督邮狠揍了一顿；而陶令只会吟诗，不会打人，便来了个君子动口不动手，挂冠前留 下了一句“岂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名言。
也正是这句话，一直成为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课题。有人认为此言应当作“不能对五斗米 道下腰鞠躬”解，也有人释成“不能为求一饱之故折腰”。不过最占上风的观点，则是将五 斗米解释作东晋县令的俸禄，换句话讲，就是“不能为区区五斗米的俸禄而折腰”。但是也 有提出质疑的，要说陶令的年俸或月俸是五斗米，自然不可能，即便是日俸吧，似乎也对不 上号。一天五斗米，一月就是15斛，一年才180斛，而考之晋朝制度，县令的年俸应是400斛 ，怎么会相差220斛呢?该不会被管财务的主簿贪污了吧?若是从这条思路上著力，问题就更 复杂了，恐怕还得搞一场查账目反贪污运动。
这当然是说笑话NB024。不过，由这个五斗米提起，了解一些古代州县衙门官员的 俸禄情形，也是挺有意思的。
西汉时官吏的俸禄，全发粮食，每年领取多少粮食的重量，就是他们的品秩，于是就有 万石、中二千石、二千石等种种名目。县令的年俸从600石到1000石不等，县长的年俸从300 石到500石不等，县丞、县尉、主簿等佐NB032官员，从比六百石到比百石之间，各级均 有。从 东汉开始，俸禄的形式有了改变，统称为石，实际上是发一部分粮食，发一部分现钱；这办 法颇受官员们欢迎，因为在此之前，官员要用现钱的话，得设法把粮食卖掉或用以交换其他 物品，到底麻烦一些。陶渊明的那个引起争论的五斗米，其实也与钱谷混合的官俸制度有关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晋百官表注》说：“四百石，月钱二千五百 ，米十五斛。” 这位陶令按月得2500钱，米15斛，以每月30天计，恰好是一天五斗米。古今量器不同，五斗 米究竟值多少，需与同时代人作个比较。《梁书·何胤传》上记何胤自称，“吾年已五十 七，月食四斗米不尽”。县太爷一天的俸米，可供一个年近六旬的人食用一月。无论怎么讲 ，衙门里的这份法定收入，不能算是太低吧?
其实再深究起来，陶令的俸禄还不止钱谷两项。从西晋开始，官场上又有品官占田制， 占田上的收获，全归官员。西晋时连九品官亦可占田十顷。可是到东晋时，半壁江山丢了， 只好大家“减薪”。据萧统《陶渊明传》上讲，陶令占田是三顷，他想全部种上秫( 糯米之 类，可以酿酒)，说是“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可县令太太不答应，“固请种粳 (大米之类) ”，夫妻坐下来，开个生产研究会议，最后决定是“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当然，这种田的事是“悉令吏种”，用不着陶令自己去打赤脚下田的。据陶渊明在《归去来 辞序》中自述，在辞官之前，他曾“犹望一稔”，意思是等占田里谷物熟了，全收下来再走 吧。谁知武昌传来了他妹妹病死的消息，这才下决心赶快开路。照作者揣测，“犹望一稔” 倒更像是他太太的意见，眼看稻米长在田里没法带走，岂不可惜?而妹妹的噩耗，则正好替 陶令动员太太立即走路提供了借口。
南北朝官员的俸禄，大多是依循两晋，但是从有关史料来判断，占田上的收入是以年度 为发放单位的。《南史·循吏列传》上说，“时郡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 皆入后人”。襄垣县令阮长之将去任时，后任还没有赶到，“以芒种前一日解印绶”，是一 种品德高尚的表现，被史官记载进《南史》中；他倒没考虑到因此一来，襄垣县衙门里会有 一个权力真空的过渡阶段。大概这种以芒种为断的收入分配法会引起不少交接印绶时间上的 麻烦吧，况且也不太合理，“始以元嘉(南朝宋文帝年号，424～453)末改此 科，计月分禄” 。不过照作者想来，田里的谷物不是每月一熟的，不见得去任官员到秋收时再专程前来割禾 折算。那又该如何“计月分禄”呢?恐怕只能是提前“发薪”了。
隋朝的俸禄完全还原到西汉，就是谷物一项，京官正一品禄900石，最低从八品是50 石；州县衙门里的官员，按管理的户数给禄，比照京官，数目当然不会高。唐代又是另一套 ，最初是土地、实物和钱货三项并行。土地叫职分田，七品官是三顷，八品是二顷五十亩， 九品是二顷。职分田皆取百里内之地，一般按亩收六升的租率出租，不再像陶渊明那样“使 吏耕种”。若按土改划成份的标准来衡量，那会儿的州县官员都是土地出租者，可以戴上官 僚地主分子帽子。但是从一些史料记载来分析，唐代时职分田上的收入似乎又是以年度为发 放单位了。《封氏闻见记》上说，“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米。高利自濠州 改 楚州，欲以米让前人，乃到处淹泊，候过数日始到。士论称之。”这种行为和南朝时的阮长 之差不多，都是古代州县官谦让俸禄的佳话。
五斗米·职分田·养廉银(2)
唐官的实物收入，仍旧是粮食，一年发一次，可是地方官一粒米也不给。贞观八年( 634 )，中书舍人高季辅上表，说是这样不合理，这才制定外官禄，分春秋两季给付，有 时也用 盐代替。说到州县官员的现钱收入，更复杂一些，前期的办法是用出租“公廨田”的租息按 职务高低分配，先以县太爷定个数目，县丞取太爷的二分之一，主簿县尉又减县丞三分之一 领取，以下更有几分之几的讲究。换句话讲 ，各人收入多少，是同当年“公廨田”的租价高低直接联系的。“安史 之乱”以后，国家给州县官员制定了统一的俸钱标准，县令是四十贯，县丞三十贯，主簿和 县尉 各二十贯，按月支取。但是依照“两税法”，全国都实行地方财政包干，比较富庶的州县， 官 员的实际收入远远超过额定数字；反之，那些贫困地区里，州县官很可能连定额也拿不到。 一句话，收入是丰是薄，全看“本单位”的“经济效益”。
北宋起，俸禄以货币为主了，这和当时商品经济已获得相当发展的社会经济形势是相一致 的。依王NC031著《燕翼诒谋录》披露，宋初时官员俸入极微，县令月俸不满十贯，而 且三分之二发给茶叶、盐和酒等国家专卖品，县尉的月俸才三贯五百七十，比起唐代来不知 要减了多 少倍。到了真宗景德三年(1006)，有过一次“普调”，京县知县的月俸升至 现钱25贯，米麦 共7斛。但是地方上官员的现钱收入仍不及京官，每月只能拿定额的四成。彭乘所著《墨客 挥犀》上，记有一则小故事：一位县尉刚刚上任，有个举人写信向他哭穷，希望他资助点粮 食，县尉作诗答曰——
五贯五百九十俸，虚钱请作足钱用。
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凉。
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
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
五贯五百九十之数，当是“普调”后的标准，但仍是“虚钱”，兑现时还是打折扣的。 其实早在唐代时，就有国家财政困难时官员一律支半薪的做法，如能搭一部分实物发放，还 算是不错的。然则尽管如此，一个进士出身的县尉还要抱怨家属吃糠，僮仆挨饿，衣物押 在当铺里没钱取回，要想开荤吃点肉亦困难。其实只要是小官，都还有半斤肉票供应，沈括 《梦溪笔谈》记：“旧制三班奉制，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祥符(宋真宗年号， 1008～ 1016)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 日富 ，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估计是又加了一次薪 。
当然，月俸高低，应该与物价作横向比较。周密《浩然斋雅谈》录有一首绝句：“小小 园林矮矮屋，一月房钱一贯足”；《续资治通鉴长编》记熙宁七年(1074)时 官卖粮价，是“ 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中等粳米每斗为钱八十五文”；《梦溪笔谈》载“京师食盐，斤不 足三十五钱”；《铁围山丛谈》载大观(宋徽宗年号，1107～1110)时，“售 鱼可二十鬣，大小 又弗齐，问其直，曰三十钱也”。照这些价格推测，县尉一家的温饱生活是可维持的。何况 除了月俸外，还有什么茶汤钱、厨料、薪炭等名目，加拢来真不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