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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臣秀吉的作为与事功(1)

秀吉就任关白之后，朝廷政事自然落到他头上来，他不能不组织一个行政机构来帮他处理，所谓的“奉行”制度于焉成立。他在部属之中遴选了五个人，负责钱谷、讼狱、僧祝以及其他各种庶政，这五人的职称，名之为“奉行”。奉行者，奉行政令之谓，在织田信长时代，已经有此名称，是临时性的职务，职务完毕即行解消，譬如修理大内的宫殿等等的工作称为修缮奉行。现在是常设机关，等于内阁的阁僚。五奉行之中，只有一人是秀吉的亲戚，其余都是有专长的文人。而最值得注意的一人是石田三成。三成是“近江”“石田”村里人，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跟随了秀吉，为人伶俐机敏，善察人意，才智方面说来，真可以说是不亚于秀吉本人。三成在秀吉面前，几乎等于当年秀吉在织田信长面前一样地被宠信、被重用。这班文人班底，在他就任为关白后极为重要，不过用武力打天下，非仰仗武士不可。像七支枪那样的勇猛战将，在这时还是最吃重的人物，虽然中部日本已定，但东西两方根深柢固的强豪，都虎踞一方，丝毫没有降伏的态势。辽远的南疆九州岛，更是从来没有受过任何节制。秀吉对于这几处地方，当然不肯放过，他还需要武将。能使文武双方的干部都能戮力为他效忠，而不相互倾轧，确是秀吉不可及的本领。虽然已经位为关白了，但秀吉内心里还免不了有自卑感，为了谋求日本的统一，使得群雄能够心服，他最希望能有一个有身份的人，屈居在他之下，甘心情愿受他指挥。在他的心目中，最合乎他的要求的人是德川家康。家康比他小五岁，父祖都是累代“大名”，本人又是负有盛誉的武士。如果能与他成为莫逆之交，所有朝野之士都会对他肃然改观。不过他与家康之间，偏偏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家康与北条之间是紧邻，往往有边界上的冲突。家康的附庸真田昌幸，本来是武田的部属，武田亡后，归属德川。家康划拨了一小区“上田”作为他的领地。家康与北条对垒的时候，真田出兵相助，夺取了北条氏的沼田城。武田氏灭亡后，北条遣使与德川议和，并密商瓜分武田氏的故地，由德川取甲斐、信浓，北条则取上野，并为北条氏直，氏政的嫡子，娶家康的女儿为妇，两家结为姻好。家康同意了北条方面的建议。问题是真田由北条夺来的沼田，要归还北条，而真田怎么说都不肯，沼田是他以血肉得来的。和议因此陷入僵局。家康一时气愤，认为真田不听调度，破坏大局，领兵去惩罚他，不料被他杀退。真田还凶得很，居然向秀吉告状，说家康欺凌他，请求秀吉主持公道。秀吉于是命令越后的上杉景胜前往援助。秀吉与家康之间虽然没有正式交战，但已是敌对状态了。另外还发生了一件事。家康手下一员老将石川数正，忽然偷偷地由三河首都冈崎，携家带眷逃到了京都，投靠秀吉。这是一个极大的震撼。一向待人宽厚、万众归心的家康，居然也会有老将背叛他，令人怀疑阵营中是否埋伏着秀吉的奸细，不但军心动摇，并且人人互相猜忌。二十多年前家康和今川氏断绝关系的时候，是这位老将救出了家康留在今川氏手中为质的儿子信康。小牧山之役时，又是代表家康出席和议的人物，是德川家重臣之一，但他对秀吉却有好感，小牧山之役后，秀吉攻打“竹鼻”城时，老将派人送了一套马铠给秀吉。秀吉认为老将这种献殷勤的行为，必然会被家康知道，希望他以后小心。而这样提醒了老将，反而使得老将回想起来为之万分不安，终于出走。出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有个儿子在大阪任职，秀吉位为关白后，下令凡是在外地有亲戚来贺的人，一律加官。为了儿子，老将数正甘冒叛臣之名，远道来贺，但他却是个不受欢迎的贺客。《外史》上的记载是：秀吉遇之甚薄，或榜其门嗤之。

这是给老将很大的难堪，为什么要刻薄他，理由很简单，秀吉这时候正要争取家康为己用。秀吉首先派了三员大将邀请家康到京都。三人临行时，他再三嘱咐由于老将石川数正的离叛，一定会使得家康迁怒到我方，因此交谈时，要特别小心。三人领旨后，去见家康，虽然卑辞厚礼，但仍然碰了大钉子回来，家康说：“我知道秀吉要报小牧山战败之辱，他早就计算我，我才不会中他的圈套，我不去。倘若他有意兵戎相见的话，我勉力敬陪。”秀吉并不死心，他又托织田信雄从中斡旋，家康还是不肯。秀吉再派了一位说客羽柴胜雅去游说，仍然没有用。羽柴赖在家康的首都不肯回去，家康找了他来，告诉他：“秀吉若能带着大军打来，就请来，要我去，我绝不去。”这是斩钉截铁的最后通牒了。羽柴不敢不回去转陈，以为秀吉必然会大怒，不料他竟沉吟不语，一直在沉思中。到了半夜四更时分，他忽然将信雄以及羽柴请了去，说道：“我有办法让家康必来！”二人相顾惊诧。他继续道：“他新丧妻，我令我妹子嫁给他！”“令妹现在那里？”二人问道。“就是旭姬呀！”他说。旭姬那时已经嫁了人，是“日向”太守的夫人。秀吉命令他这异父妹和她的丈夫离异。《日本外史》的记载是：

丰臣秀吉的作为与事功(2)

日向守勉强听命，遗妻而自杀。

是否真有此事，尚待查证。不过那时的女人比禽兽好不了许多，是筹码、是棋子、是工具，不能有感情，只能听命令。而没有强武力的男子，也就没有保护妻室的资格，只好受辱或自杀。秀吉派了人说亲，家康本来拒绝，拗不过对方的固请，于是约法三章：一、新妇有了孩子的话，绝不以为嗣。二、现有的嗣子，绝不送去为质。三、如果我早死了，不可割寸地。秀吉对这几条条件全部接受。并请人把旭姬送到了家康首都冈崎去成婚。然后又请六位重臣护送，秀吉的母亲“大政所”到冈崎去探望新婚的女儿，也就是以母为质，来换取家康的信任。这一连串的措施进行得飞快，好像加了速度的影片，映在银幕上一样。人物都显得慌里慌张。就这样家康当了新郎，认了岳母，认了秀吉为妻兄，结为郎舅之亲，从此是秀吉亲密战友之一了。秀吉不断促驾，家康率领了众将及士卒万人西上，在冈崎先迎接到秀吉的母亲“大政所”。他在起驾前接到圣旨，由参议升任为中纳言，这是秀吉去保举的结果。秀吉命令沿途多处，在家康经过之地，修桥梁、设供帐，让他舒舒服服到了京都，下榻在当时最华贵的“茶屋”。他一到，秀吉就带同弟弟秀长、媒人浅野长政等一行先来见，表现得非常亲爱，像是一家人。他说：“长筱一别，一晃已经十二年了。现在为了天下的一统，还蒙惠然降临，大事绝对没有问题了！”说罢命令拿酒来，他先一饮而尽，然后酌给家康。从容地问道：“我出身微贱，诸侯多不心服，我该怎么办？”家康说：“只要您行得正，处事公平，谁还能不服！”秀吉点头称是！他就拉住家康，和他耳语道：“明天希望您帮我个忙，我预备在‘聚乐第’正式接见您，在诸侯面前，希望您给我个面子！”聚乐第是秀吉在京都的大邸宅。虽然他在大阪营造了一所堡垒式的七层高楼，但他自从当了京官之后，在辇毂之下，不能不有个住处。于是就在旧皇宫的遗址开始营建了一所大庭园，其中楼台观阁分散多处，将京都各寺院里的奇石珍木都搬来花园里，是一所文化气氛极为高雅的豪华殿堂，与大阪杀气腾腾的堡垒，迥然异趣，但是防卫确实，四周掘了一个很深的人造湖，围绕了起来，任何人都不能轻易跨过。秀吉在天正十四年的十一月初二，聚乐第还没有完全完工时延见了家康，他那天还请了文武百官、各地区的大名守护，在严肃的朝仪下接见。家康在众目睽睽之下，身着中纳言的朝服，向关白秀吉恭恭敬敬地行了跪拜礼。旁观者没有不屏息改容的。秀吉大悦，他征服了唯一能敌对他的英雄！天正十四年的十二月，正亲町天皇禅位皇太孙，皇太孙即位是为后阳成天皇。诏以秀吉为大政大臣，仍然兼任关白。秀吉统一日本的大业迹近完成，尤其羁縻住家康之后，已无东顾之忧，现在所余的，只剩西南和极北两处的强豪未服，而在他眼中看来，都已是瓮中之鳖。更何况在九州岛的三强，还在互相争斗之中。大友宗麟是三强里最大的一个，他累代都是“丰前”“丰后”的守护，在他手里又并吞了“肥后”，蚕食了“筑前”和“肥前”的若干城池，但他却不是最强的。在他之南是“萨摩”，有“岛津氏”，是九州岛最大的豪族，弟兄三人，老大义久，豪迈有野心，两个兄弟，义弘，有武略；家久，有智谋，懂兵法。三个人会合起来，所向无敌。大友宗麟被这三兄弟连连紧逼，只好亲自到大阪来，面谒秀吉求救。秀吉大喜，以上宾之礼接待大友，除了请大友参观大阪的种种设施外，并且大燕数日，然后奏请天皇：“岛津不朝，臣请自将伐之。”他于是动员了尾张以西，三十七州郡的兵力，会集到大阪来，命令石田三成筹办三十万人的粮食，两万匹马的刍草，以一年为期。天正十五年二月，秀吉率领了十五万大军，由京都出发，水陆俱下，驰赴九州岛，浩荡的声势压迫得岛津三兄弟喘不过气来。虽然英勇有智谋，在这样威胁之下，只有屈服。何况墙倒众人推，除了大友本来就不友，连原来还算友善的另一豪强“龙造寺”，也起兵响应了秀吉。秀吉对于九州岛地区十分好奇，在游山玩水、凭吊古迹之中，完成了九州岛的征服。他对岛津三兄弟十分宽大，没有严厉地处分他们，义久投降之后，饶了他不死，并且还封了他的弟弟义弘，仍旧为萨摩的守护。不过他对于自己的部属却是另外一副嘴脸。佐佐成政跟随他出征，以功封为肥后的管领，秀吉告诫他：“善待土豪，勿扰国民。”成政不听，到后来土人果然反了。成政想赶来大阪请罪时，秀吉已经派人在半途中把他截留了下来，命他切腹自尽。在小牧山之役时，秀吉已经嫌他反复无常，由于信雄的求情，才得苟活，结果还是不能幸免。秀吉凯旋归来时，恰巧聚乐第已经完工，他将母亲和妻室都接来住。这所豪华的邸宅，若无人来鉴赏，岂不可惜！他想到“故事”，从前足利义满以及足利义教二人，都邀请过天皇到家里来行幸过，他何不也仿效足利将军，藉天皇的临幸，大摆场面。同时即位甫一年的后阳成天皇，年纪很轻，正想走出宫阙，见见世面，便欣然接受，决定在春暖花开的四月十四日莅临聚乐第。聚乐两个字的出典，当然是由中国古书里摘出来的，《五代史》的〈翟光邺传〉里有一段：

丰臣秀吉的作为与事功(3)

晏然日与宾客饮酒，聚书为乐。

是极其风雅的聚乐。秀吉则将它变质，成为不可耐的俗事，他亲自到皇宫去接驾，然后随辇扈送，卤薄之盛，前所未有。据当时的记载，〈聚乐行幸记〉里说：

车驾还没有出宫门，前驱倒已经到了聚乐第。天皇临幸后，秀吉恭恭敬敬地献上珍物，同时奏乐，如此者前后总共七次。通宵盛宴，继之以歌舞。

秀吉穿着锦绣的朝服，坐在天皇的右侧，文武百官依次坐定，就由秀吉宣读誓词，辞曰：

奉戴皇恩，竭力王事，莫敢或怠。皇家之邑莫敢或侵，侵者相共诮责之。戒嘱子孙，莫敢或渝……违斯盟者，六十六州神只大罚殛之。

第二天再大燕由远道来参拜的外官。然后由天皇开始作“歌”，臣下都一一陪“和”。天皇玩得高兴，原本准备三天的游幸，延长到五天才算兴尽回銮。京都的老百姓已久没有见过这样的盛况，都互相庆贺，太平盛世终于重现。“食色性也”，秀吉当然也是个色鬼。他的婚姻虽然美满，但禁不住在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实行一夫一妻制，谁能养得起，谁都可以多有几房家眷。秀吉做到了关白，富贵荣华集于一身，后宫之中，要多少人就能有多少人，谁也管不了他。在天正十三年一位天主教的传教士，路易·佛罗依斯，写给教宗的报告中，描叙秀吉的私生活，说：“关白放纵、不检点的程度，确实惊人，他表现了动物肉欲沉溺的本性，在他后宫里，已经有了两百多妇女，但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其实他才五十岁），只要看见他所喜欢的女人，不论何时何地，是何出身，他都拉到后宫，截留两三晚再遣送回家……”这位神父真是少见多怪，在那时，任何地方的帝王、高官显贵、有权有势的人，哪一个人的私生活不是这样？就连教宗也不例外。不过路易的报告也未必正确。他连秀吉的年龄都没有认真地考证过，关于秀吉的私生活当然也只不过是耳闻。秀吉对于八重，他的正妻，始终十分尊重，八重虽然没给他生下一男半女来，究竟是糟糠之妻，对她的恩情并未稍减。不过为了求子嗣起见，除了娶前田利家的女儿摩阿之外，也娶过其他女子。说也奇怪，都生不出孩子。天正十六年，他由九州岛凯旋回来，发现一直寄食在他家里，信长的三位外甥女都已长成，个个亭亭玉立，尤其年长的一个，已经二十岁，艳丽绝伦。三女都该择配，秀吉便不客气纳了大姊为侧室，她小名茶茶，这时候将她安置在淀城，于是秀吉的亲友僚属都称之为淀君。而“淀”在日文的读音恰好是窈窕。窈窕很自然地得了宠，很快地又怀了孕。秀吉的喜悦非同小可。翌年的五月，生下了一个小小子。秀吉有后了。从此他的人生观改变，更想为他的子孙创立一个亘古以来从未有的大帝国。秀吉对于故主信长，无疑是极为崇敬。信长的所作所为，他很少改动。唯独对于基督徒的态度，则有极大的不同。不过倘若信长当年也发现了秀吉所经验的事实的话，可能也会像秀吉一样，成为一个反基督教的死硬派。信长首次与耶稣教会的传教士路易·佛罗依斯会见时，是公历一五六九年的四月初八。约在三十年前，一艘葡萄牙船在种子岛（九州岛的南端）触礁，受到当地的人民官宪善意的援助接待，传回到葡国去之后，葡国的船只便不断常来，主要的是做生意。所谓的种子岛枪，就是这时传来日本。到了一五四九年，传教士克萨维野到鹿儿岛开始传教，两年之间，他居然吸收到七百六十人受洗，经过三十余年后，信徒激增，到一五八二年，已经超过十五万人。其中如“大友”、“大村”、“有马”等，都是九州岛方面有头有脸、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他们为了表示虔诚，特地挑选了几个伶俐的童男代表他们，到罗马晋谒教宗。不过这信仰风气只停留在九州岛区域。西洋传教士虽然也到过京畿一带，但佛教的声势究竟深固，基督教义不能得到大众的共鸣。唯独信长基于好奇，想引进新知识，同时他又憎恶佛徒的腐化与猖狂，想用另一种宗教作为对佞佛的解毒剂。他延见佛罗依斯时，问他：倘若日本没有一个人信仰上帝，你便怎么样？佛罗依斯答道：纵然一个人都没有，我还是继续传道，绝不回去。信长很为嘉许。不过他自己没有表示过有听道受洗的意愿，也从来没有奖励过他的部属去信基督教。至于在征伐九州岛以前，秀吉对于基督教问题，似乎没有考虑过。但是九州岛之征、九州岛之旅，使他亲眼目睹九州岛的种种，不由得他不采取积极的对策。耶稣教会在日本本岛所表现的形象是柔和的。它传教布道，宣导福音，像是个毫无副作用只是与人为善的组织。但是在九州岛，它的面貌便完全不同。它有主张、有目的、有计划、有行动、有绵密的基层组织。在天正十五年，耶稣教会派去的传教士已经超过一百名，信徒约有三十万人，显然是个不容轻侮的力量，如果贸然取缔，可能酿成难以收拾的祸害。秀吉看清楚了这一点，他暂时不声不响，待他在凯旋回程之中，到了“博德港”，脱离基督徒影响范围时，会集了地方官宪，提出了几个问题，命令传教士答复。一、耶稣教会根据什么权力，强令日本人成为基督徒？二、为什么不断地怂恿信徒去毁坏庙宇及排斥僧道？三、为什么劝诱人民宰杀帮人耕种的牲畜，如牛马？四、为什么准许葡萄牙商人将日本人送往印度当奴隶？当然没有一个答复能使他满意，于是他下令限在二十日之内，勒令所有的传教士出境，否则处死。这道命令，不过是虚声恫吓，并没有认真执行。秀吉在九州岛所表现的姿态，是异常宽大，对传教士当然也不例外，他只是想要他们稍自敛迹就行了，并无意真正赶他们走。不过在传教士这一面，怎么肯认输，既得的权益如何能放松，终于迫使秀吉不能不采取更严厉的手段。传教士为什么要来，来的目的是什么？在秀吉心中盘算着，起初得不到确切的答案。但终于他明了了。在葡萄牙人之外，又来了一批西班牙人，自称是上帝的使臣。他们不是耶稣教会派，而是弗朗西斯教派，两派起了争执，互相攻讦，要求日本官方处理。恰巧这时又有一艘西班牙船在“土佐”触礁，受日方救助。船上的水手为了表示他们的国度伟大，领土广阔，大吹特吹，说得天花乱坠。他们兴高采烈地谈道：“咱们的国王才聪明呢！他先派传教士宣导福音，诱邀当地人民信教，然后命令兵将去征伐，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扩张了版图。”水手们的话是否真实，姑且不论，但听到秀吉耳朵里去后，使他恍然大悟，原来洋人存心不良，传教士是侵略者的先遣部队。他们是披了羊皮的虎狼。于是在天正十六年的五月，秀吉下令驱逐传教士，毁长崎教堂，禁人民信教。这是他第二次“排斥教会”的行动。这次是认真的。秀吉好大喜功。他是个穷苦出身的孩子，从小受尽缺钱的委屈，他一生不会忘记他母亲所交给他的那一串永乐制钱！现在他富贵集于一身，他要尽情花钱，尽情享受荣华。他喜欢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殿堂。他受到织田信长的影响。信长重修了二条城，兴筑了安土的七层天主阁。他也替天皇造了仙洞宫，为自己建了大阪城、聚乐第。他动员人夫之众，是自从埃及金字塔以来向所未有。他营造的宫室，虽然不会有阿房宫那样雄伟，但由于时代的进化，豪华精细必然过之。现今还流传，用金箔装饰的用具，所谓桃山文化的产品，就是秀吉时代的工匠所创行的。他滥用黄金，日常用具都喜欢用黄金铸成。屏风、桌、几也都镶嵌黄金。日本武士原本受到中国禅宗的影响，讲究朴实淡雅，不慕荣利，如今被秀吉蒙上了一层黄金色。跟着，整个社会风气也随之丕变。“茶”和“禅”的韵味很能配合，苦苦涩涩，清香绕舌，余味无穷。“茶”传到日本来之后，极为武士所爱用。尤其当织田信长翦伐群雄的时候，他在不用兵的期间，不能不使他的部下有些事做，于是发起了所谓的“茶会”。虽然只是喝茶，但将茶叶磨成细粉，将水烧到恰到好处，坐相严肃，喝相端正，仪式十分隆重，使得爱好“形式”的日本人，认为“形式”也就是“内容”，会感到无上满足。当年既无高尔夫可打，又无麻将可搓，茶会就成为万方期待的娱乐、消遣。秀吉便利用茶会，作为他收揽人心的手段。“茶会”必须用茶具，茶具又必然是陶瓷制品。日本陶土不好，几百年来都烧不出精美的瓷品。因此高级的茶具大多数来自高丽，或来自明朝。一个好茶具都会视如拱璧。当年有名反复无常的松永久秀有一个三脚鼎形的茶壶名平蛛，为信长看中，希望见让，松永舍不得，后来他兵败，竟抱着他心爱的平蛛自焚而死。信长本人珍藏了很多茶具。他大宴部属的时候，便展览出来，任人观赏，他奖赐有功的部将时也用茶具。秀吉在“三木”城大捷之后所受到的重赏，就是信长颁赐给他的大茶壶，名为“四十石”。秀吉为了这“四十石”，特地开了一次大规模的茶会。信长逝世后，秀吉依然遵承信长的旧制，以“茶具”为收揽人心之用。因此他虽然酷使人力，但人也乐为所用。他最大一次的茶会，是“北野的大茶汤”，任何人都能参加，不分贵贱贫富，真正的与民同乐。场地是选在北野的森林之内，在松柏参天之中，选一席地摊开自己的茶具，三两人成为一组，行礼如仪地饮起茶来，主人是关白丰臣秀吉，穿着朝服端坐在临时搭设起来的茅亭里。老百姓环绕远望已经感觉满足，他们是当今所向无敌的英雄所邀请来的宾客。这次的“大茶汤”本来预定为十天，但一天就收场，是因为“肥后”有了叛乱，那不成器的成政为政不善，使得秀吉不得不分神另调兵将去镇抚。这次的“大茶汤”未能尽欢，但是留给后人一个难以忘怀的盛举 ── 历史上最初野餐式的茶会。至今流传下来的“茶道”，就是它的后身。秀吉收服九州岛之后，余下来的，只剩雄霸关东的北条氏。北条，自从北条早云发迹以来，惨淡经营历经四世，关东八州以及附近地区都在治下，倚险自固，虽然比不上当年征夷大将军鎌仓幕府的气势，但也俨然一方之主。秀吉早想去制伏他，不过那时德川家康还在游离之中，他勇冠群伦，身负盛誉，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很可能偏向北条，因为他与北条之间有了姻戚之谊，北条的嫡嗣“氏直”是他的女婿。尤其在小牧山之役后，秀吉与家康心中都不免存有芥蒂，加上真田昌幸不肯归还由北条境内夺来的沼田城，和家康起了冲突，而秀吉又左袒了真田，使得秀吉与家康之间更为尖锐。不过终因秀吉的气度与手腕超人，与家康化敌为友，结成郎舅，将家康纳入最亲密的伙伴之中后，形势又大变。北条不但少了一位有力的支柱，并且秀吉与家康的连手，打破了任何形势的均衡，而在北条氏直的心理上，自然兴起了依靠老岳丈庇护的侥幸心，不肯拼死战斗了。不过氏直的父亲北条氏政却倔强任性，他从小受父祖庇护，没有受过挫折，才智平平，而自以为超凡。秀吉在聚乐第宴请天皇，兼邀各地诸侯共会时，唯独氏政没有来。翌岁，秀吉又派了专人劝他入觐，他居然提出条件，要求真田昌幸先还他的沼田城之后再说。他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使得他亲家 ── 家康，都认为过分，老远地派人去将顺逆的形势说给他听，劝他入朝，但是他不听。秀吉依了他的要求，拨出了另外一所城池给了真田昌幸，命真田将沼田还给了北条。氏政得了沼田之后，依然没有来朝的动静，反而由真田递到了控诉。他告道：“北条守将进入沼田之后，又要占据‘那胡桃’城。‘那胡桃’城是我家坟墓之地，因此我说只遵命归还沼田，没有听说也出献‘那胡桃’，不料那守将居然派兵强占了。”秀吉得报大怒，又据说氏政对人扬言：“我关东八州一向不受任何人节制，当年源平二氏对立时，平氏的大军只进到了富士山脚下，闻水鸟起飞声，就惊恐而溃，如今丰臣秀吉又能拿我怎么样！”氏政的狂态，明明是接受挑战。秀吉不能再忍，于是奏请天皇，讨伐不臣的北条。秀吉调兵遣将时，确实经过一番考虑，他派大纳言德川家康率领所部为先锋征讨北条。他明知道家康与北条之间是“亲家”。虽然他本人与家康也是郎舅，但他的妹子已于前两月病逝，在亲情方面，已无任何瓜葛。现在只靠友谊，友谊能否胜过姻戚，这次的调遣似乎是秀吉有意试探家康有无偏袒北条的意向。家康也是聪明人，他受命为先锋之余，立刻命他的嗣子到京都秀吉的帐下，听候调遣，实际上是送子为质，以表明心迹。秀吉接到家康的嗣子之后大喜，看他装束土里土气，命妻室替他换上京都最时髦的衣裳，放他回去。秀吉此举明显地表示对家康有绝对的信任，无需任何人质。秀吉手下人眼见秀吉如此对家康推诚相待，免不了生妒，尤其最被秀吉宠信的石田三成，得机会便要进谗，假意地算是关心秀吉的安全，一再提醒他：家康是北条氏直的岳丈，可能相通，随时倒戈。不过秀吉不为所动，对家康倚重到底。秀吉这次动员的兵将是空前的，他不但倾全力大张挞伐，并且也藉此威吓更在关东以北不庭的强豪。他的大军节节进击，北条氏政当然不敌，关东八州诸城守将在重压之下，摧枯拉朽似地或死或降或逃。唯独氏政的首都还在顽抗。小田原是濒“相模”海湾的一座具有历史的古城，北条早云发迹之后，即以为都，祖孙相传历经四世，是关东首屈一指的名城，也是个屡经攻战的战场。北条氏政早有笼城的准备，在四周筑起了坚固无比的城堡，储存了大量粮草。氏政的计算是：如果秀吉大举来犯，迢迢长途军粮必然不继；如果小举，则他凭山川之险、士卒之勇，必然也能将秀吉击退。可惜他的估计还是错了。秀吉不但大举，并且调度了充足的粮秣而来，实施持久的围攻。秀吉是在天正十八年（公历一五九○年）三月初一率领大军，由京都整队出发，真是旌旗蔽天，甲冑耀日，老百姓夹道欢呼，是他们从未见过的空前盛况。到了四月初一攻克了箱根，越过了最艰险的迭峦深渊，到达了小田原的城郊。秀吉下令将全城团团围困起来，截住来援的救兵，却不急急地去攻打小田原本城。他置酒高会，邀请各部主将德川家康、织田信雄等人，轮流到他营中欢聚，甚至将他的宠姬淀君也接了来，共享围城之乐。为了解慰军中的无聊，特地准许京都、大阪方面的商人前来买卖，艺人献技，歌舞，使得城中人心焦如焚。到了六月，秀吉请家康射了一封招降书给氏政父子。又秘密地和城内守将之一的松田宪秀相通为内应，许他事成之后，以关东最富的两州赏给他，松田动摇了，答应约期起事，秀吉立刻将松田的覆书派人送给了北条氏直。氏直大怒，将松田拘禁起来，杀了松田的儿子，从此城中人人自危。任韭山城守将的北条氏规是氏政的胞弟，本来就不赞同乃兄的蛮干，一向也与家康十分投契，这时挺身出来，知道事不可为，只能求和，请家康婉为先容，让他到小田原去劝说他乃兄。秀吉应允了所请之后，小田原便投降了。不过秀吉认为北条氏政是元凶，命他自裁，赦了氏直，却杀了那愿任内应的松田，说他是北条氏的叛贼，时为天正十八年七月。秀吉和家康有一天在战事未决、共同研究关东八州的形势时，秀吉忽然指着地图，对家康说道：“这一大片土地，在事定之后，我将全部委托给你！”家康闻言拜谢，秀吉又问家康：“你将来是否还在小田原建都？”家康点头称是，秀吉又指着地图说：“我细看距离小田原的东北约二十里之处，有城名江户，襟带山海，是个好地方，你可以建都。”家康连忙说：“遵命。”北条既定，秀吉在犒赏有功人士的时候，依约将关东八州划归家康，以换取家康原有的老家“三河”以及家康累年来恢拓的新境宇。两相比较，当然关东八州要广阔得多，不过区域面积虽大，但新抚之众未必能心服。家康手下兵将个个怨咨，谁也不甘离乡背井迁往一个陌生的地方，风俗习惯语言都会不同，尤其兵燹之余，城邑荒芜，毫无安全感可言。唯独家康坦然接受，虽然他明知道所谓的关东八州，实际上只有六州，“安房”的里见氏、“下野”的宇都氏，从来自立门户，不受任何方面的管束。要使他们听命归顺，还要很费周章。家康在他群臣的嗟叹声中，接收了关东。又遵照了秀吉的意旨迁往一个芦苇丛生、荒凉隘陋的小城“江户”里去，将他自己的旧领地“三河”、“骏河”、“甲斐”、“信浓”、“远江”，整顿清理完毕之后，奉献给了秀吉。秀吉大喜，家康是处理割让事宜最迅速的人。

近代篇

法西斯思想萌芽

这时民政党在国内的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大胜利。同时世论也欢迎军缩。由于很多前辈的奔走调停，军部终于松了一口气。伦敦海军条约算是签订了。不过又生了新枝节。当军缩会议代表在议会中报告该约已经签订时，不料反对党政友会的议员鸠山一郎，批评政府抑制军令部的意见而签订军缩条约，是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这当然不过是反对党的一种策略。从真正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统帅权已经是过时的思想。但是当时法西斯思想正在萌长，加上固有的皇权至上主义，就变成一个很难处理的轩然大波了。尤其当海军代表财部彪五月十九日由伦敦回国的第二天，军令部的参谋草刈英治少佐在财部家的门前切腹自杀。接着是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帷幄上奏，直接弹劾了政府，说是军令部长没有能负重任，所以请求辞职。同时认为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阻止了部长的帷幄上奏，也是干犯了统帅权。就这样政府与海军之间闹得不可开交。幸而滨口首相很沉着。虽然浪潮很大，但他绝不妥协，世论也慢慢倾向于赞成签订伦敦条约了。枢府方面本来持反对意见，最后也屈从了。一层层的难关都被政府突破，终于达成了条约的批准，可以算政党内阁的大胜利。但是不要忘记日本人是个嗜杀的民族。昭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滨口首相去参观陆军大演习的时候，要从东京到冈山去。上午九时，他预备乘燕号的火车登车时，在东京的车站月台上，忽然一声枪响，滨口腹部中弹。他几乎倒地。幸而由他秘书抱住，送往医院。虽然当时没有死亡，拖延了九个月，终于辗转病榻而亡。滨口是位极有担当的好首相。他的死使得日本法西斯日益猖獗，成为一股不受任何羁绊的狂妄力量。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思想的领导人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并不完全脱胎自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主要的思想家是北一辉。明治末年他二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批判谋刺天皇的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不够完备，而主张特异国体论，写了一本书，名《国体论及纯正的社会主义》。出版后很受读者崇敬。其后他到了中国，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运动，相当活跃了一阵。民国八年，他在上海写了一本巨著，名《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成为日本右派必读的经典。该书的主要论点，是主张把俄国和英国的势力驱逐于亚洲地区之外，由日本来做亚洲的盟主，实行大亚细亚主义，因此非要将天皇抬出来不可。并且要扩大天皇之权，停止宪法三年，公布戒严令，废止贵族院等等。他这主张虽然有很多漏洞，但非常有说服力，所以一般青年将校奉若神明。差不多在同时，欧洲出现了二巨头。意大利先出现了墨索里尼。然后在德国又出现了希特勒。他们二人几乎用同样疯狂横蛮的手段，统治他们的国家。再用不讲理的态度，对付柔弱的民主国家，一转眼成为人人惧怕的强国。日本看到这样的榜样，既羡慕又佩服，不由得想仿效。于是本来行为上已经有点疯狂，现在变为不可一世了。中国自从民国十七年，北伐竟功，全国统一以后，全国人民景仰蒋公的威望，推为国民政府主席，以为从此可以安享太平。不料党内党外都有野心家利欲熏心，不为大局着想，假借名义，实行夺权叛变。十八、十九两年都免不了有战争，蒋公以寡敌众，敉平了严重的内乱。由于连年的东征西讨，席不暇暖，共产党就乘势坐大，先占据广东的海丰、陆丰两县作为根据地。但当地的老百姓不服从共产党，于是他们就大开杀戒，海、陆丰的人民几乎被他们杀光，惨酷的情形与日本人一样。他们被逐出海、陆丰后，又窜到了江西，盘踞在井岗山做山大王，喘息了一阵，推举了朱德为红军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主任，慢慢地啸聚万余人，再向福建方面推展，势力愈来愈大，遂成为国家重大威胁。民国二十年开始，国军不能不认真剿共了。

发动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是世界动乱时期，没有一处安静土。无论什么地方，左右两派的激进分子都闹得不可开交，同时经济情形也坏透，到处饥荒，民不聊生。就在这慌乱时期，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炸死了张作霖之后，他的儿子张学良痛悼万分，誓报父仇。他本是个宅心纯厚的人，不过由于出身纨绔，又生得英俊，生活不免浪漫。但自从遭遇到不共戴天的大恨后，他突然改变了花花公子的外貌，成为一个非常有心机的青年。他一面归顺了中央，一面励精图治，开始建设。他为了抵制日本的侵略，另外去开辟新港口，刻意地经营葫芦岛，使得日本投资兴建的南满铁路大受打击。一九二九年满铁的盈余是四千五百万日圆。一九三○年，这条铁路只替日本赚了二千一百万日圆，还不及前一年的半数。到了一九三一年就更惨了，只剩下一千二百万日圆。所以日本军对于这种现象不能不慌张，势必要驱逐张学良不可，否则无从挽回颓势。但是日本国内币原正任外相，一向采取和平政策，希望中日两方都能相忍为国，这恰和日本军人的想法相反。于是日本军人效法意大利的做法，大搞宣传，说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谁要是侵犯日本的生命线，皇军必定加以膺惩。全国到处都张贴了同样的警告，为了使民众掀起敌忾心，特别是对中国，军人做得如火如荼，几个大城市尤其热闹，好像已经大难临头。一班文人噤若寒蝉，不再有大正年间护宪的勇气。法西斯潮流侵袭了日本。为了做得像真有其事一样，不惜假造许多惨案，用苦肉计，牺牲一两个人，以完成他们的阴谋。一九三一年六月底，日军假说要调查洮南地方的地形，派了参谋本部的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曹长二人前往。洮南是中国地界，平日有军队守护，虽然日本参谋本部有公文书通知我方，但地方辽阔，人迹荒凉，很难加以保护。不料二人行至中途，竟为中国兵射杀。继之在七月初，长春东北有个地方名叫万宝山的，有朝鲜农民和当地地主起了纠纷。为排解争议，当地的日本官吏免不了出面干涉。因为朝鲜人已经算作日本国籍的臣民，当然判定朝鲜人有理。于是中国人不服，和日本官吏起了冲突，动起武来。中国方面死伤了很多人，中国政府派了驻日使臣汪荣宝去调查，那时他已在任八年，撰了一篇有名的报告，洋洋万余言，将经过说得非常清楚。但是日本方面并不认错，只怪这两件案子是因为管辖不够清楚所致，认为如果满蒙地方都归日本，而中国不再插足其间，就可以单纯得多。这是日本方面的歪理。西谚有谓强者总有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涉，都脱不了这一模式。事变经过及其后果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一点二十分，日本军部派了中尉河本末守和几名士兵，到沈阳郊外柳条沟附近南满铁路的路轨上，撒上大量炸药，准备点上火，以轰然巨响为信号。军部预先和关东军联络好，各地一听有爆炸声，便同时起事。于是沈阳、营口、安东、南岭诸大城市，一夕间全被日军占领。很快地日军继续前进，到了二十日吉林也被占领，就这样整个东北陷入日军之手。国民政府将日军的侵略行为诉诸国际联盟。不巧那时正是国际间多事之秋，不景气的颓风正吹向欧美列强，大家都自顾不暇，并且深怕得罪日本。不过为了国际联盟的颜面关系，不能不敷衍一下中国。于是就依了日本的请求，派了一个以李顿爵士为首的考察团，团员中代表法国的是克洛戴儿中将，意大利是阿鲁得罗范第伯爵，德国是许乃博士，美国是马高尹少将。在李顿代表团还未组成之前，日本行动快速，已经在占领的东北地区成立了一个伪政权，号称王道乐土的满洲国。那时日本还没有想到迎接溥仪来当傀儡皇帝，只让一班想发洋财的浪人乱搞。一时满洲国成为抢夺的局面，官吏如盗贼，一片争权猎宝声，所谓的王道乐土，不过是骗人的口号。各地的中国老百姓本已不甘做亡国奴，这时更公然反抗起来，游击队到处隐藏。昭和六年李顿代表团组织完成，预备启程考察时，日本军人慌了手脚，不敢让调查团人看到混乱恶化了的满洲，于是少壮军人之一的坂垣想出了转移洋人注意力的办法，另在满洲地区之外制造事端。他命令驻在上海的武官田中少佐进行阴谋，发给田中两万大洋，令他买通当地的地痞流氓，在上海闹事。同时又叫川岛芳子杂在中国上等社会里，从事间谍活动。一九三二年的正月十八日，田中少佐乘一小群佛教徒自日本到中国观光，来到上海，在马玉山路沿途托钵的机会，唆使一批小流氓，用苦肉计制造事端，他指使流氓大声喊道：“这些和尚是日本人，坏蛋杀胚。”于是就有人向教徒一哄而上，拳打脚踢把教徒痛打一顿，有的甚至重伤，其中一名六天后死亡。淞沪之战在这件事发生前，日本天皇正月八日在东京亲临观赏陆军的始观兵式，回宫途中，走到樱田附近，有一个韩国志士扔了一枚炸弹，弹落在宫内大臣座车前面，宫内大臣受重伤，车全毁。天皇只受了一点虚惊。上海的报纸刊登了这条新闻，却加添了一句道：“不幸仅中副车”。在上海的日本侨民看了非常气愤，又受了田中少佐的煽动，认为上海人不友好，是幸灾乐祸，对友邦元首大不敬。由于受到田中的怂恿，居然有日侨结伙打起报馆来。上海人当然也不甘示弱，反过来召开市民大会，发动抗日，群情激昂。日侨方面又纠合了大队人马，游行示威，捣毁了四川路、虹口路一带中国人的商店。工部局甚至不能不发布租界戒严令，但是没有用，情形愈来愈险恶。到正月十八日，我十九路军和日本海军陆战队起了冲突，于是有名的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了。大战一起，全世界的传播媒体都认为是大新闻，很多记者集中到上海。坂垣的奸计 ──转移全世界的注意力 ── 居然得逞。他可以从容地完成满洲国的计划。不过他没有料到，淞沪之战引发了中国人长年被日寇欺凌的郁结，民心士气高昂得不可一世。国民政府为宣示抵抗到底的决心，声明迁都洛阳，以免受日方威胁。蒋公则坐镇南京，调中央第五军的两师增援十九路军。双方激战三十多天，全球的人民都以惊异与赞佩的眼光看我们，证明我军的战斗力并不输日本，而在毫无进展下的日本军部，也只有增援之一途。他们加派了久留米的十二师团和金泽的第九师团。日本向来以陆军为世界第一强自豪，这时却泄了气。内阁里很多人反对继续打下去。藏相高桥甚至在议会里公开表示，如果仗再打下去的话，财政只能维持到翌年的三月。十九路军奋勇抗战，使得日军陷入苦境。为了冲破庙行镇我方防线，日军不得不募敢死队，令三个士兵身裹炸药，冲开一条血路。结果炸得血肉横飞才得寸进，足见得我军防守的坚强，也可以看出日本人是如何凶狠。上海的战争始终胶着。到四月二十九日，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已经持续达三个月之久，这时恰好遇到天皇生日，日人名之为天长节。上海的日侨，虽然在漫天炮火当中，也不忘庆祝。他们当天假虹口公园举行大会，表示祝贺。哪知在总领事朗读贺词时，忽然又有一个韩国志士扔出一枚威力很强大的炸弹，当场炸死白川义则大将，炸瞎了野村中将一只眼睛和重光葵公使的一条腿。这全是坂垣大佐阴谋的代价。

国际联盟考察团(1)

满洲国算是成立了。溥仪被拥做了傀儡皇帝，日本的野心暴露无遗。各国对日态度也突然改变，连一向袒日的英国都表示不信任，而新加入为会员的美国，尤其反对这日益跋扈的日本。一九三一年十月八日，日本又毫无顾忌地炮击了锦州，各国大哗。于是召开国联的理事会，结果以十三对一日本大败。日本为了保持颜面，请组织一个调查团到现地查看是否构成侵略行为。这就是调查团产生的由来。为了表示公平起见，特地请中国方面也派了一位名外交官顾维钧先生参加在内为顾问。顾先生以他的外交长才，虽然与各团员处得十分融洽，并且博得他们的尊敬与友谊，但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们国家既定的国策。调查团工作了八个月，做成厚厚的一份报告，提交给国际联盟，由该会判定日本应该从满洲撤退。日本大怒，宣布从此脱离组织，不受任何拘束，同时挥军越过长城进入中国腹地。全球列强对于日本这种侵略行动毫无表示。那时德国纳粹已经掌握了政权，十月里也效法日本，声明脱离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终将不免了。中国共产党为扩张势力，利用两种利器，一是造谣，一是武装叛乱。那时人民对国民政府期望过高，政府也确有很多措施不能尽惬人意，于是谣言满天飞。凡是可以中伤政府威信的假话，全由共党散布出来，而老百姓多数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以致以讹传讹，造成很多误会。再就是用武力占据地区，但是共军究竟不是国军的敌手。屡败之余，只好向西北流窜，躲到陕北窑洞里去，总共走了二万五千里。残余的部队已经不足两万人。就在这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受了共党的诱惑，乘蒋公来西安视察之际，劫持统帅达两星期之久，并发出统一抗日的要求，停止内战。于是国军剿共行动功亏一篑。日本法西斯开始使用暴力了半年多以前日本已经吞并了满洲。但是凶蛮的日本军人还不满足，秘密组织了血盟团。他们拟了一份名单，名单里的人都该杀。这些人全是社会上响丁当的知名之士。为什么要杀这些人，则全无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名气大，不大赞成用武。在一九三二年第一个被暗杀的，是已退职的藏相（即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第二个被刺杀的财界名人是三井的理事团琢磨。两人被杀的时间，相距不过一个月。到了五月里，一个温和的晚上，大家正在用膳的当口，忽然首相官邸门前冲进几个军官，打死了守卫，直冲到首相犬养毅的居室，拿枪对着犬养。犬养沉着气，大声喝道：“不脱鞋就上来吗？”军人不理。然后犬养又喝道：“有话慢慢说。”军人回说：“没有话好讲！开枪！”说完就朝犬养放了几枪，犬养立刻倒地，气绝身亡。一个七十六岁的老政治家，无缘无故地丧命在嗜杀的军人枪下。凶手杀了首相之后，向宪兵队去自首，结果最重的惩罚，只是一个无期徒刑。从犯是禁锢，由十五年到四年不等。这样轻的处罚，助长了法西斯思想。三年以后，又发生了二二六事件。五一五事件后日本朝野颇有不知所措的情形。七十余高龄的首相被年轻将校所杀，内阁当然垮了。不过后继内阁谁能担当，煞费周章。天皇请元老西园寺公望来推荐。西园寺和各方面的贤达磋商之后，只好暂时脱离“宪政常轨”，不在政党内遴选后任，而由能降服军人的人来组织内阁。挑来挑去，最后选出海军大将斋藤实来组成一个举国一致的内阁，不分党派、不分信仰。斋藤本来就是朝鲜总督，一向以老好人见称，是个稳健的人格者。不过稍嫌迟钝，似乎没有能制止那独断独行的军部。重光葵批评斋藤内阁有这么一段话：“斋藤不是一个积极的人。好像什么事都属于被动。在他手上本来有很多问题好管，但他都由它去，让它自己发展。所以这样他与军部方面能够相安无事。政府对满洲问题毫不关心，好像是别人的事。但是到问题发生，政府非负责任不可时，就不免慌了手脚。”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接到李顿报告后，在一九三二年的十二月二日，开会审议满洲问题。日本代表松冈洋右是个颇有才具、自视甚高、但非常莽撞的人。开会前他就声明，如果各国不能同意日本的要求，日本就退出国际联盟。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声明，国联的组织是根据威尔逊总统所主张的十四点而成。基础在和平共存、互相容让。松冈的声明恰好与此相反。各国焉能接受？果然在讨论满洲议案时，根据李顿报告，满洲的现状应该回复到事变前的状态。大会投票结果，赞成决议案的共四十二票。反对一票弃权一票。反对的一票当然是日本。日本政府没有办法，只好训令松冈洋右退出国际联盟。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日本居然甘冒大不韪，自愿孤立，受天下人唾骂。此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接踵仿效日本的榜样，纷纷退出国联，使得国联就此无疾而终。日本占领满洲，虽被人指为侵略行为，但仍然蛮干到底，不顾一切，明目张胆地继续往华北进攻，派飞机到北平上空威胁。这时蒋公方在专心剿共，认为日寇不过是癣疥之病，而共匪才是心腹大患。日本因此毫无忌惮地占领了热河。蒋公看形势危急，请了息隐在莫干山的黄郛出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先生是有名的知日学者，以前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圆满解决了极棘手的济案，此次再与日方交涉，签订了塘沽停战协议。华北算是稳住了。泷川幸辰事件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之后，在国际上完全孤立，在国内也引起很多不满。尤其左派人士判定是极右派的恐怖时代已经来临。这反而激起右派真的走向暴力行动。一向喜欢用武的军人，于是发挥嗜杀的本性，慢慢指向知识分子。各学校的教授纷纷紧张起来。只要教授们有反抗武力的言论，都被目为共产党。尤其自从小林多喜二被杀之后，更使得人人自危。就在这种情形下，知识阶层屈服了。从此噤若寒蝉，再也听不到反抗的声音。但是军方硬是不满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京都大学刑法教授泷川幸辰写了两本书，军方认为有“左”倾思想，要求把他开除，并且判他所写的书为禁书。不过在这之前，大审院却认为这两本着作非常有价值，还介绍给部下熟读，可见得对此书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不能骤加禁止。这样偏颇的处置于情理不合，京大当局当然不肯接受，于是军部授意文部省（即教育部）施以压力，非听命不可。结果京大法学部全体教授、助教、讲师都提出辞呈。消息传出后变成学潮，东大、东北大、九大纷纷响应，弄得不可开交。文部省费了很大事才安抚好，学潮总算平定了，不过大学方面还是吃了亏，不能不依军部的要求，将泷川免了职。泷川不是马克思信徒，也和任何社会主义运动的人没有发生过关系，由于犯了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免职，真是冤枉透了。足见得军部的势力有多厉害。到了一九三四年，人们对斋藤内阁已经十分厌倦，觉得他无能，军部是希望他有魄力，能大刀阔斧地扩张军备，不料他竟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听从藏相（财政部长）高桥的话，不敢乱用钱，扣紧荷包，严防浪费。他的作风大失人望，于是掀起一阵倒阁风潮。尤其陆军方面，要伸向华北，急于用钱，受他阻碍，更积极地想去之而后快。这时军部的气焰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有一次在大阪天神町的交叉十字路口，一个第四师团的小兵居然不依交通信号，硬闯红灯。警察上前干涉。但是小兵不听命令，双方吵将起来。这当然是兵的不对。但是第四师团的参谋长认为，皇军的威信被侮辱了，反而叫警察道歉。后来闹到荒木陆相和山本内相之间都对立起来，成为严重问题。由此可见，芝麻绿豆的小事军部都要管，并且破坏了社会秩序，不自反省，反认为皇军威信受损，足见得军部跋扈的情形，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这时政党又和军部连手起来，秘密进行倒阁。恰巧发生了“帝国人绢”事件，是个大疑狱。政府中很多人都有受贿嫌疑而被起诉。终于在财政部次官黑田被判定有罪后，斋藤内阁负起责任辞职。内阁就此垮了。斋藤内阁瓦解了之后，形势比以前更坏。西园寺公望破例召集了所有朝中的重臣，来会商后继人选。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自己已经老了，想创一个先例，以便他死了之后，天皇便于找适当的人来咨询。会议结果，斋藤所推荐的冈田启介大家认为合适。次官内阁冈田也是海军大将，是个相当稳健的人，冈田组阁时，本拟在阁僚之中遴选五位政党出身的人，但是政友会临时宣布不参加，只好由民间贤达来充任。而由于他所延揽的人无赫赫名，所以一般人都呼之为次官格的内阁。冈田内阁当然不受人尊敬。军部尤其看不起他。昭和十年二月十九日，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心血来潮，可能是想逢迎军部，忽然提出一个老问题，即“天皇机关说”。他认为主张此说的人是叛逆，是学匪，应该严禁此书。按：此书是谁写的呢？是法学名人美浓部博士，同时也是贵族院议员。此书行之已久，帝国大学用为教材，文官考试及司法考试中都采用，从来没有人反对过或批评过。其中最大论点，认为天皇是机关，有赋予的权限，不能任意逾越。此说当时非常合乎民主政治的要求，但却犯了军部的大忌。军部的意思是，天皇有无穷的力量，可任意行事，谁都不能阻碍天皇。天皇是神。军部因此可以藉天皇之名，什么事都可以做。军部发行的小册子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