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们很接近于战争。但愿不是。”他的内阁成员逼他表态是否准备使用原子弹。他回答说，他祈祷永远不再被迫做出这样的决定。然而，一旦事态逼得非走这一步不可，那么，历史上头一个曾批准使用原子弹的人说，他也许会再一次这样做。
尽管局势令人担忧，杜鲁门仍然在9月17日搭乘他的专用装甲列车，开始为期33天的竞选旅行。当时，《新闻周刊》调查过50位人士的意见，他们全都预言杜鲁门会败在共和党的杜威手下，但杜鲁门毫不泄气，他说：“我了解这50个人当中的每一个。他们谁也不懂得怎样敲打老鼠洞里的沙子。”他的专列每到一处，都有群众为他的呐喊助威，使他深受鼓舞。但是在进行艰苦的竞选战的同时，他还得跟那些反对留在柏林的人斗争。克莱将军给他发来电报，说“我们有点顶不住了”。专列到了达拉斯时，杜鲁门悄悄地让回国述职的史密斯大使上车与他相见。
史密斯报告说，他最近见过莫洛托夫，毫无进展。在英、法大使的要求下，他们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可是苏联人否认封锁的事实。杜鲁门与国务卿马歇尔商议，觉得再争取谈判已经没有意义。此事提到了联合国安理会，那里的苏联代表仍是一口咬定“没有封锁”。显然，得在柏林熬过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季。
当马歇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忙碌时，杜鲁门考虑过一个计划，想派他的密友、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杜鲁门想，即便是斯大林把责任推到美国方面，只要局势能有所松动，也是有益的。但马歇尔反对这样做，只好作罢。
当杜鲁门在西部开展竞选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形势做了一次全面评估。他们认为空运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那样做就会使国家安全的其他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尖锐批评了留在柏林的决策，建议尽快撤出。他们下结论说，为了柏林而冒战争风险，“在军事上是不慎重的，在战略上是不值得的”。副国务卿洛维特说参谋长们准是得了“恐慌症”。
杜鲁门总统很生气，他决定一回到华盛顿就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把驻德美军司令克莱将军召回来参加会议。克莱在会上强调指出，由于美英双方的空运已合并为统一协调的行动，空运的效率又有了提高。但要成功，还需要更多的飞机。
总统问与会者意见如何。没有一个人支持克莱。会开完了，总统把克莱叫到他的办公室，对克莱说：“将军，我想你很不愉快吧。没事。你会得到这些飞机。”杜鲁门下命令立即往德国加派飞机。
竞选的形势起了变化，原先人们普遍认为处于劣势的一方赢得了胜利。投票日的翌日清晨4点钟，杜鲁门的侍从把他叫醒，通报说他以200万张选票的优势当选了。
可是柏林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定。11月中旬德国出现大片浓雾，空运人员英勇搏斗，但进度仍大大减缓。11月27日，空运一度完全停顿达15个小时之久。苏联支持的东区报纸天天冷嘲热讽。这时，虽然供应量很低，克莱仍决定给柏林每户居民分发50磅重的煤(有孩子的家庭发得更多一点)，帮助大家熬过这恶劣的气候。但大雾一直不散。11月30日整整24小时内，只有10架飞机在柏林着陆。浓雾持续到了12月，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在她的日记中写道：“难道老天爷也跟苏联人结盟了?”
尽管天气不好，东区警察又刁难恐吓，但柏林有选举权的选民当中，仍然有863%的人在12月5日走到投票站，选举自己的市长和市政委员会。1949年来到了，因空运而牺牲者达到了34人，天气恶劣，电力供应更加紧张。英国议会通过了决议，要把柏林空运长期坚持下去。天气终于晴朗，空运又恢复了势头。豪利对报界宣布：“即使是最顽固的共产党人也一定看出了，他们的策略已经失败。不论是易北河上的封锁还是冬季的冰雪都未能挡住空运。”
1949年1月20日，笑容满面的杜鲁门总统发表了就职演说，讲稿完全是他自己写的，强调要把和平和民主推广到全世界。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同连战友护送他的汽车阅兵，观众掌声不断，700架飞机飞过了天空。
此后不久，斯大林含蓄地暗示他也许愿意谈判。他原先一向强调货币问题，但这次在书面回答一名西方记者关于结束封锁的条件问题时，却对货币问题只字未提。
遵照杜鲁门的吩咐，刚刚接替马歇尔担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指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以似乎闲谈的方式，向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探听斯大林不提货币问题有没有什么意义。过了一个月终于有了回音，说货币问题固然重要，但可以在外长会议上讨论。就这样，斯大林缓慢地而且是悄悄地退却了。美国大使又问，如果安排了外长会议，封锁是否即可取消。对方的答复是他还要再打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