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电影(1)
从西安回来，我住在凤凰山上的中组部招待所，整日无事，爬遍了四周的山岭。我想到首长临别时说：“你要想我，就给我写信，寄到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急忙求人帮助写信，一连写了三封信，未收到回信，没过多久就传来武汉失守的消息。
中组部整天人来人往，这里是来延安参加抗日工作的各色人物的第一落脚点。著名作家茅盾到延安的那天，满满一辆卡车的行李，卸下来几十只箱笼和皮箱，我在一旁看了半天，这个茅盾，真是有钱财啊！
不久，李富春的秘书冯超给我分配工作：“中组部刚刚成立‘党训班’，刘锡五同志是党训班班主任，他有什么事需要跑一跑，你都要替他跑，他要是病了，你就来找我们。另外，每天你去中灶给刘锡五同志打饭。”他把手里的纸条递给我：“你去城隍庙找刘锡五吧。”
中组部党训班设在凤凰山下的城隍庙，庙院里的泥塑神像和供桌满是尘土，窗扇也没有了。几个民工正在垒砌炉灶。刘锡五的络腮胡子又密又长，脸上横七竖八的满是皱纹。他在棉裤上擦了擦手上的泥水，接过那张纸条看了看：“小李同志，今后你要辛苦了。”此后，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来城隍庙报到。我们在长凳上搭木板，铺上麦草和苇席，安排学员住下。城隍庙距离凤凰山山坡上的中组部大约一百米的路，我仍然住在中组部招待所。
党训班全称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新党员培训班”，入党前后的一些人集中在一起，重点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组织建设。音乐家冼星海、医学专家傅连暲等人曾经党训班里培训入党。
第一期培训班开学典礼时，陈云、李富春把中组部的干部几乎都带来了，大约十几名干部与学员一起参加典礼，共同会餐。
刘锡五派我带领两名学员从大街上的饭馆借来一筐碗碟筷子，大灶用猪肉、羊肉、牛肉做了八个菜，没有酒喝，白面馒头管够。国民党把美国救济总署的面粉作为八路军的给养，运输到延安。美国的面粉很特别，小米大小的雪白珠粒，中间钻一微孔，我们称之为“粒子面”。为什么美国的面粉要挤压成珠球？还要钻上个小窟窿眼儿？多费工呀！大家琢磨了半天儿，搞不明白。
党训班要放映电影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延安城。苏联影片《夏伯阳》是红军驻进延安后，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延安军民聚集在城隍庙周围，房脊上和凤凰山的山坡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银幕上纵马飞奔的苏联红军骑兵，轰鸣的火炮……延安人被电影震惊得目瞪口呆。电影放映员还用话筒给观众“翻译”几句，喇叭里传来一声：“……下面，他们要抱老百姓的小猪了。”观众一齐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电影散场，人群拥挤，挤得大姑娘小媳妇叫爹喊妈。
第二天清晨，院子里满地都是挤掉的大大小小的鞋子。刘锡五说：“昨夜里，土地爷显灵了，送来鞋子了。”他和我们一起，冒着寒风，拾了两大柳条筐的鞋，摆在大门口，任凭失主领取。
刘锡五对学员们说，我们延安现在还没有电影设备和技术，昨天晚上的电影是国民党的电影队来延安慰问十八集团军总部的，现在国共搞统一战线，共同抗战。
（1993年2月21日）
儿子：公布张国焘叛逃事件是这个时候的吧？
父亲：就在1938年秋天“党训班”这个时期，中央公布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事实，各单位开始批判张国焘。
儿子：怎么批判呢？
父亲：有些像“文化大革命”的样子吧！大家围在一起读文件，谈感想，讨伐张国焘。
儿子：这个事情一公开，大家情绪反应怎么样？
父亲：跑了就跑了呗，把他开除出党，政治生命完蛋了……张国焘跑了，中央有没有责任呢？为什么让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去祭黄帝陵呢？一家人在一起，那他还不跑？
儿子：您听谁说的？张国焘带老婆孩子一起去的？
父亲：1991年夏天，我住兴城铁路疗养院，从沈阳来了一位党史研究员，他说的，对我刺激很大。
儿子：不是那样，张国焘投了国民党以后，写信给中共中央，讨要他的夫人和儿子，延安出于人道主义，放行了。
父亲：原来是这个样？！这个研究员跟我谈了两个晚上，追问我知道什么情况。他还问西路军失败的问题，陈昌浩、徐向前他们是怎么回到延安的？为什么没有批判陈昌浩、徐向前等人？朱德等人？他们都有责任，光归罪张国焘一人是不合理、不合原则的、不合党的政策路线。
儿子：张国焘逃跑的事，你们当时有什么反应？
父亲：大家议论纷纷，吵吵嚷嚷埋怨中央领导呗：
“张国焘去投降蒋介石，蒋介石对他说，你来晚了。”
第一次看电影(2)
“中央首长就是心肠软，张国焘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他到了延安，还让他当边区政府副主席？”
“早就应该把他软禁起来”
“应该把他关进保卫局的监狱！”
儿子：再后来呢？
父亲：我们这样愤愤不平地吵嚷了一个月吧，领导上才说话。你们不要闹闹了，张国焘跑了，他也起不了作用，他也不能把我们党怎么样。现在敌后的同志和党的组织，他也不晓得，也破坏不了。
儿子：当时刘锡五说了什么话？
父亲：首长他无所谓的样子，不像我们这些人那么气愤，好像他根本不用脑子去想这个事情。后来王德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分裂，到延安当边区政府主席不满意；张国焘在政治上组织上，不把我们党当一回事，他设了一计，党中央没有识破，名义去祭奠黄陵，实际是逃跑当叛徒。
朱德总司令讲课遭遇阻拦
城隍庙三进三出的套院，东西两侧的偏殿陆续住满了学员。
一个清晨，我由北门外的招待所进城上班，在我的前面一位身穿棉军衣，个子不高很健壮的老战士，略微低着脑袋，走到城隍庙。庙门两名扛枪的学员忙把肩上的“阳汉造”步枪横在胸前，喝问：“你来干什么！”
1938年的延安城，各机关学校的大门不设岗哨，刘锡五说，要培养学员的组织纪律性和军事观念，安排学员轮流站岗。
来人站在哨兵的大枪前：“我来讲话嘛！”哎，这四川话很耳熟，我紧走几步，哈，果然是朱德总司令。
朱德说：“嗬！你们这里还站岗放哨，好气派呀！你俩不放我进去，我怎么讲得了课嘛！”
两位哨兵怀疑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朱德：“你来讲课，怎么没有跟人来？”朱德腰间一条黑皮带，厚厚的棉衣裤，棉裤的一个膝头破出一团棉絮，与喂马的饲养员一模一样。
我拨拉开哨兵的步枪，站到朱德的面前，举手敬军礼：“朱总司令，你来了！”又对两个哨兵说：“他是朱德总司令呀，赶快让他进去！”哨兵赶紧退到两边立正。
芦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朱老总离开延安，上了太行山抗日前线。1937年以后，来延安参加抗战的青年学生根本没见过朱德。
朱德也很惊奇：“好你个小娃娃，怎么认识我呀？”
我说：“我早就认识你了，你在草地抓鱼……我还吃过你送给我们的鱼呢！”
朱德笑了：“原来你就在我们后面那一队小娃娃里面！你看，草地雪山我们一起走过来啦，我们一起再把日本鬼子打跑，好不好！”
朱德问我：“你到这里干啥子来啦？来学习？”
我答：“不是，我跟着刘锡五呢。”
朱老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对哨兵说：“你们两个‘背时锤子’，连我也不认得哟！”缓步登上庙门台阶。后来，毛主席和周恩来他们几个人常常模仿朱德的口头话儿“背时锤子”。
哨兵向我追问朱老总草地捉鱼是怎么回事。这时跑来四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员，他们气喘吁吁地问：“总司令来你们这里了吗？”朱德在延安经常一个人四处行走，跟他的警卫员捉迷藏。
党训班两三百名学员早已盘腿坐在大殿前，朱德站到大殿前的台阶，学生们你看我，我看你，那种神态根本不相信，来讲课的人就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朱德抬手向台下学员敬了军礼，开始讲话：“同志们！全面抗战已经一年多了，粉碎敌人打算用三个月的时间征服中国的计划。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是呼风唤雨的妖怪，只要我们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与它拼命，也只有拼命抵抗，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那么，抗战的胜利就一定会到来！”
在讲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时，朱德平静地说：“现在日本人想从山西渡黄河到陕西来，要侵占我们的延安。但是，从南到北都有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就像一块块巨石挡住了日本人的路，拖住了日本人的腿。现在我们的军队天天都在前方抗击日本人。我们延安只有一个旅的兵力，蒋介石这个军队，那个军队，最有名的是胡宗南的中央军，几十万人马，从四面八方包围陕甘宁边区，我们有的同志感到可怕。”
朱德总司令停顿一下，用目光扫视会场：“这有什么可怕的！他们长着两条腿，我们也长着两条腿，我们打不了，还可以走嘛！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证明，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朱老总最后勉励学员：“你们这些人将来是我们各方面的主力军，注意军事知识学习，准备做一名前线的军事指挥员。党需要你们学好马列，掌握好党的政策，为党多做工作。中央对你们希望很大。”学员们深受鼓舞，热烈鼓掌。
陈云凤凰山遇险
七七事变发生后，延安就动员防空，日本人轰炸重庆后，延安就采取了措施。
1938年11月，侵华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的那天，天色大亮，但太阳还未从宝塔山露头。我正站在招待所平房前空地上。突然，四周的空气发出沉重的振动声，只觉得这种嗡嗡声音很熟悉，头脑里还没有反应过来，几条黑影唰地从脚下窜了过去，紧跟着感到黄土地微微颤抖，飞机扫射的一串子弹嘶溜嘶溜地掠过头顶，接着就是爆炸声，院子里的槐树干枝劈里啪啦地落下来。天天喊要防备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延安，喊了一年多。今天，鬼子的轰炸机果然来了。我赶忙跑进附近一家老乡的窑洞，躲避空袭。
老乡一辈子也没有听过这么大的“炮仗”爆响呀！更何况天空中飞机轰鸣声，好像滚滚的闷雷声响。他们一家人挤在火炕的旮旯里打哆嗦。老大娘见我躲进窑洞，跪在土炕上连连磕头：“长官啊，快走吧！长官哪，求求啦，快走吧！”她一定以为炸弹会跟着八路军飞进窑洞。
我走出窑洞，躲在院中的大槐树下。日军轰炸机在空中盘旋，寻找地面目标。此刻，清凉山上的高射机枪哒哒哒地响了，敌机根本不把一点点儿防空火力放在眼里，就是俯冲轰炸，山下的延安城四处冒出浓烟。我看见两个人被炸弹的气浪掀上了后街的房脊，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在我右侧上方不远的黄土崖下，是陈云居住办公的地方。在他窑洞前面有一小块场院，小院的右侧还有一间茅厕。
第二轮轰炸开始，鬼子的炸弹从天而降。一颗炸弹落在陈云窑洞右侧的厕所旁，奇怪，没有爆炸。一颗炸弹正中陈云窑洞的黄土崖头，激起丈余高的黄尘。好怪！这颗炸弹也没有爆炸，巨大的弹体挤垮土崖，层层黄土坍塌下来将陈云的窑洞严严实实地捂住！我看情况危急，从大槐树下跑出，大声呼喊：“陈云同志的窑洞塌了，快去救啊！”有七八个人闻声跑来抢救。大家扑到黄土堆前，拼命地用双手扒土，顾不上空的敌机。慢慢的，窑洞的门框子露出来了，又扒了一会儿，扒出了一个小洞口，向里望去，里面漆黑一团。大家喊：“陈云同志！陈云同志！你听见了吗？”听到窑洞里传来回答声，大家放了心。
洞口又扒大了一些，大家把陈云拽出窑洞。陈云脸上、身上沾满了黄土，简直变成了“土人”，他他一边拍打着身上的黄土，一边说：“在里面还不错，空气还不少呢！”接着向我们挥一挥手：“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说完，独自离去。后来知道，他去探望毛主席了。
我们几个人重新凑近窑洞，门窗已被黄土挤垮，黄土侵漫上火炕。众人议论：“这颗炸弹要是炸了，陈云同志就要去见马克思了。”日本轰炸机首次空袭延安，专门密集轰炸凤凰山麓，中共首脑居住地，落弹点仅分布在百八十米的范围内，延安城南门东门北门没有被轰炸。事后，大家议论，一定有特务测绘了中央首长在延安城的居住地，不然，炸弹就像长了眼睛，专门落到这块地方。这天毛主席与江青结婚，可能党的首脑齐聚祝贺，招致鬼子的密集轰炸。
陈云的命够大，如果哪两颗航空炸弹爆炸，整面土崖坍塌下来，就来不及扒开了，只有活活捂死了。
日军空袭延安之后
日军轰炸机飞去，我走下凤凰山，奔向城隍庙，心想不知党训班被炸没有。路过边区银行和新华书店时，一些人开始检拾死人，东边一条胳膊，西边一条大腿，真是血淋淋的场面。路边还有一群人围着一个黑洞洞的洞口议论纷纷，原来是一枚未爆炸的炸弹孔。如果这枚炸弹爆炸了，会伤亡更多的人。
空袭后的第二天，中组部招待所清点住宿的客人，发现少了一个人。有人看见陈云院旁的那间茅厕的蹲坑里有一顶军帽，用铁钩子去钩，粪水里露出一个人的黑脑壳。从粪坑中捞起尸体，冲洗干净，辨认出正是招待所失踪的客人。死者是新四军的一名团长，刚刚到延安，住在招待所里，清晨入厕时，被炸弹震落茅坑。当时，为了防止粪蛆爬出来，按照知识分子的主意，茅坑挖得又深又陡，而且呈倒置梯形。那位团长跌落下去，根本爬不上来，泡在茅坑里，活活被粪水淹死。以后，有了这个死人的教训，延安的茅厕全部改为浅浅的粪坑。
日军飞机轰炸延安之后，也使一件不明之案真相大白。
1937年，军委机要通讯员去给毛主席送一份绝密文件，他一路蹦蹦跳跳，兴高采烈地来到毛主席的窑洞门前，一摸，口袋里的文件丢了，返回原路去找，文件不见踪影。这一下闯了大祸。中央社会部的特工几乎把延安城凤凰山翻了一个底朝天，也没把密件找到。真是“死不见尸，活不见人”。小通讯员有口难辩，被关进监狱。
大轰炸之后，凤凰山操场旁有孔窑洞的烟囱被震歪了，烟囱口斜斜地靠上山坡，天若下雨，烟囱成了泄水道，雨水会流进窑洞里。修理烟囱时，从烟道里发现那份丢失的密件。延安窑洞依山势地形而挖，底层窑洞的烟囱往上掏挖，烟囱口就探露在山路旁。送信的小通讯员不知怎么折腾的，密件正巧掉进路边的烟囱口，日军轰炸又恰巧震坏这根烟囱。丢失密件的原因搞清楚了，通信员被释放出来。
空袭解除后，中央机关的干部全部出动，挨家挨户动员延安城区的居民撤离，“乡亲们，一定要走哇，明天日本飞机还要来！”。当天下午，延安百姓都跑光了延安成了一座空城。
估计日本人第二天还会来轰炸，刘锡五关照我跟中组部的同志一起防避空袭，不要跟他去桥儿沟安置党训班的学员。
第二天天没亮，中组部人员就行动起来，每人发了一只煮鸡蛋，三只白面馒头，一块咸菜疙瘩。一行十几人跟随李富春、蔡畅去大砭沟。太阳刚刚露头，鬼子的飞机第二次对延安轰炸，山头那边传来隆隆的爆炸声。我们在一起谈笑风生。蔡畅[1]大姐爱说爱笑，引人注目。我悄悄问李富春：“李部长，那个女同志是谁呀？”
李富春一听乐了，扭过头喊：“大姐呀，小李问你是谁那！”
蔡畅挤进我和李富春之间：“你这个‘小鬼’，搞秘密调查啦！我是蔡畅呀！叫我大姐好啦！”
我有些吃惊：“原来你就是蔡畅大姐呀，经常听大家念叨呢！”
数日后，一群红军的工兵来排除未爆炸的炸弹，我站在陈云窑洞前看热闹。炸弹钻进黄土，留下黑洞洞的大窟窿，四周的黄土被挤出许多裂缝。工兵们挖掘了一个一丈多深的大坑，整个炸弹暴露出来。折引信时，他们设立警戒线，清理现场，我就趴在陈云那孔毁坏的窑洞里看热闹。工兵拆下来的引信像一只长长的冬瓜。然后，在炸弹的尾翅上栓系大绳，几十个人“嘿哟嘿哟”喊号子，一寸一寸地把炸弹拖拽出深坑。炸弹长约三米，像大水缸一样粗，通体涂灰色油漆，印有几行黑色字母。有人在一旁辨认说，这是美国制造的炸弹，卖给日本人的。从炸弹壳里掏出数百斤黄色炸药，一筐一筐地抬下凤凰山，用马车运走。以后，这些炸药当作染料，染出黄色的布匹，缝制军衣。炸弹壳敲成碎块儿，打造了开荒用的钁和锄。
桥儿沟的河滩上
日本人轰炸延安后，党训班搬到距离延安大约九华里桥儿沟继续办学。
1939年初，刘锡五离开延安，去晋东南任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王德、张苏来到桥儿沟接手党训班的领导工作。
桥儿沟，几排窑洞，山脚的土坯房屋和山腰的窑洞连成一片，是一座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一座高大威严的天主教堂堵在沟口。
党训班的首期学员结业，又来了一批新学员。开学典礼的聚餐比起城隍庙的那次差远了，大灶只做了三个菜。每个学习班组只有一盆盛菜，一只水桶打饭。学员就把水桶里的大米饭倒在各自的毛巾上，腾空水桶去打那两份菜。
夏日，党训班学员成群结队穿过飞机场的跑道，去延河边洗衣洗澡，我警告他们：“你们最好不要在延河里洗澡，河里有吸水的大洞，会把洗澡的人吸到洞里，人就淹死啦。”学员们不信，问我怎么知道的。我给他们讲，1937年夏天，因为洗澡淹死人的那次事故……
1937年夏，延安城里的警卫勤务马夫伙夫互相之间混得很熟，老老少少成群结队去延河洗澡。清凉山下的延河水势平静，距离东门最近。我不会游泳，心里还记得父亲在四川的叮嘱，死活不肯下水。大家赤条条地跳进延河里嬉水。到了该回城里照顾首长的时候，大家穿好衣服要走，发现沙滩上还丢着一堆衣裳，再看看延河，静悄悄的无人踪影，大家慌了，不知道怎么办好。
一位老马夫说：“首长他们遇事常常找群众，我们去几个人，进城找老百姓问一问，求求他们帮忙。”
来了几个三十多岁的陕北汉子，他们纷纷埋怨：“你们红军没有来时，国民党的兵在这个地方，一下子淹死了三十多口子，你们还敢来这里洗澡！”
“那个国民党连长带队来洗澡，集合了，沙滩上还有一大片衣裳没人穿，找我们老百姓下河去捞人，这个清凉山下有一个大洞，往里吸水，也把人吸进去了。”
“这些国民党也是罪有报应，你们看嘉岭山那棵大树，先前那里是道姑庵，国民党兵上山糟蹋道姑，杀人放火，整座大庙都毁了。”
延安老乡边说边蹚下延河，潜入水中，捞出一具尸体，正是傅连暲的警卫员。他喊我一起来玩水，自己却不能回家！万水千山从四川走到陕北，大江大河没有翻船，却让浅浅的延河淹死了。太冤了！
学员们听了我讲的事故，有些害怕了，都说我们不要在这里游泳洗澡了。
党训班新来一工作人员，四十多岁，南方人，善谈。他无具体工作，常和张苏、劳董几个人闲聊。他自己讲，曾在冯玉祥部队里工作，后来和邓小平等人一起被冯玉祥“礼送出境”，未遭杀身之祸。他常讲一些冯玉祥的故事……
冯玉祥发迹后，还不会写字，每次开支军饷，须经他亲笔签字领款，他只会写“冯玉祥”三个字，又怕有人模仿笔迹，冒领军饷。冯玉祥在毛笔的笔芯里装上铁针，暗设机关。后来在对帐的时候，冯玉祥说，这笔十万元的款子，我记得没有哇！银行经理说，有您的签字领款条。冯玉祥双手举起纸条，迎着灯光一照，大怒：“这个签字是假的！”原来，冯玉祥用毛笔签字，顿笔时用力下按笔杆，铁针将纸扎出一个个小孔，小孔透光，可辨别真假签字。仿冒冯玉祥笔迹的军官必然死路一条。
冯玉祥去南京见蒋介石，大白天在总统府打着灯笼行走，讽刺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蒋介石请冯玉祥吃饭，冯玉祥只剥馒头皮吃，蒋问为什么。冯说馒头瓤子留给你的弟子吃。蒋问明白了黄埔毕业出来的将校军官不吃馒头皮，为此专门下令，今后吃馒头必须连皮一起吃，否则枪毙。
众人又议论一阵冯玉祥交错了朋友，与蒋介石这个流氓拜把兄弟，能有好果子吃？人不怕吃亏上当，就怕撞上南墙也不回头。
讲冯玉祥故事的这位同志，患一种“脱皮”怪病，浑身上下爆皮屑，脱下衣服一抖，皮肤的碎末纷纷落下，地面上好像铺了一层米糠。有医生说，这个症状就是小时候缺乏营养，吃油吃的太少！
党训班迁移龙儿寺，有一位新学员也患“脱皮症”。大灶每月专门给他熬炼三斤猪油，油脂油渣灌入一只瓷钵。吃饭时，这位学员独自去舀一勺猪油，兑入小米饭。听王德讲，毛主席专门讲了这件事，虽然我们现在缺油，像他这样的病人我们要照顾好。
当时延安的一些干部为毛主席与江青婚事着实地吵嚷了一番，我们几个“红小鬼”都有不同看法。
“贺大姐走了，没人跟毛主席吵架了！”
“毛主席见了江青，好高兴好高兴，精神也好多了。”
“毛主席愿意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别人吵吵啥呢！”
我们的悄悄议论是没有人去听的。
毛主席来讲党课
1940年春，毛主席从延安骑马来党训班讲课。这天，提前开过午饭，一百多名学员和教员整队出发。党训班主任王德、张苏率队走在最前面。走了二十里的山路，出了沟口，在去西安的公路旁边的沟门村，队伍等候在村前的空地上。打前站的同志从老乡家里借来一张破旧的条桌，当作讲台。学员们席地而坐，等候毛主席。
过了半晌，四名警卫和毛主席纵马来了。王德、张苏急忙上前护助毛主席下马。王德站到木桌前，讲了几句开场话，喊上一名学员坐到桌旁做记录。
毛主席首先设问：同志们，为什么我们要抗日？他停顿了一下，环顾听众，随即答道：再不抗日中国就要亡国，人民大众要做亡国奴，将要陷入更深的苦海之中。
我看王德离开会场，向村里走去，急忙跟在他身后，王德拦住我说：“在这里不会出事的，你也听一听，机会难得啊！”
毛主席继续讲：目前，我们延安经济困难重重，没有机器，没有工厂，也没有坦克飞机和大炮。一些同志到了延安，只看见铺天盖地的黄土，觉得枯燥无味，觉得一身本领，无用武之地。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搞过飞机，搞过轮船，搞过汽车，这些东西，今天在延安都搞不成！但是，总有一天，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有的，那一天就是抗战胜利之日，是新中国诞生之日。
他说：为了抗日，你们从敌后来到延安，你们是好样的！你们若学懂马列，坚持到抗战胜利，那你们更是好样的！学员们互相交换着兴奋坚毅的眼神。毛主席又说：我们的革命走了许多弯弯路，党内出现多次错误路线，主要原因是真正懂马列的同志太少了！如果我们党内有两百到三百名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精髓的同志，中国革命成功就要快得多了。希望你们由孔夫子的信徒、基督的信徒转变为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毛主席在讲话中多次谈今论古，博引旁证，话题放得开，又能收得拢，学员们听得如醉如痴，有人竞呆呆地忘了做笔记。他继续说：现在中国人民受到重重压迫就够呛了，你们写人民的“人”字，还要在上面加上三撇！人民的压力不就更沉重了？你们三笔写一个“工”字，怎么不行啊？非得把“工”字写得弯一弯！工人的腰杆子根本就直不起来，你们还要他们再弯一弯！你们知识分子想一想啊，对人民要有什么样的感情啊，反正我是想了。你们从现在起写字写文章，都要改过来。这样人民就欢迎你们了。你们与人民融合在一起，人民支持你们，还有什么样的困难克服不了？
毛主席最后勉励学员：党中央对你们这些同志寄予很大希望，你们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甚至是某些方面的专家学者。恩格思曾经说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武装头脑的人，你们的关键是提高觉悟，提高思想水平。希望你们多学马列，学懂马列，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这年春末，王德对我说：“中组部调你回去，有新工作。你找劳董转组织关系。”
我独自一人离开龙儿寺，回到延安北门外西山的中组部。不久，党训班停办，王德也回到中组部。
与中组部管理员明子善打架
我从龙儿寺回到延安北门外，和姜大民住在一孔窑洞。姜大民是王盛荣的勤务员，兼顾刘子载和张秀岩。
那天上午，王德找我：“小李，你给我弄些煤好不好？”
中组部取暖的煤炭堆放在山脚下管理员的窑洞前。我弯腰抱起一块磨盘大小的煤炭正要走，管理员明子善拦住我：“你们几个三天两头来拿煤，这几家烧的煤太多了，（我）哪里有钱买得起呀！”
见他拦住去路，我急了：“你不让我搬煤，首长炉火熄灭了，人冻病了，你负责呀？！”
明子善说：“国家哪有这么多的钱啊，有钱都让你们烧光了！”仍不肯让路。
我也恼火了，把手中的煤炭一丢，伸手抓住他的衣领：“你个龟儿子，让老子揍你呀！”旁边的勤务员、警卫员一起给我鼓劲：“揍他！早该揍他一顿了！”
明子善挣脱我的手臂，躲到一旁：“你敢打人，领导要处分你！”
我顺手抄起一条扁担，奔上前去，揍了明子善几扁担，大家扯开我俩，都散去。我抱了一块煤炭，得胜而归。
很快，王德就知道了，他批评我：“平常看你老老实实的，在外面还很厉害啊！有道理讲道理，打人就不对了嘛！”
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知道打架的事，派人喊我去他的窑洞。他很和气：“你打人了，好厉害呀！”
“你看人家明子善，比你有水平。遇见欺负受气的事，忍了，让了。他想着，都是自己的同志，为了打日本，到延安来工作。你不应该打自己的同志，伤了自己人的心！”
“打人这事，我要批判你！今后可不许再干了！将来我们国家就有法律了，随便打人骂人，法律就要管了。就像边区法院判黄克功死刑那样，你知道不知道？”
最后，武竞天说：“人家是主管这一摊子事的，不让你搬煤，你等一等啊，你还可以找一找领导，找我，找李富春部长呀，也不能打人呀！他是我们党的有功之人啊，现在还有两个老婆的问题没有解决，十分苦恼呢。”
我很好奇：“别人只有一个老婆，他怎么会有两个老婆呢？”
武竞天就像给小弟弟讲故事：“明子善呀，他从河北往延安送机密文件，敌人扣住他，不放他走。他只好领着敌人到我们的一个关系户作证明。这家的老大娘说，我闺女是他的媳妇，他是我女婿。敌人无可奈何，只好放了明子善，可是特务们还不甘心，也在这家里住了下来。明子善为了蒙骗敌人，只能天天跟大娘的女儿一起睡。敌人监视了很久，看见一家人亲亲热热，只有撤走了。”
明子善的这个老婆年轻漂亮，她平日里住“边司”保育院，作保育员工作，只有每个星期日才回家。给明子善洗衣服、缝补丁。
我们这些勤杂人员有时围住明子善，让他坦白怎么“骗”人家大姑娘的。
明子善读过书，能写会算，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你们不能说我‘骗’人家。你们不懂，这事说明了百姓心向共产党！老百姓让自己的闺女儿子出来闹革命，被敌人杀了一茬又一茬呀！老大娘明白她的闺女不做我的媳妇，敌人会把我抓去，杀了。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你们不是常听毛主席讲话‘伟大的人民’吗？人民的伟大，就表现在这里。”
明子善又讲他来延安的经过：“我见特务们走啦，也就准备走，她死活要跟我一起走。我只好带她到了下一个交通站。交通站的同志见我带一个女人，不好办了，就说干脆你俩直接去延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