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二十八岁时就曾说过，一个人若是不能让自己的名字在同时代人的心目留下印迹，那他死不瞑目；二十五岁时他就崇拜历史上的英雄们。同三十年前的那个年轻人一样，现在当了总统的他也不会满足于现状，只有人类的普遍问题才能燃起他内心的熊熊烈火，而恰恰是眼下，这种雄心壮志在他隐藏的内心斗争中重又爆发了出来。你看，他是如何举起他那骨节突出的长长的手指指向优雅的萨姆纳，“我自己知道。”仿佛不愿意表现出自己心灵最深处的活动一样，人们能够感觉得到此刻他内心的沉重吗？一年多以来，这种沉重一直压在他的心头，使这个博爱者的美好愿望，对过去内心痛苦的回忆，以及理想主义者那心醉神驰的希望合为一体，驱赶走了所有政治上的怀疑。这时，他的内心，务实者和梦想家，律师和哲人的斗争比他一生中任何其它时刻都更加激烈；他伟大的性格在他克制了内心欲望的那一刻也更为清晰地表现了出来。
他的小儿子夭折已经有两个星期了，战事毫无进展，就在这时，他突然派人去找萨姆纳说马上要跟他谈谈。“我要给您读一下我致议会的一篇咨文。想听听您的意见。我今天就要把它送去。”这个一向踌躇不决的人这次却敦促着自己做出行动，仿佛是害怕其它考虑会再次影响这个决定似的。是的，他仿佛为此向自己下了保证，当舒尔茨按自己的观点给他讲述了欧洲人的态度，并在纽约为此作着准备工作；建立协会，于二月份就拟定了三月初的一次演讲的草稿时，林肯高兴地对他表示支持说：“就这么讲。到了那一天，我也要说点什么！”林肯致议会的咨文用电报发到纽约，令舒尔茨和他的听众都十分惊喜，由于听众们倍感振奋，所以舒尔茨午夜时分在古柏学院朗读了这篇咨文。几年前，林肯就是在这所学院里首次征服这座城市的。
这份咨文只是提出要逐步限制蓄奴制的蔓延，它以一种十分审慎的态度请求议会仅仅做出一个联合决议，其内容为：“合众国对同意逐步废除奴隶制的所有州进行财政支持，由该州酌情用以赔偿因为制度改变而造成的公私损失。”林肯认为这种逐步地，部分的解放奴隶乃是取得和平的一种方法：“按照我的判断，逐步地而且不是突然一下子全部解放奴隶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联邦政府提出这样一个建议，绝不表明联邦当局有权去干涉各州范围内的奴隶制，因为只有每个州自己以及它的人民才拥有这一问题的决定权。”议会马上通过了这一决议，联邦政府愿意为每一个奴隶出三百美元的赎金，然而，它却没有引起一个边界州的重视，各州继续一味地保持沉默。经过四天不安的等待，在第五天的时候，林肯召集来了五州代表，中肯地向人们阐述了这一观点，但仍旧收效甚微。
可毕竟还是有所收获的，边界州表明了它们按照宪法规定，逐步实现有偿解放奴隶的美好愿望，当然同时也强调说，如果他们不想这么做，应该还可以采取其它方式。现在激进派和温和派联合了起来，制定法规，禁止陆海军再逮捕逃亡的奴隶，他们也承认了利比里亚和海地为奴隶国家。一家报纸评论说：“轰击萨姆特要塞的炮火摧毁了我们四分之三的分界线，这篇咨文则又摧毁了剩下的四分之一。”
自内战开始以来，总统又一次感到自己是国家希望之所指了。他变得大胆了，他终于实现了十四年前自己作为一个没有名气的议员所提出的那个方案，当时他虽然提出了这项方案，却没能让它得到公开的讨论。其内容是：华盛顿所在的哥伦比亚地区宣布废除奴隶制，向忠于国家的奴隶主们提供十亿美元的补偿，并马上为黑人儿童建立学校，以便让他们接受教育。
可就在几个星期之后，有一位将军又干了件蠢事儿。一天清晨，总统在报纸上读到，亨特将军在西部发表看法说：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蓄奴制和战争管制法是不相容的。他宣布“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以及佛罗里达州的所有奴隶将永远获得自由。”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林肯随即便反驳道：“我，亚伯拉罕。林肯在此宣布，合众国政府对于亨特将军发布上述公告的意图一无所知，直到现在为止，政府仍不能证明上述文件的真实性。何况，不论是亨特将军还是任何其他司令官或者个人都未曾从合众国政府得到授权，发布通告，宣布任何一州的奴隶获得自由。所以，无论是真是假，他所宣布的内容都是完全无效的。这里我还要进一步宣布，至于我作为陆海军司令是否有权宣布奴隶获得自由，是否在某个时候，某种情况下必须要采取类似行动不可，都留待我自己去解决，我绝没有任何理由让战地司令官去决定。”
看到别人在这个节骨眼上，笨手笨脚地动用他职权范围内的措施时，他就会这样迅速出击。一方面他不能反对某个将军或是某个党内同仁，同时又要反驳舆论的主要观点，否认他们的意见以解燃眉之急。出于这种考虑，林肯不断地给持观望态度的边界州州长们写信，可谓软硬兼施：“我并不想说服您接受我的观点，只是想让您了解一下我的想法。如果您愿意，您将不会无视当前的征兆一意孤行。因此，我请求您平心静气地继续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在考虑到政党和个人的关系之后，您一定会对这个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我的建议并不是表里不一的。我们所计划的变革将是十分温和的，就如同天降露水一样，它不会摧毁或者破坏任何事物。您真的不想接受这一变革吗？过去的所有尝试都不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益处，现在，上帝把完成这个光荣任务的使命就放在您的手中。尚若您不接受上帝的旨意，是会受到后人责骂的！”
厉声驳斥和温和劝说没有让任何人回心转意，他又重新被激进的参议员们包围了，他应该把解放的奴隶征人军队，因为战争就是因他们而起的。这位总统应该做些什么呢？早在将近三十年以前就为黑人们的自由而奋斗的先驱，如今却遭到了其他人，或许是他在这场战斗中的晚辈的斥责，就仿佛他已经老眼昏花，老态龙钟如当年的布坎南一样跟不上新时代的潮流了似的。林肯作何感想呢？“我的先生们，”
他回答代表们说，“我已经把成千上万的武器交给了田纳西州，肯塔基州，西弗吉尼亚州以及北弗吉尼亚州忠诚的公民们：他们说过，只要有武器，他们将以此保护自己。现在我已经把武器给了他们。他们中的人认为不能让黑人人伍，如果我这么做了，那他们就将把枪口对准我们，那样我们失去的将会比获得更多……我不能像你们一样看待这个问题。或许你们说得也不无道理。但，我能够做的只是为了哈姆林先生的利益而退却，他或许能做这件事。”
当时，一个了解时局同时也了解林肯的人说，总统一定是有些绝望了。其实并不奇怪，他的内心像一座受到攻击的堡垒一样，而他要去攻打的南方堡垒，也同他的心一样坚不可摧。 十三、麦克莱伦
战争爆发已经一年了，但西部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举动，特别是里士满附近更是一点动静也没有。麦克莱伦一直拖延着不愿直接出去，他坚持要用战船把整个军队运送到约克河和詹姆士河之间的小岛上去再作打算。为什么？是他压根就不想采取行动吧？内战的思想在他的内心转变成了一种假惺惺的骑士精神。他是不是惧怕他在南方的师傅，觉得自己曾在他那儿进行过学习，面对他的权威自愧弗如了呢？他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正支持着他的对手，因为他对他们恨不起来呢？还是南方的传统阻止了他发起进攻，因为他私下里宁愿为南方而战？抑或是作为一名民主党人，他想通过自己的一再拖延，拖得南北双方精疲力尽，最后达成妥协，而自己则以总统的身份出来控制全局呢？在最后一次进军之后，令人不解的是他没有撤回中队，让它回来继续保卫首都。终于，林肯对他起了疑心，至于这种怀疑究竟有多深，我们不得而知。但林肯却开始仔细注意麦克莱伦的行动，甚至对一些连陆军部长都一无所知的细节问题也不放过。他给这位捉摸不透，而自己在公众面前尚且需要的总司令写的信可谓滴水不漏：“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您现在非出去不可。对此，我无能为力。希望您还记得，我一直都坚持认为，沿海湾而下寻求战场，不去马纳萨斯或其附近作战，只是转移困难而不是克服困难。不久后全国上下就会注意到——
其实人民现在就正在注视着——犹犹豫豫，不肯及时向深沟高垒的敌人进攻，不过是马纳萨斯旧戏重演罢了，请您相信，我是怀着前所未有的友谊给您写这封信的，我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决心给您更充分的支持。就我的判断，我一贯都是这样。不过您必须采取行动。您忠实的仆人。”
是的，这个“拿破仑”的心性就像女孩子一样敏感。即便他犯了过失，别人也得温和待他；即便他终日无所事事，他的总统也得顾及他的情绪，而且还要表现得满怀希望，相信他此后会有所建树。一次，林肯下令调走了他那儿的一支军队去另作他用，而这是麦克莱伦最为忌讳的，所以林肯向他致信以示歉意，信中写道：
“您若是了解我当前的艰难处境的话，就一定会理解我的作法。更何况作为国家的最高统帅，我也完全有权力下各种命令。”又是上封信的语气：温和的词句中暗含着威严，就像铁手戴上了绒线手套一样。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林肯反驳了麦克莱伦的抱怨：“我还要告诉您——这当然不单是对您个人而言——虽然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力，但军官们却必须得停止再写些侮辱性的信了，否则，他们将会因此而失去这种自由。”
最后，几经踌躇，总统终于决定要在东西部同时处理人员问题，因为在战争时期的这个节骨眼上，人员问题眼看要引出乱子来了；弗莱芒特将军现在虽然有能力，却一直迟迟不肯进攻，捉拿杰克逊。所以总统取消了麦克莱伦的最高指挥权，又收回了弗莱芒特的一部分指挥权，把所有这些权力都转交给了哈勒克，一位重要的理论家。说起他，更多人会想到一位思想家而不会想到一名战士，他方脑袋，胖身材，忠实，稳重，实事求是，但却只会纸上谈兵；一直到战争结束他都是一位生活在总统麾下的总指挥官。这位总统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东西，也观察了足够长的时间了，现在他完全可以自己根据形势做出判断了。所以，语气也渐渐硬朗起来。他的自信心在知己知彼中建立了起来，就如同在争夺参议员议席的那场辩论中一样。在发起进攻的过程中，他发出这样几封私人电报：一封给麦克道尔，“除了驻扎在佛雷德里斯堡的军队之外，您难道不该调您剩余的力量来这里保卫首都吗？作为这个军团的指挥官，难道您不应该呆在这儿吗？好了，就是这个问题。”他又给麦克莱伦发电报说：“您不能去切断铁路线吗？您对那些战壕到底有什么看法？在攻占里士满之前，您必须要打过去！您能否再靠近一些，向城里扔炸弹？”给弗莱芒特写道：
“我听说，您现在呆在莫菲尔德。而在此之前，您曾接受过一个命令，向哈瑞斯堡进军。您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当时，北方人在海上的优势地位似乎也被敌人的大胆进攻破坏了。南方为自己定作了第一艘潜艇。虽然他们事先就知道，这艘潜艇在开炮的时候有可能让自己也粉身碎骨，但南方的海军还是浮出了水面，击毁了北方一艘很大的战船，同时也把自己炸毁了。而后，南方又出动了它们第一艘武装巡艇，代号“玛瑞麦克”，在弗罗里达的东海岸击沉了许多北方的战船。林肯的秘书说：“这个消息使得内阁会议产生了开战以来最严重的骚乱。”如果这艘巡艇继续肆虐，会不会把北方的整个舰队毁掉，北方的封锁会不会因此而中断呢？议员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这时，只有林肯依旧镇静地坐在那儿，他将不同电报加以比较，而后向军官们问了许多问题。
就在第二天，纽约的铁船“莫尼托”便打败了敌船，挽救了局势。而后，林肯决定亲自去南方一趟，他只要蔡斯和赛华德两人陪自己前往；他们三人都亲自在当地考察地形，从陆路以及海路上寻找进军诺福克的最佳路径，当北方的军队遵照林肯的建议节节胜利进军时，南方军队为了不把战船留给北方，自己一把火把战船全烧了。
后来，蔡斯说，虽然他本人不喜欢林肯，但若是没有林肯，他们不会去南方，也就不会进军诺福克，当然也就难以目睹敌船的毁灭了。紧接着，北方军队又以大胆的军事行动从陆路上占领了南方最大的城市新奥尔良。
但里士满却仍在敌军手中，里士满决定着一切！六月底，举动迟疑的将军终于下了进攻的命令？不一会儿，他们距离敌方首都就只有七公里之遥了：可在那儿他却又一次停了下来！他给了敌军集合兵力的时间，结果在七日战争中被敌军大败；
后来，评论者写道，原本麦克莱伦可以给南方一点颜色看看的。对此，这位“拿破仑第二”自己是如何解释的呢？“再给我一万人，明天我就能打个胜仗！”他既气愤又有些绝望地这样电告华盛顿说，“不该让我对此负责！是政府没有为我的军队着想！……如果我现在还能挽救军队的话，那么我要坦白地说，我做这些既不是为您也不是为华盛顿的任何一个其他人。您所作的一切，足以毁掉这个军队！”曾经长期蒙蔽了所有人的他，现在开始害怕让大家为他失望了。
现在，林肯只当他是个疯子，因为现在还不能失去他，所以林肯对他也就像是对待个不正常的人：“您的上封电报……让我感到非常痛心。”林肯接着写道，“我把我能给您的一切都给了您，一直以为您必定会尽全力。而您却一直认为我想给您多少就有多少，这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第二天，他又写道：“无论如何要设法保住您的部队。我们一定尽快给您增援。当然援军不可能几天就到。我无意说您需要增援部队就是不忠实。我认为您度量狭窄的地方在于，您总以为我没有尽快给您派去援兵，其实，您和您的部队遭到任何不幸，我都感同身受。您即便是和敌军不分胜负，或是您打了败仗，那也是我们为使敌军不能长驱直进入首都华盛顿所付出的代价啊！……如果我们把保卫华盛顿的军队抽走（像麦克莱伦所希望的那样），那么在我们能够调集军队保卫首都之前，敌军可能早已经占领这里了。”
还从来没有哪位总统对他战败的属下仍这么客气。通常情况下，属下若是职业兵，便对他下命令；若是民兵，便交由国防部处理。但这次战争的特殊性改变了责任的分配，而总统的性格又决定了他待人接物的态度。是他自己愿意这么说的，因为他不仅仅是在处理公务，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感觉在国家最危急的时刻，履行作为国家领袖的一种责任。整个国家也对此做出了回答：纽约证券交易所价格大跌，经济萧条之势日渐清晰，而现在又征集了三十万大兵，兵役期为三年，人们纷纷在说，这些人不过是又一次落人麦克莱伦的陷阱里去罢了。
是的，现在，或者说是从现在开始，林肯要把所有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了，他以十分缓和的口吻给各州长写信，说服他们征集他所需要的军队，让他们尽快派出一些援兵，不要拖延时间。同时，他也说服州长和将军们破除前嫌；他还经常关心地询问，战地上的犹太士兵中间有没有犹太教律法师。他亲自去视察了阵地，而后匆匆赶往波托马克参加一个军事会议，召见那里的各级军官，在那支军队里，他不会再盲目相信任何人了。
“您认为我现在有多少士兵？”
“大约八万吧，七万五总是有的。”
“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现在敌军在哪里？”对此军官们众说不一。紧接着，林肯就逃兵问题给麦克莱伦写了封信：“听说随你登上半岛的部队总数有十六万人，可最近我同你一起计算时只剩下八万六千五百人了。我相信在你进行的各次大小战斗中，死伤和失散的人数至多为两万三千五百人，那就是说还有五万人不知去向，即便再有五千人死了，那现在你的部队至少也应该有四万五千人还在，可他们却不在军队里。我相信他们中的半数或三分之二的人已经完全有服役能力了。对此问题你是否比我了解得更多呢？如果这些人现在还在你的手边，那你在今后的三天之内，便可以打进里士满去了。怎样才能把那些人再召集回来？又怎样才能制止在将来不会再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逃亡事件呢？”
这位平民总统不只是写写而已，他还进行了计算，采取了行动。亚伯拉罕。林肯，战争的反对者，打猎时不愿向任何动物射击，在以前的战斗中放过一个印第安人，而现在却俨然成了一名将军。对他所提出一系列军事问题，麦克莱伦回了一封信，信中还论到了政治方面的问题。不久后，麦克莱伦又秘密地给华盛顿写信说：
“我为傻瓜卖命已经精疲力尽了……我们曾详细讨论过华盛顿的人，并一致认为，他们全是些卑鄙无用的家伙。我想他们一定愿意看到这支军队被彻底毁了的。”林肯只是回了几句：“不论什么时候，若是你感觉自己有能力发起进攻，都绝对不会有人拦你。”
他又找来了赛华德，和他仔细谈了这件事，而后写下了一个漂亮的书面命令：
“我将把这次战斗推行到底，直到最后。无论我们战胜了还是战死了，被打败了，我的任期结束了，或者国会和国家放弃了我。”这就是林肯明确的想法，合乎逻辑，又满怀激情，那样的坚决有力，就如同他那双大手一样。他曾只用一只手就在战舰的甲板上平静沉稳地水平抓住一只斧子，当时，他曾引来多少水兵的钦佩呀。这次他仿佛是把国家的命运又紧紧抓在那只大手里了！ 十四、酝酿
战争使得奴隶制问题的决定不容拖延了：战场上的情形越恶劣，奴隶们的机会就越大。因为人们需要他们来补充军队，稳定北方的激进派并影响欧洲。信函、报界和代表团体纷纷就此发表意见：凯瑞森催促林肯表态；一位瑞士的政界人士告诉他，拿破仑三世有意帮助南方，贵格会教徒、牧师们也都来到这里请愿；肯塔基州也来了一些人。
林肯再次写信给边境州的领袖们说：“我并不想埋怨或责怪任何人，但既然对于我在今年三月的咨文中所提出的逐步解放奴隶的决议，你们全都投了赞成票，那么我觉得这场战争现在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因为那里提出的计划，无疑是迄今为止结束战争的最有力和收效最快的方法了。让那些叛乱州看看，在任何情况下，你们所代表的各州都绝不会去参加他们的邦联，他们就可能继续战斗下去了。但是，如果你们决心要在各自的州里保存奴隶制度，那你们就没有办法不让他们对你们抱有希望。……省下那些否则就得源源不断地投人战争的金钱，那岂不好？战争已使贵州的制度越来越无力支撑了，如果现在我们就尽量缩短战争，节约开销，那岂不好？
现在你们作为卖主，国家作为买主，不是要比把那引发战争的东西，连同它的代价全部淹没在我们彼此残杀的血泊中要好得多？”
除去这种庄稼汉式精于推敲的言论之外，他还为农场主们和商人们准备了一席话，面对奴隶解放运动的两位着名先驱，他满怀激情地呼喊：“倘若边境州能接受我的建议该有多好！那样，您二位和我就都没有白活了！”
然而，边境州却再次拒绝了他的建议，消息终于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当天他正和维尔斯，赛华德以及赛华德的儿媳妇坐在同一辆车里去公墓，斯坦顿的一个儿子死了，他们来给他送丧。长路漫漫。对于林肯来说，每天都伴在他左右的痛苦必定也勾起了他内心的，永远都不可能淡忘的苦恼。完全释放出来的平时不多见的那种悲伤气氛也使得他说了许多平日从不曾透露的心里话。大事他总愿意放在心里，即便是那年三月份的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他也没和内阁商量就确定了……现在他第一次同他们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尽力拯救这个政府。力不能及的我不会去做。
但你们必须清楚，不到最后我绝不会放弃……我现在已经得出了结论。为了拯救整个联合国，我们必须动用武力。我们必须解放奴隶，否则我们自己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必须解放奴隶，否则我们自己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那个理想的战争目标就此改变了。起初发起战争的原因，如今变成了进行战争的手段；而过去应当在历史面前为这次内战作辩护的伦理，现在却成为了结束这扬战争的技巧。这几个星期，这几天里，林肯的思想斗争异常激烈，因为他切实地感觉到了这种发展的矛盾性！既然命运选中了他来实现这一人类的伟大理想，那么他就只能在现实中先使用小手段达到一些暂时的目的，通过这种真实的带有点悲剧讽刺意味的弯路来慢慢接近青年时代的理想。
是的，他不是在做梦，而是在一步步有计划地接近着自己的目标：南方是奴隶们在耕种着土地，这样，白人们才能安心地去前线打仗。现在一旦宣布了奴隶的解放，许多奴隶必定会逃跑，敌人的力量也便因此而被削弱了；而相反的，因为南方失去的劳动力都会来到北方务农，北方的力量就加强了。若是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便是以最为温和的方式也无法得到边界州的同意，对这一切林肯都清楚，所以他决定用战争的力量来代替国会的力量。早在三十多年前，亚当斯不就预言过，倘若有朝一日南方成了内战或是奴隶解放战争的战场，那么海陆军最高统帅可以凭借他至高无尚的权力来做出独立的安排吗？林肯改变战争的目的，也就杜绝了一切形式的消极和平，毕竟在经过了如此艰苦的斗争之后，拯救合众国的愿望已经大打折扣了。在这种情况下，林肯找到了一种新的道德基础：为奴隶解放而战，以后每一场胜利就都预示着将来对于奴隶的胜利了。
在开战后的十五个月，使北方人开始意见不一的原因已经显露了出来：由于北方自己也有四个蓄奴州，民主党人认为不足以为蓄养奴隶而浴血奋战，所以起初北方有将近一半的人并不支持战争。在取得胜利之后，战争时的准则已成为北方的法律：而现在却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北方人只去解放南方的奴隶，对自己的蓄奴州却听之任之，这岂不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在被唾弃的南方人丧失了奴隶制的时候，北方崇高、博爱的奴隶解放者们却依旧背负着蓄奴制的罪恶？
林肯下定决心之前所想到的一些问题，在一年以后，他都写信告诉了肯塔基州的一位好友：“从一开始我就反对奴隶制，如果奴隶制不是不合理的，那么世界上便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东西了。我一直都这么想，从未改变过。不过，我以前从没想到过，作为总统，我有着极大的权力来按照这种感情和思想为国家采取些什么行动。
在就职宣誓时，我也不想通过宣誓去获得一种权力，而后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再去打破我的誓言。我理解，在一个普通的处于和平时期的政府里，我的誓言也将会在我行使国家权力时，禁止我去按照自己的抽象判断处理奴隶制是否符合道德的问题，为了保障宪法，我们就宁愿失去合众国吗？”
“按照自然规律来说，我们应该既保护我们的身体又保护我们的四肢。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断一臂而保全身；相反，放弃身体去保全一肢，显而易见是十分不明智的。所以我觉得，一些不合乎宪法的措施可以成为法律，为了保住合众国，采取这等措施是必须的。合理与否，由我来权衡，我将忠于自己的这种责任……当我在六二年三月，五月和七月向边界州发出郑重的呼吁，要求他们有偿解放奴隶时，我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将来无条件地解放奴隶。但他们拒绝了我的建议，现在我觉得，良心驱使自己不是放弃合众国和宪法，就是要迅速将黑人们武装起来。
我选择了后者。而之所以选择它，是为了整个合众国的利益。”
为此，林肯的内心必定是经过一番斗争的，对于所作的宣誓他也是花过很多心思的，尽管在他下定决心之前，他的同事们曾否定过他，也曾不断地向他提议走一条中庸之道。但，林肯却仍旧作了决定，就像当年决定结婚时一样突然，电告法院的朋友斯维特，让他立刻来一趟。眼下，一个没有偏见的青年时代的朋友所发表的忠实意见要比一打专家们的主意更为重要。
斯维特一早便到了华盛顿，他未进早餐便先进了白宫。林肯向他询问了几位老朋友的近况之后，给他读了凯瑞森极力主张解放奴隶的一封信；而后，还没等对方说话，林肯便开始自己阐述这个问题，讲了它在双方可能引起的反应以及情况，自问自答着，这段独白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他那惟一的听众写道：“他说那段话的时候，我看得出，他并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我，只是想进行一下自我修正。
那只不过是在自言自语。”林肯讲完自己的观点后，根本没有问他这位朋友的意见，就让他代自己向几位老朋友问好，祝他回家一路顺风，这次拜访就这样结束了。
紧接着，他事先没打招呼就突然召集内阁开会：他告诉自己的内阁成员，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拿定了主意。他之所以请他们来并不是要听取他们的建议，只是要给他们读一下自己的宣言，在此之后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这里所表现出来的自信，简直会让不了解他的人把他当成是个独裁者。而后，林肯便坐在那张绿色的椭园型桌前，面对着一言不发的内阁成员宣读起来：“我，亚伯拉罕。林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兼美利坚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在此宣告，此后战争将是为了下面这个目标而进行，恢复合众国与各州之间的宪法关系。我召开下次国会会议的目的是，再次建议国会通过一项实际措施，对所有当时没有反叛合众国，以及当时已自愿采取或今后将自愿采取在各领域内立即或逐步废除奴隶制的蓄奴州给予资助，对此项资助的接受或拒绝由各州自行决定。并在事先取得非洲人后裔本人以及移民地政府同意的前提下继续进行。”
“从公元1863年1 月1 日起，在合众国的任何一个州或任何一个地区内，凡其居民当时仍在反叛合众国，那么那里充当奴隶的人，从即日起都应永远获得自由…
…本行政当局将于上述1 月6 日通过公告指明哪些州或哪些州的哪些地区的居民那仍在反叛合众国……”
下面，宣言禁止任何军官利用职权将被俘的奴隶遣返回原来的奴隶主庄园。所有在被占领区域充当奴隶的人“将被视作战俘，永远摆脱他们被压迫受奴役的状态，并不允许被再次卖作奴隶。”但仍属于非叛国州奴隶主们的奴隶必须被返还。
美利坚民族，已经在奴隶主们和反蓄奴制人士之间的争论中被搞得精疲力尽了。
现在，这场争执又慢慢上升为一场战争，白人同胞们为了黑人的缘故而互相残杀。
而今，反奴隶制人士终于等到了可以利用权力解放奴隶的时刻了。行使这种权力究竟对谁有好处呢？答案是确定的：肯定不会对北方蓄奴州那些以奴隶朋友自居的奴隶主们的奴隶有什么好处；得益最多的可能莫过于南方那些不听从命令的奴隶主掌握的奴隶们了。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一个棘手的问题一直纠缠着林肯这个合众国头脑清晰、品德高尚的思想家：使用武力固然可以，但却难保一定能使问题明朗起来。从现实出发，林肯不得不理智地做出这样的决定，暂且不过问北方的奴隶问题，先去解开南方奴隶的锁链。
林肯起草的宣言令全体内阁成员都颇为震惊。斯坦顿说：“这个举措比我所有的建议都更为大胆。”他和其他人提出的建议总统都已经考虑过了。赛华德提议说：“我赞成这个宣言，但我有个问题，现在到底是不是公开它的时候？战场上的失败使北方处处经济萧条，人民心情压抑，我怕这样一项重要的决议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公众可能会把它当做是政府穷途末路之下，使出的最后一招；把它当成一声求助的呼叫……所以，我建议，暂缓发表这篇宣言，直至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相当的军事胜利为止，当前面对严重的失败，我们还不能铤而走险。”
林肯马上接受了这一建议，同意暂时把宣言锁进抽屉，拭目以待战场上的胜利。 十五、南方的主角
南方的那个所谓“总统”，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其英俊的外表而闻名，就像林肯年轻时因为丑陋远近皆知一样。可以这样说，他拥有了林肯所不具备的所有优势，也缺乏林肯所拥有的几乎所有品质和优点。
当林肯在困境中挣扎着，成长着，凭借坚实的臂膀，凭着对命运的信赖，作船夫，作工匠，打短工，当伙计，艰难度日时，当他因为内心的渴望而拼命读书，汲取知识时，也就是十四岁到二十四岁之间，那位与他同龄的杰斐逊。戴维斯“却因为一个出身富家的公子接受着良好的教育。从西点军校毕业之后，戴维斯成了一名青年军官，而这时的林肯还躺在纽萨勒姆的店铺里学着语法呢；当林肯痛失未婚妻，毫无目标地在人生道路上游荡时，戴维斯中尉已然成了某位上校的乘龙快婿；此后的一年，当林肯负债累累，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操起律师这一行的时候，戴维斯富有的兄长已为他买下了一块田产和一些必需的奴隶，一对小夫妻过上了独立幸福的生活，甚至无需去等待什么军中的晋升了。三十多岁时，林肯和戴维斯都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戴维斯起步不比林肯早，但两年之后他便进入了众议院，自此便成了众议院的固定成员，不久后又当上了参议员。而林肯则近十年无功无位，更无权力可言，当他四十七岁参加参议员竞选又一次徒劳无功时，戴维斯已然平步青云当上了陆军部长，开始了对中央政府政策的影响。
戴维斯面目清秀，棱角分明，满脸的自信。外貌在一定程度L 显示了他将选择的道路。他一直都为雄心和自信所驱使，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才是最正确，最高尚的。对他来说，宽容就代表懦弱。由于他的地位、家庭和他对上帝的信仰，他坚信自己立得住，站得稳，活得踏实。他总觉得自己是绝对正确的，然而，事实上他那聪明的头脑和并不开阔的心胸却使他更适于坐第二把交椅。他从不愿和比他地位低的人掺和在一起，总是和高身份的人呆在一处，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喜欢洒脱地大笑，也比较合群，只是从没有人听他讲过什么有趣的故事；如果他接受了一个职位，他便会严格地遵守时间，就像安排自己的生活一样精确无误。有时，他的属下甚至会被他这种准确性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吓住。作为农场主，他积蓄了很多财产，奴仆成群；作为陆军部长他又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作为演说家他坚定而倾于极端；但论起说服力，除了他的同党之外，没人会信服他。
此外，他步履稳健，说话抑扬顿挫，严格遵守他所制定的宪法，时时会对自己表示完全满意。像他这样一个一帆风顺的人又怎么会懂得什么叫作压抑，怎么会懂得在做事之前先询问一下自己的良心呢？这种性格使他从不会对自己的观点产生怀疑。他从未生活在其间的人民的思想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穷人们的确很可怜，人们得去帮助他们，如果他们是黑人，那么人们也应该给他们药去救治他们，给他们圣经去安抚他们；但是无论是富人还是普通白人都不应该放弃他们统治黑人的世袭权力，谁要是不识时务地放弃了这种权力，便是伤害了独立自由的精神。然而，像他这样一个健康的，铁打似的汉子，一个精干的骑手，即便不如林肯强壮，也肯定会比林肯更敏捷，从很久以来却一直与一种病痛作着斗争：年轻时他害上了眼病，一犯疟疾他的眼病就随之而来，有时竟导致间歇性的失明。所以在这里，他又比林肯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绝对的健康；但是他那勇于奉献，甘心与他同甘共苦患难的妻子却又是林肯所望尘莫及的。
他现在的妻子——他原配去世后的续弦，虽然比他年轻二十岁，却了解他的弱点。在她十七岁和杰斐逊定婚前，她曾给母亲写过这样一封信：“他总是固执地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惟一正确的，这种过分的自信伤害了我。不过尽管如此，和他相处还是十分舒服的，他的声音很有磁性，总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我相信，他完全会冒着生命的危险从疯狗嘴里救出一个人，可对那人被疯狗咬伤的部位他却会置之不理。”
他的这种性格，特别是他的财富和他的影响力，都使他绝不会同意有关南方生死荣誉问题的任何妥协。早在开战十二年前，他就曾在演讲台上大声疾呼：“我们这些南方州的代表绝不能容许任何人来侮辱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制度。……若是内战由于这一问题而爆发，那我们将战斗到底！对我而言，所有点起反奴隶制火把的人都是纵火犯，都是背叛祖国的黑鬼！”在后来的危机中，作为一名具有代表性的演说家，他说起话来极注意修辞，他带着那洋溢的激情处处都和林肯对着于。当这个参议员即将离开华盛顿，准备接受南方政府的总统职务时，他在告别演说中激动地说：“我切实地感到，尽管过去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但今天，面对我们万能的主，我也还要对大家说，我祝福你们一切如意！……总统先生，诸位参议员先生！既然我已经告诉了大家我的想法，那么接下来我所能做的，就只有最后一次祝大家生活幸福了！”
紧接着，他就在里士满接受了南方政府的总统职务。在就职演说将要结束时，他抬起头来，挥动着手臂道：“我衷心感谢大家！同时我也满怀感激之情地感觉到，上帝一定会与我们的南方联盟同在，虽然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很短，但它的意义却十分重大。我的主啊！我把自己郑重地交在您的手中，请您为我的国家和事业祝福吧！”但林肯在连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就曾说过：“南北双方都呼唤上帝，每一方都希望上帝能保佑自己的事业成功。然而上帝却不可能同时帮助双方！”
这里的两个世界是对立的，从本质上说，交战双方并没有多么大的差异，它们之间的对立主要表现在双方性格、经历扃异的领袖身上。林肯说过：“如果奴隶制是合理的，那就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东西了。”而在这之前，据说戴维斯曾在国会会议上对北方的敌人大喊：“即使奴隶制是不合理的，那也不关你们的事！”这两句话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简直是相隔万里。后者，由于自己优越的条件，坚持认为，他们从祖辈那里继承来的权力是不容侵犯的，他以承担起对自己和政府的责任，来回答敌人的谴责。而前者，则从道义感出发，不给任何人增添负担，把责任问题放在一边，他所关注的只是这里有一件不公正的事情发生。虽然林肯了解政党的任务，虽然戴维斯也不是个不合格的基督徒，或许在这方面他比林肯要合格得多：但是这二人显然一个是哲学家，另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理想主义者，另一个是现实主义者。这二人成为双方的领袖，这并非偶然，他们恰好代表了双方的思想，两个人内心世界的冲突，也代表了双方的斗争。
和这二位截然不同的是李将军，“他的出现是美国历史上的奇迹。”这是一个了解李将军的人，他们那个时代的第一批将军之一对他的评价。李将军悟性极强，青年时代，就努力进取。他的父亲在自由战争中受伤致死。在此之前，父亲曾以索弗柯勒。米尔顿、洛克以及波普等人为榜样教导过他。父亲死的时候，他还是个尚未成年的男孩。自那以后，他便几十年如一日地独自照顾漏居的母亲。二十一岁时他娶了华盛顿的孙女为妻，并以此为祖上增了光。华盛顿的这位孙女作为阿灵顿的继承人守护着先辈的丰碑以及他们的精神，在国家创建者当中也应该有“李”的名字。他的爱国之心不比林肯逊色，他同样也担心合众国解体；然而，命运却阴差阳错地驱使他去带领军队实现这种分裂。他不像戴维斯那样自以为是，总是宽宏大度，以礼待人。至于他的家族对于奴隶的态度，早在多年前，李将军的岳父，虽然他生活在南方，确切地说是生活在弗吉尼亚州，他照华盛顿当年的意愿在他身边以渐变的方法解放奴隶，他在遗嘱中写人了释放自己奴隶的日期。
李将军那种明确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充分地表现在他作为炮兵工程师的工作中和他美满的婚姻生活以及他对自己七个子女的教育中。他给妻子的家书也成了整个国家的宝贵财富。他那纯洁的性格，高贵的举止，炯炯有神仿佛能看透人心思的目光，都说明了这个人并不是野心勃勃，他认为“责任”这个词是语言中最高尚的，他回避一切授命，只想从内心的平静和平衡中寻求幸福。他的言辞和林肯的一样让人感到陌生，但是他的性格却和林肯的截然不同。林肯受过太多偶然事件的打击，最后才终于找出了自己命运的轨迹，而李将军则从一开始便更适于作总参谋，而不适合在战场上带兵打仗，他宁愿在西点军校训练年轻学员，也不愿意率领骑兵冲锋陷阵。虽然在对墨西哥战争中，他以勇武着称，但他却和林肯一样也十分憎恨战争。
在攻占了一座堡垒返乡后他写道：“我并不太为士兵们担心，可我的心却因为那里的老百姓滴血。一想到那里妇孺们的惨状，我就感到心痛……你不知道战场上的情形是多么的凄惨。”由此可见，这位美国最伟大的战略家，在内心深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和平主义者。
当这样的一个人看到自己毕生心血垒铺起来的稳固基石动摇了的时候，他的情感会被卷入一个何样的漩涡中呢？合众国受到了威胁：对于李将军来说，这个消息对他的震动无异于听到他的妻子对他的不忠，或是他的儿子犯了罪。作为一名士兵，他没有任何政治立场，作为一名清教徒和自由习俗的继承者，即便在家里他也不去理睬邻居们和同仁们叫嚣的忠诚信念。在关于奴隶问题的冲突日益紧张的时候，他写道：“在任何一个州，奴隶制都是道德上和政治上的一种罪恶。”可谓一语中的。
“我认为白人比黑人的罪恶更大。”这恰恰就是林肯的根本思想之所在。几乎字字不差。接着他又说，比起非洲黑奴的境况，这里的黑人生活得还算好得多呢，他说：“他们所承受的这种痛苦，对于他们种族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希望这种痛苦能为他们带来日后幸福的生活。至于他们为人奴仆还要多长时间，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找到了这么，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后，他马上就合上了政治书本，又埋头于他的地图、计划和绘图中去了。
然而，时代的风暴再次掀开了这本政治书。林肯当选后，李将军也看出是到了不得不作个决断的时候了。他给儿子写信说：“我所设想到的国家灾难莫过于联邦的瓦解，因为这意味着所有罪恶的集结。我们将对此抱恨终生。我决心，牺牲除了荣誉之外的一切来阻止这类事情的发生，因为脱离联邦无异于叛变……如果一个国家仅仅靠着刀枪才能艰难地得以维持，如果一个国家的内部争斗和人民战争代替了同胞之情的话，那么它便不再会吸引我了。……一旦合众国分崩离析，政府四分五裂，那我就回自己的老家，和那里的人民共同分担苦难，并且为保卫自己的家乡拔剑以对。”说得还是同样的模棱两可，还是一颗正直的心和一种企图逃避冲突的愿望。
三个月之后，命运敲响了他的大门：林肯派人来找他，因为据说他是最有能力的将军，林肯命令他来统领北方大军。一次可怕的考验！这是革命，还是叛国？不久前他不是还谈到这个问题吗——为什么偏偏要他来统领军队，和自己的家乡作对，甚至把它毁了。这不可能，他做不到。他断然拒绝了这一命令。两天之后，他便辞去了军中的职务，他仿佛已经听到其它州的召唤了。在写给斯科特将军的辞职信里，他对将军表示了诚挚的谢意：“将军，多年来承蒙您的关爱和好意，我感激不尽，却又无以报答，我衷心希望获得您的谅解，辞去军中职务，对您的宽恕我将至死不忘。您的大名和威望对我将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日渐珍贵。”写给这位昨天的将军和今天的敌人的最后一封信表示，他将放下军刀，告老还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