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真的能抽身隐退，以逃避内心的矛盾吗？不可能，因为三十年来，他一直浮沉于戎马生涯从他记事起，他就在弗吉尼亚的森林、小山和湖泊之间，观望着日出日落。这里的边境离南北边界很近，情势危急。而阿灵顿，这块国家的圣地，又恰恰是他受命管理的地方，他是这里的主人。若是人人都要拿起武器，而作为一个善于征战的名将他却坐在家里无所事事，或只是去照看一下伤员。那他如何去面对亲戚和朋友？不！除了那不理智之举以外，他别无选择，因为那样做虽然难说正确，却是自然而然拒绝不掉的。他，这个认为奴隶制不合理，认为合众国至高无上，认为脱离联邦建立一个新的南方联盟就是叛国的人却因为家乡正位于南北边界上，处境特别危险，而接受了这一任务。加之，他在这块土地上作战，也可谓是轻车熟路，他所能获取的成绩一定要比在北方率军打仗辉煌得多。
然而，他追求正义的愿望却仍旧十分强烈。虽然他对自己的判断力十分自信，但还是托人捎信给他当时在北方任少尉的儿子，让他按照自己的判断原则和良心来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不想用自己的愿望和选择去左右他。倘若，我一时糊涂，走错了路，那他可能会比我做得更好。走什么路这个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必须按照自己的原则来决定。”林肯式的伟大，实实在在的宽宏大量。一年之后，他的宽容还会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前面提到过，他岳父在遗嘱中决定了，他所有的奴隶将于1862年全部获得自由。作为他的继承人和一名清教徒，李遵照遗嘱释放了所有的奴隶。这位南方奴隶军队的统帅亲自为自己的奴隶们签发了通行证，让他们越过防线去投奔敌方。
李将军的得力助手杰克逊是个和李将军同样出色的人，他们二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杰克逊也出身于一个良好的家庭，青年时代生活困苦，他是个有责任感和决断力的人，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每天他都在固定的时间进行祈祷，这种习惯陪伴了他一生。在战争岁月里，这也使得他比其他人显得更为坚强。杰克逊，和林肯一样的迷信，却由于内心的虔诚而比林肯更为平静，安息日那天，作为一名基督徒他既不读信，也不作战，而且似乎日益沉浸于宗教之中，临死时，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很好，一切都很正常。”
这里的“一切”“正常”，其实就是指一切都符合正义的要求，在任何事情中保持一种节制的态度，人们可以称之为是一种水晶般透明的内心世界。在追求正义这一点上，他和李是一样的。这种思想的重要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军事方面，而且更多的还表现在更深沉的人性层面上。特别是当听说他负伤，李给他写信表示慰问时，李写道：“您失去了左臂，我则因此仿佛痛失了我的右臂。”他们二人不只会冲锋陷阵，而且都写得一手好文章。此外，杰克逊和林肯以及李一样，也向往和平。、像他们这样的将军，在整个欧洲都是绝无仅有的。深深植根于内心的基督教精神使得杰克逊排斥这场战争：“你们不知道战争带来的灾难有多大。可我已经看够了，它所带来的比任何其它灾难都更为可怖……对于南方来说，在联邦内部为争取权力而奋斗要比脱离联邦再去争取权力明智得多。”但是，战号尚未吹响之际，南部的家乡就向他发出了号召，他便马上响应了号召，回到了南部，参加了战斗去维护奴隶制。尽管平时，他一直对于黑奴抱着深深的同情。
在执行公务时，杰克逊和林肯的风格十分不同：出于一种责任感他绝不向任何人低头屈服。即便是神父来，请求他赦免几个逃兵，也是白费唇舌。当时，他先是沉默不语，后来，当神父说到：“将军，想一想您在上帝面前的责任吧！”他便一下子跳起来，把神父赶出了帐篷，嘴里还喊着：“这是我的职务。你去做好你自己的事儿吧！”这种坚强来自于他那不可比拟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又恰恰来自于上帝，因为他曾说：“我的信仰告诉我，在战场上我就像在床上一样安稳。上帝已经决定了我的死期。对此我无需多费脑筋，我会随时为此作好准备的。”
他的死颇带有一些讽刺意味：在军中广受爱戴的他恰恰是被自己士兵打出的一颗流弹所伤；在用担架把他送往战地医院的途中，因为一个抬担架的士兵挨了一枪，所以他又一次摔了下来，死神就这样张开大口，毫不留情地吞噬了上帝这个最虔诚的信仰者。有人说，倘若他活着，战争的结果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当然，事实上这场战争到底是胜是败并不取决于某一位将军的生死去留。北方的强大实力以及它所实行的封锁必将导致它最终的胜利。
不过，待到北方取胜却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十六、焦急的等待（一）
交战双方的背后还站着欧洲；总得说来，欧洲是同情南方的。拿破仑欲出面干涉美国战事已有两年时间了。但他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因为他的真实目的既不实际又有些危险，那便是占领墨西哥。对美国的内战，俾斯麦则保持中立，但后来他也承认说：他还是同情南方的绅士。只有俄国沙皇公开支持北方：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初，他刚刚废除了俄国的农奴制，他觉得支持北方是一个最合适的方法，从根本上和道义上来掩饰他反英的政策。
若是欧洲决定采取干涉行为，那么英国的态度可谓举足轻重，众所周知它是完全偏袒南方的。对于英国商业界而言，美国北方是它的竞争对手，对它没有丝毫用处，而南方则是它不可缺少的合作者，能向它提供大量的原材料。现在，由于北方实行封锁，南方的主要产品棉花没法输人英国，所以英国经济的命脉轻工业正面临崩溃。历史学家们没有理由去谴责南方脱离联邦，因为就在八十年前，美国刚刚从英国脱离出来，而各国的政治家们也更是巴不得美利坚合众国早日分裂，因为不这样的话，那不出五十年，美国便会成为海上一霸；即便是那些伦理学家们，也有袒护南方的，有的是因为南方势力较弱，而他们习惯于同情弱者。格来德斯通认为发起战争的原因十分荒谬，狄更斯则认为无论有什么原因都不应该发动战争。狄斯罗里严格保持中立，而达尔文、泰尼森、约翰。斯图尔特和米尔则坚决表示了他们对奴隶及奴隶解放者们的同情，以挽救英国的名声。在这批有识之士背后除去一些中产阶级市民之外，还站着英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工厂的倒闭使他们不得不忍受饥饿的痛苦煎熬，但他们却坚信，一个人自由与否并不取决于他们的肤色深浅。
当时，北方一个勇敢的海员拦截了一艘刚从南方的港口启航的英国船只。这艘名叫“特仑特”的船上载着两个南方的代表。他把这两个南方代表押解上岸，武力扣留了他们。于是，英国的参战似乎已是不言而喻了，而且，北方所有的敌人都有了向北方宣战的理由。伦敦和纽约双方舆论发生了论战，一方要求释放人质，否则就发动战争，另一方则在大规模地颂扬那位海上英雄。这时，林肯却不动声色，面对诸多口出狂言的部长，他意识到这件事不能像当年的布朗事件一样被过分夸大，同时他也认识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轮回，他下定决心再次冒天下之大不违，宣告说：“我恐怕叛国者们会成为众矢之的。至于中立权利，我们必须要遵守美国的原则来处理。我们就是按照这种理论和英国打仗的。如果英国现在表示抗议，要求释放人质，那我们必须要这样做，而且我们还得向他们道歉。”英国人果真很看重这一点，于是林肯的这一举动，使迟到的南方代表遭受了英国的冷遇。在危急时刻，林肯又一次挽救了国家。
战争期间，在处理收复的土地时林肯是非常小心的，不实行任何惩罚措施，他只是说：“破了的蛋是无法修补的——除了接受它过去在联邦中的地位之外，路易斯安那别无出路——那些打破的蛋必须被排除在外。现在行动越迅速，无法修补的东西便会越少。本届政府当然不能老把全部赌注都押在这场游戏中，而听任敌人们一个子儿都不押。那些敌人应该明白，在经过了长达十年图谋毁灭政府的活动不能得逞之后，他们不可能再一无所失地回到联邦来。如果他们还想恢复原来的联邦的话，那我想，现在就已经是时候了！”
在给阿肯色州州长的信中，他写道：“请尽可能给人民机会，让他们在这次选举中表达自己的愿望……无论如何，要保证绝大多数人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选出来的人必须是愿意像以前一样维护宪法，对它不抱任何怀疑的人。”
此时此刻的林肯正焦急地等待着战场上的胜利，到那时候，他就能让抽屉里那篇宣言重见天日了。然而他着急也是白搭，等来的只是时局的愈加混乱。八月底北方的新任将军被李将军打败了，又是在布尔溪，他的军队四散奔逃，回了首都，引起了华盛顿各界人极大的恐慌。李将军又一次侵人马里兰州。这次失败的部分责任在于麦克莱伦，他没有按照命令准时进攻，好像是有意要让自己的这位同仁吃败仗似的。然而这件事不但没让他引咎辞职，林肯还坚持巩固了他的地位，目的是重振低落的士气，所有内阁成员都表示反对。然而事实上，虽然麦克莱化很适合这种工作，在军中的威信也颇高，虽然他作为民主党人比起一个本党的同仁来更难以让林肯发落，但林肯留他作统帅的时间还是太长了；不久林肯就会发现，他错误地估计了对方的道德品质的低劣程度。
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发了誓，这个誓既不属于宗教，也不属于信仰，迷信，似乎是界于两者之间的，总之，完全掩盖了他内心的恐惧。他向自己，也向上帝保证，若是敌人再次被赶出马里兰州，他就发表他的那篇宣言，解放黑奴。那是林肯一生中所写的惟—一篇充满激情的宣言，如果说他平时总是话中带刺，讲幽默故事或是逗逗乐的话，那么在这篇宣言里他那天生的激情可以说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和他对符号的观察，对梦境的解释，对宿命论的信仰，以及梦中置身于仙境时所说的忧郁绝望的话作一比较，我们就会知道，他和所有其他伟人一样，在关键或是绝望的时刻总会在一片混乱里悄悄地理出些头绪，定出自己的原则，并按照它的指引采取行动，无论他是面对上帝还是面对自己，或是向他所说得那样同时面对二者立誓。他称之为上帝或是基督的东西，无非是一个抽象的名字，一种声音或是干脆就是一片烟雾。
他那顺从、迟疑的内心在期待中又一次充满了不安。当年，他坐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家里——虽然已经当选了总统，却无权采取任何行动，那不就是两年前的事吗？
——而今，虽然身为陆海两军最高统帅，面对问题他却依旧束手无策。只能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一场胜仗的到来，而后再去打开他那锁住的抽屉。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促使他去把那解放奴隶的话倾吐出来，然而他的理智和他当初所立下的誓言却迫使他不得不暂时保持沉默，尽管他已经为此斟词酌句地准备好久了。
一些积极反对奴隶制的神职人员前来拜谒他，林肯对他们说：“等到时机成熟了，我想，我将尽全力履行我的义务，哪怕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我的先生们，我们是必须为此付出整个生命的！”据说，他说到最后一句话时黯然神伤，显得有些疲惫，但脸上却依旧挂着一丝微笑。另一天，有十几个贵格会教徒冲到他这儿，大肆批评林肯的演说，搞得林肯有些不知所措，而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当一个人说林肯违背了自己起初的信念时，林肯坚定地回答道：“这是应该的！因为我瞧不起那些今天不能比昨天变得更为聪明的人！”他又以一种庄稼汉式的口气对另一个宗教狂说：“我的先生，仅仅通过命令是无法解放奴隶的。我们可以命令别人把小牛犊的尾巴也当成一条牛腿，但是牛犊是不可能因此而真正有了第五条腿的！”
有时候，他也会在自己的温和中加上一点神秘和讽刺，对于这种风格，那些从芝加哥来的神职人员必是领略过的。针对他们的呈文，林肯作了书面回答，说他更倾向于一种与之相反的观点：“……双方的神父都确信自己懂得上帝的意图。我却觉得，在这种信念中，不是这个教派不对就是那个教派不对；或许在某些方面，双方都是错的。我希望我下面这段话不会被人视作是心存不敬的，那就是：如果上帝有可能在一些与我的职务息息相关的问题上把他的意志昭示于众的话，那么他最可能做的就是把他的旨意直接昭示给我。因为我并不愿意自欺欺人，我的一个最迫切的愿望便是去了解上帝对这件事的旨意。如果我真能了解到这一切，那我就一定会尽力把它付诸实施。不过，现在已经不是圣明显灵的时代了，所以，你们也别告诉我去指望获得某个直接的启示。我必须得去研究与此事有关的种种具体事实，断定什么是可能的，弄清楚什么东西比较明智。”
“目前这种状况，一个解放黑人奴隶的宣言究竟能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们不愿发布一个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根本不能付诸实施的文件，就像教皇针对卷星所谈的空话一样。现在我连在叛乱各州实施宪法都做不到，我的话又怎能使奴隶获得自由？
国会最近颁布了一项法令，对逃到我们阵营里来的反叛奴隶主的奴隶们提供保护，有什么理由认为我那《解放奴隶宣言》会比这项法令给奴隶们带来更大的影响呢？
比如，在上次布尔河及布尔溪附近的战斗结束以后，一支从华盛顿派出的队伍打着白旗前去掩埋死者，带回伤员，而叛乱分子却抓住那些赶来帮忙的黑人，把他们拖回去重新带上了奴隶的枷锁……我把它看成是实际的战争措施，是要看它对于平定叛乱是有利还是不利来做出决定。”
“如果我们把黑人武装起来，我担心，要不了几个星期，这些武器就会落在叛乱者手里；而实际上，我们迄今为止还远没有足够的武器来装备我们自己的白人军队哩！……在联邦军队里有五万士兵来自边界蓄奴州，如果由于你们所要求的那一宣言，他们投向叛乱者一方，那将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只要上帝向我昭示，我都将谨遵执行。我希望在同你们无拘无束地详细讨论你们观点的过程中，我没有伤害你们的感情。”
他就这样无情地打破了这群神父们的幻想，就仿佛这里所谈及的问题涉及到了人类的幸福，仿佛是这群人戏剧性的登场使得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们要求不要总是推测、预算，要做些实际点的事情。而林肯在讲话中用上帝开头又用上帝结尾，又让神父们感到，在他写信的过程中，上帝无时无处不在。在此之后，讲台上，小册子里，报纸上，人们处处都在谈论着这位冷酷心肠，不同情奴隶的总统，人们谴责他，说他为了避免使用公众想要听到的那个词，用“黑人问题”代替了“奴隶制”
；因此，共和党人也在几个州的选举中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纽约论坛报》的权威人物格瑞利则在一封公开信里谴责总统在处理路易斯安那州的问题时缺乏决断力，原因是他“因受到了边界蓄奴州政客们建议、计划以及威胁的影响而害怕了……让我们不解的是，倘若让我们的一大部分正规军军官率领志愿军为维护奴隶制而战的话，可能会比单纯去镇压叛军取得更大的成绩。”对此林肯该如何作答呢？是死挣着面子，派信使给格瑞利送一封官方答复去呢，还是采取其它行动呢？就在报纸发行的当天，林肯便以同格瑞利同样的方式，亲笔写下了一封公开信，其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形式使它也成为名篇：“即便信中有些说法我认为是错误的，我也不准备在这里对它进行批驳。即便信中的某些推断，我认为是有争议的，那我同样也不准备在这里与你争论。倘若信中语气专横无礼，流露出一种急躁情绪，出于对一位似乎从未谴责过我的朋友的尊敬，我也将一笑了之……”
“我要拯救联邦。我要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寻求拯救它的最简捷途径……有一些人表示，如果不同时拯救奴隶，那他们便不去拯救联邦，我不会迁就他们。如果有人主张在解救联邦时必须同时摧毁奴隶制，我也不会同意。在这场竞争中，我的首要任务不在于拯救奴隶或消灭奴隶制，而在于拯救联邦。如果无需解放奴隶就可以解救联邦，我愿意；如果必须解放一部分奴隶，对另一部分听之任之，我也愿意。
我对奴隶制和黑人所做的事情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这样做会有利于联邦；
我所做的事情中，只要我认为会有损于我们的事业，我就会尽量少做；而一旦我相信这些事情会有助于这个事业，那我就会尽量多做。我要尽量在错误刚一露出苗头时就及时地纠正它，在新观点一显露出其正确性时就及时地采纳它。这里，我根据对自己政府职责的理解阐明了我的意见，丝毫无意修改我经常表示的个人愿望，也就是，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应当是自由的！亚。林肯。”
欧洲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元首曾经发表过这样的公开信呢，即便在和平时期也没有过。就算在美国，这一举动也是史无前例的，哪位总统曾经因为报纸上的什么狂妄文章而这样及时答复？林肯就是这样在敌人的耳边，条理清晰地反驳了对方的论点，他的反驳能让西部的庄稼汉和东部的律师们理解得一样清楚。它政治性强，逻辑严密，实事求是，而且符合道义的标准。在给格瑞利写信之后，他用缓和的语气给朋友们讲了一个故事：“我和格瑞利之间的事让我回想起了发生在一个高大青年人身上的事情。他矮小的妻子总喜欢捉弄他，又不准他反抗，于是他便大大咧咧地说，让她去吧，我反正无所谓，捉弄对她可是不可以缺少的呀！” 十七、焦急的等待（二）
不，这种言论和那份解放奴隶的宣言他还都锁在抽屉里，轻易不会拿出来，他不是那么感情用事的。长期以来他一直都身处逆境，奋斗不息，他能够头脑清醒地对待所有问题，并作好准备去解决它们。在这个时期，他也相信自己的肩头担负着重大的使命，行起事来便比以往更加理智了。他任总统期间做事的一贯态度表明，比起黑人问题他更重视自由，而以牺牲合众国作为代价换取自由，在他却是绝对无法想像的。在和黑人们的交谈中，他的这种态度显露无疑。
黑人们就站在他的房间里——这些来拜访林肯的黑人是一个委员会的几位领导人物，为首的是个黑人神父。他们来是想听听，对他们已被释放的黑人兄弟移民一事林肯有何看法。林肯请大家坐下，提到了政府为此调拨的款项，而后，他又极其坦诚地这样介绍了一下情况：“许多黑人由于生活在白人中间面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而许多白人也因为你们的现状而备受折磨。总而言之，我们双方现在都苦不堪言。
如果我承认了这一点，那我们至少找到了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分开的理由。我想，今天到会的都是自由人吧？”
“是的，先生。”
“你们可能很早就获得了自由，也可能生来就是自由人。但在我看来，你们这个人种正遭受着最严重的不公正对待，这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想像的。即使你们已不再是奴隶，你们也远远未能达到与白人的平等，白人享受的许多好处都和你们无缘。而人类所憧憬的正是在自由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你们当中却没有哪个能说和我们白人是平等的。就是在你们受到最好待遇的地区，对你们也仍有许多禁令……这是我们大家，你们和我一望皆知的事实，是我想要改变也改变不了的……要不是为了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就不会爆发这场战争，……因此，如果我们分开的话，将对大家都好。我知道，在你们之中有很多自由人，他们生活的条件相对好一些，所以他们不会像那些现在还身为奴隶，只有通过移民才能获得自由的黑人一样坚决地要移民国外……”
“在我们人民中有一种倾向，说起来可能有点太残酷了，他们不愿意让你们这些自由黑人和我们在一起生活。现在如果你们能够帮白人开始做这件事，就能打开一扇使大批黑人由此获得自由的大门。而如果让我们一开始就去和那些尚未获得自由，受尽奴隶制的折磨和摧残的人去打交道，那这项工作就不免显得过于艰巨了。
如果一些有教养的黑人，比如在座的各位，能带这个头，那我们很容易就能获得较大的成功。……华盛顿将军本人，如果他始终作英国的臣民，诚然不会吃很多苦，但却不会留芳百世。正因为他后来所从事的事业有利于他的民族——尽管他自己没有后代，但为了周围人的子孙后代他做了很多事，所以他是幸福的。……我不知道，我们白种人究竟有什么让你们如此留恋。我完全看不出你们为什么会喜欢白人，可你们显然自始至终对他们恋恋不舍。……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是依自己的利益行事的……我希望你们能够认真考虑考虑……不仅考虑它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益处，也考虑它作为一个造福于全人类的事业所带来的益处！”
在这里林肯充当了一个诱导者的角色。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听得出，他是在暗示黑人，让他们自己决定移民，否则，政府就只有强迫他们了。奴隶制是罪大恶极，这毫无疑问，但就因为此，黑人白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彼此称兄道弟，相处融洽吗？
在他和道格拉斯辩论的时候，他不就已经说过：“我不想看到一个黑人女子沦为奴隶，并不意味着我想娶她为妻。”
今天，黑人们就这样围坐在他的周围，他是屋里惟一的一个白种人，这种情形对他来说有生以来还是第了次。虽然来到这里的黑人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得体，彬彬有礼，看上去和白人似乎没什么两样，但是林肯却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差别。他们坐在林肯的周围，用他们黑黑的，忧伤的眸子恳求似的望着林肯。
每当林肯提出一个问题，总会有几个黑人的嘴唇蠕动，尊敬地吐出“是的，先生”
几个字。用如此温顺甚至谦卑的口气说出来的这几个字眼，就仿佛是在提醒着大家，拜访者的父辈曾经身套锁链，作过白人们的奴隶。“对你们仍有许多禁令，这个事实即使我想改变也改变不了的。你们没有理由来爱我们！”紧接着，他又提到了华盛顿，想让黑人们明白，他们应该为了所有黑人兄弟的解放牺牲自己的利益，远离家乡。
那份宣言还一直躺在抽屉里沙沙作响，等待着战场上的胜利。林肯照例每天早上，有时候晚上去一趟国防部。在那儿的电报室里，他能读到最新的电报。一次，他对一位军官说：“我有时候来这里，是想摆脱那些一直在追踪我的人。他们来到我这儿总是说‘只耽误您一分钟时间。’但事实上，他们却是想把他们的事从头至尾地讲给我听，而后再让我满足他们的要求。”他就坐在那个电报室里读着那里收到的所有电报，了解着最新的消息，以避免自己对某件事情一无所知。接下来，他可能会亲自起草一份电报，慢慢地斟酌着，左手托着太阳穴，眼神飘向窗外，右胳膊支在桌上，嘴里念念有词，嘟哝着他要写下的每一句话。完全和他年轻时代一样！
直至每一句话听起来通顺了，他才把它写下来，过后几乎就不再增删什么了。他的这种习惯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当年在印第安纳的小木屋里他就是用烧焦的木头写写划划，而后再小心翼翼地把字誊写在当时对他来说可谓价格不菲的纸张上的。
即便是经过了千百次的练习，即便是如今贵为总统，他也一直没有改变当年的那种习惯。
后来，据那位军官说，这间小小的电报室对他的意义可不仅仅是在那儿读读电报而已。电报室是当年商店的替代品。就在几年前，林肯还愿意坐在商店的杂物堆上和别人闲聊：一种不离群的隐居，一个别人找不到的舒适去处。他依旧是躺靠在椅子上，伸出的右腿从膝盖往下都耷拉在空中，就用这种奇怪的姿势在读着电报，极为认真的一封接着一封，忽而又从第一封开始读起。一次，他说：“那，现在除了葡萄干之外，其它东西都已经消化了。”那位军官不解地望着他。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在西部时住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小女孩，她食欲很好，常会吃得太多。一天，她吃了好多葡萄于，又吃了一大堆糖果，于是就病倒了。她一边呻吟一边说：”妈妈，我觉得现在好多了，我想除了葡萄干之外，其它东西都已经消化了！“
一直都在盼望胜利的他有些耐不住性子了。正值夏天，他便带着全家去离华盛顿三英里远的一座十分普通的小房子里度了几天假。那所房子离战地疗养院很近，所以他经常能够看到运送伤员的队伍。“看到他的表情和动作，我知道他内心十分悲伤，”一位陪同他的朋友说。一次，林肯突然站住说：“看看这些可怜的小伙子吧，我简直受不了了。这种痛苦和死亡真是可怕！”这位朋友提醒他说：“您不是曾经说过，‘别怕，胜利一定会来的吗’？”林肯叹息道：“是的，但它来得实在是太迟了！”
一次，林肯从几个年轻的贵格会教徒那里得知，有人强迫他们违反他们的原则，让他们人伍并使用武器，于是他马上下令放这几个教徒回家去。为了严明军纪，斯坦顿对此表示反对。林肯则对他说：“但这确实是我的愿望啊！”还有一次，二十四名逃兵被判死刑，林肯却坚决拒绝在那份判决书上签字。将军说，若是不这样杀一儆百，那么士气便有可能继续消沉下去。林肯回答说：“将军，我们国家已经有太多的寡妇了，请别要求我再去增加几十个悲伤的寡妇吧，我是绝不会那么做的J ”
去慰问前线将士的时候，他会表现得比最年轻的少尉还要谦逊，因为他总是告诫自己，自己根本没打过什么仗：“在这方面我的确连少尉也不如。士兵们把我团团围住，我想在这个时候作任何什么演说，都是不适宜的。”他曾对一个军团的士兵说：“你们的团长曾在这里说过，你们对于我解决国家困难所采取的方法表示满意。为此，我要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我更想说的是，你们为国家所作的一切比我还要伟大得多！”
林肯的幽默可不仅仅是用来说些无聊的蠢事的，有一件事便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次，林肯在阅兵的时候，一位军官跑来对林肯抱怨说，将军曾当面威胁说要枪毙了他。林肯看了看这两个人，非常戏剧性地大声说道：“那，如果我是您，他虽然对我这么说，我却不会去信他。想想看，如果他干得出这种事的话，早就下手了！”
在授旗典礼时，有人曾这样描述过他的两种表情，其一有着国家领袖和智者的威严，其二却带着些许狡黠之色打量着旗杆的粗细，后来他说，他觉得旗杆似乎有些太细了。
有人问他，敌营里有多少士兵，他答道：“现在有一百二十万。”
“上帝呀！有这么多吗？”
“千真万确，我们所有被打败了的将军们都不只一次地强调说，敌军力量比他们要强上三五倍而我又不得不相信他们。这样算起来，我们有四十万大军，四十万乘以三，那敌军人数无疑就有一百二十万了，真的！”
在不安的等待中林肯终于爆发了，这是他此间惟—一次发泄。一年半争分夺秒的努力，局势却毫无进展，他崩溃了。那是一个晚上，在一天疲劳的工作之后，一个负伤的上校走进了他的房间，他告诉林肯，自己的妻子如何来到战场上照顾他，在回家的途中，她乘坐的轮船又如何触礁沉没，以致她如今尸沉海底，说到悲痛处泪流满面。他说，他要请假，去打捞妻子的遗体，但是因为一场战役在即，他的上司不准他假，如此种种。当时林肯没穿外衣，他坐在那儿，身边放着一堆文件，而是在思考着什么，一直一言不发，突然，他跳起来，大声喊道：“难道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难道我一分钟也没法摆脱这没完没了的拜访吗？你为什么会为了这点事情跑到这儿来？您为什么不去国防部，那才是管这种事的地方？什么，陆军部长拒绝了您？那他或许是对的。您也为我想想，我还有许多其它的事要处理，我简直搞不懂您是出于什么想法跑到我这里来的，是为了唤起我的同情心吗？难道您不知道，我们现在正在打仗吗？所有人的周围都有痛苦和死亡吗？因为战争，人情和友爱都快耗尽了c 您难道不知道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责任，那就是去战斗吗？……您的妻子不该跑到这来，她应该放心地让您接受国家医院的照顾才对！您也不该拿您家里的事来烦我。现在举国上下没有哪家不是痛苦缠身，可大家总不能都跑到我这里来诉苦，让我帮助他们吧！我的担子已经够重了！”
这一席话令那个军官一时惊慌失措，他就逃离了白宫，他只听说过林肯是如何如何的仁慈，万万没有想到一切会是这样，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旅馆。第二天一早，有人敲门，他开门一看，站在面前的是总统。总统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
“昨天我太粗鲁了，连声抱歉也没有说。我实在累得精疲力尽了。但我真的不该那么无礼地对待一个为祖国奋勇杀敌的人，特别是当他满怀悲痛来找我的时候。我后悔极了，请您原谅我吧！”一切都已经办妥，他已找过斯坦顿和他商量好，给这位军官带来了放假许可证，而且车就停在楼下，他们两个人可以一同坐车直接去码头送那个军官，赶最早的那班轮船。 十八、下定决心
九月中旬，战场上传来了捷报，麦克莱伦总算发动了进攻，在安提塔姆，他打败了李将军，虽然这次胜利不是决定性的，但李却被迫撤军了。要知道，在东部狭长的战场上，迫使敌军后退几公里都是相当了得的。这场胜利对于焦虑的北方和持怀疑态度的欧洲来说都十分重要。兴奋的林肯电告麦克莱伦：“给他点颜色看看，不能让他跑了。”紧接着自己又去军营中劝说他；但是这位将军却对此置若罔闻，追了几步便鸣金收兵了。
这时，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利用这次胜利，因为不久前，英国曾准备承认南部联邦，而南方的这次失败一定会让它改变主意，或者至少会延缓它的那种作法。
胜利使得林肯内心的激动上升到了极点：他大显身手的时刻终于来了，他必须把握时机行动起来，在这段日子里，在安提塔姆战役前后，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上帝的意志统治着世界！在一场激烈的斗争中，对抗的双方都声称自己是按照上帝意志行事的。但事实上，至少有一方是错误的，而或甚至双方都是错误的。上帝不可能对一件事同时既赞成又反对。在目前的内战中，上帝的意图很可能和双方的意图都不尽相同。人正因为能够行动，所以是用来达到上帝国的的最好工具。我几乎可以断言，是上帝希望进行这场战争，并希望它暂时不要结束的。本来无须人与人的斗争，仅用他无形的力量，作用在人们的心灵之上，就可以拯救联邦。然而战争仍然爆发了。既然已经爆发了，什么时候二者中的哪一方取胜就要看上帝的旨意了。所以战斗继续进行着！”
由于这段独白所包含的思想极少有人想到，而林肯写下它时正值乱世，所以它也就越发显得珍贵。人们可以从中窥见他的内心，一个哲学家的内心。没有自以为是，没有对敌人的谴责，甚至也没有了解上帝意志的自诩，这就是林肯晚年称之为命运的东西。但文中丝毫没有痕迹可以说明他信仰人为创造的上帝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相反，他的宿命观却使他相信，或许命运有着其它的不为人所知的理由，否则它为什么不制止这场战斗呢？整篇文章都仿佛在叙述一个问题，它的答案并非找不到，而是天意不愿向人们透露面已；文中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他对周围所发生的以及现在为之奋斗的一切所持的怀疑。有两次，他都用“然而”打断了自己的思考，这是林肯自青年时代以来在作文和说话中所惯用的，这种方式就仿佛是大调三和弦总是被掺到小调区域里一样，时不时就会落到他的忧郁伤感中。
就在说了这第二个“然而”之后，他马上又重新振作起来，因为无论是所谓命运的意志也好，战斗的思想也好，对他来说，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奴隶制是不合理的，应该予以废除。取得安提塔姆胜利后的第五天，他在事先没有通知会议内容的情况下，召集了内阁开会。林肯，在听到战场失利或是首都受到威胁的消息时坐在惊慌失措的部长们中间曾经是那样的镇定自若，而今，虽然战争前景看好，是的，就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九月的早晨，他却变得心急如焚；他要把那份伟大的宣言公之于众，同时也向尚不了解他内心思想的同仁们敞开自己的心扉！这是他二十年以来的希望，在过去的一年中由于南方的得寸进尺，加之他的多方面考虑，他不敢断然做出这样的举动，今天，他终于可以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把它付诸实施了。
在做出最后决定时，除了政治家特有的忧虑使他对此举后果产生怀疑以外，他生性谨慎，以及让他逃避羁绊的流浪汉性格也阻碍了他，这种性格不是曾使他面对婚姻问题两次坚决地说了“不‘：，并且在结婚的当日逃了婚吗？所以面对内阁成员们惊奇、怀疑的目光他显得十分窘迫。他是如何排解这种窘迫的？他拿起了最新一期幽默报纸，给大家读了一篇他最崇拜的作家阿特穆斯。华德写的讽刺作在座的各位内阁成员可能没有人理解他的这一举动，可能还有几个人在骂他，而如果他们知道了他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的话，他们一定会更加气愤。这位总统真就像个本性难移的吉卜赛人，即便在他生命中最严肃、国家最危急的时刻，没有笑话和故事，他也活不下去。不过不一会儿，林肯便丢开了报纸，对大家说道：”如大家所知，我就战争和奴隶制的关系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思考……早在叛军兵临弗里德里克斯堡时，我就下了决心，只要我们把叛军赶出马里兰州，我就发布这个解放奴隶的宣言……
我向我自己许下了这个诺言……（这里，他稍作迟疑）——也向我们的造物主许下了这个诺言。现在，南方人被赶出去了，我决定履行我的诺言。我并不要求你们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这样说，并没有对诸位有丝毫的不敬，只是我了解大家的意见……如果你们对宣言的措辞，或是一些次要的地方有什么修改意见的话，我很愿意听，也很感谢大家……我知道，别人可能会比我作得更好。如果我得知公众对哪个人比对我更加信任的话，我一定会按照宪法的规定让他来担任我的职务，我会毫不犹豫地那样做的。虽然，我也清楚，现在人民不像以前那样信任我了，但我仍旧相信，经过周到的权衡和比较，大家一定找不出另一个比我强的了。即便有，也没有什么宪法允许的途径可以让他名正言顺地代替我。既然我还呆在这里，我就要竭尽所能做好分内的事情，为国家担负起责任，选择一条我认为正确的道路。“
听到说话中的停顿了吗？听出语气中的尴尬了吗？看出他周围那些人木然的、不约而同的沉默了吗？感觉到他在说这番话时的孤立无援了吗？为什么他谈到了是否应该有另一个人替代他的问题？为什么他会以一种近乎粗暴的口气说，他根本不想听部长们的意见？因为他必须以自己男性的力量强迫自己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在表达的时候，他几乎怕得发抖，就像一个年轻人几经犹豫，一再拖延，最终决定向自己心爱的姑娘表达爱意一样。因为他，生就一种诗人的气质，总是因为周到的权衡而无法下定决心，做出那重要的举动，直到最后还在寻找一个能够代他完成这些任务的人选。但是，既然他还呆在这儿，那他就会竭尽所能做好分内的工作，或者，像他紧接着所说的那样：“我相信上帝，他告诉我，我没有做错什么事。”
现在，各位部长仿佛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在他作完报告之后，他们似乎连他说“我的造物主”之前的迟疑都觉察出来了。在这个伟大的时刻，西部的那个贫穷的农夫要解放奴隶的强烈愿望，把一股人性的暖流撒在了内阁会议上。在稍许争论之后，他用一种生动的口吻向大家讲述了在困境当中，他怎样像个孩子一样感到受挫和委屈，他说这次把叛军赶出马里兰州的胜利乃是迈出最后一步的标志。
就仿佛要再次对不同意见予以反驳一样，林肯宣布将在1863年新年发布《解放奴隶宣言》。 十九、千头万绪
宣言产生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北方一片混乱，交易所关闭，选举结果欠佳，民主党人更是在一旁煽风点火：成千上万的白人就要去为无理地掠夺国人的财产而抛洒鲜血了！南方，更是没有人为之所动，他们无需派士兵制止奴隶们逃到北方去，因为这些奴隶正安安静静地在田地里耕作呢，就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南方的报纸则在大肆宣扬：南方没有一个奴隶想要被释放，因为，奴隶主们对他们是那样的好，他们感到心满意足。欧洲各国也纷纷来函施以威胁，只有一个声音向此举表示欢迎：英国的数千名纺织工人，虽然因为棉花匿乏，工厂倒闭，无衣无食流离失所，却依旧感谢林肯在处理这件事情时所表现出的爱心。只有他们能够理解林肯，因为林肯和他们的想法很相似，因为他曾说过：“财产乃是身外之物。”
“我担心，我们最终将发现困难实际上不在某几个将军身上，而在于我们自身。
我不想贬低任何人，起码不想贬低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但我必须坦白的说，比起同情，我更需要胜利；比起那些被谴责没有给予我同情的人来说，从同情者身上我也没有更多的收获。在我看来，就这两类人在战场上的所做所为而言，他们只是半斤八两，没有多大差别。在用鲜血来证明自己的忠诚这一点上，贝克等共和党人可谓不遗余力了，但他们是否就比那些非共和党人，甚至曾被视为脱离联邦的同情者以及遭到严厉谴责的人做得更多呢？”
林肯这里暂时没有一点动静。他给副总统写信说：“宣言发表已经有六天了。
虽然报界以及知名人士对它赞誉有加，颇可以让好虚荣的人踌躇满志，但是汇率却连连下跌，军队的征召速度也慢了下来。如果我们正视这种状况，会发现，现在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比起六天前，我们战场上的军队大为减少。……北方只是口头作答，说说而己。哪知道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根本杀不死叛军呢？我多么希望自己能以更加乐观的心态给您写信啊！”
此外发表这篇宣言还引起了党内的动荡，因为几乎各个政治团体都极力扭曲他的观点。而除了奴隶解放者们对他的举动表示欢迎之外，就连他的老朋友们和一些党内同仁们都对他大加批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便是卡尔。舒尔茨。林肯在给他回信时，阐明了自己周围的诸多困难因素。
“如果我本来能够做得更好些却没有干好，那我应该接受别人的指责。而我认为我已经干得够好了，所以该指责你而不该责怪我了。就我看来，你愿意接受那些非共和党人的自愿帮助。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也希望有这样的人协助。但是有谁能对别人的心灵做出判断呢？如果我必须放弃自己的判断接受你的意见，那我同样也必须接受别人的意见。一旦我拒绝了别人劝我拒绝的一切时，我不就一无所有了吗？
甚至连您也失去了。所以，亲爱的先生，请您相信，有些有心人认为您所扮演的角色就像你认为我所扮演的角色一样蹩脚……”
在整场战争中，精英们之间的问题就是这样棘手，就连舒尔茨这样忠心耿耿的同僚都跑来质问总统，这种谴责使得总统所面临的问题更为麻烦了。什么也无法使他从挚友的谴责中走出来。写了这封信的几天之后，林肯便请舒尔茨来他这里。早晨七点，林肯穿着他那巨大的拖鞋在卧室里接待了舒尔茨。在壁炉跟前，他拍了拍老朋友的膝盖，说：“现在，坦白地说说看，年轻人，您是不是真的把我当成是个卑鄙无用的人了，像您来信所说的一样……在您面前我还像是个总统吗？虽然对您的说法我其实不太在意，原本也不该在意。不过我想，我们还是能够彼此理解的，这样我们之间的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呢？”接着，他又向他解释了在处理新任将军们的一些问题上他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