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安提塔姆一役胜利之后，北方军队未能像林肯在加急电报里所说的那样，像整个北方的人民所希望的那样，乘胜追击，一路进攻直至叛军的首都。麦克莱伦在阅兵时给了总统一匹劣性马，目的是在战将们的面前，让这个倔强的平民总统出出洋相；机关算尽，却白费心思，当那位将军在他的随行人员中间，伴着鼓乐声和礼炮声上马时，只见那位平民总统一只手托着他的礼帽，威风凛凛地骑着马走在他的身边，检阅着将士，显然这位农夫的骑术也不赖啊！
现在，麦克莱伦那一直时隐时现的企图已是欲盖弥彰了。早在安提塔姆战役打响之前，在半岛上，他就会见了民主党的代表，纽约市市长，当时，民主党人说要推举他作为候选人参加1864年的总统大选；而为此，他所要作的只是和南方和解并结束这场战争。几经考虑之后，他书面接受了这一提议，后来在另一位将军的建议下，才又临时把那封回信毁了。战役结束之后，当那危险的客人再次来拜访他，并带走了他肯定的答复时，几个长期主张进攻的军官听到风声后马上辞职了。麦克莱伦的卖国行径到底有多严重，在这场内战中似乎很难说清；但是倘若林肯还想打败李的话，那他就不得不撤掉麦克莱伦的官职，这一点林肯已经很清楚了。一次他说：“麦克莱伦根本不愿意去碰叛军！”在此期间，他和朋友在军营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二人观察着士兵起床时的情景，林肯指点着他们问朋友：“那边的那些是什么？”
“是波托马克军团。”
“不，那是麦克莱伦的保镖护卫队。”
五个星期过去了，这位“拿破仑”仍旧不愿进攻，理由是，马匹疲乏，不适作战，这时，林肯简洁地给他发了封电报：“我有个问题，说出来您可别怪我，在安提塔姆一役之后，贵部的马匹都干了些什么，以至于它们现在如此之疲乏？”他又写道：“敌人进攻走得是圆弧型路线，您的路线则是这条弧线的内侧一弦。而你们双方的道路好坏程度相当。若是换了我，我会尽可能地逼进敌人的路线……并尽力在里士满对它进行打击。如果我们不去努力，不就根本不会取得什么成功吗？”在这样的讽刺之后，他的结束语是：“这封信绝非命令。”同时，林肯让哈勒克以厉令命麦克莱伦进攻。紧接着，他又给麦克莱伦发电报说：“请您如实回答我这个问题，在所征集的军队到达之前，不采取进攻行动，是您的意思吗？”
十一月份，林肯终于下定了决心，撤掉了民主党人麦克莱伦的职务，让共和党人伯恩赛德接替了他。但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叛军的力量已经得到了巩固。伯恩赛德十二月份亲自率兵进攻，却在费雷德里克斯堡被打得大败。
就仿佛命运硬要和林肯以及整个美国作对似的，这时，内阁又爆发了危机。参众两院的反对派纷纷对赛华德表示不满，说他对几个参议员做出的决定不关心。他们找到林肯，要求撤去赛华德的职务，而后者当然马上向林肯递交了辞呈。因为蔡斯和斯坦顿个人也跟赛华德有龌龊，所以他们二人也提出辞职，这时的林肯，被他这三位左膀右臂似的帮手的隐退搞得确是有些狼狈，深思熟虑之后，在首先保住斯坦顿和蔡斯的前提下，他从中斡旋，以巧妙的手段成功地平息了这场风波。
当九位参议员来找林肯，向他控诉赛华德的种种不是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是除赛华德以外的整个内阁，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在内阁面前陈述自己的想法，而蔡斯则须在一旁为赛华德辩护。在全会上，林肯本人也为赛华德作了辩解。
紧接着，林肯又派威尔斯去拜访赛华德，告诉他不该辞职，应该来找林肯商量。
而后他又派人找来了蔡斯和斯坦顿。于是，几个人要在总统处碰头了。蔡斯和斯坦顿来了之后，威尔斯也赶了回来。
“您看到那个人了吗？”坐在壁炉边的林肯迅速地问他道，他是想知道赛华德的情况，却又不愿在蔡斯和斯坦顿面前提起赛华德的名字。“是的，他同意了。”
蔡斯对林肯说他要辞职，因为他是此次内阁危机的发起者，林肯目光闪烁地盯着他问：“那您的辞呈呢？”
“在这儿，今天早上刚写好。”
“请给我！”林肯伸出长长的手臂。蔡斯一下子犹豫了，仿佛想把辞呈再收回来，但林肯已经把它接过去了，而且马上就把它打开了。林肯说：“这可是个快刀斩乱麻式的好办法！”这时，一直站在壁炉旁边的斯坦顿开口了，仿佛在这场骑士般的战斗中他也不想退缩似的：“辞呈我昨天也写好了，但我没有带来。现在，就请您当做已经把它拿在手里了吧。”
“您还是回您的国防部吧，我不需要您的什么辞呈，这儿没有您的事。我手里的这份才是我想要的。我的观点非常清楚。”林肯又转身对蔡斯说：“内阁风波已经结束了，我也不想再留您了。”
他们走后，林肯分别给他的两位部长赛华德和蔡斯写了两封类似的信，信中说：“我的先生们，你们二位分别把辞呈提交给我。我当然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问题，以满足二位的个人愿望。但是，经过十分慎重的考虑，我郑重决定，为了公众利益我不能那么做。我不得不请求你们继续负起你们各自的责任！你们忠实的仆人！”
开始时的那个庄稼汉，船夫，后来的小律师，当然首先是一个通晓人性弱点和要害的人：林肯就像是泰勒兰德或者古代的其他外交家似的平息了这场内阁风波。
尽管那些外交家们的本质和活动对他来说既陌生又讨厌。 一、格兰特
1860年，当举国上下都为是支持还是反对林肯而争论不休的时候，伊利诺伊州的一座小城里，一个店伙计正在若无其事地向鞍具匠和修鞋匠们推销着皮革。他，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面容消瘦。大选可不关这些人什么事，何况这个店伙计因为在本州呆的时间还不够长，压根就没有选举权。他是刚刚来此地投奔他的父亲和哥哥的，房子和店铺也都是他们俩的。六年以来，他带着妻儿四处飘泊，到处找活干以养家糊口，但在人生道路上却一直都不得志。
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曾一度过得不错：他先是任少尉，后来又晋升为上尉，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代，都衣食无忧，加之又颇受上司的赏识，小日子过得还真算挺红火。当时，他几乎从西点军校的阴影里走出来了，作为一个皮革匠的儿子，在那儿他总是时时受那些贵族少爷们的侮辱。但是他却并不热衷于戎马生活。
尽管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十分大胆能干＼岁时，他就已经在庄园里帮父亲喂马了。虽然长大以后就读于西点军校，后来在对墨西哥战争中又因为高超的骑艺而着称，但对射击、杀戮和血腥的凯旋他没有一点兴趣；他喜爱生物，憎恶枪械，因此也反感战争。此外，他那近乎女性化的羞涩使他毕生都不愿意在别人面前袒胸露臂；而且他那双手也太柔美了，根本不适合在疆场上拼杀。因此种种，别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小美人”。
他做事从不主动。虽然受母亲——一个卫理公会教徒的影响，他也信仰上帝，但和命运相比他更相信事情的偶然性。至于他的名字，也有一段往事：他并不是一出生就被取好名字的，在他出生后的第六个星期，父母才给他取名。他们为他选的两个名字都希奇古怪的，一个是尤利塞斯，另一是赫若姆。后来，他的资助人给他在西点军校注册时，使用了尤利塞斯。辛普森这个名字，他也便随他去了。自此之后他那所罗门式守护神的名字摇身一变，成了个巨人的名号，对他也就更不合适了。
他安静、孤僻、我行我素，对女性也没有太多的激情，他的妻子是个奴隶主的女儿，长得并不怎么美，还有点斜视，他们两人生活在一起只不过是相安无事罢了。
他只有一个嗜好，就是喝酒，这可能是他二十五岁在对墨西哥战争中任军需官时养成的习惯吧。虽然他曾一度建立过禁酒协会，但他自己却始终没有完全摆脱过酒精的束缚。他越来越贪恋杯中之物，以至于三十二岁时，他不得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官职，尽管他完全有能力继续担任上尉的职务。当时，同僚们凑钱给他当路费，把他送上了回家的路。他的父亲则一连给司令官写了好几封信，恳求他原谅自己的儿子，留他在军队里继续干，都遭到了拒绝。当时的那位司令官就是后来南部同盟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十年之后，他一定会因为当时没把三十二岁的上尉留下而捶胸顿足，因为就是这个原本可以为南方效力的上尉后来率军打败了南方。
在离职之后，那个上尉便背井离乡，四处飘泊，终日沉湎于酒中。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也曾尝试着做过许多事情，却都一无所获。他曾经下地干过活，却又不得不放弃；他曾去过圣路易斯附近，在那儿的集市上拖拉着木材叫卖；也曾当过某个住宅区的经纪人、工程师、催账员等等，但却一直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后以至于他每到什么地方，那儿的朋友们都纷纷躲到其它地方去，因为他们怕他又是来借钱的。终于，在父亲的店铺里他找到了份安稳的差使，可以安顿下来了，而且这里也没人认得他——这个有两个名字的怪人。
战争中，他又打出了另一个名号。在林肯第一次发出号召，征集军队的时候，过去的这个上尉就召集了一队志愿兵，把他们带到斯普林菲尔德。可是等到要正式应征人伍的时候，他却把这队人马的指挥权交给了一个他曾经训练过的上尉。而他自己则穿着便装，右手提个手提袋，嘴里叼着烟斗，和平时一样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他就是格兰特“。虽然号角一吹响，他便马上奔赴到了战旗下，仿佛过去的那种军队节奏还在吸引着他一样；可是后来，他却摆脱了野心勃勃和所有出风头的愿望悄然退居到次要位置。四十岁生日那天，他衣冠不整地出现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大街上，注意到他的人一定会联想起另一个人物，几个星期前他也邋里邋遢地在同一条街道上游逛，尽管他已经当选了总统。不过当然，格兰特的名声可比那位新任总统差得多了。甚至他得以重操旧业也是克服了很大的心理障碍和困难的。为了购买马匹和制服，他还是不得不开口向别人借钱，就在这样一种窘迫的境况中，他终于还是参战了。而这场战争也决定了他的后半生。
这次，他是憋足了劲，一心想干出点样子来的。由于他做事认真，又经验丰富，所以不久就成了军队里的一个少不了的人。两个月之后，他就喜得升迁，当上了为数两千名志愿军的上校团长。而后，他又率领部下打到了密苏里的东南部和南北边界地区。当时，由于北方缺少军官，所以军队里每一个能人都会得到重用，而格兰特无疑又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他在战争中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是夺取小城派丢卡。
这场胜利不是通过战略战术，而是通过一篇呼吁书实现的。这篇公文使人们第一次认识了这位军官语言的简炼和性格的坚定。在它的读者中，有个人慧眼识真金，发现了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可造就之材，这个读者就是林肯。他也看了格兰特的那篇《致被占领城市居民们的呼吁书》：“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为了保护大家，打击叛军的，是为了协助你们的政府维护自己的尊严，保住这里的和平。我们根本不想和大家进行什么信仰之争。我们的目的只是要对付叛军和他们的同党。请你们和往常一样工作生活吧，不要害怕什么，因为政府的军队就在这里保护着联邦的拥护者，惩治它的敌人。等到事实表明，你们完全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家乡，确保政府权力得到实施，人民权力得到保障的时候，我会马上撤兵离开。”
这个人以及这番话给肯塔基的州政府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于是这个州表示将效忠联邦。林肯则评论说：“能够说出这番话的人，完全有能力控制整个西部。”
这个人接下来在战场上的作为又使得国民大为震惊，他在多纳尔森堡附近大败敌军，迫使敌将在情急之下不得不来函询问，他退兵的条件是什么。他回信说：
“必须立即无条件交出要塞。”这个强有力的回答令北方民众颇为振奋。他的名字一时间也在人民的心目中成了让敌军“无条件投降”的代名词。仅仅参战十二个月，这个曾处处碰壁受挫的皮革店伙计就升任了少将，并为北方赢得了一场本年度最重要的战役。不过，格兰特现在又会时常像以前一样喝得酩酊大醉，他的上司也又开始对此大加抱怨了。尽管如此，林肯却坚持要他留在军队里，后来又任命他为田纳西军区司令。但不久后，哈勒克将军、内阁成员以及报刊杂志都纷纷对他表示不满。
而且有一次，他还在给自己上司的一封信里出言不逊。事后，就连他自己都以为，这次又得受处分了。面对舆论的谴责，他一直保持沉默，既不解释什么，也不申辩什么。当总部把本该传达给他的命令传达给了他的下属，后来又没征求他的意见便擅自行动时，他也从不抱怨，从来没有对哈勒克耿耿于怀，也没有因此而给下属“小鞋穿”。他沉默寡言，政治上总是不偏不倚，又不爱出风头，这种性格都使一些人认为，他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军官而已，他之所以取得了两次胜利只是偶然情况，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可他却依旧故我。骑马打仗，他从不带手套，而且只穿便装，像他这样的军官在素来披挂整齐，威风八面的将军们中间显得很怪，这和那个穿着皱皱巴巴的裤子的邋遢总统站在一群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外交官们中简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恰恰就是格兰特的这种无拘无束的性格吸引了总统，他抵住了所有对这位少将的攻击，坚持说：“再等等看，再给他个机会。”
林肯和格兰特有类似的生活和成长经历，从很小他们就以从事体力劳动为生。
林肯十六岁的时候就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伐木人；而格兰特则在十岁时就只身坐车前往四十英里之外的一座城市生活。然而，曾以力气谋生的他们却都更相信人类的智慧，不愿仅仅依靠体力过活。他们与生俱来的那种朴实无华的品质是那么根深蒂固，以致于格兰特在西点军校那帮自命不凡的纨绔子弟中整天耳孺目染也没有改变。
他们两人对自己的外表无意修饰，做事毫无规矩可言，生活也没有计划性，而且又都有些害怕女人；和他们的同行们相比，他们遭受偶然事件的打击也太多了。是命运使他们一下子坐上了现在的职位，他们必须得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他们运用干脆利落的处事方法在复杂的政治问题以及作战问题的漩涡中各自做出了最为简单有利的决定，因此，他们所发出的号召既清晰又果断。
当然，他们二人也有不同，林肯在任何问题上都有节有度，而格兰特面对酒精却没有节制。他之所以借酒消愁，是因为他那种拘谨消极的性格无法像林肯的性格一样实现自我平衡，而这在青年时代就影响了他的前程，后来，当他满负功勋时，又使他得不到认可。林肯无论在受教育程度，思考能力以及哲学造诣等方面都远胜于他，林肯的头脑当中潜藏着永不枯竭的力量，这使他一步步走出黑暗，踏上了辉煌的人生里程。从年轻时起，林肯便具有丰富的想像力，这也是格兰特所缺乏的。
正是这种想像力使得林肯能够准确无误地判断自己周围的人。因此种种，格兰特只有经过和林肯的私人交往才能慢慢认识到自己和他的相似之处，而林肯则远远地便能辨出他们俩共同的地方。在对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那年年初，林肯就从诸多的军官当中提拔了格兰特。
如果没有林肯的判断力，格兰特永远都不会成为民族的英雄和战场上的赢家。 二、节节胜利
在开战后的第三个年头，确切地说就是在六三年的四月份，新任总司令才下令进军至关重要的维克斯堡。倘若这战争只是南北双方之间的决斗，那么南方可以说是已经胜券在握了，或者说，北方至多也就是凭着打持久战，慢慢消耗南方的兵力，再凭借自身的优势力量，慢慢缩小南方的势力范围，方能赚些便宜。但对这场战争的成败举足轻重的乃是北方实行的南部封锁。南方因此而无法从欧洲进口任何东西，包括原料和武器，同时它出口的途径也被切断了。最后，南方就只剩下一两个港口，尚可以在北方的监视之外进出少量的商品，不过，只要密西西比河畅通无阻，它就还可以从得克萨斯州绕道墨西哥保证在欧洲的粮食来源。因此，对北方最为重要的也就是：夺取南方的那个仓库和门户——维克斯堡。
像当年攻占新奥尔良时一样，北方还得水陆并进，河道里要使用带有加农炮的战船。格兰特十分大胆地截断了城堡和北方联系的交通要道——就像当年波拿巴第一次进军意大利时一样。在多次战役中他先后击退了两股敌军，包围了那座城市，切断了它的粮食和补给品的供应，与此同时对它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最终迫使叛军在美国独立日那天开城投降，大约有三万守军放下武器束手就擒。紧接着，他又拿下了休德森城堡，从而为北方打通了密西西比河。两年之后，当第一艘北方的轮船从圣路易斯开往新奥尔良时，林肯深深地松了口气，心潮澎湃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形势正在好转，这条母亲河又可以畅通无阻了，瞧它，正欢快地奔流到大海的怀抱里去了！”
同期，又有一个司令官在给北方的最后胜利拖后腿，他就是胡克，合众国新的希望。自一月份以来，他就接替了一无战绩的伯恩塞德，当上了北方的总司令官。
可是，他做事过于鲁莽，所以五月份，在钱瑟勒斯维尔一役中被打得落花流水。这次失败使得李将军日后有可能发起第三次进攻，当然也是最后一次。是的，李将军又一次卷土重来了，他的人马从马里兰州一直打到了宾夕法尼亚的边境，北方人不禁大惊失色，起用麦克莱伦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但由于胡克的坚决反对，林肯放弃了麦克莱伦，任命了米德作总司令。他是个瘦削，呆板的人，看上去像是个教书先生，除了纸上谈兵之外，他一无所长。
当这位北方新任的司令官和南方的李将军两军对垒的时候，他们二人以及整个美国都感觉到了，战争的结果不久就会水落石出，因为，此时此刻，只要南方再取得一次胜利，那欧洲诸国马上就会相继承认南部同盟的合法地位，而北方反战的民主党人也会因此而获得人民的拥护。
可就在战役打响后的第三天，也就是格兰特在另一个战场上获胜的同时，米德也打了个胜仗。六三年七月初，在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中，北方均大败南方。如果这时北方乘胜追击的话，原本可以给这次南北战争画上一个句号了。北方形势相对乐观，华盛顿也已经不再腹背受敌、发发可危了；而南方却只剩下了大西洋沿岸地区。北方对它的封锁是彻底的。此外，杰克逊将军的阵亡也加重了南方的危机。南方之所以又支撑了将近两年，是因为北方一度作战不利，自误时机；同时，那也和李将军声震四方不无关系。
自从林肯重用格兰特以后，他便不再亲自指挥战斗了。当初他研究战略战术也不是想要独揽大权，惟我独尊，而是为孤立无援的情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当时，他在向各路将领提出自己的意见时也总是加上这么一句话，“……这并不是命令。”
其实，如果从一开始北方将领就能认识到他的远见卓识，接受他的意见，可能战争的进程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当初，他就提醒胡克，让他立即渡河作战，因为如果军队被困在河上，那它就会像一头公牛半跨在篱笆上被狗群撕咬一样，前不能用角，后不能用蹄。而后，他又写信给胡克说：“如果李军的先行部队到达了马丁斯堡，而后续部队还落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和钱瑟勒斯维尔之间的话，那我想，这个庞然大物一定有哪个部位非常薄弱。能不能想办法把它拦腰截断？”可是，他这种农民似的想法，那个自负的胡克将军根本没放在眼里，结果弄得战场失利。后来，外界纷纷评论说，那位作战专家的作法令人不敢恭维，而恰恰“外行总统”的看法是正确的。
如果说，林肯高估了胡克的能力的话，那他可没看错胡克这个人，而后者的性格为人降低了他的能力。早在林肯任命他为波托马克军团的总司令时，就曾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颇有些疑虑之意。这信根本不像是要对他委以重任，反倒像是给一个与此不相干的将军写的一样：“我必须得告诉您，在某些事情上我对您不尽满意。
我相信您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军人，这当然非常让我高兴。同时我相信您，没有把政治和您的职业混在一起，我想您这样做也是对的。您的自信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可贵品质。您有雄心有抱负，这在适当的范围内也可以说是益大于弊。但是，我听说，在伯恩赛德将军指挥兵团期间，您曾极力和他作对，表现得野心勃勃，不可一世，我认为这种举动，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您那位可敬的同仁都十分不公平。”
“另外还有可靠的消息说，最近您曾扬言，军队和政府都需要一个独裁者。对此，我不想再追究什么，而且几乎把它抛在脑后了，所以现在我才会说服自己任命您为司令官。只有打胜仗的将军才能扶植起独裁者。我现在对您的要求就是，在战场上立功，而我也甘愿为此冒一下独裁统治的危险……此外，我很担心您过去向部队灌输的那种挑司令官毛病、对司令官不信任的思想，现在会转而对您自己不利。
不过，我将尽全力帮您刹住这股风气。一旦军队里有这种风气盛行，那么不管是您还是拿破仑再世，都别想打什么胜仗。您现在一定不能草率从事。请您精神抖擞，小心谨慎地去前线一展身手吧！”
这是林肯的一种新的写信风格，近来在和各位将军、政府官员、军兵和请愿者们的周旋中他曾多次使用。他这不再是求教、咨询或是建议的口吻，而是一个上了年纪、经验丰富的人的权威口气：一种“人民之父”的口气。虽然他清楚人无完人，自己也不例外，但也知道，自己乃是一国的领袖，所以他态度严厉。当然，在这种强劲的和弦之中也不难听出幽默的银铃在叮当作响，信中使用了颇多讽刺，他虽然对很多人非常失望，但他依旧与人为善，这里的讽刺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战争局势一直是阴晴不定，这深深牵动着林肯的心，让他寝食难安。就在他写了这封信的几个月之后，胡克就在一次会战中大败。林肯深受打击。一个目击者描绘了他当时的情况：“三点多钟时，他走了进来。我永远都忘不了他那绝望的神情。
他手里拿着一封电报，原本就有些泛黄的脸色如今变得煞白，就和他身后的墙纸差不多，人们说，那是种”法兰西灰白“。他用颤抖的声音说：”请给我念一下。从战地发回来的消息，现在军队正从河的南侧撤退，可能已经葬身河底了！“当这个人大声朗读的时候，”林肯的表情像个幽灵似的，更加让人生怜了。他双手交叉在背后，急躁地踱着步子，嘴里嘟哝着：“我的上帝呀！让我怎么向全国父老交待呀？
‘而且他马上派人准备船只，他要亲自和哈勒克去一趟战地军营。”
不久，当米德又打了胜仗，成为国内民众眼中的英雄时，林肯又给他写了封信，询问他能否委派失意的前任胡克将军在他的指挥之下统率一个军团。写这封信时，总统的态度十分谨慎：“你可以在回信中开诚布公地谈你的看法、我向你保证，绝不会把你的来信或是信中的内容让任何其他人知道，让你难堪的。我是想在决定他的问题之前先了解一下你的意见。你无需为了让我高兴而违背你完成事业的宗旨，作什么违心的答复。”
其实在林肯的心目中，统领全军的总司令一职非格兰特莫属。当初他在给格兰特的信里就向他表示了信任；后来，他又对格兰特的对头们说：“我们缺不了他，因为他真正在为北方作战。”当有人在林肯面前指责格兰特嗜酒成性的时候，虽然林肯也很反感酗酒，但他却借用了当年乔治二世在有人谴责他的将军希尔夫时所作的回答，为格兰特开脱：“那么，您知道他喝什么牌子的威士忌酒吗？如果您知道，请务必告诉我，我得派人多买几桶回来，分给其他将军们喝！”
在夺取了维克斯堡之后，格兰特收到林肯这样一封信：“我想，我们二人还尚未谋面。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为国家立下的汗马功劳。
我还想另外多说几句。在您最初到达维克斯堡附近的时候，我原以为您会指挥部队越过山谷，但您却没有这么做……当时，我真觉得这次远征是凶多吉少了。我只能指望您在战术上比我懂得多，是我的考虑不够周全。当您转而向北前进时，我也曾担心这是个错误。但现在，我必须亲口承认，您是正确的，是我错了。您的非常忠实的亚。林肯。”
这正是林肯的伟大之处。其实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想过什么，怀疑过什么，更没有人故意刁难他，让他坦白自己的想法，至少那个战胜的将军不会。但他却因为自己曾经对这位将军不信任而感到不安，感觉对不住他，应该补偿他，向他表示歉意。
正当格兰特战绩辉煌之时，林肯觉得必须得解开自己心头的这个结，向对方坦白。
他根本不去考虑，倘若对方误解了自己，很有可能会大大降低自己的威信。只是，他了解自己周围的人，也知道，自己是在跟谁打交道。
现在的林肯比以前更懂得如何评价别人，如何待人接物分而处之，这都说明了他对人性清晰的认识。他也知道，对别人过多的干涉和注意有时会对别人造成潜在的伤害。 三、智斗法兰狄甘
“按照公民的意愿办事绝对不会出错，无视他们的愿望才会徒劳无功。所以，重视公民心愿的人会比那些只会炮制法律，独裁独断的人办事更为省力，因为使法律和决定得以实施的恰恰就是公众的意志。”
这是真正的美国式的基本思想。这个从西部荒林里走出来的人完全承认自己对公众的依赖，而这也正是他进行艰苦奋斗的力量源泉。随着前线军官之间相互倾轧的不断收敛，随着党派纷争的不断减少，南北双方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无论是反战的民主党人还是恋战的激进派人士都希望能赶快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不同之处只是，前者想通过达成普遍的妥协给它画上个句号，而后者则是希望通过激烈的战斗来作个了断。和以往的战争一样，在这场战争中，战时法规和征募军队又一次成了反对党拉帮结派低毁政府的借口。
林肯想把自己在战争时期的最高统帅权扩展到处理日常事务中去，然而在美国，这种事比欧洲的任何一个军事国家都更难。即便是某位着名法学家能从大革命时代找到一个有利于林肯的先例，那么我们也不难看出，那种权力的实施是难以得到保障的。国防部有权出于政治原因在国内抓人，但对这种越阻代庖之举又作何解释呢？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此外，什么是真正的战争需要，什么又是某个政党心怀鬼胎的党派措施呢？这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林肯签署了议会提出的一项补偿法案，同时提出申请，要求扩大自己的职权，原因是，按照一项旧有的法律，总统有权在某位部长突然去世或者病重时任命新的部长。
战争后期，在处理某些事务时林肯十分严厉。这个曾经释放了上百个逃兵的总统如今下令逮捕了几百个煽动停火的谣言家。而这两件事都给他带来了麻烦，当年有人骂他是懦夫，而今人们斥他为暴君。
但这个暴君的名声却越来越响亮了，因为人们了解了他维护合众国的良苦用心，特别是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赛华德和斯坦顿共同颁布了一项法规，保护那些南方派来的卧底、代理人以及某些失败论者免受侵袭，虽然这项法案和林肯意见相左，但他还是表示赞成。因为如果他想要把这场半数人都公开反对的战争进行到底，并且取得胜利的话，那他就必须这么做。可就是现在，仍有人在长南方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就在不久前，整个国家，当然也包括南方的叛军都听到了某个议员在议会讲台上的叫嚣，他说他同情南方；总统的全部思想就是妄自尊大，而这种思想无疑会导致争吵和杀戮。“我想，在座的各位以及所有其他人长期以来就都相信，南方是永远都不会被打败的，永远不会！”
这个议员名叫法兰狄甘。此后不久，他就失去了在华盛顿的议席。不过，当时他在俄亥俄地区的势力已经足以让反对派对总司令违令不从了。于是，这位总司令宣布，凡是和叛军勾结或是助纣为虐者，均将被作为叛国者或是间谍加以指控，并按军法处置。在一次大型集会上，法兰狄甘将矛头直指林肯，并称：总司令所发布的命令乃是大多数人所鄙视和不耻的一个竞选阴谋。这种阴谋令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无法忍受，而这正是“林肯国王”的杰作。这位演说者还声称，当时北方已经有五十万人参加了秘密社团，其中的几千人还佩戴着南方的标志，而且这“千真万确”。
“杰斐逊。戴维斯比林肯更加光明正大！”虽然，总司令本人也隶属民主党，但听到这番话，仍不禁义愤填膺，他派人到法兰狄甘的家里把他抓了起来，并施以监禁。
对此举，林肯颇感意外，他并非觉得总司令的动机不好，而是他认为应该以一种更为巧妙的方法处理这件事。可是除此之外，他又能如何去对待那个煽动者对他的造谣低毁呢？在那个人的嘴里，林肯简直就是个无恶不作的魔头！面对四周的空寂，林肯常常会颓然意识到自己能力的有限，在被形形色色的斗争搞得焦头烂额时，他也一再的们心自问，到底如何才能把问题处理得更好，若是自己让贤给他人会不会对局势更为有利。每当他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只要他想到自己乃是国民的儿子，永远肩负着他们的希望和信任，便会摆脱那种自我谴责，得到安慰，化苦恼为自信。而今却有人公开称他为“林肯国王”，他该何以作答？
不过，他马上就有了个新点子：他不仅修改了对法兰狄甘的判决，把这个政治狂热者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而且还在南北双方达成一致之后，派一队士兵在南北边境上把他交给了南方人。这出恶作剧引发的效应是巨大的。在南方，众人齐声欢呼：北方政府终于做出了民主的行为；而在北方却是谴责之声四起，上百篇评论中称，法兰狄甘并不是战犯，他犯的是叛国罪，不允许被随随便便交给叛军，这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而此时的林肯却面目从容，因为他知道，除去记者和道德论者的说教，还有一种东西力量更为强大，那就是美国人的幽默感，因为此事，法兰狄甘日后定会被贻笑大方，难得翻身了。
此时此刻，法兰狄甘一定正形容尴尬地站在他那“亲爱的”敌人们中间，进退两难呢。如果他如愿以偿得以建议南方妥协，即便是南方听了他的话，他也会担心南方在北方势力的减小会削弱民主党在那儿的影响力；而若是他建议南方人侵宾夕法尼亚州，又一定会引起北方的公愤，使他们万众一心，同仇敌汽，齐抗叛军。于是，他只得含含糊糊地建议南方，再坚持一年，到时候，北方新一轮总统大选就会举行，而“林肯朝代”也将会随风而去了。表面上看南方总统对他很客气，十分友好地接待了他，而事实上，他根本没把法兰狄甘当成一回事。不久后，这位迷失了方向的骑士就乘船突破封锁线，去了加拿大。从那儿，他给北方写了一封公开信，声称，南方已经决定要奋战到底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云云，但却并没有引起谁的注意。
当他返回故乡时，林肯也懒得去过问他了，因为那次强制性把他移交给南方已经使他的影响力一落千丈了。
在对这件事的处理上，林肯和其他政治家们不同。他并不竭力维护自己的权力，而是放手把问题交给人民去商量解决。在逮捕了法兰狄甘后不久，他给一个反对自己的州长写信说：“……法兰狄甘的被捕，并非是因为他有损本届政府的政治前景或是总司令的个人利益，而是因为他给军队造成了危害，而我们国家的命运恰恰是依赖于军队的存在和它的力量的。既然他要和军队为敌，那么军队必然要对他进行军事审判，这是完全符合宪法的。……坦率地说，如果当时处理这个问题的人是我，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下令逮捕他。这并不是推卸责任。我相信，战场上的指挥官是处理这种特殊问题的最佳人选，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当听说法兰狄甘先生被捕时，我感到十分遗憾。之所以感到遗憾，是因为我觉得似乎的确存在逮捕他的必要性。无论如何，在不破坏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我很愿意尽快释放他。此外，我认为，随着战事的发展，开始处于极度混乱状态的舆论和行动都渐渐形成了一定之规，日益趋于正常化，所以以后我们就没有必要采取强硬措施了。”这封信使得成千上万的群众又重新聚拢到这位总统的周围，因为即便是对自己的对手，宽宏大量的他也公平相待。
当法津和政治事件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处理过程中，林肯总是以他的那种正义感为原则。在听说密苏里州的一位将军想要驱逐一名神父之后，他马上派人找来了这个神父，向他询问了事情的原委。然后，林肯给那位将军写信说：“和他交谈之后，坦白地说，我也觉得他的确有亲南方之嫌。但是，我认为他的道德品质倒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他宣过誓，要忠于联邦，事实上他从未违背过誓言，没有任何不轨行为，也从未玩忽职守，因而对政府构不成任何威胁，我不知道，是不是仅仅出于怀疑就必须把这么一个人驱逐出境？”和当年作律师时一样，他的正义感依旧是那样不可动摇。当初在斯普林菲尔德，就是这种正义感支持着他为营救一个小人物，而毅然依法给某位显贵判刑的。
上面所提到的第一封信是写给纽约州州长西蒙的，他是林肯的死敌之一：在征兵问题上，两人就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记得开战两年时，议会风波骤起，一些议员提出，兵役制是对公民自由的一种粗暴干涉。风波平息之后，兵役制才被作为一项正式的法律加以实施。但由于费用问题，一些州多次对此表示反对，骚乱也时有发生。因为这项法律规定，战争结束之后才给志愿兵以财物上的补偿，所以，一些人被诱惑着心甘情愿地参了军，一些人被迫遵守了这项规定，还有一些人则花钱雇别人替自己参军——而这在这项法律中也是允许的。那些拿了钱去代人当兵的人一有机会便会逃出军营，再重复类似的交易。
对在大城市征兵，西蒙始终持抵制态度。林肯曾邀请他来自己这儿作客，而对方却在三个星期之后才答复说没有时间，但会给林肯写信的。可是哪知道就连这封信自此也如石沉大海，踪迹全无了。其实，他是不想因为和总统有瓜葛而丧失了自己的“清白”。同样，对于斯坦顿的邀请他也置之不理。那年夏天，纽约爆发了一场由外国人发起和领导的暴乱，目的是制止征兵。整整四天，暴徒们在纽约城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许多黑人惨遭杀害，一家黑人孤儿院也被放火烧毁。而面对此情此景，那位州长却在公开讲话中与那批暴徒称兄道弟，态度暖昧，劝他们冷静些，他会替他们作主，出面帮助他们的。就处在这样的一种混乱的形势中，林肯依旧抵住了美国这座最大城市的风潮，坚持战斗。
一年之后，愤怒和失望在他身上如洪流破堤一般爆发了出来。当时，芝加哥暴乱又起，目的也是反对征兵。《芝加哥论坛报》报的一个代表和另外两个人去拜访了斯坦顿，表明了反对征兵的态度，紧接着又来到了林肯这儿。林肯重又带着他们三人返回斯坦顿处，共商征兵一事。起先，林肯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喋喋不休，自己一言不发。“可突然，他抬起头，他那灰暗愤怒的目光直视着我们，‘我的先生们。当年，除了波士顿之外，芝加哥是最主战的了。西北部也和新英格兰一样同南部作着殊死的搏斗。你们中的大部分人应当为那里流淌着的鲜血负责！因为是你们号召发起了战争！你们要求解放，我实现了。而在你们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之后，在我为了能够如你们的愿结束战争，而不得不征兵的时候，你们却站在这里歇斯底里地说反对？难道你们就不感到羞耻吗？实话告诉你们，我完全有权让你们做比征兵难百倍的事情！好吧，现在就请回家去征集一只六千人的特种部队！还有您，麦迪尔先生，您的行为真像个胆小鬼！您和您的报纸比西北部任何其他人任何其他报社都更主战。您原本可以号召起许多人来的。可如今，您却在这里大喊大叫，说什么，你们个人受到了威胁，别人应当珍视你们。快回家去给我们送些军队来’！”
这种情形是很少有的。没人料到一向温和的林肯会这样。他的愤怒无可非议，他的责骂也有理有据，因此这就给了几个来访者十分强烈地震动，以至于他们几乎被面前这个愤怒的朱庇特“说服了。谁会想到，这愤怒的朱庇特便是一向说话讽刺调侃，轻描淡写，一向与人为善的林肯呢？ 四、难以说清的战争
南方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堡。自从最后＿条通往欧洲中立国的途径被切断以后，南方几乎没有一个船长敢再冒险去冲破海上的封锁线了，这也就使得那里的所有物品，包括粮食、衣服和弹药都严重匾乏；食盐保证不了；冬天缺煤；夏天没冰；没有皮革，不得不用木头做鞋穿；病人的境况更惨，他们平时连顿像样的饭都吃不到，就更别提什么对症的药品了。整个南方，人民食不果腹。由于缺乏给养，士兵的人数也越来越少。除了使用专制和铁腕之外，南方一定会被此起彼伏的暴动吞没的。
凡是十七至五十岁之间的男子都被征人军队。可尽管如此，出钱找人代服兵役的现象仍层出不穷。于是，有人气愤地说，这是场富人们的战争，可去当炮灰的却都是穷人。不过，他们是不敢公开发表意见的，因为所有言论和报道都受到严格的监控，稍不留意就会大祸临头。是的，只有和杰斐逊。戴维斯日益膨胀的战时法规相比，人们才能认识到林肯制定的法规是多么谨慎和合理。
到了战争后期，若说南方还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自始至终南方人一直满怀激情。和北方反战者到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相比，南方几乎听不到反对派的吵嚷声，尽管他们的骄傲情绪已经受挫殆尽，但他们却仍旧顽固不化，以至于他们不仅不力求交换战俘，反倒对此加以破坏。当时北方组织一些俘获的南方士兵以及一些在北方居住的南方人共同宣誓他们永不会再举枪对准北方，而后就把他们遣送回南方老家。可是，在这些人回乡之后，却不得不按照南方的规定，被官方解除誓言，重新编入军队，和北方作战。当时，有人也建议林肯玩同样的把戏，林肯断然拒绝了，他说，那是一种违背所有道德原则的堕落行为。于是，北方人的愤懑只好一股脑地发泄到南方战俘身上了。其中最倒霉的是那些二次被俘的黑人们，他们被一队一队地带到刑场，未经审判便被开枪打死，以求杀一儆百。在这种群情激越之中，一些北方军官又开始像新奥尔良的巴特勒一样，在被占领区里施行残酷镇压了。战争的最后一年里，北军在弗吉尼亚州的所作所为绝不仅仅是报复。就连一些北方人自己也怕那些行为会招来报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内战的的性质越来越模糊了。秘密社团名目繁多，有的叫“自由之子”，有的叫“金环骑士”，还有的叫“骑士勋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这些秘密社团不伦不类的道德标准又正合某些社会底层人的口味。这些人没受过什么教育，手里有枪，有的还干着间谍的勾当。林肯本人和政府平时只是过问日常的事务，他只是间或派人去调查这些组织，抓几个头目，始终都不愿意搞一次普遍清查。他一直希望凭借自己的智慧、耐心和幽默去赢得他们，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对敌人们，他总是戏称“那些南方的先生们！”而且他还正式强调，南方不是外国，只是美利坚合国的一部分。“你们知道，军令中有一句话让我受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