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他经常领着的那个小男孩，在冻得结了冰的石子路上显得似乎跟不上父亲巨大的步子，他使劲捏捏父亲那只大大的。关节突出的手，却也仿佛很难得到回音，因为这位父亲正在想着自己的事情呢。林肯把那条灰不溜丢的旧围巾像根粗绳一样缠在脖子上，带着小儿子走过街道，尽管他才四十五六岁，人们也会叫他老林肯，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有显得年轻过。转过身来看他的人心里都怀着同情。朋友们则认为，他忧郁的目光是他得到普遍好感乃至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如果有人上来跟他搭话，他会有些惊讶地站住，用两只手抓住那人的手，问两遍：“您过得怎么样？”
而后他会留住这个人，给他讲个故事。
尽管现在他们有更多事情要做，但办公室里还像以前一样无拘无束。直到现在林肯依然与那些法律条款格格不人，有时他会以一种蔑视的口气问他的同事：“那，赫尔顿，请您给我们讲讲，那些书里都在唠叨些什么？”他最喜欢做的要属躺在那张旧沙发上看书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他读了一遍又一遍，并摘出生僻的句子；拜伦的《唐磺》他保存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到处都用笔勾划出来；此外他也很喜欢伯恩的作品。一次在应当给同事宣读文件时，他却读了一整首名为《不死》的诗。办公室里，年轻的瓦尔特。惠特曼的前期诗作也曾被评论过，这些作品给林肯的印象太深刻了，简直让他爱不释手。他曾把书带回了家，可不久后就又拿了回来，原因是：“我的妻子差点把这本‘可恨的书’烧了。”其它新书，他只是翻翻而已，翻完后把它们搁在地上，闭上眼睛，躺下来回忆一下读过的内容。他不收藏任何东西，在家里，他只有几本金色的纪念册放在桌上，却也从不去碰，相比之下他更愿意躲在市议会大楼里，尝试着去弄清楚植物学、物理。机械以及电子方面的新技术，这些更让他感兴趣，而后再把它们介绍给农场主们。当时有人主张要用自己的臂膀去完成最艰苦的工作，但无需去热爱它们。林肯的观点和他们截然相反。
青年时代的经历，有时也能让这位律师派上用场。在一起有关水车的诉讼中，他以他技术上的知识令法官大吃一惊，而当这位律师为建造密西西比公路桥辩护，并反对建立航运公司时，作为船夫的老经验和作为政治新秀的知识都帮了他的忙。
看到东部西部联系起来，是林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愿望。在诉讼中他似乎总是胜利多于失败，为被告辩护多于为原告辩护；收取的佣金之低也远近闻名。他从不以当事人的贫富来计算报酬的高低，所以他往往会从一个很容易便能敲出六百美元的案子中收取三个半美元的报酬。到他将近四十岁时，他从一个案子中索取的报酬却几乎从未超出过一百美元。但是，就凭这些，他的名声越来越响了。他每年的收人达到了三千美元。当一个新开业的旅馆让他开具公证而付给他二十五美元时，他回信道：“您一定是把我当成个高价位律师了。您太慷慨了。十五美元对这件小事来说已经足够了。这是发票和找回的十美元，请查收。”
但是，人们万万不能伤害他的自尊心。在对手是他过去的伙伴斯图尔特和洛汉的情况下，他曾为伊利诺伊铁路打赢了一场大官司，减免了它的税额。他索要的酬劳是两千美元，“这简直是一流律师的价码！”一个官员如是说道，并只给他寄去了二百美元。对此林肯十分气愤，他马上状告铁路部门，索要五千美元的酬金，他胜诉了。当他发现自己受了骗，受了不合理的待遇时，他的骄傲就会显露出来。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价值。当然，相对于后来的胜诉，肯定还是开始击败了两名卓越的法学家更让他兴奋些。由于他从不追求金钱，所以当他发现价码过高时，总会友好地让人压低价格；然而仅仅付给他所要求的十分之一的酬劳，而且那位官员又对他表示那样的轻视，却让他感觉受了侮辱。因此，他便允许自己，在法庭上跟对方开了个小玩笑。
这种成功使他那矜持的性格渐渐得到了别人的承认。作为一名自学者，在法庭上和日常生活中，他更相信人类的理解力，而不相信法律条文。但相对于理解力，他又更相信正义感。克莱死后，林肯曾在一次精彩的演讲中指出，克莱所受的教育给了每个人这样一个有用的启示，那就是：在这个国家，只要愿意，没有人家境会贫寒到无法享受足够的教育。他曾给一个想拜他为师的年轻人写了下面的一段话：
“如果您真的有心想成为一名律师，您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至于是否能跟一个人学习其实无关紧要，我就从没有在什么人那儿学习过。相比之下，最重要的是，您去读那些书，井试着去理解它们的主要意思。您无需去什么大城市，我就是在纽萨勒姆学习的，它只拥有三百名居民。请不要忘记，您成功的愿望比一切都重要！”
然而他自己却并不具备这种成功的愿望。对于现实无法达到的乐土的向往，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他性格中甘愿放弃的基调，这阻碍了雄心壮志的产生。年过四十的林肯肯定了解自身的价值，但却依然错误地判断了人们反对其他政客的力量，总觉得只有一些人可能会支持他。在华盛顿忍受过那种陌生和空乏之后，他觉得，长期在这个西部年轻州的小圈子里，自己过得更加舒服。在这儿，他练习着政治技巧，根本不考虑利益问题；对于和他联系在一起的党派和事业，在国家的这个角落里，他也还有些可做的事情。
即便在此期间，他也从不曾忘记过政治。选举和补缺选举，通过党内朋友获得重要的位置，这些他都是带着一种更高昂的激情在从事着，这种激情比他以往为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付出的更为强烈。他起草着给德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的信件，以赢得他们的选票；让人按照字母排起选民的名单，以便能够永久性的保存所有可能涉及到的选民的材料。他拒绝给选民寄表格，因为手写的信更能让收信人产生亲热感。
同时，他也会认真地品味选民的回信，观察他们的笔迹，因为“如果谁写信时内心不安，那么读过这封信，我想我一定会看得出来”。
由于对各地风俗的了解和他那日益强烈的正义感，他的演说技巧在这些年当中也不断得到发展，这使他无论是作为律师还是作为政治家都受益匪浅。他后来的两个政界朋友中，一个称他是世界上最棒的外交家，另一个则说：“林肯很谨慎，他从不泄露对实现目标不利的任何事情。他懂得在对别人表示信任的同时也获得别人的信任。作为一个最聪明的人，他完全不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没有经验。”一位同事还补充道：“谁把他当成是一个于己无害的单纯的人，谁不久就会在坟墓里觉醒过来。”平时就算下棋，他也很小心，在确信可以发起攻击之前他总是处于守势。
如果想要了解一下他对从政的认识和态度，那就必须来听听他对于一个问题的回答，这种回答原本只属于那些十分成功的政治家们。“政治家必须先要制造足以引发一场矛盾的起因，这种起因必然会产生一种后果，而后他再和这种后果作斗争。”
一句话，正是切中要点，人木三分。在日常琐碎事物的包围中，人类的智慧之星也能在他身上闪闪发光。在这句话中，讽刺者嘲笑了领导者的狡猾和被领导者的愚昧，但说这句话的同时，他善良而又充满正义感的内心也在为此鸣不平。
每当谈到政治时，他所想到的总是广义上的政治，也就是整个人类的问题。尽管他总是呆在斯普林菲尔德和伊利诺伊，尽管他总将自己藏匿于地方党派斗争的琐细小事中，他的目光却一直盯着为整个国家作着决定的首都华盛顿，有时甚至超越了这个国家的界线。他曾用来评论亨利。克莱的话其实对他自己也适用。“公众总有一个中心意见，是大势所趋，现在他们虽然很有耐心地承受到不公正的压制——
这似乎是必要的一一但它的发展必将是在人类真正平等方向上迈出的永久性的一步。”
为了党派利益，他让人将一封职位推荐信抄写了四百份分发。既然他既没有什么合法的称号，也没有什么外部原因就突然坐下来给国务秘书写这封信，他一定是受着一种最起码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的驱使而为之的：“几经犹豫，我抬笔给您写下了这封信。我由衷地希望，不仅是您，而是整个内阁以及总统都能对这封信的内容加以考虑。由于我是个普通老百姓，所以请原谅我的冒昧。众所周知，总统按惯例把任命官职的权力交给了各部。这种作法我开始时认为是正确的，可现在，它对外面公众心理的影响却使我深感不安。这种惯例把总统变成了个既无权力又处境危险的稻草人。他必须出面阻止这一切，否则这将会对我们大家不利。人们说，泰勒总统召开过一次战争委员会，不顾他的军官们众口一词的意见，发动了战争。这个事实无论是对是错，都比他一万次的顺从使他更加深孚重望，当然我不否认有时顺从中也包含着明智和大度。任命的官员无需比过去的更好，但是必须让人们感觉到，那是总统的决定。有时他必须得说，或者仿佛要说，‘我担负着这一责任！’这种话曾使杰克逊成为束缚参孙”的锁，也就是说总统需要有控制国家的能力。我们不应该无视这些经验教训。“
一个无权无势的人写这样一封信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想让那些中心人物忆起他的好处来吗？若是这样，他的言辞语气一定会截然相反；是想要毁掉某个人的名誉吗？不是。是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荣誉，想呆在家里通过写信向大人物们证明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骄傲吗？也不是，在他死后四十年人们才发现了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让他不安的就是公众的利益，他的动机，直白地说就是：作为一个快被淡忘的人去自告奋勇地提出建议。当他宣布反对蓄奴制时，悲伤的人性攫住了他，他那双灰色的眼睛所散发出来的忧伤目光，仿佛真的看到了那些命运悲惨的黑人兄弟们。
他总是想保持公正和宽容，当人们宣传反对当时成群移民来的德国人时，他公开问道：“到底谁算真正的美国人？是那些穿着毛皮裤子带着割头皮的刀的印第安人吗？
是我们把他们赶出了他们的家园，现在我们却又开始针对那像象我们的祖先一样幸运地早早来到这里的人！”
这就是他思考的内容，他的头脑总是受着良心的控制；这一切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事业。野心、金钱或是家庭几乎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当一个纽约商人想就作为一名斯普林菲尔德公民的林肯贷款的可靠性了解情况，套他的话时，他得到了这样的答复：“这个男人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他们加起来足足值十万美元的五倍那么多。一间办公室里长一米五的桌子和三把椅子值一美元。另外，那儿还有一个大大的老鼠洞，可以往里看。您忠诚的亚。林肯。” 四、家庭
“过去的三个星期，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出去，这个星期还有两三个大型招待会。你不知道，我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从一次美妙的城市舞会的疲劳中休息过来。
可惜这次只来了三千人。”
这是玛丽写下的话。每逢她给姐姐写信，总会提到这些。她的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这是她的忧虑、愿望和骄傲之所在，当她驾着林肯给她买的马车——林肯自己从来都没用过——在小城里到处闲逛时，她的感觉简直就像是置身于小巴黎。由于林肯现在赚钱多了，又还清了债务，她便擅作主张，在他们小房子的上面又加盖了第二层，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在楼下进行多种多样的接待活动了，他们的房子原本位于偏远的郊区，可随着城市的发展，现在这所房子已然位于市中心了。因此它对玛丽来说越发可爱，而对林肯来说，当然也就越发显得陌生了。房子旁边惟一的一棵树，被玛丽找人砍倒了，对树木她没有丝毫感情。而对一盏造型是一对恋人的新烛灯她却情有独衷，每当坐在方桌前时，她便会去摆弄这盏烛灯中间的八音盒。
不过，如果她早就不给丈夫擦靴子了，丈夫裤子上的扣子掉了，就只让他用个木夹子代替，把背带拉到最底，并且把这惬意地称作是绞刑架的话，那烛灯上即便刻着再好的情侣对她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她跟他相处，过得并不容易。每天饭菜准备好，桌子布置好的时候，她经常得派两个大儿子去喊他们的父亲。这时，那位父亲往往坐在商店里被人们围着，谈论着、倾听着，即便是他终于跨出了商店的门槛，人们也会看到，他又在街上驻足于一群人中间了，无论两个男孩如何拽他的衣角，他都不为所动地继续讲着故事。
不一会儿，人们听到两个男孩大哭的声音，一个过路人问道出什么事了？“这世界上到底出什么事了，”林肯说，“事情就是，我只有三颗果仁，而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两颗。”
此刻的玛丽在家里烦躁不安不也情有可原吗？要知道“绅士”这个词是她最偏爱的，却又是林肯所最不喜欢的。如果一个孩子把这个词说错了，父亲会非常开心，半开玩笑地把说错话的儿子扔到半空中，足有屋顶那么高。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托德”中有两个“d ”？他说：“对于上帝（God ）只要一个‘D ’就足够了，而‘死亡’（TODD）则需要两个‘d ’。”
林肯从没对孩子们进行过正规的教育，星期天，玛丽在教堂时，他会带着两个大一点的男孩去办公室。而后，因为他一直在思索和阅读，所以根本没有发现，在此期间两个孩子已经把办公室闹翻了天，他们掰弯了羽毛笔，洒了墨水，把文件扔到了地上，把铅笔塞进了痰盂。于是星期一，林肯那个倒霉的同事会发现房里已经底朝了天。
他呆在家时大多非常顺从，从不斤斤计较。他总把钱包敞开着放在那儿，以便让妻子随便取钱，让她去决定所有关于设施和花园的问题。可他的这种友好的消极状态却引起玛丽的抗议，她怒气冲冲地说：“他在家简直一点用都没有。除了暖和暖和，读点书之外，他什么都不干，而后他便又一头扎进自己的那堆事里，不出来了。这样，我不得不自己去采购。林肯的的确确是这世界上最没用的窝囊废。”然而，当她姐姐夸奖林肯，说能够拥有这样一个有头脑的男人作丈夫，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时，她也会马上安静下来，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表示事实的确如此，她原来抱怨的只不过是些日常琐事罢了。她开始跟所有人争吵，和她的姐姐和仆人，当然也和他。当时林肯写了下面的一段话作为自己对待她的原则：“永远都不吵。谁想要成就点事业，谁就根本不会有闲功夫去吵架，而且更没有时间去承担那些后果，既然在那些你并不在意的大事上都能让步，对那些明显就属于你的小东西做出让步也就更不言而喻了。”
就这样，有时他们两人会过得不错，四岁儿子的夭折可能加深了这对夫妻的感情。她一度曾疑心林肯得了肺结核，于是她就让医生完全瞒着他。后来她承认说：
“他看上去显得十分温和，然而只要他跨出一步，就会坚定得令人吃惊。我一直知道，他在作决定时，什么时候就算是下最后通碟了：起先他一般总会很友好，而后陷人沉思，紧闭双唇。我一看到这幅情景，就会按他说的去做，以后，其他人也都照此做了。”
当然有时他们也会过得很不和谐。林肯订了份新报纸，玛丽却写信侮蔑那家报社，结果信被那家报社发表了，林肯无法对此公开作答，这事害得他大病了一场。
一次，他正在家里和一位同事讨论问题，只听门呼的一声被撞开，玛丽厉声问他买没买她想要的东西。听他说了“没有”之后，她大叫起来：“我被侮辱了，忽视了！”
而后摔门就走，弄得拜访者既惊异又尴尬，不知所措。林肯则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您要是知道，这样小小的发泄对她多么有益就不会这么惊讶了！她有时会利用这种机会爆发一下。发火会让她感觉好些。”
有时候他们的关系甚至会糟糕透顶。每当这样的不愉快发生之后，赫尔顿便会早上七点钟就看到林肯在办公室里，躺在沙发上，眼望着天花板，或是以他的那种方式躺在椅子上，脚搁在窗台上，对赫尔顿的问好只是咕哝着回答一声：“好。”
若是赫尔顿出去了，那林肯便会从里面把屋门反锁上；倘若走的是林肯，他就一定是去法庭或是商店里消遣一下，而后再回来，尽管他家离得更近些。中午他却愿意回到办公室来，带回点儿奶酪和饼干，一直呆到晚上，在楼梯道里坐在一个垫子上，跟随便一个路过的人聊天，然后在办公室里一直呆到所有地方都关了门；深夜时分，人们才会看到这个高大的身影慢腾腾地在树下漫步，而后轻轻地向家里走去。
只有一次，他似乎对玛丽说出了心里话，但事后他却严厉地谴责了自己。那次，从早晨到中午他一直坐在办公室里沉默不语，帽沿遮着眼睛。到了中午他去给自己买了点儿吃的，开始边吃边向朋友们唠叨：他的妻子刚才的心情准是糟透了，早餐前的一切事情都足以让她发火。开始，林肯还保持沉默，可后来，事情却越来越坏，当他在转身离开后又不得不回去的时候，她对他的再次出现报以那样的蔑视。具体情况他已记不得了，但总之：他把她举起来推进了厨房，把她逼到一个小角落里，就在门口旁，冲着她大声叫喊，全然忘记了人们从街道上就能看得见他们。现在他坐在那儿，谴责着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断地说着：“我真该死！”
林肯的一位知心朋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玛丽。托德的性格无法使一个男人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快乐。然而反过来讲，这却也十分有利于这个男人，他会因此多留在政治和事业的世界里。他会不愿呆在自己家的火堆边取暖，只愿意一直呆在外面和一群男人们在一起，在法庭上和议会大楼里，和庄稼汉们讨论，晚上在商店里仔细听那帮人聊天，因此，他会在各处都很出名。”
这种情况下，林肯在整月的外出旅行过程中，有一两次陷人爱河也是最无可厚非的了。本性中他对女人并不反感，他只是害羞而已，他所寻找的，是一种彼此的充分理解。他若是找到了一位可爱、耐心、温良可人的女性，那么他就会因情因景让自己很容易受她的引导，抛开平时的忧郁，让自己温柔起来，当然也就会更加幸福。当时有一位女歌唱家带着乐队在各城市举办音乐会，她的歌，林肯百听不厌，最后有人甚至为此取笑他、警告他，他却说：“顺其自然吧！她是惟—一个给了我一些艺术享受的女性。”他的政敌们，后来尽管百般搜寻，却也没有找到他那个时候任何一点偏离正轨的丑闻。就连长期独守空房又不信任他的暴躁易怒的玛丽，在那个时期也没有吃过任何人的醋。
离婚案当中，林肯常常成功地替妇女们辩护。当几个极端的妇女在一间酒吧里倒掉了贪杯的丈夫天天沉醉其中的威士忌酒时，林肯以他雄辩的口才为她们洗脱了罪名。有时即便是违法的，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她们一边：邻居里有一个酗酒的鞋匠经常打老婆。林肯曾警告过他几次，可是有一天林肯在办公室又听到了那位妇女的哭喊声，他马上带了几个人赶了过去，把那个醉醺醺的家伙拖出家门，绑在一根树桩上，给那人的妻子一根鞭子，让她痛打丈夫。那个女人起先还犹豫着不敢动手，不一会儿就高兴地把丈夫教训了一番。为此，这位律师兼公证人先生原本是应当受到惩罚的，他已不再是血气方刚、放荡不羁的年轻人了。但就是这个因为法律的缘故不惜违背自己的心愿反对暴力解放奴隶的人，在一些小事上，却出于愤怒和同情而不由自主地搞出了这样不符合他年龄和性格的恶作剧来。在演讲和思考过程中，他一直都在关注着蓄奴和酗酒这两件事情，而自从斯普林菲尔德那个鞋匠的事发生之后，他也渐渐开始注意到妇女们遭受着的痛苦。是对妇女的同情使他做出了违法的事。
后来一次，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很少跟女人来往时，他用一个故事解释了他和女人之间若即若离的奇妙关系：“在印第安纳，母亲有时会做蜜糕给我们吃。一次，当我闻到了那股令人惊喜的香味时，便拿了三块跑到灌木丛底下想把它们吃掉。住在我们旁边的那些农民们比我们还穷，当他们的一个孩子跑过来，想分享半块时，我给了他一块，接着又给了他两块。蜜糕一会儿就被他吃光了。我失望地坐在那儿，问他，‘你好像特别喜欢吃蜜糕啊？’——‘是的’，他说，‘没有人像我这么喜欢它们，却又这样少有机会得到它们’。”
听到林肯这早衰的语调了吗？这个小故事清楚地表现出他那忧郁、幽默、又善于取舍的性格。人们之所以问他关于女人的事，是因为就他们所知，他身边很少有女人，而他却讲起了妈妈做的小蜜饼，灌木丛和邻居家的小男孩。他并没有拿“我”
和他自己比，大概是因为在作伤感回顾时不想张扬的缘故吧；他只是那另一个可怜的男孩，虽然喜欢它们却又很少有机会得到。一个男人所有痛苦的思想就在印第安纳的灌木下活跃了起来。首先是外貌的丑陋，后来是未婚妻之死，而后是精神的恐惧使他不得不远离女人。 五、故乡的人们
青年时代已经离他那么遥远了！自安娜。着特雷治人士安葬以来，一晃二十年过去了。那个失踪的新郎早已返回故乡，为的是寻找过去新娘的踪迹；然而除了情敌的绯闻以外他什么都没有找到。当年那个能干的土地测量员，一个可靠的小伙子，如今已经成为了斯普林菲尔德很受拥戴的律师，人们常常有事求他，他的那位情敌也曾给他写过一封求助信。曾经被那个人抢走了几年内心安宁的林肯，很平和地给那个骄纵的幸运儿回信：“尊敬的麦克。纳莫先生，关于购买土地的税收问题……”
他和父亲、兄弟们也变得疏远了。父亲，六十好几的人了，却依旧和第一次婚姻时一样生活在债务和破产的危机之中，生活在希望和一再出现的新打击之间。的确过不下去时，他也会向这个干得不错的儿子求助。“我亲爱的父亲……我很高兴地寄上来信所说的二十美元，以保住您的那块土地。奇怪，您竟然把判你败诉的判决忘记了，更奇怪的是，原告竟然会这么长时间不再起诉你，尤其是，我认为你绝对有能力去支付判决中规定的那笔费用。在付账之前，你应该先搞清楚，你是否已经付过了……请代向母亲和所有熟人问好。您的儿子亚。林肯。”
他十分巧妙的在字里行间表示了对父亲言辞的不信任，虽然只是半遮半掩，但却能让人品得出来。这个儿子，这位律师，又是一个真理的追求者，任何不太纯洁的感情哪怕是与陌生人间的都会让他感到不安，而他就是这样给父亲写信的。他对父亲的一切不满被轻轻掩盖过去，然而言辞之间却不难看出他的忧虑，他可能在考虑着人类到底是怎样的；他的状况比别人也好不了多少。
对于自己的事情他着实知之不多。一次，他终于向赫尔顿敞开了心扉。那时，他们二人一块去乡下给一个人立遗嘱。路上林肯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家世，就给他的朋友加伙伴讲述了自己的身世，最后他还补充说，若是他比自己的家族成员更有天赋，那么他肯定既不能从林肯家族也不能从汉克斯家族去溯源，因为这两个家庭中从来无人在任何一方面表现出色，法定的子女总不如私生子那样天资聪明，这似乎已经是条真理了。他只能想到他那南方的未知的外祖父。他虽然喜欢独处，却更善于洞察陌生人的思想。和亲戚们他除了及时帮助他们之外没有什么其他联系，地位、名声和富裕的生活也对他无足轻重，因为就算他的名声再大，他也会时常与贫穷的农民们为伍。他所缺少的只是来自故乡的爱，带着他生具的忧郁，他总愿意逃避到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去。
几年过去了，兄弟姐妹们写信来说，老父亲身体日衰。作为儿子，现在他应当回家去探望一下的。可他却回信说：“你知道，我是多么希望父母在有生之年，能够健健康康的衣食无忧啊！希望你在给父亲找医生或是买其他东西时提提我的名字。
眼下，我事务繁忙，实在离不开，而且恰逢我的妻子也卧床不起……我希望，父亲不久后便会康复。无论如何请告诉他，让他向我们伟大仁慈的上帝祈祷，在我们有难时，它不会离开我们。它看得见将从屋顶上掉落的麻雀，数得清我们头上的毛发，所以它也不会无视一个信徒的祈祷的。请告诉父亲，倘若我们现在见面的话，痛苦可能会多于快乐。倘若他的命运决定他现在就得远离我们，那么我想再见到那许多已经仙逝的可爱的亲人们，他会很高兴的……请再次来信。你的……“
林肯小心翼翼地预言了一位垂死农夫的命运。日常生活中，他其实很少考虑到上帝的。然而他的内心里却一定比信中说到的更加坚信上帝的存在；林肯之所以把这些通常是在临终涂油礼时所说的安慰话写下来，是因为按照他的信仰和他的天性，他没法亲口说出这番话，也就只有把它们写下来了。若是父亲看到他名利双收的一个儿子，弯下高大的身躯踏入低矮的家门，用他那澄澈的灰色眼睛望着自己昏花的老眼时，他一定会感到十分痛苦的。不，林肯这个作儿子的害怕父亲的停尸床就如同害怕新婚燕尔之床一样，他几乎开始发抖了，他宁愿一个人呆着，也不愿去经受那些令人感受极大孤独并易激动的场面。
对于继母的孩子们，远在异乡的林肯成了半个资助者和抚养人。我们无从知道，他都为他们做过些什么，但肯定的是他们中从没有人为他做过什么。当年是他在牛车边跋涉，让弟弟姐姐坐在车上，是他挥舞着斧头和锯子为他们建起了房屋和栅栏。
今天他虽然远在他乡，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但作为兄弟姐妹中最能于的一个，别人仍旧认为，他应当帮助和保护弟妹们。就在给父母写了那封信之后不久，他给一个就住在父亲附近的继母兄弟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约翰斯顿，你想借的八十美元，我现在还不能给你。以前我每次帮你，你都说，‘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过日子！”可不久后你又会陷入同样的困境。其原因只能在你自身找。我知道，你并不懒惰，但你却习惯于游手好闲。自我们分开后，你从未拿出过一天的时间踏踏实实去工作。你并不憎恨劳作，但就是不爱干活，因为你觉得自己得不到多少回报。
这种无所作为浪费时间的习惯是一切灾难的祸根。对于你，特别是对你的孩子们来说，改掉这种习惯至关重要。孩子们今后的路还很长，若是他们整日耳闻目睹的都是你在辛勤劳作的情形，那么他们自己便不容易变得游手好闲了……我建议你，现在就开始工作，为某个愿意出钱雇你的人苦干。把儿子和家里的事务留给父亲照管，你去收割，而后再去干一份薪水最高的工作，来还清你的债务。“
“作为奖励，我答应你，从现在起到明年五月一日止，你每挣一美元，无论是以现款还是以抵还债务的方式，我都将额外再奖给你一美元。按照这个协议倘若你一个月能赚十美元，那你就可以实际获得二十美元。当然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圣。
路易斯或是去加利福尼亚的银行或金矿里干活，你最好呆在家乡，就近找一份报酬高的工作。这样，不久后你就可以偿清债务，并逐渐养成劳动的习惯了，而且也就不会再去借债了。若是我现在代你还钱，明年你照样会欠一屁股债。你在信中说，你会为七八十美元卖掉你在天堂的位置，这价格太便宜了，因为按照我说的去做，你肯定可以在四五个月里就赚七八十美元。你说，你愿意为了这笔钱拿你的土地作抵押，倘若你无法还钱，就把它移交给我，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如果你拥有这块土地的时候尚且无法生活的话，一旦失去了它，你还怎么活下去呢？你一向待我很好，我也不愿亏待你。如果你按照我的建议去做，就会发现，它比八十美元的八倍还要珍贵！爱你的亚。林肯。“
在这封简单的信里，林肯的语言水平只有为数很少的几篇国家性演讲可以与之比拟。没有哪个字眼会伤害那个早就拖家带口的懒汉兄弟，他也没有使用和上一封信一样庄重的语言，来历数工作的神圣之处。谈到天堂时他没用信徒似的口吻，讲得都是些庄稼汉似的大实话。弟弟很是精明，因为他知道林肯心肠好，所以他才会毫无顾忌地想把土地抵押给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林肯都不会把土地夺走，这是肯定的。可是，林肯却更精明些，他虽然心地善良，却不愿再往那个无底洞投更多的钱了。八十美元，约翰斯顿可以拿到，但前提是，他必须自己在几个月里赚到八十美元；林肯用时间而不用数额来限定他提供的帮助，目的是为了引导这个弟弟认真劳作，同时也免得自己投人得太多。我们面前的林肯就是这样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待人友善的人，为人善良，却时刻从现实出发，无论是感情还是理智，他都完全能够自我控制。
他并非是舍不得自己的钱，他知道，约翰斯顿是无药可救的了，但他必须得为孩子们着想。父亲去世以后，当约翰斯顿要强占母亲的财产时，林肯一改往日温和的态度，变得严厉起来，只有用一种威胁式的权威语气，他才可能保护自己的继母免受她亲生儿子的讹诈。
“昨天我在查尔斯顿听说，你正急于想变卖田产，移居密苏里，我考虑再三，决定告诉你，这个想法太愚蠢了。你怎么知道自己在那儿会比在这儿过得好？是那里的土地更肥沃？还是在那儿你不劳动便会有收成？你今年根本没在这块地里种什么好种子，你心里真正想的就是把它卖掉，拿了钱再去挥霍……这等绝妙的好事，我无法举手赞成。为了你，特别是为了母亲，我愿意为她有生之年保留那四十亩田地。你若是不愿意耕种它，那么母亲可以把它租出去，换来的地租就足够养活她了。
她另外继承的四十亩地尽可以给你……赶快去工作，那是解救你的惟一办法！
“
就在几个月前，对这个兄弟的那种规劝和循循善诱现在已经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有严厉。假若对方不听规劝，那么林肯的内心便会产生敌意，语气也就会变得这般强硬。他这封信里的语言就像圣经里的一样，丝毫也不含糊，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最能对弟弟起作用。
不久，当他看到变卖了田产可以保障母亲的生活时，他便不再固执己见了。可他没有忘记警告弟弟，在这笔钱“到手或以百分之十的利息作保证”之前，他是不会在契约上签字的。当弟弟又要花招时，他写信说：“因为母亲的缘故，我对这个建议并不满意。我希望她生活得好，并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护她不受委屈。她对另外两块四十亩的田产也享有遗孀产权，也就是在有生之年有享受三分之一利息的权力；可是她好像已经让你把这些都拿走了！”约翰斯顿把田产变卖后只想付给母亲二百美元年息的百分之八，于是每年这笔钱只能获得十六美元的利息。“你若是想用这种方式对待她，我绝不答应！……这块土地每年至少可以给母亲带来三十美元的收人。在我的责任范围内，我不能告诉一个尚在人世的人说，她每年只能靠十六美元生活。你的A.L 等。”
如果林肯签名时写上了“等等”，就预示着要有风暴降临了。就这样，他继续为继母的利益同继母的亲生儿子争执，而且似乎还有心要收养一个侄子。虽然他如此热心，却不愿邀请继母到他这里来，他更多地是劝她，接受某位老朋友的邀请，出去小住一段日子，散散心。个中原因，不难猜出。
几年后，在一个小地方的教堂里公开演讲之后，林肯找来了一个主管：“你们的监狱里有个男孩，我想见见他。麻烦您跟监管人说一下，但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其他人。”那个男孩，已经偷过几次东西了，这次又偷了一块表，可能还有杆猎枪，他就是约翰斯顿的儿子。“我想要帮他洗脱罪名，但这是最后一次。他若是再偷东西，我就再也不会管他的事了。”林肯去了监狱，扒在木头牢门上，隔着探视孔，跟男孩交谈了一番；一见到他，男孩马上在里面嚎陶起来，递出了一本脏兮兮的《圣经》，保证说，他出狱后会好好作人。于是这位叔叔和受害人私下进行了交谈，让他们放弃了起诉。随后，那个男孩便被放了出来。“面对这一切，林肯十分难过，”一个目击者说，“我从未见他这样伤心过。”
当他站在牢房门口，看到由于缺乏正规教育而沉沦的无辜的孩子，他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不是滋味！他为整个人类感到羞耻和忧伤。他，一个自青年时代就被称作“真诚的亚伯拉罕”的人，一个名气很大的人，当人们邀请他到小城里来，就国家的重要问题作演说时，他却不得不求人帮忙去探望一个众人蔑视的小偷，而后再偷偷摸摸地和受害者商量，私下达成交易，最后，违背法律规定却又满心欢喜地看着别人把那个小偷放掉。他做这一切，或许是为了父亲娶回家的妻子带着的几个无所事事的孩子，也或者是为了那个让他一生都心怀感激的继母。当然，他也经常会为陌生人做这种事，所以，人们可以这样说，林肯的一生都在为把与人为善，法规与同情加以平衡而做着不断的尝试。 六、生活的忧郁
“他走路的时候，忧郁仿佛马上就会从他身上抖落下来一样。”赫尔顿用这幅奇妙的图画描绘了林肯的情绪。这不正是林肯的生母常有的心态吗？母亲的早逝，她不明不白的身世，父亲的不安分，缺少故乡的感觉，过去的一系列失败，对女人的渴望和对她们的恐惧，心灵的梦幻生活，一觉醒来像被逐出了天堂的感觉以及与生俱来的忧伤，都仿佛在向世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忧郁为什么没有使林肯仇视别人？
在流动法庭里，斯图尔特这样向别人介绍林肯说：“我曾在酒吧的一角看见过他：远离所有人，心不在焉，心情忧伤。他仿佛正在思考着一个痛苦的主题，系统地考虑着问题的不同侧面，他的面孔时常表现出他内心深深的苦恼。直到法庭彻底休庭，他的紧张才会被转移。而后他才从他痛苦的深渊里走出来，仿佛大梦初醒一样。”另一个室友则看到他天还没亮就坐了起来，“他自言自语地狂热地嘟嚷着什么；陌生人看到他准会以为他神经有点毛病。当然，我了解他，不会被他吓着，我只有竖起耳朵仔细听着，笑着。在这之前他曾说了多久我不知道，可我醒后，他依然故我地至少又讲了五分钟；后来，他腾地从床上跳了起来，迅速的洗漱完毕，穿上衣服，给壁炉加了点柴火，便在壁炉边找了个较暗的地方坐下，一直坐到早饭铃响。听到铃声，他似乎吓了一跳，仿佛这才清醒了过来，起身跟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我们大家都不去跟他说话，因为我们知道他还在想着自己的事呢！虽然习惯了他的举动，可那天早上，我们仍觉得他特别奇怪。”
音乐会上，他若是听到了忧伤的歌曲，准会迅速地把歌词记下来，他在一张纸条上曾记下这样一首诗，《我愿意承受这痛苦》：风儿啊，你们是否不知道有什么地方，人类的眼泪不再流淌？
我是否也找不到西方的峡谷作为自己心灵飞翔的方向？
风儿，几乎睡着了，用最后一丝鼻息叹道：“不！”
我又问岩石、波涛和海洋：万般疲惫的你们可知道什么海港，可作为心灵清静的地方。
波涛也呼啸出了一个阴沉的“不”字。
远在芝加哥，一个星夜里，大家围坐在湖边的一个阳台上。这家的主妇后来讲述到：“林肯先生似乎被美丽的景色迷住了。他的心被打动了，又听到那样温和的，与周围环境十分融洽的声音，他便讲起一个人类的秘密：数千年来，这个秘密一直索绕在过去人生活的周围，把我们的世界同美和诗意分离开来，同望远镜，同那些测量出那看上去好像无穷遥远的地球与行星之间，行星和太阳之间距离的科学奇迹分离开。而后他又说起借助透镜潜藏的力量，以后世界上将会出现一种新的科学领域。夜风渐凉，大家进屋后，他躺在了沙发上，伸着长腿，把胳膊放在身后，继续讲着自己其它的发现。”
就这样，他夜晚飘游的思想仿佛忽地飘上了星座，又倏忽降回到陆地，重获原来清晰的条理，开始游离，而后清晰。总是走在激情和求知欲的相互作用中，在真理的中间路线上。
但他并不总能控制住自己的神经，只有不断的调侃才能让那种总是伴随他的抑郁保持平衡，所以笑话成了使他浮出水面的救生圈，而那一大堆荒诞不经的故事也就成了潜意识里的一种保健妙方；他甚至总愿意随身揣一本有上百个滑稽故事的幽默大全——可能不完全是笑话故事，但也八九不离十——就像别人随身携带着威士忌和嗅盐一样。他经常走神。一次，有人在朗诵着一首很无聊的诗，整个大厅的人都神情木然，沉默不语，可突然间林肯放声大笑起来，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当然把他自己也搞得十分尴尬。有时，他也会在某个地方突然放声讲话，把自己都弄得莫名其妙。
还有一次，他乘车去纽萨勒姆，去给一个老友扫墓。这么多年了，他第一次又看到了那些老面孔，看到他们怎么围在棺木前，所有人都注视着林肯，等着他讲话。
一时间，他脑子里一片空白，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失去了镇静，也忘记了自己的任务：于是他只是作了个手势，而后就一言不发地走了。从这件小事上，我们似乎也可以体味到结婚庆典上他所忍受的痛苦。
这些性格在他身上早已成形了。自青年时代起他就爱走路，不愿意坐太长时间，他曾向一些哲学家保证说，走路时他能最快最好地进行思考。除了他的准则，他高大的身材和思维的迟缓之外，他目光的平静，步履的谨慎和大大的脑袋都带有更多的观察家，而不是实干者的特点。那轮廓分明的鼻子，平平的鼻尖，坚硬的颌骨，略微向前倾的下巴和横穿而过的干燥的大嘴巴所构成的四边形，让人起初会以为他是个利欲熏心的人；但从这往下是他那美丽而又坚强的脖子，这使得他的头颅保持了一种男性的平衡；而从这往上，是他那高贵饱满的额头，那具有岩石般凌厉棱角的眉毛，眉毛下面是那双冷静的灰眼睛，这双眼睛会让任何人保持沉默，因为显然，它们自己更加不动声色。
一切都表明，自然故意要让这个人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其实他原本就从未年轻过，也肯定从未狂热过，因为他是伴着哲学家的问题，而不是伴着年轻人肤浅的问题踏上生活之路。他总需要很长的时间先用实例来检验自己的判断力是否准确，而后再进行某种活动。节制思想是他国家思想的先决条件。他曾说过：“我是不是个禁酒会成员？不是，我不喝酒，只是因为我懂得克制。”当他有一次坐在邮车里进行他每日的旅行时，他拒绝享用旅行者们提供的一切东西：口嚼烟草、白酒、香烟等等。“您真是个怪人，”一个游客在临走时说，“我很可能再也见不到您了。
但请您相信我，没有任何坏习惯的人往往也只拥有少得可怜的美德。”林肯喜欢这个小插曲，经常给别人讲起，在怀疑自己的时候可能也曾对此有过半信半疑。
他并不是为了获得美德而刻意讲求美德的，促使他公正作事的正义感是与生俱来的；他并非出于清教徒似的原因而远离金钱和财产，并非是出于道德品行的考虑而穿着件旧上衣，驾着辆旧马车到处奔波的，而是因为他的意识和性格已经被一种思想占据了，远远地避开了外部利益的影响。也是因此，他的生活才这样没有规律。
除了独立自由之外，他不想要任何其它的东西，他不愿准时吃饭或是准时参加无论哪种形式的约会；他饿了便吃，累了就睡，平常人的规矩对他是陌生的；如同他避免各种形式的奢华，就连演讲也是十分朴实恳切一样，他一点也不愿意在生活中扮演某个固定的角色，即便仅仅是丈夫或者父亲，他也不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