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档案》15(24)
不多几个小时之前，下午4点左右，当林格还在希特勒的掩体里时，希特勒的医生施通普埃格尔就受戈培尔的委托毒死了他的五个孩子。他将毒药倒在他们的咖啡里。戈培尔夫人在门外等候施通普埃格尔。他出来时朝她点点头，示意孩子们被毒死了。她晕厥了过去，希特勒卫队的两名党卫队员将她抱进了她丈夫的卧室。
大约2000人离开总理府。大多数备有冲锋枪、速射枪、手枪和反坦克榴弹。和他们一起行动的是蒙克的作战部队，大约3000人，有很多“虎”式坦克，自行炮，反坦克炮，迫击炮和机关枪。
军医院由哈斯教授领导留在新总理府的地下室里。
晚上10点刚过，第一批人马就在蒙克率领下离开了掩体。属于这批人马的除了80至100名士兵还有京舍、黑韦尔、福斯、女秘书克里斯蒂安、荣格和克吕格尔，女营养厨师曼齐亚丽和蒙克作战部队的多名军官。他们分小组穿过新总理府的“仪仗院”，穿过大门来到威廉广场，跑向凯瑟霍夫地铁站。他们从那里穿地铁隧道来到弗里德利希路火车站。隧道，特别是火车站上，挤满了士兵、平民、妇女和儿童。到处都是哭泣的孩子、歇斯底里的妇女、吆喝或喊着命令的士兵。弗里德利希火车站的情形特别混乱。这里的隧道被封锁了，无法再往前了。只能一小组一小组地出去，因为苏军的炮火封锁了出口。
蒙克这一队的部分成员在人群中挤丢了。最后蒙克率领一部分人离开地铁站，经韦登街桥来到施普雷河对岸，从那里穿过夏里特医院的大院和乔治湖路上相连的地下室，经过金龟子军营，一直来到韦丁火车站。最后只剩下20至30人，包括他自己，京舍，黑韦尔及克里斯蒂安、荣格、克吕格尔和曼齐亚丽四个女人。街头空无一人。许多房屋在燃烧。城市的这一部分至今很少遭到扫射。走在队伍前头的人意外地撞上了两辆P—34坦克，它们监视着一个十字路口，机枪扫射起来。他们被迫后撤。他们想走侧路继续前进，但也是徒劳。队伍在明显地缩小。最后只留下蒙克，京舍，黑韦尔和四名妇女了。
5月2日上午他们来到舍豪斯大道啤酒厂旁的一座大防空洞。数百名各兵种的德军撤退到了那里。师长劳赫中将和一个空降兵师的师长赫尔曼上校的指挥所就设在那里。蒙克和京舍同劳赫、赫尔曼和其他几名军官一起，试图重新编组士兵，继续突围。蒙克作战部队的其他军官和士兵们渐渐找来了，包括希特勒卫队和保安处的党卫军军官及其他几批队伍的希特勒私人参谋部的多名参谋。保安处长拉滕胡贝尔也在内，他的腿受了点轻伤。
下午3点左右，苏军越来越接近舍豪斯大道上的这座防空洞。
苏军军官来到劳赫和赫尔曼的指挥所，宣称柏林守备部队昨天夜里就已经投降了。为了避免继续流血，他们要求德国人放下武器投降。他们提议劳赫和蒙克同他们一起坐车前往最近的苏军指挥部，那里将向他们证实柏林的投降。
京舍建议希特勒的女秘书们和曼齐亚丽夫人离开防空洞，自行突围出去。她们同意了。蒙克交给克里斯蒂安夫人一只装有钻石的小袋子。这些为最高级勋章准备的钻石是由布格多夫保管的。当蒙克的队伍离开总理府出发时，他将它交给了蒙克。
下午4点左右，蒙克、劳赫和京舍随同一名苏联军官坐车前往苏军指挥部。在那里，一位苏联将军向他们证实，柏林城防司令韦德林将军已于5月1日至2日的那天夜里投降了。
将军宣称：“这场可怕的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大家都应该高兴。”
蒙克、劳赫和京舍在同一名军官的陪同下返回舍豪斯大道上的防空洞。时间差不多是晚上10点钟了。留下的德军士兵和军官已经被俘虏了。防空洞和相邻的几个房间已被占领了。当蒙克、劳赫和京舍到达那里时，他们遇见了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的黑韦尔、党卫军旗队长申克教授、一名中校和多名年轻军官。蒙克告诉他们一切都结束了。苏军军官们走进来，要求他们放下武器跟他们走。这一刻黑韦尔掏出手枪，开枪自杀了。余下的人放下武器，跟在苏联军官们身后。
肯普卡和林格所属的第三支突围队伍直到晚上10点30分左右才离开新总理府的掩体。这支队伍还包括希特勒卫队的其他党卫队员及希特勒的司机和传令兵。
当林格和肯普卡率领这支队伍到达福斯街时，苏联炮兵部队仍在不停地轰炸政府区。黑暗中只看得见废墟。到处都是被炸毁的墙壁。浓烟从黑暗的窗口涌出。被炸弹和榴弹炸得坑坑洼洼的街道上堆积着屋梁、墙体和砖瓦。无数火堆的反光照亮了天空。林格、肯普卡和其他人穿过废墟跑向威廉广场地铁站。他们从那里沿一条地铁隧道一直来到市中心站，然后越过被炸毁的弗里德利希街一直跑到同名的车站。在韦登大街桥的对岸，蒙克那一队的士兵们正在同苏军作战，苏军从乔治湖街上的房屋里用火力封锁他们。德国士兵想借助坦克突围，但没有成功。
林格从桥的这一头看到鲍曼和瑙曼跳上一辆驶过的德国坦克，想这样冲出苏联人的防线。他也看到一颗榴弹飞向那辆坦克。阿尔布莱希特、许格尔和希特勒副官处的许多同事同时倒在了韦登大街桥上。混乱中林格和肯普卡走丢了，率领余部加入了蒙克作战部队的一支队伍，林格同数百名平民一起从弗里德利希街的地铁隧道一直来到湖泊街。柏林的代理省党部头目沙赫特也在其中。
《希特勒档案》15(25)
5月2日上午苏军士兵也通知这支队伍柏林在夜里投降了，要求他们缴械投降。沙赫特听说后开枪自杀了。林格和队伍里的其它成员被俘了。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了。希特勒曾经宣称要存活千年的第三帝国就此结束了。希特勒在上台时曾经向德国人民许诺：“只要让我执政十年，你们会再也认不出德国来。”
在希特勒的统治之后，德国确实让人再也认不出来了--它变成了废墟。希特勒本人因害怕苏联人而用自杀结束了他的生命。
第五部分
出版人后记(1)
《希特勒档案》形成于1948～1949年。自那时起出版的希特勒传记有上千部，有关纳粹政权、灭绝欧洲犹太人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论文超过一万篇。当伊恩·克肖所著的这位德国独裁者的详尽生平出版后，对希特勒的研究在1998年告一段落。有关苏联的独裁者斯大林也有不少著作面世。1991年阿伦·布洛克曾将两人的生平进行了比较。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在他的许多著作里证实了，还可以继续就希特勒生平的鲜为人知的细节进行研究。俄罗斯档案馆里不仅保存有前苏联当局、安全部门及军队的档案，还收藏着大量缴获来的德国档案，后续研究还会带来进一步的认识。
不过，接触档案是受到限制的：西方历史学家至今还不能进行独立的调查研究，对此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因此，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在他1999年所著《希特勒的末日》一书中写道：苏联人1945年至1946年所进行的调查结果“至今没有公开”。如今调查细节虽已公开，但大多数却不是用德语出版的。
因此，后记第一段详细地引用了这些档案和出版物，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苏联情报部门1945年到1946年的调查提供了编著这本供斯大林使用的内务委员会卷宗《希特勒档案》的机会。
第二段中引用了同《希特勒档案》相关的档案，记录下了本文形成的历史。
后记第三段是为了介绍本文形成的历史环境和解释建议。《希特勒档案》一书不仅描述了这位德国独裁者的生活和政治，也提供了迄今未为人知的信息和新的观点。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要归因于1939年至1945年的苏联政治，后记第四段对此做了介绍。
希特勒在哪里？证人供述不清，调查报告不完善
阿道夫·希特勒，德意志帝国的元首和总理，于1945年4月30日下午三点半左右一枪击中右太阳穴自杀。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大林，在希特勒自杀差不多13小时后才得到消息，也就是在1945年5月1日凌晨。莫斯科时间5点05分，斯大林的私人秘书亚历山大·N·波斯克廖贝舍夫收到下列电报：“紧急，绝密！朱可夫同志发，斯大林同志收。陆军总参谋长、步兵将军克莱布斯出现在第8近卫军指挥部，声称：4月30日柏林时间15点30分希特勒通过自杀结束了他的生命。”
在这第一次通知后五小时，格奥尔吉·朱可夫通知了其它详情和新任帝国总理戈培尔要求和谈的建议。斯大林以理由不充分为由拒绝了，要求无条件投降。据说斯大林是这样议论他的对手的死亡的：“这么说他完了。可惜我们没有活捉到他。希特勒的尸体在哪里？”直到四天之后斯大林才收到更准确的消息。军事情报部门（GRU）逮捕并审讯了柏林最后的作战司令赫尔穆特·韦德林将军、希特勒的海军联络官汉斯-埃里希·福斯海军中将和希特勒的首席机长汉斯·鲍尔。三人都证实希特勒确已死亡，尸体在总理府花园里被烧掉了
随后，军事情报局局长菲约多尔·F·库斯尼佐夫向斯大林呈上了一份“关于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戈林的命运”的五页报告。据被捕者供述，希特勒同爱娃一起，先是服毒然后同时开枪自杀了。两人的尸体被当场在总理府花园里烧掉了。戈培尔，他的妻子及六个孩子也同样死了，并由海军中将福斯进行过身份指证。他们的尸体在第39步兵军团。有关希姆莱和戈林的命运没有详细报告。库斯尼佐夫还将这位党卫军领袖同西方盟军的和谈及被国家社会党开除的情况报告了斯大林。情报部门的报告还说，戈林曾试图推翻希特勒。因此那位独裁者采取了细节不明的措施来对付他。
同一天，另一名苏联情报部门的成员在总理府花园内挖出了希特勒和妻子爱娃的遗骸。第3突击军第79军步兵军团斯梅尔希军事反谍部门的士兵们已于昨天发现了这两具尸体。但是，由于他们认为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遗体应该还在总理府里，他们又将死尸掩埋了。1945年5月5日清晨，反谍人员意识到了这个错误，从距总理府地下掩体紧急出口三米左右的一个弹坑内匆匆挖出了“两具被烧焦的尸体”和两条狗的尸体。两具遗骸被用被子包裹着，装在两只弹药箱里。斯梅尔希的工作人员偷偷将尸体运去柏林布赫的他们的新总部，因为此时第5突击军已经接管了总理府的看守工作，绝对不能将这重要的战利品留给它。
三天前，1945年5月2号，苏军在柏林俘虏了希特勒的几名亲信。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奥托·京舍从1944年2月开始担任“元首”的私人副官，他在普伦茨劳山脚的舒尔特海斯啤酒厂的厂区内向苏联军队投降了。这位党卫队员一开始谎称自己是总理府前作战司令、党卫军旅队长威廉·蒙克副官。没过几天他的谎言就被戳穿了。1945年5月6日苏联军官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立即将他和其他俘虏分隔开来。军事情报局的成员立即对他展开第一轮审讯，两天后军事情报局头目库斯尼佐夫就将审讯的第一批材料交给了情报局局长贝利亚。
同一天，在柏林布赫的第496号外科野战医院里，由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法医主任福斯特·希卡拉夫斯基领导的一个医生委员会一共解剖了十一具尸体和两具狗尸：其中有已验明身份的克莱布斯将军，戈培尔，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及估计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遗骸的尸体。法医们在他们的鉴定中确定可能的死因都是“氰化物中毒”。只有两条狗一目了然是被开枪打死的，同时，在一条狗的尸体上发现了氰化钾残余。
出版人后记(2)
但斯梅尔希的情报官员们犹豫不决，不知要不要将法医的鉴定结果告诉苏联最高领导层。解剖结果、找到尸体的情形和证人的供词相互矛盾，大多数证人都声称希特勒是开枪自杀的。因此反谍官员又审讯了其他证人。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目前找到的所有希特勒的亲信人员都是听说来的事情经过。斯梅尔希还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杀“目击证人”。
另外他们也在等待对两具未明确确定身份的尸体的牙齿的鉴定结果。1945年5月11日，牙医雨果·布拉希克教授和牙科技师凯特·豪伊泽尔曼证实发现的尸体确实是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但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反谍机构负责人亚历山大·瓦迪斯直到1945年5月27日才向斯大林汇报了1945年5月8日的解剖结果。斯梅尔希情报部门向这位苏联独裁者报告说，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一目了然是“通过服用氰化物自杀了”。
引人注意的是，情报局局长贝利亚未加附函就将瓦迪斯寄给自己的信转给了斯大林。这位情报局头目显然是担心，由竞争对手维克多·S·阿巴科莫夫领导的希特勒之死的斯梅尔希调查的结果会将自己直接牵连进去。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验尸报告、法医委员会的有关结论和证人供述的矛盾。根本不再考虑有可能是开枪自杀。
当1945年7月16日最终将提取器官的解剖报告和法医委员会的分析报告转交斯大林时，贝利亚决定对调查材料进行影响很大的处理。为了不让这位苏联独裁者注意到报告中的矛盾之处，贝利亚取走了档案材料中的两份分析报告，分析是由第291医学-传染-分子前线实验室在1945年7月做的。实验室的化学家们总共化验了1945年5月8日柏林布赫解剖时的30个器官样本和12个血样中的氟化物和生物碱含量。
在1至11号样本中，即戈培尔一家、克莱布斯将军及两条狗的尸样里，每公斤器官含有9.72～12.9毫克氢氰酸，而“记录材料第12、13号中未发现氰化物”。而尸检报告第12和13号就是估计的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为了能支持目前的希特勒系死于氰化物中毒的观点，一开始未将同这一看法相矛盾的材料送交斯大林。因此那位独裁者对斯梅尔希的调查结果暂时还算满意。
此时京舍已被转交到内务委员会负责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的部门。1945年5月中旬，先由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头目阿马约克·S·科布洛夫中将和他的行政处负责人弗约多尔·K·帕尔帕洛夫中校审讯他。京舍和与他同时受审的曾任希特勒保安队队长的党卫军地区总队长约翰·拉滕胡贝尔的供述被立即送交情报局长贝利亚。但是，由于这些信息很大程度上都未经证实，他犹豫着没有将它再送交斯大林。
1945年5月18日和19日科布洛夫和帕尔帕洛夫继续审讯。只关心希特勒之死的问题：“希特勒什么时候决定自杀的？”“谁确定他们已死的？”“谁将尸体浇上汽油点燃的？”不久，京舍被用飞机运往莫斯科，关进内务委员会的布提尔卡监狱。
希特勒的管家、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海因茨·林格此时也到了莫斯科。1945年5月2日从总理府突围之后苏联部队在湖泊街地铁站逮捕了他。他们没有认出他来，将他关进了波森附近的战俘营，在那里，他的真实身份终于被发现了。不久，内务委员会将他转到卢布扬卡监狱，于1945年11月开始了对他的初审。像审讯京舍一样，情报人员主要对希特勒之死的一切信息感兴趣。
一个月之前，苏联情报机构领导层就对目前的希特勒自杀的说法产生了怀疑。英、美情报局在1945年11月中旬将他们自己的调查材料交给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内务委员会代表伊万·A·谢罗夫大将，材料明显地说明了是开枪自杀。同时这些前盟友请求允许他们接触苏联方面的调查结果。
情报局长贝利亚和他的代表谢尔盖·N·克鲁格洛夫、泽沃洛德·N·梅尔库洛夫和博格丹·S·科布洛夫都同意让美国人和英国人接触情报部门的材料，而斯梅尔希的头目阿巴库莫夫却强烈反对，并要求同内务委员会主席亲自谈话。阿巴科莫夫显然很清楚，西方盟友很快就会发现主要由他领导进行的调查工作的薄弱点，必然会对他的已呈交斯大林的德国独裁者自杀身亡的观点产生极大的怀疑。因此他拒绝交出档案。贝利亚看到这是一个阻挠自己的竞争对手直接接触斯大林的机会。1945年12月，这位内务委员会主席下令重新调查希特勒之死的准确情形。
于是，1945年年底，在莫斯科重新开始就希特勒自杀的背景进行审讯，他曾经的首席飞行员汉斯·鲍尔这回也被牵扯了进来。贝利亚首先显然是想确定那位独裁者真的死了。因为不断出现的传闻让人担心，希特勒在最后关头逃脱了苏联部队的抓捕，逃去了国外。同时贝利亚想弄明白希特勒到底是怎么自杀的。对林格和鲍尔的审讯以及对被斯梅尔希逮捕的希特勒亲信的供述内容进行的比较让内务委员会领导于1946年初做出决定，进行一个代号“神话”的行动。此次行动的目的要对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的“所有因素进行细致和严格的核实”。
贝利亚委托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实施“神话”行动。它于1946年2月中旬制定了一个“澄清希特勒失踪情况调查计划”。该计划除了组成一个由尤利乌斯·K·克劳森中校领导的五人特别委员会，还要求先将内务委员会监狱中的希特勒周围的所有人员转到布提尔卡监狱，也就是说，林格、鲍尔和他的随从、当年的帝国总理府接线员罗胡斯·米希中士被从卢布扬卡监狱转到了内务委员会调查监狱。
出版人后记(3)
这一措施的目的本来是要对犯人的审讯和供述进行平行比较，却让情报局从他们的有关希特勒之死的信息中发现了一系列矛盾。但是，将犯人严格地隔离审讯只是计划的一部分。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同时还建议，“给每位被调查的犯人安排一名狱内间谍”。
苏联情报机构的这个大名词背后隐藏的就是普通的间谍活动。此外，为了不仅仅依赖他们的供述，还在每个狱室安装了监听器。总局各部门也接到命令，将迄今收集到的有关希特勒自杀的所有材料交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同时命令莫斯科的战俘营，继续从犯人中找出那些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几天呆在元首掩体里的人员。
在莫恰吉斯克的第297号战俘营里发现了党卫军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汉斯·霍夫拜克和约瑟夫·亨舍尔。这两位曾是帝国保安处人员，属元首警卫队，他们也被立即关进了布提尔卡监狱。但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的战俘营内未能找到其他的目击证人。
令人注意的是，内务委员会没有再设法同它的竞争对手斯梅尔希或军事情报局进行联系。战俘和拘留人员管理总局即没有请求内务委员会审讯关押在那里的证人，如汉斯·拉滕胡贝尔，也没有要求转让或复制内务委员会或军事情报局那里的“希特勒一案”的档案材料。
可以看出这里存在两种观点，它们对《希特勒档案》也具有特别的意义。第一是对整个调查工作的严格保密。除了情报局长贝利亚，只有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苏联情报头目伊万·A·谢罗夫大将、战俘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局长米歇尔·S·克里温科少将、他的副手阿马亚克·科布洛夫和战俘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执行处处长维克多·A·德洛斯多夫少将知道“神话行动”。另一方面，各部门相互之间严格分开，在斯大林独裁统治下它们的竞争关系也很明显。为了维护多元结构的统治，斯大林很重视不让各情报部门之间有任何接触，并将情报领域的所有管辖权全部集中在他的手里。
出于保密的原因，新送进达布提尔卡监狱的和《神话行动》有关的囚犯都得到了一个化名。鲍尔被内务委员会取了伊斯沃切克的化名——译成德语就是“出租车司机”，林格的化名是一目了然的“仆人”，罗胡斯·米希在档案里叫做“接线生”，汉斯·霍夫拜克叫做“宪兵”，约瑟夫·亨舍尔叫“警卫员”，总理府话务员埃里希·林斯叫做“电信器材”，他也是通知希特勒遗嘱的人。
1946年2月中旬开始的审讯很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由于使用了内务委员会惯用的折磨方法——殴打，不许睡觉吃饭，威胁要对亲属采取行动，同时许诺合作有奖，很快就打垮了这些人最初还存在的抵抗。1946年2月27日进行的剥夺被捕者的战俘身份、改称战犯的方法也特别有效。
在被迫夺走军装、换上普通囚服，并将配给降到相应的苏联标准之后，大多数人都崩溃了。用“狱友”刺探的方法也很奏效，他们向内务委员会审讯员提供了他们想要的具有德国式细致特征的材料。
“狱友”通常是在审讯证人的同时跟他们的苏联指挥官“碰头”。这些特务不仅试图找出被捕者所作供述或主动报告中可能存在的矛盾，他们也特别仔细地观察审判官的恫吓方法的效果。
“B-III”号间谍在1946年2月20号提供了鲍尔的下列情报：“他很怕报复，料想在审讯时没有好果子吃，同时他的病腿、他的家庭的命运和究竟还要在监狱呆多久的问题也让他很不安。料想会被折磨，他只遗憾没有自杀。”几天之后鲍尔真的被一名审讯官打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林格的狱探“波希米亚人”甚至进行了心理分析：“林格记忆力很好，他只是在装疯卖傻。审讯时他不老实，指望他的供词无法对证，因为只有一个人——鲍曼——知道他知道的事情。仅仅一天之后那位狱探就要求审讯官继续他的强硬路线，因为它生效了：“林格这下害怕了，再这样严审几天，他肯定会如实交待。
只有京舍身边的间谍未能取得他的信任，这位党卫军军官压根不相信他的狱友，所以后者几乎没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在从1946年2月中旬到3月底的审讯期间，跟先前一样，情报机构军官们最感兴趣的是希特勒自杀的详细情形及有关他个人的领导风格及生活方式的具体信息。他们对纳粹政府的政治牺牲品、违反国际法的战争及系统屠杀犹太人等内容不太重视。他们也不追查德国军备工业的情况，无论对喷气式战斗机、火箭武装，还是对德国的原子弹研究都没有兴趣。相反，他们却将审讯记录及间谍报告中有关下列内容的报告做了标记，如“希特勒在阿根廷有很多国际友人”，“女人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这位独裁者指示他的亲信销毁他的遗体”等。
这些审讯一开始似乎证实了希特勒在服毒的同时开枪自杀的说法。为了彻底弄清真相，决定于1946年初夏去柏林的事发现场查看。同时，负责“神话行动”的军官们计划对斯梅尔希发现的尸体重新解剖。为了能更好地核实在莫斯科取得的证词，也将关在布提尔卡监狱里的关押人员带去了柏林。
1946年5月，“神话行动”的参与人员来到了前帝国首都。在将犯人关进内务委员会的里希滕贝格监狱，继续进行审讯的同时，一个特别委员会再次检查了总理府的地下掩体及花园。委员会成员除了克劳森还有民警部门的N·F·奥西波夫上校和法医皮热特尔·S·谢苗诺夫斯基。后两位负责先对希特勒“失踪”的情况进行刑侦调查，刑警和法医对总理府掩体里那位独裁者工作室及通往花园的楼梯出口残存的血迹进行了仔细分析。
出版人后记(4)
他们的分析一目了然：沙发上的大量血迹可以推断，受伤时流了很多血，有可能有生命危险。受伤的那一刻当事人肯定坐在沙发右角的扶手旁边（……）血迹在沙发上的这种分布及其外表特征证明了受伤部分在头部，而不是在胸部或腹部（……）。头部伤口是枪击而非重器击打头部造成的。证据之一是沙发靠背、沙发上方和沙发靠背的架子上没有血溅痕迹。头部受伤后伤者失去了知觉，头歪向沙发的右扶手，一动不动地坐了一段时间。
1946年5月30号对总理府花园的重新挖掘证实了这一鉴定结果。法医在斯梅尔希成员一年前挖出希特勒和爱娃尸体的地方发现了两块男性头颅的残片：部分右顶骨和左顶骨。右顶骨有缺损，谢苗诺夫斯基法医认为，这是典型的子弹穿出口。另外他断言：子弹是从下往上，从右向左、向后穿出的。正如林格和京舍的供述所证明的，希特勒是自已开枪自杀的。
但是，为了最终证实同时服用了氰化钾的说法，需要重新解剖尸体。可斯梅尔希拒绝了。尽管做了很多努力，“神话行动”特别委员会未能让军方反谍机构交出已解剖过一次的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尸体。因此这些内务委员会军官不想最终确定调查结果。他们也没有向斯大林汇报再次调查的结果。所以留下了许多猜想，但后来多次谣传的“仅系服毒自尽”或“仁慈的一枪”（林格和京舍的用词）是对公众的故意误导。
根据政治需要，苏联提出了有关希特勒之死的新说法。在1945年后的头几年中甚至声称希特勒没有死，而是逃走了，隐匿在原来的盟友那里。卢·贝希门斯基，这一服毒和仁慈的一枪致死说法的权威人物分别于1968年和1982年出版了引起轰动的有关希特勒之死的书籍。1995年他对这些“故意的谎言”进行了道歉。这位历史学家写道，现在他在“忏悔”，不过他推脱了责任：“在苏联，查阅档案需要接受政治上的审查，克格勃的情报人员也向他口授过文章。
不过，英、美及联邦德国的严肃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听信贝希门斯基。为斯大林编写的《希特勒档案》也采用了1946年的调查结果。编辑林格和京舍的供词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要在供斯大林使用的档案中撒谎呢？
2．提供给斯大林的信息。《希特勒档案》的产生
在“神话行动”于1946年夏天暂告一段落之后，到1948年3月，这一行动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阿马亚克·科布洛夫在那个月里得到消息，说德国军官格尔哈德·博尔特出版了一本题为《总理府最后的日子》的书，描写了希特勒政府的最后十天。科布洛夫要求克劳森中校，对“神话行动”的材料进行最终的系统整理，交给KI。（KI这一简称代表一个从1947年起就负责协调苏联情报工作的情报委员会。）同时，这位副局长指出，“将鲍尔、林格和京舍关到一间狱室里，建议他们写出一份有关希特勒最后几天的详细材料”很有意义。
《希特勒档案》的主意就此诞生了，但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还不敢肯定，这一提议能否得到苏共政治局、这种项目的惟一拍板机构的欢迎。因此，他们在1948年4月27号放出了第一个“试探气球”。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谢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斯尼森斯基和布加宁，即苏联核心领导集团，收到了一份由京舍撰写、经过了加工的关于阿登攻击战和德国试图同当时的西方盟军单独和谈的材料。那位苏联独裁者看来是饶有兴趣地读完了这份材料，因为他没有将它放进党的档案室，而是搁在了克里姆林宫他私人的文件柜里。
不久就决定将鲍尔从“写作项目”里剔出来，由京舍和林格来创作本书。正如鲍尔1956年在联邦德国出版的回忆录中首次证实的，有关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死他能说或愿意说的很少，况且他所掌握的东西也不足以全面地介绍希特勒的政治生活。
为了《希特勒档案》的工作，人们先把京舍和林格转到布提尔卡俘虏医院的一个特别部门。1948年8月，出于保密的原因又将他们弄到“军事反谍机构第五号特殊工程”——莫斯科附近的一座别墅，要他们在那里继续“写作”。在苏联情报机构的这个特殊工程里，这两位党卫军军官不得不整月地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交待：首先是希特勒最后几天的情况，然后又不断问及他的私生活，最后还有他的军事和政治决定。审讯者从1945年一直回溯到林格进入元首护卫小分队的那一年。然后又补充了1933年和1934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尽管无论是林格还是京舍都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认为能满足斯大林的期望的这部内容翔实的希特勒传记终于出炉了。
负责编辑的是前内务委员会、现军事反谍机构的军官弗约多尔·帕尔帕洛夫中校和伊戈尔·沙勒约夫少校，他们监督工作进度，提出指导性问题，补充解释或背景资料。如前所述，他们主持了1945年和1946年间的审讯工作，德语讲得很出色，并将犯人的所有口供译成了俄语。最后他们对文章进行了润色和统一，使得全书可读性强。
这些情报官员还特别得到了林格的合作。林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并非特别合作，苏联的有关记录却是两样：“工作过程中林格表现积极坦率。几经核实，发现林格希望缩小他当时在希特勒身边工作时的责任，争取得到释放。林格将他的记录当作‘他的救星’。
出版人后记(5)
相反，京舍显得难接近：“京舍在工作时表现特别不好。他回避事实真相，并试图影响林格，也不怕威胁。”难怪帕尔帕洛夫和伊戈尔沙勒约夫在审讯结束时说，京舍是“彻头彻尾的希特勒主义者，也是民主和苏联潜在的敌人。”
内务委员会/军方反谍机构编写希特勒传记的工作持续了一年半多，这也是因为审讯者和被审讯者在介绍一些特定问题——如德意志帝国和苏联在1939至1941年间的合作——无法达成共识。曾经的党卫军军官们也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最后审讯者改变了方案。
一开始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打算使用“云中楼阁”的书名全面介绍德国的政治和战争。在苏联人看来这个词是对希特勒政权的野心一个典型的比喻，俄语里的“云中楼阁”和德语的“空中楼阁”没有什么区别。但这个书名也是因为那位德国大独裁者的豪华别墅，反正山庄包括新建的基础设施具有宫殿的规模，新总理府就更不必说了。最后这个标题显得有些诗意；里面恰恰没有概括介绍德国的政治，而成了一部有关希特勒的文章。
实际上它相当于这位德国独裁者从1933年至1945年的传记，文体上类似一部案卷，从外形看它是一份档案，装订后就是一本书。斯大林于1949年12月29号从他的内务部长谢尔盖·克鲁格洛夫那里得到这本《希特勒档案》。交给他的有关希特勒生活的这部长达413页的报告是惟一的样书，政治局其他成员都没有收到。但斯大林允许几个人看了这本书。读完后斯大林命人将《希特勒档案》放进了他的私人档案柜里。
尽管这位苏联独裁者本人并没有在书里勾划和留下边注，但从其他渠道可以得知他对什么特别感兴趣。斯大林对他周围的人疑心很重，他曾在1945年7月22号交给他的鲍曼的笔记本的译本里主要标出与开除前党员和希特勒的亲信有关的部分：“3月29（……）古德里安被暂时停职！”，3月30号（……）“狄特里希博士被元首暂时停职！”“4月25号戈林被开除出党！”“4月28号（……）费格赖因被贬职”，“4月29号（……）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结婚（……）叛徒约德尔、希姆莱和将（军们）”；“5月1日突围尝试！”。
完成本书后，林格和京舍还被暂时关在五号特别工程里，以防有问题再问他们。当国家安全机构不再需要他们后，伊万诺夫地区军事反谍机构的一个军事法庭在1950年因战争罪判他们25年劳改。开始服刑时间为1950年4月6号，即他们被转到莫斯科附近伊万诺夫48号战俘营的时间。不久后军事反谍机构将林格转到了斯韦德洛夫斯克附近的第476号集中营，1955年10月8号他被从那里释放，前往联邦德国。京舍也被安排在同一座战俘营。这一位的表现显然要比林格倔强得多，在监禁期间由于进行反苏联宣传和罢工而吃了数不清的特别惩罚。最后军事反谍机构于1955年12月将京舍转给民主德国内政部，听凭东德政府自行处理。
3。《希特勒档案》内容的事实和解释
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都是受过思想训练的马列主义者，因此他们对如何解释历史有自己固定的见解。《希特勒档案》的编写依据的是那些同他们意识形态不同的人们的供述。此外他们还被迫满足委托人斯大林的习惯。尽管对纳粹独裁及二战的观点出现过三次意见分歧，但对苏联国家安全部创作集体试图真实撰写历史的想法毋庸置疑。因为追求历史真相本来就与马列主义的接近和利用披上意识形态外衣的原始材料不相冲突。
满足一些特殊兴趣也不一定不利于寻找历史真相，尤其是那些为斯大林所选的内容和今天的读者的兴趣也是吻合的。只因为斯大林不断致力于搜集对手的私人材料，这些信息才可能存在。审讯者认为，研究研究希特勒这个人也是对的，因为这符合斯大林的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观相符。后斯大林时代的马列主义历史学才将希特勒本人和纳粹独裁两者的联系分开了。1948/49年是为斯大林准备的《希特勒档案》的形成时间，这位独裁者的生活和他的独裁统治时代之间的关系显得很独特。崛起，巅峰，衰落：无论是希特勒的生活还是他的纳粹独裁统治都可以划分成这几个阶段。
创作集体对希特勒私人的观察主要集中于三点：饮食习惯，希特勒的疾病和他同爱娃·勃劳恩的共同生活。他们认为这不是无关紧要的叙述，而是描写了他的身体和精神的不断衰退。希特勒不吸烟且厌恶身边烟雾缭绕，这一点在描写柏林的元首掩体里的一个场面时才提到，当时希特勒看起来心不在焉，甚至有些迷惑。《希特勒档案》里也没有特别提到他的饮酒节制。虽然1931年之前希特勒在纳粹党集会上也喝过不少啤酒——多达七扎——，通常情况下他只在晚餐时喝上一、两杯。他偶尔会喝一些助消化的白酒，如药草泡的甜酒或水果烧酒。《希特勒档案》的作者在希特勒戒酒时才提到这一节制。他们引用了林格的供词：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每天中餐和晚餐时都要喝“大量的烧酒或白兰地”，但没讲他喝酒时从不失控而且很快又放弃了。
文中只附带提到过希特勒的食素，虽然这可能是希特勒经常生病的原因之一，这又引起了内务委员会和斯大林特别的兴趣。内务委员会军官一再提及希特勒时而节制时而暴饮暴食的反复无常的饮食习惯，其他证人也注意到了这种习惯。弗里德林德·瓦格纳对此曾经报道说，希特勒在拜罗伊特时每天中午、有时晚上也吃汤面，但每天最多要吃两磅左右的夹心巧克力。他多年的战友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称希特勒是个“甜食主义者”，而且他吃甜食上瘾的程度简直“无法理喻”。《希特勒档案》里这位独裁者被描写为因为压力而必须食用大量碳水化合物的人（“成磅的夹心巧克力”）。
出版人后记(6)
依据林格的供述，书中不断提到希特勒的疲累和生病。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详细地复述了希特勒的健康每况愈下的印象。希特勒似乎是一个消耗殆尽、体弱多病的人。他们只在一处提到了希特勒对待自己的衰弱的强烈的幽默感。在这一点上也给连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被内务委员会军官直呼为“庸医”的莫勒尔，开出了一张很差的证明。鉴于《希特勒档案》里滥用药物的大量证据，这样看法倒也不是不恰当。
但正如《希特勒档案》里所暗示的，使用含有可卡因的滴眼液并不能算作治疗错误或滥用成瘾药物。但经常使用“刺激性针剂”就是另一种情况了。莫勒尔给希特勒注射一种他自己研制的药剂“Vitamultin”，内含特大剂量的Pervitin和咖啡因。如果希特勒定期使用这种兴奋剂，且一天内注射四针本就超剂量的“Vitamutin”，那就肯定会产生依赖性。希特勒1942至1945年间体力和脑力的急剧衰退也可能是滥用这种药物的结果。党卫军医生恩斯特·君特·申克在最后几天一直在总理府地下的军医院工作，他后来写了一部希特勒的医疗传记，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希特勒的衰退并非依赖Pervitin的结果，而是一个人的体力和脑力彻底透支、筋疲力尽的表现。”
所有这些都要求重新研究希特勒的疾病，特别是希特勒的传记作家伊恩·克肖也未涉及这一方面。此外，鉴于林格和京舍的供词，也有必要重新分析希特勒1945年的精神能力。传记作家维尔讷·马泽尔根据证人的供述分析，希特勒“直到生命结束都非常清楚和劲头十足”。这一点至今未被驳斥过，这也正好解释了希特勒追随者的绝对忠诚。精神健康未受影响的这一观点也给文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深远的猜想空间，去猜测民众对“没落”的思念。京舍和林格的供词有一点很一致：常说到希特勒的心不在焉，甚至对周围的一切表现出茫然和彻底的冷漠。根据《希特勒档案》，这位独裁者的几次发怒并未发生过，仅仅是谣言。
早在1945年秋天，苏联审讯官就向被捕的希特勒周围的人询问过希特勒的性行为。特别是林格被迫做出相关交待。但机长鲍尔和京舍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很快就触及到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关系。在档案里——在后来的《希特勒档案》里也是——她被直截当成了希特勒的“情妇”或“床第搭档”，林格对靠“香槟，夹心巧克力，兴奋剂度过的一个个舒适夜晚”的生动描述证明了此事。希特勒出于政治的考虑对他和爱娃·勃劳恩的关系保密，让苏联军官们觉得这是可信的。他生命结束时娶了爱娃·勃劳恩，他们也觉得是合乎逻辑的。看来对两人关系的猜测是多余的。
希特勒对冲锋队里的同性恋行为的否定、对山庄上的自然交往和有关其侄女安吉拉的谣言的描写，苏联人都认为这是希特勒生来“正常”的间接证据。这些描述部分是道听途说来的，就像安吉拉·拉包尔的乳名被错叫成妮基而不是“盖利”，这受到了容忍。相反，鲍尔的狱探“猎人”的间谍报告中的一个消息却没被收进给斯大林的卷宗里。“猎人”1945年12月25号在交给他的顶头上司的报告中写道：战争结束爱娃怀着一个希特勒的孩子。”
苏联档案里的这些材料并没有让希特勒是同性恋——无论是压抑的或哪怕只是隐蔽的——这一理论的捍卫者们改变主张。他们驳回了有关这位独裁者当年的情妇的证词，认为它是不可信，他们还对不同的希特勒传记作家的研究持表示怀疑。另一方面，飞行员鲍尔的有关爱娃·勃劳恩怀孕的说法不能成为她和希特勒具有性关系的确凿证据，也不能证明希特勒的生育能力。因为历史学家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曾对希特勒的私生活作过详细调查，认为爱娃·勃劳恩和她的妹婿、党卫军军官费格赖因可能发生过性关系，而且是很有可能。但是，不管是引用德国历史学家的结论还是同时代人提供的德国和苏联的原始材料：有很多都表明了希特勒对性的节制，也表明了他的性需求的减退，仅有少数材料说明他有同性恋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