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埔军校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年代，国共两党革命先辈们在黄埔军校同窗共砚，谈兵习武。在战场上生死同赴、浴血奋战，为军校，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黄埔军校从1924年国共合作建校，到1927年国共分道扬镳，凡是在这短短3年时间内由此校门进出过的教职员生，转眼间大部分都成了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黄埔生一度闻名天下。
黄埔军校成功的奥秘何在呢？追本溯源，不难发现，黄埔军校在办学方针上与以往旧军阀办校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军事与政治并重”，独具特色的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使受教育者懂得了枪口为什么对准谁，为谁而扛枪打仗。由此，黄埔生在东征、北伐等战火中所向披靡，显现出了顽强的战斗力，他们以崭新的军人风姿，昭示着黄埔精神，一颗颗将星从这方教坛上冉冉升起。
课堂开在当代思想潮流峰巅上(1)
黄埔军校学习苏联红军学校的教育经验，重视政治教育，其教育的内容充满着时代的浓厚革命气息，与世界潮流的脉搏谐动，代表着时代的先进文化，代表着时代的先进方向。这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孙中山在开学典礼的演说中指出：“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因此，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一反过去中外旧式军官学校的弊端，不以纯军事技术训练为主，而采取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而且不但是并重，政治教育更有超过于军事教育之特点。
在旧中国的军阀军队中，是无所谓政治工作可言的，中国的军队政治教育制度和政治工作，即从黄埔军校开始创立。中国共产党人参加了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一大批优秀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是军校的骨干力量。大批矢志革命、不怕牺牲的热血青年投奔黄埔，后来发展成为两个不同阵营军队里的高级将领，他们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军事生涯，其起点就在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里，他们所学的典、范、令是一致的，但决定他们未来的是在军校接受政治教育的不同性质及层次，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或是接受了国民党右派的教育，两党的政治工作感染教育在学生身上又各占有多大的比重。两种政治教育，同在军校争夺未来一代的新型军官，争夺未来的军队，突出地表现在军校政治工作上，这是军校初期政治工作的一条主线。相对来讲，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军校中的政治工作开展得尤为出色，中共党员是军校政治工作的奠基人和主力军。黄埔军校以这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坚力量，在国民革命军中创建了崭新的中国革命军队政治工作体系，初步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工作基础。
学生在上政治课
建立中国革命军队的正规学校，是国共两党的初衷，它的革命性就在于这所学校有着政治教育一环，使官兵懂得枪口应该对向谁。孙中山先生在开学讲演中明确地指出：“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就是要从恽代英编写的讲义《政治学概论》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黄埔军校自建立后，便实施了全面的政治教育，其政治教育实施方案不断完善，这主要表现在军校的政治教育大纲中。
黄埔军校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仿效苏联红军，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军校的政治部和政治工作，基本上是由共产党人主持的。戴季陶、邵元冲、汪精卫和邵力子任职时间很短；戴季陶和邵元冲在任期内，政治工作基本上没有开展。对此，孙中山等军校领导和师生很不满意，才要求共产党派人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周恩来应邀请到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后，军校的政治工作才真正开展起来。政治教育有了系统的教学实施方案，后经过1925年的两次东征等战火的检验和实践充实，政治教育更加系统化。1926年10月4日，军校颁布了政治教育大纲草案。这一草案，较好地体现了军校的办学方针和政治教育概况，既是军校几年来政治教育经验的总结，又是以后几期办学的政治教育方案，可以说这一方案代表了当时军校政治教育的最高水平，有着许多显著的特点，至今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引用和发扬。
1．大纲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政治教育方针政策，切实解决黄埔军校能够迅速提高学生政治素质的问题。
政治教育大纲《草案》分为“总纲”、“政治大队”、“军官大队”3部分。“总纲”是统率全文的精髓，指出：军校政治，军事训练，要以孙中山“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训示为最高原则。重点指出，政治训练要依据10个条件计划施行，即10个“彻底了解”：（1）使学生彻底了解自己的重大责任，以达到国民革命军的水平标准；（2）使学生彻底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以养成正确的革命观点和保证军队统一及奋勇作战的革命精神；（3）使学生彻底了解中国的国民革命性质是反帝反封建，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以不妥协地精神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及买办阶级；（4）使学生从根本上彻底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以坚定党的原则性立场，不被坏人挑拨歪曲、误解所动摇；（5）使学生彻底了解世界与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各种重要的现象与问题，注意了解中国各重要省市与乡村政治或社会经济情形，以联系实际，有正确的观察与恰当的宣传；（6）使学生彻底了解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科学常识，以养成正确的人生观；（7）使学生彻底了解革命运动起源于工农群众运动，取得胜利也必须有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才行，以深入群众、团结群众、影响群众、依靠群众，破除个人奋斗和领袖天才思想；（8）使学生彻底了解纪律是造成统一集中的力量所必要的，而主张个人自由，不遵守党章与军纪，是叛党叛军的行为；（9）使学生彻底了解军事学术和军事锻炼的重要性，只有有了强健的身体和杀敌的本领，才能担负起革命重任；（10）使学生彻底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应注意事项，尤其要注意眼前军队的实际内容，以便在工作中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10个“彻底了解”，是总纲的中心议题，指出了军校政治工作的全部内容和办校方针与目的。
课堂开在当代思想潮流峰巅上(2)
2．大纲内容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现实，规定了以“学以致用”为突出特点的授课科目。
1926年任政治部主任的熊雄大纲草案规定了政治及军官大队的授课科目及课时，开课多达43门。详细科目是：三民主义、党史、党的组织、本党宣言、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经济状况、近代国际关系、苏俄研究、社会进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组织、各国革命史、社会主义运动、社会科学概要、政治学概论、财政学概要、经济政策、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商民运动、宣传鼓动问题、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建国大纲、不平等条约、各重要省的政治经济状况、农村问题研究、各国政治制度比较研究、各国财政比较研究、最近政治问题、军队内容之研究、实际工作指导、总理学说、本党领袖重要讲演、全民政治、中国经济问题、中国财政问题、革命史料研究、经济学概论、劳动运动、学生运动。从以上各科内容看，这40多门课程都和现实紧密联系。每门课程的开设，都相对当时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说明军校的政治教育是十分重视学以致用的。
大纲并就每一课程详细规定了教授事项，如“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科目规定共讲6课，这6课的教授中心议题依次是：军队的性质、兵士与民众的心理、平时对于兵士的政治工作、平时对于民众的政治工作、战时对于兵士民众的政治工作、战时对于敌人俘虏的政治工作。这些讲授内容，都是现实工作中一些问题的参考答案和解决方法，具体而实用，课堂上讲的东西，又几乎都是昨天刚发生在学生身边的事，拿到今天来讲，总结经验教训。因此说，学生们今天在课堂上学的，明天就可直接运用于实践中，这种活生生的“现身说法”的教学方法，其效率之高、效果之大也就显而易见了。故黄埔军校前几期毕业生之所以能取得日后辉煌业绩，无不与在校学习时培养的求实精神有关。
3．大纲合理安排课时，重视社会实践，以达到学用结合的最终目的和培养目标。
大纲规定，政治大队的培养目标，是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的人才，如党代表、政治指导员及政治部工作人员。授课时间，每周18次，每次70分钟，全修业时间为8个月，分为3大段时间，循环式上课，共授课446次。军官大队的培养目标，是军队中的下级干部人才，如部队官长、官佐及各种服务人员。授课时间，每周6次，每次70分钟，全修业时间为8个月，共授课148次。
政治大队的讲演课约占总课时的二十分之一。讨论30次，约占总课
时的十四分之一。测验12次，约占总课时的三十七分之一。实习课（深
入社会调查）46次，约占总课时的十分之一。综上参加社会实践共有88
次，与在课堂上听课学理论的时间比例是1∶5。军官大队参加社会实践
课共有38次，与在课堂上听课学理论的时间比例是1∶4。仅由此比例数
政治部人员合影，前左三是聂荣臻。
字，足见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重视理论灌输，更重视与实践相结合的程度。
军校办学在社会，把课堂开在当代思想潮流的峰巅之上。政治教育除正课外，大纲规定每期学生另安排有讲演课22次，请当时的一些理论家、社会名流来校讲演社会上正出现的思潮和争论的问题，讲军校、军人与当前社会的关系与历史使命，讲学生最关心的一些论题。让学生直接参加革命实践，辨别是非。正确与错误，落后与先进，学生们自有各自的见解和评说。
以俄为师，以争主义之胜利(1)
有了政治教育方案、计划及大纲，还不等于政治教育已具体实施，要把教学方针变为现实实践，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之所以取得了显著成就，除了有既定的政治教育方针及安排计划外，还有一套具体实施政治教育的保障措施及方法和组织。
当时，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无论是在军校任职的，还是没有任职的，对军校的政治教育都十分重视。孙中山在开学演说中，明确地阐述了学习政治和研究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指出：“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满清末年所练的新建陆军，都有精良的长枪大炮，海军有很坚固的战舰和鱼雷艇，却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他还着重讲述了学习的方法，说：“要造就高深学问，是用什么方法呢？造就高深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课堂之内，要先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反三，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要须注重自修的功夫，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孙中山非常关注黄埔军校的健康发展，他在日理万机之余，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位于军校中心的“学海楼”小住。军校本着他的要求，严格掌握“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教学方针，由环境设施到训练内容都注重灌输革命精神。
政治部秘书聂荣臻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始终十分重视，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恩来在主持军校政治部工作时，更是特别强调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军队政治工作，主要是进行政治教育。他希望全校学生要“努力研究主义”，“不要自高自大，要虚心求学，以达到学业成功，而实行革命。”周恩来除了亲自讲课、作报告之外，还邀请毛泽东、张太雷、苏兆征等人到军校讲演。课堂上，共产党人是学生们的好老师；平时，他们又是学生们的好朋友。如“周恩来主任晚上找学生个别谈话，不论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都一样找了谈。”共产党人那种平易近人的革命家风度和高尚的革命思想境界，深深打动着学生们的心，激励着他们努力学习，不断进步。
黄埔军校创建时，“以俄为师”，在校中设立了专门政治机构及政工人员。军校的一切命令，都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副署的命令完全无效。政治部负责全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在特殊情况下，可代行党代表职权。军校学习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建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一新其面目。”这种政治制度的建立，是新军队区别于旧军队的一个显著标志。
军校政治部专司政治党务教育宣传等工作，对学生的政治教育起着最高的领导地位作用。军校第一任党代表廖仲恺，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新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国民党左派领袖。政治部主任在开始时是戴季陶，不很称职，致使“政治部很清淡”，由于戴只钻“奥深理论”，对军校学生的实际却了解不多，军校政治工作没有什么开展。后经校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中正、军事顾问加伦3人会商，决定请中国共产党推荐1名适当人选做政治部主任。1924年秋，共产党派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一职。
军校政治部在周恩来领导下，很快打开了局面。他与政治部工作人员共同制定政治教育大纲，明确提出政治教育的要求是“使学生彻底了解他们自己的责任”，“彻底了解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养成士兵明确的政治观点”，等等。周恩来除管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积极协助校内国民党党部工作外，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在优秀的学生中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党员、团员为骨干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出版发行会刊《中国军人》，宣传马列主义，团结教育本校师生及全国军人。1926年1月，共产党员熊雄接任政治部主任，直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一直由共产党人直接领导。
以俄为师，以争主义之胜利(2)
共产党人在主管军校政治部期间，军校政治教育采取了多种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军校面貌焕然一新。政治部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除了党代表、苏联顾问亲自兼课外，还专门聘请了萧楚女、恽代英、张秋人、聂荣臻、高语罕、周逸群、韩麟符、许德珩等著名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到军校任政治教官。周恩来更是经常给学生们讲课，如他在1925年专门作了题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武力与民众》等报告，深刻阐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意义、任务和作用。同时，政治部还邀请校外政治活动家、著名人士如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苏兆征、刘尔崧、鲁迅到校讲演。政治部还组织了俱乐部，组织官兵开展政治讨论与研究，成立血花剧社，油印《士兵之友》，办壁报以及出版《黄埔日刊》、《武力与民众》、《帝国主义》、《各国革命运动概况》等政治刊物，宣传革命思想，推动了军校政治教育的蓬勃开展。
《黄埔日刊》一页周恩来在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对全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进行了分工，制定了工作细则和条例，如《政治部服务细则》、《本校政治部政治指导员条例》、《宣传队组织条例》、《政治讨论会规则》等。此外，军校政治部还建立了政治问答制度。上述制度的建立与规则、条例的制定，对于搞好军校的政治教育并使其走向正规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毛泽东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作经验时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而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实行正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
黄埔军校在共产国际帮助和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努力之下，在政治教育训练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是负责管理和担任政工任务者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人。
军校党组织在校中的公开活动基本上是以政治部为公开阵地，因为军校中共产党员几乎全是在做军校中的政治工作。黄埔军校政治部是校本部下设的6个部其中之一，其他5个部是教练部、教授部、管理部、军需部、军医部。政治部的职能是掌管全校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政治部服务规则》规定了政治部的任务：对于全体官佐、员生、士兵、伕工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使其具有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坚信本党主义之信仰，完成国民革命之历史使命。对外负责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务必使人民确知革命军为被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以实现孙中山关于武力与人民结合，成为人民之武力之遗训，而收军事行动上得人民帮助之实效。
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政治部设主任、副主任。主任承校长、党代表或副校长之命，教育长之指导，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指挥、监督，负责全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因此，如周恩来在任政治部主任期间，实际上是受国共两党双重领导，只不过他是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不同的场合。政治部机关还有秘书辅助主任及副主任，督促全部部务工作。聂荣臻曾任秘书。在秘书指导下，随从书记保管及收发重要文件及临时派出对外交涉等事。黄埔军校在广州的中期、后期，政治部下设：编译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教官、总务科、宣传科、党务科，各科下设若干股。在政治教官中，政治主任教官受政治部主任及副主任指挥，同各教官负责实施政治教育，政治教官辅助政治主任教官，分别担任政治课程教学。
政治教育人员构成大致可以分为4种类型：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多为专职政工人员。如先后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熊雄，政治部副主任鲁易，秘书聂荣臻，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政治教官萧楚女、欧阳建修、张秋人、李合林，曾任组织科长的杨其纲，任宣传科长的安体诚，政治讲师于树德等。二是当时国民党党政要人兼任政治教官，如：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顾孟余、丁维芬，还有曾首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等人。三是邀请当时的一些社会名流来军校作政治演讲。四是教导团连以上单位设立的党代表直接授课。由以上所述可见，共产党人在军校政治教育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一明显的师资力量对比，也是军校政治教育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之一。
以俄为师，以争主义之胜利(3)
黄埔军校广州时期的第1至第5期学生在军校中所接受的政治教育，黄埔军校第2期政治部职员合影基本上是依照政治教育大纲具体实施的。但是，各期学生由于在校时间不同，所受的政治教育内容也不尽相同，政治教育大纲在科目内容上前后也不相一致，后期较详实于前期。如在办校初期，规定的政治课程有8门，详细科目依次是：帝国主义的解剖、中国民族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各国政党史略、三民主义、国民党史。1925年军校的政治课多达26门。在1926年的政治教育大纲中，科目已多达40余种。但后期科目虽详细于前期，在内容上则基本上是大体一致的，是以进行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总的来看，黄埔军校在广州时期的政治教育，在具体实施内容上主要有3个方面：1．新三民主义教育军校学生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的信仰和入学动机并不都是纯正的。有为找个人出路来的，有幻想有朝一日升官发财出人头地的，或是想日后高官荣归故里的。还有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军校政治部根据要培养一支深明新三民主义党义的革命军队的要求，首先对学生进行革命精神教育，大力贯彻革命的新三民主义，使全校官长、学生都明白，实行反帝反封建的三民主义是惟一的奋斗目标。政治部在具体进行三民主义教育时，严格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彻底弄懂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之所以要进行民族革命，是因为备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要进行民权革命，是因为备受阶级压迫、民权不平等的痛苦；要进行民生革命，是因为备受贫富不均、阶级不平等的痛苦。因此，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权、民生革命，是青年学生军人最崇高的革命使命。正由于明确了这一根本目的，军校提出了“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响亮口号。以“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教育，在授课内容中还不断教育学生牢记：勿忘国贼横暴，勿忘强权压迫，坚守主义，尽忠职务，团结精诚，始终一致，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责任。在新三民主义的陶冶下，黄埔军校学生多能深知“主义”的重要，把“主义”比做是自己的生命，誓将“白骨与碧血”去换取“主义”的实现。正因为新三民主义的精神深入人心，所以军校许多将士均有“拼命之决心，以争主义之胜利。”
2．爱民教育军校政治部对于爱民教育十分重视。新三民主义方略的精神，就是救护人民，解除人民的苦难。“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之仗，彼此不必去打，能如此者为党军，不能如此者非党军。”所以，军校学生爱民，这是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重要标志。在授课问答内容中，明确提出“我们为什么革命？答：我们要解救人民的痛苦。人民的痛苦在哪里？答：资本家的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军阀的压迫。我们救护人民的职责怎样？答：我们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爱民教育的强化下，军校青年学生多能深刻地理解要援救被压迫的阶级，摆脱民众的苦难，就得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进行爱民教育时，政治部还组织学生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去，加强对民众的了解，培养爱民的感情，接受民众的教育。1926年9月，英帝国主义制造了“万县惨案”，10月26日，广州各界民众数万人在东校场召开反抗英军炮击万县示威大会，黄埔军校政治大队全体学生皆赴省城参加大会。并由政治宣传科将学生善于演讲者编为临时宣传队，分别向省城各地宣传演讲，其余学生参加群众示威游行。
1925年6月，广东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省港大罢工。这年夏秋之间，黄埔军校的学生们积极支持省港罢工，组织了检查队，协助省港大罢工的工人纠察队，严格执行禁止国内的物资偷运到香港，并防范歹徒潜入广州扰乱治安，破坏大罢工运动。1926年8月28日，黄埔军校师生官兵又发出了援助省港罢工工友书和省港罢工宣传大纲，自动捐款救济工人，以示与工人共同奋斗的决心。
以俄为师，以争主义之胜利(4)
军校学生一面支援工农斗争，一面在实践斗争中向工农群众学习，认识了解工农群众。他们说：“我们十分承认：农工之团结，是帝国主义军阀之当头棍，给予致命打击，我们不过是农工同胞的前卫先锋，而农工同胞实是我们的主力后备军。”又说：“我们就是在枪林弹雨中，也不忘农工是我们之导师。”
3．军纪军法教育和养成
军校对学生纪律和平日生活作风的养成，大胆管理，要求很严。军纪、军法教育，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军校是以培养新三民主义革命军为宗旨的，而这支军队必须是有高度革命纪律的部队。为此，军校政治教育大纲特别强调革命纪律的培养与训练，“使学生彻底了解纪律，为造成统一集中之力量所必要，革命党员必须为革命利益而牺牲，个人自由在军队组织上说，把他的自由贡献给党，若是主张个人的自由，不肯遵从党纪与军纪，便是叛逆行为。”军校政治部在《告第3期学生书》中反复强调说，军校学生的行动必须纪律化，“绝对反对无政府的倾向，倘反对铁的纪律，即是消极地帮助敌人，破坏革命的组织。”“我们在军队中服务，在党的利益上要绝对的受指挥和调遣。不要因个人地位关系，而不服从命令，而违反纪律是反革命的行动。”
军校特别制定了《修学规则》，规定：（1）本校所教授之学科，皆初级军官必要之学、术诸学科。均须修习，绝不可以自己之好恶有所轻重。（2）凡学科均须会通义理，求其要领，以期应用。若徒事强记，不假思索，即失研求实学之主旨。（3）学生上课时务须凝神一虑，虚心受教，不可分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虚度光阴。（4）学生须笔记教官讲演，及黑板所写之学术，以为研究深造之参考。（5）笔记作业，字体须详细明了。教官之讲评，尤须详细记载，随时编订以为教官考绩之资。（6）本校分给各学生草本，俾学生受业时，随意笔记。草本表面应照定式样记载队号、学生姓名等，以便教官之检查。
刚入学时，学生们的大多数时间是在课堂上度过的。讲台前面，是一排排摆放整齐有序的课桌和双人凳。军校对学生上课的姿势有严格的要求：军帽一定要放在课桌的左上方，不抄笔记时双手放置于膝盖上，坐姿挺直，不准有半点歪斜，双目注视教官，抄写笔记时身体不准扭动。
学生寝室
关于讲堂和自习室的规则，军校的规定多达近20条：“各讲堂自习室，设值日生一名，由各区队值日生兼任，凡讲堂自习室内，规则之指导皆其责任。讲堂自习室，为教授及自习之处，务须保持肃静。教官到讲堂或值星区队长到讲堂点名时，值日生发立正口令，并将到课或到点名人数及缺席人数并其事由报告之，退席时亦由值日生喊立正行礼。上课时，由值日生负责检查人数、服装率领入堂。下堂时，须候教官出堂后，挨次下堂，不得争先恐后，致乱秩序。讲堂自习室座位，须按派定名次入座，且坐时须挺身端正，面对教官，不得稍有倦容。教官未到讲堂时，各生应在本位静坐温习，不得擅自离位。讲课时，不得批阅别项功课，及咳嗽、吐痰等。学生听讲，遇疑难之处，应待教官讲毕，然后立正质问，遇教官有问，亦应起立敬礼，将所见以对。学生不得擅自离位，如有不得已事故，或临时发生疾病，须先报明教官准许，然后离席。自习时则告知值日生。讲堂自习室陈设物品及书桌、板凳、电灯等物，有一定位置，不得损坏及移动位置。学生闻自习号音，均应依时上自习室自习，不得迟误。讲堂授课时，若无教官之命令，虽有长官到讲堂视察，不必行礼。自习时如有长官到自习室、则由值日生发立正口令，如值日生未见，则由先见者喊立正，其在室各生即就席立正。学生离讲堂自习室时，桌上一切文具、书籍
军校政治部内景
须安设原处，板凳则置于桌下，不可乱杂。在自习室时间，除特许之外，禁止发生朗诵及互相谈话，但同学中质问功课不在禁内，然亦必须低声，以免扰及旁人。在自习时间，无官长之允许，不准翻阅校中课程及图书以外之书。讲堂及自习室内，禁止吸烟及食物。”
以俄为师，以争主义之胜利(5)
如今的人们常形容男大学生的宿舍脏乱得像“狗窝”，这些大男孩的确不会收拾自己的床铺和寝室。其实，80年前的年轻人也一样，为此，黄埔军校特别制定了《寝室规则》8条：（1）寝室首重整齐及清洁二事，学生须照官长规定之式样，整理一切事宜。（2）每寝室内各学生，均须负维持清洁及整理之责，切实履行寝室各种之规定。（3）每早闻起床号音，速即起床着装。按规定式样整顿被服、物品。闻点名号音，立即赴指定地点集合。（4）每早点名之际，本寝室如有患病学生，须于点名前5分钟由本班班长报告区队值日生，遇有疾病者，可随时报告值星区队长，请医生诊治。（5）寝室内外不得任意抛弃不洁之物及污画墙壁，捶钉挂物，及在窗门上晒衣物等。（6）非寝室当用之物，不得携入并不得添置便壶。（7）上课或自习时，须将寝室之门关锁，待出操收操着装时，再行开启锁匙，由值日生经管。（8）每晚奏熄灯号音后，即一律就寝，不得谈话喧哗，致扰他人睡眠。
在校内，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军校的各种规定，如有违反，定要严肃处理，决不宽容。不但违规违纪要受到处罚，就连不文明举止，包括嬉笑无礼、粗蛮无礼、大声叫嚣、随意谩骂、语言秽杂、仪容颓废，也要被禁足1至5次。所谓的“禁足”就是放假时不准外出。对那些外出军容风纪不整，军人姿态不正者，都要作严厉批评教育或不准其外出，对于不准假外出或逾时不归者，轻者队前批评，重则罚以关禁闭。周恩来曾兼任黄埔军校的军法处处长。
当有学生违反校规军纪后，常被关禁闭。黄埔军校特制定有《禁闭室规则》10条：（1）禁闭室为犯规学生而设，凡被罚入禁闭室者，均须严守禁闭室规则。（2）在禁闭室内，不准唱歌、喧哗或在壁间写字，倘有以上行为，即属不知悔过，应照原罚加等。（3）凡入禁闭室者，准其携带寝具及修业应用之书籍，其他一概不准携入。（4）凡罚入禁闭室者，每餐只白饭开水若干。（5）凡罚入禁闭室者，大小便均由卫兵开门带往厕所，事毕仍带回禁闭室。（6）凡罚入禁闭室者，一概不准通信、会客。如有万不得已之事，须报告值星区队长，候示遵行。（7）凡掌禁闭室夫役人等，不准代受罚学生购买食物及纸烟等，违者重罚。该买食物之学生亦必加罚。（8）禁闭日期之计算，系自执行初日起，至满罚翌日起床时止。（9）禁闭室门除有特别情形外，均应一律上锁，室内不准燃灯。（10）凡受罚禁闭室期满之学生，由值星区队长带至队长处，该学生须申明知悔，从此不复再蹈前辙。
在纪律教育时，军校特别重视军人对民众的纪律。要求学生必须懂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侵犯群众利益，这是党军、革命军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又一重要标志。军校政治部对民众纪律的要求：第一，“扎营不要懒，莫去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间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山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无钱莫扯道旁柴，无钱莫吃便宜菜。”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门。”这三条是革命军人必须遵守的纪律，任何人均不可违抗，“违者则受纪律制裁”。如1926年11月，革命军中发生一军人肆意行凶，侵犯民众利益，经查实后给予了严厉的惩治。由于政治部狠抓了纪律教育，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军校学生在个性方面养成了集体观念，在行动方面养成了纪律观念、群众观念。并决心要永久“卧薪尝胆”，遵守革命纪律，为革命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在所有的军纪中还有一种《革命军之禁令》，让人们看到了新型军队的风采。禁令由周恩来亲自制定。其中规定：凡抢劫财物、奸污妇女、纵兵殃民者，一律阵中枪毙；凡强占民房、借势凌人、强迫买卖、借端勒索、夺取禽畜者，一律监禁。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当时也叮嘱官兵严守纪律，说：“能守法就是革命军，否则就是反革命军。”
以俄为师，以争主义之胜利(6)
平日的严格要求，养成了学生们的自觉行动。如军校学生参加镇压商团军叛变进城演习时，“正大雨如倾，永汉路积水二三尺，学生军军容严肃、气势高昂，虽行军于大雨积水之中，但步伐整齐、行阵不乱，无人低头缩颈或东张西望，真是一往无前，旁若无人。”广州市民称赞说，像这样的军队，在广州前所未见。在统一广东的历次战斗中，“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入夜无公家空房，即扎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真正保国保民的革命军。”另外，校军在出发东征之前，规定了“连坐法”，用以临阵之际约束军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军纪是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保证，维护军队纪律，就是维护军队的生命。1925年2月，在第一次东征淡水战役中，教导第2团有1个连长擅自从前线率队逃到距离前线数十里的龙冈，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周恩来发现后，当即面报蒋介石，要求严厉制裁，以张法纪。这个连长是蒋介石的一个亲戚，蒋欲徇私情犹豫不决；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责以临阵脱逃之罪，督促蒋介石明正军法，执行枪决。军令如山，军法无情。这件事给予学生以深刻教育，从而造就了万众一心，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
军校在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与训练，使军校学生的思想觉悟、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提高，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巨大效力。
兼容并包，生动活泼(1)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它一反旧式军校之常规，首创崭新的革命制度，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才，很多师生成了当时国民政府所属各部门中的核心和骨干。究其原因，这不能不归功于军校与之旧军校显著不同点在于其政治教育，且当时的军校政治教育颇具特色。军校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为主导，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针。
黄埔军校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史上优良的军事传统，吸收了国外先进的军事思想。军校建校之初，开设内容丰富的政治课，对学生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这是黄埔军校区别于以往任何旧式的讲武场所的显著标志之一。黄埔第1期毕业生郑洞国回忆说：“黄埔军校非常重视政治思想教育，把它提高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军校积极地向学生进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思想。”黄埔军校建校初，其政治教育多是进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教育，马列主义则相对提得少一些。但孙中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开明的政治领袖，他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导思想之下，允许军校中存在与传播其他有利于国民革命的不同政见，实行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针，这对黄埔军校的蓬勃发展开拓了壮丽的前景。
刊登在军校第5期同学录上的漫画之一1924年8月，周恩来从法国回国，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同年11月，前往黄埔军校就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军校政治工作后，非常重视政治教育，组织编写了大量的辅助教材，大大地丰富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军校的斐然成绩，得到了孙中山的中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坚力量的军校政工人员在军校中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些无不都与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领袖的“兼容并包”宽大胸怀有重大关系，促成了军校政治教育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1925年底，中国共产党提出黄埔军校应开设政治科的问题，并委托军校的政治部和中共广东区委研究制定政治科教学大纲及原则。周恩来与苏联顾问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从第4期起，设立政治科。1926年2月，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月，政治科开课。课程设置即是按照《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规定实施教学的。开设的科目是：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军队政治工作、党的组织原则、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等共18门。其中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课程，虽然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但其基本方面是好的。从这些课程的设置，足见军校的政治教育是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为主导的，并兼收了其他不同党派、学派的思想政治理论。
作为统一战线性质的黄埔军校，采取“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针，既宣传三民主义，也宣传马克思主义。1925年10月27日的《校党代表训令》明文规定：“本校学生为担负本党（指国民党）军事工作之中坚，除切实接受党的训练，努力研究本党主义，凡本党之一切出版物皆须细心阅读外，更必须注意世界潮流。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示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为在军校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法保证。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第3期《同学录》序言中，要求黄埔同学不仅要做国民革命的先锋，而且还要做革命的传播者，号召黄埔同学把革命思想传播到全国各地去，武装全国的革命群众。
由于政治教育的丰富和实用，在军校学生中间，政治课程深受欢迎。许多学生找军校领导，要求调到政治科去学习。其理由是：作为未来的军官，不仅要懂得军事，而且还要懂得政治。
兼容并包，生动活泼(2)
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这一特点，表明它不再是以往那种旧式的讲武场所，而是一种新型的革命军事政治学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军事与政治训练融会为一体的成功范例。黄埔军校国共两党开创的政治工作，为我国革命军队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并且逐步地推行到国民革命军部队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更是将黄埔校风发扬光大，形成自成体系的建军路线。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和教学方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不局限于一般的课堂讲授，而是采取适合青年军人特点的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方式。注重于和当时社会时事政治密切结合，除课堂讲授外，主要有：政治讲演、政治讨论会、政治问答、组织宣传队和出版刊物等，这是黄埔军校教育颇具特色的优长之处。
刊登在军校第5期同学录上的漫画之二政治演讲，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一种很重要的教学方式。除了各门政治课程之外，军校还经常举行讲演会，集合全体学生听讲。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主要内容，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蓄。不论国民党人或共产党人，都能登台向学生作政治演讲。担任政治演讲的人，除军校领导人和政治教官如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胡汉民、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熊雄、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等外，还特别注意邀请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分子和当时的社会名人到校作特别讲演和专题报告，如谭延闿、张静江、何香凝、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吴玉章、鲁迅等。演讲所涉及的问题很广泛，其中很多是围绕着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国情，用革命理论武装学生的思想，提高“为什么要革命”的认识，使学生树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校党代表廖仲恺作《革命党应有的精神之伸义》的演讲，胡汉民作《军人的必要及军人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演讲，刘少奇应邀在黄埔军校作拥护省港大罢工的演讲，彭湃应邀作农民运动的演讲，鲁迅来校作《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还邀请苏俄驻广东代表鲍罗廷和高加洛夫来校作演讲。当时，有的政治演讲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如周恩来和其他几个共产党员“每次讲演时，大花厅里都挤得满满的，军校的工作人员也都自动地去旁听。”周恩来的讲演深受欢迎，他的讲演博大精深，条理清楚，时讲时新，易记笔记，也易背诵，连“孙文主义学会”中的骨干分子李安定、蔡劲军之类的狂徒，对周恩来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每次刊登在军校第5期同学录上的漫画之三肃立静听，还找学生抄写周恩来的讲演笔记。政治演讲这种教育方法，在军校政治教育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