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埔军校1924年的广东革命政府，受到四面敌人的包围。盘踞在广东境内的新军阀，在北方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策动和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朝夕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这时，敌强我弱，军情紧迫，政局很不稳定。由于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黄埔军校的学生，不可能安静地接受通常3年制的军事训练。军校用人急切，为了快出人才，不得不打破常规，改变学制，将原定3年为1期的招生训练计划，缩短为半年1期。
根据这一短期训练计划的要求，黄埔军校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原则，政治课与政治任务和工农运动相结合，军事课与野外演习和参加实践相结合，从而锻炼了学生的革命意志，提高了学生的军政素质，促进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黄埔军校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尽量采用最新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进行讲授和训练，与所有旧式军事学校相比，黄埔军校有着自己的显著特点和优点。探讨黄埔军校军事教学之特点和军事教育的经验诀窍，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学科和术科急用先学(1)
黄埔军校的教育，是以贯彻孙中山要求学生“要在政治上革命”，“能为三民主义奋斗，能为三民主义牺牲”为宗旨，实行“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教育方针，以达到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用黄埔学生为骨干创立革命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革命之目的。黄埔军校之所以威名远扬，就在于军事政治训练有素。
根据学制为半年的计划，军校在军事课程设置上，首先选定最为急需的基础科目：学科和术科。学科方面，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和野外勤务令等为基本军事常识，继则教授4大教程：战术、兵器、交通、筑城。相配套的教材，有讲述军事原理、原则等内容的《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地形学》、《军制学》、《筑城学》等课本。同时还有教授如何制定战略战术、作战计划、动员计划的课程。术科方面，有制式教练、实弹射击、马术、劈刺以及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尤以单人战斗教练为主，继至班排连营教练。学科与术科均以讲授实战中的应用为主。除课堂讲授外，还设有课外“军事演讲”制度，定期讲授军事形势、战役经过和先进军事知识。除教官、顾问担任演讲外，还鼓励学生自荐演讲，以求教学相长，推动军事学术的研究。
教官在上军事课
为了保证学科与术科两大基础学科结合训练的完成，军校大胆革新教学方法，尤为重视启发式、形象化和示范教学。
黄埔军校的军事教官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绝大部分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这个比例甚至占整个教官队伍的80%以上，就连校长蒋介石也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二是许多教官来自粤军。
训练部主任兼学生总队长邓演达、教官兼学生副总队长严重等，军事素质堪称众军事教官的典范。他们不用翻书就能指出步兵操典某页某行的内容是什么，讲解生动风趣，寓意深刻，富于启发式，示范动作准确明了，引人入胜。进行排连营教练时，课堂上使用挂图与沙盘，野外演习时，红蓝军交替演练。上单兵教练课时，教官以身示范，反复亲手指导纠正，不厌其烦，直到学生完全理解和动作正确为止。
为了加强体能训练，多数情况下，大家在值星官的口令下是超负荷地奔跑。刚来军校的学生，在开始时真有些吃不消。有的学生身矮腿短，高个子的同学跨两步，他要跑三步才能跟得上；有的学生刚入校时，身体虚弱，还不适应军校生活。因此这些学生每次早操虽然能顽强教育长邓演达地跟上队，但多是累得气喘吁吁。有一天早晨，光影曚昽的队列中，有一个穿着马靴的长官，他就是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他在跑了一段路后，回头发现有不少学生跑在后面。他眉头一皱，忽然大声发出口令：“停止跑步！换便步走！”值星官不解其意，跑过来敬礼、报告：“教育长，请指示！”邓演达向值星官交代说：“长跑要注意兼顾学生的体力，距离要逐步增加，不要一上来就跑15里，要让体质弱的学生慢慢适应。”从此后，跑黄埔岛成为全体师生自觉自愿、习以为常的健身运动。
黄埔军校的学生多高度评价邓演达是一位标准的革命军人，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非常强。他仪表非凡，神采奕奕，双目如电。不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行进间，他的上身都保持立正的姿势，一股浩然正气溢于眉宇。他用不着说话，只要远远听到他那有节奏的长筒马靴的踏地声音，哪怕同学们闹得正欢，立刻就会鸦雀无声。军校教官这种为人师表、以身照人和至诚待人的行动和教练方法，使学生们深为感动与敬佩，故黄埔学生“整军经武取用精宏，能于短时间内收最大之效果”。
一天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下来，学生们常在晚饭后自习，并加课。灯光下，教室里军事教官严重正在上课，学生们不时站起来提问，向严教官常问的是战场上的战术问题。严重耐心地讲解着：“民国以来，在新旧军队中，有不少结合典范令编写的用于训练的军歌，用军歌来教士兵学习操典，可以说是别出心裁，我会陆续把一些有实用价值的介绍给大家，同时我希望以后也能看到你们带兵时编的新军歌。”他把《利用地物歌》写在黑板上：
学科和术科急用先学(2)
战斗时，重射击，杀敌第一。
选择地物遮蔽身体最忌是蚊聚。
留心小排指挥地域不可擅离。
攻击之时切莫占据难超之地，
碍邻兵发扬枪击，要注意。
战斗时，重射击，杀敌第一。
防御之时如无命令不可私觊觎。
如无地物亦须选择射击便利。
出前落后妨碍射击最为禁忌，
发扬我火器力，能歼敌。
军事顾问包和洛夫严重写完后，又说道：“这类军歌，非常实用，教练士兵时，既方便易记，又简单明了，要求我们不仅人人会唱会做，还要能讲出每句的意思来。”他挥动着右臂，打着节拍，教同学们唱起来。歌声驱走了困神和疲乏，同学们在这歌声中又学习到了新的军事知识。
黄埔军校有一个特殊的教官群体，这就是苏联顾问团，绝大多数是军事教官。如加伦、切列潘诺夫、包和洛夫、波利亚克、格尔曼、捷列沙托夫等有名可查的苏联顾问40余人，分布在政治、炮兵、步兵、工兵、军需、交通、通讯、卫生、交际等各个教学岗位上。他们都是优秀的军事将领，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底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许多人还获得过苏联政府颁发的勋章。这些杰出的教官提供建议和协助训练，所以，黄埔军校教授的是当时最新式、最先进的军事技能。
在术科训练中，苏联顾问特别重视射击和战术演习，亲自执教。射击课完全按照苏联操典进行训练，每次射击时，军事总顾问加伦总要亲临靶场，教授示范。每教一个术科之前，都将各级队长集中起来先学一步，然后回各队去教学生。对各班队的步兵操典和射击教练，军事教官和苏联顾问对步兵操典和射击教练，每次都必亲临现场与靶场，现身说法，就地示范。教官们经过刻苦的自学，认真备课，对教材领会深刻，运用自如。
军事教官钱大钧战术训练场上，军校教官们站在一旁观摩，苏联步兵顾问舍瓦尔金，一身戎装，站在队列前。舍瓦尔金讲道：“单兵战术，是一门完全以复杂动作示范为主的课程，单兵战术水平的高低，可以明显地反映出单兵战斗力的水平。下面我给大家单兵示范，请注意看！”他拿起一支苏式步枪，从起点开始，便身姿矫健地在一百多米长的战术训练场上运动了几个来回。泥尘扬起，他做着各种姿势的隐蔽前进：火力封锁下凶悍、敏捷的翻滚、跳跃；运动中的举枪、射击等10多个高难动作。场外的教官和学生们看到精彩处，都热烈地鼓掌。连骄气很重的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在一旁看了，也不停地点头称赞。
教练示范后，就是学生们的反复训练。操场上艰苦的军事训练，课堂上紧张的学习生活，已经使学生们的体能达到了极限。入校时只发一件灰布军服，没有替换，衣服常常是湿了干，干了湿。经过艰苦的军事训练后，同学们基本适应了黄埔军校紧张而有序的生活。
操场上的训练很严格，别轻看那收腹挺胸、立定站立的功夫，那可是许多壮汉也会累得晕倒的力气活。太阳底下，雨水坑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地站上两个小时，对黄埔军校学生来说，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要求。黄埔军校对操场上的训练有着完整的一套规则，各分校也是如此，如潮州分校制定的《操场规则》有7条：（1）操场习练武艺，强健身心。凡在操场上的一切动作，必须精神活泼，军纪严肃。（2）闻出操号音时，用跑步即往各队指定地点站队，由各区队值日生整队，将出操人数查点清楚，向值星区队长报告完毕，然后归队。（3）操练时，不得擅自言动，即使在解散休息时，亦不得过于自便，以肃纪律。（4）今日之学生，即异日之军官。对于各种指挥，须认真留意学习，遇互相指挥时，务必各尽其责任，不得苟且敷衍。（5）非奏号音休息时，学生概不得请假，但因暴病不得已时，可据实情报告官长，听其允准，方可免操。（6）操练所用武器、装具，各须擅自保管；休息时，须自行检查，以防损失。（7）校长、党代表及各部主任，或其他长官到操场时，听总队长总队值星官命令，按陆军礼节行礼。
学科和术科急用先学(3)
有不少学生在操场上因为违反有关规则而受罚。有“模范军人”赞誉的黄埔一期生关麟徵，在操场上也因违犯“不得擅自言动”的纪律，而被教官当场打了两个耳光，这事与喜欢开玩笑的陈赓有关，当然也事出有因。陈赓与关麟徵是同班同学，但两人的性格迥异，有时也产生一些矛盾，甚至在教官严密监视下的操场上。有一次操练中，关麟徵又受到教官的夸奖，关一时沾沾自喜，显得盛气凌人。在一边的陈赓看不下去了，就趁教官不注意，向关扮了一个鬼脸。据陈赓后来对人讲：“那一次，我是很卖力气的，舌头向右，鼻子向左，一眼睁一眼闭。”这使关麟徵一看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当教官闻声注视他们时，陈赓已经站立笔直，面如铜铸。“关麟徵出列！”教官一边抬手扇了关麟徵两个耳光，一边向不明情况而向这边斜视的其他学生高喊：“看什么看！你们要看就看陈赓，他才是黄埔军人的标准样子。”关麟徵是有口难言，事后气恼地对陈赓说：“你小心点，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陈赓坦然回答：“我等着你老兄的报复。”这两位老同学在操场上由陈赓导演的滑稽剧，成为同学们在紧张训练时的一些聊资花絮。
黄埔军校的军事训练非常强调演习课。演习课分为野外作业、战术演练和野营演习3大类。学生们在校期间都戎装待命，随时准备出动演习。军事演习常连续日夜进行，实战形态逼真，战斗空气甚为紧张，当时称之谓“知行合一”。
军体训练黄埔军校第1期的训练基地和考试地点，选择在广州近郊的天河区东圃镇珠村。选择珠村作为训练和考试场地，主要是从实战和同时保证黄埔岛的安全考虑，这里和黄埔岛隔江相望，距离很近，珠村附近有99个山头，利于学生练习术科。当时，军校总部与珠村演习地有明确的联络办法：总部与珠村分别在升旗山、大林岗（珠村东北高地）各设一个瞭望哨，如遇非常事变，在黄埔岛方面则令升旗山燃烧烽火，演习部队立即整队回黄埔岛；如珠村方面有事变，亦举烽火，军校方面派遣部队在鱼珠接应。选择珠村作为训练基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海军练习舰队司令潘文治是珠村人，他与军校校长蒋介石是老朋友。
从1924年11月8日起，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常来珠村进行军事训练。就在这个村庄的大池塘边，黄埔一期学生威武集结，精神抖擞地参加了他们的毕业考试。蒋先云、李之龙、徐向前、蔡光举、陈赓、侯镜如、李默庵、陈明仁、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等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一代名将，都曾郑重地在这里完成了他们的毕业演习。学生们面对秉常、秉忠公祠堂站立，队伍有近200米长。蒋介石、廖仲恺等站在祠堂门口的石凳上，轮流训话。训话时，每次都有很多小孩围观。军校领导人的训话完毕后，“学生军”就跑步离开祠堂前的空地，到村东北的山头上训练。“学生军”纪律严明，训练完毕常常帮村民扫街搞卫生。黄埔师生来珠村，通常都是接连训练几天，晚上就睡在潘姓的大祠堂（明德堂）里。
战斗演习之一
蒋介石来珠村，通常都带一包糖果，分给围观军校学生操课的每个小孩两颗糖。有一次，军校总教练何应钦来珠村训练学生，跌死一匹马，何应钦便送给珠村人吃，岂知这匹马太老，即使煮熟了也咬不动，只好用来作肥料。因此，多年后，珠村的老年人仍笑谈马肉不好吃，还是蒋公的糖甜。珠村村民传述更多的是，黄埔军校学生纪律严明，绝不扰民，还曾为村民做过不少“好人好事”。村民和黄埔军校的“学生军”结下了一段深厚的情谊，几代珠村人至今口耳相传。为争取当地农民的配合，当时黄埔军校的校领导们很注意向村民表示友好。因此，即使学生们的操练有时会踏踩田地，宽宏善良的村民们都能表示理解。
在实弹野营学习之前，黄埔军校在全村各处贴出《告农民书》，预告村民，免出意外。据《黄埔军校史料》记载，这种告示不仅有普通话版，还有“粤语”（白话）版，以便村民阅读。
学科和术科急用先学(4)
为野营演习告各乡农民书（白话方言版节选）亲爱的父老兄弟呀！我地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军现在到各地方来操练野战的方法，预备将来同个的害民卖国的军队打仗，剿灭四乡的土匪，保护你地的利益啦！我地的军队实在即系你地自己人一样，大家都有密切的关系，请你地千万咪怕，仍旧安心作业，但系演习的时候，必定要放枪放炮，个阵时恐怕你地唔知道，以为有乜野事干发生，大家都惊骇起来，所以先讲明你地知，唔好误会！
告野外演习区域内的民众书（普通话版节选）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是黄埔的学生军。我们这次到此地来，是因为我们的修业期快满了，快要加入前线去与军阀作战了。我们趁着这还未离校的时光，来演习战场的种种动作。只因我们黄埔岛上的地方狭小，不能充分地演习，所以只好暂借你们这个地方来实习几天……你们的一草一物，我们不但不来乱动你们的，而且还要尽我们的力量来替你们保护爱惜啊……不过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你们若听见有大吼“杀！杀！杀！”的呼声，或电光炮的响声，请你们告知一般小孩和不识字的朋友们，千万不用惊怕，这是我们在进行演习。
今天21世纪初的珠村里，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北帝庙仍然香火鼎盛，而在当年黄埔军校那段如火如荼的青春岁月中，这里却曾经是一个威严的军事演习考试指挥部。在第1期学生毕业前夕，军校把毕业考试也放在这里进行，于是各学生队分别进入鱼珠墟和珠村，演习各种战术的实施。教练部主任何应钦亲自担任指挥。在东征战役打响之时，珠村村民更是黄埔校军的得力助手。1924年8月入校的黄埔军校第2期学生毕业实习时正碰上了东征之役，因此他们是边上课边作战。此时，珠村北帝庙临时充当了东征军的军火库储备转运站，珠村的农民自卫军每天把守，并星夜将军火运送到吉山火车站再运往石龙、惠州。作为黄埔军校考试指挥部的北帝庙，见证了黄埔军校的军事训练和东征之役。
在实战中锻炼成长(1)
注重实用，不尚空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是黄埔军校的教育方针，也是其军事教育的突出特点。“术科差不多除了操场基本教练之外，大半都是在野外演习。”“每遇一次战事，他们所学的能够马上用到实际上去”。军校把战争视为学习的大课堂，在战争中边学边用。每次战役，上自校长、军事总顾问，下至各科教官和顾问，都随队出征，利用战斗间隙教学，活学活用。术科的许多项目，如距离测量、地形识别、侦探勤务、行军警戒、行军宿营等，都是在实战中完成的。
战斗演习之二1924年秋，英帝国主义买办陈廉伯，秘密向德国购买武器，租用挪威商船“哈佛”号，装运步枪近万支，子弹300万发，企图扩大商团武装，勾结内外敌人，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这批武器破获后，由黄埔军校保管。陈廉伯等蛊惑商人罢市，开枪射击庆祝双十节的游行群众，要挟发还被扣武器，并勾结军阀军队阴谋用武力夺取这批枪支弹药和摧毁黄埔军校。当时，广东革命政府尚未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黄埔军校第1期的学生正在学习训练中。在这种紧急险恶的形势下，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以黄埔学生为主力消灭商团军。军校接到命令后，立即决定举行夜间演习，为掩护自己的意图，公开宣布进入广州市内进行巷战演练。黄埔学生进入广州，直到深夜开始巷战演习时，才口头宣布正式命令：围剿商团叛变。黄埔军校学生虽是初出茅庐，但斗志旺盛，英勇出击，机智勇敢地配合友军采用火攻，在其他部队的协同下，仅一天内就一举消灭了商团军两个团的兵力，解除了广东革命政府的肘腋之患，首次树立了军威。黄埔学生经过此次实际战斗的锻炼，提高了觉悟，取得了战斗经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黄埔军校原处于“环境之恶劣，学生勤务之纷繁，教育殆将中断；但自商团军剿平后反促成本校之发展。”商团被缴械以后，黄埔军战斗演习之三校利用这批枪械，成立了一个教导团。从此，黄埔军校的声威大震，学生们学习练兵的热忱更加高涨。
为了锻炼学生们的实战技能，1924年冬，在第1期学生毕业之际，军校举行了大规模的野外演习。地点选在黄埔军校的对岸，以鱼珠炮台作为演习起点和露营地，向西经过石牌车站至瘦狗岭一带约10余公里的区域。演习情节设定为：以广州市为根据地的“西军”，已占领广州东郊外的瘦狗岭和石牌车站一带，构筑了坚固工事，与校军组成的东军决一死战。东军则假想西军行至石龙后，作战斗搜索前进。黄埔第1期学生，在这一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演习，对这一带的地形，进行了目测、步测或器测，每个人都进行了多次，对这一带的地形和距离，“人人心中有数，了如指掌”，对打法滚瓜烂熟。事有凑巧，时隔半年后，杨希闵、刘震寰滇桂军乘革命军第一次远征东江之际，在广州举兵叛乱，广州国民政府危急万分。黄埔校军奉命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恰在此地，黄埔校军和滇、桂军遭遇。敌人把前线指挥部设在石牌车站，也在瘦狗岭构筑了坚固的工事，企图用强大的火力封锁和消灭教导团。半年前黄埔生演习时的假想情况，完全变成了现实，演习场地成了真枪实弹的战场。黄埔校军由于事前已有演习，凭借对地形熟悉的优势，打得非常顺利，仅用3天时间便打垮了滇、桂军，大大缩短了战争的进程。
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团长叶挺1925年2月，盘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悍然发兵进犯广州。军校教导团在东征中参加右路军作战，他们的人数虽不足3000名，但对整个战局起了重大作用。在揭西棉湖一战中击败数倍于己的敌人精锐部队，使东征军士气大振，仅两个月就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10月，被打败的陈炯明卷土重来，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这时，黄埔校军已扩编为国民革命第1军。攻打惠州城时，黄埔学生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扒着云梯登城，虽然伤亡很大，但学生们义无反顾，视死如归，一举攻克了号称“南国第一天险”的惠州城，捣毁了陈炯明的老巢。接着，东征军分3路直捣东江，于11月初收复东江，平定了广东最凶顽的军阀陈炯明。
在实战中锻炼成长(2)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黄埔军校师生官兵成为北伐军的重要骨干力量，不少人在北伐军中担任了各级将领或指挥员。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以共产党员和黄埔学生为战斗核心。该团参谋长周士第、参谋董仲明、营长曹渊、许继慎、连长卢德铭、袁也烈等都是黄埔军校第1、第2期毕业生或工作人员。叶挺独立团是北伐先锋，一路在前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在汀泗桥、贺胜桥的关键性战役中，创立奇功，被誉为“铁军”。北伐军长驱直进，出师不到1年，连克长沙、武汉、南昌、福州、杭州、南京、上海，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数十万军队，在半年多时间里就占领了半个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战争中，黄埔校军立下了赫赫战功，黄埔军校的声威也达到了高峰。
黄埔军校第1至第4期的学生，每期都参加了较大规模的激烈战斗的锻炼：第1期学生参加平定商团之战；第2期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第3期学生参加镇压杨、刘的叛乱；第4期学生参加第二次东征，后来并参加了南征和北伐，真是“无役不与”。“每一次战役，无不有黄埔同学的血，每一个战场，无不有黄埔同学的骨。”黄埔学生通过实际战斗的锻炼，使得一些主要科目，如射击、侦察、距离测量、地形识别以及行军警戒及宿营等，都是在野外演习和战斗中完成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实际战斗的锻炼，才使他武汉粤侨联欢社赠给叶挺独立团的铁军牌们迅速提高了觉悟，加强了军事素养，加快了健康成长的步伐。
以往保定军校的学生，经过3年训练学习，毕业之后，多只能当见习排长。而黄埔军校学生，虽然只有半年训练，但毕业之后，就能充任连长等中下级指挥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黄埔学生经过了实战的锻炼。通过这些实际的战斗锻炼，军校师生不仅为国为民立下了战功，而且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增长了才干。他们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战经验，所以，他们走出校门就能带兵指挥作战，毕业后分配到部队时，已经是一个历经沙场、能征善战的军事指挥员，成为革命武装建设的军政骨干。
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黄埔军校的学制也随之加长，训练内容扩大，这是适时的，必要的。黄埔军校的发展史表明，一个优秀军人的成长与成功，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受教育时间的长短，以半年为期的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比之后来学习3年的各期学生，在军事才能上是毫不逊色的。国共两党受黄埔教育而后成大器者，多出自黄埔军校前几期的学生。
军校学生除参加实战外，校方还遵循孙中山“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的建军思想，不断派出学生深入工农、宣传工农和武装工农，使军校成为工农运动的后盾，使工农群众成为军队力量的源泉。
1924年7月，黄埔军校开学不久，就接受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全体学生到黄埔军校，进行为期3周的军事训练，后又派出学生到历届农讲所帮助军事训练，如第1期的学生伍文生、赵自选等。还接收工团军到校进行训练，黄埔“学生自告奋勇，牺牲了学业去训练工团军”，大力支持工团军对商团军的斗争。军校不断派出学生深入周围各县，“进行党务和宣传工作，并协助农会，训练自卫军”。军校第2期学生李劳工，到海陆丰担任农民自卫军大队长。第3期学生朱云卿到梅县创办北江农军学校，担任主任，培养两期农军学生259名，这些学生成为北江农民运动的骨干。“广宁县农民被民团地主围困惨杀，廖党代表与蒋校长派学生12名，各给驳壳枪1支，星夜驰往救援。”凡四乡农会遭到反动势力迫害的，黄埔军校都坚决站在农会一边。
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后，黄埔军校立即给予支援。由廖仲恺担任顾问，周恩来前来作政治报告，教官徐成章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教练，第4期学生季步高任教育长。还有第2期学生共15人分别担任工人纠察队的教练官、大队长、大队副、支队长、指导员等职务，他们积极为罢工工人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有效地加强了省港大罢工的实力，壮大了省港罢工的声势。军校还先后发表《拥护省港罢工宣言》，举行援助省港罢工周，出版《省港罢工专号》和捐款救济难友。
在实战中锻炼成长(3)
“六·二三”沙基游行时，军校派学生参加与工农群众战斗在一起，流血在一起。“前4期学生毕业后很高兴地跑到前方加入战斗，或跑到罢北伐中的工人运输队工委员会训练罢工纠察队，或跑到农民协会里训练农民自卫军”，受到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拥护。广东铁路工人第2次代表大会，向黄埔军校赠送“东方的红军”大旗，省港罢工委员会向军校赠送“革命前驱”匾额。“这种在行动上拥护工农政策与人民合作的精神，占黄埔学校历史上很重要的一章。”
黄埔军校支持工农运动，帮助训练工农武装，成为工农运动的坚强后盾；工农武装也为支援东征与北伐，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推进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省港罢工工人，积极支援东征与南讨的革命战争，他们组织运输队，运输辎重弹药接济前线；组织宣传队，随军出发，向农民宣传；组织卫生队，到前线救护伤员。同时，罢工纠察队在广州维持治安，巩固后方。东征军得到了农民的大力支持。革命军在前方进攻敌人，东江农军则在后方与敌人展开斗争，积极配合革命军的进攻。在棉湖战斗中，“镇民相率送茶送饭，否则(士兵)将枵腹终日”，“该镇还选派精壮村民，携械在我左右前方协同戒备，虽终日无人换班，亦无劳顿之感觉。前线送回之受伤官兵，民众竞相照顾抬运”。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自卫军，积极协助东征军作战，“鲤湖附近居民，预先以当地地形来报，教导第2团得以顺利全部出发。”农民自卫军在最关键时刻支持了教导第1团，使敌腹背受击，取得了棉湖战役的胜利。北伐战争时，省港罢工工人组织3000多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远征；韶关曲江地区农民亦有万人随军北上。湖南各县人民纷纷组织宣传队、慰劳队、破坏队、长矛大刀队、敢死队，为北伐军担任侦察、向导、送信、救护，直到拿起武器直接参战和组织武装起义，为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绝成绩。
以黄埔军校师生为骨干，成立的军校教导团，在东征和北伐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以黄埔军校毕业学生为骨干，成立的建国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在参加镇压地主武装和平定杨刘叛乱的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战功卓著。1925年11月，铁甲车队全部拨给以共产党人和黄埔毕业学生为骨干成立的叶挺独立团；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先锋，攻城略地，无坚不摧，所向披靡，建立了巨大的功绩，被誉为“铁军”，成为真正的“国民之武力”。
独特的“军人魂”佩剑精神教育(1)
黄埔军校学生毕业时，校方除颁发毕业证书、证章外，还特别赠予每位学生一把礼仪装饰佩剑，作为毕业纪念。颁发佩剑时，军校常举行专门的隆重仪式，并作为对全体师生进行军人精神教育的重要课程。在颁剑仪式上，先由校领导讲话，对毕业生提出勉励；继由毕业学生代表领剑，进行慷慨激昂的宣誓。整个会场庄严肃穆，未毕业的在校学生目睹这一场景，也深受感染和影响，期待着本人毕业领剑那一天的到来。
按国际惯例，佩剑以校长身份颁发。时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字“中正”，因此剑体上刻写的是“蒋中正赐”字样，故这种剑得名“中正剑”，在军中及民间广为流传，进而成为其正式名称。另外因剑身上刻有“成功成仁”字样，也有人称之为“成仁剑”。又因这种剑多为黄埔军校毕业生拥有，所以又通常称为“黄埔剑”。第1至第18期的毕业学生，都持有一把这样的佩剑。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有意不再兼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他也想到了这种已经成为精神化身的黄埔生佩剑不应刻上别人的名字，于是自1945年10月第19期学生毕业时及以后各期停止发放此剑。这种毕业纪念佩剑，后成为早期黄埔军校的标志之一。
“中正剑”除颁发给黄埔学生外，蒋介石还赠给得力部将及有功人员，所以，这种随身短剑多为黄埔系的军事将领及政要、少数军人因功获得。在20年代至40年代，持有“中正剑”进而成为一种特殊的荣耀象征。后因北伐、反共，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的战役中，部分军人因丢失阵地、重伤等原因而以此剑自杀殉国，此剑遂以“军人魂”之名在军中传开，并产生其附加的精神教育功能。
中正剑黄埔军校发放毕业佩剑，其军事教育和精神鼓舞作用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对于黄埔军校学生、教官及官佐来说，获赐此剑是人生经历中非常有意义的纪念。对有条件地、奖励性的发给少数官佐和广大军校生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剑体上书有“蒋中正赐”几个大字，可以说发此剑也包含了蒋介石为个人树立权威的目的。
从“中正剑”剑体上都有“黄埔军校第×期”字样看，说明此种剑的发放对象仅限于黄埔军校内。军校学生每期都不同，而教官和管理官佐不可能每期都换，所以剑应该主要是发给毕业学生的。从被采访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的回忆看，当时凡是在校的毕业生都领取到了“中正剑”，仅是个别在毕业前被派出的学生未能领到。
黄埔剑的长短形制，比较整齐划一。剑鞘、剑柄合拢总长40．5～41．5厘米，剑全长39厘米，剑柄长11．2厘米，剑柄宽3厘米；护手厚度为0．3厘米；剑鞘长27．5厘米，鞘口宽3厘米；尾宽2．2厘米。
剑鞘由竹(木)片削制拼合而成，外面全部用黄铜皮包紧。剑鞘分成鞘帽、鞘身、鞘靴3个部分。鞘身一面中部有一长方形框，框内有竖向“校长蒋中正赐”或“校长蒋中正赠”6个大字，“校”字上端有国民党党徽；鞘身另一面有沿鞘身横向龙戏珠图案。鞘靴两面都有“效忠党国”4个小字，分列两竖行。
剑柄由黄铜铸成，工艺较粗糙。木质剑柄，涂黑色或棕色漆。剑柄顶及竖向中部由黄铜皮包紧。剑柄一面竖向铜皮有竖写的“校长蒋中正赐”或“校长蒋中正赠”字样，另一面竖向铜皮上有竖写“黄埔军校第壹(或贰、叁、肆、伍等)期”大字，字右边有竖向“成功1925”或“1926成仁”小字，剑柄底有环包铜皮，环包铜皮一面中间有一个小按钮，用作卡住下面的剑鞘。有些黄埔毕业生在日后成为高级将领时，对佩剑格外珍惜，不惜重金对这把剑的剑柄特别进行装饰加工，分别由珍贵的玳瑁（一种龟类海生动物）与鲛鱼皮等材料包装制成，剑柄两面的中央部位及柄头换包装成镀金的铜制材料，并镌刻镶嵌上精妙奇绝的花纹。
剑柄以下的剑身一面有国民党党徽，下有“成功”、“成仁”4个字，成两竖行分列左右；另一面有的无字，有的刻“军人魂”3个竖排字。
独特的“军人魂”佩剑精神教育(2)
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的佩剑，剑身上的字是刻的，后几期的剑柄、剑身、剑鞘上的花纹、图案和字都不是刻的，也不是压制的，是用贴纸的方法，经化学工艺处理后而形成的花纹。黄埔第1期至第5期毕业生的“中正剑”材质，在制式、花纹、图案及字的内容和排列方式上都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规定，但不同学期、不同毕业生的剑仍有明显差别。
黄埔第1期：剑柄涂黑漆。剑身一面的党徽和下面的“成功”、“成仁”及另一面的“军人魂”是刻上的。
黄埔第2期：剑柄涂黑漆。从现见到的黄埔第2期毕业生的剑身字体和布局看，又有所不同：有的剑身一面为国民党党徽，徽下右竖写“成功”，左竖写“成仁”；有的剑身一面也是党徽下有竖写的“成功”、“成仁”字，但“成功”字在左侧，“成仁”字在右侧；剑身另一面深色框内有竖写“军人魂”字。第8期的剑柄、剑鞘材质、花纹及字样设计与此基本相同。
黄埔第3、第4、第5期：剑把涂漆为棕色。所见多把剑的剑身字体和布局也不同。
黄埔第1至第5期“中正剑”在材质、制式、花纹、图案及字的内容和排列上有基本的规定，但不同的剑体仍有不少差别，说明剑不是机器生产线制造，而是作坊式生产，工艺水平不高。因为黄埔第1至第5期是在广州举办，当时广州商业比较发达，但工业生产水平比不上南京、武汉等地，剑的制造工艺水平也相应比较落后，并且当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政府只是以广东为根据地，用于这方面的经费有限。在发放时间上，黄埔第1期1924年底毕业，1925年初发放毕业证书，剑柄上书的是“1925”；黄埔第2期1925年8月毕业，是年底发放毕业证书，剑柄上书的是“1926”；黄埔第3期、第4期、第5期都与1926年有关，所以剑柄上都书写“1926”(第3期1924年冬招生，1926年1月毕业；第4期1926年1月进校，10月毕业；第5期1926年3月将原已编入第4期而未升学的入伍生改为第5期学生，后再补充学生，1927年8月在南京举行毕业典礼)。
黄埔第6期：与第1至第5期的剑样式不同。剑柄、剑身、剑鞘的材质以钢为主，外形也比较精致，工艺接近现代水平，工厂机器生产。黄埔第6期时，国民政府已经过北伐，在南方各省掌权，财力大增。黄埔军校在南京、武汉、南昌、长沙设立了分校，而武汉等地的工业在当时已有较高水平，尤其是钢铁冶炼和兵工生产更发达，因此本期“中正剑”的材质和工艺水平都有相当的提高，外观也有很大的不同，更为精致。
在目前所见“中正剑”中，最为名贵的是一柄将军佩剑，为黄埔军校第9期毕业生缪鼎勋（毅夫）将军佩剑。缪鼎勋毕业后，曾任南京国防部第3厅少将处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处长。该剑系在军校原发“中正剑”基础上更加美观的装饰加工，也可见主人对这把剑倍加珍惜和爱护。剑柄由珍贵的玳瑁材料包装制成，剑柄两面的中央部位及柄头均包有一层镀金材料，上面镌刻着3朵工艺精湛的梅花图案。剑柄与剑鞘上镌刻的绝妙花纹，其精细程度比头发丝还要细致，工艺精度之高，叹为观止。
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黄埔第17期：剑的质地为铜，剑鞘的顶端和尾梢刻有精美的花纹，正反两面都刻有字，一面刻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七期毕业纪念”，另一面刻有“校长蒋中正赠”。剑身长34厘米，刻有本人的姓名及“成功成仁”等字样。2003年4月，时已70多岁高龄的黄埔军校第17期毕业生叶春叙老人，得知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征集黄埔军校文物后，主动捐赠出了他所拥有的毕业纪念物——佩剑。叶是浙江龙游县人，他回忆说，这把“中正剑”在他1941年毕业后就一直放在亲戚希唐村的七奶奶家，他自己则跟随部队辗转各地。1949年，他回老家务农，忘了这把佩剑，七奶奶则将佩剑放在自家房屋的顶梁上，直到去世都没告诉叶春叙。20世纪70年代末，七奶奶家修房子时，这把佩剑才重见天日。
独特的“军人魂”佩剑精神教育(3)
黄埔军校各地分校也发佩剑。1926年武汉分校佩剑：存世实物发现有“武汉分校成立纪念”的“中正剑”，印证了当时在分校成立时存在制作赠剑的情况。此剑上刻有“673”的序号，为剑的编号，可见当时其制造量在1000把以下，能完好地保存至今，十分珍贵。1936年广州分校佩剑：剑鞘、剑柄共长40厘米，剑柄为玳瑁壳包木，再以包铜护壳，长12.5厘米。剑刃钢质长24.7厘米，鞘铁包铜长27.5厘米。剑为半机器半手工制造，设有剑机，拔剑须按下剑机。其剑柄铜套两面各铸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成立纪念”及“校长蒋中正赠”字样，剑刃两面刻有“成功成仁”等字样。
另外，此时期的国民党军院校，如炮兵学校、军需学校、辎重兵学校、通信兵学校、宪兵学校、防空学校、特种兵联校等，也给本校的毕业学生颁发过佩剑，但其剑的价值则比黄埔剑逊色多了。
“军人魂”短剑是国民党军官列装的物件，民国期间曾经风行于军队中，而得以保存到今日的“军人魂”剑已是百不存一，稀如凤毛麟角。新中国成立以来，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加之“文化大革命”，对本已稀少的“军人魂”剑，无疑是一次次毁灭性的打击。可以想象，仅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这些短剑大多化作炉中铁水。如今，仅在一些大的博物馆，或收藏者手上，时有散见一两柄。
2004年黄埔军校80周年校庆时，在黄埔军校的故乡——广州，一大批黄埔军校将士所颁佩剑，在经历了数十年风雨与数十年沉寂之后，以“集团军”的面目列剑阵展出。持剑者是广州市五羊新城的李姓夫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他们夫妇耗费了10余年的时间，奔波于陕西西安、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等各个地方进行收集，耗费了不少资金和精力，他们收集到的短剑数量多达180余柄。其中有不少是在广州本地收集到的。为研究上个世纪民国时期的社会、人文、美学、军事、历史，提供了极具历史意义的物证。
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时的蒋介石标准照在这180余柄短剑中，黄埔剑是一个大宗，有110多柄，形成了3个基本系列：各期毕业学生佩剑；军官训练班学生佩剑；黄埔各分校佩剑。其中有黄埔第1期毕业生，后为国民党悍将的宋希濂、关麟徵、黄维等人的佩剑。还有蒋介石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至40年代末期给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国民政府要员的赠剑，如张治中、杨虎城、孔祥熙、何应钦、韩复榘、顾祝同、阎锡山、何键、刘湘、陈仪、刘建绪、曾养甫等，他们都是民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如此耳熟能详的名字，常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的书籍中，可见这些“军人魂”短剑的佩挂者，曾经名香一时，沉浮宦海。
这批“军人魂”短剑，除了形制各不相同之外，难能可贵的是每柄剑上基本都有款识，因此这180余柄短剑的收藏品位和研究价值都是非常高的。多数剑拔出鞘后，可见剑身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分布着斑斑锈迹，但刀刃依然锋利无比，剑锋威力不减当年，通身散发出古朴凝重的气息。
20世纪末，台湾国民党当局下台，“国民党军”已然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从广州黄埔建军、定都南京，到1949年被逐到台湾，这支所谓“国军”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20多年，作为旧中国国家机器的主角，不但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并且着实作过充分的表演。一部中国现代史，如果无视这一存在，就将是一段无法真正“圆”上的空白与遗憾。同时不能不看到，随着岁月的流逝，大量的史料已经无法避免地被湮没，并且了无痕迹。“军人魂”佩剑，作为黄埔军校历史的载体，则客串起了民国初期的这段中国现代历史。
长期以来，“军人魂”佩剑，被赋予了大量的传说与猜想，既闻名遐迩，又云遮雾罩。“军人魂”佩剑，是具有特殊禀赋与色彩的那段历史时空的承载物，使后人尚得直观地审视上个世纪前半叶的那座军校，那支军队，那段历史。以剑读史，它强制性地带给后代观摩者深刻地感触与无限地遐思。“军人魂”佩剑的价值，不仅在于研究其形制品类、流变过程、兴衰历史，还在于还原历史，对研究上个世纪民国期间的社会、人文、美学、军事、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令后人在“中国”的重大历史命题下咀嚼现实，思索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