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据欧阳钟自称，他“于是即返办事处”。而海军局的《值日官日记》则称：“因李代局长电话不通，无从请示办法，故即着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又据李之龙夫人报告：当夜，有3人到李之龙家，因李仍不在，由李之龙夫人接待，“中有一身肥大者”（即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同时又交作战科邹科长一函，中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由此两舰中决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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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李之龙归来阅信后，即去对门和“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量，因“自由舰”刚从海南回省，机件稍有损坏，李之龙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即下令给该舰代舰长章臣桐。是夜10时余，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的电话，据称，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当晚可来一艘（即“宝璧舰”），约夜12时到黄埔，请嘱步哨不要误会。季方当即询问因何事故调舰，抑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称：系由本校黎股员时雍电话嘱咐，请保护商轮之用。
19日晨6时，“宝璧舰”出珠江口。7时，“中山舰”出珠江口。同日晨，海军局参谋厅作战科科长邹毅要求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照办。公函称：“顷接黎股员电话云：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迅速派兵舰两艘为要。”“中山舰”于上午9时开抵黄埔后，代理舰长章臣桐即到军校报到，由季方委派副官黄珍吾代见。章出示李之龙命令，说：派“中山舰”火急开往黄埔，归蒋校长调遣。该舰长来校，乃为请示任务。并称：若无十分重要事情，则令其回省，另换一小舰来候用。黄珍吾当即报告邓演达，邓谓并无调舰来黄埔之事，但他“公事颇忙”，让黄转知该舰长听候命令。
当时，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中山舰”停泊黄埔期间，海军局作战科邹科长告诉李之龙，因俄国考察团要参观“中山舰”，俄顾问询问“中山舰”是否还在本地。李之龙即用电话告知蒋介石俄国考察团参观之事，请示可否调“中山舰”返回广州市区，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李之龙便电调“中山舰”回广州。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是之后随即发生的“中山舰事件”的重要干系人物。此人是江西宜黄人，1925年5月任黄埔军校代理辎重队长，不久改任少校教官，其后又改任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他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子。了解了他的这一身份，有助于了解“中山舰事件”的真相。如欧阳钟明明去了李之龙家里，他却在事后隐匿有关情节。他在海军局和李之龙夫人面前声称“奉蒋校长命令”调舰，而在给作为校长办公厅秘书的季方的电话里，却只能如实陈述。在给海军局的公函里，他清楚地写着要求“迅速派兵舰两艘”，而在事后所写的报告和供词中，又谎称只是“请其速派巡舰一二艘”，有意含糊其辞。
由此看来，蒋介石起初也并未参与将“中山舰”调到黄埔一事，只是在接李之龙电话请示将“中山舰”调回广州供苏联代表团参观时，才知“中山舰”已调至黄埔。而在李之龙打电话前，蒋介石接到汪精卫或其他人的3次电话，问蒋介石去不去黄埔。蒋对汪本存芥蒂，心中颇为“稀奇”。在李之龙来电话后，更为犯疑，“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黄埔，而它要回来为什么要问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多疑的蒋介石在日记中说，这是“欲摆布陷害我了”。这时，孙文主义学会的右派分子还在19日向蒋介石控告，说李之龙“已出动中山舰逮捕校长，夺取军火”，还说，“要把校长骗上中山舰送到俄国去，中山舰升火待发的关头，被我们发觉了”。蒋介石于是判定有人在“摆布陷害”他，起初他决定马上离开广州到汕头去，行至半途又不甘心，返回广州，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蒋介石及其一伙紧急策划，散布共产党“矫命”调动“中山舰”搞暴动，企图进行倒蒋，推翻国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