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1)
曾国藩以一介布衣寒士跻身于翰林院，实现了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书生变蛟龙”理想。进入京师后，曾国藩并未如常人般沾沾自喜，内心深处充满着宏远抱负。他所立定的是君子之志，即“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曾国藩认为，志向的高远对个人来讲至关重要。“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曾国藩意识到，自身修养同内圣外王的心灵终极尚有很大距离，因此初涉京畿就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时时以“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考中进士是曾国藩政治生涯的起点，同时也是他新生活的开端。他甚至将自己的名号都改换门庭。曾国藩本名子城，到京城后，先改号涤生，取荡涤旧事，告别昨天之意。后得益于名师劝导，改名国藩，以示做国之藩篱，为朝廷栋梁。
曾国藩立定君子之志，投身于京师求学交友的广阔天地。他在致诸弟的书信中表露了开辟新生活之意，全然否定过去偏居湖南的生活。他认为，自己“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到京师后才发现“乡间无朋友，实为第一恨事”。衡阳同学均为“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他劝说弟弟们不要和这些人密切接触，他们“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他甚至认为，“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曾国藩当时只不过是三十左右的青年，却以达到千百年来文人追寻的理想境界为目标，身心疲累程度可想而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曾国藩制定了严格的修身计划，曰“日课十二条”。内容有：
一、主静：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应事时专一不杂，心无旁物。
二、静坐：每日须静坐，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绝不恋床。
四、读书不二：书未看完，绝不翻看其他，每日须读十页。
五、读史：每日至少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亦不间断。
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以“祸从口出”为念。
七、养气：气藏丹田，修身养性。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随时将自己当作养病之人。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记下茶余偶谈一篇，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不可一味耽搁，否则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皆作为功课看待，绝不留待次日。
十二、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年轻的曾国藩乐观地相信，所谓本性不能移完全是虚妄之语，人的品行可以改变，就如同流水一般，导之向下则无孔而不入；人的情趣就像禾苗一样，加之阳光雨露则能健康成长。然而说易行难，诸多今人眼中逆性而为的举动在躬身实践中又是何等艰难！曾国藩亦不例外。
儿时的曾国藩本性并非宽容达观。九岁时，曾国藩寄居于桂花塘欧阳先生家中读书。一次，他与欧阳先生的儿子发生口角。主人偏袒自己的孩子，不分青红皂白，便批评曾国藩。曾国藩将此事暗藏心底，离别时偷偷地把欧阳家的金鱼缸打破，弄得水干鱼死，才兴高采烈地随父亲回家。十二岁时，曾国藩与伙伴在神王庙玩耍，不小心将神王像碰倒在地。父亲得知后狠狠地将他训斥一番，还给神王重塑了金身。父亲怕曾国藩再闯下更大的祸，决定让他到离家六里的古罗坪读书。曾国藩为此和神王像结了仇。每逢路过神王庙，他就把系绳子的竹棍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我去读书，你要好好地替我看马。如果马跑了，定不饶你！”
成年后的曾国藩亦非老练沉稳之人。他曾一度为仕途扶摇直上而沾沾自喜。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给祖父去信云：孙儿“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语气乍听颇为谦恭，但在给叔父和弟弟们的信中，他道出了真实想法，在致叔父的信中他写道：“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致诸弟信中则云：“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其自负心绪表露无遗。
后来的曾国藩品性坚卓、为人通达，乃是他修身养性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被后世奉为圣人的曾夫子最初是如何实践这“日课十二条”的。
第一条是“主静”。计划中规定“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曾国藩实践起来又是怎样的呢？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京城忽然刮起大风，这样恶劣的天气曾国藩仍不能呆在家中，其日记中记载，“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曾国藩在京城居翰林之位，主要做的事情便是读书。读书是非常艰苦的事情，要真正深入研读必须做到心无旁骛。曾国藩的读书状态又如何呢？他在日记中记录了研读《易经》时的情形：“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第二条是“静坐”。曾国藩本打算用功读书，韬光养晦，实际行动上却总是慵懒怠忽，“因循过日”，日记往往无可记录，四十多天“日日玩憩”。这种状态使曾国藩时感空虚，晚上回到寓所将自己检讨一番，立誓明日洗心革面。孰知明日复明日，许多光阴空蹉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曾国藩读罢《易经》后便出门会友。上午与杜兰溪谈学论道，留在杜家吃中饭，下午为何子敬祝寿，晚上于何宅赏听昆曲，直至初更时分才回到寓所。静夜思过，曾国藩充满愧疚，在日记中写道：“明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底意思，又有姑且随流底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交友聊天本是年轻人的常性，曾国藩亦不例外。他平时忙于交际应酬，酒酣耳热之际更是忘乎所以，高谈阔论，哪里还记得“静坐”功课？曾国藩对京城的一切都充满好奇，甚至连菜市口斩决大臣的热闹也想去凑。“欣然乐从”途中，才意识到观赏杀人乃“仁心丧尽”之举，于是“徘徊良久，始归”。
第六条是“谨言”。争强好胜之心，有野心的年轻人常常有之。这对饱读诗书、春风得意的翰林公曾国藩来讲，亦不例外。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每夜静思，面对“谨言”课程时，他常常愧疚不已：白天“总是话过多”，“言多尖刻，惹人厌烦”的情形历历在目。曾国藩身居翰林，谈学论道乃常有之事，而他往往强言争辩，“词气虚骄”。曾国藩的好朋友为此没少吃苦头。据《曾国藩日记》记载，一次，他与好友为学业争论起来，反省云：“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此种情形在其日记中时有反映。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曾国藩至友人陈源衮处为其母拜寿，“席前后气浮言多”，同汤鹏等人讨论诗文时“多夸诞语”。回家后在日记中写道：“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曾国藩为戒妄语付出了艰苦努力。他甚至刻意疏远朋友，被大家戏谑为“淡而无味，冷而可厌”。师友吴廷栋劝导他说：“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然君子不谓命。”
第七条是“养气”。今人眼中的曾国藩是“理学名臣”之典范。过去史家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往往为突出其政治属性，将这些人物简化为冷冰冰的面孔，对曾国藩的评价便是典型一例。曾国藩无疑是理学家，恪守“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后世史家往往由此出发，忽略曾国藩和其他男人一样，有七情六欲的另一面。曾国藩笃信理学，并未纳妾，且妻子欧阳氏经常患病，因此格外羡慕姬妾成群的同僚。一次，曾国藩应邀赴宴，看到进士同年美妾如云，心中顿生无限游思，“目屡邪视”，回家后又闻妻子病榻呻吟，心中无端烦躁。入夜静思，他顿感理学功夫大减，反省云：“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挚友陈源衮新纳美妾，人皆赞貌若桃花，曾国藩羡慕不已，借故意欲一见。陈源衮拗不过曾国藩，只好从命。曾国藩见美妾后窘态百出，出言调戏，“狎亵大不敬”。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曾国藩在好友汤鹏家中又故伎重施，对汤鹏的两个姬妾“谐谑为虐，绝无闲检”。除调戏友人姬妾外，青年曾国藩还经常出入声色场所，“无事夜行，心贪嬉游”。
第八条是“保身”。曾国藩平生有三戒，除“戒妄语”外还有“戒围棋”和“戒水烟”。
曾国藩自幼即酷爱下棋，任职京师后更如鱼得水，“溺情于弈”。京城为棋界精英荟萃之所，曾国藩的师友中有不少人耽于此道，如刘谷仁、何子敬、朱廉甫等。曾国藩论学之余，最大的爱好便是下棋，几致沉溺痴迷的程度。一次，曾国藩上午刚同友人战罢，午饭时看到有人下棋仍“嗜之若渴”，立在一旁指指点点，“几欲自代”，其爱好程度可见一斑。然下棋非常劳神，一局下罢往往令人头昏眼花，精神萎靡。曾国藩为专注精神于正务，决心戒棋。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又围棋一局，此事不戒，何以为人！”为了戒棋，曾国藩令家人将围棋束之高阁，藏到他不知道的地方。可是，一旦棋友来家做客，他便将誓言、决心弃之不顾，命家人取出棋具，下将起来。戒棋对曾国藩来讲是一道不可逾越的修身极限，终其一生亦未戒除。一次，郭嵩焘至曾国藩家中做客，谈罢公事，二人“围棋二局”。下完棋后，曾国藩感到身体非常疲乏，发誓“以后永戒不下棋”。没想到，曾国藩的“永戒”之期竟然未能坚持一日。次日便又与郭嵩焘下棋，“复蹈昨日之辙”。第三天又同黄鹤汀下棋良久。虽然围棋暂时戒不掉，但沉溺其中有损身体却是不争事实。选择理性还是欲望，曾国藩始终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有一天，好友徐石泉来访，二人围棋数局，“石泉去而余头昏眼花，因戒永不下棋。誓曰：如再下棋，永绝书香也”。即使下如此大的决心，曾国藩还是未能戒掉棋瘾。无论金陵决战的殊死时期，还是天津教案的千钧一发之际，曾国藩都未曾忘记围棋。
梁启超将曾国藩视为唐宋以来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尤以个人意志力“坚苦卓绝”著称于世。他对曾国藩能够戒烟深表钦佩。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经世”学派影响，对当时流行的鸦片烟毒深恶痛绝。然而，他却有抽水烟的嗜好。曾国藩意识到“吃烟太多，故致困乏”的危害，为“保身”计，决心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开始戒烟。曾国藩平素吸烟成瘾，甫一戒烟，承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戒烟初期，曾国藩时感六神无主，精神恍惚，犹如婴儿断乳般难受。他一方面告诫自己断不能复吸，另一方面拼命找朋友下棋、聊天，防止戒烟失败。关于这一段痛苦经历，他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又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戒烟中期，曾国藩的烟瘾时有反复，“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每到这种时候，曾国藩便“不能静坐，只好出门”。一个月后，曾国藩终于成功戒烟。
由上种种来看，曾国藩的修身实践艰难异常，始终徘徊于同本心欲望斗争的困境。然而正是在立定大志的前提下，他才能够“截断根缘，誓与血战”，成就后来的一番伟业。
曾国藩正是在“君子之志”指引下，抵制随波逐流，虽经困惑挫折，终于修炼为一代道德典范。其幕僚薛福成对曾氏道德操守的评价可谓中肯：“曾国藩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听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家训(1)
同治十年，曾国藩于金陵督署中总结自己的修身之道，归纳四条，记入日记。
第一是“慎独”。曾国藩以为，能够做到“慎独”——即使一人独处、即使在内心深处，也保持和实行儒家的行为规范，才能使心灵达致“安静”境界。他认为，修身之道最难在于养心。心虽然知道有善，知道有恶，却不能实用其力为善去恶，这就叫做“自欺”。一个人内心深处方寸之地，自欺与否，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清楚。所以，《大学·诚意》一章两次讲到慎独：如若果真能够好善、嫉恶，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中所讲的“自谦”，《中庸》中所讲的“戒慎恐惧”，就都能切实做到。曾子所言“问心无愧”，孟子所言“俯仰天地，不愧不怍”，“养心莫善于寡欲”，都不外乎此。能够“慎独”，则心怀坦荡、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心泰然，始终感到愉悦满足、宽平宁静。因而“慎独”乃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药之方，也是修身的首要之务。
第二是“主敬”。曾国藩以为，能够“主敬”，则可致身体强健。他说，“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是“敬”的功夫。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气象。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验。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做到了“敬”，则无美不备。“敬”的切近之效，尤在于“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重恭敬，则精神饱满；懒散随便，则松弛泄怠，这都是自然的反映。即便是衰朽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也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这便足以证明，“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变得强健，又有何物可疑？
第三条是求仁。曾国藩以为，能做到“仁”，便可获得人们心悦诚服的拥戴。他说，每个人都是“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讲，同出一源。如果只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那就违背了大本一源之道。至于享受优厚俸禄、高居人上的大官，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每日读书学古、粗知大义的文人，则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只知自我完善，而不知教养百姓，则大大辜负上天厚待众人的本心。儒家教人，最紧要的莫过于教人“求仁”。自己若想成就事业，首先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若想显达，首先要帮助别人显达。已成就事业之人，不担心自己能否成功，如同富人百物有余，不需外求。已显达之人，四通八达、路路畅通，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们谁不愿成就事业以致于显达呢？若能推己及人，使别人也能成功显达，则可与万物同春那样美满了。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将天下苍生视为同胞，宏援广济。惟如此，才算得上是“仁”，否则即有悖于“德”，有悖于做人的准则。如真做到这些，虽成事显达，却任劳任怨，天下人众望所归，有谁会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呢？
第四条是习劳。曾国藩以为，能够习惯于劳苦，则神仙也会钦敬。凡人之常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安逸而惮于劳苦，自古至今无不相同。《无逸》这一篇章，推论到勤劳则长寿、安逸则夭亡，屡试而不爽。若为自己着想，则一定要操习技艺，磨炼筋骨，遇到困惑便努力学习和实践，认真思考，居安思危，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着想，则一定要吃苦受累忍饥挨饿，一人没有收获，就应看作是自己的罪过。军兴以来，经常见到人有一才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受到重用，显赫于时。绝无才技、不惯劳责者，则受到唾弃，饥寒交迫而死。故勤劳则长寿，安逸则夭折。勤劳则有材，而为人所用；安逸则无能，而被人唾弃。勤劳则普济众生，神灵钦慕；安逸则无补于人，神鬼不佑。所以君子欲成为人神信赖之人，最关键莫过于勤劳。
曾国藩“立人达人”，将自己多年修身的四条心得，推及于家人。他对儿子说：“余衰老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警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这四条心得成为曾国藩教育子侄的重要家训之一。除此之外，曾国藩说，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
“八本”是：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三致祥是：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曾国藩在多种场合反复发挥和解说了上述修身治家思想。
曾国藩修身治家的思想，应该说基于其父祖。曾家是中国传统社会耕读家庭的典型。曾国藩继承了祖父、父母倔强刚毅的性格，又将他们拙诚、仁孝、勤劳的品格发扬光大。曾家的家规家训在曾的祖父曾玉屏时已粗具形态。曾玉屏要求家人必须遵守家规：“男子耕读，女必纺织。”耕，是生存根本；读，乃入仕阶梯。耕读之家须以“读”求取功名，以“男耕女织”维持生计。曾玉屏要求家人须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疏远六种人：风水先生、算命之士、医生、和尚、巫道及寄寓他人家中者。曾国藩曾说：子弟之贤与不贤，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我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特别是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他将祖父曾玉屏的家规，编成八句话：书蔬鱼猪，考早扫实；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
并告诫家人：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
后来，曾国藩将“八好”归结为八个字：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后人戏称为“八宝饭”；又将“六恼”归结为三不信：不信者为“药医也，地仙也，僧巫也”。曾国藩说：“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孝’之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书：就是读书。耕读文化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写照。所谓“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自唐宋以后，随着地主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于是耕读成为实现个人发迹、家庭兴旺的根本之路。耕，代表生存生活的物质基础；读，代表处世出仕的基本教育。除极少数外，但凡有一点条件的家庭，总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子弟（甚至包括女儿）读书，俗称“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曾国藩的诗作中，也多以“耕”、“薪”入句。
蔬：就是蔬菜。曾玉屏说：亲手种植、亲手采摘的蔬菜，味道尤其甘美。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十分重要。一个耕读之家，田有谷米，园有蔬菜，除盐以外，便可以无所求于他人。
鱼：“鱼跃于渊”，天机活泼，家中有鱼，是兴旺气象。曾国藩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可见养鱼，不仅可以食用，而且可以增加生气，使人感到生气勃勃，家道有兴。
猪：俗话说，猪的一身都是宝。养猪可食肉、肥田，年腊宰牲祭祖，阖家相聚，享受劳动的果实，自有一番田园乐趣。
早：就是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起，体现了勤劳，所谓“早起三光，晚起三荒”。早起，强身健体，合乎养生之道。俗话说，天道酬勤。勤字之本即是早。起早贪黑，是勤劳的象征。
扫：就是扫除，包括洒洗。大多由妇女为之。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妇女早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洒扫工作。庭阶秽物，桌几灰尘，要洒扫干净，虽至贫至苦人家，也不例外。年终时屋前屋后，还要大清扫一次，以示万象更始。这实际是讲究卫生，减少疾病。在几乎没有医疗条件的早年农村，十分重要。
考：就是祭祀。祭祀祖先，尊祖敬宗，可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发扬整肃仁孝家风，使子孙树立出为忠臣入为孝子的信念。
宝：就是善待亲族邻里。曾玉屏曾说：“人待人，无价之宝。”一个人不可能独善其身，一个家庭也不可能独善其家。人与人，息息相关，一个家庭若与亲族邻里不能和睦相处，便成怨府，迟早毁败。曾玉屏将善待亲戚邻里作为居家的法宝，经常教育子孙：“济人须济急时无”，“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他对周围一些“孤嫠衰疾无告者”，总是尽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曾国藩曾说：“祖父平时积德累仁，救难救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于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
除“八宝”外，曾玉屏告诫家人要“三不信”，即不信医药、僧巫、地仙。这里的“医药”主要指没有医术的“游医”，“僧巫”、“地仙”即指巫婆、道士、和尚、风水先生之类。曾玉屏不仅认为这些人以迷信幻术骗人不可信，而且认为这些人不劳而获，不应受到礼遇与尊重。
曾氏数代，克勤克俭，又将克勤克俭的治家经验汇为箴言家训，对后代影响很大。不但曾国藩一生受此熏染，而且还常以此教育后辈。
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曾命曾国藩写过一副对联，可看出曾氏传承之家风：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为元吉公修置祠堂，寄信京师，命曾国藩记其原委。曾国藩在铭文中道出了曾氏家风传承、渐积渐累方才有成的道理：
昔日创业，源远流长；服畴食德，寝炽而昌；蓰茏郁积，有耀其光；千秋宰树，终焉允臧。
